元末农民起义
元末农民起义,又称元末农民战争,是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至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期间,在元朝晚期爆发的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的农民阶级反封建斗争。
元朝末期,统治腐朽,中原大地灾疫严重,各种内部矛盾日益突出,人民反抗情绪高涨。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刘福通等人以“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为号召在州起义,以红巾军为号,称红巾军。与此同时,彭莹玉、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等人于蕲州镇、州、泰州市等地纷纷起义,元末农民大起义集中爆发。刘福通等在亳州市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徐寿辉在浠水县称帝,建立“徐宋”;张士诚在高邮市自称诚王,建立“大周政权”;元朝政府联合地主武装进行镇压,起义军因各自为战而一度受折。与此同时,朱元璋在江南稳步发展其势力,并陆续吞并了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出兵出兵明成祖北伐,平定中原。次年正月,朱元璋正式称帝,年号洪武,建都于南京,国号大明。同年八月,元顺帝逃亡元上都遗址,明军俘获元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和丞相庆童等处死,推翻了元朝统治,元末农民起义结束。
元末农民起义,历时十七年,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是历史上重要的农民战争。当代学者南炳文、汤纲研究认为,在反抗元朝政府民族压迫方面,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统治,拆除了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隔阂,使得各民族之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团结和融合;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元末农民大起义,冲击了元朝落后的生产方式,将手工业工人从工奴地位中解放了出来,农民再次获得土地,为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备了条件;在政治及阶级斗争方面,元末农民大起义瓦解了蒙古王公贵族的阶级统治;同时,元末农民大起义对汉族官僚和地主的阶级压迫也给予了一定打击,促使明初政治政策相对清明节,对澄清吏治起了积极作用,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南炳文和汤纲在断代史著作《明史》中评价元末农民起义“以改朝换代而告终,其本身是对社会历史的巨大推进。”
起义背景
土地兼并
元朝时期土地兼并剧烈,蒙古贵族进占中原地区后大肆抢占土地作为牧场,至元朝后期,蒙古贵族开始施行向农民征收地租的剥削手段。其获得土地的方法之一是由皇帝“赐田”,除了蒙古贵族以外,色目和汉人官僚也同样被赐予田地。孛儿只斤·忽必烈时,一般不过百顷,个别有赐给千顷。到元朝后期,赐千顷土地成为常态,亦有赐田万顷,如大臣伯颜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获赐田五千顷。在江南地区赐田的情况也日趋严重,孛儿只斤·海山时,赐鲁王阿不剌平江县田一千五百顷。文宗曾赐太平王燕帖木儿平江官地五百顷。蒙古贵族和官僚以赐田的形式获得土地,以租佃的方式向农民进行剥削。元武宗时,一个大臣占江南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收租五十万石,每亩租粮可达四石。元朝政府还拨给官僚职田。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在江西地区,三品官职田的佃户有五百至七百户,下至九品小官,还占有佃户三十至五十户,佃户备受剥削。在江南有的地区,地主可以把依附佃户随土地一起出卖,叫做“随田佃客”。元朝法律规定,“地主殴死佃客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从法律上给予了地主可以随意杀死佃客而不必偿命的权力。
元朝时期全国寺观林立,僧道人数众多,后期形成恶性发展。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嘉兴路有僧道二千七百人。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白云宗总摄沈明仁有僧徒十万人,僧徒则绝大部分是寺院大地主的佃农。元朝政府将大量土地拨给寺院,如元顺帝曾拨山东省十六万二千余顷给“大承天护圣寺”。除了由元朝政府拨给赐田以外,寺院大地主还对农民采取强抢豪夺,如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夺取民田二万顷。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江南诸寺佃户达五十余万。除蒙古贵族官僚以及寺院大肆兼并土地以外,一般汉族地主也存在兼并农民土地现象。
民族压迫
元朝统治者为了控制人数上远比蒙古族为多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实行了严厉的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政策,严禁蒙古人汉化,禁止蒙古人与汉人通婚,以使蒙古族保持其特有的风俗习惯,并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元朝统治者将人民分成四等人: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维吾尔人和中亚及欧洲各族人民,也即是西域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汉人以及当地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在地位方面,蒙古人居上,其次为色目人,蒙古贵族利用他们来监视和协助统治汉族、南人。元朝统治者在实行民族压迫措施时,往往把汉人和南人并列在一起不加区分,其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贯彻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至元朝末期越为严厉。
在元初孛儿只斤·忽必烈时,元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地主,尚有少数汉人担任中书省左右丞相的官职。元世祖以后,中央省、台、院的长官已基本排除了汉人。至于南人则一直被排斥在中央省、台、院的官僚机构之外。元顺帝时期,由于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为稳定统治,开始允许汉人官僚可以做行省以下路府州县的总管,但仍受牵制,往往以色目人担任总管之下的同知。同时,元朝统治者又设了“达鲁花赤”的监临官,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总管和同知都要受达鲁花赤的指挥,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长官。
元朝的法律对蒙、汉两族区别对待。汉人犯法由刑部审理,但蒙古、色目人犯法,刑部不得过问,由大宗正府审理,受到大宗正府的保护;汉人、南人犯盗案要在臂上刺字,而蒙古、色目人则免刺;刑法上还规定,蒙古族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击,只能诉讼解决。在科举和学校方面,元朝政府也根据“四等人”的标准,对汉人和南人实行严格的限制。如在科举考试中,对汉人的试题难、要求高、名额少。汉人和南人人口总数远远超过蒙古、色目人,但元朝政府却规定会试时,取中选者一百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学校录取学生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如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的京师蒙古国子学(收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台官员的子弟),设生员百人,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而科举中选或学校毕业授官时,又往往分配给汉人、南人以最低职位。蒙古贵族和上层色目人还可以通过“怯薛”(宫廷的禁军宿卫)出身出入官场。
元朝政府在提高蒙古族的政治地位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大力扶植,蒙古贵族阶层和蒙古族中的上层分子成为最大获利者,而蒙古族中的广大贫苦人民,同样受到压迫和剥削。草原上的蒙古人民,在繁重的军役和蒙古贵族的压迫剥削下,生活困顿,尤其在遇到旱灾和大风雪等自然灾害时,往往衣食无着,冻饿而死。《元史》记载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兴和路蒙古民有一万一千一百余户遭遇大雪,畜牧冻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民大批逃到大都、元上都遗址和陕西省等地。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迁移到大都的草原贫民达八十六万八千户。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流离至陕西者达四百六十七户。这些大批逃荒到内地的蒙古贫民,往往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仆求生。
政治腐朽
元朝从1271年孛儿只斤·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顺帝被朱元璋赶出大都(北京),前后历时九十八年。忽必烈死后,其皇位的继承多为皇室贵族间的互相残杀而上台,如父子、兄弟相争。从孛儿只斤·海山至大元年(1308年)至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前后更迭有八个皇帝。同时,蒙古贵族的大臣们也都分成派别参加争斗。如元武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及孛儿只斤·图帖睦尔,皆为蒙古贵族大臣们拥立。在纷争中得势的君臣们,漠视社会生产和国家政事,奢侈腐化成风。如元成宗铁穆耳死后,元武宗海山抢得皇帝宝座,即对拥护他的一些贵族、大臣滥予赏赐,导致国库虚竭。他在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月即位,到八月的三个月时间,赏钞达三百五十万锭。至大四年(1311年)高丽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他继位不足一年时间,赏赐用钞达二千万锭。至元末时期,财政费用成倍增长,而其亏空也与日俱增。
元朝末期,政治腐败,贪污贿赂之风盛行。赵祯时期官吏搜刮钱财的花样名目繁多,甚至连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的肃政廉访司的官员也参与其中。元朝政府任用的一些蒙古官吏,甚至不识汉字、不识文墨,只以盖印画押处理公事。蒙古国武装部队到了元朝末期亦腐化成风,部队的将领多为蒙古贵族承袭,军队战斗力大为下降。
元朝统治者还大肆宣传宗教迷信思想,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修筑寺院和兴办法事。如朱祁镇为建寿安山寺,下旨赐钞千万贯,役卒七千人,冶铜五十万斤,作寿安山寺佛像,而上谏反对造佛寺的御史观音保等人则被杀。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使统计,每年内廷作佛事,要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各寺作佛事,每日用羊达九千四百四十只。
自然灾害
元朝统治者不关心生产,不组织防灾抗灾,致使水、旱、蝗灾以及疾疫愈加严重。元朝后期,史载多有天灾。泰定元年(1324年),两浙及江东各郡县的水、旱,坏田达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天历元年(1328年),陕西省大旱,饥饿导致出现人民相食现象;天历二年(1329年),陕西各地饥民达一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形成流民数十万。至顺元年(1330年),广德、太平、集庆之战等地饥民达百万户。汴梁、怀庆、彰德、大名、兴和、卫辉市、顺德、归德及高唐县、泰安、徐、邳、曹、冠等州饥民达六十七万六千户;吴江区、苏州古城、嘉兴市、湖州市等路水漂民庐,洪水淹没田地三万六千六百余顷,饥民四十万五千五百七十余户;元统元年(1333年),京都洪灾,饥民达四十余万,同时黄河大溢、河南省水灾,两淮地区旱灾;次年,江浙地区粮食歉收,饥民达五十九万余户;至正十二年(1352年),大名路及元城十一县各种自然灾害导致饥民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至正十四年(1354年)曹州、汴梁、白茅堤、金堤河等处三次决口,给河南、山东省等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同年,江西省、湖广地区瘟疫流行;至正十九年(1359年)山东、山西省、河南、渭河平原等地爆发蝗灾,导致农民粮食绝收。
经济混乱
元朝后期国库虚竭,财政困难,便加重赋税,滥发纸币,使得经济混乱,人民生活更为艰难。农民除了向地主交纳地租以外,还要负担元朝政府的赋税徭役。《元史》记载当时的赋税“日增月益”,到天历(1328—1329年)年间,比至元(1280—1294年)、大德(1297—1307年)时,增长达二十倍。地方官在征收时往往额外多收,如江西饶州路便加十倍。其中有一种叫包银的捐税,竟规定每家纳银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
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后期,国库空虚、纸币滥发贬值、伪钞横行,到元顺帝时已形成沉重负担。至正十年(1350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向中书省丞相脱脱建议变更钞法。脱脱变钞的具体办法是: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即用旧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造成钱钞通行局面,并以钱来充实钞本。由于滥发纸币,以致物价飞涨,经济残破,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起义经过
起义前奏
孛儿只斤·忽必烈统治末期,民族压迫导致的人民起义不断发展,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时,已达四百多处。特别是在浙、闽、赣、粤交会的地区,斗争在不断高涨。其中声势较大的,有至元十四年(1277年),汉人陈吊眼联合畲族英雌许夫人,起兵进攻降元的泉州市宋臣蒲寿庚,聚众达到十万,势力到达江浙一带,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被元军镇压;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有四川省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广,公开反元复宋,不久被镇压;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有族钟明亮领导的起义,拥众十万,活动于赣、闽、广地区,延续了两年时间;次年,有汉族杨镇龙领导的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十二万人,活动于浙东地区各地;延祐二年(1315年),由于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铁木迭儿的“括田法”,大肆掠夺民田,对人民剥削加重,赣州人蔡五九率众攻下宁都县,占领附近州县,并在宁化县(今属福建省)称王,后被元军镇压。
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农民赵丑厮、郭菩萨提出“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被元朝政府逮捕处死;至元三年(1337年),广州增城区民众朱光卿、石昆山、钟大明等人起义,建立大金国,年号赤符;同时,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人制造军器,与朱光卿相结合,声势更为盛大。同年,河南陈州人(今淮阳区)胡闰儿在汝宁信阳州起义,率众攻占归德鹿邑,屯营于杏冈。胡闰儿起义时烧香聚众,制做弥勒佛小旗,自称“李老君太子”;至元四年(1338年),宜春市人(今江西宜春)彭莹玉(一称彭和尚)和其弟子周子旺率众五千余人起义;次年,开封杞县人范孟起义,假传皇帝圣旨,杀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禄帖木儿等人。同期,山东省、河北省的农民起义达三百余处。
至正三年(1343年),元朝政府镇压了道州、贺州的瑶人起义,其首领唐大二和蒋仁五被杀,但其部属蒋丙依然坚持斗争,自号顺天王。至正六年(1346年),又有义军四十人,阻断闸河,夺取漕舟三百艘,使得元朝由南往北每年运粮几百万石的漕运受到阻塞;次年,江阴、镇江、真州等沿江郡县人民起义。同时,各地少数民族人民也不断举行起义。至正八年(1348年),女真族人起义,辽东锁火奴以和辽阳兀颜拨鲁欢,自称为大金子孙,反抗元朝统治。元顺帝时,广西和湖广地区的瑶族人民陆续起义。这些起义在短期内都被元朝政府所镇压,但起义者提出的弥勒佛降生救世的号召影响颇深,致使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继续反抗元朝统治。当时人们多借用自然现象编造出民谣来表达反抗情绪,如河北有童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是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在河南有民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淮楚地区有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在浙江温州和台州地区,农民则直接在村边竖起造反大旗,旗上书写“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人民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起义爆发
红巾军起义
元朝末期,民间宗教特别是弥勒教、摩尼教影响较广。赵州栾城区人(今河北栾城区)韩山童,宣传“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的口号,在河南省及江淮地区颇有影响。因韩山童等信奉弥勒佛,故称弥勒教或白莲教;又因宣传“明王出世”,也称“明教”,主张改变现状,“弥勒下生,明王出世”成为鼓动和组织群众起义的有力号召。至正十一年(1351年),河南发生洪灾,脱脱派工部尚书任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总治河防。同年四月,征用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十五万充为河工。为防备其动乱,又调派了庐州等地的两万军队负责监督。当时在黄河南北流传民俗音乐“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此时韩山童等人正筹划起义,便因势利导,凿独眼石人,将民谣略作改动,在石人的背上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埋于黄陵冈待挖河道。同时,元朝的治河官吏克扣河工工钱,河夫多有怨言。独眼石人被河工挖掘出后,河工多有造反之意,韩山童和他的同道颍州区(今阜阳市)人刘福通及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借机聚集了三千人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密谋起义,并推戴韩山童为明王,以红巾军为号。因消息泄漏,韩山童被捕杀,其妻杨太后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到武安市山中。刘福通聚集组织农民起义军,于同年五月攻克颍州,占领了元朝屯粮地点朱皋(今属固始县),获得大批粮食,散发给贫苦人民,壮大了起义队伍。之后相继攻克罗山县、上蔡县、真阳、确山县。到九月又攻下了汝宁府和光、息等县。起义军发展迅速,到达十余万人。起义军因“以红巾为识”,故称“红巾军”,又因其烧香礼拜弥勒佛,也称“香军”。
龙凤政权
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元朝政府派枢密院同知黑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人会合河南省行省徐左丞一起进兵,由于红巾军阵势壮大,阿速军不战而溃,黑厮死于上蔡。元朝政府另派平章政事巩卜班为将,率军数万,进抵汝宁,屯扎在沙河岸。起义军在夜间袭击元军军营,元军溃乱,巩卜班被杀。元朝政府再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代为总兵,率兵三十余万镇压红巾军,驻扎在汝宁沙河岸,两月不敢出战。一夜,元军军营受惊,误以为起义军夜袭,便丢弃军资器械而散,仅剩万人,逃到开封市城下。刘福通的农民起义军此时进一步壮大,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在山夹河找到韩林儿,迎至亳州市(今安徽州),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史称“大宋龙凤政权”。又以林儿母杨太后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刘福通的弟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农民政权。
天完政权
至正十一年(1351年,又说1350年),以宣传弥勒教为名,在南方地区发展教徒的江西袁州人彭莹玉(又称彭翼、彭和尚、篯铿)与徐寿辉、邹普胜在蕲州起义,推徐寿辉为主,以红巾军为号,起义军占领浠水县及黄州路。同年,徐寿辉以蕲水为都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设置统军元帅府、中书省、枢密院以及中央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等军政机构,任命邹普胜为太师,倪文俊为领军元帅,陈友谅驻守黄州(今武汉市黄陂区境内)。徐寿辉起义军所到之处,得到人民的拥护,发展迅速。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攻占了湖广行省的首府武昌,接着起义军分几路向外扩展。在江西、安徽、浙江省方向,先后攻克江州、南康区、宜春市、饶州以及徽州,直至安吉县、杭州市等地;向湖南省方向,先后攻克常德市、潭州和宝庆等地;向湖北西部方向,先后攻下了仙桃市、中兴、荆门市及襄阳市等地。起义军所到之处,元朝官军多不战而逃。次年三月,徐寿辉起义军到达江西省饶州地区时,数日之间就有几万人参加起义军。起义军纪律严明,严禁义军惊扰百姓,但对元朝政府搜刮得来的府库财物,则加以没收,深受杭州人民拥护。
徐寿辉所领导的红巾军,还推行了剥夺富家、救济贫民的政策。至正十二年(1352年),江西宜黄一路涂佑所率的义军进入福建省,和邵武市建宁应必达所率的一支起义军共同攻占了邵武。他们提出了“摧富益贫”的口号,号召人民起来造反。义军没收地主阶级的财物来救济贫民,受到贫苦人民的拥护,起义军进一步壮大。
其他起义
早在至正八年(1348年),浙江台州黄岩人方国珍与兄方国璋、弟方国瑛、方国便聚众数千人起义。他们夺得了元朝政府的运粮船只,于浙江省沿海活动,阻断了元朝漕粮北运的海道,在打败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公主率领的北洋水师后,接受了元朝政府的招降,受任庆元定海尉;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起义以后,江淮一带的农民也响应起义。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邳州市人(今江苏邳州)芝麻李(又称芝麻李)和赵均用及彭大等人相串连,扮作挑河夫,赴徐州市发动起义;同时起义的还有邓州人王权(又称布王三)建立的“北琐红巾军”和孟海马建立的“南琐红巾军”,活跃于南阳郡、襄阳市、荆门市等州,不久被镇压;至正十一年(1351年),湖广随州人(今湖北随县)明玉珍在家乡起义,修栅治城,起义军达十余万人。次年,明玉珍归顺归徐寿辉,任征虏大元帅,驻守仙桃市(今湖北仙桃市);至正十二年(1352年)春,濠州定远人(今安徽定远)郭子兴集结数千人起义,以红巾军为号,占据濠州,后来朱元璋参加了这支起义军。元朝地方官将各地起义情况上报到中书省,中书省丞相脱脱题之为“河南省汉人谋反事”,把河南的汉人都说成是起义军。脱脱听从淮东元帅善之和豪民王宣的建议,招募新建陆军数万人,穿黄衣黄帽,号曰“黄军”,和其他元朝官军合力进攻徐州市。同年九月,元军攻陷徐州,李二被杀。彭大、赵均用率其余起义军退到濠州与郭子兴农民军相合。
大周政权
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泰州市盐贩张士诚与其弟以及李伯升等十八人起义,召募盐丁和贫苦人民参加,发展至万余人。先后攻克泰州、兴化市、高邮市。次年正月,张士诚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同年五月,汝颍红巾军进攻庐州。六月,张士诚率兵进攻扬州市,打败了淮南行省长官达识帖睦迩的元军。张士诚占领高邮后,控制了南北运道,引起仰赖江南财赋供应的元朝政府恐慌。至正十四年(1354年)九月,元朝政府派遣中书丞相脱脱总领西域、西番、以及部分南方地主武装等各路军队镇压,张士诚部起义军固守高邮城。十二月,元顺帝削夺了脱脱的官爵和兵权,张士诚的起义军乘势还击,大败元军。至正十五年(1355年),淮东发生饥荒,张士诚派其弟张士德从南通市(南通)渡江进入常熟市。次年二月,张士诚攻陷苏州市(今江苏苏州市),接着又攻陷湖州市、松江及常州等路,他把平江改为隆平府,由高邮市迁都至此。至正十七年(1357年),张士诚向元朝政府投降,受封为太尉,割据浙西。
起义受挫
地主武装
至正十二年(1352年),因农民起义军“摧富益贫”政策威胁到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乃蛮人察罕帖木儿在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组织了数百人的地主武装,与沈丘罗山典史李思齐合兵,攻克破了罗山的红巾军,被元朝政府授为汝宁府达鲁花赤。在江西省,地主武装对农民军进行了反扑。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徐寿辉的部将陈普文占领吉安路,元军退走,却又被地主罗明远的本地组织武装攻陷。建昌的地主戴良也于至同年五月,攻陷了已为起义军占领的建昌。八月,在湖广地区,徐寿辉部的起义军将领俞君正攻克荆门州,杀知州聂炳。九月,打败四川等处行中书省长官咬住的元军,攻克中兴路(今湖北荆州市)后,又被中兴地主范忠组织的地主武装所打败,中兴路失陷。同时,徽州地区的地主武装如徽州地主汪同、程国胜、俞茂等,也积极协助元朝政府镇压农民军。元朝政府认识到地主武装可用,便竭力扩充所谓“地方武装”或“义兵”。至正十四年(1354年)二月,下诏河南省、淮南两省并立义兵万户府。次年二月,又在淮东地区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对组织地主武装进行管理和封赏,对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封为万户,五百名者封为千户,一百名者封为百户。地主武装成为元朝政府对抗农民军的重要军事力量。
徐寿辉领导的蕲黄红巾军遭到地主武装和元朝军队的抵抗,双方在岳州、武昌、汉阳、江州、饶州、徽州以及杭州市等地的争夺战中,起义军重要首领彭莹玉和项普略战死。到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元军和地主武装由上饶市和徽州两路进军攻陷饶州,向蕲水逼近。六月,河南行省长官答失八都鲁攻陷蕲水西北方向的安陆市。七月,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辉攻陷武昌及汉阳。十一月,江西左丞火尔赤攻陷了蕲水正南方向的瑞州。元军从四面向农民军合围,于同年十二月攻陷蕲水。起义军受到重挫,退避到阳湖和蕲春山区,继续斗争。张士诚高邮战役重挫元军后,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趁机再次兴起,大举出击。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徐寿辉部将倪文俊又相继攻克沔阳州、襄阳市,、中兴路、武昌、汉阳、饶州路等。次年正月,倪文俊和徐寿辉建都于汉阳盘踞。之后又连续攻克澧州、衡州府、岳州等地。到至正十七年(1357年)时,明玉珍部向西北发展,转战于川、陕之间,又乘川中空虚,元军守将内讧,攻陷重庆市。至正十七年(1357年),徐寿辉任明玉珍为陇蜀行省右丞。徐宋再次壮大,占据湖广、江西等大部地区。并在中央设有丞相、平章等官,以倪文俊为丞相,并设有中书省及六部。在军制方面,设统军元帅府管理军队。
红巾北伐
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刘福通率军大败答失八都鲁的部队,迫使答失八都鲁退守中牟县。九月,起义军跟踪追击到中牟,答失八都鲁部军队溃散。同年,农民起义军连续攻下了开封市以南的邓、许、嵩等郡县。察罕帖木儿驻守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防备起义军过河。十二月,刘福通被答失八都鲁打败,被迫撤出亳州市(今安徽亳州)退到安丰镇(今安徽寿县)。至正十七年(1357年)初,刘福通派遣部将毛贵率领农民军向山东省进军,先后攻克胶州市、莱州市、青州市和滨州市(今山东滨州)。六月,刘福通自率大军进攻汴梁(河南开封),并分军三路北伐:中路由关铎、潘诚、冯长舅、沙刘二以及王士诚等率领攻向晋、冀地区;西路由白不信、大刀敖和李喜喜率领攻向渭河平原;东路由毛贵向北进攻,直指大都。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刘福通攻下汴梁,迎来韩林儿,以此为都,指挥活动于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以及西部甘肃省地区的各路军队。
至正十八年(1358年),元顺帝任命察罕帖木儿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兼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察罕帖木儿把军队分驻于关陕、荆襄、河洛等地,而以重兵驻守太行山地区,使得起义军未能接近大都地区。至正十九年(1359年),当中路红巾军在长途流动作战中遭到削弱,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因地主武装逼迫而转移到四川省以后,察罕帖木儿于五月出兵攻打汴梁。八月,刘福通保护韩林儿从汴梁东门突围,退到安丰镇(今安徽寿县)。龙凤政权自汴梁失陷后,战事急剧逆转,农民起义军内部不断火并,山东省毛贵被赵均用所杀,毛贵的部下又杀赵均用。中路军和西路军则在长期流动作战中力量受到极大的消耗,被元军消灭。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六月,察罕帖木儿率兵攻山东,到八月,山东郡县多为元军所攻陷,在东平县、济宁市的田丰、王士诚等人也都投降了察罕帖木儿,只有青州市仍被农民军陈头控制。陈猱头秘密策动田丰、王士诚,在察罕帖木儿前来巡视兵营时将其刺杀。元朝政府又任察罕帖木儿的养子王保保为太尉、中书平章政事并知枢密院事。次年六月,扩廓帖木儿再次攻打益都。十一月,元军掘地道攻入,陈猱头、田丰、王士诚等皆被杀。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当时投降元朝政府的张士诚派其部将吕珍攻安丰镇,刘福通被杀,韩林儿躲避至滁州市(今安徽滁州),龙凤政权实际上被地主武装集团袭击覆灭。
江南政权
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二月初,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曾做过和尚的濠州钟离人(今凤阳县)朱元璋,奔向濠州城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朱元璋起先是充为步卒,后为亲兵九夫长,又调到帅府做事,屡立战功。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朱元璋升为总兵,受到郭兴器重。三月,郭子兴病逝,朱元璋在政治上尊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韩林儿龙凤政权,为左副元帅,实际上则独自发展。同年,巢湖红巾军水师归附朱元璋。六月,朱元璋利用北洋水师渡江,攻占采石(今马鞍山市长江东岸)、太平(今安徽当涂)。次年三月,朱元璋攻占集庆之战(今江苏南京),改名应天府。七月,设立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其下设参议、左右司郎中、都事。并置行枢密院、理问所、提刑按察司、营田司等机构,朱元璋所建江南政权初步建立。
朱元璋以应天为中心逐渐向周围发展,遂形成一支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此后,即不断与割据江南的陈友谅、张士诚发生战争。至正十七年(1357年)四月,朱元璋亲自统率大军攻占镇江市,得将士十余万。同年,又先后攻克徽州、池州市。朱元璋招揽儒生贤才,他采纳名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斗争策略,整肃军纪,实行军垦屯田,注重生产,稳步发展。至正十九年(1357年),朱元璋部派胡大海攻克诸暨市、处州,常遇春攻克衢州市,江、浙两省西部地区大都被朱元璋所占据。之后元朝政府曾派遣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等对朱元璋进行招安,朱元璋得知察罕帖木儿已死,认为元军不足为惧,拒绝了招安。
平定各军
至正二十年(1360年),在徐宋内斗中掌权的陈友谅称帝,国号称汉,定都于武昌(今湖北武昌县)。此时明玉珍部与陈友谅决裂,命部将莫仁寿驻守门,与陈友谅对峙。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春,明玉珍受刘桢等人拥立称帝,国号明夏,建元天统,定都重庆市。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出兵安丰营救韩林儿之际,举兵围攻洪都,久攻不下。七月朱元璋亲率北洋水师二十万救援,双方在鄱阳湖开战。在混战中,陈友谅战死,其部将张定边退回武昌,立陈友谅之子陈理为帝,改元德寿。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命常遇春攻打武昌。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称朱橚,建百司官属,设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二月,陈理率领其太尉张定边等投降,朱元璋在武昌设置湖广行中书省进行管辖。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朱元璋命徐达总兵进攻亦自称吴王的张士诚政权,到次年四月,攻占了通州、兴化市、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濠州、邳州、安丰诸州县。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六月,张士诚被俘,后自缢而死。朱元璋改平江路为苏州府,大周政权灭亡。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又遣将派兵攻打割据在浙东地区的方国珍,部将朱亮祖率军攻下台州,接着又攻下温州。十一月,朱元璋的另一部将汤和率军进占庆元(今浙江宁波),方国珍逃入海岛,又为朱元璋的部将廖永忠所率舟师击败。方国珍投降,被授为广西行省左丞,数年后死于南京。
南平闽广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派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从江西率师进攻福建省。方国珍投降后,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率水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由海道取福州市。当时福建为陈友定盘踞。陈友定曾参加地主武装镇压农民军,后被任为福建行省平章,占据福建。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一月,胡廷瑞由江西度杉关,下光泽,连续攻克了邵武、建阳区。同时,汤和与廖永忠所率的水师也攻下了福州。次年正月,汤和与廖永忠攻克延平,陈友定被押解至应天处死。朱元璋部接着又攻克了福建的其他地区,平定了福建。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曾派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和左丞周德兴等率师由湖广取广西壮族自治区。次年二月,汤和、廖永忠攻下福建延平后,朱元璋又令廖永忠和朱亮祖率军由海道取广东省,另派赣州市卫指挥使陆仲亨由韶关市(今广东韶关)进攻德庆,与杨璟、廖永忠三军水陆并进。三月,广州市及其附近州县元军投降。四月,陆仲亨率兵攻克英德市、清远市、连江、连州市、肇庆市及德庆诸郡县,元守将弃城逃跑。次年四月,杨璟所部攻克永州市。而后,率兵进抵靖江市(今广西桂林),与朱亮祖部会师围攻靖江,六月,攻占靖江城,南宁市、柳州市等州县投降,广西平定。
北伐中原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省伐师中原。朱元璋提出了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省,再占河南省,以潼关为根据地,进兵元都,席卷至关陇,成为北伐战争基本方案。由于朱元璋北伐军队纪律严明,战略部署正确,以及北伐檄文在安定民心和瓦解敌军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北伐军事进展顺利。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出师,到次年二月,平定山东。接着由山东折而向西分水陆两路进攻河南。陆路由归德(治睢阳区,今商丘市)进入河南,攻克周口市(治淮阳区,今河南淮阳)、许昌市(治长社,今河南许昌)等地。元汴梁(开封)守将不战而降。四月,徐达率军由中进取河南省(洛阳市),于洛水北大败元军,进逼河南城北,元河南行省长官梁王阿鲁温投降。这时征南将军邓愈攻占了南阳路,冯胜所部攻克陕州区(治陕县,今属河南)、潼关等地,阻断了驻扎在关陇地区的元将李思齐、张思道等与元朝的联系。
朱元璋各部向大都合围时,元朝政府命重臣王保保总领天下兵将,平定江淮。扩廓帖木儿进军到河南,发檄征调渭河平原李思齐、张思道、孔兴和脱列伯所部军队,后者不从,双方发生火并。扩廓帖木儿的部将关保、高倒戈反攻。元顺帝又命令李思齐等出关,与貊高合攻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震怒,据守太原市,杀死当地官吏。元顺帝下诏削除扩廓帖木儿官爵,令各路元军讨伐。
明朝建立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正式称帝,年号洪武,建都于南京,国号大明,史称朱元璋。同时,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自相残杀,给明军的明成祖北伐造成了有利时机。七月,朱元璋各部向大都推进,进抵河西务镇(河西务镇,今属天津市武清区),郭英追元军至通州城下,杀死元知院卜颜帖木儿,擒元宗室梁王孛罗,攻克通州,元顺帝逃往上都。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徐达进入大都,俘获元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和丞相庆童等处死,至此正式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元顺帝至上都开平后,依然以大元为国号(史称北元),拥兵伺机平复。朱元璋对其采取了征讨和招抚并用的策略。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元顺帝病逝在应昌。明军随后攻克应昌,,元顺帝太子孛儿只斤·爱猷识理答腊率十余骑逃脱,北元势力退出中原。北元和大明一直对峙到建文四年(1402年),在内部争斗中,孛儿只斤·坤帖木儿被杀死,北元正式灭亡,并分裂为鞑和瓦剌。
历史影响
元末农民起义,历时十七年,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是历史上重要的农民战争。元朝以蒙古贵族阶级为核心,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蒙古贵族为确保其统治地位,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反抗元朝政府民族压迫方面,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统治,拆除了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隔阂,使得各民族之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团结和融合。
元朝蒙古贵族在统治全国期间,将部分落后的生产方式强加给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使大量人民沦为驱丁,把手工业工人变为工奴,把耕地变为牧场,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元末农民大起义,冲击了元朝落后的生产方式,驱丁获得了人身自由,手工业工人从工奴地位中解放了出来,社会生产力获得发展空间。同时,高度集中的土地又分散到农民手里,使得明朝初期实行屯田和开荒有了基础,为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备了条件。据统计,在明朝建国后的二十五年,全国耕地总面积已经达到了八百五十多万顷,比元末增加了四倍,全国户数有一千万,人口五千六百七十多万,超过了历史上的前朝。工商业和商品经济也有了明显的发展。
元朝末期政治腐朽,王公贵族、官僚地主、僧道等阶层造成土地高度集中。在政治及阶级斗争方面,元末农民大起义瓦解了蒙古王公贵族的阶级统治;同时,元末农民大起义对汉族官僚和地主的阶级压迫也给予了一定打击,促使明初政治政策相对清明。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整肃吏治,并对地主豪强进行了打击,他把一些主要案例编为《大浩》《大浩续编》《大浩三编》和《大浩武臣》,颁布后告知天下,对澄清吏治起了积极作用,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关研究
元末农民起义战争的研究始于明代中期,至明清时期的相关著述则有钱谦益所撰史料性著述《国初群雄事略》等。近现代时期对元末大起义的相关综述性著作有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南炳文和汤纲合编《明史》、白寿彝和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等,论文有刘海威《元末战争问题新探》等文,对红巾军起义的爆发、进程以及结果进行了叙述。在对红巾军的相关研究方面,有邱树森《韩山童、刘福通首义颍州考》《毛贵事迹考略》、陈高华《说元末红巾军的三路北伐》、卢南乔《元末红巾起义及其进攻高丽的历史意义》、杨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胡昭犧《明玉珍〈玄宫之碑〉初析》《论元末红军将领明玉珍的历史地位》、严忠良《陈友谅研究述论》等文,对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明玉珍及陈友谅部红巾军的活动及相关史事进行了考证;在对元代白莲教的研究方面,有杨讷专著《元代白莲教研究》,对白莲教的渊源和其与龙凤政权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对朱元璋政权的相关研究方面,有吴晗《朱元璋传》《明教与大明帝国》、杨讷《龙凤年间的朱元璋》及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等著作,对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的施政措施即理念进行了记述;在对地主武装的研究方面,有田腾飞《元末察罕帖木儿“义兵”研究》、李倪倪《元末义兵新探》等文,对元朝政府和地主武装的建立发展进行了论述。
后世评价
当代历史学者南炳文和汤纲在断代史著作《明史》中评价认为“元末农民起义以改朝换代而告终,其本身是对社会历史的巨大推进。”学者王娜评价在《红巾军起义》一书中评价认为,“元末农民大起义,历时十七年的时间,转战在全国大部分的地区,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学者刘海威《在元末战争问题新探》一文中评价认为“元朝灭亡是因为对汉文化的疏离和隔阂,当面对汉人起事者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等本土资源发动起事时,蒙古统治者不能有效应对。”
相关作品
书籍
影视
参考资料
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中国福建:摩尼教在世界上最后的庇护地.澎湃新闻.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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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豆瓣读书.202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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