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
《元史》，系明朝初年宋濂等人奉敕撰修的纪传体断代史，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记述蒙古族兴起和元代兴衰历程的官修史书，载录了从成吉思汗建国到元朝政权灭亡期间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为中国“二十四史”之一。
《元史》开修于朱元璋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二月，开局于南京天界寺，成书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七月，中途曾一度因史料缺失闭馆搁置六个月，修工程实则全程历时三百三十一天。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共成二百一十卷。《元史》撰修以时任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袆为总裁，陶凯、赵壎、谢徽、朱右、朱斑、徐尊生等三十人一道秉笔纂修。
明朝所撰《元史》，主要以元代《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国朝名臣事略》等为依据，一并辑取元人文集所撰文帖石碑等著述撰修而成，是为后学研究元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同时，因《元史》成书仓促，照搬前朝史书，内容繁简失当，撰修多有谬误等潜在的缺憾不足，自朱元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刊刻传世至今，颇受历代史学家诟病攻讦。
撰修背景
朱元璋登基称帝初年，元顺帝虽然败退北撤，但仍保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李思齐、张良臣、王保保等残元旧部实质占据北地南疆多地，维系着小朝廷的统治局面，史称“北元”。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为昭告天下元朝即已灭亡，招揽招抚残元旧部，聚拢收服天下民心，巩固明朝统治根基，宣扬大明江山正统的合法性，朱元璋遂依胜国修史的成例诏修《元史》。
李善长则在《进〈元史〉表》中开明宗义地指出，修史乃“奉天承运，济世安民。建万世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颇为直白地道出了明修《元史》的真实意图，即旨在“宣扬元朝灭亡、昭告昭仁公主正统、巩固明朝统治”。
主要作者
李善长（公元1314年-公元1390年），字百室，安徽定远人。早年承习法家之言，足智多谋，颇有才具，因辅佐朱元璋创建明朝有功，累官至左柱国、丞相，封韩国公。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奉命监修《元史》。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时年77岁的李善长，因牵连胡惟庸案被诛。
宋濂（公元1310年-公元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浙江浦江人。自幼聪敏好学，曾先后师从元代著名学者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学识颇为渊博，文章简洁明澈，系元末明初时期文学家，明初时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受命出任总裁官，主持撰修《元史》，后官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全家悉数流放四川茂州，翌年中途病死于州（今重庆市），卒年72岁。宋濂生前著述颇丰，现有《宋学士文集》流传于世。
王袆（公元1322年-公元1374年），字子充，号华川，浙江义乌人。自幼聪慧机敏，以文章著称于世，吕振羽宋濂同拜于柳贯、黄溍门下，被朱元璋合称为“浙东二儒”，后一道奉命出任总裁官，主持撰修《元史》，一度官至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正月，奉诏出使云南省，招降元梁王孛儿只斤·把匝剌瓦尔密，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元1374年2月5日）遇害，终年52岁。朱祁镇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追封为翰林学士、奉议大夫，赐谥“忠文”，世称“王忠文”。
成书历程
第一阶段
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定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农历闰七月，元顺帝逃亡漠北，元大都随即破城；朱元璋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二月，朱元璋诏修《元史》称，“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这一阶段，宋濂、王袆带领徵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赵坛、曾鲁、高启、赵仿、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绮，傅著，谢徽等16人同为纂修，在元代著名寺院南京天界寺开设史局，以元代《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等为史料，正式开始撰修《元史》，全程历时188天即完成了“上至孛儿只斤·忽必烈，下至元赵扩”时期的元史编撰，修成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列传63卷、目录2卷，累计成书161卷。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启动《元史》撰修之际，由于明朝尚未完成国家统一，元明两军依旧战事不断，元顺帝一朝36年的史料缺失，所以后续撰修工作便暂时搁置。
第二阶段
朱元璋接到李善长《进〈元史〉表》奏报后，随即派遣欧阳佑、黄盅(zhōng)等12人赶赴各地搜集元顺帝一朝史料。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重开史局，照旧任用宋濂、王袆为《元史》撰修总裁官，新招赵孀、朱右、贝琼、朱世谦、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俞寅、殷弼等14人为纂修，直至同年七月新增续修本纪10卷、志5卷、表2卷、列传36卷，后与第一阶段所修161卷拆并成书，通计全书210卷，完整记述了从成吉思汗建国到元朝政权灭亡期间160余年的历史。
内容概要
《元史》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内有《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共成210卷，在中国“二十四史”中体量排名第五。
《元史·本纪》记述了从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到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时期蒙古族兴起和元代兴衰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以帝王更迭为体，按照时间推移的顺序，运用编年体叙事的行文逻辑，较为详细地载录了元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等元代14帝的言行政绩，并以此为全书总纲。
《元史·志》记述了天文、五行、历、地理、河渠、礼乐、祭祀、舆服、选举、百官、食货、兵、刑法等13个方面的内容，对元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尽的梳理，保存了大量较为原始的珍贵史料，且因元代《十三朝实录》失传已久，《经世大典》业已大多散佚，故《元史·志》对于后世研究元朝典制尤显珍贵，但记录《元史》纂修史料来源的《艺文志》缺失。
《元史·表》作有后妃、宗室世系、诸王、诸公主、三公、宰相年表等六表，以表格和按语结合的方式，记述了元代一朝的众多人物和史实，因其大多取材于届已多有散佚的《经世大典》，故此同样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元史·列传》置有后妃、宗亲、儒学、良吏、忠义、孝友、隐逸、列女、释老、方技、宦者、奸臣、叛臣、逆臣、外夷等人物传记，人物分类与历代正史并无二致，但《释老传》专记佛道二事，是为《元史》撰修的一个首创；列传编排以蒙古、色目人居前，汉人、南人居后，也是为《元史》撰修的一大特点。与此同时，《元史》所撰列传部分，也存在“宗室外戚漏失严重，开国群雄传完全缺失，宰相权臣立传者不足半数”等问题，元史艺文传和西南少数民族传缺失同样是为明修《元史》的一大憾事。
版本流变
《元史》成书于朱元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传世至今已经600多年历史，其间历经数次刊刻印刷，现为史学界所广为使用的主要有：明洪武本、明南监本、明北监本、清殿本、清道光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
明洪武本
明洪武本系《元史》祖本。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月十三日，宋濂在其所作《宋濂目录后记》中称“今镂板讫功”，即《元史》修成三个月后便开始镌刻出版，这就是最早一版的《元史》祖本了。已知现存的《元史》祖本，仅有北京图书馆所藏原书一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残本140余卷，商务印书馆藏影印百衲本《四史》所得残本99卷。
明南监本
《元史》南监本刻成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明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人奏请校刻史书，取用洪武本原版《元史》进行勘校，对损坏的版页进行了修补重刊，一般板心刻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此即为明南监本。明南监本后续的递修补刊工作一直持续到清代初年。
明北监本
朱翊钧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起，北京国子监开始重刻涵盖《元史》在内的《二十一史》，总体依照明嘉靖年间南监本再次进行刻板刊印，最终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竣工。明北监本整体版式编排比较整齐，但不如南监本形制古雅，且校勘不精、妄加擅改，较南监本误更甚，清康熙曾对北监本进行修补，总体质量仍不及南监本。直至清乾隆武英殿本《元史》刻成后，明北监本便已鲜有刊刻发行。
清殿本
清高宗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爱新觉罗·弘历下令重刻《二十一史》《十三经》，武英殿遂依明北监本对《元史》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校勘，且刻工、纸张、印刷均趋于上乘，世称“殿本”；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武英殿取用四年刊刻的殿本原版，在没有进行严肃校勘的情势下，对《辽史》《金史》《元史》大加改动，镌刻人员随意增删文字、挖改殿本本版、错译错用蒙文，致使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重刻《元史》错误百出、面目全非、严重失实，被后世史学家定义为“《元史》各种版本中最差的一种”。
清道光本
清宣宗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清政府下令重新刊刻《二十四史》，武英殿在《辽史》《金史》《元史》后增附了《国语解》，同时又对《元史》作了更进一步的增删改写，其中不乏变本加厉的肆意订改，但也进行了许多有史实根据的校勘修订。此后数年间，又先后重刻刊印有《元史》五局本、《元史》石印本。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
《元史》百衲本系近现代国学大师张元济主持辑印，由商务印书馆1935年正式出版发行，因其集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刊印的《十七史》至《廿(niàn)二史》可见本为底版，择善而从之，残缺不全者则以他本配之，故称为“百衲本”。百衲本《元史》以99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在现有流通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原貌，但其中也有部分描修的错误。
中华书局点校本
《元史》点校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当代元史大家翁独健等主持校勘的新一版《元史》，中华书局于1976年正式出版发行。校勘过程中，工作人员以百衲本为底本，取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洪武原本、北京大学馆藏洪武残本、北京图书馆藏南监本对《元史》内容加以校正，一并参考北监本、殿本和爱新觉罗·旻宁本对《元史》版本加以校勘，同时广泛借鉴吸收了明代胡粹中所作《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所作《元史类编》、魏源所作《元史新编》、钱大昕所作《廿(niàn)二史考异》等既有史学研究成果，从而使得许多史料中的讹倒衍脱问题得以校正，是为当下比较的好《元史》流通本。
历史影响
政治影响
《元史》撰修在思想认知上，大体继承了元代一贯主张的道学思想，并视其为评判历史、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对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不加批判地加以吸收，乃至于推崇备至。《元史》撰修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盲目地将“天命”定义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源动力，把帝王奉为“天命”的体现者和历史创造者；错误地将维护封建制度的“三纲五常”论，定义为亘古不变的“天理”，继而引为明朝正统思想加以宣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
史学影响
《元史》自成书起，因其自身的种种缺憾，而颇受史学界诟病，但从史料的角度看，仍有较大研究价值。史学界普遍认为，《元史》史源主要涵盖两个部分，元太祖至元宁宗十三朝，主要摘抄自元代《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国朝名臣事略》等史料；元顺帝一朝，主要采编自明太祖洪武二年在全国范围内搜寻得来的各类史料。元代《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均系元代官修史书，且元代统治者也大体继承了唐宋以来官方修史的传统和制度体系，在修典治史方面总体业已颇为严谨，采编收录材料显然具备相当的可靠性。在当下元代《十三朝实录》早已失传、《经世大典》大多散失的背景下，大量取材于此而成书的《元史》，显然对于研究元代历史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元朝史学家苏天爵所纂《国朝名臣事略》，历来颇受史学界称誉和认同，后任《元史》总裁官的王袆曾对《国朝名臣事略》进行增补，于元顺帝年间写成现已失传的《国朝名臣列传》一书，《元史》部分列传史料辑录于此，可信度自当不会太差。
在当代史学家看来，尽管历代史家对《元史》一书多有非议，但《元史·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孛儿只斤·图帖睦尔时期虞集主修《经世大典》一书的原貌。《元史》的传世，对于当代史学家探究元代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制等典章制度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同样鉴于元代官修传记原稿与元人墓志行状家传等早已失传，而草率成书的《元史》恰恰以不合乎修史惯例的方式，将这些较为原始的史料通过摘抄、辑录的方式保存了下来，使之能够传世至今而被当代与后世学者得见和运用，反而较之那些经过较多加工润饰的“正史”更具价值。
历史评价
明朝时期
《元史》自朱元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修成刻印，流传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古往今来，史学界对《元史》始终不乏批评攻讦者。清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元史》称：“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元史》成书不久，曾参与撰修工作的学者朱右即作了《元史补遗》；朱棣永乐年间，学者胡粹中又著有《元史续编》，学者周复浚也撰有《元史弼违》一书，实则是以补遗、续编、正误、弼违等方式隐晦表达了他们对官修《元史》的不满。朱元璋晚年，其本人也认为早年所修《元史》并不理想，随即指示解缙等人补修《元史正误》一书，对《元史》中出现的各种谬误进行补正。解后来也曾在《与吏部侍郎董伦书》中表示“元史舛误，承命改修”。
清朝时期
清朝建立以后，学界评判《元史》不再保有任何顾虑，言语之间显得尤为犀利。清代大学者顾炎武曾直言批评《元史》：“诸志皆案之文，并无熔范”“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脱漏年者”，又有“一人作两传”者；清代乾嘉学者钱大昕也曾抨击称：“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下笔撰书修史“无不差谬”“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漏劣，亦无如元史者”；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对明修《元史》尤为不屑，径自坦言“元史不待观书而知其无节度矣”，直指《元史》撰修繁简失当的弊病。清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在提要中，点名痛批明修《元史》删除《艺文志》一事，继而进一步表达了对明修《元史》的不满。清代知名学者朱彝尊(yí)尊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认为“明修《元史》，先后三十史官，类皆宿儒才彦”，而《元史》之所以谬误百出实为急于成书所致，并非撰修班子人选不合适。
近现代时期
近代思想家魏源认为，“《元史》成于明初诸臣潦草之手”“为从来未有之秽史”，所书内容“在诸史中最为荒芜”，后曾作有《元史新编》一书，意欲取《元史》而代之，其对《元史》的指摘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韩儒林等现代史学家则认为，《元史》仓促成书有其主观和客观原因，同时因其大篇幅取材于《元朝实录》《经世大典》等官修典籍，为后世研究元朝史保存了大量值得珍视的史料，尤其对后世研究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变迁等发展史实与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方面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全盘否定《元史》的史学价值显然有失公允。《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元史》的主要问题有“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时见抵”，但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反而要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不可予以全盘否定。
后世研究与衍生作品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完成的大一统朝代，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朝的历史地位同样决定了元史的研究地位。明修《元史》成书以来，虽屡遭历史学界诟病，但因其自身具备较高史学价值和诸多亟待澄清的史实，故此仍被视为研究元史的最基本史料，而深受国内外历史学者所关注。
明朝时期，史家研究《元史》多以补遗、续编为主。比较知名的有，《元史》纂修朱右所作《元史补遗》，解缙等人所作《元史正误》；朱棣永乐年间，学者胡粹中所作《元史续编》，学者周复浚所作《元史弼违》等著述，总体处于修修补补阶段。
进至清代，《元史》研究日趋兴起。崇德年间，皇太极曾命希福等人以满文翻译《元史本纪》，后又诏令将满文《元史本纪》译为蒙文，内容与满文本相一致。康熙年间，学者邵远平在其祖父所撰《宏简录》的基础上，广泛涉猎《元文类》《元典章》《经世大典》等书，兼采元人文集等众家所长而用之，写成《元史类编》（又名《续宏简录》）一书，对明修《元史》做了大量的补遗补正工作。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如火如荼，学者钱大昕等人更进一步，开始运用考据学方法研究元史，写成《补元史艺文志》《补元史氏族表》《廿(niàn)二史考异》等著作多部，并励志重写《元史》而另辟《元史稿》一百卷，虽最终未能成书传世，但仍对《元史》研究颇具贡献。同一时期前后，成书的还有学者赵翼所作《廿(niàn)二史札记》，学者汪辉祖所作《元史本证》等著作，校勘纠正了明修《元史》中的诸多谬误，为后世了解和研究元史提供了便利。
及至近代，《元史》研究渐次兴盛。继乾嘉学派钱大昕之后，学者魏源开始博采中外史料，发奋矢志重写《元史》，生前作有《元史新编》95卷，但未及完稿人即离世，清光绪末年始有刊本。后有魏源同乡曾濂，以《元史类编》《元史新编》为底本写成《元书》102卷，二书史学界总体评价不高。十九世纪末，洪钧出任清廷驻德俄奥荷公使之际，受到欧洲蒙元史研究影响，开始利用俄译《史集》等外文著作展开多语境下的元史研究，所撰《元史译文证补》一书颇受学界欢迎和称颂，被誉为开创了文言文文献与域外史料互证研究元史法。此后数年，又有学者屠寄、柯劭忞(mín)融合中西史料，编成《蒙兀儿史记》160卷、《新元史》257卷，当代史学界对此褒贬不一。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域外史料的传入和运用，《元史》研究更加趋于纵深发展。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了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诸多元历史学大家，中原地区元史研究方向也渐次从传统史学转向实证史学，元史研究方法也更多趋于汉文、藏文、蒙文、波斯文等多语言文字史料的比较和互证研究。元史学界也一改过去重修纪传体《元史》的努力，转而更多地注重发掘《元史》一书本身的史料价值，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元史》点校本即为典型代表。放眼当下，中国现已形成“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多个元史研究重镇；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社科院和南京大学合作编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基金重大项目《〈元史〉汇注》，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联手推动的最新一版《元史》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领衔编纂并即将刊行的“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今注本二十四史·元史》，均系《元史》当代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欧美、日韩、俄罗斯、印度、伊朗、土耳其等世界多国亦有学者长期从事元史领域学术研究，不断有论文专著推陈出新。
撰修轶事
自诩为贼闹乌龙
《元史·脱脱传》曾载：“元至正十四年十一月，脱脱领兵至高邮，连战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蹙(cù)。”后据史料考证表明，届时驻扎江苏六合的实为朱元璋部，此处所称之“贼”即指朱元璋所率红巾军。不过，《元史》撰修的这一谬误终明一朝均未被统治者发现，否则很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
清廷改篡成笑谈
清高宗乾隆年间，王祖庚、陈浩等人奉命重新刊刻《元史》。按照《元史》明北监本进行校勘期间，王祖庚等人在不了解《元史》历经两次撰修方才成书的情势下，仅凭李善长第一阶段修史结束之际所作《进〈元史〉表》，开列记载各类分卷数目与《元史》实际刻印分卷数目前后不一的问题，未及进行严谨史料考证便擅自推定开罪前人，草率将李善长当年所作《进〈元史〉表》直接纂改，最终却是弄巧成拙，反倒沦为史学笑谈。
参考资料
元史本纪.故宫博物院.2023-03-0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史〉汇注》完成.光明日报.2023-03-10
“二十四史”视角下的《元史》编纂.光明日报.2023-03-07
李善长.故宫博物院.2023-03-16
宋濂.故宫博物院.2023-03-07
【感念师恩】陈得芝:韩儒林的元史研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23-03-11
推动元史研究迈上新台阶.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03-20
正史与《今注本二十四史》.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03-20
我国古代典籍“二十四史”又添“今注本”.新华网.2023-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