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Sogdian）是生活在古代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的民族，地理区域主要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
今天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地区，以泽拉夫善河流域为中心的区域，以及锡尔河北的塔什干周边地区在古代被希腊罗马作家称为“索格底亚那”，也就是中原地区典籍中的“粟特”。粟特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长期受强邻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西帝国、康居、月氏、贵霜、嚈哒、突厥、唐朝等。为了经商和逃避战争，粟特人大批移居外地，聚居地遍布中亚，南到阿拉霍西亚，东到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前4世纪时，粟特人已开始移居到塔里木盆地，以后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道沿途的绿州，如金玉国、楼兰、疏勒国、龟兹、焉耆等地，以及在河西走廊都建有聚落，粟特地区在7至8世纪分立为称为“昭武九姓”的诸国。8世纪前半以后，粟特地区为大食人占领，接着伊斯兰教化，9至10世纪，在粟特本地，粟特语和粟特文大抵被遗忘。至11世纪中，在谢米列契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地区，尚有传承粟特固有文字、语言及文化传统的粟特人。
粟特人操古中东波斯语，使用的文字是阿拉美文的一种变体，现通称粟特文。粟特人以“善商贾”著称，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承担者。他们的迁徙历程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隋唐等多个朝代共历时一千多年，足迹遍布今中国新疆、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南省、江苏省等不同地区，与中国其他民族如汉族、吐蕃、沙陀、突厥、回鹘等形成了一种多元交流和融合的态势，成为了维吾尔族、裕固族、汉族等民族的一部分。
粟特人的迁入与中国各民族的互通互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的文化面貌。粟特地区处于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其本土及聚居地不仅是联系东西方各地的商业通道，而且也是文化纽带。粟特人在整个欧亚大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沟通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其迁徙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也为中国族群、文化的历史演进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族名来源
粟特人因其居住地得名，该地区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门间的泽拉夫善河(唐代文献作那密水)流域即所谓的中亚河中地区地区(Transoxiana)。泽拉夫善河东西长约650公里，沿河有许多绿洲和灌溉渠道，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尤以出产瓜果及葡萄酒著称。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这里相继出现了玛拉干达(Maracanda)、阿弗拉西阿卜(Afrasiāb)、瓦拉赫沙(Varakhsha)、阿滥谧(Rami-thana、Ramitan)等城镇，前两者形成康国(即萨末键、飒抹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后两者形成安国(蜜、副货、布豁、捕喝，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粟特(Sugda，Soyd)是中世纪中亚讲伊兰语的粟特人居住地区的名称。古代波斯称之为Suguda。《魏略·西戎传》作“属繇”，《大唐西域记》作“窣利”，《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作“速利”，《梵语千字文》作“孙邻”，《梵语杂名》作“苏哩”等。
6~8世纪初是粟特地区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除为首的康国、安国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些城邦国家，如：石国(时、者舌、支，今乌兹别克塔斯坦什干一带)、米国(弭抹贺，当位于康国东南)、史国(霜那、乞史、法沙，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何国(屈霜你伽、贵霜匿，康国西北约40公里处)、曹国(劫布那、伽不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
以上康、安、石、米、史、何、曹七国加上《新唐书》中提到的火寻（货利习弥，今阿姆河下游一带）和戊地（伐地，又名西安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布哈拉西），在中国史籍中统称为“昭武九姓”。
地理位置
《魏书·西域传》提到一个“粟特国”，并谓其国商人先前多至中国的武威郡经商；该国国王还曾向北魏政权赎还被掳的臣民云云。这一“粟特”遂被现代的中国学者用作为西文地名Soghd(Sughd)的汉译名，“粟特人”也就成为该地原居民。
众多的东西方文献都提到了名为“粟特”的地区，但由于粟特人并不是一个人数众多、辖地辽阔的强大民族；与之相反，就其人数和原居地的辖境而言，只可称为“弱小民族”或“弱小政权”，故“粟特”曾经作为政权或行政区划而存在过，但其确切的辖境虽然并不十分清楚，约略的范围不大。提及该地的最早史料，乃是贝希斯顿(Behistun)与纳克西鲁斯坦的古波斯文碑铭，然而遗憾的是，两处碑铭均未指出其具体的地理方位。在此后的年代里，希腊学者们在著述中提到了粟特人及其居地，但是他们也未清晰地标出粟特地区的边界线，只是大体上将它置于今天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当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粟特”的地理范围才更为明确：用以指称位于泽拉夫善河(Zarafshan)下游流域的一块地区。
阿拉伯帝国史料记载，“粟特”也是处于泽拉夫善河下游流域的一小块地区，通常包括今天的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两个城市(今属乌兹别克斯坦)。文言文资料中的“粟特”范围，隋唐时代的“康国”(以今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一个地区)，被公认为是无可争议的“粟特”地区。《隋书·西域传》在叙述该国的源流时称，其国王本姓温，早先曾经居住在祁连山脉以北的昭武城，嗣后因遭匈奴攻击而西迁，遂度越帕米尔高原(大致相当于今帕米尔高原)而定居下来。王室的各支后裔均在康国附近建立政权，为了表示对其源流的纪念，各国都以“昭武”为姓。康国人是确凿无疑的“粟特人”，康国左右以“昭武”为姓的各国，都应该与康国同种，故其他昭武诸国亦当为粟特人。据《隋书·西域传》，康国、安国、鑽汗国、米国、史国、何国、乌那易国、穆国和漕国均属“王姓昭武”的国家。而按《新唐书·西域传下》，则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国、戊地国、史国及东安国属于昭武诸国。若将两书罗列的“昭武国"合并起来，则可以发现共有十四个政权均称“昭武”，即：康、安、汗、米、史、何、乌那曷、穆、漕、曹、石、火寻、戊地、东安。所以，即使《新唐书》使用了“九姓昭武"的专名。根据历年来各国学者的考证，将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泽拉夫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块地区以及锡尔河北的塔什干周近地区纳入“粟特”的范围内。
历史沿革
粟特人属于伊兰族中的东支，有时也被称为“中亚伊兰人”，粟特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长期受强邻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西帝国、康居、月氏、贵霜、嚈哒、突厥、唐朝等。粟特人在各族统治下，没有灭绝，而是加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从而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与此同时，在粟特地区的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在各族统治相对薄弱的时候，渐渐聚集成为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此外还有布哈拉的安国、苏对沙那的东曹国、劫布那的曹国、瑟底痕的西曹国、弭袜贺的米国、屈霜你迦的何国、羯霜那的史国、赭时的石国等等，不同时期，或有分合，史称“昭武九姓”。
波斯大流士时代
在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前550一330)时期，粟特人似乎是一个单独的人种群体，至少在语言方面是这样，然而在政治方面，则隶属于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统治下，粟特人向大流士朝贡，以西夏青金石和来自草原的斯基泰人制作的金碗为主。大流士(Darius，约前522一前486在位)和薛西斯一世(Xerxes，约前486一前465在位)经常提到波斯帝国的督区之一Sug(u)da(粟特)，与Bāxtriš(巴克特里亚王国)、Uvārazmiš(花拉子模)和Haravia(阿里亚)同时被提及，他们都是相互接近的地区。
亚历山大东征的希腊化
随着波斯帝国的崩溃，伊兰诸族的政治统一体也因此瓦解，粟特人开始享有了较大自主权。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进行了东征，并在撒马尔罕娶了粟特公主罗克珊娜。粟特人并未驯服地接受希腊统治，进行了相当坚决的抵抗。一部分粟特人被迫迁居他方，留下的粟特人则始终不接受统治。希腊人最终没有在粟特地区建立强大的统治体系，而是在粟特地区以南建立了希腊化的大夏王朝。粟特地区的伊尔-库尔干古城和粟特邻近的大夏阿伊-卡努姆古城都是希腊化城堡。亚历山大死后，有过几任兼管巴克特里亚与索格底亚那的希腊人总督，但是并未获得整个索格底亚那，而只维持着对阿姆河右岸之地的控制权。随后的塞琉西帝国的情况与之相仿，索格底亚那的核心地区泽拉夫善河流域一直处于塞琉古王朝的政治边界之外。
在此期间，粟特人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享有较大的自治权。然而，他们的独立性旋即受到了威胁。原居中国境内的游牧人大月氏在遭到强大的匈奴人的逼迫之后，逐步向西迁移，遂辗转来到锡尔河以南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某时，大月氏人侵入了粟特人的国土。另一方面，粟特人还受到了中亚塞种群落的骚扰，而后者在人种及语言方面都与粟特人颇为接近。
大月氏统治时期
大月氏在中亚站稳脚跟之后，中国西汉王朝的刘彻出于对付匈奴的战略考虑，派遣张骞前赴西域，主要目的是争取匈奴的“宿敌”大月氏，与之结盟，共同夹击匈奴。张骞历尽千辛万苦，抵达了包括粟特在内的中亚各地，尽管最终未能说服大月氏与之合击匈奴，但是对于沟通中国官方与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等方面的大规模交流，则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后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丝绸等物通过中亚的绿洲居民和北亚的游牧人，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而印度的佛教以及希腊、伊兰系的文化艺术也纷纷传入中国内地。粟特人在这些交流活动中则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大月氏统治时期之后，粟特的政治史再度变得模糊不清。在公元3世纪，波斯的萨珊王朝在沙普尔一世的统治下，扩展了其领土，包括占领了粟特地区，北至石国枝山，南至撒马尔罕东北的达支扎克峡谷。索格底亚那成为沙普尔一世统治下的萨珊波斯王朝的一个省份，这种状况可能一直维持到公元4世纪后期。
白匈奴时期
在公元4世纪后半叶，萨珊波斯对粟特地区的统治开始衰退，白匈奴游牧民族看准机会，侵入了大呼罗珊地区。公元484年，萨珊波斯派出的大军在赫拉特之战中遭到严重挫败，萨珊波斯失去了对粟特地区的控制力。白匈奴获得了大量来自波斯的纳贡，并逐渐在粟特地区的各城市建立了军事重镇。根据白匈奴向拜占庭帝国派遣的粟特使团，可以推断白匈奴统治者定居在粟特城市中。大约在公元509年左右，白匈奴人占领了粟特九国，开始统治粟特地区。在此之后，暴君阿布鲁伊掌控了布哈拉，粟特人不得已向西突厥寻求援助，寻求帮助来抵抗白匈奴人的统治。粟特地区起初虽然被白匈奴人占据，但是粟特人未被白匈奴牢牢地控制。
突厥汗国时期
在公元557年前后，白匈奴帝国经历了布哈拉之战，他们在这场战斗中被联合起来的萨珊波斯国王库思老一世和新兴的西突厥汗国组成的联军打败。这次胜利导致了白匈奴帝国的领土分崩离析，粟特地区最终归属于西突厥统治。
突厥汗国以蒙古高原为中心根据地，辖地空前广大，东起今中国的东北地区，西达咸海、里海地区，南方一线则自中国的黄河北界、塔里木盆地北缘一直延伸至外阿姆河地区。这一游牧大汗国基本上与中国、伊朗和拜占庭这样三大文明中心接界。在突厥人的治下，具有高度城市文明的那些粟特大城市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就如白匈奴统治时期那样。粟特人并在突厥政权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曾作出过重大贡献，突厥第一汗国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雄霸中亚，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粟特人的参与。
唐朝时期
突厥第一汗国在建立后不久便分成东、西两部，相互之间的独立性较大。公元631年，李世民成功击败了东突厥，而公元657年，李治则获胜击败了西突厥，最终导致了唐朝的胜利，西突厥汗国被灭亡。唐高宗显庆四年(659)颁发诏令，“九月，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达、疏勒国、朱驹半等国置州县百二十七”。石、米、史、安、曹等都是典型的“昭武诸姓”，故知是时粟特地区已被正式纳入唐政权的控制之下。然而，唐廷对于本土之外的各地，大体上都采取“羁”的治理方式，即只要求这些地区在名义上承认唐为中央政府，而实际上则可以享受很大的自治权。有鉴于此，粟特所谓的“归属于唐”，只是更加有利于粟特人与中国内地的和平交往，而丝毫没有被强制性地改变固有的民族文化。
穆斯林王朝时期
半个世纪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极大变化。在伊朗建立穆斯林王朝的阿拉伯人进一步向东方发动征战，索格底亚那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之一。粟特人尽管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却仍然未能阻挡住阿拉伯大军的有力打击，712年，阿拉伯总督屈底波·穆斯利姆(Qutaiba)占领了撒马尔罕，此后还征服了锡尔河北的塔什干等地。阿拉伯人的做法迥异于唐政权，他们使用了强制手段推行“伊斯兰化”，索格底亚那原先的火神庙与佛寺都被摧毁，在此废墟上则建造起清真寺。人们被迫放弃传统的宗教信仰，改宗伊斯兰教，若有违抗，就可能遭受肉体伤害和经济损失。粟特人的传统文化在其本土开始消失。
萨曼王朝时期
公元9世纪下半叶，源出波斯萨珊王朝贵族的萨曼家族在中亚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纳斯尔(Nasr)在874年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以撒马尔罕为首府，并发行自己的银币。在此情况下，伊朗的阿拔斯王朝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任命纳斯尔为河外地区的总督，治理阿姆河以北的所有领地。纳斯尔的后任穆莱·伊斯梅尔(Ismail)则定都布哈拉。至10世纪上半叶，萨曼王朝的国势臻于鼎盛，国内经济繁荣，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大城成为著名的文化和学术名城。在此期间，伊兰系的古代文化有所复兴。至999年，萨曼王朝被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所灭，领土亦被这二者瓜分。
喀喇汗王朝时期
喀喇汗王朝由萨曼王朝以东的今中国新疆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部族建立，他们对索格底亚那的控制，从此结束了伊兰语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在此之前，当地虽然也曾不断遭受外族的控制，但是其固有的民族、语言、宗教等状况并未被彻底改变，有时还能得到相当自由的发展(例如在唐朝“羁縻”时期)。而喀喇汗朝的突厥统治者们则不但完全驱除了索格底亚那伊兰族的政治势力，并且在语言、宗教乃至民族方面也使之“突厥化”，伊斯兰教主宰了当地。不愿被同化的粟特人进一步外流，以致最终粟特语只残存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境内。
西辽时期
喀喇汗王朝在索格底亚那的统治经过一百多年后，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契丹人的挑战：中原北方辽政权的王族成员耶律大石，由于不满于耶律延禧耶律延禧的作为，于1124年愤而西走。他率部经蒙古高原西迁，相继抵达乞儿吉思、回鹘以及七河等地区，约在1134年，他征服了喀喇汗王朝东支所拥有的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1141年，他又乘索格底亚那内乱之机，率军南下，击溃了前来支援喀喇汗统治者的塞尔柱帝国军队，占领了该地区。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这一中亚政权被中国史乘称为“西辽”。
西辽尽管征服了索格底亚那，但是并不直接干预当地的行政事务，而只是主要派遣“少监”和“监国”对征服地区征收贡赋。西辽的君主号称“葛尔罕”，通常只要被征服者承认“葛尔罕”的最高主权，并交纳少量贡赋，便能相安无事。因此，索格底亚那的喀喇汗王朝政权仍能以西辽之附庸的名义维持下去。
元朝时期
13世纪初，西辽政权趋于衰落，而以阿姆河下游地区为核心的花拉子模则日益强大，花拉子模沙阿拉乌丁·摩诃末不愿再臣服于葛尔罕，便想方设法脱离西辽的控制和扩张自己的势力。大约1209一1210年，撒马尔罕的喀喇汗朝君主斡思蛮汗抗议葛尔罕的宗主地位，反而向花拉子模称臣，于是葛尔罕派兵镇压，但因东部作乱而撤回讨伐大军。摩诃末遂乘此机会进军撒马尔罕，令斡思蛮汗俯首称臣，并与之合军，在塔拉斯击败西辽，迫使其势力退出粟特地区，自己则取而代之。
于是，便形成了花拉子模与方兴未艾的蒙古势力直接对抗的局面。蒙古与花拉子模有过好几次通商兼外交的往来，最后一次是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了一个商队前赴花拉子模的边境城市讹答刺(Otrar，在今锡尔河右岸的阿雷斯河口附近)，成员多达四百五十人。然而，摩诃末竟将他们全部处死，没收所有财物，借口是商队中的一个印度商人冒犯了他。这一行为导致了花拉子模王朝的覆灭。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领的二十万大军抵达讹答剌，分成数路进击花拉子模的领地，成吉思汗与其幼子孛儿只斤·拖雷进军索格底亚那的核心地区。1220年的2月与3月，成吉思汗相继攻克布哈拉与撒马尔罕。学者芮传明等认为，总体来看，自从阿拉伯人政府索格底亚那以后，“粟特”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式微，粟特人的传统特征已有所改变。此后，该情况愈演愈烈，在蒙古族征服中亚后，粟特语、琐罗亚斯德教等体现粟特人传统特色的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于索格底亚那。
政治经济
政治
粟特人几乎就没有建立过一个完善的民族国家政权，只是在他们起源的地区，存在过一系列的城邦诸国，并对自己的周围地区产生过一定影响。在粟特本土周边地区历史上所曾兴起的一系列强大的政权，对这一地区都有过显著影响。在波斯阿契门尼德王朝时期，粟特地区就是其行省之一。在亚历山大帝国和以后的希腊化王国时期，粟特地区又和巴克特利亚联为一体；特别在四世纪之后，粟特地区更处于波斯、东罗马、柔然，及稍后兴起的突厥、唐、阿拉伯帝国、回鹘等势力的包围之中。尽管这一地区曾分别臣服于突厥、唐等势力，但在八世纪被阿拉伯人彻底占领之前，粟特地区往往是几大政治势力的缓冲和过渡地区，这正是粟特人作为商业民族得以生存的空间。在几种政治势力势均力敌时避免发生冲突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一个中介，而粟特人无疑正好充当了这种角色。
在唐王朝兴起后，粟特人也多次代表回鹘与突厥出使唐朝。粟特人在这些强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回旋联络，都具有极其鲜明的商业目的，而这一目的，也是符合这些强大政治势力的愿望的。在唐与突厥之间的互市贸易中，多是粟特人居于其间，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反映。而在唐与回鹘之间的大规模绢马贸易中，回鹘人所获大量丝绢，也是由粟特人帮助向西销售的。因此，粟特地区作为几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地理缓冲与商业中介。
经济
商业发展
粟特人是古代一支富有商业天赋的民族，他们在贸易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粟特人在撒马尔罕和长安之间，甚至远到东北地区边境地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在这个贸易网络的交会点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为他们东西贸易的中转站。吐鲁番盆地出土有高昌国国时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就反映了在高昌地区进行贵金属、香料等贸易的双方，基本都是粟特人。从西方来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货物运载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买下来，再分散或整批运至河西或中原地区兴贩。N.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教授曾据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侧发现的粟特文摩崖题记，指出粟特人不仅仅是粟特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担当者，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担当者。同时粟特人实际上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从北朝到隋唐，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几乎被粟特人垄断。
农牧业生产
粟特人在讨论时常因其优秀的商业技能而备受瞩目，这让很多人忽视了他们在农牧业生产方面的贡献。事实上，对许多普通粟特移民而言，农牧业生产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基石。在西域地区，尤其是吐鲁番盆地，从高昌国到西州时期，大量的粟特人从事农业生产，或成为高昌国的农民，或接受唐政府的授田，一些因为无地或地少而成为佃人，佃种汉人或者粟特人的土地。
在中原社会以男耕女织为主的农业社会中，粟特地区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导的游牧经济模式。这一地区以其出产的优质马匹而闻名于世，不仅满足了中原王朝对马匹的需求，也成为了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中介。粟特人在古代中国的农牧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贡献不可忽视。同时，这也是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加速汉化的一项重要因素。在中国传统的农牧业区域，粟特人也以农牧业生产为主，并且使粟特人的经济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安史之乱以前，入华粟特人从事农牧业的人口不断增加，这种生产方式与当地的结合，使粟特人较快的融入当地社会，加速了他们的汉化。
民风民俗
姓氏
粟特人被称为昭武九姓，“昭武九姓”一词最早见于《汉书》中《汉书地理志》所属的张掖郡昭武县(今甘肃)。《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而以东安国、毕国、捍、那色波附于其间，曹国又分为东、西、中三国。《资治通鉴》记载："显庆四年(659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挹、疏勒国、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粟特人姓氏主要集中在安、康两姓，有著名人物如安禄山、史思明。
商队
汉唐之际，于商业利益的驱使，加之粟特地区小国林立、战争频繁等因素，粟特人沿着陆路丝绸之路向东方进行迁徙，以经商获利作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以商队的形式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从汉代开始，经历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实际上是以中亚为中心的遍及四方的贸易，从事这种贸易的古代民族主要以粟特人为主，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的各个据点以及贸易目的地建立起聚落，聚落在支持商队贸易活动的同时也构筑了粟特人独立的贸易网络。
在西汉刘骜年间，粟特商队已在中亚撒马尔罕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频繁从事商业活动。史料记载，粟特人很小就跟着父亲做生意，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都会不畏艰辛，可谓“利所在无不至”。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西往返，龟兹、敦煌市、酒泉市、张掖市、武威市，都是粟特部落的聚集地和商贸地。粟特人从中原购买丝绸到西域，又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美玉、玛瑙、珍珠等，几乎控制了丝路贸易的命脉。粟特人除了精通业务、善于筹算、不畏艰险、谙熟各种语言以外，还具有许多经商的手段。一些粟特人会投附一定的政治势力，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从而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此外，粟特人也会凭借宗教活动促进商业活动，萨保其实也是商队的首领。
聚落
为了经商和避免战争，大批粟特人选择迁徙至外地定居，他们的聚居地遍布中亚，南至阿拉霍西亚，东至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早在公元前4世纪，粟特人就开始向塔里木盆地迁徙，随后在塔里木盆地南北道路的绿洲地区，如金玉国、楼兰、疏勒国、龟兹、焉耆等地，以及河西走廊上建立了聚落。这些聚落的建立对粟特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仅提供了商业活动和贸易的基地，也成为粟特人在异国他乡保持自身文化和传统的场所。通过在这些地区建立聚落，粟特人能够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和互动，发展商业关系，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这些聚落也起到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物质和文化交流。
社会等级
粟特社会城市人口的基本分层，并不只是贵族封建地主一层、富商一层、工匠一层。贫富两大阶层之间有精细的分界线：佩紫怀黄的王公贵族、腰缠万贯的丝路富商组成上流阶层；工匠、小商贩、学徒伙计，属于相对的劳工阶层。粟特乡村的社会状况，村民们要向城主交纳赋税，还要服劳役；同时自由民也居住在乡间。
粟特社会有一个关键词“自由民”，不仅仅是指市民、民众，还指在城市和乡村组织里有话语权的人。粟特家庭以自由民为首组成，他们具有一定财产和法律权利。妇孺老幼、仆婢女，都会人身依附于自由民。自由民带动的家庭也是粟特社会的核心力量。许多个家庭的自由民，就组成了全城的自由民，他们经历同一种礼仪、节假日和庆祝盛会。碰到节日庆典，全城的自由民会到神庙聚会；有时自由民也会带着他的亲戚和仆从，在宫殿主厅聚会；王公贵族之间会互相去府上拜访。
历法
在粟特地区，采用了与波斯相同的巴比伦历法，一年被划分为360天，每个月有30天。后来，进行了历法的改革，增加了一年中的5天，这些额外的5天被称为伽萨日（Gāthā）。在不同的史书中，有关粟特历法的记载表现出一定的变化和多样性。例如，《通典》引用了韦节《西蕃记》，提到康国的人将六月一日作为立春。而《经行记》则记载了末禄国（即木鹿）将五月作为岁首。此外，《新唐书》中记载康国将十二月作为岁首。学者蔡鸿生认为粟特历法度数未能尽合天行，存在一定的历法度数偏差，每年少计6小时，四年就会产生一天的差异。为了弥补这个差距，粟特历法可能每四年需要提前一天。
节庆
岁首节
岁首节又名年节，节日期间粟特人连续庆祝七天，举行赛马及射箭游戏等游戏，射中者可为一日王。粟特人有陈宝斗富的习俗，每次聚会时，在坐的所有人都把身边所带的宝物拿出来，相互斗宝。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财物的多少分列。这同明代徽商以资财多少选祭酒，定座次的风俗完全一致。岁首节还例行祭祖仪式。
乞寒泼水节
乞寒浇花节（又名：泼寒胡戏）举行的时间为季冬的十一月或十二月。泼寒胡戏源自5世纪前后出现在古代萨珊波斯王朝的节日歌舞，相传国王卑路斯(459-483年)在位期间，波斯出现苦旱，幸得国王拯救，百姓才免于灾难。后人每逢此日，便以水相泼为戏。泼寒胡戏传人中原后，在唐代前期曾风靡一时，但是在开元元年，李隆基却突然颁布了《禁断腊月乞寒敕》明文禁止再行此戏。"乞寒，奉西国外康国之乐。其乐器有大鼓、小军鼓、琵琶、篌、笛，其乐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体，浇灌路，鼓舞跳跃以乞寒也。"在傣族地区流传下名为泼水节。
服饰
粟特人的服饰类型包括卡夫坦旗袍、男士长袍和束腰外衣。卡夫坦长衫是在社交场合常见的服饰，早期呈S型轮廓，后来演变为H型轮廓，男女式基本一致，只是女士版型相对宽松。男士长袍适用于骑马或战斗，款式与卡夫坦相似，但门襟呈V形。束腰外衣是最流行和普遍的服装类型，呈H型，没有门襟，领口垂直开衩，下摆较长，两侧开衩，腰部可以使用皮带或束腰带收腰，袖口和肩部装饰有图案。这些服饰反映了粟特人不同时代的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
饮食
粟特人以麦面和羊肉为主食，慧琳《一切经音义》云："胡食者，即锣、油酥烧饼、胡饼、搭纳等事。"铧锣，即油焖大米饭，今名抓饭，是一种大米加羊肉、葡萄干混合制成的油焖饭。
元代的耶律楚材在河中还品尝到了鸡舌宴，这表明粟特人当时已经养鸡供食用。葡萄酒是粟特人常备的佐餐饮品，唐贞观年间（627-649）粟特人将其传到中原地区，粟特人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带众在楼兰重建胡人聚落典合城（石城镇），并在南去石城镇四里处建“蒲桃城”，于城中种植葡萄。盛唐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已经有不少地方种植葡萄。
婚姻家庭
粟特人“父子计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这种家庭的特征是一方面非常重视父系家世，父名至关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计了。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后就须脱离家庭，自去经商谋生，孩子一降生就进行经商教育，成年后更须独立生活。开始与父母、兄弟别离分居，兄弟之间如发生利益纠纷，不耻诉于宫府。粟特式的“小家庭”只是相对于数代同堂、兄弟分居的大家庭而言，规模并不算小，这是因为其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础上，粟特人的正妻多为同族联姻。
早期移居到中国的粟特人主要是通过内部通婚来维持他们自己的族群和文化身份，与汉人之间的通婚相对较少。直到安史之乱之后，粟特人才增加了与汉人通婚的比例。这种婚姻关系有助于促进汉粟两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同时也为粟特人在中国社会中更好地融入和生存提供了条件。
宗教
粟特地区处于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从事商品转运贸易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个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地方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特征。粟特本土及其聚居地不仅是联系东方、西方和南方的商业通道，而且也是文化纽带。粟特人在整个欧亚大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流动的桥梁，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亚之后，主要经由粟特人经今新疆而传入中国，一度活跃于北魏后期至唐宋时期。三种宗教的其他两个景教和摩尼教的东传也与中亚粟特人密切相关。粟特人也在佛教传播中发挥着作用。
粟特人主要信仰袄教。粟特语文献中有景教、佛教和摩尼教、袄教，其中以摩尼教文献最多，信徒集中在高昌，聚居在京师者不多，影响面不广。而在粟特本土，则以袄教为主。波斯萨珊王朝时代及该王朝灭亡以后，粟特一直崇敬三大阿胡拉(马兹达、密特拉和Baga) 。粟特人中也有信仰佛教、摩尼教、景教，但影响都不大。现在所看到的粟特文佛经卷子大部分获自敦煌千佛洞，少数得自吐鲁番盆地。
琐罗亚斯德教（祆教）
琐罗亚斯德教源于波斯，创始人为琐罗亚斯德。琐罗亚斯德教何时传入粟特，并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中亚地区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之下，其便在索格底亚那(粟特)开始传播。公元5–8世纪琐罗亚斯德教在粟特地区非常普遍。进入中国的祆教而言，信仰的群体主要是入华的粟特人。琐罗亚斯德教在北魏时期传入中原，称为拜火教或火神教，唐朝改称为教。
景教
景教即聂斯托里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支派。6世纪初叶以后，景教已传播到河中地区。大约560年左右，突厥占领了嚈哒旧地，突厥人也继承了嚈哒人中所盛行的景教。基督教在粟特地方的流传应在7世纪前半期，萨珊朝灭亡之后。但在任命僧正或大僧正管理该地教区以前，已有景教传播。撒马尔罕曾建立了一个东方聂斯托利教派的大主教区。公元5–6世纪，嚈哒人受到基督教影响。公元549年，撒马尔罕请求由嚈哒人担任主教，可能在6世纪早期，撒马尔罕地区就出现了大主教区。
摩尼教
摩尼教兴起于公元3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因其创始人摩尼(Mani，约公元216–277年)而得名，该教在琐罗亚斯德教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等教义而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教义。公元6世纪，嚈哒帝国在萨珊波斯和突厥联合攻击下衰亡，粟特商人在这一历史变化中获益最大，他们的商业迅猛发展，而且其中一部分商人成为摩尼教最为忠实的信徒。撒马尔罕南部的摩尼教信仰最为强烈，这里曾是中亚摩尼教教团总部所在地。到10世纪初期，撒马尔罕还有500多名摩尼教徒居住。粟特人信奉摩尼教的一大贡献就是用粟特文书写了许多摩尼教经典。当摩尼教在中亚传播时，粟特商人的活动范围已经向东扩展。随着粟特商人在丝路贸易中规模的扩大，他们把摩尼教带到了中原地区的吐鲁番市和其他地区。
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中亚并没有确切的时间记载。一般认为，佛教在中亚的广泛传播始于公元1世纪。然而，与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相比，佛教在粟特本土只是少部分人的一种宗教信仰。公元2世纪和3世纪时，把佛经译成中文的翻译家，大多是粟特人。
文化
语言文字
粟特文是流行于古代粟特地区的一种文字，主要用以拼写粟特人所操的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粟特语。粟特文依据古波斯安息王朝官方文字，属闪含语系的阿拉美(Ahrimans)文字草书，结合粟特语发音特点创立的，只有19个音节字母，是一种没有标明元音的音节文字，只用弱辅音字母兼表元音，有阿拉美借字。在景教文字的影响下按照在词中位置(词首、词中、词尾)的不同改变写法。早期的粟特文字母中间分写，后来变成连写，书写方式也因受到汉文的影响，由从左到右横写改为从上到下竖写。
由于粟特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拼写粟特语的文字有三种，一是粟特文，也称标准体、写经体或佛经体，所有的佛教文献、书信、法律文书、铭文、及钱币铭辞，都以这种文字书写；二是摩尼文，也称摩尼体，由粟特文和中古及帕提亚语的摩尼经变体结合而成，不能准确地表现粟特语的元音，主要用于书写文献；三是古体文，也称古叙利亚体，在古叙利亚文22个字母的基础上添加了三个辅音字母来与粟特语相适应，主要用于书写景教文献。
音乐舞蹈
粟特人的音乐反映了中亚、西亚以及中国等不同文化领域的融合。他们的音乐受到波斯、印度和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展现了多元的音乐元素。他们的音乐以多种乐器为特点，反映了他们音乐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粟特人的音乐在宗教场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琐罗亚斯德教祭祀等。这表明他们的音乐不仅是娱乐性的，还具有宗教仪式的特点，为宗教活动提供音乐伴奏。在音色上反映出与"武威郡乐"有一脉相承之处，这意味着粟特人的音乐可能与西凉地区的音乐有某种联系或共同的音乐传统。在舞蹈上出现了胡腾、胡璇、柘枝等三大胡舞形式，这些胡舞在北朝隋唐时期自中亚传入中原，表明粟特人的音乐和舞蹈传统对中国音乐和文化的影响。
绘画雕像
粟特绘画在中亚中世纪艺术中独具魅力，不仅继承了希腊美术的传统，而且注重叙事性和描述性，包括神祇的叙述和战役的记载，将艺术演变成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者。同时粟特美术延续了波斯美术的象征性特征，图像中的符号和象征物传达深层次的意义，不仅仅是表面的描绘，而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性和精神内涵。
粟特地区的雕刻以浮雕为主要表现形式，其与绘画的融合、圆雕的稀缺以及金银器制作中的铸刻方法都构成了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圆雕则极为罕见。即使在偶尔出现圆雕的情况下，它们往往与建筑紧密结合，背后的构图也常显得不够规整。这使得粟特地区的雕刻艺术与绘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另一方面，在金银器制作工艺中，粟特地区采用了铸刻方法，将图案以浅浮雕的形式呈现在器物表面，并与器物的形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种技术的运用不仅丰富了金银器的装饰，还展现了粟特地区工匠们的高超技艺。
建筑风格
粟特人的聚落、定居点大都以商业活动为主，也有部分居民从事农作。而片治肯特是众多粟特城市遗址中壁画遗存最多、壁画内容相当丰富的一个地区，虽然部分斑驳损毁，但依然能够揭示中亚城市作为欧亚经济交流和文化沟通的内容。片治肯特城堡建造在吉萨尔山上，位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片治肯特古城建造在泽拉夫尚河(Zarafshanriver)河谷的较高处，在撒马尔罕城西南，距现今的片治肯特城6公里、撒马尔罕城65公里、布哈拉35公里。5世纪时，粟特人在这里建立城市，沟通东方的中国和西边的波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6世纪，城市不断扩张，7世纪至8世纪早期进入繁盛时期。城市的主要建筑是二至三层的楼房，贵族的住宅建有特殊招待处和特别来宾区，这些区域用壁画和木雕装饰。722年，因阿拉伯人大举入侵，片治肯特遭毁；780年，城市最终被遗弃，沦为荒漠。
影响
民族交融
作为丝绸之路经贸往来和文化传播的主要承担者，粟特人一方面将东伊朗文化传播到丝路沿线地区，另一方面又吸收周边地区文化，成为丝路文化汇聚地和大熔炉，突出反映在其宗教信仰上。除了源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之外，源自南亚印度的佛教、源自古叙利亚的景教都在粟特地区产生过深刻影响，使得粟特文化呈现出突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粟特人亦移居突厥和回纥汗国。唐朝初年，为了安置来降的突厥人，包括突厥内部的粟特游牧部落，唐朝在灵州一带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唐朝在灵州以南新设了六个跌州，将这些地区作为安置突厥人的居住地。羁縻州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域，类似于边疆保护区，由唐朝直接管理。这些羁縻州位于灵州以南地区，为突厥人提供了新的定居地。通过将突厥人安置在羁縻州中，天宝实现了对他们的管理和控制。这也有助于缓解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强了边疆地区的稳定。部分粟特人迁入中原地区与中国各民族的互通互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的文化面貌。粟特人的影响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壮大的重要历程。
文化交流
是欧亚大陆商贸往来和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往东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向南是南亚，向北是欧亚大草原，向西是波斯、阿拉伯和欧洲，地处丝绸之路交通的中心枢纽。中亚北部是草原游牧区，南部是绿洲沙漠地带。中亚文明的——和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地区是中亚文明的摇篮，河中地区的滋养了索格狄亚那(Sogdina)即粟特绿洲带，孕育了、布哈拉等中亚历史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是粟特文明的核心区。粟特人在中亚建立一系列绿洲城邦，并因承担丝绸之路贸易和文化交往沟通东西南北几大文明并从中汲取物质性和象征性资源。
粟特人的文化传入也扩展到其他领域。他们与中国境内各民族建立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带来了古代波斯、印度、希腊以及中亚西域等多元文化元素。这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涵盖宗教、文学、哲学等领域。这些文化元素逐渐被吸收到中国文化中，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组成部分。此外粟特人的工艺技术和艺术品，如织物、陶瓷和装饰品也对中国的工艺制作和美术有所启发，为中国的工艺传统增添了独特的元素。9至10世纪，在粟特本地，粟特语和粟特文被遗忘。至11世纪中，在谢米列契地区和地区仍有一些粟特人保留并继承了其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承和保留对于促进地区的多元文化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体现了粟特人的文化自信和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也为后人提供了研究中亚地区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
代表人物
参考资料
丝路上的粟特人.陕西传媒网.2023-11-16
论祆神与火神的融合.中国民俗网.2023-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