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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宏、任甫，别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中国近代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新法学家、社会活动家、词汇发明家、书法家。清末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民国多个政治党派创办人。

梁启超５岁始读四书五经，９岁能写千字文，12岁中秀才，15岁肄业于广州学海堂。县试、府试皆名列第一，有“神童”美誉。光绪十七年（1891年）从学于康有为万木草堂，并协助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时称“康梁”。在青年时期曾经与老师康有为共同发动“公车上书”，后于上海市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论著，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0月，受聘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次年入京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宣传改良主义，鼓吹民权，并主张君主立宪制。民国二年（1912年），梁启超归国，拥护袁世凯统一，并于次年出任司法总长。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策动护国军反袁。段祺瑞执政时期，一度出任内阁财政总长。“五四”运动期间，反对尊孔复古，讴歌民主与科学，晚年讲学于清华大学。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其著作辑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的学术著作涉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经济、财政、法律、教育、宗教等诸多学科，留下了数量浩繁的文章，对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起了辟山开路的作用，既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的卓有成就的先驱。伟人毛泽东曾评价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并称其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人物生平

年少不凡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于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潮居都茶坑乡出生。其祖上于新会区世代以农耕为业，至祖父梁维清才开始攻读诗书，并考得秀才。受祖父影响，梁启超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六艺，又因为茶坑村距离崖山不远，梁维清经常给儿孙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对年幼的梁启超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回忆道，自己六岁从祖父开始读书，熟读中国史略、五经等书著，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九岁时，梁启超入读会城街道周醒吾塾馆，师从李兆镜，并参加新会县衙的县试，主考官彭君知县对他的试卷拍案叫好，对他提出的问题梁启超也均对答如流，顺利取得第一名。光绪十年（1884年）10月，梁启超到省城参加院试，又中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成为秀才。

求学中举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路，首先前往广州吕拔湖学习八股文，次年至佛山陈梅坪处学习训诂学，并从此对训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八股文缺乏生气、枯燥无味，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光绪十三年（1887年），14岁的梁启超到广州市入读学海堂，“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还与麦孟华、曾刚甫等人切磋学问，并在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等高等学府旁听，广纳百家之学。16岁时，梁启超参加广州乡试，榜列第八。乡试考官正座是内阁学士李端，副座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两人非常赏识梁启超的才华见识。待榜发之时，李端棻请王仁堪作媒，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启超。

康梁相识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由李端棻资助、梁宝瑛的陪同下，梁启超赴京会试，但因朝中守旧势力排斥新思潮，不中落第。回乡时，梁启超途径上海市，此时的梁启超通过《瀛环志略》等西方书籍才得九州之外还有世界五大洲各国，并从此对西方的政治、文化产生兴趣。同年秋，梁启超通过好友陈千秋结识康有为。康有为向梁启超痛陈清廷腐败及向西方救国救民之理。梁启超听后深感自己知识浅薄，“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

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于梁启超、陈千秋的建议和坚持，康有为决定于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开馆讲学。康有为的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历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学生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并每人一本功课簿，凡有疑问或心得，便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交予康有为，由他一一批答。除此之外，梁启超又与韩云台在广州卫边街设立学馆，与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及镇海楼的学生广为联系，结交朋友数百人。

同年10月，李瑞棻特意邀请户部尚书翁同龢、散馆授编修徐致靖、翰林院编修文廷式、刑部主事杨深秀等当朝有维新思想的达官贵人出席了梁启超、李蕙仙的婚宴。翌年春，梁启超第二次参加会试，但因他痛陈时弊、大谈变法，被守旧派官员不予录取。之后，梁启超携胞弟梁启勋回到万木草堂，并专心研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所译之西方书典、学习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期刊，并协助康有为著书立说，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业弟子和得力助手，致力于为改革理论做准备。

公车上书

光绪十八年（1892年）除夕，梁启超致函张之洞之师爷汪康年，提出中国以大兴铁路为主，修筑南北干线，并允许私人铁路接入，形成强大铁路网，是清王朝“转弱为强之机”。这是梁启超提出的首个改革方案。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会试恩科，梁启超遂携妻女北上，与康有为会合。梁启超在北京期间，与夏曾佑、曾广钧、盛伯熙、张謇等官员互相联络，并向翁同龢、李鸿章等高官宣传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但也因此引得守旧派官员对康有为的弹劾。梁启超为此又四处奔走，为其说情，致使惩办康有为的气氛稍有缓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梁启超护送妻女离开北京，后至桂林市与康有为会面，相约再度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之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3月，梁启超和康有为往北京会试，及至北京，已风传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往日本议和割地赔款之事。时至4月中旬，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已传到北京。在京应试的举人决心抗争。康有为认为“士气可用”，立即令梁启超四处活动。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起草了《上今上皇帝书》，一千三百名举人以及官员徐世昌、袁世凯纷纷附和签名。至5月4日，遍及河北、河南省、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吉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 18个行省的举人签名上书，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公车上书。由于兵部尚书孙汶等守旧势力的阻挠，这次上书并未影响到清廷。此后会试阅卷期间，由于主考官徐桐以“有才气者必为康有为”之由，将梁启超考卷弃而不取，康有为则顺利通过，中进士第八名。康梁二人趁公车上书一事宣扬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改革纲领，并为之后的维新道路找到了方向。

梁启超在后来所著的《戊戌政变记》中称此次公车上书之举“唤起吾国4000年之梦”“实为清朝200余年未有之大举也”。

办报维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积极制造舆论、宣传维新，报名与上海广学会所编的《万国公报》相同，并且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亦参与其中。该报“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除了文人官吏受到影响，连士大夫也渐渐了解到了维新的益处。后根据李提摩太建议，改名为《中外纪闻》。同时，梁启超和康有为还参与起草了《强学会序》。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但随着维新运动的顺利进行，清廷的保守派官员越发嗔，徐桐、褚成博、杨崇伊等人带头上奏慈禧，以阻挠维新。在慈禧的支持下，清廷开始严禁强学会议论时政，并改为直隶官书局，“拟设刊书处译刻各国书籍”，由梁启超主持工作。最终，强学会被迫解散，《中外纪闻》也随即被逼停刊。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8月9日，梁启超与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为报刊主笔，本着各个学科无所不包的办刊宗旨进行传播，开始了以“变法图存”的理念进行维新运动。期间结识了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及徐建寅、盛宣怀、严复等社会名流，并撰写《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变法通议》《西政丛书》等五十余篇文章，系统的阐述了维新变法理论，并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他还在文章中大力介绍西学，宣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以改变大清现状，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思想，认为君权与民权的极度不平衡是中国的致弱之根源，呼吁赋予人民权利，开设议院参政，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是年秋，梁启超在上海定居。在之后回新会区探亲的途中又到澳门与康广仁筹办了《知新报》。梁启超起草《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开办详细章程折》。

在此期间，梁启超的维新举措被朝廷多位要臣注意，或对其称赞有加，或认为其歪谈乱道。比如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就认为梁启超的文笔，原自畅遂，“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当时出使外国的伍廷芳曾奏请皇帝派梁启超为参赞，梁启超答应后又转意一心从事报事，执意不就；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也曾邀梁启超到武昌，招入幕下，梁启超依旧婉辞不就。在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了《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和《知耻学会叙》，前者以科学的理论基础论证中国的君主立宪制的可行性，后者则讥讽清王朝时下官吏、军旅、民间陋习的种种丑态。此时的张之洞一改往态，认为梁启超过分狂妄，并通过汪康年向梁启超施压，删减其发表文章。此时《时务报》也面临分裂，黄遵宪因与汪康年发生分歧，被其调往湖南。黄遵宪邀请梁启超与自己一同前往，并在长沙的新式学堂——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自此，梁启超的宣传工作从报刊改为讲学，向学生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时务学堂

在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11月，梁启超告别家人来到长沙市，与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制订《时务学堂学约》，又与谭嗣同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禁书数万册，令学生思想更趋激进，甚至宣称：“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很快，梁启超及同伴遭到来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叶德辉、宾凤阳等守旧派的打击，梁启超大病，回沪治病。时务学堂所教授的许多学生在日后对中国的革命乃至新中国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云南省都督蔡锷、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树达、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范源濂、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李复几都曾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学生，以及数年后在自立军起义中牺牲的李炳寰、林圭、田邦璇、蔡仲浩、唐才质、唐才中等烈士，足以见得影响之深远。学生杨树达在之后曾评价梁启超学堂之事：“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力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初，梁启超乘招商局立轮返回上海市。到沪后病情尚未痊愈，因康有为在北京办保国会急需助手，便与康广仁同赴北京。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保国，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种，即“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教，即“保圣教之不失”。保国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政党雏形，并随即引发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组织相继在北京出现。随着守旧派官员洪嘉与、潘庆澜等攻击，保国会很快便不复存在。期间，梁启超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废八股取士之制。都察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均不代奏。但此时的光绪帝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欲大力推行新政，至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自此开始。

7月3日，光绪帝破例召见身为一介布衣的梁启超，命其进呈所著的《变法通议》，赏六品顶戴，敕梁启超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随着维新派与光绪帝急促的维新政策，朝野上下开始对光绪帝的新政敷衍搪塞，最终无法忍受其对自身权利的步步侵吞，计划请慈禧再行训政。9月13日时，光绪帝准备召梁启超、李端棻等人共议新政，并赴颐和园请求慈禧批准，不料被慈禧扣押。光绪帝急忙秘密联络康有为，替其归政出谋划策，并随后召见袁世凯，意图拉拢以帮助自己脱离慈禧掌控。康有为接到密诏后，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讨对策。由于事出紧急，众人只好遵从谭嗣同的计策，依仗袁世凯的兵权武力，拥护光绪帝，武力夺权。9月18日晚，谭嗣同于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将援救光绪帝、谋刺慈禧的计策全盘托出，却不料袁世凯为求自保，转头便向瓜尔佳·荣禄告密。9月19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得知计划败露，只好各自逃散。梁启超欲请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日本使臣伊藤博文出面搭救光绪帝，但李提摩太不在北京，找伊藤亦未成功。最终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被惨遭杀害告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初涉海外

在日本驻华使臣林权助和伊藤博文的帮助下，梁启超躲过清廷的通缉，顺利抵达日本。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化名吉田晋，居于东京牛込区高桥琢也处，后因革命活动辗转多地。梁启超于日本遇见了前来拜访的孙中山、陈少白，并在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的资助下创办《清议报》，攻击专制朝廷，号召爱国救亡。随着《清议报》在海外刊行，梁启超的声望与日俱增。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化名柏源文太郎，抵达火奴鲁鲁（今美国夏威夷州火奴鲁鲁）与康有为筹划办理保皇会分会与勤王事宜。此时的梁启超虽仍尊听师命，但受孙中山影响，已经开始认为“中国只有经过法国式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才能起其衰而达到自由民权之目的”，不对清王室乃至保皇一举抱有希望。但在其寄予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信函中仍变通的认为“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甚至觉得“举皇上（光绪）为总统”可以“两者兼全”。随后，梁启超加入三合会，在建立檀香山维新会并获得兴中会、三合会会员支持。

思想碰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月26日，谭嗣同挚友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获得康有为、孙中山两方支持，策划于8月9日起兵，先夺取汉阳兵工厂，后一举占领武汉三镇，然后挥师西安市，救回光绪帝。8月20日，梁启超由日本急往上海市。但因自立军因未收到康有为的军饷推迟起兵，而后暴露秘密，被张之洞于8月21日破获自立军在汉口英租界的总部，将唐才常等二十多名组织者处决，起义完全失败。此时的梁启超已与康有为在政治立场上互生芥蒂，但还是达成了暂时的妥协。

10月7日，梁启超前往澳大利亚，访问珀斯、阿德莱德、墨尔本、悉尼多地，为康有为的保皇会发表演说、召集募捐，但华侨支持甚少，康有为为此怀疑梁中饱私囊。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5月29日，梁启超再渡日本，于清议报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文章，积极推广革命优势，与清代针锋相对，与老师康有为所宣扬的保教、尊孔、复辟等主张相悖。12月21日，慈禧买凶烧毁清议报报馆，梁启超只得停刊。1902年2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市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并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令大量国人的革命意识觉醒。11月，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新小说》月刊，发表《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等小说。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甚至写出新中国国号是“大中华民主国”，并开设“上海市世博会”等设想。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说介绍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之社会主义和尼志埃（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之个人主义”两种思想在德国影响较大，从进化论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运而生的原因。这也是梁启超最早发表有关马克思见解的文章。

拥护立宪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月20日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前赴美洲，游历温哥华、纽约、费城、匹兹堡、圣路易斯、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多地，并会见美国社会党、国务卿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 Milton Hay）、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 Sr.）等人，梁启超考察了美国共和制度的起源和优劣，认为中国国情不适合美式共和制度，将中国政体的希望放在英国式君主立宪制上，之后过渡为民主宪政，以民主共和制度为最终理想形制。

同年10月、11月，梁启超连续发表《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等文章，表明自身放弃革命共和，而且成为君主立宪派的旗手，回国为康有为的保皇会积极奔走，与狄楚青等人筹办鼓吹君主立宪的《时报》报刊。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梁启超依旧在主持《新民丛报》，并出版了重编本的《饮冰室文集》。此时日俄战争在中国境内结束不久，清朝的亲贵开始受到影响，以托忒克·端方等人为代表的亲贵开始标榜维新，遂定8月遣五大臣考察欧洲，因车站炸弹一事推延到11月。端方秘密求访梁启超，请其代为起草考察宪政之事，撰写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奏折，提出实行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内阁制、地方自治、制定宪法等一系列的立宪方案。8月，清廷正式颁行《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仿行日本预备立宪，《钦定宪法大纲》草案规定，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诏令。还规定了君主享有用人之权，但凡国家之间的交往，一切军事等，都不必交付议院讨论决定，君主皆可专断。汉族官僚和立宪派人士对此大为不满，南方革命党人也对此强烈质疑，认为清廷不过借此遮掩国民耳目，讨好洋人而已，并对梁启超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言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报刊辩论”，涉及梁20余家报刊、百余万字言论。11月，梁启超就通过其同党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了停战求和的意向，声称“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 ……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政击可也”，最终单方面“停火”。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撰写《政闻社宣言书》，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同时，梁启超还派社员赴全国各地号召请愿，希望清廷正式实行君主立宪。同月，政闻社机关报《政论》创刊于上海市，在《政论》第一号上，梁启超详述该社所以成立的原因及其政治愿景，即：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激进请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政闻社将总部迁往上海。面对清廷预备立宪的缓慢进度，7月2日，政闻社以全体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请限期3年召开国会，并联络各地立宪派，发起“国会期成会”，要求清政府速颁宪法、早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康、梁等人与袁世凯素有矛盾，又在活动期间“私电某（指袁世凯）当道，请劾奕助植党缆权”，袁世凯对此一面亲奏慈禧，声称政闻社为维新旧犯造势，一面促使张之洞奏请慈禧举发康梁乱政秘谋，最终7月25日，清廷下令将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即行革职，8月13日查禁政闻社。此后一段时间，梁启超仍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继续关注和遥控着国内运动的发展，派政闻社旧员分赴各省，劝导各省咨议局联合呈请政府限期召集国会。同时，梁启超还潜心从事财政研究，写了《财政原理》《论各国干涉中国财政之动机》《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论币制颁行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等关于一系列财政经济论文。

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12月，各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市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梁启超立即派遣徐佛苏参加这一团体并常驻上海。宣统二年（1910年）2月，梁启超于上海创办《国风报》。通过《国风报》，梁启超发表了《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等指导咨议局所组建的代表团的三次请愿运动。清廷面对来势凶猛的请愿运动，宣布将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梁启超立即发表《读宣统二年十月初三上谕感言》，积极鼓动徐佛苏，以“不开国会不止”的势头激进请愿。12月2日，沈阳市省城学生数十人前往省谘议局面见议长和副议长，当场割指刺股写血书，要求进行第四次请愿活动，但此次请愿运动随即被清廷镇压，将奉天等地代表押回原籍，将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发配新疆充军。以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将原定的九年之期限提前三年，改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议院。

宣统三年（1911年）3月24日，梁启超离开横滨市赴台，并希望获得台湾遗老的支持以扩大其君主立宪的宣传。此番游台，梁启超对于筹款方面一无所获，惟就考察所得著写了《台湾游记》一书（现已失佚）。6月4日，在梁启超的推动下，各省立宪团体组成宪友会，成为立宪派统一的全国性政党。对于此前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的黄花岗起义，梁启超在《粤乱感言》中指出，过去不赞成革命，是因为动乱引起外国干涉，而现在朝廷已无望，倒不如推翻，或许可以救中国。

计划兵谏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梁启超虽同情革命，但仍不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此前便计划利用北洋军阀势力扳倒皇族内阁（即皇族内阁），进而达到彻底颠覆清廷顽固派、控制国会、实施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的政变计划。此计划以“和袁，慰革，逼满，服汉”为八字方针。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梁启超在写给立宪派骨干徐勤的信中提到：时任军咨大臣并掌管卫戍军、爱新觉罗·溥仪的叔叔爱新觉罗·载涛，是“吾党共事者”，并且“吾党”许多人加入了禁卫军，计划以禁卫军驻守宫门，驱逐庆王、爱新觉罗·载泽，杀盛宣怀以谢天下，推立载涛为总理，“即日开国会”“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具体行动梁启超在信中均有提及：安排汤睿、潘若海到北京接触徐佛苏、熊希龄等人，活动于爱新觉罗·豪格爱新觉罗·善耆与禁卫军统领爱新觉罗·良弼及立宪派之间，联络新建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人，从保定、州两路夹击，完成宫廷政变计划。

10月14日，被清廷命为湖广总督的袁世凯却忽然调转矛头，要求清廷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解除党禁，总揽兵权，宽容武昌事变人员。在梁启超看来，认为孙、袁任何一方取胜，都不利于梁启超所支持的君主立宪之举。张绍等人联名在滦州发动兵谏，清廷不得不宣布解除党禁，赦免政治犯。梁启超趁此机会计划迅速回国，企图利用张绍曾所带领的军事力量攻打北京。但张绍曾认为清廷已满足其兵谏要求，便解除武装。之后吴禄贞被刺杀，梁启超彻底失去军事支援依靠。11月1日，清军与民军在汉口激战，袁世凯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11月13日，袁世凯率兵入京，就任总理。梁启超自知形势不利于自己，匆匆回到日本。

民国从政

随着兵谏计划失败，梁启超预见到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已成事实，随即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肯定了武昌起义的必然性，并主张中国采用英国“虚君制”为宜。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2月15日，袁世凯成为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积极拉拢梁启超，请其撰写共和方案。随后梁启超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袁世凯对其意见暗自叫好，并派使请梁启超回国。同时，孙中山也对梁启超的方案表示认同。11月16日，梁启超抵达天津，随后入京，袁世凯给以最高礼遇，而梁启超则想组党与国民党竞争，试图控制内阁，以影响袁世凯的宪政走向。次年2月4日，梁启超又加入共和党，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幕后指挥，以备战胜国民党、组织内阁。然而，选举结果并不理想，宋教仁将出任内阁总理。

3月20日，宋教仁于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对于此事，梁启超评价道：“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同时，梁启超所在的民主、共和两党日渐式微，梁启超为抑制中国国民党势力，并监督袁世凯，不得不与袁世凯结盟，在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进步党后，担任进步党理事。但也使得梁启超由于处处依赖袁世凯，不得已的对其妥协。7月31日，名誉理事熊希龄被任命为国务总理。9月，梁启超在熊希龄内阁中担任司法总长。在任期间，梁启超著写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呈总统文》等，并在文中提出“制立最适于吾国之法律，使法庭有所遵据”“严定法官考试甄别惩戒诸法，以杜滥竽而肃官纪”等司法论述。

同时，南方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等人的领导下与袁世凯再度反目，爆发了“二次革命”。对于军政双方面面临困境的袁政府，梁启超于7月25日、26日一再向袁世凯致信，希望他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尊重国会的，不要给中国国民党破坏国会留下借口，并提醒道：“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袁世凯依梁启超建议释放了被捕议员，但依旧强令解散国民党、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进而解散国会的先声。梁启超明白自己在政治上的理念所托非人，便于民国三年（1914年）2月20日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同时被任命为币制局局长。在币制局的岗位上，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币制条例理由书》《整理滥发货币与利用公债》《拟发行国币汇兑券说帖》《余之币制金融政策》《银行制度之建设》等文章，铸袁像币统一国内货币，为日后废两改元等金融改革奠定了基础，但依旧未获重用。12月27日，梁启超又辞去了币制局局长一职，开始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此后，梁启超到清华西工字厅“假馆著书”，撰写《欧洲战役史论》。袁世凯在之后又对梁启超进行了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等任命，梁启超都推辞未就。

护国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国宣战，并于民国三年（1914年）9月2日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想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地区的利益。梁启超会见袁世凯，要求趁此机会对德军作战，以收回胶州湾租地，但袁世凯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拒不采纳其建议。民国四年（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与袁世凯密谈并提出了“二十一条”。梁启超得知后，通过《京报》《国民报》《亚细亚报》等报刊发文痛斥日本帝国主义恶性，并写信予袁世凯道：“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3月31日，袁世凯指使梁启超南下，以免阻碍其复辟帝制，梁启超便以回乡为父祝寿之名，南下上海市、广州市等地，联合冯国璋、蔡锷、唐继尧等北洋政府将领，阻止袁世凯的称帝计划。

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中华帝国，篡行帝位。梁启超当日写《上大总统书》予袁世凯，但未获回应，梁启超遂决心起义。12月18日，梁启超将《上大总统书》作为公开宣言发表于各大报章。12月22日，梁启超发电至蔡锷，促其起义。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在昆明市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民国五年（1916年）1月25日，梁启超去信劝广西壮族自治区都督陆荣廷独立，其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

终于，袁世凯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居大总统之位。但梁启超坚持让袁世凯下台，并写《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将袁世凯伪造民意的所有密电公开在报纸发表，以中英两种文字，散布中外。5月8日，对抗北洋政府的护国军政府军务院在肇庆市成立，遥尊黎元洪为大总统。梁启超任巡抚兼政务委员长。6月6日，袁世凯因病去世，黎元洪继任总统。梁启超向黎元洪急请命，由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又致电独立各省支持段祺瑞出来收拾北方政局，实现南北和解。随着段祺瑞内阁的成立，护国军军务院于7月15日宣布撤销，护国战争正式结束。

退离政坛

民国六年（1917年）1月6日，梁启超从上海市赴京以调解府院之争，并于5月8日发表《外交方针质言》，支持段祺瑞向德国宣战。6月7日，梁启超与段祺瑞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6月30日，张勋联合康有为等人潜入清宫，于次日正式拥立爱新觉罗·溥仪复辟为帝。梁启超随即与段祺瑞组织讨逆军，于11日攻入北京，康有为见状逃入美国使馆。自此，康梁的师生关系彻底破裂。

7月14日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并提出了“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八字方针。8月14日段祺瑞公布了由梁启超起草的对德、奥宣战的布告，令中国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之一。协约国一致决议，庚子赔款暂缓5年，令民国政府每年减少1300多万元的支出。同时，梁启超致信予时任日本外相的好友犬养毅，将对日借款一事落实，前后共筹得1450余万日元的“善后大借款”。梁启超还采纳了熊希龄的建议，拟利用缓付庚子赔款，在国内发行公债5000万元，加上日本借款，彻底将北洋政府的财政引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此时段政府的军政费用开支却急剧增加，梁启超只得违背初衷，将暂缓庚子赔款带来的1300万元“收入”充作军政开支。在孙中山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召开国会后，段祺瑞自恃北洋武力雄厚，不顾面临通货膨胀、金融崩溃的风险，再次命财政部将四国银行团垫款日元1000万，折合银元600余万，提出其中的600万，分存中、交两行，决心对护法运动势力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梁启超见状，得知自己的施政理想再次落空，随即向代总统冯国璋提出辞呈。并最终于11月15日，随内阁全体请辞而离开冯、段主导的民国政府。

此后梁启超主要着手于《晨钟报》等报刊事业。《晨钟报》，后改名《晨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领袖都曾为其主笔，该报及其副刊《晨报副刊》以新文化为主要宗旨，与陈独秀所办《新青年》共同促进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也促进之后五四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

民国七年（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即将参与协约国集团为缔结和约而召开巴黎和会。民国中国政府派陆宗祥等出席，又请梁启超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刘崇杰、蒋百里、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前往巴黎。梁启超为此著写《世界和平与中国》，翻译为英法海底隧道两文广为散发，并在新闻发布会上演说，指出：“若有另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省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以此言警示蠢蠢欲动的日本侵略者。民国八年（1919年）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作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青岛市及山东的所有权利让与日本。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最终，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北洋政府亲日派秘密向巴黎发出签字训令，陆征祥亦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林长民得知后秘密致电梁启超，梁启超急将此消息传予巴黎的中国留学生。6月28日，留学生及中国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团住宅，警告陆征祥等人若敢出门，必定当街将其扑杀——陆征祥便不敢行动，被迫发表声明拒签和约。民国九年（1920年）1月19日，日本再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山东省善后问题，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3月5日，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上海市并发表演说，坚决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要求政府释放因五四运动被捕的学生。最终，中日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4日在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令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仍在山东保有许多侵略权益，中国并未真正收回山东的主权。

晚年研学

在梁启超经历了欧洲之行后，决定弃政从教，于民国九年（1920年）4月4日组织共学社，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大量翻译出版西方时代、教育、经济、文化、科学、哲学、史学及俄罗斯文学等多种类名著，向学生推广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及经济学说、基尔特社会主义、俄国现实主义的文学及戏剧。9月，梁启超又成立讲学社，聘请英国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文学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来华讲学，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国家社会主义、杜里舒的反机械论唯心主义、泰戈尔的痛斥西方文化思想沉沦对梁启超影响很深，也随之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文化学术界。

民国十年（1921年）10月10日，梁启超赴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同年，又在北京、天津市多所学校先后讲演七次，各校师生旁听者众多。此后数年，梁启超先后赴济南市、上海市、苏州市、南京、长沙市、武昌、开封市等地巡回讲学，并将自己讲课的讲义16章合编成书，起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包括了清代的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阳明学、经学、历史学、程朱学派，王寅旭、梅文鼎之历学、算学以及清朝学者所整理旧学等内容，共计25万余字。

民国十年（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梁启超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濂、张国淦、董显光、丁文江等人联合发表《天津宣言》，要求停止屠杀，惩办凶手，号召举行大罢工，全力对准“上海英捕房”，要求收回租界，撤退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权利。9月9日，梁启超应聘为清华国学院首批导师。10月22日，民国政府任命梁启超为京师图书馆馆长。

因病逝世

民国十一年（1926年）2月，梁启超忽患便血病，中医无效。后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3月，内科医生会诊多次，建议割除带有黑点的右肾，转交外科的刘瑞恒医生进行手术，术后协和医院诊断肾上黑点是血管硬化，但不是癌症，虽然此后便血现象减少，但依旧根治无术。社会舆论认为是医生误诊，引发中西医的大战。梁启超考虑中国西医尚未发达，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中说：“协和这回对于我的病，实在很用心。各位医生经过多次讨论，异常郑重。”以平息各界对西医的不信任。

民国十三年（1928年）11月28日，梁启超因痔疮再至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此番检查发现梁启超的肺部及左肋之间有毒菌，但病因仍不明确，后发现是念珠真菌病为患肺与气管，与此前肾脏病况并无关联无关——这也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念珠真菌病例。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于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终年57岁。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梁举行追悼会，场面隆重。民国学者、民主革命家章太炎撰送挽联致哀：“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康多莉扎·赖斯人。”著名爱国民主斗士杨杏佛亦献挽联：“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思想与成就

政治理论

梁启超的政治理论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政治学理论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为构筑这种思想基础之上的天赋人权的政治文化，他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

一、国家是公有的，即国家为人民而立、国民一体化、统治权非天所授而掌握在人民手中、国家和人民各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二、国家是公理的：宪法不仅是左右一国面貌的指挥棒，而且是民权的集中体现，如果有了民权左右下的宪法，一可杜绝为争皇权而造成的社会大动乱，改变中国数千年历史所反复出现的“一治一乱”，而达到长治久安；二可消除个人独裁，使民主参政成为现实，“人人皆可为尧舜”；三可充分发挥各级官吏的才华，集思广益，为国献策，充满活力；四可使国家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秩序；五可开发全民智力，人才辈出，国民素质与日俱增。

三、国家是共和的，即以 “民约”为基础所组织的政府就是梁启超所追求的共和制，可使得：一、养成国民的自觉心，使人得知自身的权利义务，且重名誉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贵，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选举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才以得高等之位，而因以奖励公民之竞争心也；四、凡有才能者，不论贫富贵贱，皆得自致通显，参掌政权，以致力于国家也；五、利导人生之善性，使国民知识，可以自由发达，而幸福日增。

经济理论

梁启超对于经济的主张想法新颖、深入浅出，又带有民族特色，生命力较强。在1909年前后和民国初年，梁启超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辛亥革命后，他又深入研究了币制和金融政策，以及银行制度与货币发行等，并更加系统地提出了以金融为核心，经济、财政、金融一体化的改革建议，归纳起来就是整顿赋税、改革货币制度、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等多个方面，从而使他的经济思想逐步丰满和形成风格，在近百年经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历史地位。

整顿赋税

在梁启超看来，国家越是向前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就越多，而经费的主要来源就是赋税。中国旧时的赋税非常混乱，官吏从中中饱私囊的现象也很严重，因此必须加以整顿。整顿的办法，首先要改正农业税，对土地“进行调查，重新登记"，在此基础上，区分宅地和耕地，实行不同的税率，这样便可得常年国库收入3万万两以上；其次要整顿盐课，收全国之盐归政府专卖，设提盐使及各级盐务官，分管十盐区，同时，制盐人必须登记，经批准方得营业；再次，裁减旧税目，增加新税目，如厘金、常关税、茶税、赌博税等皆属不合理的税收范畴，理应裁减，而除田赋、盐税、海关税、烟酒糖税、印花税外，遗产税、通行税、登录税和营业税则应开征。经过如此整顿，国家收入既可大增，又堵塞了漏洞，税收也趋合理化。

银行制度

梁启超曾明确指出，“银行为国民经济之总枢纽，所关者不徒在财政而已。然国民经济不发达，则财政亦无可言。故言财政必推本于银行也。"为了在中国建立合理的银行制度，梁启超介绍了欧美、日本的银行布局和内部运行机制，还提出中国政府除建立国家银行等国家银行外，应大力发展私人银行。为刺激私人办银行的积极性，要允许其在“一定条件之下有发行钞币权。"与此相联系，梁启超提出要改革中国的货币制度。这主要是，货币发行以金本位制，根除货币混乱状况，掌握货币控制主动权。在梁启超担任财政总长期间，他还积极推动中国银行的重组，推荐张嘉敖担任副总裁，对中行的科学治理乃至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都是功不可没的。

铸币

清末的货币制度是相当混乱的，梁启超研究货币的职能与历史，考证中国古代的币材，认为这种币制的混乱是政治混乱的根源。1914年，他担任熊希龄内阁的造币局总裁，凭借自身的多年研究，编写了五万多字的造币厂史，并精心审定题写书名；胞弟梁启勋直接参与了银元的金银铜比例测算，并持续铸造了十亿多枚的“袁大头”（即袁世凯像币），有效地驱逐了各种私币、鹰洋和龙洋等，事实上统一了货币，为日后废两改元等金融改革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以资产阶级的货币理论批判了封建统治者利用铸币权把铸币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这也是发前人所未发的。

公司制度

梁启超首先从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近代股份制经济产生的必然性，还指出近代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下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所以股份制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梁启超极力主张建立有价证券交易所，发展成熟的金融投资市场，以便使“股票作为一种商品，使全社会之资本流通如转轮”。这样才更加有利于民间闲散资金投资于股份企业，从而促进股份企业的发展。在担任财政总长期间，梁启超坚持废除官股控股，股东推举董事制度，亲自认购中国银行股份、支持中行股改，把股份经济作为金融经济来理解，发展和完善证券金融市场，赋予了其股份制经济思想鲜明的政治性与时代特征。

推行公债

梁启超认为举办公债为财政伸缩一大妙用，无论什么国家皆应举办。他强调，发行公债不仅以财政用途为限，其尚有促进社会经济的作用。中国的公债之所以难以推行，是因为没有把公债视为有价证券，不准买卖流通。他还指出，国家举办公债绝对不必要还清，因为对近代国家来讲，没有债券不仅不可能，对社会经济也是不利的。他以为，有计划有控制地举借外债仍是必要的，前提必须是建立立宪政体，组织责任内阁。然后借外债，将其用于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再用发行公债的办法，变外债为内债，以内债的利息偿还外债。

学术贡献

梁启超的学术文化研究受其政治向往所左右，往往政治亦学术，学术亦政治，很难截然分开。梁启超把20世纪初年看作是中国学术文化的大变革时期。

史学

梁启超十分重视历史学，并提出如下革新方向：一、历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二、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三、历史学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梁启超一生的学术研究，于史学最有兴趣，成就亦最大。他在批判传统史学中创立了新的史学理论，为史学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梁启超晚年的学术研究中，其轴心便是历史学。他力图开辟一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研究方法，并设想编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多元立体的历史学书著，因他的英年早逝而未能完成。他还通过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并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研究法。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奠基者，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中国史、世界史、民族史、人物传等方面依然有很多建树，颇具有开创意义。

文学

梁启超在文学方面的建树和史学大体相近，他肯定了小说的崇高地位，论述了小说的社会效应，成为“小说界革命”的领袖，他对小说文学理论上的开拓，在现实中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同时，梁启超还从“日本以小说为中心的文学改良”中受到了启发，提出了以小说改造中原地区的政治学术观点。在诗歌方面，梁启超追求的也是理论的突破和具体的写作；小说方面，梁启超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多以小说发表政见，具有浓厚的政治倾向；中国文学史方面，梁启超兴趣浓厚却偶有涉足，在1925年夏，他研究了孔尚任的生平、个人修养、为人、对文学及诗词、音乐的爱好等，写下了孔的简历，又运用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对桃花扇进行注释，涉及了剧中人物、历史背景、掌故三个方面，同时对个别史实、曲牌作了考订——这无疑是梁启超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又一贡献。

哲学

在哲学领域，梁启超许多论著都具有哲理性、思辨性，都有意无意地宣传了一种哲学理论，从而构成了梁启超自身的哲学流派。他以客观唯心主义作为哲学理论主线，承认实践的重要性、真知来源于实践，但却更多地强调人的聪明才智和灵感，强调闭门苦思而达到认识的飞跃。对于英雄史观，梁启超带有客观主义的色彩，认为英雄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既承认英雄造时势，亦不否认时势造英雄；认为过去的历史就是一场英雄争斗史。梁启超在中年时期，尤其是晚年，根据自己的阅历，时常谈论人生问题，从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人生哲学，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值得珍视的思想遗产。

地理学

梁启超的地理学研究也是从改造社会的愿望出发，他分析了地理与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指出了高原文明、平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不同特点，推论东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是由于地理状况的不同，是平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落差。对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他分析了鸦片战争之后珠江文明的突起和长江三角洲在近代中国社会文明中的领先地位等课题，并认为“中国为天然一统之地，固也”。像梁启超这样较全面地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论述欧亚和中国大趋势的实属首创。

格致学

格致学是洋务运动时期对传入中国的声光化电等西方自然科学的总称。梁启超称之为形而下之学，对格致学术史研究也依然服务于其政治需要。他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评述了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地质学、数学、天文学、机械学等演进的历史，但因不精通自然科学，其评论就不像讲社会科学那样运用自如，妙趣横生，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

佛学

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列举了佛学的诸多优点，指出：“佛教之哲学，又最足与中国原有之哲学相辅佐也。”在其晚年的学术研究中，梁启超十分很注重佛教经典的翻译，详细考察了东汉至隋唐700年间佛经翻译的过程、特点、代表人物、成绩和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提出了四点理论要点，即：从认识论出发的因缘观、业与轮回、黑白无常与无我、解脱与涅。此外还写了《印度佛教概观》《说无我》《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说四阿含》《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读修行道地经》等，从许多方面阐述佛教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佛学研究史上划阶段的优秀成果。

文化贡献

民族概念

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指出：“今所欲研究者，中国之能建国与否……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他认为汉族本身也是由多数种族在历史上融合而成。因此，通过国内各民族的联合，建立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梁启超的这一思想与费孝通近年来所倡导的“多元一体”的华族观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国创建后采用代表国内各主要民族的中华民国国旗作为国旗，正是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结晶，也因此将梁启超认定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书籍体系

梁启超一生酷爱图书，并非常关心和支持中原地区图书事业。在晚年研学时期，梁启超要求创设完整的分类法和目录学，用开列书目和适当解题的办法去引导青年读古书；呼吁建立中国式的图书馆学，并赋予图书馆多方面的功能。

书目表

梁启超在甲午之后作成《西学书目表》，为使译书成为真正传播西学的载体，精挑细拣可读之书，于1896年汇编而成的一本目录学著作。该著确立了目录学的三大分类架构，展示了著录方式的诸多特色，开启了我国近代目录学创新的先河。在晚年期间，梁启超曾专注于书籍分类和编目两个方面，他指出“就编目论，表面上看，像是分类问题解决之后，编目是迎刃而解。”“章实斋对于这问题的救济，提出两个极重要而极繁难的原则：一曰‘互见’，二曰，‘裁篇别出’。 ……我以为中国若要编成一部科学的便利的图书目录，非从这方面下苦工不可。"梁启超归纳的通过目录学可以查书目、了解一个时代的学风、追寻失散的珍本和梳理各个时期的学术流派，从现代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很正确的思路。

图书馆学

梁启超曾于1925年于京师图书馆担任馆长一职。对于公共图书馆对公共文化教育意义，梁启超曾言：“群众图书馆（或称公共图书馆）对于现代文化关系之重大，最显著的成例就是美国，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也要和美国走同一的路径才能够发挥图书馆的最大功用，出于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冷静、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梁启超不但给当时公共图书馆建设热潮泼了冷水，而且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号召，倡导图书馆学的本土化。虽不能说梁 1929年逝世前已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但奠基石的作用是和他无法分开的。

新闻舆论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力的报人、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宣传家和报刊理论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长期从事舆论宣传活动，他于1895年主编《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有27年。他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就有21家，撰写各类文字1400万言，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新闻思想，其中，梁启超的舆论观是其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报刊应当“去塞求通”，并以“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为天职，以“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报道确而速”为办报四大原则，以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为舆论根本，以浸润法、煽情法为其宣传艺术。已把舆论内涵明确为多数人自由表达的意见，同时，充分肯定了普通国民在舆论发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文学作品

曾用笔名

梁启超曾于不同时期的报刊、书作中为自己撰起多个笔名，据统计有：梁任公、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梁任甫、梁卓如、梁宏猷、双涛阁主、爱国者、哀时客、新民丛报记者、社员、檀山旅客、莲园主、适时务者、兼士、轶赐、沧江、赁庐、远公、孟远、宪民、逸史氏、外史氏、新史氏、庸言子、新民子、知新子、中国少年、中国之新民、少年中国之少年、自由斋主人、如晦庵主人等。

所著作品

作品保护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作品一律不准出境者有41人，其中就有梁启超。

人物评价

毛泽东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过：“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在1958年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评价：“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

中国现代文学家郭沫若评价道：“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清朝大臣、文学家黄遵宪在致梁启超书中写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梁漱溟说，梁启超的主要成就“在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造成中原地区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任公无论治事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

中国现代文学家胡适评价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孙中山）、黄（黄兴），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中国近代军事家蔡锷评价他老师：“追随先生（梁启超）有年，觉其德行之坚洁，学术之渊博，持义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一人。”

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在任命京师图书馆馆长一事上，评价梁启超：“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

民国时期重要思想史家郭湛波在其书著《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评价：“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中国现代政治学家萧公权在其书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评价：“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家庭关系

纪念场馆

广东新会故居

梁启超故居坐落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镇茶坑村凤山熊子塔下，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幢古色古香的青砖土瓦平房，由故居、怡堂书室、回廊等建筑组成，建筑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其中包括一正厅、一偏厅、一饭厅、二耳房，两厅前各有一天井，便厅侧有梯级直达其顶部楼亭书房。怡堂书室是梁启超曾祖父所建，是梁启超少年时代读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地方。

故居周围沃野田畴环绕，大榕树、石板巷、青砖房有序分布，村民古朴真淳。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幢古色古香的青砖土瓦平房，是梁启超出生和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地方。天津梁启超纪念馆位于故居南侧，由著名建筑大师莫伯治设计，馆藏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展现梁启超爱国图强、毕生奋斗的事迹。

梁启超纪念馆位于梁启超故居南侧，由港商、新会区荣誉市民谭永廉先生捐资兴建。并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当代中国建筑大师莫伯治先生主持设计，2001年落成。建筑面积1600多平方米，建筑形式中西合璧，既有晚清岭南侨乡建筑韵味，又隐现天津市冰室建筑风格，与原有故居、怡堂书室以及新建的广场等连成一片。2013年，纪念馆内重新装修和布展。新的展览共分7个部分，每个部分以不同的专题，不同的层面，展示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享誉中外的学术巨擘和书法大家的风采。其中，梁启超成功的家庭教育、学术界研究梁启超成果也列入专题，藉以加强纪念梁启超和研究梁启超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2020年11月，梁启超故居入选广东省首批家教家风实践基地。2023年，于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时，由国家图书馆与新会区委宣传部合作共建的梁启超数字图书馆正式开通。

天津故居

天津市的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原意租界西马路），毗邻的还有位于河北路46号的梁启超书斋——“饮冰室”，2012年修缮改造为天津梁启超纪念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和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故居是主题为《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展览，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照片，并辅以蜡像、多媒体等手段展现了梁启超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政治主张及学术成就；“饮冰室”书斋则通过百余件家具及用品的复原陈设，再现了梁启超当年工作及生活情景。纪念馆的院落中央矗立一尊梁启超铜像，眉头紧缩，低颔沉思，再现了晚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著书立说时的情景。天津市是梁启超晚年的居住地。经过十几年的流亡生活，梁启超选择天津作为他实现理想，成就抱负的地方。在这里，他策划了反袁护国运动，留下了卷浩繁的《饮冰室合集》，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天津的历史地位，强化了天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生色增辉。天津梁启超纪念馆的建设与发展，得到了国内外有关人士及梁启超亲属的关注，吸引了诸多海内外观众，现已成为人们了解、研究梁启超及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场所。2022年6月，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开始里新一轮的修缮工作，对馆内展览提升改造，使整个展陈得到提升。

北京北沟沿胡同23号曾在1986年6月被认定为梁启超故居，2012年3月16日，梁启超的后人递交了一份梁思礼带头签署的声明，声明：“我们是梁启超直系儿孙，我们郑重声明：东直门内南小街北沟沿胡同23号，不是梁启超故居。”由于历史的认定偏差，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文物科工作人员确认，该处已不再属于名人故居类的文物保护单位。

墓葬

梁启超墓位于海淀区的北京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地总面积1.8公顷，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为墓园，西部为附属林地。

墓园由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墓园背倚西山，坐北朝南，北高南低，东西宽约90米，南北长约100米，面积4300平方米。四周环围矮石墙，墓园内栽满松柏。墓园内北墙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墓呈长方形，墓前竖立着“凸”字形墓碑。阳面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个大字。碑阴刻“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礼，女适周、思顺、思庄、思懿、思宁，媳林微音、李福曼，孙女任孙敬立”。墓碑没有碑文，也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这是梁启超生前遗愿。

平台下的柏林中，甬路东侧为其弟梁启雄之墓，甬路西侧为其子梁思忠墓、梁思成墓，女梁思庄墓。甬路西侧还有一精美小巧的八角石亭，四周辟有洞门，周围建有平台，穹顶雕花瓣图案，亭内空无一物。原设计亭里立一尊梁启超纪念铜像，后因财力不足未果。

轶事典故

被陈少白掌掴

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至日本，出于同受清政府迫害的相同处境，几经起义失败的孙中山、陈少白二人决定联合他们一同起事。但是康有为、梁启超坚持拥护光绪帝，把孙中山看成是“乱臣贼子”，一口回绝。

随着孙中山在日本华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康有为决定放下架子，派梁启超拉拢孙中山协商合作。谈话当场，梁启超要求孙中山放弃自身主张，加入康有为的勤王运动，并突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的光绪衣带诏，要孙中山两人叩拜。孙中山当然拒绝，梁启超恼羞成怒，指使手下不让他们走。一旁的陈少白大怒，抓住梁启超的衣领便是一耳光。梁启超还没缓过劲来，陈少白又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骂道：“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梁启超和他的人一见这阵势，再不敢阻拦。

三拒红颜

梁启超因戊戌变法逃亡日本后，又应康有为之命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并在那里邂逅了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美丽大方的何蕙珍。当时，梁启超在檀香山演讲，何蕙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暗生情愫。活动过后，何蕙珍向梁启超表白了爱慕之情，但梁启超明确表示已有妻小，拒绝了何蕙珍。之后，何蕙珍又提出“情愿下嫁做小”的要求。为此，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修书信给妻子道：“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令梁启超意外的是，妻子的回信竟然说：“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梁启超其惭愧万分，随即作诗一首，回绝了何蕙珍：“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何蕙珍明白不能强求，便作罢。

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来往北京，期望能与梁启超重续前缘。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再度来会，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为此气愤地指责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梁实秋先生则为此评价梁启超：“梁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婚礼斥责徐志摩

梁启超的爱徒徐志摩在留学英国期间，结识了林徽因。为了追求林徽因，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但也随后被林徽因拒绝。之后，林徽因嫁予梁启超次子梁思成，徐志摩则转而追求已为人妇的陆小曼。随着陆小曼丈夫王赓的退出，徐志摩与陆小曼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并盛情邀请了老师梁启超为两人提证婚词。梁启超对两对新人的情感经历颇有微词，便写下并朗读了如下“训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梁启超事后将此段故事写入信中，形容这场婚礼在他念完证婚词后，“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以此教育梁思成、林徽因、梁思忠等孩子们。

死因争议

美国学者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在其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写道：“四十年后，1971年，他从他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在所著《梁思成》一书中也写道：“在协和施行手术，执刀医师是院长刘瑞恒。但因他的判断有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北京协和医院严加保密。”“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后世多以二人言语以讹传讹。

在梁启超逝世前，1929年1月18日的《申报》、1929年《医界春秋》杂志均报道：梁启超病重为末乃利菌/莫奈里菌繁殖所致，“无生望云”。梁启超本人也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为避免人们误解协和医院，特地放在病案之中的。

1929年，中国著名医学专家朱章赓与俄罗斯医学者顾若祇（T.J.Kurotchkin）发表文章《BRONCHOMONILIASIS SEROLOGICAL STUDIES ON A CASE》指出，患者J.L.（“梁任公”的威妥玛拼音“Jen-kung Liang”简写）死于莫奈里菌感染，与肾病无关；梁思成等人所写《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详细记载了梁启超患病至逝世的经过，两者可以相互佐证。

2006年，北京协和医院在举办病案展览时亦公开梁启超病案，说明无错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