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各种形式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1919年5月4日，在反对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目的下，中国学生在北京进行了游行示威，随后引发了一系列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引起巨大的思想变革和社会革命。这次运动被学生们命名为“五四运动”。
引起五四运动的原因主要是日本于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和1919年凡尔赛和会就解决山东问题的决议案，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引起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反抗情绪，从而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1919年5月4日展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最初以学生运动为主，此后北京、天津市、上海市、广州市等地的新兴商人、工业家和城市工人都纷纷加入到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开展罢工、罢市运动企图给政府施加压力；京、津、宁、沪及留日学生代表商议合并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并继续组织学生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学生、工人以及新兴知识分子以及思想界领袖们在民族情绪的推动下，发起一连串的反抗运动，从而使得政府最终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名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并且同意中国民众的诉求，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开启民智，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同时，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外，五四运动继承并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的理念，延续了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西方的民主科学观念，猛烈抨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历史哲学、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企图借助思想、社会改革来改变当下中国社会的面貌。
事件背景
国家内外动荡
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社会陷入危机与动荡，处在历史的转折点。1911年10月爆发的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革命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此后，中国社会继续陷入混乱与动荡。
内部方面，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采取措施大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建立专制独裁统治，一方面镇压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承认并严格遵守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认可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的侵略特权，与帝国主义共同压迫人民群众。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派兵在山东半岛登陆，袁世凯宣布“局外中立”，允许日军进行划区作战。袁世凯又紧接着发起“洪宪帝制”。而袁世凯死后，逐渐形成了军阀割据局面，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出卖国家主权。此外，军阀之间割据混战，拥兵自重，无限制扩充军队，因此军费支出日益增加。而军阀自身难以负担庞大的军费开支，便剥削百姓，掠夺人民。在这之下，内债数目逐年增加。而军阀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强拉壮丁，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外部方面，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有意收回青岛，以防止青岛成为日本的政治目标。德国也曾与中国公使讨论过这个问题，意图将胶州直接交还给中国，中国迫于日本的压力，不敢直接接受。然而在此阶段，日、美帝国主义向中国大肆扩张势力范围，力求在中国实现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日本为攫取在华权益，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又以日德和谈的要求要挟英美等国，英美与日本沆瀣一气进行交易，并利用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取得了多种特权，使得中国逐渐沦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而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从而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获得了同等的侵略权益。此后，美帝国主义继续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借助振兴实业、修筑铁路等名目剥削中国。自1914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亡前，中美共签订五项借款合同。借此获得了众多特权，例如修筑铁路。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之下，中国的主权和领土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爆发前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激烈的社会矛盾难以调和，处于严重的社会动荡之中，而这种社会动荡的社会环境往往会引发反抗运动。
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和发展
动荡的社会局势促使新的社会力量出现。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发展实业受到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促使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繁荣时期。1915年，中国爆发了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运动。北洋政府颁布多项奖励规则和章程，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还成立了一些新的工业公司，重工业如采钢、炼钢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进出口情况也有所改，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且逐渐觉醒，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
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进一步壮大。19世纪40、50年代，在外国资本主义新式企业中产生了最早的一批中国工人，此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1913年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发展，工人阶级人数增加了三倍以上。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受到剥削和压迫，因此具有较大的革命潜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此外，战争使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只得加入工人阶级，更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阶级斗争规模日益扩大，且逐渐摆脱传统观念，加强内部联合，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其反帝反封建性质也越来越明显，政治罢工的事件增多，甚至出现了直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其的罢工事件。但是此时的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未意识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
19世纪以来，中国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纷纷回归祖国，挽救局势。其受到国外先进思想以及新思潮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此时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多个群体，政治上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五四”前夕不断向反动派开展斗争，并形成了三大高潮。
新兴的社会力量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往往努力传播新思想，企图开启民智，无论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还是反抗运动中，都能够发挥引领作用。
新文化运动推动思想解放
首先是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前发生了全面反传统、反儒家礼教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市转移到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且聘请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作为《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且成立编辑委员会。因此，形成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胡适、陈独秀等学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谈论对于中国政治的看法，并且在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进行改革。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认为要维护民主则必须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当时的学者大多倡导人权说，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陈独秀认为个人的自由权利应当载诸于宪法之上，不能够被轻易剥夺，是为人权。当时的知识分子倡导以人权为武器，效仿法、美等国开展资产阶级革命，因而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借此将人权思想广泛传播。
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尤其是鬼神之说。封建迷信与鬼神之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往往对鬼神之说予以支持。《新青年》创办后，便展开了与鬼神的斗争。陈独秀、刘半农等学者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以驳斥鬼神之说。经过进步学者的启发，社会上的迷信鬼神之说逐渐消失，而鲁迅也在《新青年》上提到科学能够为人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带给人们清晰的思路。在这一阶段，先进知识分子推崇自然科学，在破除封建迷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新文化运动反映了在社会变革之际，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对旧文化的彻底批判实际上是对于封建专制制度与传统封建礼教的批判，是对旧制度与旧思想的批判。先进知识分子所宣传的民主科学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上形成了新的文化思潮，在学术、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改革也进一步解放了群众思想，为此后的革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教育体制改革改革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近代教育，成立了京师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等新式教育机构。随着这些变革的实施，清末教育体制开始由传统向现代逐渐转型，先后颁布了《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等条例，颁布实施癸卯学制，使得高等教育体制逐渐由传统的国子书院教育向现代专门化高等学校转变。
1901年1月29日开始实施新政，在这期间改革科举制度、建新式学堂、派出留学生与考察队，并且重开京师大学堂，进行了成效显著的教育改革。改革初期，张百熙主持召开京师大学堂与全国教育改革，颁布《奏办京师大学堂疏》，并提出5条兴学大纲。
此外，同样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张之洞还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总结出许多新的办学原则。还在参考壬寅学制的基础上提出了癸卯学制，并于1904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通儒院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等章程。新学制将高等教育分为三级，即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京师大学堂、通儒院。而在当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有深造的想法，便可以报名进入高等学堂学习。报名后要经过一定的选拔，选择品行优良且经史文学基础扎实者，并帮助学生补习历史、地理、算学等科目，后才正式进入高等学校学习。高等学堂内学科丰富，按学科类型总共分为三类，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格致科、工科、农科以及医科，同样也是效仿了西方的办学体制，在当时具有进步性，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改革融合了西式的学科设置，改革传统的学风，提高了学生的个人素质，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从而使得学生的思想得到解放，逐渐有了发动反抗运动的自主意识。
事件原因
第一，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学生认识到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是卖国贼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结果，因此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曹、陆、章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1月，帝国主义战胜国家召开巴黎和会，讨论如何处理战后的问题。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会议的主旨，大肆宣扬自己的和平主张，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受到迷惑，认为在“十四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能够收回失去的主权与领土，认为此次和会必将得出充满公平与正义的结果。而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将帝国主义在山东省的权益收归中国。然而由于和会被帝国主义国家操控，他们对中国的合理要求严词拒绝。而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上对于山东问题的讨论情况十分关注。
1919年2月，北京大学学生致电巴黎专使，要求力争山东主权。然而，英美法三国制定有关条款规定，将德国原先在中国山东所获得的特权交给日本，无视中国要求收回在山东半岛权益的合理要求，这一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所宣扬的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公平正义的巴黎和会，仅仅是战胜国宰割战败国的一次分赃会议。巴黎和会关于山东省问题的条款是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害，然而北洋政府却选择接受，这之后中国人民认识到了政府的软弱与腐朽。因此，一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爱国运动爆发了。
第二，民间外交的推动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初始原因。1918年12月，梁启超、蒋百里等七人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到达巴黎，积极结交各国政要人物，开展民间外交，为巴黎和会上的官方外交做好充足准备；国内在1919年2月也分别成立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和“国民外交协会”，以此作为外交信息交流的基地。
运动过程
第一阶段
5月1日，政府接到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提到向日本要求收回胶州租借地的外交已经失败。各个学生组织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7日举行群众示威大游行。5月3日，北京市民各个阶层纷纷举行集会，讨论抗议山东省问题的办法。然而，学生受到爱国热情的驱使，已经开始计划筹备五月四日的游行示威运动。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一方面联络其他学校，另一方面也进行各种宣传活动的准备。5月3日晚，北京各大学校学生都在积极筹备罢课示威运动。5月4日上午10时，十三所学校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讨论致电国内外，以激发爱国热情，召开七天的国民大会，组建北京学生的对外永久机构、发起当天下午的游行示威等具体事宜。会议决定发布“北京学生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口号。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共两三千名学生因青岛问题在天安门广场集和，结队前往各国史馆议事。北京大学的学生首先发起示威运动，他们大多身着旗袍或黑色制服，手持各色旗帜，上面写着“还我青岛市”“取消二十一条”“保我主权”“誓死力争”等口号，有些标语甚至用外文写成。
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主要目的是对“总统府”及帝国主义使馆进行抗议，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于维护国家主权，收回国家权益的强烈愿望。他们在天安门向群众解释了游行示威的意义，并激发了群众参与的热情，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
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受到来自各方的阻碍，教育部严格禁止学生参与示威活动，提出要严格约束学生在校期间的言行举止。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使得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教育部应当严整学风并且对于学生严加管理。可见五四运动中，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受到外部阻碍之大。
学生队伍集结后，又向曹汝霖的宅院赵家楼进发，并且在沿途中发放传单，宣传维护国家主权，打倒卖国贼曹陆章的理念。学生的爱国热情鼓舞了街边民众，使得一时间人心振奋，民族情绪高涨。下午三时左右曹、章回到曹宅，但是他们认为学生无法发动较大规模的运动，因此对五四运动的爆发选择漠视。下午四时左右，学生们到达赵家楼胡同前，然而赵家楼前戒备森严，学生们的行动受到了警卫的阻拦，双方产生了争执。在争吵中，一些学生顺势进入曹宅，从里面将门打开，学生们纷纷涌入赵家楼。曹汝霖和章宗祥出于害怕迅速逃走，愤怒的学生们因为寻不到曹汝霖的踪迹，因而放火焚烧了赵家楼，以此来泄愤。起火后军警赶到，学生们大多已经四散逃跑，军警只得当场逮捕了三十二位学生。学生的行动给予了反动派一记重击，他们设法打击学生的游行队伍，阻碍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4日晚，各校学生讨论营救被捕同学及继续斗争的问题。尽管遭到恢复上课的劝说，学生们仍然继续罢课，罢课规模逐渐扩大。并且提出用集体“自首”的办法营救被捕同学。5月5日上午，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发起罢课，并致电各方，请求支援。同日下午，各校学生在北大法科召开全体联合大会，就救出被捕同学提出建议，并坚持要求罢免曹、章、陆等卖国贼。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组织集会，以援救学生和提倡爱国运动。在蔡元培的劝说下，学生们于五月七日正式复课，被捕的学生也得以回校。
5月19日，北京学校的二万五千多名学生发起总罢课，提出了六点要求包括惩办国贼和收回警备命令等。虽然学生的活动受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破坏和干扰，如日本公使要求北京政府禁止学生的“排日”活动、在华日本浪人不断进行破坏干扰活动，但学生们仍然开展了组织演讲团、抵制日货等活动。6月3日，北京二十余校的数百名学生在各自的预定地点集合，挑起演讲团的大旗，但警察驱散听众，侦缉队、保安队则纷纷逮捕学生。尽管学生被逮捕，但他们仍然坚持斗争，上台演讲，并赢得了社会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第二阶段
五四爱国运动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而第二阶段被称为"六三"运动。"六三"运动是因北京学生被逮捕而引起全国响应、支持、参与的运动，标志是上海三罢斗争于六月五日实现。这时，运动中心已经从北京转移到上海市，而运动的主力也已经由学生变成了工人。
5月31日，上海学生在追悼郭钦光的大会上发表演说。这次大会动员了上海学生参加六三运动。接下来的几天，京、津、宁、沪及留日学生代表商议合并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并继续组织学生运动。在这期间天津市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成为了各地爱国运动的联络枢纽，先后有北京、天津、山东省等地的学生在此登车。先后成立学生联合会与讲演队。而五月中旬后，天津学联又多次派出代表和北京学联代表南下南京、上海市等地，并同上海代表一起到北京联合进行请愿运动。而天津本地的运动普及范围也较为深入，很早就开始响应学生运动。5月31日下午，各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决定于六月一日起进行罢课，并且在各地进行演讲宣传，学生们被埋伏的军警袭击，大多被捕、被枪伤、被刀伤，造成了“六一”大惨案。
1919年6月5日，天津学生联合会集结学生一千多人，在南开中学广场举行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分发二次罢课宣言，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学生们自发进行演讲，在场内带领群众进行宣誓，高呼誓死保卫国土、洗雪国耻、除掉国贼、共同进退。而后开展游行运动，向中心街挺进。而工人阶级也表现出了对斗争运动的支持。天津市当地还成立了众多爱国组织，选举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的职员，该组织在推动全国各地各界联合会的成立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19年6月9日，天津市公民大会在河北公园召开，组织者马骏登台演讲，提出商界罢市，致电政府严惩卖国贼以及保护各省爱国学生。大会还推选出马骏等七人到商界交涉罢市，为政府施加压力。
除去天津，五四运动期间，武汉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武汉地区的五四爱国运动随着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游行示威开始。5月6日，《汉口新闻报》报道了北京爱国学生举行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次日，武昌各学校学生代表聚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商讨声援北京学生事宜，拟成立学生团，决定与北京学生共同采取行动。5月17日，武汉又成立学生联合会，决议提倡国货，鼓励爱国思想，力争青岛市，组织游行、露天演讲等活动。5月31日，武汉学联会公布罢课宣言，决定于6月1日起开始举行罢课，以争回青岛、惩办国贼、恢复学生自由。学生运动遭到政府的镇压。6月3日，学生不顾禁令，再次上街进行爱国宣传教育。在运动期间，武汉各界人士对学生运动表示了支持，包括记者、编辑以及教育界各方，均以自己的方式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
6月3日，上海学联代表和北京学生代表联合到上海县商会动员罢市，并在大码头和重要市区演讲和分发传单，控告政府违法行为。为了镇压学生运动，政府恢复采取严厉政策。增加城中的巡警数量，他们最初对学生进行驱散，许多学生被马踏伤或被巡警打伤。见学生并未因此停止演讲活动，他们开始大肆逮捕学生。为了给政府施加压力，营救被捕学生，从六月四日开始，学生们纷纷到上海市街头、公园、菜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聚集宣传以动员群众，此外还动员各大商户进行罢市。
政府大肆逮捕学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慨，商人、工业家等群体开始与新兴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将五四运动推动到一个新的方向。6月5日大规模罢市正式开始，学生继续在街头发表演说，沿街店铺大多闭市，上海市的景象一片萧条；下午，两百多个来自不同的社会及政治团体的代表举行集会，讨论罢工罢市的形势现状。会议代表们一致同意继续罢市以支持学生的斗争运动，同时决定成立一个永久性机构，包括工、商、报界及学生联合会，即名为全国各界联合会或“工商学报联合会”。在此次大罢工中，学生通过宣传、演讲等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大众对当下政府公然出卖国家主权行为的愤慨，推动了罢市活动的进行。而罢市活动的顺利进行也证明学生实际上得到了商人的拥护，形成了共同的斗争联盟，在攻守方面与商人群体达成了一致。
而不止商人和店员支持学生的斗争，出于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卖国行为的愤慨，上海市工人纷纷发起罢工以支援学生。首先是纺织工人和印刷业工人，后来又扩展到金属业工人及其他工人群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起的爱国罢工运动，工人并非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而是向中国及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事件结果
在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升级后，政府逮捕了大量学生，但这引发了更强烈的反抗浪潮。最终，政府被迫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学生问题，采用劝说策略，并提出解决学生纠纷的办法：要求军警机关尽量将军警从大学周围撤离，由教育部与学校当局共同劝说学生回校上课。此后有关学生的问题，由教育部和学生直接商谈，不经过军警。此外，各界代表在上海县商会会馆举行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集会，要求政府严惩卖国贼，并发表了两项宣言。六月七日，北京总商会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提到北京地区的罢课罢市运动逐渐得到了各省的响应，规模较大，京师内部局势动荡。六月十日，北京学生团体前往公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并且拒绝承认胡仁源为大学校长。在全国“三罢”斗争开展后，北京政府已有妥协之意。在学生的步步紧逼下，政府最终罢免曹、陆、章三位卖国贼的职务。但是此事件中，关键的山东省问题还未得到妥善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在此事件中，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争议主要在于围绕着中国是否应该在和约上签字展开。北京政府认为，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是对各国辛苦调停的辜负，声称过于强硬的态度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此时，山东人民为了维护领土完整，积极参与拒签合约运动。六月十八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请愿团进京；六月二十日正式向总统府发出请愿，要求拒签合约，废除已经签订的铁路草约。除去山东爱国民众，北京爱国团体也紧跟着发表请愿运动，要求面见政府，施加压力。六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市各界人士召开万人大会，表达拒签合约的愿望。在中国的主权受到威胁时，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工人和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会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六月二十八日，即巴黎合和约的正式签字日期，斗争群体将中国代表团包围，使其无法前往会场签字，这也标志着群众抗议最终获得最终胜利。7月22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宣布所有学潮停止，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重新任职。
参与群体
第一，青年学生知识群体。早在20世纪初年，中国学生就逐渐有了更活跃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乐于参加公共事务和政治改革。此外，中国学生对于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已经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且长期的集体生活使得学生更加团结。因此五四运动时，进步学生是主力部队，他们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由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到产生了主导社会变革的意识，并在运动中开始构建学生群体的话语权与社会认同感。此外，社团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对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第二，政党派系中的政界群体。政府的一系列卖国行为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不满，而正是这一系列不满以及群众的爱国热情使得五四运动最终爆发。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各种政治利益的纠结、博弈以及各种派系的介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最终推动力。
第三，工商团体中的商人群体。商会是主要的商业团体，为五四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五四运动最初由学生发起，学生演讲、游行等一系列活动激起了商人群体的反抗热情。北京总商会首先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并从1919年5月7日起在全城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呼吁商会共同采取措施，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拒签和约，向巴黎和会提出改变对中国山东问题的决议，力争收回山东主权，全国各地商会迅速形成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高潮。
第四，社会一般民众。工人和农民长期受到压迫，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为五四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一些地区的农民也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他们的斗争进一步配合了学生的罢课和工人的罢工运动，壮大了斗争群众的力量；而具有爱国救亡意识的上海青红帮指使扒手、乞丐也支持罢课、罢市、罢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
第五，海外华侨、留学生、旅欧华工群体。1918年5月，归国的留日学生们发起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掀起全国性反帝爱国热潮，又组织了留日学生救国会，召开上海各界联合会。各省的留日学生先后组织本省或市的留日学生救国团，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初步基础。
学生代表
北京
方豪（1894-1955年），又名方新，男，浙江省金华县人，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发起人之一，运动期间任北京学生联合会首任主席，推选为全权代表。
罗家伦（1897-1969年），字志希，绍兴人，1914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
段锡朋（1896-1948年），字书治，江西永新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参加和组织了北京地区的五四运动。
王自治（1889-1965年），正宁县宫河南镇南庄村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
张国焘（1897-1979年），江西萍乡人，字恺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邓中夏（1894-1933年），宜章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等。
罗章龙（1896-1995年），河南浏阳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
王造时（1903-1971年），原名雄生，江西省安福县人，191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中等科，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生于聊城市，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在五四游行示威中担任总指挥，对五四运动的发动有所贡献。
闻一多（1899-1946年），现代诗人、学者，原名家骅，以字行，，湖北水人，早年就读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参加过五四运动，后留学美国，学习西方文学、美学。
瞿秋白（1899-1935年），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曾两度临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参加领导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
郑振铎（1898-1958年），我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学者、翻译家。1917年进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铁道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
许德珩（1890-1990年），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政治活动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起草《五四宣言》，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
天津
黄爱（1897-1922年），字正品，号建中，湖南常德人，1913年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春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五四运动时积极从事学生运动，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辑。
张太雷（1898-1927年），原名张曾让，学名张复，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成为爱国运动的骨干。
于方舟（1900-1928年），原名兰渚，生于直隶省宁河区（今天津市宁河区），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
马骏（1895-1928年），吉林宁安人，曾用名马天安，字泉，号淮台，回族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骏以南开学校学生代表身份，参加“天津市学联”活动，后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周恩来（1898-1976年），南开大学学生，觉悟社领导人，提出将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孙越崎（1893-1995年），曾于上海市复旦大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北洋大学采矿系，1919年参与五四运动，担任天津大学学生会会长。
上海
何葆仁（1895-1978年），曾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毕业后升入复旦大学文学系，在五四运动期间组织游行活动。
湖南
彭璜（1896-？），字殷柏，湖南湘乡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五四运动中与毛泽东等积极发动和领导湖南学生的爱国斗争，被选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会长。
南京
张闻天（1900-1976年），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投身于五四运动。
阮乐真（1896-1972年），又名阮乐真，绍兴市上虞人，毕业于东南大学，著名教育家,是19世纪30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最具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的一位杰出的语文教育家，也是我国现代写作教育研究的开创者。
武汉
陈潭秋（1896-1943年），原名陈澄，字谭秋，湖北黄冈人，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事件影响
五四运动对近代中国发展影响巨大而又深远。
思想解放
首先，五四运动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在五四运动前，先进知识分子便已经发起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但此时的新文化运动并未广泛动员起人民群众，而经过五四运动这个全民革命，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思想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传播，白话文开始被广泛采用，文学革命也得到广泛的推广。除此之外，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热衷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探索救亡图存的新道路。而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全民参与的革命运动，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民众开始产生主导社会变革的意识。
推动社会组织成立
五四运动推动新的社会组织出现，推动商人和城市工人的组织和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五四运动中，商人群体逐渐组织起来，开始成立联合会共同活动。各个城市商人纷纷成立各种同业工会共同活动。此后现代工会也有所发展。在五四运动期间，经过各种罢市运动后，各种劳工组织逐渐由松散到紧凑，开始组织起来共同发起反抗运动。
推动民众觉醒
五四运动促使先进青年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人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进一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各种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思想得以进一步解放，开始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开始认识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了一定的阶级的觉悟，在各种革命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五四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形成了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热潮。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组织下诞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领导华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走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而实现国强民富，逐渐复兴。
人民群众斗争发展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延续和发展，将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自1840年开始，救亡图存开始成为中国人民的重要使命，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来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然而五四运动之前，这些斗争运动虽然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大多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对帝国主义抱有过多的幻想，并未彻底反帝；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明确的反帝目标，盲目排外等。而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将斗争目标指向封建势力总代表，即北洋政府。中国人民猛烈抨击封建主义，追求民主和科学精神，开始找到民族复兴的正确方向，以及找到能够领导革命的阶级力量，这使得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可见，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重要转折点，为华族实现民族独立奠定基础。
正面反抗不平等条约
近代以来，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多次与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削弱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国逐渐沦为洋人的朝廷。这些政府往往选择屈从于外国列强的无理要求，而不敢直接反抗。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帝国主义列制定的条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面反抗这种强加于中国的条约，这一事件也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胜利，继罢免曹、陆、章三位卖国贼之后。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是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国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推动妇女解放
五四运动促进妇女解放，将妇女从传统的社会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在五四运动之前，妇女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并且经常受到不公的对待，甚至在法律上也无法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妇女在家中被当做贤妻良母，在社会上也被歧视和苛责。五四运动促使妇女逐渐走出家庭，走入社会，她们开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甚至进入学校享受教育。此时开始男女合校，并且有众多高等院校开始招收女子。除此之外，妇女甚至开始涉足政治，妇女参政运动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事件评价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提出，五四运动中，青年参加国事运动，唤起了全国青年对于国家问题的意识，将青年运动扩大为民众运动，形成了诸多民众组织，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将其影响力扩大到青年及一般民众身上。
此外，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胡适在《纪念“五四”》中提到，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其中体现出的学生牺牲精神、社会裁制精神和民族自决精神，关系到华族的存亡。
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谈到五四运动既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社会政治改革运动，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助于实现民族独立和个人解放。但是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本质实际上仍是一场思想革命，从思想上的变革进一步过渡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学者林贤治在著作《五四之魂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提到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知识分子的“创世纪”，在这期间凭借知识分子的努力积累了巨大的精神能源。
而关于五四运动的不足之处，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也有提及，认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改革者们为了革除社会弊病，对于过去对民众思想其支配作用的旧传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传统文化阻碍了社会进步，大力提倡外国新思想。他们的批判存在全盘否定的问题，而且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过于重视理论而忽视了在实践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