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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

宋教仁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得尊，号初，后改作敦初，亦作遁初，别号渔父，笔名犟斋，湖南省常德市桃源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国共和宪政先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农林部总长。

1899年就读于桃源漳江书院，1903年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在学堂受革命团体影响走上革命道路；1904年与革命党人一起创建华兴会，任副会长；1905年与友人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助力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1907年到东北地区联系东北绿林武装力量共商起义；1910年在上海加入《民立报》，组织筹建同盟会中部总会；武昌起义后积极促成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地起义和筹建临时政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先后任法制院院长、农林总长，宣传成立内阁制。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年仅31岁。孙中山称他：“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他曾任《民报》撰述、《民立报》主笔、宣传法治思想、创建华兴会，是中华民国初期首倡内阁制的政治家，民国初期为共和制捐躯的第一位政府要员。他参与拟订湖北军政府的《鄂州临时约法》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称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著有《宋渔父日记》《宋渔父先生遗著》《间岛问题》等，译著有《俄国制度要览》《日本宪法》等。

生平

早年经历

1882年（清光绪八年）4月5日，宋教仁出生于桃源县上坊湘冲（今八字路乡渔父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宋宗泮去世早，靠母亲抚养成人。1888年（清代光绪十四年），６岁的宋教仁进入私塾读书。1892年，宋教仁家贫辍学，在家中自学。1899年，升入桃源漳江书院。他在前任书院山长黄彝寿和时任书院山长瞿方梅的教导下，钻研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著述，阅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与覃振、胡瑛一起，被称为“桃园三杰”。

走上革命道路

1900年，唐才常、沈荩等人成立勤王救国的自立军，建立秘密会党富有山堂。宋教仁被发展为富有山堂的骨干成员。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宋教仁奉母命，参加县级科举考试，考取秀才。1903年，宋教仁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武昌文普通中学期间，黄兴的反清革命演说吸引了宋教仁。同年秋，宋教仁因常与同学议论时政，为官府所忌，被迫肄业回湘。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2月，宋教仁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长沙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政治纲领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宋教仁任副会长。继而与胡瑛在武昌创建“科学补习所”，即华兴会湖北支部，宋教仁担任文书，并负责常德路武装起事。两个月后，成立“华兴矿业公司”，发行“股票”筹集革命资金。同年，华兴会计划在11月16日，慈禧万寿节（七十大寿，农历十月初十）那天举行起义。因为某会党首领游得胜在兜售“华兴公司”股票被捕。游得胜被杀前供出了主谋“姓宋的”常德市学生。

流亡日本

宋教仁遭清政府通辑，在桃源漳江书院看见缉拿他的公文。在漳江书院山长黄彝寿的掩护下，逃走。之后，由上海市，东渡日本。

1905年初（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月），他与程家柽等创办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任杂志社暂行经理人、总庶务，宣传反清革命。之后，宋教仁进入东京顺天中学校学习日语和英语；到日本体育会习练徒手操、兵式操和马术；6月12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日），进入东京法政速成科学习，并在工艺学堂兼职教授汉语。7月27日，《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刊印后，被日本政府以“妨害安宁秩序”为由查封。8月，宋教仁助力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担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人，继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同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正式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俗称“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等加以干涉，引起全体中国留学生的总罢课运动。宋教仁与胡瑛为代表，组织联合会，主张全体退学归国，以示抗议。留学生之一，陈天华留下《绝命书》，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沉，以死警醒国人。宋教仁亲往大森湾警署认领陈天华的遗体，于12月25日作《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一文；次年1月22日，又作《烈士陈星台小传》，均刊于《民报》。

1906年1月13日（光绪三十二年一月），宋教仁化名宋，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壬班学习。学习期间，他阅读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翻译了《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一千九百0五年露国之革命》等十多部著作，研究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成为革命党人中研究欧美近代政治制度方面屈指可数的理论家，被视为宪法的化身，为他后来绘制中国政治蓝图打下了基础。同年12月，他任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

东北谋事与《间岛问题》

1907年2月（清光绪三十二年），宋教仁化名桃源宗介，渡过鸭绿江和参加起事的同盟会会员吴昆会面。4月，与李逢春等成立中国同盟会辽东支部，谋划发动起义。6月，宋教仁到吉林城，访问了抗俄抗日将领韩登举，商谈起义，配合民主革命。事情泄露，宋教仁再度潜回东京。期间，他得知日本“长白山会”正制造所谓“”间岛问题，企图侵占中国延边一带领土。他乔装成日本人，打入“长白山会”，摄取日本制造的假证据，先后到汉城图书馆和如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编写了六万多字的《间岛问题》一书。初稿写成后，由清驻日公使誊正转交清外务部为保护图们江间岛地区做了有力证据。该书在中日交涉中起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允请慈禧取消对宋教仁的通缉，并赏四品京堂官衔，通知驻日公使馈赠酬金2000元，都遭到宋教仁的拒绝。后来，驻日公使坚持给宋教仁酬金，宋教仁就把钱散发给生活困难的留学生。

推动革命进程

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多次起义失败，宋教仁提出“革命三策”，拟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1910年12月31日，宋教仁离开东京，启程回上海市。1911年，宋教仁在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桃源渔父”笔名撰写大量论说和时事短评，如《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讨俄横议》《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同年4月，宋教仁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筹划工作，任统筹部编制课课长。起义失败后，7月，他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任总务干事之一，成为中部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中部同盟会根据宋教仁谋“长江革命”的方略，决定首先在武昌起义。宋教仁来往于上海市、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武昌起义成功后，宋教仁在上海参与立宪派首领张謇等组织的全国会议团密谋，共同发起签署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参与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

10月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在武昌成立，宋教仁大力宣传建设民主共和政权。10月28日，宋教仁随黄兴抵达武汉。黄兴被推举为战时总司令，宋教仁协助胡瑛办理对外交涉事宜。11月9日，湖北军政府公布了由宋教仁主笔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11月13日，宋教仁乘船东下，去筹建由革命党人控制的中央政权。

宣传内阁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长，亲手制订了许多法制、官职令，主笔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提出辞职；3月10日，袁世凯策动北京兵变，宣誓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唐绍仪组织内阁，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期间，宋教仁注重法制建设，他拟定了边境开垦、移民与森林等法律草案，并对内政、外交等提出许多建设性建议。他大力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反对袁世凯的专职独裁。7月，宋教仁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

7月21日，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8月25日，宋教仁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联合并党，以“中国国民党”为新党名称。宋教仁被选为理事，不久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他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10月18日，宋教仁南下布置各省为正式国会的选举事宜，并顺道探望离别八年的母亲和妻子。不久，得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告别亲人，继续南下。他在途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期间，袁世凯向宋教仁馈赠交通银行支票50万元，并向他表示，介绍一位漂亮又有文化的亲戚充当宋的内助，都遭到宋教仁的拒绝。

自1913年元月开始，宋教仁在长沙、武汉、黄冈、九江、上海市、杭州市、南京等地发表竟选演说，对北京临时政府进行抨击，宣传“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为实现民主政治制造舆论。2月4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参、众两院复选结果，中国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1913年3月，宋教仁任救国社名誉社长。袁世凯把宋教仁当做自己最重要的政敌，以“救国团”的名义通电全国，对宋教仁进行攻击；派人去日本购求宋教仁在日的“劣史”，编印成册，在社会上散发，以毁坏宋教仁的名誉。

暗杀身亡

1913年（民国二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宋教仁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政党领袖身份赴北京组阁。

同年3月20日22时45分，从车站贵宾休息室出来的宋教仁，与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边走边谈话。要进检票口的时候，从阴影里闪出一人，对准宋教仁连开三枪。宋教仁中弹，倒在一张椅子上。黄兴、廖仲恺等人七手八脚把宋教仁抬上汽车，送到了离车站数百米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第二天凌晨，医院的德国医生取出宋教仁身上的子弹。手术之后，宋教仁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医生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22日凌晨4时48分，宋教仁伤势转重，不治身亡，年仅31岁。

宋教仁遇刺身亡后，中国国民党相关人士致电当时之地方政府，请“为宋教仁铸像，开设公园”。慕园选址在火车北站附近，名为“闸北公园”（今上海市闸北公园）。各界民众到医院吊唁。3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上海支部举行隆重的移灵仪式，将宋教仁的遗体从医院移往法租界内的湖南会馆停放。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送殡的队伍长达十几里。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士兵、巡警都加入到了送殡的行列。孙中山惊闻宋教仁遇难的疆耗之后，从东京赶回上海，并亲致挽联。武汉各界在汉口满春西苑开追悼大会，武汉省议会议员詹大悲及烟台市卸任都督刘艺舟致电全国声讨袁世凯，发动罢工、罢市、罢课及抗税、抗粮运动，以示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

宋教仁之死使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实现的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陷入严重危机。之后，孙中山力主讨伐袁世凯，黄兴在南京，李烈钧在江西首先起兵讨袁，发动中国近代史上的“二次革命”。但，“二次革命”在两个月内就失败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相继逃亡海外。二次革命为之后抗议袁世凯盗国、洪宪称帝掀起的全国性的反复辟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主要思想与成就

宪政思想及成就

宋教仁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尝试在民主共和的国度里进行法治建设试验的民主革命家。他批判清政府的伪“立宪”；热衷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度；翻译了许多有关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方面的著作，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强调宪政体制下宪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他的“以宪法为共和政体之保障”的观点是当时中国重视依宪治国理论的历史基础。

宪政思想

宋教仁的思想体现在他主笔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主持起草的《法制院官职令》《中华民国内务部官职令》《各部官职令通则》等一批行政法法令和法律性文件；《国民党大政见》和《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划分之大政见》等文件，被称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他的思想主要在于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独裁制度，反对一党独大，一人独大；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制，通过全国民主选举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省行政长官由民选制进于委任制、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指出等；认为必须认真制宪，宪法一旦制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逾越；关于国家政策，主张整理军务、划分中央地方之行政、整理财政等内容。

提出革命三策：宋教仁指出革命有三策。上策最善，但最难，称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地区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然后号令全国；中策比较适宜，可称为中部革命：重视长江流域的工作，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是边地革命，进据边要，徐图进取，以东三省或云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地点，经过多次实践，每次以失败告终，且容易酿成分裂的祸患。

倡导内阁制：在法制方面，宋教仁精研过西方和日本的法制思想，特别重视法律、尤其是宪法的建设。武昌起义后由宋教仁领导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并投入实践的宪法草案。《临时约法》的政治构架，大总统为虚职，实权掌握在内阁总理手中，新一届内阁则由国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来组织。宋教仁当时起草的这部约法，乃至最后以此为蓝本而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稳定了革命各方力量，抑制封建官僚对新生社会民主建设的负面影响，进而通过法律手段实现民主宪政。

致力建立民权的立宪政体：宋教仁一直致力于建立“民权的立宪政体”，以建设西方式的“议院政治”为目标。他坚持主张责任内阁制。民国成立后，为了从根本上制约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中国国民党，成为民初最大的政党。他到各地宣传国民党的纲领，宣扬自己主张的内阁制。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夺得众、参两院870个议席中的392席。有专家认为，这个“国民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

法政成就

宋教仁在流亡日本期间，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班学习法政。他翻译了《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等10多部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增进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宪法的了解，是当时中国研究欧美政治制度的屈指可数的理论家，形成法治思想。他翻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措施）以及国际工人联合会和第二国际的历史，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历史，以及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起源。宋教仁起草的《鄂州临时约法》，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共七章六十条，体现了民主、立宪、共和的思想，起到了“根本大法”的作用，被称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

史地学思想及著作

史学思想

爱国思想：为了护卫间岛，宋教仁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大量有关间岛的历史地理资料，他在所著的一系列时评、政论、史地文章中，深刻地揭露了上述实例表现出了其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虽然是清政府的"要犯"，但他冒|险帮助政敌共同捍卫祖国领土主权。

放眼世界的"大历史观"：宋教仁研究中国历史的角度放眼到亚洲甚至全球；20世纪初风行西方的新史学观念在他身上也有体现，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史同时注重。如在拟定翻译《世界史表》一书时，宋教仁觉得表中仅有西洋事，于名不符，遂决定改名字为《西洋历史表》，这也充分体现出其大历史观。

植林减灾：宋教仁是关注生态保护的人。他在《民立报》上发表的《东南各省水患论》《教灾平议》等文章，分析水患加剧，是水源地山林滥伐，水流地泄水水场淤塞的原因；总结出广植森林、固土滞水的治本之法，强调林业对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在长江水系的浚通管理方面，宋教仁拟定了五条措施，从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论述水害防治。辛亥革命后，宋教仁任北京民国政府农林总长，在许多言论中提及广植林木、防治灾害的事。

史学成就

宋教仁的边疆史地研究涉及清末时期历次重大的边务交涉，他的论著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就1906年5月至1907年4月的宋教仁日记作一统计，他前后购买和阅读过历史类书籍46册，如《外患史》《西力东侵史》等；地理类书籍38册，如《澎湖岛》《浦盐斯德（即"海参崴"）》等。他在史地球科学领域著有《间岛问题》《汉族侵略史·叙例》《蒙古之祸源篇》《滇西之祸源篇》《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四川之历史》《\u003c中国秘密社会史\u003e叙》《烈士陈星台小传》等10余篇作品。

"间岛问题"的论证：1907年，宋教仁发现日本侵吞中国领土间岛的阴谋，写出了六万余字的《间岛问题》。他以国际法为出发点展开论述。通过大量历史文献证实了间岛主权属于中国。其次，他充分运用中日韩史地资料，这比利用中方资料更能说明问题。再次，他应用了语音学的方法，利用满、汉、韩语进行对比，探讨所谓"图们江"的源流，指出"豆满""图们""徒门""土门"实际都是来源于女真语的"图们江"，即中朝界河。宋教仁从弹丸之地的争端看到潜伏的危机，从法律、历史、地理、政治等角度有力地论证了间岛的所属问题，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西北的蒙古和新疆问题的阐述：辛亥革命期间，俄罗斯帝国策划外蒙古独立，并伺机侵占新疆。宋教仁在1905年至1911年期间，先后写出《俄人运动蒙古矿产》《蒙古之祸源篇》《日人之密窥蒙古》《二百年来之俄患篇》等时评，揭露沙俄的侵华历史及手段，不同程度地披露英、美和日本觊觎中国蒙古和新疆的野心。

西南滇藏问题的演说：宋教仁著有《滇西之祸源篇》，对滇藏边务进行了考察，并就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看法。针对英国制造的"片马事件"，宋教仁通过查找英国新出的地图，回顾中缅界务的交涉历史，明确指出了英人说法的错误。1911年3月23日至4月9日期间，宋教仁抄录并校注了一本考察滇缅边界的专著，更名为《故纸堆中之滇人泪》在《民立报》上连载。

主要著作

人物评价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宋教仁“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与孙中山、黄兴齐名的“辛亥三杰”。

后世纪念

宋教仁寓居“鬯春堂”

宋教仁寓居“春堂”，位于北京动物园的西南角儿，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古典殿堂。鬯春堂不远处是宋教仁纪念塔遗址。宋教仁纪念塔建于1916年6月，高约2米。该塔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塔折半，修复为碑，标明修筑时间“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宋教仁墓

宋教仁墓位于上海市共和新路1555号（闸北公园西部）。原名宋公园，又称教仁公园。由王一亭、谭人凤等人于1913年6月营建。1914年落成时墓园占地约6000平方米。1946年5月8日，上海园场管理处对其进行重新进整修，并拟改“宋公园”为“教仁公园”。195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拨款修，对宋公园进行大规模改建，改名为闸北公园。1980年市政府再次全面整修。文革期间，宋教仁墓被夷为平地。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上海市政府决定重建宋教仁之墓。新墓落成后，宋教仁原墓唯一的遗物，是石像下面、座基中部的一块方形大理石石碣。2011年秋，上海市文物局和原闸北区人民政府对墓园进行第三次修缮。墓区正中耸立四级汉白玉底座的宋氏全身坐像，通高4.4米。坐像底座正面“渔夫”两字为章太炎所手迹，背面刻于右任所书铭文。墓园北隅为墓寝，墓台高约1米，置台8级，陵寝为圆柱体拱顶，墓顶有鹰斗蛇青铜雕塑。高2.93米。墓前立墓碑高1.62米，上书“宋教仁先生之墓“，系孙中山墨迹而成，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故乡的纪念

宋教仁的故乡湖南常德桃源县，为纪念宋教仁，兴办不少工程：宋教仁故居、三杰亭、专著《宋教仁》、宋教仁学校、影视剧《宋教仁传奇》。同时，桃源县设计了宋教仁故居文化产业园，筹建宋教仁博物馆，建立了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他们将宋教仁的故居原八字路乡粟山坡村改名为“渔父村”；2001年将原八字路中学改名为“教仁中学”，后又将教仁中、小学合并为现在新建的教仁学校；2011年5月，又将渔父、回龙、姚家冲三个村合并为“教仁村”。2018年4月10日，湖南常德桃源县教仁学校举行纪念宋教仁为国捐躯105周年纪念。

《宋遯初先生追悼会歌》

宋教仁先生被刺遇害后，日本举行了一次追悼会，并谱写了追悼会歌。1985年初，一位日本学者将《宋邀初先生追悼会歌》赠送给在北京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湖南师范大学校长林增平教授。4月5日，林增平到桃源县参加"宋教仁先生诞辰一百零三周年纪念会"，将该资料赠送给纪念会。

争议事件

民国第一要案

宋教仁被刺杀一案，被称为民国第一要案，也叫“宋案”“刺宋案”。案件很快侦破，抓到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和指使者应桂馨。巡警从应桂馨家中搜出他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来往的密电本及函电多份。确定在北京指挥的是洪述祖。而赵秉钧是洪述祖的直接上司。赵秉钧后台是袁世凯。

武士英被捕后，供认不讳，但预审的时候却翻供，后暴死狱中。不久，应桂馨在北京东站被暗杀。几年后，在逃的洪述祖被捕，判无期徒刑，处绞刑。赵秉钧因宋案嫌疑辞职。1914年，病死家中。“宋案”最后不了了之，成为民国史上一桩悬案。

破获起因

说法一：“宋案”发生后，一个叫王阿发的古董商自动投案，说他去应桂馨家卖古董，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让他在某时某地杀了这个人，可以得到一千元报酬。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很快抓到了行刺凶手武士英和指使者应桂馨。

说法二：“宋案”发生后，上海火车北站附近一小旅馆的老板娘告密：有一个客人好久不付钱。催他，他说钱快到了，到时候一次付清。宋案发生后，这人就有了好多钱，结账有余。巡警抓到他，果然是刺杀宋教仁的武士英和在上海的指示者应桂馨。

说法三：一位借住在革命党人何海鸣家中的退伍军人看到《民权报》刊登的宋教仁遗像后，告诉何海鸣曾有人出五千现大洋，要他杀这人。何海鸣将这一线索报告给国民党上海总部，后密报警方。23日，抓获武士英和应桂馨。

嫌疑主谋

宋教仁被刺杀，疑点诸多，从公布的“宋案”的主要证据来看，刺杀宋教仁是由应桂馨提议，受到洪述祖的鼓励和指使，最后由应桂馨负责实施的。但其幕后主使究竟是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袁世凯、赵秉钧说：宋案发生后，袁世凯和赵秉钧被认为都是主谋谋杀宋教仁的人。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等中国国民党人认为这不是普通的谋杀，必是跟政治有关，凶手主谋是袁世凯。国民党所持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随着之后国民党得势，这个观点成为主流观点。新中国成立后也被长期沿用。宋教仁是袁世凯的政敌，他提出的责任内阁，限制了袁世凯的独裁。袁世凯对他威胁、利诱都无效后，起了杀心。宋教仁也是赵秉钧的政敌，赵秉钧自居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但是宋教仁的成功预示着他的总理之位要不保。而且，直接证据是在北京指挥刺杀的洪述祖是赵秉钧的下属。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江苏高等审判总厅厅长杨荫杭将沪审厅自厅长以至不论有无资格全体撤换，逼黄庆澜辞职。杨荫杭是袁世凯干扰司法公正审判的帮凶。作为重要嫌疑人的赵秉钧称病拒不出庭。赵秉钧在与记者谈话时，特意强调洪述祖和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更不是他的私人秘书，至于他到内务部任职是以前的唐内阁介绍来的。除了向报馆记者解释外，赵还给上海检察厅写了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袁世凯和赵秉钧否认此案与他们有关，宣布北京破获一个暗杀组织“血光团”，黄兴是团长。

革命党暗杀说：自宋案初起时，有人猜疑宋教仁是因革命党内部斗争而遭暗害。袁世凯说此事是中国国民党内部矛盾所致。梁启超猜测是为制造反袁借口，国民党实权人物陈其美所为。应桂馨之前身份是陈其美的重要助手，具有会党和革命党双重身份。陈其美与主使者是青洪帮“同门兄弟”，在民国时期的多起政治暗杀中，都有陈其美的影子。

洪述祖说：洪述祖揣测圣意、自作主张“刺宋”，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看法，那时主流舆论报纸，如《申报》《大公报》等，大多持这一观点。袁世凯虽担心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内阁，会不利于他的专权。但以袁在政治上的精明和老谋深算，不至于想不出对付手无寸铁的宋教仁的有效办法。袁世凯身边的人出于对袁的爱戴和拥护，在未经袁知情或授意的情况下就动手杀了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