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晚清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主要在北京市度过，十二岁后因父亲官职变迁，得到前往西北磨砺的机会，养成了热血任侠的性格。中日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回到湖南投身改革活动。谭将“兴民权”视为救亡图存之道，与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人通力合作，参与了湖南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不缠足会等新政机构的创建与经营，同时也引来了湘省守旧士绅的反对和攻击。

百日维新期间，谭嗣同应召北上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务，负责处理司员士民呈递的改革条陈。新政失败前夕，谭嗣同试图游说袁世凯率军参与“围园劫后”计划，未能成功。慈禧发动政变重新“训政”后，谭嗣同拒绝出逃，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十三日被清廷处死，时年三十三岁。

谭嗣同早年受过传统儒学教育，推崇王夫之的学说，后又接触西学并受到康有为的影响，思想驳杂。其代表作是《仁学》。这部著作追求中外平等、君民平等、男女平等，充满民权理念与反清思想，对晚清知识界有深远影响。《仁学》与谭嗣同的牺牲精神，感染启蒙了中国近代的许多革命志士。

生平

京城少年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别署华相众生、东海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室名寥天一阁、石菊影庐、壮飞楼、虫虫虫天之微大弘孤精舍、楚天凉雨轩、寸碧岑楼、思纬壹壹台。

同治四年（1865年），谭嗣同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孄眠胡同（今北京市西城区烂漫胡同）。其父谭继洵是咸丰九年（1859年）贡士，时在户部八旗现审处任职，之后担任过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甘肃省巩秦阶道、甘肃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湖北省巡抚等职。谭嗣同是谭继的第三子，在谭氏家族同辈男丁中排行第七，又称“七公子”。

十二岁之前，谭嗣同多数时间随父亲在北京生活。同治十三年（1874），湖南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来到京师，谭嗣同拜其为师。欧阳中鹄推崇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等人，谭嗣同受其影响，自称王夫之的“私淑弟子”。

光绪二年（1876年）初，京城流行白喉。谭嗣同的二姐谭嗣淑、生母徐五缘、长兄谭嗣贻染疾，在五天内相继去世。谭嗣同昏死三日，缠绵病榻数月才康复。谭继洵为谭嗣同取字“复生”，以作铭记。徐五缘去世后，谭嗣同在家庭中的处境恶化，“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这些经历影响了谭嗣同的生死观，他成年后在《仁学•自叙》中追忆往事，称自己早年遍遭纲常伦理之厄，屡陷濒死之境而未死，于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有了为世人谋利而不惜性命的觉悟。自本年起，谭嗣同渐好博览群书，并接触技击剑术。谭后来结识王正谊（王正谊）等江湖人物，与他爱好技击剑术有关。

西北磨砺

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谭继洵补授甘肃省巩秦阶道，次年春赴甘肃上任。谭嗣同随父移居西北，在巩秦阶道官署中读书。光绪五年（1879年）秋，谭嗣奉父命自甘肃回到湖南浏阳，拜在当地学者涂启先门下，学习科举制艺。欧阳中鹄此时也回到了浏阳，谭有机会继续向其求教。除时文外，谭嗣同此一时期还接触到了算学和格致学。

光绪八年（1882年），谭嗣同再次前往甘肃。谭继洵此时在甘肃省安定（今甘肃定县西）主持军事，招募兵勇维持地方治安。谭嗣同来到军中，与将领士兵“群相饮博，欢呼达旦”，尤喜在西北风大作之日，与军中健儿冒着狂沙飞石策马驰骋，夜宿沙漠，饮黄羊之血，拨琵琶高唱秦腔。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谭嗣同追忆豪迈往事，说自己曾于隆冬下雪之日策马疾驰七个昼夜，行程一千六百里，进入全无人迹的岩谷深处，忍饥挨饿凿冰为饮。回返驻地时，大腿内侧已被马鞍摩擦至血肉模糊。对此情景，同辈之人目骇神战，谭嗣同不以为意。这些经历，养成了谭嗣同豪放任侠的性格。

光绪九年（1883年），谭嗣同赴湖北与李闰结婚。李闰之父李寿蓉是长沙市人，进士出身，时任湖北候补道。完婚后，夫妇二人返回甘肃兰州。光绪十年（1884年），谭嗣同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巡抚刘锦棠幕府，在新疆甘肃总粮台（设于兰州）任职。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锦棠向朝廷奏保谭嗣同以候补知府补用。光绪十五年（1889年），谭继洵命谭嗣同赴京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同年十二月，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谭嗣同结束西北生涯。

西北时期，谭嗣同多次奉父命多次往返于甘肃省、湖南与北京市之间，或为家事，或为学业，或为科举，足迹遍及南北。婚后次年（1884年），谭嗣同开启十年漫游，往来于直隶、甘肃、陕西省、河南省、湖北、湖南、江苏省、安徽等地。据谭自述，他遍历名山大川，总行程八万余里，“堪环绕地球一周。”漫游期间，谭结识了许多友人，对国情有了更深的认知。眼界开阔之后，谭对科举制艺之学渐持批判立场。谭继洵检查其科举时文习作，在日记中写道：“七儿好弄，观近作制文，不合式”；谭嗣同则在时文课本上题字“岂有此理”，令谭继洵颇为失望。

西北时期的谭嗣同对西学心存抵制。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自述：“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中法战争期间（1883-1885年），谭写有《治言》一文，认为西洋各国政教皆源自中国的墨家学说。

思想大变

光绪十六年（1890年），谭继洵抵达湖北就任巡抚，谭嗣同随行。此后数年，谭嗣同主要在湖北省与湖南省活动。谭继洵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同驻武昌区。张之洞幕府中延揽有诸多了解洋务的名流学者，谭嗣同以巡抚公子的身份与这些人交往，且有机会参观张之洞在湖北经营的新政，增加了对洋务运动的了解。此后几年间，谭嗣同往来南北各地，结交友人，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包括由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出版的自然科学著作、由广学会翻译出版的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及时事评论类书籍。这些书籍让谭嗣同的西学常识大增。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后，谭嗣同深受刺激，“绕屋彷徨，未知所出”，思想学术大变，由旧学转向了西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谭嗣同与老师欧阳中鹄、好友唐才常等人筹划在湖南组织算学馆，招生传授西学知识。同年夏，谭嗣同听闻康有为等人在京城创办强学会，遂动身北上。适逢康有为离京返粤，谭只见到了梁启超。梁启超向谭嗣同介绍了康有为的思想与学说，谭非常赞同，自称康的“私淑弟子”。同年冬天，康有为托人自上海市给谭带去一本《长兴学记》。谭与康门师生的关系，自此渐趋密切。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末夏初，谭嗣同北上京师。期间前往天津市参观了在洋务运动中建设起来的机器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电报线及炮台等。并在京城拜见了帝师翁同龢，与之谈论洋务。六月，谭嗣同奉父命以江苏省候补知府身份前往南京市任职。南京期间，谭与黄遵宪、梁启超、夏曾佑、宋恕、郑孝胥、章太炎、徐仁铸等及广学会人士多有往来，并为上海《时务报》撰稿，参与金陵测量学会和上海不缠足会的创建，写成代表作《仁学》五十篇。该书痛斥清朝统治者，已存有革命思想。谭还结识了佛教居士杨仁山，受其影响阅读了不少佛教典籍。

湘省改革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离开南京回到湖南，参与时务学堂、南学会与《湘报》的创办。谭回湘，一是不满南京官场黑暗，二是湖南省此时已形成维新风气，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均支持改革，熊希龄、唐才常及康门弟子梁启超等也群集湖南。

时务学堂

创办时务学堂的提议出自湖南士绅蒋德钧、王先谦等人，熊希龄是创办工作的具体主持者。谭嗣同在创办过程中做了两件事，“一是帮助购买教学仪器，一是帮助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文总教习。”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末，时务学堂正式开学。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任熊希龄为总理（校长），谭嗣同是学堂董事会成员。

在梁启超等人的主持下，湖南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以宣传民权为主，包括向学生介绍清代开国的血腥历史、介绍清朝政府的失政行为，批判自荀子以下为君权专制提供思想资源的历代学者，甚至倡导革命。还暗中刊刻《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按语秘密向学生散布。

这些教学内容超出了部分湖南省士绅的接受底线，叶德辉、王先谦等人联名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要求审查时务学堂的教学札记与教习批语。熊希龄、唐才常等人提交了一批内容平和的课堂札记给陈宝箴审查。有传言称时务学堂教习临时篡改批语，欧阳中鹄写信向谭嗣同谈及此事，谭在回信中断然否认，称众人主张无不可告人之处，“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不会变更初心做出篡改教学批语之事。戊戌变法启动后，清廷电召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入京，梁启超等康门弟子与熊希龄也陆续离开了时务学堂。

南学会

南学会由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创建于1897年冬，总部设于长沙市。学会得到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南学会的创立有三个目的。一是救亡御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在清廷朝野引发列强即将瓜分中国的强烈担忧。谭嗣同等人希望通过创办南学会，将以湖南省、广东省为主的南部各省联结起来，“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方地区犹可以不亡。”第二个目的是开启民智。谭嗣同认为要想救亡，最不可缓的上策是开设学会。他希望各府州县的所有传统学院都改为新式学堂和学会，一面造就人才，一面联合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力量。第三个目的是以南学会为未来议院的雏形，将地方绅权以学会的形式结为实体，“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

为提高绅智，南学会设有藏书处，西学新书种类占到了约三成，谭嗣同捐出了自己的藏书。南学会聘请学者皮锡瑞担任会长，由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本地绅士十人担任会董。学会组织形式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议事会友”，由十名会董组成，负责确定学会章程。第二层级是“讲论会友”，公举推选学问精湛、擅长演说者担任，负责定期就学术问题与现实问题做演讲并答问，谭嗣同被推举主讲天文。第三层级是“通讯会友”，这些人散在各地州县，可通过信函与学会众人交流学问、传递信息、增强联络。南学会每月讲四次，七日一讲。自1898年2月21日至6月18日，共讲学13场，参与演讲者45人次。谭嗣同在南学会共讲演六次。

《湘报》

《湘报》由湖南士绅集资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

《湘报》之前，湖南省已有官方支持的改良派旬刊《湘学报》，由谭嗣同的好友唐才常主持报务并担任主笔。后因《湘学报》的政治立场日趋激进，引起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满。张施压强迫报纸修改言论尺度，谭嗣同对此很有意见。为摆脱官方控制，并将时务学堂、南学会与报刊联为一体，唐才常、谭嗣同等人决定另办一份日报性质的《湘报》。《湘报》设有“论说”栏目，用于宣传维新变法，同时也刊登南学会讲义。谭嗣同在报馆内担任董事与撰述，是报纸早期的重要撰稿人。后因北上担任军机章京参与维新变法，渐渐脱离报纸经营。《湘报》自戊戌年二月创刊，至戊戌政变后不久被迫关闭，共计刊出177号。

军机章京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光绪皇帝下达《明定国是诏》启动维新变法。同月，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保荐谭嗣同等人。七月份，谭嗣同应召入京觐见光绪皇帝，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事务。同时被提拔的还有杨锐、林旭与刘光第三人，时人将他们合称“军机四章京”。

应召北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湘省改革已陷入困境。谭嗣同、唐才常与梁启超等人批评君权、扩张民权的改革理念，遭到湖南省守旧士绅的集体抵制。时务学堂被指责“伤风败俗”，南学会被指为“无君无父之乱党”，扩张民权的改革主张被指责是在“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大约同期，谭嗣同接到被保举进京的消息。自长沙市赴武昌途中，谭给妻子李闰写信说：“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抵达武汉后，谭因病滞留，期间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张问谭：你一贯提倡“自立民权”，如今为何又响应朝廷的征召？谭回答：倡导民权是为了救国，如果皇上有权能够变法，自然更好。七月初五日，谭嗣同抵京，十一日给李闰写信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并给李闰寄去《女学报》与女学堂书籍一包。

谭嗣同北上参与维新前，已形成反清思想。在代表作《仁学》中，谭直呼爱新觉罗氏皇族为“贱类异种”，有“誓杀尽天下君主”、号召志士仁人效仿推翻暴秦的陈胜与推翻暴隋的杨玄感等内容。唐才常之弟唐才质的《戊戌闻见录》记载，湘省改革期间，谭嗣同曾让友人唐才常与毕永年前往汉口联络江湖势力哥老会，欲与之合作共谋大事。接到朝廷的征召电报后，谭嗣同继续与唐才常“擘画联络哥老会事”，且嘱咐唐才常须“缜密接纳”，不要泄露消息。唐才常告诉唐才质：谭嗣同虽北上为清廷做事，“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历史学者羽戈认为，不必纠结谭嗣同政治立场的变化，因为“政治家讲究经权并用，通晓权变，顺势而为，与时俱进（退），乃是政治生活的本色”，“在改革与革命之间周旋、徘徊、左右摇摆，抑或千回百转，乃是转型时代的常态。”

参预新政

军机四章京入值前，军机处原有大臣六人，章京分满汉两班共三十八人。杨锐、谭嗣同等四人奉光绪帝谕旨“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属破格提拔，职务与普通军机章京不同。四人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无上奏权的司员士民通过都察院代递的关于新政时务的条陈，判断是否可行并拟出处理意见，然后送交光绪皇帝阅看。四人分两组轮班，杨锐与林旭一组，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组。四章京进入军机处时，正值司员士民响应变法诏书踊跃提交条陈。四章京工作强度很大，当日下发条陈往往难以在当日全部处理完毕，加之四人缺乏在中枢工作的经验，导致大量条陈积压，获得处理的只是少数。

据杨锐称，谭嗣同在四章京当中最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七日，邵阳市举人曾廉呈递条陈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称康、梁师徒罪大恶极，主张无父无君的“民权平等之说”，并摘录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为学生札记所写四条批语为证。其中有批评中国“君统太长”、要求取消跪拜之礼、读《扬州十日记》等内容。条陈送至军机处时，正好是谭嗣同与刘光第当班。谭拟写处理意见，以自己的性命为康有为、梁启超作保。光绪帝将条陈搁置，未追究康、梁，也未谴责曾廉，且未将条陈送呈慈禧。

谭嗣同在军机章京任上二十余天，期间仅于七月二十日获授军机章京之职时被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我史》称谭嗣同担任军机章京期间“欲开议院”，被康有为以朝中旧党太多为由制止，历史学者茅海建考据称“我没有读到相关的史料”；康有为《我史》中还说谭嗣同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奏请开懋勤殿”，茅海建考据称“我还没有读到相关的史料”。

围园劫后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有意重点改革人事。先是罢黜礼部六堂官、破格提拔军机四章京，又有意开设制度局或勤殿作为新的中枢决策机构，还命编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入京陛见，并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些举措恶化了光绪皇帝与朝臣的关系，也恶化了光绪皇帝与慈禧的关系。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二日，原本由军机四章京签拟意见后交光绪皇帝决策的司员士民上书，改为全部呈送慈禧太后披览。同日，光绪皇帝明发谕旨，让康有为出京赴上海市督办官报局。八月初三夜间，谭嗣同奉康有为之命前往法华寺面见袁世凯，劝说袁诛杀上司瓜尔佳·荣禄，派军队入京包围颐和园，并入宫保护光绪。袁世凯虚词应对，未给出明确答复。

历史学者杨天石认为，湖南会党领袖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可确证康有为与谭嗣同有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的计划。毕永年是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抵达北京，由谭嗣同介绍给康有为。康有为欲令毕永年进入袁世凯军中，率领百人参与包围颐和园的行动，然后乘机杀掉将慈禧太后。毕以袁世凯不可信任为由拒绝。历史学者羽戈认为，谭嗣同谋划围园杀后，意味着他“发现改革一无可冀，毫不迟疑，立马回归革命路线。”

流血牺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自颐和园回宫。初五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市，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告知瓜尔佳·荣禄。初六日，慈禧太后宣布恢复“训政”，同时下达懿旨命步军统领衙门抓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康有为已于初五日乘火车离京前往天津，步军统领衙门只捕获康广仁及家丁五人。

八月初七日，谭嗣同到日本使馆访梁启超。日本公使与梁启超劝谭留下避难，谭对梁启超说：“我与你不同。理由是：一、大概往后十年八年，国内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逃亡的话，我既不会讲英语，又不会讲粤语，而华侨多是广东人，我的一切活动能力都会消失，成为废料。二、我父亲在官，我跑了，一定株连家属。三、我有肺病，寿命不会很长了。四、世界史先例，政体转变，无不流血，让我来做个领头人吧。你该逃生，我则待死。”谭将《仁学》一书及部分诗文稿交给梁启超，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稍后，谭又前往友人徐致靖家中吃饭，徐致靖问他作何打算，谭用筷子敲头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就从谭某开始。”同期，谭嗣同写信给友人毕永年，与之诀别。谭在信中说，自己已做好引颈就戮的准备，希望毕永年出逃海外后，尽力为苦难深重的民族寻找栖身之地。此外，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也曾劝谭嗣同进入英国大使馆避难，谭嗣同以自己逃走则父亲必受株连为由婉拒。

八月初八日，谭嗣同被捕。同期或稍后被捕的还有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被捕后，谭嗣同在监狱墙壁上题有一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诗最早由梁启超披露于1898年12月的《清议报》，黄彰健、高阳、傅剑平等部分历史学者认为此诗是伪作。

十三日，未经正式审判，谭嗣同、杨锐、康广仁、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六人被匆匆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后世将六人并称为“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时年三十三岁。《申报》驻北京记者报道行刑当天场景，称“观者人山人海”“当行刑时，有某犯官之弟呆立人丛中，见兄俯首就戮，悲痛迫切，如醉如痴，幸经家人极力唤醒，扶之而去。”有说法称，谭嗣同临终留有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归葬湖南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十七日，谭嗣同遇难后的第四天，其父谭继洵被清廷革去湖北巡抚之职，谕旨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吏管束。谭继洵与谭家未受到更严重的株连的原因，一是谭嗣同被捕前仿照父亲笔迹写了一封斥责谭嗣同不忠不孝、威胁要脱离父子关系的书信，该书信被抄出。二是谭继洵曾上奏清廷，认为谭嗣同不堪担任军机章京之职。此外，谭继洵思想守旧，对洋务与西学的态度保守，对戊戌维新的立场也与谭嗣同不一样。获悉谭嗣同死讯时，谭继洵的反应是“噫！”，再无其他言语。后私下为谭嗣同撰写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万世，不得而知。”谭继洵还曾安慰谭嗣同之妻李闰：“七嫂，你不要这么伤心，我也同样不好受，你要知道，老七将来的名望在我之上呀！”

谭嗣同遇难后，京城的亲友故旧恐受株连，皆避而不出。浏阳会馆的老长班刘凤池“不避风险，拿了一铺芦席将遗体盖上，午夜扛回会馆，花费他自己的私蓄纹银六十两购棺殡殓，于会馆正厅”。九月下旬，谭嗣同的胞侄谭传赞偕仆人胡理臣、罗升，将谭嗣同的灵柩运回湖南浏阳，暂厝于郊外茅坪的墓庐之中。谭家不敢举办葬礼。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鹄出面，约集素日与谭嗣同交好者十余人举行了吊唁活动，并延请僧人诵经，做道场七日，以佛法为其超度。次年，谭氏族人在浏阳城南的牛石乡翟水村石山下为谭嗣同建墓。1904年，谭嗣同的灵柩正式入葬。

著作与思想

著作

谭嗣同勤于著述。甲午战争之前，谭的作品以旧学居多。甲午战争之后，谭致力于变法改革，作品中新学的内容更多。其主要著作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氤氲台短书》《仁学》等。此外还在《时务报》《湘报》《湘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与改革有关的文章。流传至今者超过四十万字。其中《仁学》是谭嗣同最重要的思想著作。

旧学四种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谭嗣同寓居南京时，刊印过《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分别是《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和《石菊影庐笔识》。《寥天一阁文》二卷，收有书札、叙、记、传、铭及《三十自纪》等。《莽苍苍斋诗》二卷，补遗一卷，收有近体诗九十八首。《远遗堂集外文》有初编与继编，是谭嗣同汇集二哥谭嗣襄作品及与谭嗣襄有关的悼念作品而成。《石菊影庐笔识》是谭嗣同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读书札记，从中可见谭早年思想驳杂，深受中国传统典籍的影响。

《兴算学议》

《兴算学议》由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鹄刊印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收录有《上欧阳中鹄书》，附录有《浏阳算学馆原定章程》《浏阳算学馆原定章程》。本书是谭嗣同经历甲午战败刺激后寻求变法自强路径的产物。谭当时欲在家乡浏阳设立算学馆，《兴算学议》一书在浏阳士绅群体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思纬氤氲台短书》

谭嗣同早期重要论著，包括《叙》《报贝元征》《治言》三篇。其中《治言》是谭嗣同二十岁的作品。当时的谭嗣同虽因中法战争的刺激而生出改革理念，却仍是传统伦常名教的拥护者。谭后来在《报贝元征》中反思，说自己当年写作《治言》时，并不真正了解中外的是非得失，犯了“尊己卑人”的过错。

《仁学》

《仁学》两卷共五万余字，是谭嗣同最重要的思想代表作。本书约写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间。书中，谭嗣同将儒家、墨家、道家、佛教的思想，王充、张载、王夫之与黄宗羲的学说，与欧美输入的算学、格致学、社会学及民权理念合为一体。因在政治立场上倡导民权、否定君权，对清朝皇帝、清代历史与时政皆有激烈批判，故在谭嗣同生前未曾刊印，只以手稿与抄本的形式在唐才常等少数好友间流传。谭嗣同赴死前夕，将《仁学》手稿交给了梁启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末，梁启超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仁学》，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末连载完毕。

思想

兴民权废君统

政治思想方面，谭嗣同以兴民权、废君统为政治改革理念的核心内容。他在《仁学》中号召国人冲破君主制度的网罗，认为君与臣原本都该是为民办事、助民办事之人，现实则是君与臣皆将自己凌驾在民众之上，故二千年来之政皆是秦政，皆是大盗之政；二千年来官方倡导的纲常名教皆是荀学，皆是伪善的乡愿之学。谭还说，中国之所以愚弱，主要原因是君权与官权太重，民权太轻，以至于社会没有平等，也没有公理，触目皆是惨酷蒙蔽之祸。

谭嗣同认为，改革的首要之务是兴民权，兴民权的首要之务则是开民智。开民智的具体办法包括创办学会、变更科举、设立公司、发展报业等。谭还主张与《万国公法》接轨，反对“仇洋闹教”。

独特的奢俭观

经济思想方面，谭嗣同主张自由贸易，反对闭关锁国，希望国与国之间互通有无。他对晚清洋务派创立的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也持批评态度。谭还从奢俭观入手，思考了经济模式与政权制度的关系。谭认为，通过消费金钱来追求物质享受是基本人性，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为满足这种基本人性，民众会努力创造财富并让财富流通起来。当统治者大力宣扬、推崇节俭时，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会被压制，会导致整个社会物产凋敝、民智不兴，会造成人人节俭而人人都很贫穷的结果。谭还认为，政府究竟是压制民众的消费欲，还是尊重民众的消费欲，与政府的性质是“私天下”还是“公天下”有直接关系。私天下者会提倡节俭，会压制民众的消费欲，财富的流通会被阻遏，最后酿成动乱。公天下者会提倡消费，会尊重民众的消费欲，财富可以自由流通，不会造成动乱。

男女内外平等

社会思想方面，谭嗣同尤为重视男女平等。在《仁学》一书中，他将“仁”的具体内容分为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四个部分。其中的男女内外通指的正是男女平等。谭嗣同认为，要想达到“仁”的理想世界，必须做到君民平等、中外各国平等、家庭内外男女平等，最后实现人我之间的平等。具体而言：谭嗣同反对强迫女性穿耳、缠足；反对将女性禁在家庭之中；反对严防男女自由相见的所谓礼制；反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这些残毁女性肢体和精神的做法，是将女性视为鬼物和仇。谭还反对婚姻由父母包办，主张男女两情相愿自由婚配。谭也反对男性可以姬妾成群、女性一旦涉及淫事即罪可至死的不平等现实。在谭看来，男性与女性同为天地所生的菁英，应同等拥有无量的盛德与大业。受这种思想驱动，谭嗣同在湖南参与发起了解放女性的不缠足会，他为不缠足会起草的章程中，有婚姻须彼此情愿且年岁相当的明确规定。谭还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支持经元善在上海成立了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谭的夫人李闰，也在谭的支持下，参与了中国女学会的创办与经营工作。

接轨近代教育

教育思想方面，谭嗣同反对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将研究此类学术之人称为“亡国之士”。谭也反对传统的科举教育，尤其反对科举教育里的三纲五常，认为正是这些东西将中国拖入了落后、黑暗的境地。谭主张变传统科举教育为近代学堂教育。他希望每乡每村都有学校；要有初学院（小学）、中学院（中学）、上学院（大学）。学校传授的知识要与近代知识体系接轨，要有律学（法学）、武学（军事学）、商务（经济学）、动植物、算学（数学与几何）、医学、舆图学（地理学）、天文、矿务、测绘、航海、农务、制器、方言、税务等等。要实施义务教育，子女到了八岁，父母就有责任送其进入学校读书，否则父母将受到法律惩罚。要有女校，让女性与男子一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谭嗣同还主张普及性教育，使国人抛弃性即淫邪的陈旧观念，认识到性乃自然之事。

影响与评价

影响

时务学堂、南学会与《仁学》传播的反清与革新思想，与谭嗣同毅然赴死的牺牲精神，影响了许多近代仁人志士。《革命军》作者邹容求学时，将谭嗣同的遗像置于自己的座位旁，并写诗以谭嗣同的后继者自我勉励：“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在晚清蹈海义士陈天华的《猛回头》里，谭嗣同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是值得效仿的伟大人物。革命志士吴樾在遗书中说，自己正是受了谭嗣同《仁学》的号召，才不惜性命前去刺杀清廷的出洋五大臣。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说：“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将谭嗣同引为革命同志。杨度深受南学会建设湖南以救亡保种理念的影响，撰写了《湖南少年歌》，称“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国，湖南当作普鲁士王国”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顾颉刚十九岁时读到谭嗣同的《仁学》，生出“冲破一切罗网之雄心”。钱穆求学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读了谭嗣同的《仁学》后，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很敬仰谭嗣同，《仁学》是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常读之书。总之，许多人“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

评价

梁启超评价谭嗣同，说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西学太甚，伯里玺（总统）之选也。”又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还赞誉《仁学》是前所未有之书和无价之宝。

谭嗣同曾前往拜见帝师翁同龢，与之讨论洋务。翁同龢评价谭，说他“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

钱穆评价谭嗣同，说他是从学术上正面痛斥纲常名教的第一人：“晚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

章太炎对谭嗣同的人格极为推崇，称赞说：“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但章在思想学术上对《仁学》评价不高，认为太过“杂糅”。

熊十力敬佩谭嗣同的人格，曾对友人林宰平、梁漱溟说“自清季以来，真人物，唯（谭）复生一人足当之而已”。熊评价谭嗣同的《仁学》“规模甚大，志愿极宏”，同时也认为该书“不免失于浮杂”。

杨廷福在《谭嗣同年谱》中说：“（谭嗣同）先生的思想更富于革命性，并提出了反对异族统治、反对君主专制的理论，抨击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反对死节、反对阴阳五行谶纬之说，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勇敢地以身殉变法，这都是康有为所不及的。”

纪念场馆

谭嗣同家庭关系简表

注：本表仅收录谭嗣同的直系亲属。

文学影视

参考资料

从“大杂院”到腾退：北京谭嗣同故居的前世今生.新华网.2022-11-21

浏阳会馆.北京市文物局网站.2022-11-21

不可移动文物信息.国家文物局网站.2022-11-21

长沙晚报：湖南浏阳谭嗣同墓险些被盗.新浪网.2022-11-21

电视剧《走向共和》.CCTV-电视剧频道.2022-11-21

田沁鑫x奚美娟x周杰，《北京法源寺》归来.新京报.2022-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