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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弘历

爱新觉罗·弘历

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1799年），清高宗，清朝第六位皇帝，清世宗雍正帝第四子，生母为雍正帝孝圣宪皇后（追封孝圣宪皇后）钮钴禄氏。乾隆自幼受祖父康熙帝宠爱，在雍正帝即位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被秘密立为皇储，雍正十一年（1733年）封为和硕宝亲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去世后，弘历登基，年号“乾隆”。

弘历即位后，政治上实行“宽严相济”方针，在继承雍正帝政治遗产的基础上，调整了一系列严苛的政策，安抚宗室，整顿吏治；经济上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促进了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在执政中期达到了清王朝“康乾盛世”的最高峰。在军事方面，弘历通过一系列边疆地区战事，强化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地的控制，为近代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在文化方面，乾隆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等文化典籍，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整理起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奉行“文字狱”的文化专制政策。在执政晚期，弘历宠信和珅，弊政丛生，导致吏治败坏、贪污盛行，社会矛盾加剧，清王朝进入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在位六十年后，弘历于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年）禅位于皇十五子颙琰，但仍通过“训政”方式把持政权。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弘历染病去世于北京紫禁城养心殿，享年89岁。至此弘历实际掌握最高权力已长达六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去世之后，弘历庙号奉为高宗，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下葬于清东陵之清裕陵（位于今唐山市遵化马兰峪镇）。

生平事迹

早年经历

幼年就学

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1711年9月25日），乾隆出生于北京雍正帝府，生父为当时的雍亲王爱新觉罗·胤禛，生母为钮钴禄氏（一说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弘历出生后虽排行第四，因长子爱新觉罗·弘晖、次子爱新觉罗·弘昀已夭折，实际为第二子。由于兄弟稀少，使弘历在日后皇位继承时缺乏竞争对手，没有面临雍正帝即位前诸王争位的局面。

胤禛先后延请庶吉士富察·福敏、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徐元梦、翰林院编修蔡世远等名士，为弘历和第五子弘昼讲授儒家经典及历史典籍。弘历天资聪敏，学业进步很快，12岁以前就已“熟读诗书四子书，背诵不遗一字”，总是让一起学习的弘昼落在后面。这几位名师的教导，对乾隆性格、志向、学识、爱好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后来弘历曾评价说，自己“于轼得学之体，于世远得学之用，于福敏得学之基”。

得宠康熙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康熙帝驾临雍正帝的圆明园赏花，第一次见到了12岁的弘历，非常喜爱，随即带回宫中养育，祖孙二人几乎形影不离，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为了提高弘历的武艺，康熙帝命他向皇二十一子爱新觉罗·胤禧学弓箭，向皇十六子爱新觉罗·胤禄学火器，在二人的传授下，弘历的骑射本领日见长进。

当年木兰秋狝，康熙帝带乾隆到永安莽喀围场打猎，康熙帝射倒一只熊后，命弘历再射。当弘历刚上马时，已经倒地的熊突然立起扑来，弘历表现从容，控马避开。康熙帝对弘历在此事中的临危不惧表现非常赞赏，称此儿“是命贵重，福将过予”，认为弘历的福气将会超过自己。

康熙帝的格外宠爱，为弘历日后立为储君产生了一定影响，雍正帝传位给弘历的诏书中就曾提到：“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育宫中，恩逾常格。”

立为储君

雍正帝即位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将乾隆的名字写入传位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虽然名义上是秘密立储，但雍正帝的一些行为已有暗示：雍正元年正月的祈谷礼，是雍正帝正式登基后的重要典礼，事后雍正帝单独召见弘历，赐予祭祀中的肉；同年年底，康熙帝逝世一周年，雍正帝本应亲自前往清景陵祭拜，却命弘历代自己前去；弘历的生母钮钴禄氏，早年位份不高，雍正帝登基后封为熹妃、进封熹贵妃，位份仅在皇后之下，高于其他皇子的生母。

雍正八年（1730年）秋，乾隆将自己14岁以来的诗文挑出一部分，辑成《乐善堂文钞》，邀请了14位名人做序，其中包括爱新觉罗·硕塞爱新觉罗·胤禄、果亲王爱新觉罗·胤礼、讷尔苏爱新觉罗·福彭，大学士西林觉罗·鄂尔泰、张廷玉等当朝权贵，均在序文中对弘历的才能和品德大加赞扬，为日后继位进行了舆论准备。

受封亲王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自此经常奉命主持祭陵、祭孔、祭社稷等重大祭祀活动。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省苗民为反对改土归流，起而反抗清朝政府，雍正帝命乾隆与弘昼、鄂尔泰等人共同办理苗疆事务，这是弘历第一次接触实际政治。

执政前期

登基经过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帝在圆明园处理政务时偶感不适，未曾重视，二十二日深夜，病情突然加剧，爱新觉罗·硕塞爱新觉罗·胤禄、果亲王爱新觉罗·胤礼和大学士西林觉罗·鄂尔泰、张廷玉等重臣应召入寝宫。二十三日子时，雍正帝去世，在鄂尔泰、张廷玉的提议下，总管太监取出雍正十年藏于圆明园的传位诏书，弘历跪拜受命。随后，弘历宣布遵雍正帝遗旨，以庄亲王、果亲王、鄂尔泰、张廷玉为辅政大臣。九月三日，乾隆正式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乾隆元年。

宽严相济

在即位初期，弘历即提出了“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认为康熙帝尚“宽”，但到了晚年臣下“奉行不善”，造成了很多弊端；雍正帝即位后不得不济之以“严”，但臣下们以为雍正帝本心严厉，再度“奉行不善”，又造成了政令繁苛的局面。自己现在修正雍正帝的政策，同样出于不得已。通过这一说法，弘历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为政方针统一了起来，认为所不同的只在于因时制宜的具体手段上，这样就为自己改变雍正帝的一些政策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规避了“违反祖制”的嫌疑。

在“宽严相济”的指导思想下，乾隆强调为政以宽，与民休息，实行仁政。即位当年，弘历即免去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百姓所欠钱粮，后陆续减轻多项农业和商业赋税，并对雍正帝时期一些过于严苛的政策进行调整，改革了耗羡归公、摊丁入亩、垦田升科中的弊端，停止了清丈土地、契纸契根法、营田水利等多项不合理政策，同时还兴修水利，进行了浙江海塘、黄河治理等多项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水利工程。在商业方面，与传统的轻商思想不同，弘历重视商人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有计划地采取措施，禁止官府勒索商人，保护商业资本发展。

通过各方面的举措，乾隆在执政前期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和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为日后的全盛局面奠定了基础。

整顿吏治

在执政前期，弘历重视吏治，重视官员选拔，通过京察大计等形式对官员进行考核，对官吏不称职的考核标准进行细致规定，并对贪污官员严加惩治。对于王室宗亲，弘历为避免宗室干政弊端，还做出了将其彻底排斥在最高权力机构之外的决定，从此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相沿近120年。

在乾隆初年，朝野中存在着西林觉罗·鄂尔泰和张廷玉两大政治集团，经常产生冲突。聚集在鄂尔泰周围的大都是满族官员，聚集在张廷玉周围的大都是汉族官员，所以鄂张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弘历身处两党之间，采取抑制手段，不让一派打压另一派，尽量保持平衡，避免更大的冲突和分裂。后来随着鄂尔泰的去世和张廷玉的致仕，弘历通过一系列手段，逐渐清除了鄂张两党的势力。

木兰秋狝

“木兰”为满语，意为“哨鹿”，多在秋天举行，木兰秋狝以围猎为名义，同时带有军事检阅及演习成分。乾隆六年（1741年）正月十三，弘历宣布“朕今年进木兰行围”，恢复了康熙帝时的木兰秋狝活动，要各地派兵进京随围学习。自此以后，弘历在执政前中期，进行过多次木兰秋狝。

在历次木兰秋狝活动中，弘历亲作表率、习武骑射，在检阅军队的同时，通过演习使八旗军士熟悉塞外的地理环境，提高了战斗力，同时还注重借助秋狝活动与蒙古王公贵族增进交流，从而起到了对蒙古地区巡视、震慑的作用，在客观上密切了边疆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安定有着积极意义，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军事活动

平定苗乱

雍正年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因官府滥征钱粮，贵州省地区苗民起而反抗。在即位前，乾隆就奉雍正帝之命办理苗疆事务，登基后更是将其作为“目前第一要务”。当时朝堂中不乏停止“改土归流”甚至放弃苗疆的声音，弘历坚持出兵平乱，任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贵州巡抚，总理苗疆事务。为了规范清军纪律，弘历下令禁止清军滥杀，提倡以德济威，争取民心。乾隆三年（1738年），张广泗平定整个苗疆，弘历下令“永除苗赋”，并奉行“以苗治苗”的政策，当地的争讼按照苗例办理，不必一概以官法处理，同时对派往苗疆的官吏严加审核，并在贵州推行屯田，减轻了苗民的负担。乾隆的这些措施，弱化了苗疆的社会矛盾，减轻了苗民的负担，之后苗疆平定了近60年的时间。

出兵瞻对

瞻对是四川省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分为上下瞻对两部分。Z当地部落在当时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民风强悍，因地处交通要道，经常聚众抢劫行旅，称为“夹坝”。乾隆九年（1744年），途经瞻对的小股官兵亦遭抢劫，引起弘历重视。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弘历命川陕总督庆复出兵进剿瞻对，经过一年高原地区艰苦作战，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清兵平定瞻对，但下瞻对首领班滚逃脱。庆复为早日结束战事，报称班滚烧死于战火之中，尸体难以辨认，乾隆对此存疑，但并无实据，亦同意班师。战后，弘历对瞻对实行加强管辖和巡查、严禁抢劫等政策，带来了该地区的长期稳定。但在另一方面，战役的草草收场、班滚的成功逃脱也留下了隐患，没有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导致了邻近土司对中央政府的轻视，间接推动了第一次清平大小金川之战的爆发。

首征金川

大小金川是大渡河上游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历来冲突不断。乾隆十年（1745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兵袭取小金川，并多次进攻邻近土司，四川省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却遭到伏击而失败。乾隆十二年（1747年），弘历任命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出征金川，因战事不力，又于次年派首席军机大臣钮祜禄·讷亲前往，但面对金川军崇山峻岭间的碉楼战术，二人均束手无措，屡遭失败。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九月，弘历决定惩办张广泗和讷亲，随后将平定金川的重任交于大学士富察·傅恒。在岳钟琪的辅助下，傅恒改变策略，采用“锐师深入，直捣贼巢”的战术，绕开碉楼，直攻敌军腹心地带进行围困。经过长时间的包围，到了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大金川军已是粮尽兵疲，莎罗奔只好请求投降，首次清平大小金川之战在清军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宣告结束。

西藏自治区平乱

乾隆十二年（1747年），总理西藏地方事务的颇罗鼐病逝，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继任，阴谋叛乱，不断扩充军队、调兵搬炮，并大肆迫害拥护中央政府的上层人物。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以接旨为名，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诱至驻藏大臣衙门诛杀。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党羽罗布藏扎什逃脱后，率众杀回，杀死傅清、拉布敦及衙中兵民。乾隆得到消息后，随即命令岳钟琪、钮祜禄·策楞等带兵征讨。不久之后，格桑嘉措擒获罗布藏扎什，叛乱平息。战事过后，弘历通过《酌定西藏自治区善后章程》，取消了藏王制，削弱了农奴主贵族权势，提高了达赖喇嘛及驻藏大臣的地位与权力，从而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及西藏政局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执政中期

在康熙、雍正两朝励精图治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经营，弘历治下的清朝于乾隆中期开始呈现出“盛世”景象。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后，国库存银常年保持在六千万两以上，国力雄厚。在农业方面，耕田面积扩大、提高种植技术、引进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大规模兴修水利，令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全国人口方面，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持续增长，至乾隆晚年已达近三亿人；商业方面，经济作物种植增多，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提高，民营手工业如丝织、制瓷、矿冶、造纸等获得显著发展，市场交易繁荣；军事方面，通过一系列边疆战事，稳固了疆域版图，尤其乾隆中期平定新疆之后，使清朝版图空前扩张，奠定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局面；文化方面，通过《四库全书》等丛书的编纂，也呈现出繁荣景象。此时在弘历治下的清代，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达到了清代“康乾盛世”的顶峰

巩固北疆

首征准部

乾隆，新疆天山北路由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国部占据，简称“准部”。自乾隆十年（1745年）其领袖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引起汗位之争，内部攻战不休，在达瓦齐取得优势局面后，阿睦尔撒纳等失败势力向内地迁移，引发安置问题。为平定西北边陲，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弘历发兵5万，由阿睦尔撒纳等人率领进军准部，五月占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平定达瓦齐势力。随后清廷晋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释放被准部扣押的南疆回部领袖大小和卓，达瓦齐因对清廷并无恶意，免死加恩封为亲王。

再征准部

乾隆二十年（1755年）八月，阿睦尔撒纳因野心未得到满足，意图统治整个准部，发动叛乱，击败清军留守部队，留守将领班第、鄂容安战败自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弘历任钮祜禄·策楞为定西市将军平乱，因先锋玉保误信错误情报，以为阿睦尔撒纳已被擒获，上报朝廷，弘历为此专程去清泰陵感谢祖宗庇佑，随后发现真相，一怒之下将玉保、策楞革职治罪，接着任命达瓦党阿、乌雅·兆惠继续进军。经过一系列战事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叛军发生内乱，同时瘟疫流行，导致不战自溃，阿睦尔撒纳逃往俄罗斯境内。九月，阿睦尔撒纳因感染痘疫死于俄罗斯，俄罗斯帝国将其尸体交给清朝，准部叛乱至此彻底平息。

平定回部

回部是指新疆天山南路居住的维吾尔族部落，因信仰回教（伊斯兰教），故通称“回部”，历史上长期受准部压制。首征准部之役中，清军解救了被扣押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兄弟，但两人回归回部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杀死副都统阿敏道，发动叛乱。弘历先后任命爱新觉罗·雅尔哈善、乌雅·兆惠前往平乱，经过长期艰苦战斗，终于取得胜利，大小和卓兄弟逃往巴达克山，巴达克汗将其诛杀并将尸体交给清军，回部之乱平息。平定准部和回部后，清政府统一了西域，命名为“新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弘历设伊犁府，作为管理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继续加强并完善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理。

遏制沙俄

为遏制俄罗斯帝国对中国边境领土的野心，乾隆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拒绝了俄罗斯船只借道黑龙江省的要求，并命边防官兵加强对俄防范。乾隆三十年（1765年），组织力量对黑龙江中俄边境诸河流进行了勘查，并制订了巡查制度。在西北边疆，弘历在平定准噶尔汗国部之后，加强了西北边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新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后，支持沙俄部队不断侵入乌梁海地区，并通过“造屋树栅”等形式蚕食中国土地。弘历得到报告后，命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带兵驱赶，并下令停止中俄边境恰克图的贸易，以示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抗议。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俄罗斯使者的请求下，弘历表示“俄罗斯既知遵照章程，著准其通商”，取消了贸易禁令。

土尔扈特部东归

土尔扈特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早年因受准部威胁，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虽身处异域，土尔扈特部一直和清政府保持往来。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冬，因不堪俄罗斯帝国欺压，土尔扈特汗渥巴锡决定率领族人东归，沙俄政府得知后，立即派兵阻挠，经过多次战斗和艰苦跋涉，土尔扈特部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七月到达伊犁，此时出发时的16万余人只剩余约6.6万余人。土尔扈特部回归后，弘历下令立即对部族民众进行救济，并于九月接见渥巴锡等人，大封土尔扈特部众首领，随后将土尔扈特部安置于新疆和博克多汗国等地区。

用兵西南

清缅战争

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起，缅甸方面多次向中国管辖下的边境土司要求贡赋，乃至纵兵入侵。乾隆三十年（1765年），弘历命云贵总督刘藻追剿，因战事不利，将刘藻革职。三十一年（1766年）二月，弘历命杨应琚接任云贵总督往征，战事多次失利，杨应琚却谎报军情，奏称连获大捷，弘历得知真实情况后，将其逮捕赐死。三十二年（1767年），弘历任命富察·明瑞接任云贵总督出征，由于轻敌深入，被缅军围困，明瑞战败自尽。屡次战败，乾隆极为恼怒，于三十四年（1769年），任命富察·傅恒为主帅第四次出征，经过多次激战，战事陷入僵持，双方议和停战。由于合约系双方将领约定，未能完全合乎两国最高统治者意愿，导致后来的两国交往中出现分歧。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缅甸国王为改善对华关系，派出使节奉表纳贡，表示臣服，清缅冲突才落下最后帷幕。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清朝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损失众多将领、兵员，但同时也收复了若干失地，削弱了缅甸中南半岛的霸主地位，间接促成了泰国的崛起，同时缅甸也认识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最终放弃对抗表示臣服，中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和平关系。

二征金川

首次金川战役之后，当地局势仍不稳定，四川总督开泰、阿尔泰的“以番攻番”策略，更进一步激化了众土司之间的矛盾。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渡河土司索诺木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再次发动反清叛乱，弘历命温福、桂林两路出征，桂林一路兵败，又以阿桂代之，终于三十七年（1772年）攻破小金川，僧格桑逃往大金川。随后，弘历命温福等兵分三路进攻大金川，并派福康安（富察·傅恒之子、乾隆帝孝贤纯皇后之侄）为领队大臣前往四川省。三十八年（1773年），清军在木果木遭遇大败，温福死于战中，弘历继续增兵，并命章佳·阿桂继续进攻。阿桂用兵谨慎，吸取战败教训，步步为营，防护后路，逐渐推进，经过多次激战，于四十一年（1776年）终于彻底平定清平大小金川之战全境。战后乾隆采取了设立成都将军、逐渐废除土司制、设置州县、安兵屯垦等措施，从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加强控制，逐渐巩固了对大小金川及周边土司地区的统治

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弘历下旨征集古今图书。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下旨编纂《四库全书》，后批准大学士刘统勋举荐，任命纪昀、陆锡熊为总办，姚鼐、程晋芳、任大椿、汪如藻、翁方纲为纂修，组织众多学者开展编修工作，并任命皇六子爱新觉罗·永瑢、皇八子爱新觉罗·永璇、十一子爱新觉罗·永瑆及大学士刘统勋、舒穆禄·舒赫德、阿桂、于敏中为总纂官，以示重视并提供支持。

乾隆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亲自确定了“经史子集”的分类体例，详细制定书籍征集的原则和方法，并亲自阅读编纂人员缮写呈送的部分著作，仔细考订其中错误之处。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库全书》完成第一部缮写工作，弘历命储于文渊阁，并继续进行缮写工作。最终《四库全书》共缮写完成七部，分贮于北四阁（内廷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文溯阁）和南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四库全书》的编纂先后历时十余年，360多位高官、学者参与，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对于保护与整理文化遗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另一方面，《四库全书》的编纂也带来了一次文化浩劫。清朝统治者出于稳固统治、思想控制的目的，长期奉行文化专制政策，乾隆除沿袭“文字狱”的做法外，更意图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进行一次文化清查，在编修过程中，禁毁、删改了大量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巡幸江南

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弘历第一次出巡江南，在谕旨中弘历给出的出巡理由为：第一，了解江南军事、政治、河务、海防情形及民间疾苦；第二，仿效祖父康熙帝南巡的做法；第三，奉钮祜禄·甄嬛游历江南秀美山川，以尽孝道。在第一次南巡后，弘历又进行了五次南巡，分别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前后共计六次，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府（今南京市）、苏州府、杭州府、扬州府，后四次还巡幸了浙江的海宁

通过六次南巡，弘历对江南各地的实际情况和民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视察了众多水利工程的进行情况，所到之处经常免去钱粮赋税，减轻了当地负担。但在另一方面，弘历南巡排场巨大，浪费大量财力物力，助长了社会浮华之风，有史家甚至认为这也是清朝后期国力衰竭的原因之一。

晚期经历

宠幸和珅

乾隆统治晚期，吏治腐败逐渐严重，宠幸和珅成为代表性的事件。和珅初为侍卫，得到弘历赏识后，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始平步青云，于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任户部右侍郎、三月任军机大臣、四月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赏一品朝冠、十二月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短短一年多时间，便成为当朝重臣。

和珅为人机警，善于揣摩上意，又富有才能、办事干练，得势之后更是投弘历所好，百般逢迎，深得宠信。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弘历赐和珅长子名为丰绅殷德，并将最宠爱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嫁给丰绅殷德。后来和珅又将女儿嫁给康熙帝玄孙贝勒永鋆，侄女嫁给弘历孙子爱新觉罗·绵庆，通过这几桩婚姻，和珅和皇室更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和珅得势之后，竭力培植亲信，结党营私，本人及其党羽大肆贪污索贿。在乾隆晚期，高级官员要升迁，普遍都要先向和珅进行贿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弘历采纳了和珅的“议罪银”提议，官员有罪，可以罚银抵罪，收入大部分归内务府供皇室消费，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向皇帝行贿，并进而鼓励了官员进一步贪污，从而加速了乾隆晚期的吏治腐败。

弘历去世后，继位的爱新觉罗·颙琰对和珅进行了清算，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并下旨抄家。对于和珅的巨额财富，产生了很多传闻，《清稗类钞》中甚至宣称总额有八亿两之多，有现代研究者考证后认为实际应约有2.2亿两，而当时国库每年的收入仅为4000多万两，所以流传下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西南战事

安南战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广南王国（今越南南部）亲王阮惠攻打安南王国（今越南北部），安南国王昭统帝请求清政府干涉。安南黎氏王朝是经过清朝册封的政权，乾隆遂命两广总督孙士毅等领兵征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一月，孙士毅带兵出镇南关，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便攻下安南都城黎城（今越南河内），并正式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帮助黎朝正式复国。黎维祁复国后，残酷报复，大肆屠杀，导致人心涣散，孙士毅部亦军纪废弛。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阮文惠趁清军庆祝春节之际突然袭击，清军大败。阮惠得胜之后，又畏惧清政府的力量，遣使臣恳请谅解，请求册封。弘历考虑再三之后，决定由扶黎改为扶阮，册封阮文惠为安南国王，并接受黎姓旧政权人员进入中国避难，安南战事正式结束

两征廓尔喀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侵略中国西藏自治区，乾隆命成德等人进剿，结果西藏当地权贵私下议和，以赔款换得廓尔喀退兵。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再次入侵，攻入后藏，并洗劫扎什伦布寺，达赖和班禅相继向中央政府求援，于是弘历命福康安率军赴藏。到达西藏后，福康安制定了两路作战的方针，但弘历否决了这一方案，指示应该集中兵力进攻。在之后的战争中，清军取得一系列胜利，兵锋直抵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廓尔喀向清军投降。战事结束后，乾隆对驻藏大臣的权力进行了加强，强化了西藏地区的军备，并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从而使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进一步强化。

镇压起义

乾隆晚期，社会矛盾激化，各地不断爆发起义，弘历在其执政晚期及太上皇“训政”期间，对各地起义进行了持续镇压。

青海苏四十三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今属青海省）撒拉族中新教和老教发生冲突。新教受底层贫苦百姓拥戴，老教则更多代表“门宦”地主世家利益，在冲突中清政府偏向老教，导致新教领袖苏四十三等人发动起义，攻陷临夏回族自治州（今临夏），直攻兰州市。乾隆先后命阿桂、和珅等人进剿，于当年六月将起义镇压，但起义余波未平，后来又发生了新教田五、张文庆起义，弘历命福康安等再次进行了镇压。

台湾林爽文起义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为反对官府压迫，在林爽文领导下发动起义。弘历一开始对起义军的实力不够重视，在初次镇压未成功后，连续调兵渡海赴台，并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月命福康安督办台湾军务。五十三年（1788年），清军连续击败起义军，并俘获义军领袖林爽文，解往北京处死。

湘黔苗民起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凤凰厅（今湖南省凤凰县）勾补寨苗民为反抗官府欺压起义，很快被镇压。乾隆六十年（1795年），凤凰厅及周边共八厅一州苗民再度起义，各地苗民群起响应，弘历作出八路军会剿的部署，派福康安等人前往镇压。至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年）十二月，义军领袖石柳邓兵败战死，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清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大批流离失所的农民加入白莲教，四川省、湖北、陕西省三省交界的山区一带成为活动中心。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的白莲教众率先起义，四川教众亦随之起义，波及数省。乾隆令各省督抚进行镇压，但直至死前仍未成功。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弘历临终时仍以“军务未竣，深留遗憾”，执着嘉庆的手“频望西南”。

闭关锁国

弘历在位期间，坚持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也作了种种限制和防范。乾隆晚期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就是其闭关锁国政策的集中体现之一。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政府意图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想要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进行谈判，于是派乔治·马戛尔尼率领使团访问中国。清政府从“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英使是为庆贺乾隆八十寿辰而来，使双方在交流上一开始就出现了错位。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弘历在避暑山庄接见马戛尔尼，声称“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后续在对英王的复信中，拒绝了英方提出的通商、使节、借地、传教等一系列请求，关上了中英之间进一步交往的大门。

18世纪，正值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突飞猛进的时代，弘历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与世界潮流渐渐脱节，落后于时代大势。同时通过此次访华，英国使团也看到了清帝国正在走向衰落的真实面目，对以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产生了一定影响。

传位嘉庆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三日，弘历在登基六十周年时，公布储君人选，宣布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明年改元嘉庆，永琰同时改名为颙琰。嘉庆元年（1796年），传位大典举行，弘历正式禅位，并举行千叟宴庆祝。成为太上皇以后，弘历仍然把持权力，掌握经济、军事、官员任免等大权，嘉庆帝只能“敬聆训诲，随同学习”。后来弘历甚至撇开“归政”二字，而代之以“训政”，如嘉庆三年称：“三载以来，孜孜训政。”

嘉庆三年（1798年）秋，乾隆偶感风寒后，健康状况急剧下降。爱新觉罗·颙琰四年（1799年）元旦，弘历在乾清宫受贺礼，翌日病危，第三天去世，享年89岁。

下葬裕陵

弘历去世后，庙号为高宗，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下葬于裕陵（位于今唐山市遵化马兰峪镇）。

裕陵于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修建，完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其中葬有弘历及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两位皇后，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淑嘉皇贵妃共三位皇贵妃。在裕陵西侧的裕陵妃园寝中，还葬有乾隆的另三十六位后妃。1928年，裕陵曾遭军阀孙殿英盗掘，毁棺扬尸，掠走珍宝。1978年，在经历了全面修缮后，清裕陵及定陵地下宫殿开始对外开放。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弘历统治期间，开疆扩土，国力强盛，经济文化高度发展，达到了“康乾盛世”的顶峰，对其历史功绩历来有众多正面评价。如《清史稿·高宗本纪》中认为弘历的文武功业与长久统治是“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赵翼评价称“惟我高宗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犹时勤训政”；萧一山认为，乾隆在位六十年，不仅在清朝二百六十余年中是绝无仅有的时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亦可以媲美汉唐，光延史册；戴逸认为，弘历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经济文化发展鼎盛，他以强大的武力和比较正确的政策，平定西北，保护西藏，加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华的版图，文治武功，臻于极盛；阎崇年认为，在清朝皇帝中，可以作为英杰人物来论说一番的只有四位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皇太极、清圣祖康熙和清高宗乾隆。乾隆平准定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汗国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省、西藏的社会安定。张宏杰认为，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

负面评价

对弘历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其文化专制、闭关锁国及晚期吏治腐败等方面。如吕思勉认为，清朝的衰退就是起于乾隆之世的，高宗生性作风奢侈，南巡耗费巨大，晚期又任用和珅，贪污腐败情况为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所无，导致管理残酷剥削人民，于是吏治大坏。阎崇年认为，乾隆帝执政时间过长，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喜谀恶谏，懒于进取，老人御政，宵小环绕，做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戴逸认为，弘历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张宏杰认为，乾隆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清代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代的成就。在《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中，认为弘历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君主 ”同时又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虽然使清朝的经济达到鼎盛但同时又喜怒无常挥霍浪费导致晚年面临贫困和腐败之局面。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年号雍正。

母亲：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后妃

皇后（3位）

孝贤纯皇后（1712年—1748年），富察氏。

皇后那拉氏（1718年—1766年），初为娴妃。

孝仪纯皇后（1727年—1775年），魏佳氏，爱新觉罗·颙琰生母。

皇贵妃（5位）

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淑嘉皇贵妃金佳氏、纯惠皇贵妃苏佳氏、庆恭皇贵妃。

贵妃（5位）

忻贵妃戴佳氏、愉贵妃珂里叶特氏、循贵妃玶常在、颖贵妃巴林氏、婉贵妃陈氏。

妃（6位）

舒妃叶赫那拉氏、豫妃孝庄文皇后、容妃和卓氏、惇妃汪氏、芳妃陈氏、晋妃富察氏。

嫔（6位）

仪嫔黄氏、怡嫔柏氏、慎嫔拜尔葛斯氏、恂嫔霍硕特氏、诚嫔钮祜禄氏、恭嫔林氏。

贵人（12位）

金贵人、瑞贵人、武贵人、新贵人、福贵人、秀贵人、寿贵人、顺贵人、陆贵人、鄂贵人、白贵人、慎贵人。

常在、答应

常在、答应是清代后宫妃嫔制度中的低级品位，没有固定数额。乾隆的常在、答应中，死后能进入裕陵妃园寝随葬的共有四位常在：张常在、揆常在、宁常在、平常在。

皇子（17位）

皇长子，爱新觉罗·永璜（1728-1750），母哲悯皇贵妃。追封和硕定亲王，谥曰安。

皇次子，爱新觉罗·永琏（1730-1738），母孝贤纯皇后。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乾隆帝将永琏秘密立为储君。乾隆三年（1738年）永琏去世，册赠皇太子，谥端慧。

皇三子，爱新觉罗·永璋（1735-1760），母纯惠皇贵妃，追封循郡王。

皇四子，爱新觉罗·永珹（1739-1777），母淑嘉皇贵妃，封履亲王。

皇五子，爱新觉罗·永琪（1741-1766），母愉贵妃，封荣亲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谥号纯。

皇六子，爱新觉罗·永瑢（1743-1790），母纯惠皇贵妃，封质郡王。

皇七子，爱新觉罗·永琮（1746-1747），母孝贤纯皇后，二岁时殇，谥号悼敏。

皇八子，爱新觉罗·永璇（1746-1832），母淑嘉皇贵妃，封仪亲王。

皇九子，未命名（1748-1749），母淑嘉皇贵妃，幼殇。

皇十子，未命名（1751-1753），母舒妃，幼殇。

皇十一子，爱新觉罗·永瑆（1752-1823），母淑嘉皇贵妃，封和硕成亲王，为著名书法家。

皇十二子，爱新觉罗·永璂（1752-1776），母皇后那拉氏，爱新觉罗·颙琰四年（1799年）追封多罗贝勒。

皇十三子，永璟，母皇后那拉氏，幼殇。

皇十四子，爱新觉罗·永璐（1757-1760），母孝仪纯皇后，幼殇。

皇十五子，永琰（1760-1820），母孝仪纯皇后，即嘉庆帝。

皇十六子，未命名（1762-1765），母孝仪纯皇后，幼殇。

皇十七子，爱新觉罗·永璘（1766-1820），母孝仪纯皇后，封贝勒。

皇女（10位）

皇长女（1728-1729），母孝贤纯皇后，幼殇。

皇次女（1731），母哲悯皇贵妃，幼殇。

皇三女固伦和敬公主（1731-1792），母孝贤纯皇后。乾隆十二年（1747年）下嫁科尔沁区孝庄文皇后色布腾巴勒珠尔。

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1745-1767），母纯惠皇贵妃。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下嫁富察·傅恒之子富察·福隆安。

皇五女（1753-1755），母皇后那拉氏，幼殇。

皇六女（1755-1758），母忻贵妃，幼殇。

皇七女固伦和静公主（1756-1775），母孝仪纯皇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下嫁豫妃拉旺多尔济。

皇八女（1757-1767），母忻贵妃，幼殇。

皇九女和硕和恪公主（1758-1780），母孝仪纯皇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嫁乌雅氏札兰泰。

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1775-1823），母惇妃。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

轶事典故

十全武功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第二次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向清军投降。十月三日，弘历做《御制十全记》，总结在位期间的“十大武功”，共计十次战争：“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自此以后，乾隆经常以“十全老人”自诩。

高产诗人

弘历擅长书画，兼长诗文，留下了大量书法、绘画作品。文章编成文集的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1350余篇。他的御制诗集，有即位前的《乐善堂全集》，禅位后的《御制诗余集》，共750首；在位期间的《御制诗集》共有五集，其中初集4166首，二集8484首，三集11519首，四集9902首，五集7792首，所有诗歌作品共计42613首（一说为42630首）。以一人之力创作了与《全唐诗》数量相仿佛的诗歌作品，乾隆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作品数量第一的高产诗人。

收藏大家

弘历在其统治生涯中，利用身为皇帝的便利，收藏了大量名家字画、古董珍玩，其书房名为“三希堂”，因收藏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而得名，同时还收藏有晋以后历代名家书法作品。乾隆十一年（1746年），弘历搜集齐“四名卷”即顾恺之《女史箴图》及传为李公麟所作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后，辟出专室存放并命名为“四美具”。在收藏鉴赏之余，乾隆还安排对内府藏品进行系统整理登记，先后编撰《石渠宝笈》著录内府书画藏品、《秘殿珠林》著录宗教类书画藏品、《西清三编》收录清宫所藏数千件古代铜器。

野史传说

身世之谜

在正史中，弘历生母为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但在民间野史传说中却出现了多个版本。流传最广的是海宁大学生陈世倌夫人的说法，称雍亲王的陈知画与陈世夫人同日生产，雍正帝命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结果用自己的女儿换了陈家的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此一传说被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后，产生很大影响。第二种说法认为弘历生母是承德民间女子，因服侍病中的雍亲王而怀孕，生下弘历。第三种说法称弘历生母为热河省汉族宫女李佳氏。第四种说法是民国时曾担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从“老宫役”口中听说，称乾隆帝生母为南方人，浑名为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生，这种传说因《胡适之日记》而流传甚广。

香妃情史

民间传说中还广泛流传着弘历与香妃的情史，称香妃出自南疆回部，身有异香，美貌绝伦，入宫后备受弘历宠爱。一种说法称其与乾隆感情美满，生活幸福，但不幸早逝，令弘历悲痛万分；另一种说法称香妃为平定大小和卓时被掳进宫，虽然受弘历宠爱，但仍身怀利刃，想要刺杀皇帝，皇太后得知后将其赐死，后世很多戏剧及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都采取了这一版本。据学者考证，香妃原型可能为弘历的容妃和卓氏。在历史上，弘历对容妃确实比较宠幸，曾多次在出巡时命其随驾，考虑到容妃的伊斯兰教信仰，还特地安排回族厨师，并修建宝月楼供其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