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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武器

生化武器

生化武器是指利用生物战剂和化学战剂实现杀伤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生化武器可分为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两种。在战争中用于使人、畜致病，农作物毁伤的微生物及其毒素叫生物战剂，生物战剂及其施放器材总称生物武器，以前也叫做细菌武器。在战争中以毒害作用杀伤人畜并毁坏植物的有毒物质叫做毒剂，装有并能施放毒剂的武器、运输工具，总称为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号称“无声杀手”，主要是用化学工业合成的毒剂侵入人体，引起各种伤害。由于化学武器杀伤性强，杀伤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中毒者后遗症严重，而且对环境破坏也很厉害，因而多次被国际条约所禁止。

生物武器通常是用载具把带菌的昆虫动物和玩具等投掷到袭击地，人们通过呼吸和接触直接传染，还通过污染水源、食物、通风管道、遗弃尸体等，使人间接染病。

生物武器最早出现在3000多年前，当地的人们在战争中，将感染了兔热病（一种传染病）的患者赶到敌人土地上，在敌军中引起瘟疫。化学武器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德军在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施放的氯气，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化学武器。

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生化武器对人类一直存在严重威胁。联合国大会曾于1971年12月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96年11月通过《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历史发展

20世纪以前

化学武器

远古时期，人类就利用燃烧未干的木材、湿草所产生的浓烟攻击野兽，依靠浓烟的刺激作用，将逃避洞内之兽逐出捕获。后来，古人又将这种浓烟攻兽的办法，用于两军交战之中。最早记录使用毒气的战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29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据记载，斯巴达人曾将沥青和硫制成抛射物，燃烧后生成大量的二氧化硫，在围城战斗中攻击雅典人。在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中，波斯曾直接往地道中灌这种烟，熏死突袭的罗马士兵。

公元637年，拜占庭帝国在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战斗中使用“希腊火”——一种含有石油、沥青、硫磺和其他脂肪的混合物攻击敌人。

在中国，《左传》中曾记载，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在春秋时期，秦军曾在河水上游下毒，毒死前来进攻的诸侯联军。公元1000年，有个叫唐福的人，把他所制的毒药烟球献给大宋朝廷。毒药烟球有点像雏形毒气弹，球内装有砒霜、巴豆之类毒物，燃烧后烟雾弥漫，能使敌人中毒，削弱战斗力。宋初《武经总要》里，不仅描述了这种武器，而且还记下了当时的配方。

在中国墨家早期著作中，也有利用风箱把炉子内燃烧的芥末释放出的气体，打入围城敌军隧道的记载。

20世纪前，“化学武器”使用方法简单，人们已经可以进行简单制备，主要可制作成抛射物、弹丸，或直接投入敌方水源、食物当中，但因为杀伤作用有限，化学武器作为作战辅助手段，并未受到人们重视。

生物武器

公元前1500年，小亚细亚半岛的赫梯人发现了传染病的威力，曾将患有瘟疫的病人派向敌国。军队还将染病的尸体投至敌方堡垒，并且向敌方井内下毒。

公元前430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当瘟疫袭击雅典时，雅典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斯巴达人，认为其使用了生化武器。这种对有人故意传播瘟疫的指责和担忧，既在罗马帝国出现过，也在黑死病流行的欧洲曾经出现。

16-17世纪，烈性传染病天花随着殖民者传入美洲大陆，给美洲原住民带去了巨大的灾难，加速推进了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的清洗与征服。

这一时期的生物武器，并未形成专门的制备方式，生产规模较小，主要还是靠传染病攻击敌国，但这仅是把致病微生物用来当做武器的初步尝试。

随着基础医学发展和显微镜技术的改进，细菌学在19世纪取得了长足进步，19世纪70年代之后，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对微生物生理学的研究为生物战奠定了基础。其进一步证明不同微生物种类各有独特的代谢机能，各自需要不同的生活条件并引起不同的作用。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论证了炭疽杆菌是炭疽病的病原菌，接着又发现结核病和霍乱的病原细菌，并提倡采用消毒和杀菌方法防止这些疾病的传播。

19世纪后期，微生物学的进步改变了生物战的方式。1880-1900年20年间，传染病的微生物病源被发现，不同传染病都被识别和研究，其传染机理的被阐明，在识别不同微生物各自独特代谢机能的基础上，培养细菌作为生物战剂，完全摆脱了此前从自然界获取带菌物体作为武器的原始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大规模使用开始于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一位研制化学武器的人则是具有“化肥之父”称号的德国化学家弗莱茨·哈伯。1919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大会上，德意志帝国化学博士弗莱茨·哈伯因成功地解决了‘氨’的合成，而获得191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先使用化学武器的是法国。1914年8月，法军向德军投掷催泪手榴弹。1914年10月，德军向英军阵地发射了一种装有化学刺激物的炮弹。德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是在1915年1月31日，那一天德军向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阵地发射了1.8万枚含有液态甲溴化苄的炮弹，结果由于气温太低，甲基溴全部冻住了，放毒的目的没有实现。当年8月6日，德军对俄军奥索维茨要塞发动化学武器攻击。

1915年1月，弗莱茨·哈伯向德军总参谋部提出生产氯气作战的建议。德军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任命哈伯为A10局局长，专门成立了进行氯气袭击的秘密机构。弗里茨·哈伯很快研制出来了氯气，并用羊做试验取得了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首先选用氯气作为毒气，在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施放，这次战斗中，德军使用了5730个钢瓶，释放了180吨氯气，造成了15000余人中毒，5000余人死亡，是化学武器第一次大规模用于实战，共造成协约国1.5万人伤亡。一位作家在采访目击者后描述了当时的场面：“高达30英尺的黄绿色气体在东风的吹拂下缓缓向前推进。这种致命的气体灼伤了协约国士兵的眼睛和肺，让他们呕吐并在痛苦中倒地。”

从德军使用化武的方式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化武的使用取决于天气，化学武器受地理环境、温度的影响较大，例如在沼泽地带，化学武器不便于传播，其杀伤力也会大大降低。

1915年12月19日的一战战场上，德军首次向英军使用英国人于1812年用一氧化碳和氯气在强光作用下制得的窒息性毒气光气。随着化学战的升级，德军在比利时战场对英法联军首次使用了芥子毒气，含有油性液体的地雷被用作有毒物质的载体，这种毒气是由德国人在1886年制得的。一战中，交战双方共生产芥子气13500吨，其中12000吨用于实战。

1916年春天，俄罗斯首次使用了化学炮弹，它们在那年夏天的“布鲁西洛夫突破”中发挥了作用。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历史上首次使用俄制的毒气罐发动进攻。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总共生产了13.62万吨各类毒剂，在战场上释放了11.3万吨，共造成129.7万人死亡，占战争伤亡总数的6%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8月，俄国首先研制出了简单的防毒面具。这种防毒面具由高质量橡胶制成，可包裹整个面部，构成密封环境，不仅可保护呼吸道，还能保护眼睛和脸部皮肤。除防毒面具外，自1915年下半年起，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在部队中开始普及躲避化学武器攻击的做法。俄军在后方开设专门场所，以烟雾模拟化学武器，训练士兵如何选择并利用合适的风向、地形等，躲避化学武器攻击。

总的来说，该时期化学武器使用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军队通过炮弹、地雷、毒气罐等方式储存化学武器，并在战场上进行使用，不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化学武器也只是帮助参战国完成了一些战术性任务，大规模化学武器攻击的次数很少，化学武器炮弹常常与普通炮弹一起发射轰击敌阵地，作为一种辅助攻击手段发挥作用。

生物武器

1900年之后，德法两国成为了最早建立微生物学的国家，随后日本、苏联、英国、加拿大、美国等纷纷跟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物武器的主要研制者为德意志帝国，当时的生物战剂仅限于几种细菌，比如炭疽杆菌、马鼻杆菌和鼠疫杆菌等，而且生产规模不大，主要由特务携带细菌培养物秘密污染敌方水源、食物或饲料。

1915年俄国反间谍机关曾在圣彼得堡捕获一名带有鼠疫杆菌培养物的德国间谍。1917年，德国间谍曾在美索布达米亚用马鼻疽杆菌感染了协约国从中东购买的4500头骡子。这些撒布生物战剂的尝试虽然并未对战争造成重大影响，但却引起人们对生物武器的重视。

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导致2500-4000万人死亡，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结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直观地展示了生物武器在杀伤能力上的前景。

20世纪以来，细菌学蓬勃发展，细菌理论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正因为有了细菌学说体系的支撑，现代生物武器的研发开始了新的发展。科学家能够能够识别和培养多种细菌战剂，研发出各种投撒工具和方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由此可见，除了生物学的进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也是生物武器发展的推动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化学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化学战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些主要交战国对化学战做了充分准备，化学毒剂贮备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毒剂炸弹是当时帝国主义交战国战争中的主要武器之一。

日本在二战之前，就开始了大批毒剂的研制和生产。1927年，日本由毒剂研究阶段转入毒剂生产阶段。1930年，日本开始用第7飞行联队87式重轰炸机进行空投毒剂弹试验。

二战时期，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秘密驻有两支生化部队，即731部队与516部队。731部队侧重于生物武器的研究，516部队侧重于毒气研究，但其几乎所有的毒气试验都是在731做的。有迹象表明，齐齐哈尔市出现的日军遗留毒气罐伤人事件与这两支部队有密切关系。

1940年9月14日，日军第39师团在湖北当阳附近进行毒剂弹和爆炸弹效能对比试验，发射芥子气毒剂弹、二苯胂毒剂弹与爆炸弹各152发，用145名战俘及部分动物作活靶进行试验等等。据统计，日本进行毒气试验，共造成3000多名中国人中毒死亡。

1939年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撤哈拉沙漠奥兰以南 200 英里的贝尼乌尼夫建立了规模很大的化学武器试验场，占地约2500 平方公里，曾与英国共同进行飞机布洒毒剂试验。法国沦陷后，德国人曾继续使用该试验场地。

这一阶段，化学战的技术与战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军用毒剂的种类越来越多，毒性越来越大，现代神经毒气的毒性比早期使用的氯气的毒性大数百倍；施放毒剂的武器效能越来越高，投放距离由最初的数公里发展到数百公里、数千公里，化学弹药的毒剂装填量和投放兵器的载弹能力均成倍增加；化学武器已经成为各军兵种共用的武器，具有不同距离的炮兵发射、空中投放及空中、地面布洒、近距离投掷等多种攻击方式；它不仅用于支援战斗行动，而且用于战役及战略性使用；不仅用于阵地战，而且能够用于机动战及反游击作战。

生物武器

自三十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生物武器研制发展迅速，以日本、美国、欧洲为首的各个国家开始生产更多种类的生物武器，这一阶段生物武器发展的特点是，战剂种类增多；战剂生产规模扩大；主要施放方式是用飞机施放带菌媒介物，扩大了攻击范围。

1936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了大规模生产生物武器的工厂，建立了“731”生化部队，司令官为石井四郎，该部队每月生产细菌战剂的最高产能为：鼠疫杆菌浓稠菌液300kg，炭疽杆菌600kg，肠道沙门氏菌800kg，霍乱弧菌1000kg。还大量培养能传播鼠疫的人蚤，每3～4个月能生产45kg。并研制出至少8种生物战剂的特殊施放装置，如石井式陶瓷细菌炸弹，自来水笔式，手杖式施放器材等。此外，在黑龙江省安达市设有细菌武器试验靶场，并附有专用航空队；在林口、海林市、孙吴县和海拉尔区设有4个支队，也能生产并施放细菌战剂。设在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和设在广州市的“波”字8604部队也都是日本研究细菌武器并培训细菌战人员的机构。

日军最早研发的生物武器是细菌炮弹。1937年以装填毒气的“H”弹进行实验，结果不仅细菌无法存活，且其弹道无法满足生物战的需要。其后，日军又以75-80厘米的“S”弹做实验，以细菌的浮液代替发射药，结果也不尽如人意。1939年，为准备对苏蒙诺门罕战争，日本再次开始研制细菌炮弹。石井四郎接受美国审讯内容表示，日军细菌武器生产经历了三个阶段，投产项目分别是菌液生产、鼠疫跳蚤生产和石井式陶弹生产。

1940年，英国在波顿的化学战研究机构中成立了微生物研究所，1944年夏季共有45人，1942年他们曾在Gruinard岛上用小型航空炸弹和炮弹施放炭疽芽胞，24年后检查该岛仍被炭疽芽胞严重污染。不过因为资源有限，英国又求助美国帮忙生产，1942年12月，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秘密会议，通过了生产化学武器这一计划。1944年，德国利用V型导弹袭击英国，温斯顿·丘吉尔紧急向美国采购50万枚炭疽炸弹，最后因为美国产能不够未能完成。1948年，英国建立了独立的微生物学研究所。该所与加拿大和美国有密切合作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还作过一些微生物气溶胶动物感染及存活的研究。

美国国防部于1941年11月成立了生物战委员会。1943年4月美国陆军在马里兰州的Detrick要塞建立生物战研究机构，占地520公顷，有2500名雇员和50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哲学博士120人，医学博士14人。1944年在犹他州达格威试验基地建立了生物武器野外试验场。美国负责研制、生产生物武器的主要机构是Detrick要塞的生物研究所，埃奇伍德兵工厂和松树崖兵工厂。

在此期间，美国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完成了一系列空气生物学的实验研究，即所谓的“气雾罐计划”。对生物战剂气溶胶的存活、动物感染机理及感染剂量进行了研究，为以后生物战剂的气溶胶攻击奠定了基础。当时，他们研究的战剂有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布氏杆菌、土拉弗朗西斯菌、类鼻疽杆菌、鼠疫杆菌、鸟疫衣原体和粗球孢子菌。

1945年，美国同时进行生化武器研究和原子弹研究，前者的花费是后者的五分之一，随着美国在日本投下2颗原子弹后，美、英的生化武器研究计划就逐渐面临质疑，主要原因是英美并未曾拿活人做实验，所以研究进度缓慢。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细菌部队大肆利用中国人做实验，收集了大量活人研究资料。在第二次战争结束后，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以生化资料为交换条件，同美国达成交易，逃脱了战争罪的审判，随着这一交易的达成，美国在生化武器的研发工作上走在了世界前列。

加拿大的生物战研究始于1941年，他们曾经研究过肉毒杆菌毒素的大量生产方法，并在苏非尔德野外试验基地进行过肉毒毒素气溶胶飞机喷洒试验。

1943年德国在Posen（波兰中西部）建立了生物武器研究所，主要研究利用飞机喷洒细菌悬液的装置。研究的战剂为鼠疫杆菌、霍乱弧菌、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和黄热病毒。

冷战时期

化学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不需要大规模资金和技术投入就可快速组建可观的杀伤武器库，化学武器被作为“穷国原子弹”得到大量生产和装备，并在战争中频繁使用。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争先接受德国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和专家，积极研制和储备各种新型毒剂，到上世纪50年代，研制出了毒性更大的神经毒气和失能剂。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失能性”化学毒剂被某些国家列为“非致命剂”而不予裁减。美国于1962年研制的毒剂毕兹，可直接造成人体思维和运动机能障碍，进而丧失作战能力。这些新型“失能性”毒剂虽然没有杀人，但依旧对一线士兵和无辜平民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创伤。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约有25个国家在发展化学武器生产能力。在美苏冷战时期爆发的10多次局部战争中，如两伊战争、中东战争、阿富汗战争、缅甸内战、安哥拉内战等等，都不乏化学武器的影子。

化学武器也因其使用技术的多样性而应用范围广泛。冷战时期，化学武器呈现不同系列、不同类型和不同谱系，可以承担不同目标的攻击任务。化学武器不仅可袭击广大地域，还可随风传播扩散，攻击坚固、隐藏的目标。

生物武器

20世纪上半叶研发的生物战剂以细菌战剂为主，而20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相比，生物武器技术大幅提高，生物武器生产和储备规模大幅增加。并且随着多种疫苗，如抗结核病疫苗、抗百日咳疫苗、抗黄热病疫苗、抗伤寒病疫苗、抗流行性感冒疫苗等的研发上市，许多20世纪上半叶研发生产的老生物武器的作战效果大为降低，因此促使原持有国研发新的生物武器。

自冷战开始至七十年代末，生物武器的主要研制者是苏联和美国。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战剂种类除细菌外，还扩大到细菌毒素、病毒、衣原体、柯克体、立克次体和真菌；剂型除液体外，还有冻干的粉剂；施放方式以气溶胶为主；运载系统除飞机以外还有火箭、导弹；杀伤范围扩大到数百至数千平方公里。

这一阶段，生物武器通过大量实验室及野外试验，从理论上阐明了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机制；从技术上解决了细菌和部分病毒的大量生产、冷冻、干燥及保存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为降低生物战剂气溶胶衰亡率的保护剂和微胶囊技术取得了新的进展，从而让生物战剂气溶胶的稳定性有了较大提升。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现代生物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脱氧核糖核酸（DNA）重组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但有利于生物战剂的大量生产，而且为研制新生物战剂提供了条件。不仅如此，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发酵工程及酶工程等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生物武器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即“基因武器”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利用现代生物技术，通过基因的转移、重组，可以培养出满足各种需要的生物战剂。

此前生物武器的最大问题是见效慢且敌我不分，而当人体的DNA密码被逐步破译之后，人们便可以根据目标对象“量身打造”一款生物武器，比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泄漏的有毒气体，其成分包括炭疽杆菌、埃博拉、马脑炎病毒与马尔堡病毒，而其作用对象则是壮年男子，这种具有“目标识别”功能的病毒针对性更强。

在美苏冷战时期，生物武器发展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美苏双方同时都向其同盟国大规模提供生物武器及技术，生物武器在该时期扩散迅速。如伊拉克的一些致病菌种和生物战剂研究手段都是从英美国家进口。

冷战之后

化学武器

冷战后的20年是化学武器严重扩散的年代，是不少国家在化武方面获得更快发展的20年。这一阶段，旧的军控条约管不了，新的防止生物条约难起作用。20世纪90年代，民用技术迅速发展，化学毒剂的生产能力通过现代工业快速扩散。许多化工设施不但可以合法生产毒剂前体，甚至可以合法生产一定量的毒剂；一些自制设施也能生产毒剂。例如，印度、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基本是在《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签署生效前后获得的。这些现象主要源于化学毒剂生产属于两用技术，两用技术造成化学毒剂的扩散，也是条约禁不了的重要因素。

1993 年签署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销毁化学武器具有明确的要求，1997 年4 月9日生效，缔约国应于2007年4月行务，销毁持有的化武。考虑到难度，公约特意延长了5 年的期限，要求2012年4月完成化武的销毁工作。美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化武大国，持有化武数量分别为3.1万吨和4万吨，两国均未按规定时间销毁化武。

在地区内战中，化学武器屡禁不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在战争中使用化武的是埃及。1963年埃及卷入也门内战，向藏在山洞里的敌军释放了芥子毒气。上世纪80年代，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在两伊战争和1988年针对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芥子气和塔崩。叙利亚内战中化武的使用已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叙利亚储备化武并非源于最近的冲突，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叙利亚政府已开始储备芥子气、沙林和维埃克斯（VX）。专家认为叙利亚或许早在1973年便拥有首批化武，公开承认拥有化武则是在2012年。叙利亚政府则称化武只为抵御外敌。

除地区矛盾外，在21世纪，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开始成为国家现实威胁，此类组织多采用人工布毒、爆炸施毒、制造泄漏事故、食物或饮水投毒、纵火施毒、环境染毒和化学恐吓来制造国家恐慌，各国开始进一步注重化学威胁防御。

生物武器

1972年4月10日，《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分别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伦敦和莫斯科签署。

当下各国生物武器研发有两个核心特征。其一，进攻性与防御性的研究是一体两面；其二，军用和民用的技术基础高度通用。保留防御性研究的真实含义，不装备、不使用生物武器，但不中断对前沿生物武器的前沿概念和技术研究，平时作为防御手段，到战时条约破裂，依然可以快速转型、研发制造出相应武器。

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生物战剂的研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利用合成生物学、基因工程制造出的新一代生物战剂具有更强的毒性、耐药性、传染性，尤其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使生物战剂具有特异性和精准性。目前生物武器的使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生物战，另一个是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武器应用于战争，就是所谓的生物战。一旦发生生物战，势必改变战争结果，并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对于一些相对弱势的国家，使用生物武器成为其在非对称性军事对抗中的可能选择。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物战剂的技术和品种不断改进，逐步向多样化、小型化方向发展。

武器类别

化学武器

一、按毒剂分类，可分为神经毒气、全身中毒性毒剂、窒息性毒剂、糜烂性毒剂、刺激性毒剂和失能性毒剂6大类别。

（1）神经性毒剂：主要用于破坏神经系统功能。如沙林、梭曼和VX毒剂等；

（2）糜烂性毒剂：主要破坏机体细胞，以皮肤糜烂为主要伤害特征。如芥子毒气、路易氏气和氮芥气；

（3）全身中毒性毒剂：主要破坏血液细胞氧化功能，会使人缺氧死亡。如氢氰酸、氯化氰等；

（4）窒息性毒性：主要损伤肺组织从而使人呼吸困难。如光气、双光气、氯气、氯化苦等；

（5）失能性毒剂：主要使人员产生思维和躯体功能障碍，并暂时失去正常活动能力。如毕兹、麦角二乙胺等。

（6）刺激性毒剂：主要能对呼吸道和皮肤有强烈刺激，中毒后会出现流泪、打喷嚏、皮肤发痒等症状。如苯氯乙酮和希埃斯等。

二、按发射形态分类，可分为一元化学武器和二元化学武器2大类别。

（1）一元化学武器：直接在炮弹、炸弹、火箭弹、导弹、地雷、喷洒器等武器上装配军用毒剂；

（2）二元化学武器：由2种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化学物质，分别装填在弹体内，在飞行过程中隔墙破裂或者爆炸，弹丸内两种组合通过迅速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毒剂。

生物武器

一、按对人员伤害程度分类，可分为失能性战剂和致死生物战剂。

（1）失能性战剂：病死率在10%以下，能使人员暂时丧失战斗力，如布鲁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等；

（2）致死生物战剂：能使人员患严重疾病，病死率在10%以上，甚至能达到50~90%，如炭疽杆菌、霍乱弧菌、兔热病杆菌、肠道沙门氏菌、天花病毒、黄热病毒、东部马脑炎病毒、西方马脑炎病毒、斑疹伤寒立克次体、肉毒杆菌毒素等。

二、按所致疾病有无传染性分类，可分为传染性生物战剂和非传染性生物战剂。

（1）传染性生物战剂：容易流行和传播，危害范围广，能用于攻击敌方战役后方，如天花病毒、流感病毒科、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等；

（2）非传染性生物战剂，只感染接触者，适用于攻击与己方距离较近部队等战术目标，如土拉弗朗西斯菌、肉毒杆菌毒素等。

三、按结构形态分类，可分为细菌、立克次体、衣原体、病毒、真菌和毒素六大类别。

（1）细菌类生物战剂：主要有炭疽杆菌、鼠疫杆菌、霍乱弧菌、兔热病杆菌、布氏杆菌等；

（2）病毒类生物战剂：主要有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天花病毒等；

（3）立克次体类生物战剂：主要有流行性斑疹伤寒立克次体、Q热立克次体等；

（4）衣原体类生物战剂：主要有鸟疫衣原体；

（5）毒素类生物战剂：主要有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等；

（6）真菌类生物战剂：主要有粗球孢子菌、荚膜组织胞浆菌等；

普遍来说，真菌、毒素属于非传染生物战剂。细菌、病毒性生物战剂的品种相对较多。

施放方法

化学武器

一般来说，化学武器可将毒剂装入炮弹、炸弹、火箭、导弹、飞机布洒器、地雷等载具中进行发射、投掷、布洒等。

（1）爆炸分散型

爆炸分散型化学武器通常由弹体、毒剂、炸药、爆管和引信组成，主要借炸药爆炸施放毒剂。如装有液体毒剂的化学炮弹、化学航空炸弹、化学地雷以及部分装有固体毒剂的化学炮弹，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施放。

（2）热分散型

热分散型化学武器通常以烟火剂、火药的化学反应产生的热源或高速热气流，将毒剂蒸发或升华，形成毒剂气溶胶，流通于空气之中。如装有固体毒剂的化学炮弹、毒烟罐，以及装有液体毒剂的化学航空炸弹等。

（3）布洒型

布洒型化学武器通常由毒剂容器和火药或压缩空气压源装置等组成。利用压源产生的压力，将容器内的固体毒剂溶液、低挥发度液体毒剂从喷口喷出，造成地面和空气同时染毒。如化学航空布洒器、毒剂气溶胶发生器，以及喷洒型化学弹药等。

生物武器

（1）施放生物战剂气溶胶

生物战剂通过施放、散播，能分散成微小的粒子悬浮在空气中，与空气混合后成为气溶胶，随风漂移，污染空气、地面、水源和食物，并能渗入无密闭设施的人防工程内。人、畜吸食或接触带菌物品，或遭带菌昆虫叮咬均能致死或致病。它可以从空中直接布洒，也可以把喷洒器投放到地面喷放，还可利用人工投放。

（2）投放带菌昆虫、动物和其他媒介物

昆虫、动物和杂物被生物战剂感染或污染后，可以用多格炸弹等方式投放到被袭地域，这些带病昆虫就能将病原体传给人们人们，导致人员生病。

（3）其他方法

生化部队还可以利用生物战剂污染水源、食物、通风管道，或通过遗弃带菌物品、尸体或遣返俘虏等方式，间接让敌方人员感染疾病。

施放媒介

化学武器

（1）步兵化学武器

主要包括毒烟罐、化学枪榴弹、化学地雷、小口径化学迫击炮和布毒车等。这类化学武器适于小规模和近距离攻击或设置化学障碍。

（2）炮兵、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化学武器

主要包括各种火炮、火箭炮的化学炮弹，以及导弹化学弹头等。舰用化学武器亦属此类。这类化学武器可快速实施突然、集中的化学袭击和纵深打击。

（3）航空兵化学武器

主要有化学航空炸弹和化学航空布洒器等。这类化学武器可利用飞机灵活机动地实施远距离、大纵深和大规模的化学袭击。

生物武器

施放生物战剂气溶胶的武器主要有小型炸弹、气溶胶发生器和气溶胶布洒器等三种类型，可由飞机、导弹、火炮、舰艇等发射。

武器特点

化学武器

（1）伤害途径多

毒剂可以以气、烟、雾、液及微粉末形态使用，造成人畜、植物、水源、食物等染毒，毒素可通过人员的眼睛、呼吸道、皮肤、消化道等多种途径传播，致使人员中毒。

（2）杀伤范围广

化学武器的传播范围广泛，毒剂渗透性强，染毒空气可以通过水源、空气轻易传播很大范围，所经之处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3）作用时间长

一般毒剂施放后，目标区域的毒性作用可持续几小时、几天甚至数周，对当地环境会产生长时间的危害，2023年2月3日，一列货运列车在美国俄亥俄州脱轨，其中5节罐车装载了115580加仑（约438m3）的氯乙烯泄露，当时紧急处理措施是氯乙烯被引导至一条沟渠中并被点燃。其燃烧时可以产生有毒气体氯化氢和剧毒气体光气，会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如果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有毒物质无法清除，它们还将成为长期危害源头，会导致居民长期吸入的风险，目前，一些当地居民仍然担心他们可能暴露于有毒化学物质，并考虑搬离此地。

（4）制约因素多

化学武器的使用效果容易受气候、地形、地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刮风、下雨、下雪，气温和城市建筑物等，对毒剂的杀伤力会产生一定影响。

（5）以杀伤有生力量为主

化学武器主要目的是杀伤有生力量，对建筑物、武器装备和物资等虽然有影响，但是如果消毒得当，其影响并不大。

生物武器

（1）污染面广

生物战剂致病力较强，气溶胶可随空气、风传播，在条件适宜时，可造成地区大面积污染。考虑到带菌人员的活动方式和疾病的传染性，在污染区外还可能存在疫区。

（2）有传染性

许多生物战剂能从病人体内排出，比如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等，能使周围健康人群遭受感染，连续蔓延，甚至造成传染病流行。

（3）有生物专一性

生物战剂可以伤害人畜和农作物等生物，而对武器装备、建筑物的破坏性较小，适用于攻击不想毁伤破坏的地区。

（4）没有立即杀伤作用

生物战剂进入人体后，一般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病，短则若干小时，长则需要数天或几周。它不能使被攻击者立即停止行动，一般不宜作为战斗武器直接使用。

（5）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生物战剂一般是活的微生物或具有生物活性的大分子物质。温度、湿度、日光和多种理化因素都能影响其活性，缩短微生物的存活时间。生物战剂气溶胶的危害时间和污染范围还会受到气象因素的影响，在施放后效果不易预测和控制。

（6）不易被发现

生物战剂气溶胶无色无味，一般在黄昏、夜间、拂晓、多雾时秘密施放，不易被人们发现。

施放迹象

化学武器

（1）化学武器使用时，爆炸声音小而低沉；

（2）飞机经过的地面和植物上有可见油状液体；

（3）战时发现突然出现大量气雾、烟尘、空气中有持续浓重异味，眼睛、呼吸道感到受刺激；

（4）动物出现异常，如鸟类飞行困难，鸡、羊等出现眨眼、瞳孔放大或缩小，流口水，站立不稳，抽搐等症状，关相继死亡；

（5）植物发生变化，花卉、树叶、草丛发生大面积变色或枯萎。

生物武器

（1）飞机低空飞行时尾部有云雾或撒下其它杂物；

（2）炸弹爆炸时，弹坑周围有粉末或水珠残迹；

（3）昆虫、小动物出现的数量与季节、场所反常等。

（4）在短时间内发现大批症状相同的病人、病畜；

（5）发生当地少见的疾病或出现发病季节反常等现象。

防护措施

化学武器

（一）个人防护

根本原则是阻隔毒剂侵入人体的多种途径，并紧急撤离染毒区救治。

1、呼吸道防护

配有防毒面具的人员应立即闭眼、停止呼吸，将面具迅速准确地戴好，在睁眼前要呼一口气；没有防毒面具的人员可使用事先自制的浸水、浸碱和包土颗粒的口罩、纱布、毛巾、手帕等简易器材防护呼吸道。这对防护任何一种毒剂的侵袭都是至关重要的。

2、皮肤防护

除了穿戴制式防毒衣外，还可利用就便器材进行防护，如需要通过染毒地域进，可利用雨靴对腿部进行防护，也可捆扎塑料布、帆布或毯子进行防护。若要通过染毒树林，可利用雨衣、油布等隔绝材料对全身进行防护。这对神经毒气和糜烂性毒剂的防护尤为重要。

3、眼睛防护

在没有防毒面具的情况下，可用自制的简易防毒眼镜、改制的防风眼镜等对眼睛进行防护。这对防护任何一种毒剂的侵袭都是必须的。

在采取了上述防护措施后，应尽快朝风向方向，避开洼地、丛林，离开染毒区。

（二）集体防护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应该参与如下行动：

1、撤离

组织染毒区人员进入民防工程进行防护。集体防护工程种类很多，如地道、掩蔽部、地下室等。或迅速组织撤离至安全区，安全区一般在逆风方向的高处。

2、消毒

先用棉花和干净土块吸去皮肤上的毒剂液滴（吸擦时应防止染毒面积扩大），然后用专用的消毒药液擦拭消毒。没有专用的消毒毒液时，也可用碳酸氢钠、肥皂水或大量清洁水冲洗。消毒越及时效果越好。紧急情况下，冲洗眼、鼻、口可用大量清水或2%的小苏打水。此外，还必须组织人员对服装、水、食物、道路、建筑物进行消毒。

3、急救

对中毒人员应按“先自救，后互救”的原则，根据中毒情况采取不同的救护措施。将中毒人员撤离现场，放置在能吸入新鲜空气的区域。保持中毒人员的安静、温暖。如有昏迷不醒的应该注射强心剂，不可用人工呼吸法，及时护送到医院急救。

生物武器

（一）免疫接种

有针对性地进行免疫接种，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措施。

（二）全身防护

主要是防止生物战剂气溶胶通过呼吸道或皮肤、眼睛、黏膜进入人体。对呼吸道的防护，最好是用防毒面具，其次是用防毒筒、高效防尘品罩和五层以上的毛巾口罩。对眼睛的防护可戴防毒眼镜。全身防护可穿普通衣服，但要将上衣扎在腰带内、系紧“三口”，尽可能将身体露出部位遮住。个人防护器材脱下后，应立即消毒。

（三）对带菌昆虫的防护

主要是保护暴露的皮肤，不让昆虫叮咬。除穿防疫服外，穿普通衣服时，可采取与防气溶胶相同的方法。

（四）消毒处理

（1）对受生物战剂污染的地区和物体，应及时用药物煮沸、日晒或火烧等方法进行消毒，以消除和杀灭致病性微生物；

（2）对人员的消毒，可用70%的乙醇或其他消毒药品擦拭污染部位；无条件时可用肥皂液或洗衣粉擦洗；也可进行全身淋浴；对呼吸道和眼睛，可用3%的硼酸水漱口，用0.05%的洗必泰溶液或温开水冲洗眼睛；

（3）对服装的消毒，可使用烈日暴晒或沸水蒸煮30－60分钟；

（4）对房屋和器械的消毒，可用漂白粉液或来苏尔液擦拭，30分钟后用清水冲洗。消毒后要做好相关器械的保养；

（5）要经常进行杀虫、灭鼠，以减少战时生物战剂可能利用的传播媒介。

常见生化武器

注：以上表格内容均来自参考资料

实战应用

化学武器

1916年7月，法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向德国军队使用了由瑞典人于1782年发现的全身中毒性毒剂氢氰酸。一战中，由美国人亚当斯于1918年首先合成的刺激性毒剂亚当斯气，被法国军队在西欧战场首先使用。此外，英国军队也对德国军队大量使用了各种毒剂。随着轴心国与协约国的化学战升级，英国和法国迅速研制了包括光气、芥子毒气在内的各种先进的毒气，使与德国的化学战造成的杀伤性越来越强。

1935年到1936年期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大规模使用了芥子气415吨，光气263吨，造成埃塞俄比亚军民30余万人中毒死亡。

1939年，日本陆军毒气战部队在中国北方使用了让人皮肤溃烂的“糜烂剂”（黄弹），以及刺激伤害人体呼吸器官的“喷嚏剂”（红弹），给中国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害。

1950~1953年，朝鲜战争中，美国军队曾多次使用化学武器，品种达17种之多。规模较大的一次是1951年5月6日，美军B-29轰炸机，对朝鲜南蒲市投掷了光气炸弹，中毒者达1379人，死亡480人。

1961年~1971年，美军在侵越战争中，曾把越南南方作为化学武器试验场。在越南南方的44个省，使用了西埃斯7千吨，植物杀伤剂12万吨，用毒700多次，染毒面积占越南南方总面积的30%以上，造成越南军民153.6万人中毒，3000多人死亡。同时，使农业生产遭到了破坏。

1963年~1967年，也门在针对君主体制所进行的政变中使用了芥子毒气和神经毒气；这些化学武器是由埃及提供并施放的。

1980-1988年，两伊8年战争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据1988年4月伊朗向联合国提出的指控报告统计，伊拉克军队对伊朗军队共使用化学武器241次，其中100次有中毒人数的统计，伊朗共有44418人中毒，使用的毒剂有芥子气、神经性毒剂、路易氏气、氢氰酸等毒剂。

双方化学战持续了6年，两伊战争成为了当代化学武器最大的“试炼场”，当时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在美德英法意等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大量化工厂，还使用毒气弹重创伊朗军队，还利用毒气弹屠杀库尔德自治区平民。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还主动为伊拉克出口炭疽病毒和鼠疫病菌，两伊伤亡人数约13万。

2013年8月21日，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发生了化学武器攻击事件，遇害者至少有322人，大部分为平民，2017年，经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确认，该事件由叙利亚政府军所为，叙当局也因为这件事而被国际社会谴责。

在2014年4月21日和2015年3月16日，联合国调查人员确认，叙利亚政府军在该国西北部伊德利卜城镇塔尔米尼斯和沙尔曼也曾使用过氯气。IS则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的马雷亚(Marea)使用过致命毒气芥子毒气。

2016年9月16日，乌姆·侯什发生化学武器事件，2017年4月4日，罕谢昆发生了化学武器事件，2017年11月7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独立小组”负责人穆莱特通报调查消息称，乌姆·侯什发生的硫化氢事件由伊黎伊斯兰国所为，而在罕谢昆发生的毒气沙林事件由叙利亚政府军所为。

1994年6月27日，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在日本长野县松本市进行喷撒沙林毒气的实验，导致7名市民中毒死亡，约600人受害。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信徒在东京地铁里施放沙林毒气，造成5500多人受伤，其中有12人死亡，14人终身残废。

生物武器

公元571 年，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包围麦加，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天花，使埃军几乎全军殁亡。

1489 年，西班牙殖民军队包围格林纳达岛期间，约有17000人死于斑疹伤寒，是战斗减员的5倍。

1812 年，拿破伦一世远征国，兵死人数达50万，其中多数是死于斑疹伤寒，被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歼灭的反倒占少数。

1984年9月，2名美国宗教极端分子在俄勒冈州一座小镇的餐厅里使用了沙门氏伤寒杆菌，造成751人患急性肠炎。

1939年，日本进犯苏蒙边境时，在诺门罕战役中曾将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投入哈勒欣河污染河流，用于污染俄军水源。

1942年，英国执行了代号为“类人猿”的暗杀计划，用肉毒杆菌毒素手榴弹暗杀了德国党卫军的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1978年，保加利亚叛逃作家马尔科夫，Г.М.被保加利亚特工利用装有麻毒的伞刺中而身亡。

1940年7月，石井四郎率领远征队，在中国宁波上空投洒70kg伤寒菌，50kg霍乱菌和5kg带鼠疫菌的跳蚤。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曾发生鼠疫患者99人，死亡98人。1941年夏季，日方对中国湖南常德及南阳市等地进行细菌武器袭击，在当地居民中出现了一些鼠疫病人，1942年夏，日军从浙赣战线撤退时，“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共同在撤退区用霍乱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污染水源和食物，引起居民患病，并把污染病菌的食物发给战俘食用，然后再把他们放回我方，造成疫病流行。

据统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共制造了400万枚毒气弹，这些毒气弹，几乎都用在了中国的土地上，其中还有不到30万毒气弹运到了其他国家。日本战败后，仅仅拿走了100万毒气弹，还有300万毒气弹仍然遗留中国，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中国遗留的毒气弹已经让几千中国人因毒气弹受到直接伤害而死亡，还有几万人因为毒气弹患者的传染，一生无法正常生活。

1950年12月，美国军队为掩护部队撤退，在平壤、江原特别自治道、黄海道等地区撒播了天花病毒。从1952年起，美军加大生物战力度。同年1月28日，美军战机在中、朝阵地后方，撒播带有传染病细菌的毒虫。其后，美军又在铁原地区、平康地区、北汉江地区撒播大量苍蝇、蚊子、跳蚤、蜘蛛、蚱蜢等带有传染病细菌的昆虫。

截止到1953年7月，美军使用生物武器袭击近3000次。由带菌昆虫、动物及其它杂物曾引起一些鼠疫、霍乱及炭疽病病例。美国空军战俘供认，曾进行过若干次生物战剂气溶胶攻击。

2001年10月4日美国《太阳报》图片编辑史蒂文斯被诊断感染吸入性炭疽热，并于10月5日死亡，成为美国第一例死于吸入性炭疽热的病例。截至2001年11月30日，美国国内出现怀疑炭疽和报警达2300起，先后有22人感染炭疽，其中5人死亡。

未来发展走向

合成毒素

在化学战剂方面，出现了通过化学合成方法产生的毒素，或由活的生物体产生毒性的生物化学毒剂，能渗透传统防护器材的强穿透性毒剂，有针对性地破坏人体神经等思维载体的新作用机制毒剂。这些“新战剂”作用快速、高度致死、穿透性强、作用机制新，防备更加困难。

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是第三代生物战剂，指的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的新型生化武器。它也是现代生化武器的全新发展方向。

基因武器能够运用先进遗传工程技术，按照人们的需要通过基因重组，在一些致病细菌或者病毒中接入对抗普通疫苗或者药物的基因，或者利用一些本身无法致病的微生物体接入致病基因，以此制成新的生化武器武器，尤其是合成生物学的发展，能够让人们研制出自然界本身并不存在的病毒。

如果改变非致病微生物的遗传物质，让它产生具有抗药性的致病菌，利用人种特征、基因差异，让致病菌只对特定遗传特征的人产生作用，就能实现消灭目标有生力量的目的。

禁止生化武器公约

化学武器

《海牙宣言》

1899年和1907年在荷兰海牙两次召开和平会议，44个国家的代表共达成13项公约和4项宣言，其中包括《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这些协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撕毁。中国于1929年8月7日宣布批准该议定书。1952年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重申承认该议定书。

《日内瓦议定书》

1925年，国际社会达成《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和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即《日内瓦议定书》）。议定书存在先天不足，未能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生产和储存，其中不少缔约国还宣布保留进行报复性使用和对非缔约国使用的权利，导致化学武器禁而不止的局面。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1978年，联合国第一届裁军大会将化学武器公约谈判列为多边裁军谈判最紧迫的任务。经过20多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992年9月形成公约草案。1992年9月3日，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通过《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这种武器的公约》。1992年11月30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公约决议。1993年1月，公约签字仪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12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代表出席仪式，包括中国在内的130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1997年4月29日公约正式生效，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禁止、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规定了严格核查制度和无限期有效的国际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