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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幼名云，字伯安，世称王阳明，明朝绍兴府余姚人（今中国浙江余姚市），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因曾筑室于绍兴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

王阳明出身名门望族，少时即有四方之志。早年师从大文学家娄谅修习程朱理学，拜大军事学家许璋研学兵家韬略；成年之后，又辗转沉溺于诗文词章、佛老之学；初入官场，又因忤逆宦官刘瑾，遭致廷杖冤狱；直至官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境内），始得顿悟“格物致知”道妙，遂成陆王心学集大成者；步入天命之年，平叛安民治世有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受封新建伯，系明朝积功受爵的三大文臣之一。嘉靖七年（1529年），卒于江西南安（今大余县境内），葬于浙江洪溪（今绍兴市境内）。隆庆初年（1568年）追授新建侯，谥文成，世人又称“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子庙。著有《王文成公全书》流传于世。

王阳明一生经世致用，长期秉持民本思想，倡言育人兴学，力主兴发经济，谋略用兵治军，文治武功皆有所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儒学大家。他始创“姚江学派”，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命题，擘画起完整“心学”体系，有力冲击了日趋僵化的朱熹理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一举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推向巅峰。王阳明创立的“心学”思想，在明朝以后的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均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与孔子、孟子、朱熹一道被后世尊称为“孔孟朱王”。

人物生平

出身名门

朱见深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王阳明出生于余姚市的一个名门望族，系晋朝光禄大夫王览之后，“王羲之”王羲之的族裔；六世祖王纲，以文才武略著称；祖父王伦一辈，亦是当地名士；及至父亲王华，弘治年间官拜学士、少詹事；正德初年，升任礼部左侍郎；后因太监刘瑾迁怒，王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右侍郎；刘瑾败露后，王华官复原职。作为家中长子，王阳明自幼被寄予厚望，5岁时更名守仁。

成长与求知

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王华应试中状元；次年，时年11岁的王阳明，随父亲迁居京师。成化十九年（1483年），王阳明正式就读私塾；据《王阳明先生传习录》记载，一天，王阳明问及私塾先生说：“何为人生最重要的事？”私塾先生回答：“惟有读书中举。”王阳明质疑说：“科考中举未必是最重要的，人生第一等事应为读书做圣人。”王阳明13岁时，母亲郑氏逝世，幼年失恃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一度使其有了修道学佛的念头。及至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时年15岁的王阳明，在目睹明朝内忧外患的局势后，转而决心立志报国。他先后游历考察了居庸关、山海关区，纵观山川地理，研习造堡备御之策，师从胡人学习骑射，留下了《梦谒马伏波庙》的诗篇。归家以后，忧心忡忡的王阳明屡次想要上疏，陈奏《边务八事》针砭时弊，后因祖父王伦劝阻未能成行。

朱祐樘弘治元年（1488年）七月，时年17岁的王阳明，奉父母媒妁之命前往南昌市，与外舅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之女成婚。婚后一段时间，王阳明闲居南昌，天天临池学书，其间书法精进不少。及至次年，王阳明携夫人诸氏返回余姚市，船过广信时，前往拜谒大学问家娄谅，习得宋儒“格物”学说，研究哲学的动机开始萌发。随后，王阳明又师从大军事家许璋，研习了不少天文、地理及孙、吴韬略。弘治五年（1492年）秋，王阳明参加浙江省乡试。而后，一心求贤的王阳明遍览朱熹著作，认为朱熹所言“格物致知”正是修身成圣的关键，于是邀约好友钱氏一同去“格竹子”。然而，他一连格了七天七夜，始终一无所获，反因劳累过度而大病一场。“格竹”的失败，使得王阳明对程朱理学渐生质疑，并就此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登第与入世

朱祐樘弘治六年（1493年），王阳明进入国子监读书；同年春，乡试中举的王阳明赴京师参加会试落榜；向来器重王阳明的时任会试主考、太常寺少卿李东阳邀请他即兴作《来科状元赋》，一首诗文词章令王阳明赢得了不少赞许，但也招来了不少嫉妒。弘治九年（1496年），王阳明再次赴京师参加会试，因遭官场嫉妒而再次落榜，转而开始结社弄诗、研读兵学。弘治十二年（1499年）春，时年28岁的王阳明高中进士，受官场斗争影响，退居南宫市第二，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二人，受命观政工部。

朱祐樘弘治十二年（1499年）秋，王阳明奉旨离京为王越王越（明代将领）治丧，待其回京复命时，恰逢北地边事紧急，王阳明遂上陈早年所作《边务八事》疏，虽其谏言最终也未被采纳，但他的声望却与日俱增。不久王阳明便被升为进士上第，出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奉命前往直隶、淮安府等地，会同各巡按御史审判重囚。其后一段时间，王阳明日子过得十分清闲，经常与文坛领袖李梦阳等对诗作赋，一度沉溺于词章仙佛之间。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31岁的王阳明幡然醒悟，随即上书告病（虚弱咳嗽）还乡，筑室于绍兴会稽山阳明洞潜心静修。其间时常与恩师许璋共参道妙，并自号为“阳明山人”，“王阳明”这个名字从此进入了历史。阳明洞的经年静修，使得王阳明得以大彻大悟，终弃佛老之学皈依儒家正统，继而开始积极入世致用。

朱祐樘弘治十七年（1504年）夏，王阳明回京复命时，恰逢山东省乡试在即，遂被聘为乡试总裁，其间所有《试录》皆出其手，一时之间名声大噪，王阳明就此开始广收门徒、授业讲学。同年九月，王阳明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官秩不变。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与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在京师一见如故，二人旋即约定“共以昌明圣学为事”。

贬谪与修道

朱厚照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乱政，众文官上疏弹劾，文渊阁大学士刘健谏言遭贬，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人被捕。同年十一月，王阳明上疏劝谏营救戴铣等人，触怒刘瑾；次月，王阳明被罚廷杖四十、羁押入狱。正德二年（1507年）春，王阳明谪官贵州龙场驿丞；赴任途中又遭遇锦衣卫追杀，险些命丧舟山，幸得邻居沈玉殷相助逃脱；随后，王阳明又从福建辗转至南京，探视了受其牵连而贬官的父亲王华。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夏，王阳明赴任龙场时，那里还是一片荒莽之地，且瘴疫盛行，他先是栖身在蔓荆从棘中，而后觅得一石洞筑草庵居住，“阳明小洞天”也由此而得名。安顿之后，王阳明又率人伐木筑室，先后建有何陋轩、君子亭，其间他还曾作诗自诩《君子亭记》。自幼锦衣玉食的王阳明，在遭遇一系列人生变故后，突然于贵州龙场顿悟，创造性地提出了“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说，史称“龙场悟道”。

伴随着阳明学说的渐次传播，贵阳提学副使席元山闻言率先拜谒王阳明，两度求教朱熹、陆九渊学说之奥妙，这也是王阳明首次讲授“知行合一”思想。同年，王阳明受邀前往贵阳书院执教讲学，并在此提出了著名的“教条示龙场诸生”的教育主张，即：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一年，王阳明38岁。

起复与戡乱

朱厚照正德四年（1509年）冬，王阳明谪官期满，由贵州龙场驿丞升任江西庐陵知县。次年四月，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联名揭发刘瑾谋反篡位，刘瑾翌日伏法被诛。及至十月，王阳明奉旨回朝，出任南京刑部清吏司主事，随后朝觐入京。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九年（1514年）四月，又擢南京鸿胪寺卿。此后两年多，王阳明栖居南京期间，弟子门人大增，除处理政务及论道讲学外，王阳明的大多精力都用在了选辑《朱子晚年定论》上。

朱厚照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经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又擢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王阳明赴任之前，南中地带已是盗乱四起，南赣汀漳巡抚连换数任均不能止兵息戈。山贼聚结守险，抢劫商贾，对抗官府，规模越闹越大，南安府屡次破城，官员被杀，百姓受害，局势常常处于失控状态。王阳明上任伊始，少年习得的军事韬略和精湛武艺便开始崭露头角，他在调查研究敌情的基础上，通过夜审老吏、截获情报，清除内奸、行“十家牌法”，组建地方武装、操练军队等一系列手段，很快掌握了南赣平乱的主动权。随后，王阳明或用重兵围剿，或用谋略智取，先后平定了漳州市詹师富、温火烧，招安了龙川卢珂，清剿了横水谢志山、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多处贼寇。短短一年三个月，王阳明率领秀才和偏裨，便将为患数十年的盗乱铲除殆尽，取得南赣大捷，旋即晋升右副都御吏，受封世袭锦衣卫百户，再晋副千户特权。

平叛与辞爵

朱厚照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王阳明因祖母病重提出致仕，未获批准。同年六月，奉命前往福建处叛军；十五日途径丰城市时，得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市密谋造反，王阳明旋即潜回吉安市，先后于十九日、二十一日紧急奏陈《飞报宁王谋反疏》《再报谋反疏》。与此同时，手无兵权的王阳明，一边督率吉安县知府伍文定等，力邀江西省在任及致仕官吏备战，在宜春市（今宜春）聚集各道兵马，加紧征调粮草、制造兵械战船；一边又假装传檄各地赴江西勤王，施以离间计致信宁王朱宸的左右伪相，令其不敢轻举妄动。及至七月一日，勤王兵卒未到，发现中计的朱宸濠，旋即带兵先后攻陷九江、南康区，正值战安庆市期间，王阳明趁势领兵万余人出吉安，疾速攻占了宁王的南昌大营。朱宸濠回师救援期间，双方在鄱阳湖决战十余天，直至二十六日活捉朱宸濠，宁王叛乱全程历时一月即宣告兵败。

朱厚照正德十四年（1519年）八月，待至王阳明南昌市献捷，武宗朱厚照已经自号“威武大将军”率军南下。王阳明上疏谏阻期间，遭遇勾结宁王叛乱的张忠、许泰等近臣陷害，诬称王阳明串通宁王谋反在前、起兵平叛在后，并要求其将宁王放回湖中，由皇帝亲自擒获。而后，一度陷入被动的王阳明经太监张永指点，不得已重新上书言明皇帝及其宠臣的功绩后，方才逃过一劫。历经三番“献俘”蹉跎后，一路溯江南返的王阳明行至铜陵，不由愤懑挥毫写下《铜陵观铁船歌》，寄情“铁船”慨叹前路多艰。次年六月，王阳明不顾再遭冤陷的风险，又一次来到南赣，大阅士卒，传教战法，维护了明朝的政权稳定。

南昌平叛两年后，明世宗朱厚熜登基称帝，急召王阳明等人进京论功行赏，后因朝廷内部斗争激烈，王阳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后便草草收场，他奏请记功的将士也大多被明升暗降，最终废黜殆尽。愤愤不平的王阳明拒不赴任，退而请求回籍省亲。同年十二月，王阳明受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然不予铁券，岁禄不发。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王阳明上疏辞让新建伯爵，没能得到批准；同年二月，其父王华去世，王阳明还乡丁忧；同年七月，王阳明再次上疏请辞爵位，依然未予批准。此后数年，王阳明长期栖居浙江省，不问政事。

靖乱与逝世

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两广地区思恩（今南宁市境内）、田阳区（今百色市境内）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王阳明得旨起复，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省、湖广明朝军事。出征途中，王阳明提出了“招抚为上策，征剿为辅助”的平叛策略。同年十二月，王阳明率军抵达思恩，卢苏、王受不战而降；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阳明挥师南宁，思田叛乱迅速平息；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八寨（今忻城县境内）、断藤峡（今桂平市境内）盗乱进剿殆尽，思田靖乱全面献捷。

王阳明的肺钙化病情因战事而进一步恶化。他数次上疏朝廷，乞求告老还乡养病，但始终未得批复。平定思田叛乱后，王阳明于当年八月，不等朝廷回复便启程返乡。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王阳明在归乡途中，于江西南安府大余县青龙铺（今大余县境内）在船上病故，临终前留下遗言：

王阳明死后，灵柩于次年回归绍兴市故里，葬于山阴洪溪（今绍兴兰亭）。

然而，朝廷却认为王阳明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就启程归乡，属于擅离职守，因而停止其爵位的世袭，不封谥号，禁止阳明学。尽管如此，阳明门人仍然四处建立阳明祠，传播阳明学。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新即位的朱载坖朱载坖才同意，追授王阳明为新建侯（秩同前朝宰相），谥号文成；次年又允许王家后人世袭新建伯爵位。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阳明从祀孔子庙，为明朝有资格从祀孔庙的四人之一。

施政举措

政治层面

主张以民为本

王阳明继承儒家民本思想，提出治国理政必先亲民、爱民。主政江西庐陵期间，上任伊始便公开上疏争辩，为民减免苛捐杂税。巡抚南赣戡乱时期，王阳明在筹集平叛军饷过程中，通过向朝廷具陈上表《疏通盐法疏》，谏言改革南赣官盐征税流通管理体系，继而达成了“筹响不加重税负，办事不惊扰民众”的良性治理；南赣由乱到治阶段，王阳明又基于民本思想，再度上表《议南赣商税疏》，谏言将南赣地区征得盐税用之于民，恢复经济建设，减轻百姓负担，有力促进了南赣地区的社会经济恢复性发展。朱厚照正德十五年（1520年），平息宁王叛乱后，王阳明在《计处地方疏》中首次提出“财者民之心”的命题，极力劝说朝廷缓征军粮、减免税收，批准将宁王多年盘剥掠夺的田产退还给百姓，并不惜上表《待罪疏》。

加强社会治理

主政江西庐陵期间，王阳明上任伊始便提出“政事不用盛刑，专以治心为本”的执政理念，基于当地诉讼之风盛行的现实，他在考稽历史旧制的基础上，率先在县衙实行聘请德高望重长者裁决民间纠纷法，快速取得了激浊扬清的社会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王阳明基于遏制盗乱横生的考虑，提出并实施了乡里“保甲法”，实现了庐陵郡乡民的联防自保与均衡制约，盗乱滋生问题得到有效遏制；随后主政南赣期间，王阳明又进一步拓展出了“十牌家法”，通过恢复乡里制度，在基层治理中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并推广至云南思田等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传统德治与法治的有效结合；主政南赣期间，他还颁布《南赣乡约》劝谕百姓，实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具体化、平民化、制度化。

推行土流并治

思田靖乱后，王阳明在剿抚兼施的基础上，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交通、民风民俗等特点，进一步提出了流官制势、土俗自治的治理思路，通过对朝廷派遣流官与当地土著官员的职能进行优化区处，形成了“以夷制夷、以流制土，攻心为上、以夏制夷，土流并治、以土为主”的少数民族治理观，有效加强了明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治权。

体系改革与开县立治

南赣戡乱后，王阳明力主巡抚制度改革，通过在南赣设置巡抚，加强了对赣闽粤湘交界区“八府一州”的节制力；谏言朝廷改命提督，授予兵权旗牌，则进一步巩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权，解决了交界地区的权力真空问题。同时，为巩固地方政权，王阳明还提出“添设县治控制贼巢，建立学校移风易俗”的长治久安之策，先后上奏有《添设清平县治疏》《再议平和县治疏》，从而行政区划建制上全面加强了对地方的管制约束，并将新平定地区纳入明朝的严格统治体系内，促进了中央政权的集中统一领导。

教育层面

倡导举办书院

为力求达成革除“心中贼”的愿景，王阳明施政格外重视道德教化的运用，积极致力于学校教育的推行推广，倡导以书院“宣扬至仁、诞敷文德”。自龙场开办龙冈书院起，王阳明每到一处都大力兴办书院教育，将其作为官学教育的有力补充，面向社会下层和民间士子开放办学，旨在对民众进行较为系统广泛的传统道德教育，力求教人“明人伦、习礼仪、移世风”，希望以此培养合格的封建士民，达成办学治天下的目标，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百姓对国家的认同。仅明朝嘉靖年间，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地新建书院就多达31所，占全国同期新建书院的42%。明清时期富有盛誉的南宁敷文书院，即为他生前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阳明心学也由此闻达南疆。

大力兴办社学

王阳明不仅重视正规书院的教育，还重视面向平民子女的“社学”教育。王阳明认为，教育的重心在于彰明人伦，儿童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蒙以养正”，即在启蒙时期培养儿童正直的品行，提倡进行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教学，主张在教育过程中鼓励儿童天性，培育少年儿童学习兴趣。朱厚照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在赣州市新建“义泉、龙池、富安”等社学5所，并先后颁布了《兴举社学牌》《颁行社学教条》等多项法令，明确社学办学条例准则，督促各级官吏精选优待教师，促进了社学教育的兴盛。

经济层面

主张四民力业

王阳明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对待士农工商应该一视同仁，反对“耻工贾”的社会风气，认为工商其作用“犹其士与农也”，他还提出商人“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贤为圣”。巡抚南赣期间，王阳明也曾在《议南赣商税疏》中，多次倡言推行促进当地经济兴发复苏的执政主张，并严令申斥官吏不得威逼鱼肉乡民。

重视发展经济

王阳明主政江西省期间，曾专门颁布《禁约椎商官吏》，严令禁止地方巧立名目敲诈勒索的“困商”行为，不得借盘查名义侵凌骚扰客商，否则“依军法拿问”。同时也要求客商从实开报，遵纪守法经营从业。在他主持颁布的《南赣乡约》中，也曾有“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贫难不能偿者，亦宜以理量宽”的要求，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军事层面

非危不战

在军事生涯中，王阳明始终坚持剿抚并重的原则，寓心学思想于兵学实践之中，先后在南赣戡乱中招安卢珂，宁王叛乱中招安士卒，思田靖乱中招安卢苏、王受等，并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总结了穷兵武的十患和罢兵招抚的十善，上奏朝廷，主张以民为本、非危不战。

治军严明

在军队管理上，王阳明主张“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积极倡导赏罚分明的严格治军思路。正德十一年，巡抚南赣平叛期间，王阳明制定《兵符节制》，提出“伍、队、哨、营、阵、军”的部队编制；颁布《禁革轻委职官》，申明赏罚典常机制，快速增强了军队战斗力。

谋略制胜

在领兵作战上，王阳明善用谋略，战法不拘一格，在平定宁王叛乱过程中，大胆运用伪造檄文的手段威慑对手，巧用“三十六计之围魏救赵”的计谋攻陷南昌市，倒逼宁王回师决战；在南赣戡乱与思田靖乱中，又运用情报战和攻心战大破对手，创造了三征三胜、七战七捷的不败战绩。

主要著述

王阳明一生立说颇丰，但著述多为门人辑录，代表作有《王文成公全书》（今称《大学问》）《大学问》《王阳明先生传习录》《武经七书评》等。

《王文成公全书》亦称《阳明全书》。全书共三十八卷，一至三卷为《传习录》包括语录和信札，附有《朱子晚年定论》，由门人徐曰仁辑录，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薛侃刊刻，明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续刻。四至三十一卷为《文录》《别录》《外集》《续编》，包括奏疏、公文、文章、信札，由门人钱德洪辑。三十二至三十八卷为《附录》，包括《年谱》和《世德记》，由门人钱德洪、王汝中辑。朱载坖隆庆六年（1572年），浙江巡抚谢廷杰刻成《王文成公全书》，收录有王阳明的大多数著作。目前，流通最广的为《王阳明全集》四十一卷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及至21世纪，又新发行了《大学问》五十四卷（新编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新收录王阳明著述达30万余字，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一部《王阳明全集》。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是一部记录王阳明思想的语录体著作，系“阳明心学”思想精华的根本所在，由其门人徐曰仁、薛侃、钱德洪等辑录而成，编入《王文成公全书》前三卷，载有阳明语录342条，约8万余字，全书正文三卷，附录一卷。上、下两卷为王阳明答弟子问语录；中卷为王阳明的亲笔书信八封、短文两篇；附录为《朱子晚年定论》，取朱熹答人书三十三则以证己说。著作重点讨论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论点。单行本有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十一年（1831年）活字印《学海类编》本（一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国学保存会排印《国粹丛书》本（五卷），1936年安东宏道书局排印本。

《大学问》也是一部记录王阳明思想的语录体著作，系王阳明哲学体系的纲领文献和最后见解。该书为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在稽山书院讲授《大学》时的学说，由其门人钱德洪辑录，编入《王文成公全书》第二十六卷，是王阳明哲学思想和政治见解的纲要。晚年的王阳明，以“致良知”注解《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把“明德”“明明德”“亲民”分别解释为“良知”“致良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并认为在践履三纲领过程中，只要发掘“良知”，剔除私欲，并使之推及天下，就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武经七书评》为王阳明对《孙子兵法》《三略》《六韬》等《武经七书》的评注本，系王阳明早年研读兵家经典的心得著述，其中他对《孙子兵法》的点评最为详细，并将《武经七书》中的《始计》第一（诡道论）、《虚实》第六（避实击虚）、《地形》第十等兵法要则，运用于南赣戡乱、平定宁王叛乱、思田靖乱等军事实践中，取得了诸多战役的胜利。《武经七书评》最大的特色是王阳明将其心学思想融入其中，使得兵学要义与心学思想结合起来，更加令人通俗易懂。起初，该书藏于王阳明余姚老家，后于朱由校天启元年（1621年）刊行于世。

思想主张

思想概述

王阳明思想以“心”为宗，所创“阳明心学”是儒学的一门重要学派，宋明理学的主要分支，最早可追溯至孟子。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的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说。他以“心”为宇宙本体，提出了“心即理”的哲学命题，认为“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知心即知道、知天”，断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道”；王阳明倡言“知行合一王阳明”说，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察精觉处即是知”，意在弘扬其“求理于吾心”的为学宗旨。他认为程朱理学所言抽象的“天理”是没有意义的，“天理”实则就在人心之中，并提出“良知”即“天理”，不学而知，不虑而能，为吾心所固有，不假外求；致良知者，“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强调从内心去体察天理，以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目的；要求人们“知行合一”，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认知，以良知代替私欲，从而达到“破心贼”“致良知”的效果。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关注自我与宇宙的同一，同时强调外在的亲民实践。

生发历程

王阳明思想生发、变迁与形成有着复杂曲折的过程，清代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称其治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早年学习八股八股文、诗文创作，一度沉迷词章，遍览朱熹著作，潜心研习程朱理学；后又兼修佛老之学，不断寻访佛僧仙道，沉湎于修道养性、参禅入定；及至贬官贵州龙场，方才始得“居夷思困”，顿悟“格物致知”道妙，继而积极转向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开始大力倡言“象山（陆九渊）之学”，并由此创立起完整的“心学”体系，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顶峰。朱厚照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王阳明在其所作《象山先生全集叙》中，视“心”为宇宙万物本源，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具体阐明了圣学本质与心学之源；后文又以“故吾尝断以陆姓之学，孟氏之学也”，简要阐明了“阳明心学”承自“象山之学”，完成了自己心学思想体系的整体建构。清代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称王阳明“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即从“默坐澄心”入手，到“江右以后”，演化为专提“致良知”三字；到“居越以后”，再变为“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最后达到“开口即得本心”。

哲学主张

心即理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从思想上打通了心与理之间的隔阂，由此提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心理是直接同一的，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直接同一，故心即理之本身，理即心之本身，心与理都是本体存在”“心之本体就是良知，故心体即是道德本心”，并由此延伸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说。王阳明曾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坦言，我后来被贬官到龙场，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困苦，在历经困苦磨砺后，心中似乎有所体悟。经过几个春秋的深入体念与探求，一并求证于四书五经之间，参悟的儒学真谛犹如江河决堤，顷刻间喷薄而出、涌向大海，以“良知”“心即理”为基点的“阳明心学”也由此开始兴发。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王阳明”是王阳明的代表性主张，最早提出于“龙场悟道”次年。王阳明特别强调“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行成为一套完整的修身工夫的必需要素；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即知常须行，行常须知，二者密不可分；他主张“知行工夫”本来合一，强调“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即明白道理，还要有依道理而行动的意念，才是真知；明白道理，却没有依道理而行动的意念，等于不知。所以，知行合一之教，实为“心即理”的进一步延伸。

致良知

朱厚照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在赣州市初讲“致良知”。他认为人人心中有良知，人们只要把自己的良知发掘出来并落实在行为上，就是“致良知”；对于“良知”和“致良知”的关系，他强调说，前者是本体，后者是功夫。此外，王阳明还提出了“致良知”的方法和路径，认为并非仅仅有良心就可以达到致良知的境界，要达到致良知的境界，绝非等闲中来，要自困顿中来，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要在事上练，这也与“心即理”“知行合一”说一脉相承。晚年的王阳明，于天泉桥回应弟子心学之争时，进一步提出了载入史册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深入系统地阐发了致良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路径，史称“天泉证道”。

万物一体论

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起，王阳明在越城（今绍兴）开院治学，其间阳明学说得到进一步兴发。受到北宋程颢倡言的“万物一体说”启发，王阳明开创性地提出了集“心学”“仁学”于一身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学说。晚年的王阳明认为，“心即理”的“理”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对“良知”的界定也进一步从“是非之心”演化为“万物一体”，更加突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亲民实践”的指向性，开始更加强调以良知为基础，来达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社会大治。

教育主张

王阳明在继承儒家教育传统的基础上，主张致良知与克治复圣说，提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论断，认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良知，教育理应将道德修养摆在首位。关于教化之道，王阳明早年提倡静处体悟，道德修养无须“外求”，只须“去蔽明心”，去发现本心的“良知”；晚年提出事上磨炼，认为一味强调静坐修心，容易使人“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转而提倡道德修养必须在“事上磨炼”，主张“省察克治”。在儿童教育上，王阳明则主张“随人分限所及”“益精其能”说；在普及教育上，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王阳明”“致良知”说。

军事主张

在军事斗争中，王阳明将毕生心学融会贯通于兵家实践之中，长期施行“招抚为主、进攻为辅，攻心为上、安民为要”的军事斗争路线，积极践行以“民”为本，以“武”为辅的人道主义战争观；以“仁”为体，以“战”为用的建军兴军治军策略；以“诚”为核，以“诡”为形的克敌制胜战术理念；以“教”为首，以“惩”为次的战后安民治世方针，于辩证统一中实现了高度的兵儒合一。

朱王之异

“朱子学”与“阳明学”同属广义“宋明理学”的范畴，均系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典范。但学界普遍认为，二者在“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哲学理念上存有根本性分歧。朱子学认为，只能说先有某理，再有某心，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都依然在那里，不能反过来说；但阳明学则认为，无心则无理，“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通俗理解即为：首先理能否离心而独存？朱子学认为“心”与“理”是分离的，只能言“性即理”而不能言“心即理”。譬如只能说“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却不能说“有孝亲之心，故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阳明学认为“心”与“理”是同一的，在事实和逻辑上，无心即无理。其次天地万物在不在人心中？朱子学认为心可以具众理，但具体事物不具于心中；而阳明学则以为天地万物皆备于我心。简而言之，即朱熹认为心与理可以为二，阳明认为心与理为一。就广义“宋明理学”而言，阳明学实则完成了对朱子学儒家心性论意义上的批判性发展。

佛道纠葛

王阳明生前与佛道之间多有纠葛，早年曾一度醉心于佛老之学。阳明洞静修后，王阳明思想开始出现重要转折，其悟道家之非，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悟佛家之非，则曰：“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认为孝悌之念是最后真实真理之所在，佛道所谓得道成仙的高妙境界缺乏人性的根基，绝非他所追求的圣人境界，并就此与佛老之学分道扬镳，展开激烈批判。

王阳明批评佛家违背天理、害人性称：“佛老之空虚遗弃其人伦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谓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遗也”“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王阳明认为，人伦是天命，伦理是天理，逃避人伦就是违背天理、“著”于私欲，绝无可能成圣贤。反对佛家“虚”“无”“静”的绝对追求，认为佛家的做法属于“将迎意必”，将外在附着于本体之上，造成了对本体的遮蔽。”他还批评佛学不可以治世，执着于无善无恶的虚空本体，不关注人伦事物，实则流入了虚寂之地。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在本体论上，陆王心学从“本天”转为“本心”，以本心为本来自足、元无少欠、不假外求，主要是吸收了佛家本心说的范畴及命题形式作为思想内涵，但在基本立场上与佛家存有本质区别，实则更倾向于坚持儒家固有的性善论。

王门后学

王阳明承习孟子“良知论”为自身哲学的最高范畴，并将陆九渊的心学体系推至精微，所创“阳明心学”成为晚明一百多年的支配思想，对明中叶以后的诸多思想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王门后学又因阳明晚年所提“四句教”内在潜含的矛盾而引发分化。王阳明生前门人众多，有名可查的弟子业有300多人，代表人物有徐爱、钱德洪、王畿、王艮、罗洪先等；殁后再传弟子遍布海内外，并逐步衍生出诸多思想流派。清初史学家黄宗羲依地域将其划为七派，世称“王学七派”，即浙中派、江右派、南中派、楚中派、北方派、粤闽派、泰州派。

传承与影响

本土发展

就明朝而言，“阳明心学”的形成与兴起，以及王阳明“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社会实践，对于促进社会民众思想解放，引导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发，平抑明朝社会日趋尖锐的基本矛盾，疏解日益紧张的政权危机，维系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统治，延续朱氏王朝道统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朱载坖隆庆初年（1568年），王莽朱载垕下诏追授其为新建侯，并重申盟誓称誉王阳明：“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

清朝建立后，因受明朝覆灭、清王朝打压、王门后学颓败、西学渐次传入、考据学者攻讦等多重影响，“阳明学”发展日显颓势；及至乾隆年间，几已成为强弩之末。清代时期，史学家黄宗羲、大学者王士祯等人对“阳明学”多有推崇和阐发；黄宗羲曾在历史学巨著《明儒学案》中大书姚江学派，并在劈头按语直言：“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王士祯称誉“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清代中叶，以三朝元老、“王学”巨擘李绂为代表的主心派力倡尊崇王学，积极继承宣扬心学思想，主张遵照王学理念遴选人才，终因势单力薄而遭至弹劾。其后，又曾涌现出清代名士彭绍升、罗有高、汪缙等少数“王学”追随者，均未能使其得以重回正统。总之，终清一朝，王学发展曲折复杂，没落暗弱情势居多，但也经历了由隐秘走向显学、再度演进为高潮的流变。

清末中华民国，“阳明学”逐步呈现复兴之势。这一时期，见证了日本明治维新功绩的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等人，重新思考勘定“阳明学”价值的同时，开始在“救亡图存”的大旗下重拾“阳明学”，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效仿研究阳明心学的思潮，并对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影响。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阳明学研究，大致可以划为1911-1949、1949-1979、1979-2001、2001-2022四个阶段；及至今日，阳明学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现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门类。2011年5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贵州大学考察时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谈及青年立志问题时，引述王阳明所作《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古语“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籍此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励志报国。在当代治国理政中，习近平曾多次强调践履“知行合一”，并对知行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理论阐述与实践探索。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明确将阳明心学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核心理念，定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解决当代人类难题的十五个重要启示之一。

传至朝鲜

学界普遍认为，早在16世纪初期，“阳明学”即已传入朝鲜半岛，一直未被主流学界所接纳。自16世纪中期始，朝鲜学界开始出现以南彦经、崔鸣吉等为代表的学者响应“阳明学”，但总体羸弱未能成势。17世纪以后，服于“知行合一”说的朝鲜学者张维，开始研究推崇“阳明学”思想，并由此成为朝鲜阳明学的奠基者。与此同时，朝鲜后期以许筠、李晬光为代表的实学启蒙派对“阳明学”进行了发掘，逐步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吸纳为自身的哲学根据和实践理论，继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朝鲜“阳明学”的传播和实学派的产生。

17世纪中叶，出身名门的郑齐斗痛心于朝鲜动荡社会的种种沉弊病，开始在张维所著《谿谷漫笔》的启蒙下潜心探究“阳明学”，继而对“心即理”“良知论”“生理说”等思想进行了系统性阐发；郑齐斗及其后学（江华学派）在完成“阳明学”本土化改造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朝鲜日趋僵化的社会思潮解放，并对朝鲜甲申政变和农民运动的掀起，对饰新政治、维新变革起到了开路先导作用。

20世纪前后，领悟到“阳明学”精髓的韩国政治家朴殷植、阳明学者郑寅普，开始对“阳明学”思想大加推崇。其间，朴殷植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发表有《儒学求新论》，力主用阳明学说改造韩国的传统儒学，倡言阳明学系“简单切要之法门”，兼具“省察法”与“果敢力”，富有“气节与事业之特著的功效”。他在重构韩国阳明学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新理论。1980年以后，韩国阳明学逐步成为显学并步入研究高潮，1994年成立的阳明学研究会（韩国）开始成为韩国阳明学复兴的一面旗帜。

泽被日本

日本与阳明学历史渊源颇深。早在明朝正德年间，便有日本室町时代高僧了庵桂悟与王阳明交往，朱厚照正德八年（1513年）两人曾会面论道于宁波阿育王寺；了庵桂悟与王阳明的历史性接触，被日本哲学界视为“日本阳明学”的渊源。距此百余年后，潜心服膺“阳明学”的江户时代著名思想家中江藤树，开始将“阳明学”融入武士精神导入日本社会，并与门生熊泽蕃山携手致力于“阳明学”研究与传播，始创日本阳明学派。传至日本“阳明学中兴之祖”三轮执斋一代，他于1712年刊印出版有《标注传习录》一书，使得“阳明学”开始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

自17世纪中期始，“阳明学”在日本政治社会中受到进一步推崇，二松学舍大学曾专门设立阳明学研究中心，刊发《阳明学刊》延续至今。19世纪中后期，以佐藤一斋为代表的日本幕府儒官开始力倡“阳明学”，一时门徒达到3000人之众，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日本明治维新大佬西乡隆盛。同一时期，大盐中斋、吉田松阴、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在“阳明学”的旗帜指引下，动员无数维新变革者完成了扭转日本历史命运的倒幕运动，“阳明学”也由此被后世定义为“推动明治维新的原动力”。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界又涌现出楠本端山、安冈正笃、冈田武彦等一批开宗立派的著名阳明学家。王阳明诞辰500周年之际，日本于1971年出版有空前巨著《阳明学大系》十二卷，发起新设阳明文库，在九州学派基础上构建起了新的九州学术圈。与此同时，“阳明学”在日本经济管理界同样拥甚多，日本经济改革家山田方谷、“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三菱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大隈重信、日本实业巨擘涩泽荣一等均系其代表性人物。

远播世界

“阳明学”西传历程坎坷，最早可追溯至王阳明巡抚南赣时期，时任葡萄牙外交使者克里斯托弗·维埃拉（Cristóvão Vieira）所著《广州葡囚书简》，首次在西方世界揭示了王阳明的思想端倪和历史细节。此后近四百年间，西方文献中亦有多次提及阳明思想，但相关记述多散见于各类文书之中，未能窥探至“阳明学”思想之全貌，实质性影响相当有限。20世纪初期，英美两国编译刊出英文版《王阳明哲学》《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后，方才使得“阳明学”思想开始首次完整进入西方世界；法国也于1936年跟进编译有王学专著《王阳明道德哲学》一书；但此后一段时间，“阳明学”西传再次陷入低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方社会，在亟需精神慰藉的迫切情势下，力主“致良知”“知行合一”思想的阳明学犹如一剂良药，开始受到西方社会学术界广泛青睐，希冀籍此来完成信仰体系的新一轮重建。1951年，斯坦福大学中国学家芮沃寿（A.F.Wright）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思想委员会；1965年，美国学会联会中国思想委员会举办明代思想会议，对王阳明哲学思想进行了专题研讨；1972年，美国夏威夷举办王阳明诞生500周年纪念活动，召开以阳明哲学为主题的东西方哲人会议，由此掀起国际学术界新一轮的“阳明学”研究热潮。放眼当下，美国已有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开办了专门的“阳明学”研究机构，并聘请中日王学专家培养后学；英国、法国、俄罗斯、瑞士等多国亦有学者长期从事“阳明学”研究，不断有论文专著推陈出新。

历史评价

王阳明逝世百余年后，《明史》为其立传道：“守仁始以直节著。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晚清名臣曾国藩认为，“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朝鲜阳明学奠基人张维亦盛赞王阳明称：“先儒以穷理为格物致知之事，专属于知。唯阳明以为兼知行而言。”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则批驳称：“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九渊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责备“王学”之末，丧尽廉耻，忘及君父，同时又暗指“王学”断送了明代的天下。清人顾炎武亦曾发论斥责王阳明破坏学风称：“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衍（衍）之清谈；王安石（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

中国近代教育家严复认为，“日本维新数巨公，皆以王学为向导”；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认为，“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日本哲学家高濑武次郎直言：“我邦阳明学之特色，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就“王学”发表评论称：“王学”是中国儒教、印度佛教的结合体，这种结合，自宋之周、程、张、朱已经成立，不过到“王学”始集大成。明末的一百年内，“王学”支配了全中国，势极伟大。我自己很得力于“王学”，所以极推尊他。但是“末流之弊，无可为讳”。“王学”末流之弊病，在太重主观，轻视实际。

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哲学教授成中英表示：“在当代，阳明文化可以当作一种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的文化价值，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认为，“阳明的意义在于，他既高扬道德的主体性，通过‘心外无理、致极良知、仁者与物同体’，把儒学固有的‘有’之境界推至至极，又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充分吸收佛道的生存智慧，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结合起来，以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完成了儒学自北宋以来既坚持入世的价值理性，又吸收佛道精神境界与精神修养的努力，是近古东亚文明中影响仅次于朱子学的思想体系。”

后世纪念

阳明故居

王阳明故居位于余姚市城关镇武胜门路寿山堂内，总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由新建伯牌坊、阳明广场、王阳明故居建筑群等多个单元组成；故居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依南北中轴线而建，设有《王阳明生平事迹陈列》《一脉良知——王阳明弟子生平事迹陈列》《知行天下——全球视野下的王阳明及其学说陈列》等常设陈列，其间的瑞云楼亦为王阳明诞生地。在500多年的历史中，王阳明故居虽经多次改扩建，但主体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动。2006年5月，王阳明故居与王阳明墓被合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12月，王阳明故居入选“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阳明墓冢

王阳明墓位于浙江绍兴市柯桥区的兰亭洪溪南麓，始建于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墓址系王阳明生前亲选。清代年间曾数修其墓，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高宗乾隆南巡时，特御赐“名世真才”题额，并建四柱冲天式石牌坊于墓前。

轶事典故

生而不凡

《明史》王守仁传曾载述：“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称王守仁天生气宇不凡，生母怀孕十四个月才分娩；他的祖母在其出生前曾梦见天神抱一赤子下凡，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并将其居所取名为“瑞云楼”；然而，王阳明直至5岁依旧不会开口说话；其间偶遇一高僧路过，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天机”，祖父闻言化用《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意，随即为其更名“守仁”，于是他便开口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