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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学

蜀学

“蜀学”开始具有学派意义是在北宋中期，指的是苏洵、苏轼、苏辙创立的，与王安石新学相反对，与洛学、朔学相鼎立的学术派别。宋代蜀学经过一系列发展，其含义在狭义上指北宋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在广义上指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及其之后的张栻、魏了翁等人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四川地区的学术。在思想上，其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充分吸收道、佛两家思想之长，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在学术传承上，宋代蜀学一般都师承多源，兼容会归，并且不固守师说，勇于创新。在学术风格上，蜀学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并且与现实紧密联系，注重实践，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特征。

宋朝科举制度的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和印刷业的发展为宋代蜀学的诞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此外，蜀地作为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又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也是宋代蜀学诞生的一大因素。北宋前期，张咏治蜀改变了蜀人的观念促进蜀学向外发展。北宋中叶，苏氏蜀学的形成标志着宋代蜀学的崛起。两宋之交洛学南移，蜀学中理学的内容逐渐增多，蜀学开始由以苏学为主向理学转型。南宋中期，理学名儒张栻、魏了翁崛起，成为蜀学的主要发展力量，蜀学至此完成了由以苏学为主导向以理学为主导的转型。南宋末期，蒙古大举攻蜀，四川省战乱不断，学术人才东移，蜀学至此走向衰落。

宋代蜀学在确立理学的学术统治地位，推动理学从程、朱到陆九渊的转变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宋代蜀学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对文学领域中传统的文道论和意境论的发展，以及北宋以崇尚自然美为核心的绘画艺术思想体系和文人画的艺术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南宋理学家朱熹对蜀学多有批评，认为苏氏早拾苏（秦）、张（仪）之余绪，晚醉佛老之糟粕，是学儒之失而流于异端的杂学，是杂有佛老的邪学。

名义考辨

“蜀学”一词最早在东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中的《蜀志》和《先贤士女总赞·张宽》两处有明确记载，据记载刘启末年，文翁守蜀，乐于教化，为改变蜀地“蛮夷”之风，文翁派遣士子到京师学习儒学，并在成都建立郡学，由此蜀风大变，“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常据此而谓“蜀学比于齐鲁”。这里的“蜀学”指的是蜀郡的儒学传播及由此带来的尚文好学之风。“蜀学”开始具有学派意义是在北宋中期，指的是苏洵、苏轼、苏辙创立的，与王安石新学相反对，与洛学、朔学相鼎立的学术派别。宋代蜀学经过一系列发展，其含义在狭义上指北宋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在广义上指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及其之后的张栻、魏了翁等人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四川地区的学术。

诞生背景

政治背景

隋唐开始实行分科取士的科举制度，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和确立，宋朝通过科举制度吸收大量文官，形成了文官治国的政治体制，朝廷呈现出与唐朝武人专权、门阀士族操政迥然不同的政治格局。此外，经过唐末起义，门阀士族不复存在，宋代门第望族观念薄弱，出现了“贫富无定势”，官无世守，民无常贱的现象。贫富的相对性、庶族贫民与官僚地主的相互转化，使得人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时常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的活跃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经济背景

宋朝四川地区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发展为文化学术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宋代蜀地兴修水利以及灌溉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蜀地家庭手工纺织业也日益得到发展，为四川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此外，印刷术进一步发展，推动了四川地区经书的刊刻印行和经学的研究风气。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四川省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得四川在宋代出现了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风气，形成了不同层次的通经人才，并涌现出大量的经学著述。

社会背景

在宋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四川地区没有经历中原式的动荡，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富庶，两蜀政权重视文教，因此文化基础较好，诗书之家较多，形成了“宋初文人多吴、蜀”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宋初平蜀多杀，又加重剥削，肆意搜刮，因此变乱迭起，是宋初辖境的多事之区，蜀人对此甚为不满，“虽知向学，但不乐仕宦。”直至李世民淳化年间张咏治蜀，恩威并用，政绩显著，引导四川省学者科举入仕，从而促使蜀学向外发展。

思想背景

宋代初期，墨守师说，拘于训，提倡“疏不破注”的旧儒学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宋初学者在经学笺注方面提出了疑问，形成了疑经惑传的新学风，以义理之学逐步取代笺注经学。唐宋以来，儒、佛、老三教纷争交融，儒、道、佛三教融合思想成为趋势，对宋代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蜀地作为道教的起源地，同时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为宋代蜀学改造创新、融合三教提供了思想基础。

历史沿革

宋代蜀学的渊源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四川地区出生，学术形成或传播于蜀的，以陈抟、乐安县为代表；二是出生于四川省，而就学于非四川籍的学者，比如孙复、石介、范仲淹，并引其学入蜀，以李缊、何群、何涉为代表；三是非四川籍，然其学术思想传播于蜀地的，以周敦颐、程颐、朱熹为代表。

草创和萌芽阶段

宋初至赵祯嘉祐元年（960年-1056年）是宋代蜀学的草创和萌芽阶段。伴随着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宋初的儒学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儒学一方面主张去除专力词章、溺于训诂的旧学风，以义理为探求目标。另一方面尊崇儒学，主张重新树立儒学的正统地位，以排斥佛、道宗教。四川省也受到这场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但是四川学者偏重于古文运动，对儒学复兴运动的热情并不高，这一时期的蜀学在反对章句之学而注重义理之外，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一是普遍关注易学，并探讨性命之道；二是缺乏儒家道统思想，并不特别强调尊儒，而是倡导三教融合、百家贯通。这一时期蜀学的主要代表是陈抟及其图南学派、乐安县学派和龙昌期。陈抟建立了以道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且深于《易》学，具有明显的三教合一的特点，对理学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陈抟之学在四川省的传播共有四条路线，包括陈省华、张咏、周敦颐和邵雍。乐安先生，即任奉古，他注重经义的探讨，会通百家，明于《易》理，具有文献典制与学道相结合的特征，其有门人广凯、再传杨绘、任玠、杨锡等人。龙昌期以儒为本，综摄各家，倡导会通，兼贯儒、佛、道、阴阳、兵、名诸家，并且深于《易》学，敢于突破传统，直申新义。

形成和崛起阶段

赵祯嘉祐二年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057年-1102年）是宋代蜀学的形成和崛起阶段。这一阶段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取得胜利，宋学新派纷呈，宋代蜀学以三苏蜀学的异军突起为标志也开始崛起。这一时期的学者主张以儒为本，兼融释、道，注意诸子百家的贯通，同时关注《周易》《孟子》以及对心性学说的研究。三苏在儒家经学以及心性义理方面，自成体系，并具有自己鲜明的思想特征：一是重视“权变”和“人情”，苏洵指出为正统儒家长期讳言的权变思想，并不像理学一样抬高礼法，同时他也不主张性善情恶，认为情是性的多种合理表达形式，没有善恶的绝对之分；二是注意融合而不是批判佛老思想，正统理学家虽以儒为本、融合佛老，但是为了维护儒家正统，对佛老思想进行批评，但是三苏正统意识不强，在三教关系上宣扬儒佛道同，公开进行三教融合，认为三教各有所长，并且始终承认佛老思想存在的社会合理性，反对灭其所学的做法。除了三苏以外，当时蜀学还涌现了一些其他著名学者，比如范祖禹，他主张以理学为指导，阐发儒家伦理纲常，注重经世致用，在论性论礼论史方面与洛学相同，反对佛老学说。此外，还有号称“蜀学之先”的宇文之邵、“蜀学之魁”的吕陶等人。这一时期，濂学、洛学开始在蜀地传播，周敦颐签判合川区（今四川省合川），程颐入蜀，并在此完成《伊川易传》，授学于四川学者谯定。

低谷和转型阶段

宋徽宗崇宁二年至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03年-1155年）是宋代蜀学的低谷和转型阶段。这一时期宋朝党争激烈同时金军南攻，导致北宋亡国、宋室南渡，政局极为动荡，而四川地区相对稳定。一些理学家迁居入蜀，比如邵雍之子邵伯温、程颐门人尹焞等人来到四川，传播学术，对蜀学发展产生影响，此外与理学相近的司马光之学、王安石新学在这一时期对蜀学亦有影响。因此，这一时期蜀学的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根植蜀地的苏氏蜀学伴随着苏文的流行继续广为传播，但是苏氏蜀学并不重师徒嬗传，甚至不重视传道，这使得苏学影响很大但并未形成学宗苏氏的著名学者和学派。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蜀学处于多种学术融合的时期，巴蜀域外的各种学术流派在四川省有了一定传播，对蜀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尤其是理学。这一时期的蜀学形成了三大学派：以谯定为领袖的涪陵区学派、以李焘为领袖的丹棱县学派以及以李石为领袖的资中县学派，其中二李之学多得于三苏、范祖禹，在四川声望较高，而谯定得于伊川程学，谯定之学的形成表明宋代蜀学由苏学向理学的转型。谯定及涪陵学派深明易学，象数和义理兼具，从而提高了蜀学的理论思维。李石的思想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四川学术融合的特征，他既敬仰程颐洛学，探文言文之奥，又讲究性命理学，主张三教并存，具有融合苏学和洛学的倾向。李焘则长于经学，但学术思想传统，对理学态度冷淡，关注经书的本原性。

定型和鼎盛阶段

赵构绍兴二十六年至理宗绍定六年（1156年-1233年）是宋代蜀学的定型和鼎盛阶段。这一时期二程之学独盛，传播地区广，信服人数众，四川地区许多宗苏学者转向宗程，因此这一时期也是蜀学的洛学化、义物理化学的过程。虽然这一时期的苏学仍有很大影响，但是从其本身的发展趋势而言，苏学不断被纳入其他学派如理学、事功学的体系中，其自身并未得到发扬，也并未形成新的学派规模和社会思潮，它在与洛学不断斗争和融合中，逐步形成以洛学为体系、苏学被统一到理学发展轨道上的新形式，即所谓的“洛蜀会同”。同时理学成为了蜀学发展的主流，张栻和魏了翁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学者，他们具有鲜明的理学道统思想，宗仰儒学，排斥道、佛二教，在发展理学、宣扬理学、促使理学从民间向官方转变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苏氏蜀学从大显转向衰隐，理学逐渐宏昌向官学地位迈进，并在四川省日益普及，表明宋代蜀学的发展完成了由苏学为主导向理学为主导的转变。在宋代蜀学转型过程中，以张和魏了翁的作用尤为突出，张栻少时受苏学影响，后受传于二程后人胡宏，又与朱熹、吕祖谦相讲究，其南轩之学返蜀，促进了洛学在四川的传播。魏了翁继张栻之后，引程朱理学入蜀，并确立程朱理学在四川的学术统治地位，在蜀学定型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苏学虽仍有传承，但主要以文学形式影响后世学术。

衰落和转移阶段

赵昀端平至宋亡（1234年-1279年）是宋代蜀学的衰落和转移阶段。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和蒙联合灭金，此后宋蒙之间开始了正面对峙和长期战争。及至蒙古大举攻蜀，宋蒙双方在四川进行了长达近半世纪的激烈战争，四川战争不断、经济衰败、人口亡失，文化教育活动陷入停滞，蜀学发展大为衰落。一是学术基础条件丧失，藏书业、印刷业快速衰败，二是学术人才的东移动，为躲避战乱，大量四川学者外移，蜀地由于人才流失而元气大挫。但是，川东地区因孟珙、余玠等抗蒙将领进行抵抗，局势稍微可观，川东的阳枋是当时蜀学的重要代表。阳枋思想以理学为主，但不拘泥于门户，受蜀学传统和朱陆会同的趋势濡染，其学术带有心学色彩，并注重会通，求其实用。此外，这一时期蜀学的转移主要是向东南地区，大量四川学者移居江浙地区，比如牟应龙、王申子等人。这些学者及其后裔在江南地区继续从事学术活动，对传播蜀学、发展东南学术起到重要作用。这一阶段的蜀学转移还包括学承于蜀的于潜人赵景维和四明人史蒙卿，史蒙卿将朱学思想引入陆学，扩大了朱学在四明地区的传播，显示出蜀中理学的向东传播。但是，蜀学的转移并不能扭转蜀学的衰落，伴随四川经济文化的残破，学术人才的流失，繁盛发展两三百年的宋代蜀学最终还是走向衰落。

代表人物

范祖禹

范祖禹（公元1041年-公元1098年），字淳夫，北宋成都市华阳（今四川成都双流区）人，其主要著作有《唐鉴》《中庸论》《文言文孝经说》《论语说》等。范祖禹提出了“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的思想，强调君主须求学于儒家圣人之道，把道视为引导天子按道的原则行事的规范，强调后世帝王学道、行道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帝王行道、学道以及正君心的主张，主张君主应“抑情制欲”。此外，范祖禹还关注儒家经学，并以义理为指导，参详改正，而为之说，从中阐发义理，以作为朝廷治理、文教传授的基本内容。同时把帝王学道落实到学习儒家经典之言上，认为正心修德的道理须通过学习经书来掌握。在礼和理、敬的关系上，范祖禹将本体论和伦理学结合，认为礼的依据就在于理，敬为礼之本，为礼须敬，尤其是外表须庄严恭敬。在人性论上，首先范祖禹主张人性本善，但后天的习染可以使之改变，习善向善，习恶向恶，应慎其所习；其次他认为仁是性中之物，儒家伦理亦是性的内涵，故为仁当内求诸己；最后他主张治心养性，主张通过加强心性修养，以实现成圣的目的，强调诚、忠信、孝、克己复礼在学以成圣中的重要性。

苏洵

苏（公元1086-公元1094年），字明允，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苏妃蜀学的建立者，其主要著作有《权书》《论衡》《六经论》《洪范论》等。苏洵以权变思想论《六经》主旨，认为圣人修经的根本动因是以权变之术达到治世的目的，《易》《礼》《乐》《诗》皆是圣人用以推行教化的权变之术，指出圣人作《礼》是通过教民知耻的权术手段来达到教化目的，作《易》是通过神道设教的权变之术来实现教化目的，《易》《礼》《诗》《乐》在教化上具有互补关系。在对《尚书》和《春秋》的论述中，苏洵也谈到了圣人用“权”，不过这个“权”指的是“权力”，是一种公器，他认为《书》可以观风俗之变，《春秋》是夫子代周天子以行赏罚之权。在义利关系上，他主张义利相互依赖，利在则义在，利亡则义丧，反对片面强调义否定利或只要义不要利。

苏轼

苏轼（公元1037年-公元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区居士，北宋文学家、思想家、苏氏蜀学的建立者，四川眉山市人，其主要著作有《东坡易传》《论语说》《书传》等。在宇宙生成论上，苏轼把“道”作为宇宙的本原，“道”或“道之大全”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他认为阴阳未交即是道，宇宙万物都是从道中产生的。他认为道超越有无，道产生万物的过程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他把水视为有无之际的一个界限，认为水是宇宙万物生成过程中最初的第一物质，但水并不是万物的基本原素，而是道派生出来的。此外，苏轼还提出了“动而不息”的命题，他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不停的生灭运动中，世界万物产生和变化的根源就是事物自身具有阴阳、刚柔等矛盾规律。在人性论上，苏轼认为性有善有恶，既非性善论，亦非性恶论。此外，他认为命是性之至者而给予的名称，“死生祸福，莫非命者”，是任何人无法解释的。关于性情关系，他认为情是性之动，性情没有善恶之别，提出了情本人性论，从人的自然的感性需求抽绎出人情。在认识论上，他认为客观世界是虚幻的，否认外部世界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真实性，具有不可知论的倾向，在此基础上他主张佛家心法起灭天地的认识方法，此外，他认为人要获得认识必须和客观事物相接触，并且他意识到了感官认识的局限性，认为真正的认识是由闻见之知上升到推理的理性认识。

苏辙

苏辙（公元1039年-公元1112年），字子由，号滨遗老，北宋文学家、思想家、苏妃蜀学的建立者，四川省眉山人，其主要著作有《老子解》《春秋传》《古史》等。在本体论上，苏辙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也是万物的本体，是万物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他认为道是超越善恶、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具有无限的普遍性，并且将老子之道和儒家的仁义礼智视为“常道”与“可道”的关系，道是不可言说的，没有局限性，可以表现为任何事物，只有不可道，才是恒常普遍的东西，可道的事物无法恒常普遍，因此儒家的仁义礼智都是“道”中可道的部分，它们不能彼此取代、贯通为一。道体现在人身上即为“性”，苏辙认为性是人出生于世上之前就有的，性本来为一，人到了世上接触到万事万物之后就分化为三，即视、听、触，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复性”的思想，主张应该把分化开的性混合成它本来的样子，只有恢复固有的性，最终才能得道。他认为实现“复性”要去妄、忘身、忘心，去妄即去除错误地认为万物是真实存在的妄见，认识到万物皆不真实；忘身即彻底忘掉自身，不为外物所役使；忘心即无心无思，物我两忘，天人合一。

张栻

张栻（公元1133年-公元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南宋理学家、哲学家，四川绵竹人，其著作主要有《南轩论语解》《南轩孟子说》《南轩易说》等。在本体论上，张栻认为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太极的动静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交感万物化生。他认为太极就是“理”，是形而上的，是超乎万物之上的精神实体。他还把“心”提高到万物主宰的地位，将其等同于“理”“太极”，主张心主性情，并且统万理贯万事。在认识论上，张栻对知行关系进行了论述，他主张知先行后，知行互发、相互促进，反对重知轻行，提倡躬行践履的学风。他还提出知有粗细、初级与高级两个阶段，强调一事一物逐步积累的功夫。关于格物致知，他提出格物就是“至极其理”，格物是透过“理”的外观认识“理”的本质，认为只有格物致知才能认识天理，强调格物要“去心之非”，即通过反观自身、省察本心的方法来认识天理。这种向内心省察的认识方法必然与身心修养论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张栻提出了“居敬主一”的修养论，“居敬”就是排除一切杂念，保持心的纯正专一，使其符合礼的规范和天理的原则。在人性论上，张栻主张性善论，他认为人之性具备仁义礼智四德，人性是善的。此外，他主张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天命之性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是纯善无恶的，气质之性体现人欲，有善有恶。

魏了翁

魏了翁（公元1178年-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人（四川浦江县），南宋理学家，其主要著作有《九经要义》《鹤山集》等。在宇宙观上，魏了翁主张心本论宇宙观，把心视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五行五气都由心产生；心统率理和气，心即天，心即理，天理不在人心之外，世间没有离开人心而独立存在的事物。在道器关系上，他主张道器不相离说，认为道在人心之中，人心即道。在认识论上，魏了翁认为心作为万物本原，既是认识的对象，同时又是具有认识能力的思维主体。他强调心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把明心致知作为认识的目的，认为做学问的目的不在于认识外物，而是为了挖掘内心固有的“知”和“明”。此外，他主张通过深入学习儒家经典以达到自明其心。他还对知行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通过主敬得到的知识必须付诸实行，真知是笃行的基础，笃行是真知不可分割的内容，强调知行结合、相互促进。在伦理观上，魏了翁肯定人性本善，人心好善而不好恶，强调以人心来节制物欲，同时他又提出“欲有善、不善”，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认为仁义道德不能脱离人们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而孤立存在，道就存在于欲中，在对人欲的适当满足并加以节制的过程中，就体现了道。关于理欲关系，魏了翁把理欲统一起来，把物欲视为义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学术思想特点

三教融合

宋代蜀学融会儒、佛、道三教，充分吸收道、佛两家思想之长，具有较强的思辨性。三苏虽以文学见长，但在哲学上吸收佛老思想，提出了道本论宇宙观、善恶非性的人性论和阴阳相资的辩证法思想。张栻借鉴了佛教的理本论、心性本体论、人生修养论等观念，建立了一个合天理论、性本论、心本论、认识论、论理学、人性说、修养论为一体的思辨哲学体系，试图解决儒学缺乏抽象思辨能力和哲学本体论依据的问题。魏了翁在心本论、太极论、性情论、辩证思维等方面都对佛老思想有所吸收和借鉴，体现了较高的哲学思辨性。

情理结合

与宋代理学家偏重伦理相比比，宋代蜀学的一大特征就是把道与欲、情与理结合起来，而表现为重视人情。三苏蜀学尤为重视自然之人情，苏洵认为以礼为代表的道德规范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圣人因人情而作礼；苏轼提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提出把经典之义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苏辙把礼与世俗人情结合起来，而不仅限于仁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此外，魏了翁也重视自然之人情，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指出饮食男女等人欲是人不可避免的欲望，主张在对人欲人情的适当满足并加以节制的过程中体现道。

易学发达

宋代蜀学易学发达，研究者众多，著述丰富，学派林立，造诣颇深，故程颐称“《易》学在蜀”。陈抟三教贯通，以图说《易》，开“宋易”先河，对周敦颐、邵雍治《易》均有影响；三苏父子，自相师友，著成《易传》，重人事，说义理；以谯定为代表的涪陵区学派，长于易学，理数兼具，谯定门人张行成、张浚、胡宪、张栻等人都对易学有所研究。张栻著《南轩易说》，补《伊川易传》之不足，魏了翁的《周易集义》是易学的总结和整理之作。此外，蜀中易学，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内涵丰富，象数学、义理学、卦变学、卜之术，蜀中易学皆有研究。

学术传承特点

师承多源

宋代蜀学学者，一般都师承多源，不固守一家，而兼容会归。比如范祖禹师承范镇、司马光，并受到蒲宗孟的影响；苏轼兄弟师承苏洵、眉山道士张易简、刘巨、史清卿等人；张栻师承张浚、刘芮、王大宝；魏了翁则私淑朱熹、张栻，因而在学术上宗仰朱熹、会同朱陆，又兼有“永嘉经制之粹”。

勇于创新

宋代蜀学学者一般不固守师说，而自得于心，努力创新。比如张栻在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与朱熹、吕祖谦等人相互博约，又发展了二程思想，提出了太极、理、心、道等一系列相联系的范畴以及由范畴组成的命题，进一步解决了儒家伦理缺乏哲学本体论为依据的问题；魏了翁不拘泥于前人旧说，对待朱学，采取不盲从朱熹、超越朱学、直接从儒家“圣经”那里发明“活精神”的态度，反对“只须祖述朱熹”的盲目崇拜、不求创新的做法。

家族性传承

宋代，四川大家士族众多，学术领域，祖孙相继、父子相传的情况常见，家族性是宋代蜀学传承的重要特征。在宋代蜀学发展的过程中，学术家族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并且这些家族往往各具特色。比如以文学见长，在经学、历史学方面造诣颇深的眉山苏氏；以史学见长的华阳范式；重视忠孝传家，以义理思想见长的绵竹张姓；尊崇程朱理学，在易学上造诣颇高的巴川阳氏等等。这些家族代代相传，是宋代蜀学长期繁荣的重要原因。此外，这些家族在地域分布上集中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西部地区，由于地域集中，这些家族之间往往有复杂的学术联系。

书院传承

虽然与重视书院教育的洛学诸儒相比，蜀学学者不甚重视书院教育和“学统”，学派门户不严，但在南宋时期，宋代四川书院在洛学入蜀、蜀学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宋中期，张栻之学返传回蜀，促进洛学传播和蜀学转型，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由虞刚简创建的沧江书院，从张栻之学的范仲、范子长、范子该在此讲学。此外，魏了翁创办了蒲江鹤山市书院，研究和传播二程、张栻、朱熹之学，这种以书院教育方式传播理学的方式，不仅形成了理学的鹤山学派，而且推进了宋代蜀学的发展，完成了宋代蜀学的转型。

学风特点

开放包容

宋代蜀学在与蜀内外学术派别、学者的相互交往中，善于吸收诸家学术之长，从而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开放性指宋代蜀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挑战，既坚持儒家伦理的根源性，又以开放的态度，吸收了道家、佛教、玄学、功利学、濂学、洛学、陆姓心学等各派思想内容，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包容性指宋代蜀学学者对和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派别，一般采取平和宽容的态度，而非偏狭固执。苏学“道”可并行而不悖的主张可能是这种学风的思想原因。北宋三苏具有典型的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学风；张栻的思想融合儒学、道学、心学、理学和事功学；魏了翁的思想对理学、心学、功利学、张栻南轩学、训诂考据学、易学均有所吸收。

经世致用

蜀学在学术宗旨和学术内容上，与现实紧密联系，注重实践与操作，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特征，不少学者具有政治、经济的实践才能，张栻及其弟子在治理国家和抵御侵略的活动中，均有突出的事功修为和政绩，这正是他们重躬行践履和经世致用学风的体现。此外，蜀学学者并非空谈“玄学”，坐而论道，大多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为此，苏轼、张栻、魏了翁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术弊端均有论述和纠正，张栻更专论为学之序，应升高自卑，由近及远，自粗至精，“如适千里者虽步步踏实，亦需循次而进。”魏了翁也重视笃行和实事实功，主张义利统一，以事功服从义理。

关联学派

蜀学与洛学

洛学是以北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学派，因二程为洛阳市人，故名洛学。洛学以“理”为宇宙根本，主张存“理”去“欲”，并且注重“居敬穷理”的修养方法，洛学与蜀学相互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蜀学学者陈抟《太极图》传周敦颐，《先天图》传邵雍，对二程创立洛学具有开源的作用。二是，蜀学与洛学经历了从斗争到逐渐融合，再到学统会归的历程，即“洛蜀会同”。以苏氏蜀学为代表的北宋蜀学吸收了洛学的义理之学，促使南宋蜀学发展的义物理化学。宋代蜀学的集大成者魏了翁，融合蜀学和洛学，使蜀学完成了义理化的进程，促使以苏学为主导的北宋蜀学向以理学为主导的南宋蜀学的转型。

蜀学与闽学

闽学是以南宋朱熹为代表的学派，因其长期在福建省讲学，故称为闽学。闽学的代表人物有朱熹、蔡元定、蔡沈等人，朱熹思想源于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集宋代理学大成，其思想与蜀学相互影响。一方面，朱熹思想对蜀学多有批判和吸收：首先，朱熹集宋学之大成，其中也包括对蜀学的吸取，他对苏氏蜀学有系统深入的批判，同时对苏氏蜀学也有不少肯定，且吸收较多。其次，朱熹曾从胡宪、刘勉之学，二人均为蜀中涪陵区学派领袖谯定门人，朱熹遂为谯定再传，而张栻与朱熹切磋讲磨，联系密切，“反复开益”，对朱熹“集大成”产生重要启发和推动作用。此外，朱熹的《易本义》还继承了李舜臣《易本传》的思想。另一方面，蜀学集大成者魏了翁私淑朱熹，对朱熹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吸收，魏了翁一方面保留朱熹以义理治天下的要旨，另一方面又扬弃朱学繁琐、迂阔的弊端，并将朱熹理学和陆姓心学结合起来，融合心理。

蜀学与湖湘学派

湖湘学派，指的是湖南省地区产生和传承的诸大家之学说，以胡宏、胡寅、张栻为代表，均有重视经世致用和躬行实践的特征，其中张栻的南轩学与蜀学关系最为密切。黄宗羲说，湖湘学“大端发露，无从容不迫气象。自南轩出，而与考亭（朱熹）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之过者，裁之归于平正”。张栻以蜀中学者身份，受蜀学的熏陶，引蜀学入湖湘，使之增添“涵养”，具“从容不迫气象”，从而集湖湘、蜀学之长，创立南轩之学。既奠定了湖湘学的规模，使其达到“最盛”的境界，又西返入蜀，使“蜀学再盛”，加速了蜀学的义理化进程。此外，胡宏提出的“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的思想对魏了翁的理欲关系思想也有所影响，因而，魏了翁反对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南宋中后期，四川地区战乱不断，蜀中学者东移，连绵不绝，湖湘学接纳蜀学成份更多。

蜀学与浙学

宋代浙学可分为三大学派：吕祖谦的婺学、永嘉县经制功利之学、浙东四明之学。婺学以吕祖谦为代表，提倡经世致用，力主调和朱熹、陆姓兄弟的理学之争，并偏向陆氏心学，并肯定永嘉学派的事功学，注重历史研究，开浙东学术之先河。婺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其少时学苏为文，并受学于苏氏子孙苏迟，此外吕祖谦师承刘勉之，而得谯定之学，婺学兼取功利，经制之长等学术特点，与蜀学相近。永嘉学派以南宋薛季宣、叶适为代表，因该学派的主要人物均为永嘉人，故称永嘉学派，永嘉学派主张以经求道，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薛季宣师承袁溉，袁溉引蜀中《易》学入浙，此外苏学对永嘉诸子也有所影响，比如叶适称赞苏轼文章道学，对苏学深入研究，其学“欲合周程、欧苏之裂”，陈亮、陈傅良等人“皆以文名，皆苏氏之后昆”。另一方面，蜀学学者魏了翁受永嘉县学派影响，得永嘉经制之粹。浙东地区四明之学，主要指明州四先生：慈溪市杨简、州袁燮、奉化区舒璘、定海沈焕，四明之学以陆姓心学占统治地位，四明之学传朱学有两派，其中一派即为蜀中谯定涪陵学派的后继，可见蜀学有功于理学在浙学中的传播。南宋末年，四川地区战火不断，不少巴蜀学者迁居浙江省，推动了浙江学术文化发展，蜀学在浙江得以继续传承发展，熟人学者刘咸炘说，“元兵略蜀，蜀士南迁于浙，浙人得此遂成文献之府库，江南文风大盛。”

历史影响

哲学影响

宋代蜀学对于促进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宋代蜀学及其代表人物作为宋学、宋代理学思潮中的重要地域学术派别和人物，他们的思想及其学术活动丰富了宋学及宋代理学的内涵。朱熹在构建其理学体系时，对苏氏蜀学其中有利于理学发展的内容，加以改造和发展，使其成为自己学术“集大成”的重要来源之一，其著作《论语集注》《诗经集注》等书对苏氏《易传》《春秋集解》《古史》等书都有较为丰富的吸取和借鉴。张栻提出的“心主性情”的理论，突出心对于性和情的主宰，不仅丰富了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内涵，而且对朱熹的“心统性情”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他还提出了“道托于器而后行”的思想，认为器在道之先，道在器之后，丰富了宋代理学的道器关系说。魏了翁批判了宋学流行后出现的脱离实际、空谈道德性命的不良学风，提出“要一字一义不放过”的重训诂考释的思想，主张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具有超越宋学义理、直求古经的倾向，开明清考据学、文字音韵学和校勘学之风气，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势，也是对理学的发展。

文学影响

蜀学在人性论上主张以情为本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由、自足的本体地位，是古代人性论学说中富有创造意义的思想，对北宋文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道关系上，蜀学一派重视“文”的审美价值，强调“文”的重要性和独立价值，把“文”视为实践“道”的途径，重视文章价值超过抽象的道德价值，主张在古文创作中，思想与文辞并重。此外，蜀学的文艺思想强调自然为文和文理自然，蜀学一派认为天地来源于道，性来源于天，万物各有其性，这就叫做自然，情是人对事物的感受，因此人的性情各异，文章有别，所以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深造自得之后自然为文。自然为文是一个具有极难高度的精神劳动过程，受制于创作主体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对事物常理的认识，二是表现才能和艺术修养。苏轼将文艺创作中的“自然为文”“文理自然”与辞达论、“无不尽意”论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文意观，他认为“意”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存在，是在自由的心理状态下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万事万物，主张文章立意要“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其中”。同时他强调辞达之雅，认为“辞达”即是指自然为文，使事物之妙了然于心，并达之于口与手，是极高极难的艺术境界。由此，蜀学文艺观的深化发展将诗文领域中的意境论和散文领域的文道论结合，不仅促进了意境论的发展，而且改造并促进了传统的文道论的发展，使两者渐趋融合，为北宋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美学影响

蜀学吸纳融合释道理论，援引佛老入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艺思想对北宋文人画以及以崇尚自然美为核心的绘画艺术思想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蜀学一派的文人画家受老庄、佛学思想中崇尚“淡”的精神色彩的影响，在绘画上推崇以“淡”为美的文人画意识，将“平淡天真”作为绘画的最高艺术境界，对后世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思想以及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蜀学思想对北宋尚韵观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蜀学注重主体修养，“韵”反映出主体生理气质、行为风度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它基于生命本身的和谐有序，得自于主体的先天禀赋和人格修养；另一方面，蜀学的文艺观主张“自然为文”，认为“意”指的是人的精神存在，偏重于意趣和韵味，并且主张在超功利的自由的审美状态下观照万物，在这种状态下艺术客体的“韵外之致”油然而生，达到了“无不尽意”的艺术境界。蜀学注重权变的思想特征对“士夫画”创作提出了具有新意的“物化论”和“随物赋形论”，物化论强调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一致，突出主体的精神因素，产生了以主体人格精神论画的新意识，实现了对秦汉以来以儒家的功利观论绘画的功能的超越。蜀学理论主张宇宙的本质就是物质的运动，其注重变化的思维特点反映在绘画创作上，产生了一种与院体画和画工画专注形似的创作方法相对的创作思想，这种思想要求主体在文人画艺术创造中得其常理，超越常形，随机应变，随物赋形。

评价

宋代理学家汪应辰则：“东坡初年力辟禅学，其后读释氏书，见其汗漫而无极，从文关西等游，又见其辨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释氏之说，尽欲以智虑亿度，以文字解说，如论成佛难易，而引《孟子》‘仁义不可胜用’。苏辙又有《传灯录解》(见集中)，而子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会三家为一。此盖气习之弊，窃以为无邪心，谓其不知道可也。”

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苏氏早拾苏（秦）、张（仪）之余绪，晚醉佛老之糟粕，是学儒之失而流于异端的杂学，是杂有佛老的邪学。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