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
“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认识万物生成和演变过程的基本理论，始出自《尚书·洪范》，是中国古代原始的系统论，指金、木、水、火、土五类基本物质的运动和变化。
“五行”原指五种自然物质材料，在后世学者的发展下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五行系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由这五类基本物质经过运动变化而生成。有卷曲、伸直等特征和趋势的事物属于“木”；有炎热、上升等特征和趋势的事物属于“火”；有播种、收获等特征和趋势的事物属于“土”；有顺从、革命等特征和趋势的事物属于“金”；有滋润、下降等特征和趋势的事物属于“水”。“五行”理论一方面揭示了世间万物的基础及其物质性，另一方面说明了万物处于永恒运动变化中的状态，以及协调平衡的运动规律。
五行学说产生之后，人们将之融入于天文地理、时间历法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观念，以五行搭配方位、月份、节气、四季，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天干地支纪年月五行生克历法”。中医将五行对应于人体的五脏、五腑、五体等器官，以理解、描述人体运行机制和修养之法。在后世思想家的发展下，五行也与社会政治伦理相结合，阴阳家邹衍将五行运用于朝代更替发展出五德，董仲舒将五行运用于社会上一切制度，五行内涵的扩张和发展奠定了其在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地位。
出处与原文
五行概念始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周易·系辞》中确定了五行的生数与成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数也。如此则阳无匹、阴无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阴阳各有匹耦，而物得称焉，故谓之成数也。”
定义内涵
“五”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行”则指行动、运动，即运动变化，运行不息的意思。五行是构成世界万物的五种常见的自然基础物质，《洪范》中提出了五行的排列次序、性质与作用，用五种物质的功能属性将世间万物分类归纳，并阐明事物或现象的构成和运动状态。随着战国晚期阴阳家邹衍始创的“五德始终说”，西汉董仲舒的学说提出五行相生，阐明了五行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生克制化规律，五行生化克制的系统结构被建立。
根据五行的特征和性质以及先后产生的五行生克制化学说，人们将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体等各类事物与五行相应，常见事物对应的五行如下表：
发展流变
五行产生初期
“五行”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中，此书记载“五行”思想源于大禹治水，中国先民根据对事物多样性的认识，提出了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同时在此书中也说明了这五种元素的性质。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认为万物的产生不是相同原料的简单相加，而是不同物质相和才能产生多样的事物，万物的产生是由于土与金木水火相杂的结果，这一思想用五行解释了物质世界的丰富性，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事物多样性的朴素认识。除此之外《左传》中也有五行的说法，在此处专指五种物质元素，此外《左传》中还提到“五材”，按其义分析同样也是指五行。此时五行还主要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而没有探寻其中的关系。春秋时期产生了五行相胜思想的萌芽，史墨用“水胜火”来预判战争，《墨经》提出五行彼此间相胜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相胜，同时五行之间又相互依附。《礼记·月令》将五行配以四时四方，丰富了五行理论，但早期的五行思想主要被用来解释自然万物。
战国至汉代时期
战国时期邹衍提出“五德始终”，将五行思想从自然扩展到社会，认为朝代的更替遵从了自然中的五行相胜，形成了较系统的五行理论，邹衍的这种学说为齐闵王称东帝，燕昭王称北帝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受到诸侯王的礼遇和青睐。“五德始终”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吕氏春秋·应同》也用五行相胜的思想解释朝代更替，并将五行与五色相配，后世君王多利用此理论证明自己的统治合理性。
西汉，董仲舒吸取了历代五行思想，对其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阐述，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五行系统。首先他将五行看作天地之气的不同表现形态，五行以木为始，以水为终，土居其中，是天的次序。其次董仲舒提出了“五行相生”的理论，并与四季相配，五行之间相生的关系及其秩序体现了伦理纲常的秩序，说明儒家的伦理思想与自然匹配，人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体现的是上天的意志。另一方面五行的变化与社会人事有直接关系，上天意志通过五行的变化来表现，上天无时无刻不在监察君王的行为，如有不符合德行的事发生就会天生异象来做出警告。再次五行之间也有相胜的关系，表现为相胜二者之间相杀。董仲舒对五行理论的新发展组成了其天人感应思想的重要部分，五行思想开始变得宗教化神学化。
东汉时期的《白虎通义》列有《五行》篇，进一步将五行思想宗教化神学化，确定了五行始终的顺序，认为五行轮流占据主导地位，可以用五行来解释社会中的尊卑秩序和伦理行为，又与五味四方相配，解释万物生息的关系。对于五行相生相害的关系，《白虎通义》认为五行中每一行都轮流占有主导地位，因此而有五行始终的顺序，萧吉在《五行大义》中引《白虎通义》详细解释了五行之间相生的缘由，五行相害的关系则是由于天地之性。《白虎通义》进一步将五行的关系附会社会伦理关系，认为社会中的伦理行为均能从五行相胜相害的关系中找到依据。
宋至明清时期
汉代之后五行理论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形成逐渐衰落，主要被占卜、堪舆、中医等术数利用。宋代儒学家在解释宇宙生成发展过程时，则为五行理论赋予了哲学意义，认为五行是宇宙生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完全消解了汉代五行思想的神秘色彩。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了宇宙生成图式，认为做为宇宙本体的太极动静产生阴阳，阴阳的聚合变化生成金木水火土五气，万物就是由五行之气通过动静变化聚合的结果，这与春秋战国时期将五行看作具体的五种物质元素的观点有所不同。朱熹在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时认为阴阳是气，而五行是具有形质的阴阳二气，阴阳之气和五行之质是构成具体事物的材料，对于二者的关系，五行之质生于阴阳二气，而后又与阴阳二气相互聚合，成为生成万物的材料，因此五行在本质上是阴阳二气有形质的状态。王安石在《洪范传》中认为，五行是构成世间万物的物质元素，因此由五行构成的事物之时、位、材、气、性等各种情形之中，都存在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两种力量，万物之间也存在相生相克关系，突出了五行的辩证法因素。
明代的王廷相著有《五行辩》，从实用的角度对五行做出了解释，将五行之义与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不同的时节对应五行的特征有不同的治理之道，所以五行是王政之本不可或缺，王延相的五行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明清之际的方以治用五气解释五行，认为一切物都是气的作用。
相关人物
邹衍
邹衍又称驺衍，战国末期齐国临淄人（今淄博市），生卒年大约为前305年-前240年，是著名的哲学家、阴阳家。邹衍游历魏、燕、赵等国，过程中，邹衍发现频繁的战争造成了文化冲突，激化了各国民众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各个国家内部君臣失位的现象频现，邹衍为呼吁君主施行德政，向各国民众推行德行修身，认真研习儒学，向各国君王宣传儒家思想，但却不受重视，于是邹衍开始深入学习阴阳五行学说，将之附会与社会历史观中，写就了十余万字的著作《终始》《大圣》，这一学说最终受到各国君王的亲切礼遇，并得到君主的信任。
虽然邹衍的作品文本均已佚失，但其学说的内容被司马迁保存在《史记》中。邹衍从阴阳消息入手，将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五行说运用于人们的现实境遇，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邹衍从当下的细微事物论证起，推而广之追溯到黄帝时期，记载了往昔朝代更迭，揭示了王朝兴衰更替的规律，完善了“五行相克说”，说明了五行之间相胜的顺序为：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德始终说”提醒君主要顺应时德。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人（今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西汉思想家、政治家，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董仲舒早年研习《春秋》公羊学，刘启时期为经学博士，刘彻时期受到赏识和重用，元光元年（前134年）担任将扬州市相，建元六年（前135年）董仲舒借长陵大火宣扬自己的“天人感应”学说，并上奏规劝汉武帝不可杀戮大臣，同时谏言灾异，被免职入狱，元朔四年（前125年）出狱后，调任胶西相，四年后告病归乡。离开官场之后董仲舒居家著书立说，即便如此朝廷中如果有要事商议，汉武帝仍会遣使者到董仲舒家听取建议。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于家中寿终。
董仲舒沿袭儒家的天命观，结合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独特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帝王的思想言行会通达上天，天意通过自然现象表达出来，这是上天对君主言行的反应，董仲舒希望通过自然灾异约束君主行为。除此之外，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了“五行相生”理论，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以此来解释并强调社会伦常，并结合邹衍“五行相克”理论，总结出了五行间“比相生，间相胜”的关系，董仲舒认为无论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是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都要遵循这个法则，只有按照相生次序运行才是顺天意、治天下，如果违背这个次序则会逆乱时局。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原名周惇实，字茂叔，谥号元公，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人，因定居庐山时将住所旁的溪水命名为濂溪，与家乡道州的小河同名，于是后世道学家们称他为濂溪先生。周敦颐是宋朝文学家、思想家，儒家理学思想的开拓者，其所作的《太极图说》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宇宙观基础。周敦颐少年丧父，随后偕母亲入京师，依靠舅舅郑向生活，青年时期经郑向推荐，周敦颐任将作监的主簿，主管祭物。做官第二年周敦颐母亲去世，他在守丧期间住在江苏丹徒的鹤林寺，结识范仲淹。1046年周敦颐升任郴县县令，因宋朝提倡儒学，读书风气盛行，周敦颐开始了自己办学讲学之路，在大余县（今江西省大余县南安镇）结实大理寺臣程珦，1055年周敦颐升任大理寺丞，此后辗转于四川省、江西等地工作，一生在州县为官。1062年在庐山建立濂溪书堂，1071年在南康军建“爱莲池”，为住所命名“爱莲堂”，1073年在江西庐山病逝，葬于九江。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儒家的社会伦理为主体，吸取了佛教的“禅定”思想和道教“无极”的宇宙观，并将儒家《周易》、阴阳五行思想，道教内丹理论相结合，设计绘制了《太极图》这一宇宙论模式，并撰写了阐发其内涵的《太极图说》。在《太极图说》中周敦颐将五行学说与阴阳结合，为五行都赋予了阴阳的属性，首先阴阳二气交感生成五行，从普遍单纯的矛盾发展为复杂的矛盾系统，五行是阴阳从一般到特殊的演进。
相关学派
儒家
儒家将将五行理解为五德始于思孟学派，即子思子和孟子所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德行，其内容与五种基础物质的五行无关，是对西周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孔伋区分了外在的行为之行和内在的德行，“五行”便是内在的德行，它们产生于内心使人有意识地进行道德实践，道德行为需要内在德行驱动，内在的行要通过外在行为才能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强调了人道德实践和道德之心的统一。但子思套用“五行”这一名称的做法受到了后世的批评，如荀子就认为“五行”一名常被阴阳术数家使用，可能会造成道德哲学和术数的混淆。儒家对五行思想发展的集大成者是董仲舒，他完善并概括了五行生克制化理论，并确定了五行的排列顺序，同时将五行的含义扩充到了政治、伦理、历史等方面，发展思孟学派的“五德”为“五常”，为儒家的伦理价值观赋予了宇宙论的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到了宋代，儒家对五行的理解发生了转向，周敦颐将五行纳入宇宙发展图式，认为是化生万物的五种基础元素，使得五行的神学属性减弱。
儒家由春秋时孔子创立，被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奉为正宗的一个学派。先秦时为“显学”之一。“儒”在春秋时是给富贵人家主办丧事赞礼的一批人。孔子早年的生活主要靠“儒”来维持，所以“儒家”后来就成了孔子学派的专名。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从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从此开始，在儒家内部出现了不同思想派别的论争。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到宋代程（、颐）朱（熹）理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唯心主义传统。从东汉王充到唐柳宗元、刘禹锡再到宋代张载、陈亮、叶适及明王廷相以至明清之际王夫之、清戴震等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传统。两派对孔子则各取所需，共奉为圣人。儒家学说主张德治、仁政，重视礼义教化，奉行德刑兼施。
道家
道家学说的创立受到了五行思想的影响，《道德经》一书中就包含了五行思想，此书扬弃了五行所代表的的五种物质，将五色、五音、五味并举，一方面提出了用五行治身的思想，另一方面体现了万事万物之间内在的联系，体现了五行学说的朴素辩证思想。战国时期管子提出唯精气论， 将五行看做气的五种表现形式，探索了五行的本质和基础。西汉黄老学派的著作统称“黄老帛书”，其中记载五行的类书共七十卷，五行思想受到道家学者的重视。随着汉代道教的建立，五行思想开始被运用于道教的占卜、堪舆中，而其中道家关于五行的思想内核则深入于道教内丹修炼以及中医学中。
道家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学派之一，后世认为其思想主旨始源于老子。该学派流派众多，主张“道”是万物的本源或本原，也是自然规律或法则，崇尚自然，依规律而行，以“道“论为理论基础，以“德”论为处世的根本方法是其基本特征。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杨朱、列子等。以老子学说为发端的道家学派在先秦时期的发展中逐渐演化出老庄道家、稷下学宫道家和杨朱道家三个学派支流。在秦汉时期经过两次学术大综合，其中的稷下道家一脉得以进一步发展，稷下黄老之学成为道家学说的主流形态。在魏晋时期，道家学说则以魏晋玄学为主要表现形态。隋唐之后，道教哲学成了接续道家学说的主要形态，纯粹的道家学术仅是注释先秦的道家典籍。
阴阳家
形成于秦汉时期的阴阳家由古代天文家、占星家演变而来，以阴阳五行为其基本内涵，起初是观测天象总结自然界阴阳五行变化的规律，以此来解释季节更替和作物生长规律。在五行方面的创新主要是邹衍建立的历史观，他用五德始终解释了历代王朝更替的原因和规律，确立了五行之间相互克制的关系。五行学说的理解和发展是后世儒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邹衍所创立的“五行始终”学说被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不断利用。
阴阳家是战国时提倡阴阳五行说的学派，被列为先秦至汉初九流十家之一，代表人物是战国末期齐国邹衍。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载，阴阳家最早出于古代传说中唐尧时执掌天文、历数的官吏，其思想具有科学和巫术两方面因素，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科学成分为秦汉以后的《黄帝内经》与王充的《论衡》所发展，迷信成分则有董仲舒和谶纬神学的发挥。
相关著作
《尚书·洪范》
《尚书·洪范》是第一篇系统提出并记载五行思想的篇目，并列举了五行的性质和特征，为后世五行思想的发展和思想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
《尚书》是春秋前历代史官所藏政府重要文件及政治论文的选编，《洪范》是其中的重要篇目之一，此篇主要阐述了治理国家的九条法则，称为洪范九畴，其中五行是九条中的第一条。全文首先说明了洪范九畴的产生和传授，之后概述了洪范九畴纲目，主要笔墨集中在对洪范九畴具体内容的叙述上。《洪范》本质上是统治者用来治国理政的法规，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反映了先秦时代统治者的治国主张。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对先秦以来的五行观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是董仲舒天道思想的核心内涵，在此书中董仲舒提出了五行相胜说，以五行相生为主要关系，辅以五行相胜，构建了五行间相生交相胜的思想体系，成为后世理解五行关系的基本模式。
《春秋繁露》是后人对董仲舒著作的汇编，此书是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和发挥，他将《春秋》和《公羊传》的内容按主题组合并加以诠释，成为构建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材料。全书共分为解经编、黄老编、阴阳编、五行编、礼制编五个部分，合了儒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的思想，构建了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为中央集权统治阶级提供了理论基础。
《白虎通义》
阴阳五行说是《白虎通义》宇宙观的基础，认为宇宙从“太初”出发生成万物，而五行作为“气之精者”，从中衍生出性情，进而产生神明、道德、文章，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源头。五行在这个神学化的体系中被赋予了意志。
《白虎通义》是汉代谶纬神学的钦定法典，汉章帝为统一经学内部的思想，召集儒士、博士、朝臣等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史称“白虎观会议”，此次会议由史学家班固整理讨论记录，撰成《白虎通义》一书，以问答的形式广泛地阐释了儒教的各种诸如礼乐、制度、伦理、自然等问题，全书按专题共分为四十四篇。《白虎通义》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的天人思想，以纬书中阴阳五行方术为思想基础，在《淮南子》的总体结构上构造了统一的思想体系。
《太极图说》
在《太极图说》中五行与太极相互包涵、融合，周敦颐在此书中构建了“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宇宙最初的实体是饺子的太极元气，五行是太极生成万物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太极因为运动而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在对立统一的运动中生成五行，五行作为万物的基础元素，经过多样的聚合生成万物。
《太极图说》是周敦颐依据《周易》的《系辞传》中的八卦生成理论建立的学说，对天地万物的根源、宇宙生成图式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作为一名三教思想合流的哲学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儒家的社会伦理为主体，吸取了佛教的“禅定”思想和道教“无极”的宇宙观，并将儒家《周易》、阴阳五行思想，道教内丹理论相结合，设计绘制了《太极图》这一宇宙论模式，并撰写了阐发其内涵的《太极图说》。
《五行大义》
《五行大义》是隋朝时期萧吉所撰的书籍，是中古时期论述五行理论的重要著作。此书全面总结了先秦及汉魏六朝以来的五行理论，对五行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重新的阐述，并将五行与天文、自然地理、社会制度、朝代更迭等内容相关联。内容丰富详实，吸收借鉴了儒家、道家、阴阳家、医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对于五行的思想，并引经据典论述和补充各家理论。除了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之外，在目录编排方面萧吉也充满巧思，首先全书分为五卷，在五卷之下又按节气数分为二十四节，之后又按五行成数总和分为四十小段。《五行大义》展现出的五行思想揭示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术数命理的论述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
《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是东汉时期魏伯阳所作炼丹著作，此书以《周易》为基础，融会大易、黄老、炉火三道，总结了东汉以前道教的炼丹理论和技法，通过对道教炼丹之术的阐发宣传成仙之道，不仅在民众心中推广了道教信仰，也称为道教内部流传至今的内外丹修炼圣典。五行观念在《周易参同契》中是重要的思想，以木为中宫，制化金木水火并对应四时，抽象出一套五行关系图式，揭示了其所理解的天道宇宙观。《周易参同契》中的五行观以汉代“尚土”观念为基础，强调中央土是五行之主，有牵制四方的作用。《周易参同契》在炉火思想中的创造性特点就是逆用天道五行的顺化图式，使五行归于土来阐释炼丹，以五行思想表达阴阳交会，而这些五行归根运行图式，实际上是在鼎炉烧炼过程中，铅汞合成固态丹药，又在鼎炉内提纯，进而得到真铅、真汞过程的抽象描述。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中国最早医学典籍，集结了从战国时期到西汉中期的多部医术，以及后世历代医家的补充，综合了战国以来气论、阴阳五行、医家学说的理论与内容，第一部分《素问》阐释了人体生理、病理的治疗原则，第二部分《灵枢》阐述了人体解剖、经络肺腑的内容，全书体现了明显的道家思想内涵，强调了养生的重要性。《黄帝内经》将五行配以人体内的五脏、五腑，利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人体的运行和生命的本质，是对五行最初作为五种基本物质的发展。《黄帝内经》认为人的身体是由五行之气运转而产生的，不同的五行之气使得每个人的生理特征、性格特点有所不同。另一方面《黄帝内经》将古代气论中主导四时的时间性“气”与生化万物的生成性“气”统一起来，提出了“五运六气”说，认为气同时主导物候节气和人与世间万物，对于五行而言，《黄帝内经》采用传统术数方法为五行之气赋予年、月的含义，同时以五行之气为人体器官、情绪的来源，完成了五行之气在时间和生化万物之间的统一。
关联概念
四时
四时包括一天的四时和一年的四季，前者指平旦（早晨）、日中（中午）、日西（晚上）和夜半（半夜）四个时间段，后者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是五行理论发展到四时中，木、火、金、水分别主宰四时中的一气，土居中。因为有了五行的循环变化才有四时之气的盛衰更替，而五行和四时的流动变化都是因为阴阳的消长，一日的阴阳交会和一年的盛衰消长都在阴阳变化中。《黄帝内经》中将四时与五脏通过内在的五行性质相关联，提出了不同季节滋养身心的方法，这种对养生方法的系统性建构，说明了人体和身心运行的周期性。
五德
五德这一概念来自于战国思想家邹衍创立的五德始终说理论，以五行为五种天然势力，称为五德，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对应一德，气运昌盛时国家繁荣，天道人事都能顺遂，气运竭尽时国家衰落，被能克之的国家取代。五德始终说以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说结合儒家思想，提出朝代的更替符合五行循环的规律，新王朝的建立需要由上天来决定其合法性，赋予其某一德，因此便要求新的朝代建立时要确定五行，更改年号、历法、服饰、政治方针等内容，以此确立政权的神圣性。其目的是告诫统治者要修养自己的德行，顺应本朝代的五行特征。
五祀
五祀作为祭祀对象是指执掌五行的五行神，即句芒执掌木、祝融执掌火、蓐收执掌金、玄武执掌水、后土娘娘执掌土。这五位神灵与五行对应来源于人们对五行神祇的要求，五行之神最初都有各自的原始形象，在五行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按照五行性质特征对其进行了有效的改造，将五位神祇纳入了五行体系。在战国五行学说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到了战国后期，五行神又与主管家宅“行、灶、户、门、中溜”的五种祭祀崇拜相结合，在民间信仰和崇拜方面适应了五行学说，并在内容含义上与之保持了一致。
五姓
隋唐时期五行学说被广泛应用于堪舆术中，运用五行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将五音、五姓和五行相结合，提出了“五姓相宅”。“五姓相宅”是指古人将姓氏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音调，这五音分别配属五行，即宫属土，商属金，角属木，征属火，羽属水，再以五行确定五方，通过这种方法修建宅舍。
影响
宗教影响
先秦时期五行理论的流行，使之逐渐成为诸子百家思想的基本理论来源，阴阳五行运转的宇宙观不仅持续影响着思想家，还在民间的丧葬祭祀、占卜堪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还发挥作用于农业、医疗等实用知识。作为宗教信仰的主要理论依据，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上清与灵宝道经的理论基础，并为宗教仪式规定了基本的操作模式，如符的摆放方式；利用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利用道法为修道者带来吉兆、祛除邪害；阴阳五行也为宗教占卜提供了天命信息，人出生时的星象、生辰都包含于五行运转的规律中。
社会文化
五行理论的发展使得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在治理国家时也以五行为本，发展出了五刑、五礼等制度，但其具体内容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无关，只是用五行的名字来促进人们顺从这些制度。邹衍的五德始终学说以及董仲舒将五行附会于一切社会秩序，都是对原始五行学说的利用，长期影响着中国的法治实践。古代的农业生产过程经常以五行为指导，马一农的《农说》用阴阳五行解释了土壤的不同状况及其与农作物生长的关系，在日常的耕种收获中要顺应天地的四时气候；与农业相关的天文历法中也包含了五行思想；阴阳五行理论还催生了中国古代艺术虚实结合的创造手段，无论是画作还是诗歌、音乐，都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带有往复、开阔的整体意蕴，艺术家们用整体的眼光观察时空中的万物，对各部分功能和关系的关注，体现了中国艺术所受到的五行宇宙体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