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政治性史书。记录了从尧、舜、禹到春秋中期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君王言论及重要事件，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典、谟、训、、誓、命六种文体。《尚书》是儒家学派政治学说的重要经典之一，与《诗》《礼》《易》《春秋》并称“五经”。
《尚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研究上古时期历史风貌的重要史料，也是记载上古时期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的基本材料。相传孔子编了《尚书》。后来几经流变，又有今文《尚书》和文言文《尚书》之争。《尚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它的法律思想和民本思想是后世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根源。作为传世经典，后人对《尚书》的研究成果较多，较为出名的有《尚书注疏》《尚书考异》《尚书古文疏证》《古文尚书考》《今文尚书考证》《尚书综述》等。
书名
在上古时期，“书”专门用来指史官的记载。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著于竹帛谓之书。”史官的职责是记录君王的言论和重大事件。这些记录汇集成册，就称为“书”。记载春秋时期史书的《左传》中就有《虞书》。汉代学者们将幸存下来的这些《书》统称为《尚书》。“尚者”，“上也”，指上古时代。《释名·释典艺》：“《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史，而书其事也。”所以《尚书》的意思就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书”。
《尚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司马迁说最早将《书》称为《尚书》，并且他认为《尚书》记载的是尧以后君主的事情。
《尚书》也被儒家学派尊称为《书经》。宋代的程朱理学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备受其推崇的儒家经典《尚书》随之被称为《书经》。
背景
《尚书》记载了夏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夏商周三代确立了“中国”的基本格局。夏朝使“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取代了传统的邦国联盟与禅让制度，以王城为中心将天下分为九州、四海、五服，受到了万邦的政治认同。商朝沿袭了夏朝的传统文化，并在天下推行“内服”与“外服”的制度，促进各方对商王朝的认同。西周推行宗法制与分封制，从而使集权内部紧密相连，巩固王朝统治。
夏商周王朝处于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政治上有等级化君主体制与多级臣僚形态。经济上用政治权力分配人口、土地等生产资料。文化上将族群分土而居当作天所封建，将先王视为天子之封。
成书与流传
《尚书》是我国传统经典“五经”之一。《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为《尚书》写了《书传》，并且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所以一般认为《尚书》是由孔子编纂整理而成。《尚书》取材上至尧舜，下到秦，成书之初有百篇之多，后来在流传过程中散失。
今文《尚书》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听取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许多经典都被焚烧，从此散失残缺。汉王朝建立之后，开始广泛搜集书籍。根据《史记·儒林列传》中的记述，汉代经学兴起，儒生开始讲习经学，刘彻时期已经设立了“五经博士”。《诗》有鲁（申培）、齐（辕固生）、韩（太傅）三家，《书》有伏生，《礼》有高堂生，《易》有田生，《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两家。以上这些博士，都是“诸子传说”，就是由老师讲解，再用汉代流行的字体隶书记录，这就是“今文经”。由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就是今文《尚书》。伏生是济南市人，秦朝的博士。在秦始皇下令焚书的时候，他把书藏在了墙壁之间。后来汉王朝成立，伏生取出了这些书，其中就有《尚书》二十八篇。刘启时期，又有一篇《泰誓》被收录其中，共二十九篇。伏生在齐鲁之间教学，传授给了济南的张生和欧阳生。刘恒想要召伏生入朝，但那个时候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实在没有办法长途跋涉。于是汉文帝就让晁错去抄写了《尚书》，并收入秘府，也就是皇家书库。在当时，因为学习讲授《尚书》而出名的人，有兒宽、周霸、孔安国、贾嘉等人。
到了刘彻时期，为今文经设立了“五经博士”。其中传授今文《尚书》的有欧阳姓、大小夏侯姓三家。后来孔安国献出文言文《尚书》四十五篇，有二十九篇与伏生的今文《尚书》相同，其余十六篇今文《尚书》没有。
古文《尚书》
后来鲁恭王为了修建宫室，破坏了孔子的旧宅，发现了藏在墙壁之中的《论语》《孝经》《礼记》《尚书》。这些书都是用“蝌蚪文”写成的。“蝌蚪文”就是古文字。这些用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就是“古文经”。这些书后来流传到了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手中。孔安国约自刘启元年至刘弗陵末年间在世，他曾经师承兒宽，兒宽又从师伏生，所以孔安国也有今文《尚书》。刘彻建元之后，孔安国将文言文经书献给了朝廷，但是当时恰好有政治纷争，再加上孔安国不久之后病逝，所以，这些书就被藏在了秘府，不见人世。
今古文之争
刘骜时期，刘歆和他的父亲刘向奉旨整理秘府中的书籍。发现了这些古文经书，他希望这些经书也能设立学官，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刘欣建平元年，刘提出为古文《论语》《尚书》《孝经》和《礼记》设立博士。结果遭到了今文博士们的反对。愤怒的刘歆写下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他言语激烈，被众人愤恨。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失败。这就是“今文言文之争”。后来王莽篡权，他和刘歆交好，于是召回了刘歆，给古文经设立学官。后来王莽倒台，古文经也随之湮没。到了东汉汉章帝时期，虽然没有为古文经设立学官，但是也召集了高才生讲授古文经，古文经逐渐得到了儒学家们的重视。
东汉初年的时候，扶风茂陵人杜林得到了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然他十分喜爱这卷书，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将书传授给了东海卫宏、济南徐巡。杜林的同乡贾逵为这卷书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这部古文《尚书》也因此被称为郑玄学派古文《尚书》。这本《尚书》最终取代今文《尚书》，取得了官方正统地位。
到了魏晋时期，因为战乱不断，今古文《尚书》相继失传。南北朝时期，一部伪托孔安国所注的《古文尚书》取代了郑玄学派的古文《尚书》。唐代贞观年间，李世民召国子祭酒孔颖达与其他儒生共同为《五经》注解，定名为《五经正义》。孔颖达认为，虽然《古文尚书》流行比较晚，但是它言辞富丽，恢弘典雅，于是选定《伪孔安国古文尚书》作为定本，写成《尚书正义》二十卷。于是孔安国流传下来的古文《尚书》原本和今文《尚书》一起失传了。《尚书》的今古文之争，到了孔颖达这里告一段落。
内容与体例
《尚书》的内容体现在文体上。《尚书》的章节依朝代划分，分为《虞书》《夏书》《商书》《逸周书》四大部分。《尚书》的文体分类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根据《伪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类；第二种根据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的说法，分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是第一种分类。根据这六种文体在《尚书》中的义项，基本可以如下归纳：1.典，主要记录了（1）历史文献（2）主管、掌管（3）常（4）法；2.谟，主要记载了谋略和谋议；3.训，主要是（1）臣子教导、告诫君王的话（2）君主告诫臣子的话（3）历史文献（4）先王之教（5）顺（6）解说；4.诰（1）帝王对大众训诫（2）臣子相告（3）臣子告君王的文书（4）臣子对君王的讲话5.誓，帝王在出师时的讲话6.命，（1）上天的意志（2）国家的命数（3）君主让臣子做某事（4）君王的命令（5）官员指派工作（6）任命官员（7）帝王登基（8）问龟。
典
“典”载录先王行迹、功德，以达到垂范后世的目的。因其保有口头文学的特征，所以表现在文本中有骈散结合，雅俗相宜的特征。如《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四字一句，协和整齐，还出现了顶针格，古拙庄重，质朴厚实。中心思想亦不深奥，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了对君主品德的称赞。
谟
“谟”生成于天子诸侯朝聘之礼，体现了周公礼乐为治的精神和原则。多以君臣问答的形式呈现，语言风格简练，展现了上古时期的政治制度。如《皋陶谟》：“禹曰：“能哲而惠，何忧乎兜？何迁乎有苗？匡亚明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大禹说，若能任用贤能，使百姓蒙惠，还忧惧什么驩（huān）兜？还担心什么驱逐三苗？还畏惧什么花言巧语的人？皋陶听到后回道，应该推行九项德行作为君主的准则。这段文字以生动的君臣对话形式，来探讨惠民之政应该如何施行。
训
《说文解字》将“训”解释为“说教”，段玉裁注曰：“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是指统治者依托祖训与先人事迹而对臣民进行规劝。如《伊训》：“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这里的先王指的是商汤，成汤听从祖训与正确的谏言，克谨勤明。对其他人不过分苛责，但对自己却时时反思，这样才能拥有安定的天下。“训”是对先王智慧的总结与保留，这也一直影响着后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敬长尊贤的源头。
誓
“誓”是战争誓辞，既有战前的情势分析与士气鼓舞，也有战后的经验总结，同时还夹杂着奖惩制度以及对战争的看法，维护王朝政治的正统性。语言形式比较庄重。如《汤誓》：“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之……予畏雅威，不敢不正。”这是商汤讨伐夏桀前的战前动员。汤列举了夏的罪孽以及讨伐夏桀的合理性，鼓动军队士气，为出兵灭夏奠定了坚实的信念基础。《尚书》中的“三誓”（《甘誓》《汤誓》《牧誓》）虽是经后代儒生整理过的文本，但仍是学者们了解三代初始政权的珍贵史料，对探究早期国家正统性观念的构建提供了研究路线。
诰
“诰”是祷告于祖先之辞，是统治者意志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强调君权神授，君命与天命相统一，以天意为依托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统治。如《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皇天改变了天下的元首，王接受了任命，百姓们无所牵挂，生活美满。另一方面，激烈地批判前朝的行径，对前代遗民采取高压的政策，用残忍的酷刑来制约他们。如《康诰》：“汝陈时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王说你判断案件，实施惩罚时，应该采取殷人制定的法律。虽然刑罚严酷，但执行时也受到约束。诰辞通常发生在册封、任命与朝觐的场合，且含有浓厚的宗教神灵色彩。
命
比起“诰”所呈现的激烈的政治主张，“命”更倾向于平和的政治理想，显示了周代立德修身、教化百姓和建设王朝的美好心愿。如《周书·命》：“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之臣，乃后德，交修不逮。……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这是周穆王对任职官员的鞭策，希望他能洁身自持，帮助帝王治理好国家。如果说“誓”是战争时颁布的誓言，“诰”是战争得胜后的政策施压，那么“命”则是和平阶段的建设，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利于构建君臣之间的契约关系，又能较好地保存祖先功业。
版本考订
伏生本
伏生是秦博士，在战火中将《尚书》藏在墙壁中，后来上奉给了朝廷。伏生本《尚书》是《尚书》通行的第一个本子，仅存二十九篇（实为二十八篇），伏生本也就是今文《尚书》。旧题伏生撰《尚书大传》不仅存录了二十九篇原文，还提到了《大战篇》，有解说、但无正文的《九共》《帝告》《嘉禾》，仅存篇目名字的《揜(yǎn)诰》《冏命》等。
孔氏本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伏生教济南张珙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伏生与孔安国的承袭情况，司马迁认为孔安国传读孔氏古文《尚书》因以起家。刘向之后，有学者认为是孔氏将《尚书》藏于壁中，后来被孔安国发现。
献王本
西汉河间献王，是汉景帝刘启的第二子。民间传言，他喜欢收藏群书，不惜花重价搜集散落民间的古书，《汉书》载：“献王所得书皆文言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道德经》之属。”因此许多人都不远万里赶来向献王献书。献王还爱好儒学，设立经学博士，献《逸礼》，学者将这本古文《尚书》称为“河间献王本”。
思想
法律思想
《尚书》中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皋陶谟》中。“皐陶”是舜任命的管理邢狱的人员。《皋陶谟》中的法律思想分为四个方面：
（1）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思想。管理国家的君主必须要谨慎修身，要具备九种德行：宽厚而谨慎，温柔而独立，忠厚而庄重，能干而严谨，柔顺而刚毅，耿直而温和，志高而慎微，刚正而实在，坚强而正义。有德行的君主必须推行德治，只有推行德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同时，需要法律做辅助，用严苛的刑法为德治护法。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尚德，法家尚法，这两种思想都能在《尚书》中找到源流。不仅如此，现代国家的管理制度就是基于德法一体的思想。
（2）以民为本。我们现在经常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思想也存在于《皋陶谟》。《皋陶谟》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就在于注重民众，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唯有将人民的利益视为国家的利益，国家才能繁荣富强。
（3）司法正义。法律最忌讳的就是不公正。《皋陶谟》强调用法律治国时要谨慎严谨，不能有为私害人的情况发生。
（4）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强调人要以天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天为人立法。后来的儒家学派受益于《尚书·皋陶谟》，也可以说，《尚书》是儒家学派的重要思想源头。不仅如此，现如今，中国的很多思想制度都能在《尚书》中找到源头，《尚书》不愧为史书之首。
民本思想
《尚书》的民本思想塑造了后世的民本思想。一，《尚书》的民本思想以天人合一思为其理论前提，民意的来源是天意，因此君王必须重视民意;二，通过(民意)源于“天命”展开民本思想言说，以此阐述王位的合法性，从这一思想出发敦促君王爱护臣民;三，将“天子”诠释为“民主”，从民众的角度解释君王的涵义，凸显“民”的主导性地位，完成民本思想建构。
明德思想
“德”是《尚书》思想和核心，体现的在方方面面。在君王与民众的关系上，主张“施民以德”；在治理国家方面，主张“德法”结合；在天命的思考方面，主张“以德配天”的思想；在任命官员上，主张“任人唯贤”思想。“德”贯彻了《尚书》始终，是《尚书》的精神内核，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习性思想
《尚书·太甲上》：“兹乃不义，习与性成”。这句话的意思是，要重视习惯的作用，习惯对养成一个人的性格至关重要。“习”本意指鸟类为了学会飞行不断地重复扇翅膀的动作。因此，“习”指重复性的动作。而“性”，从字的结构来看，与“心”有关，指人生来具有的本能和自觉。“习与性成”就是说人的习惯和性格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好的习惯才能养成好的性格，同样，好的性格有助于形成好的习惯。
相关研究
真伪之辨
《尚书》的真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争论的热点。学界一般以秦始皇焚书为界，形成于先秦的文献典籍就是“真”，秦焚书之后后人编造伪造的就是“伪”。解说《尚书》的经文就是《传》，《传》也有后人伪造的情况。汉代多方征集典籍，山东莱州人张霸根据传说孔子所作的百篇之《序》，伪造了《两百篇》，张霸称《两百篇》就是《尚书》，献给了汉成帝。汉成帝让人找出宫中秘府收藏的《尚书》作比较，发现有多处不一样的地方，于是张霸《两百篇》在当时就被鉴定为伪造之书。但是汉成帝认为张霸才高八斗，不忍心处死他，于是赦免了他。因此《两百篇》也随之流传了下来。
司马睿时，梅赜献上《孔传古文尚书》（即《伪孔安国古文尚书》），这本书还有一篇《序》。根据这篇《序》，陆德明、孔颖达都认为作《传》的人是西汉时期的孔安国。《孔传古文尚书》的篇目有五十八篇：《尧典》《舜典》《大禹谟》《益稷》《尚书·禹贡》《甘誓》《五子之歌》《征》《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三篇）、《咸有一德》《盘庚》（包括上、中、下三篇）、《说命》（上、中、下三篇）、《高宗日》《西伯勘黎》《论语·微子》《泰誓》（上、中、下三篇）、《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明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宫》《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君牙》《费誓》《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摄命》。
孔颖达曾经见过郑玄所注的《尚书》，孔传《尚书》有三十三篇与郑玄注本相同，孔颖达列出了多出来的二十五篇：《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宫》二十一，《君陈》二十二，《毕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与郑玄注本相同的三十三篇，大体上就是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为何二十九篇变成三十三篇，《孔传古文尚书·序》中说，伏生将《舜典》合到了《尧典》里面，《益稷》合到了《皋陶谟》里面，《盘庚》三篇合为一篇，《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也就是说，《孔传古文尚书》有五篇是从古文《尚书》中分出来的。这样的差异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朱熹、吴澄都提出过自己的疑问。
后来清代的阎若璩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认真分析，写出《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共列出128条，判定《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作，这一观点深得学界认可。惠栋、段玉裁、孙星衍、皮锡瑞等人又对阎若的结论进行补证。从此，《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作已经成为了定论。也有人反对阎若璩。清人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为《古文尚书》辩护，他认为阎若璩所说不正确，《古文尚书》不是伪作。《孔传古文尚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学界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诸多猜测。阎若璩认为是梅赜所作，丁晏认为是王肃所作。但是也有学者，如钱熙祚认为《孔传古文尚书》并不是一人独作，应该是在流传过程中经多人缀补完成，其中，孔姓一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有不少学者通过考证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发现阎若璩的考据有诸多问题，不足以证明古文《尚书》之伪。《尚书》真伪问题至今尚未有个定论，有待后人探索。
研究史
据二十四史“艺文志”和“经籍志”的记载，关于《尚书》注解达到一千多部。在经学史中具有特殊地位。关于“尚书学”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尚书》在先秦时期已经基本定型。先秦有很多典籍都引用过《尚书》的内容，包括《孟子》《荀子》《左传》《国语》等。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说都借用《尚书》来宣传自己的学说。其中尤其以儒家和墨家为主。特别是儒家，因为孔子重新编订了《尚书》，并肯定了《尚书》的思想，使得《尚书》称为儒家经典。
二、汉唐时期。随着古文经的发现，今古《尚书》之争成为了汉唐研究的重点。后来因为朝代变更、战火不息，使得《尚书》逐渐流失。晋朝时期梅赜上呈的文言文《尚书》一经面世就成为了众学者关注的重点。孔颖达将这本古文《尚书》选定为底本撰写《尚书正义》，从此科举考试也以它命题。这一时期《尚书》的重要住本和研究著作是伏生《尚书大传》、郑玄《尚书注》、孔颖达《尚书正义》。
三、宋明时期。宋代关于《尚书》的研究都是围绕《尚书正义》展开。北宋的科举也以《尚书正义》为本。后来王安石撰写《尚书新义》，为《尚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南宋时期以程朱理学为主，蔡沈的《书集传》成为了继伏生《尚书大传》、郑玄《尚书注》、孔颖达《尚书正义》后又一部重要的著作。这本书不仅代表了宋代《尚书》学研究的基本路径，也成为了元、明、清三代官修《尚书》的底本、科举考试的定本。
四、清代。清代《尚书》学研究达到了顶峰。清代重考据，以毛奇龄为代表的证实派和以阎若璩为代表的辨伪派争论不休。后来阎若璩派获胜，梅赜的古文《尚书》被认定为伪书，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和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也成为这次纷争中的重要著作。后来辨伪派发展日渐盛大。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深入到《尚书》的字句中，尝试注解《尚书》。王鸣盛的《尚书后案》、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以及皮锡瑞的《今文尚书考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民国时期对《尚书》的研究也不少。其中陈梦家的《尚书通论》详细探究了伪文言文《尚书》的作者；蒋善国的《尚书综述》总结了清人辨伪《尚书》的方法。
评价
正面评价
刘起釪认为《尚书》是夏商周政治活动最早的历史见证，保存了中国古代珍贵的历史文献与记言材料，保存了丰富的人文科学概论的和自然科学的各种重要资料，是后世学者研究夏商周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韩运荣和刘一璇在《〈尚书〉舆论思想研究》中指出，《尚书》在思想层面与实践操作层面都可被称为集大成者。一方面，《尚书》中的民本主义舆论思想契合贵族阶级和下层民众双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尚书》在任官、法制等方面提供了行为规范和制度。
陈望衡和张文在《〈尚书〉中的中华美学之源》中认为《尚书》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礼乐文化，蕴藏着儒家文化基本的美学观，做到了礼与乐的统一、善于美的统一。
刘海龙在《〈尚书〉思想价值辨正——兼论儒家政治哲学奠基》中指出，《尚书》表达了超越性的政治智慧，不仅维护传统政治的稳定，还选择性地吸取宗教神学，积极调整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共立共生的状态。
不足之处
王学典在《从经学到史学——现代〈尚书〉学的开创与发展》中指出，《尚书》文字晦涩难懂。唐朝韩愈即称为“屈聱牙”，王国维说自己只能读懂三分之一的篇章，钱穆称其为“一部很难读的书”。难懂的语义让学者们的研究产生了巨大争议。
李民在《〈尚书〉与古史研究》中批判《尚书》保留的奴隶制以及不彻底的民本思想。“表面上是说不要擅刑擅杀，而它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奴隶主本来是可以对奴隶施以去鼻割耳等酷刑，甚至可以杀害奴隶的。”“教化”沦为统治者压制百姓的工具，即统治者打着教化的幌子推行自己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