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是一部按《资治通鉴》体例叙述宋、辽、金、元历史的编年体通史。凡220卷，360万字，所叙上起于赵匡胤建隆元年（960），下迄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四百一十一年。
该书由清毕沅主编，名家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景仁等参与初刻至103卷，后因毕家贪污遭籍没而止，书稿散佚，桐乡冯集梧买得全稿补刻成220卷。1957年由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纠正了其中大小错误2400条，是目前通行中最好的本子。
《续资治通鉴》将宋、辽、金、元史融为一体，全书史料完备，考异讲究，以徐亁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从宋、辽、金、元四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一百多种书中取材，凡四易稿，历二十年而成。采用了“ 据事直书，善恶自见”的方法，在本文下分注考异，其中北宋部分较为精细，元代部分较为简略。在体例上，对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同等重视，破传统观念中“ 夷夏之防” 的禁，体现了其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等而视之的帝王正统观。记叙上，着重论述政治史，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也详细记载，反映了编者经世致用的历史学思想。
其一经问世，即受到普遍赞誉。在文献依据、篇幅繁复和考订详审等方面，超越此前诸家续通鉴，在乾嘉时期私人系统性史著稀缺之际，尤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但该书也存在“出自众手”“史才不高”等弊病，王继评其：“上不足以与《资治通鉴》媲美，下不能与 《明鉴》抗衡。”
成书
成书背景
毕沅（1730年—1797年），江南镇洋人（今太仓市人），字纕，号秋帆，因从沈德潜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生于清雍正八年（1730），卒于清嘉庆二年（1797）。其30岁应礼部会试对策太和殿，得一甲一名。
乾嘉之际，清廷对文化政策调整，以及以毕的老师惠栋为代表的诸多大儒倡复古学，致使经史考证之学蔚为学术潮流。毕沅，于金石、地理、文字、音韵、训方面颇有研究，又好学爱士，常常广聘学者校释古籍。邵晋涵、孙星衍、洪亮吉、程晋芳、章学诚等，都先后招入师爷。于是，毕沅决定借诸幕客之力，编经史典籍。
《资治通鉴》只写到北宋时期，后世从事文史研究者都想模仿其体例续写宋元明历史。先有南宋学者李焘编纂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编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编纂《三朝北盟会编》，后有陈鹤、谈迁和严衍等作过《明纪》《国榷》和《资治通鉴补正》，但一方面，这些书籍繁重，难于流传，一方面失于简略和不全，考究不严谨，书本仅局限于部分朝代的史事。此后，陈𣐕 、王宗沐、薛应旗也因为不能网罗书籍，仅仅根据本史进行编排，参以其他书籍，各种缺漏尚不能担当起传承编年史史体之大任。到了清代，昆山市徐乾学才在大儒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协助下，以李焘不全本为基础，参以王宗沐、薛应二人的版本进行增损，编纂了《资治通鉴后编》，宋、辽、金、元史料基本涵纳，可惜其记载也仅仅截至赵曙治平年间（1064-1067），难成定本。到了乾隆时期，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过去不易看到的书籍，此时得以流传，修撰续鉴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于是毕沅利用自己为官的许多有利条件，网罗官私文献，主持编纂了《续资治通鉴》。
成书过程
《续资治通鉴》编纂工作开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约毕沅任陕西省、河南巡抚期间。是时，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钱坫诸人为毕沅府中幕客，分任《续资治通鉴》之纂辑，集众幕客之力完成书稿草创；成编后，毕沅因不大满意，让邵晋涵进行更正，书本大为改观；其后，毕沅又嘱托钱大昕复勘全书、增补考异。初本完成于爱新觉罗·弘历五十七年（1792），历时20年，初刻于爱新觉罗·颙琰二年（1797），毕沅去世两年后，得罪籍没，刻书中止，仅刻103卷。嘉庆五年（1800），浙江桐乡人冯集梧买下毕沅原稿全部和不全版片，并将未刻的117卷补全，使全书220卷在嘉庆六年（1801）问世。
版本
关于《续资治通鉴》初版，由于历史流传问题，至今仍是颇多争议的一段公案。有章学诚所撰《邵与桐别传》，称其家所刻《续资治通鉴》为宾客初定之本，仅就徐氏之本进行曾损，成书200卷，邵晋涵更正后寄给毕沅的版本在毕沅死后消失不可访。但1929年，胡适、姚名达合撰《章实斋先生年谱》，对这一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冯集梧购得的原稿和版片正是邵晋涵更正后、钱大昕增补校之本的版本，成书220卷。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有说，其书成于邵晋涵，而章学诚参与其义例的制定。可以肯定的是，嘉庆五年（1800），浙江桐乡人冯集梧买下毕沅全部原稿和不全的版片，补全未刻的117卷，全书220卷在嘉庆六年（1801）问世。之后，刻板保存在嘉兴市冯氏后人家里。咸丰年间，清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欲抢去烧水做饭，被冯氏邻居用加倍薪柴易出，部分缺失。不久，上海道应宝时购得书版，刻补所失65版，书本在同治年间第二次印行。1938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此书，收入《四部备要》。1957年由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纠正了其中大小错误2400条，是目前通行中最好的本子。
内容
《续资治通鉴》是一部按《资治通鉴》体例叙述的编年体通史。上起赵匡胤建元元年（960），与《资治通鉴》相衔接，下迄于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四百一十一年，成书220卷。综括宋、辽、夏、金、元诸朝史事，并附有《考异》，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详明记述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其中北宋部分精确著述，元代部分较为简略。本可编到明代，由于当时文网甚密，易触忌讳，故明史缺而不书。
体例
《续资治通鉴》以《资治通鉴》为体例，在写作手法上沿用编年体叙述之法，又突破编年体的局限，扩大了记事容量。如：一、对某些重要历史事件，采用连载法，始末连贯，因果彰显，在全书中成为相对独立的章节。二、对某些单独列出条目，而又值得一提的“次等” 史事，多用附叙法，先述一事，逐后连及其他。三、采用追叙法，先及本事，后溯由来。四、不拘于以记事为本位，在人物的卒年之后，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以“列传”叙述人物生平事迹。五、对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续通鉴》则采取叙其典型、 突出事迹的方法。六、除人物外，对典章制度的记载，也汲取了 “书”“志”的叙述体例，不完全拘于时间的限制，而注意溯其演变本末。
史学成就
取材完备
毕沅之《续资治通鉴》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参照，但引据史料比其多近两倍。据统计，其总引资料达377种之多。除自宋以来的常见隶书和官修史书外，还大量采用官野记、案奏疏、家乘志状、金石碑刻等。对清人的文集、笔记也大量选用，如万斯同的《庚申遗事》《六陵遗事》、黄宗羲《南雷文案》、姚鼐《古文辞类纂》等。在记述少数民族史事过程中，还大胆参考朝鲜朝鲜王朝徐居正 《东国通鉴》、郑仁趾《高丽史》等史书。
考异详备
《续资治通鉴》继承和发展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来的考异传统，对史事记载的歧异作出判断与选择。其考据内容涉猎人名地名、年龄身份、谥号帝号、官衔职务、具体数量、时间天文现象、制度沿革、事件经过以及河流名称、军队名称等，十分广泛。其考证史料多以正史为本，众说择优，辩证是非。考证中不能定论之事谨慎对待，或标注“未知何据”“未详孰是”等。深入探查不同记载的史料来源，对比分析，具备很强的逻辑性。
体例整齐
《续资治通鉴》对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同样重视。全书 220卷，其中《宋纪》（含 辽、金、西夏）182卷（包括北宋168年97卷，南宋152年85卷），《元纪》38卷，在记述辽、 金、西夏、高丽等少数民族史事上也颇占笔墨，一改过往宋史专著 “好述东都之事” 的弊病，弥补了详北宋、略南宋、抑辽金的偏颇。
公正严谨
《续资治通鉴》采用了“ 据事直书，善恶自见”的方法， 记录史事而不仿照以往编年体史书夹入史论，避免了将作者的主观臆断强加给读者，表现了毕沅审时度势的现实精神，也有认为这是为害怕文禁。在本文下分注考异，其中北宋部分较为精细，元代部分较为简略。
史学思想
不辨夷夏的帝王正统观
受封建正统夷夏之防观念的束缚，史学界排元情绪高涨，此前的史学著作中，对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活动，多有忽略。《续资治通鉴》于政权分立时期斟酌统系，在宋年号之下同时书写辽、金、西夏年号，强化以帝王正统论为核心的历史观念，和爱新觉罗·弘历《通鉴辑览》中的强调不谋而合。并冲破传统观念中“ 夷夏之防” 的禁锢，对少数民族政权合法性意识的增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面俱到地记载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史事，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民族大融合时期的历史风貌。这是相对以往私家隶书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态度上的一大进步。
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封建王朝提供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因此着重论述政治史，在经济、文化部分颇有省略。而《续资治通鉴》除以政事部分为多外，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也详载备至，避免了过偏之病，反映了编者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学术价值
《续资治通鉴》在文献依据方面有了超越以往的成绩，篇幅之繁富和考订之详审，亦非之前的续通鉴诸家所可比拟。学界公认其水平高于之前的陈𣐕 、王宗沐、薛应旗 、徐乾学诸家，后世史学家把它作为堪称续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唯一著作，两书合刊为《正续资治通鉴》，在乾嘉时期私人系统性史著稀缺之际，学术价值受广泛认可。
整理编修史料
由于之前史料残缺及史学家们知识欠缺，之前续作中多有错误。《续资治通鉴》对其中错误进行了修改，如对于历史纪年，详细到帝王纪年、改元纪年、朝代更替纪年等的一一甄别。地理知识的也多有改动，如此前资料颜师古注《汉书》、李贤注《后汉书》和《晋书·地理志》等的错误，在《续资治通鉴》中都得到了更正。毕沅还借助金石考据用以证经史，纠正了许多史志错误。
补充完善史事
该书以 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主，参以此前诸家续鉴，在记述上更加详备，另据《契丹国志》等书，补辽、金、西夏史事之遗漏。元朝事则多引文集，旁及说部之可信者，丰富了辽、金、西夏、元朝史事的记载。其中辽、金、西夏史事附于宋年号之下，记载内容涉及的层面及详尽程度和宋几乎没有差别。
突破史学发展
乾隆时期，史学编纂以官方为主，官方主导大型、系统隶书的纂修。《续资治通鉴》以毕沅私人组织编纂，挑战官方对历史叙事的主导地位，孵化出乾隆时期史学发展的新因素。
纠正殊乖体例
之前的续作在体例上不严谨，一事常常有重复出现的情况，《续资治通鉴》对其进行了纠正。如：薛应旗《宋元资治通鉴》，记真德秀兼宫教劝济王孝敬以俟天命语，一篇之中，前后两见。《续资治通鉴》对其做了更改，首次见于卷一百六十二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 蒙古太祖十七年）五月：“真德秀时兼宫教，谏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则天命归之，否则深可虑也。’ 竑不听。”第二次出现时，用“复以前言进于竑”代之，避免了重复叙事。
记叙体例多样
过去，编年体历史书籍表述历史主要以时间为线索进行记叙，这种方法容易割裂史事的完整性。《续资治通鉴》采用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写法，跳脱“以事系日”， 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逐条排列史事的程式，突破了编年体的局限，扩大了记事容量。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莫友芝在《修补毕氏续资治通鉴刊板跋》中称：“虽纪四百年事，较温公纪千数百年者，卷遂有三之二，犹启后来议端，续温公书诚不易易。然其缜密详赡，在二代编年家，固未能或之先也。”
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张之洞评价《续资治通鉴》：“宋、元、明人续通鉴甚多，有此（即《续资治通鉴》）皆可废。”
王继所撰《毕秋帆述评》一文，肯定了毕沅《续资治通鉴》一书“取材宏博，考证谨严” “删去《通鉴》发挥褒贬、口诛笔伐的‘臣光曰’评论，是对《通鉴》的积极改造”“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缺点”“继承了《通鉴》的优良传统，不述异，不语神怪”“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活动记载有所增强”等优点。
当代学者刘盛评价《续资治通鉴》：继承了徐乾学等人《资治通鉴后编》的基本架构，在此基础上对该书进行了一番丰富资料、考证辨伪的工作，特别是在乾嘉时期新的书写环境下，对相关部分进行了相应的改写。全书既照应了当时的书写环境，又有节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是一部了解宋元时期历史的脉络清晰、史料丰富、结构合理的基本读物之一。
学者陆泰评价《续资治通鉴》：《春秋 》出，使“乱臣贼子惧”；《资治通鉴 》出，成为历代皇帝的教科书；《续资治通鉴》出，使元明清历史延续，并丰富了少数民族建国的史料，是经世功能极强的著作。
负面评价
梁启超曾指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
王继所撰《毕秋帆述评》，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一者毕沅终究缺乏司马光的史才与文思，有志续书而无力凝炼裁剪，总其成的水平不高。二者修书计划受条件的限制，一直未建立一个固定的修史班底，预修诸人，随来随去，书成众人之手，参差抵，在所不免。同时指出该书上不足以与《资治通鉴》媲美，下不能与 《明鉴》抗衡。
参考资料
论王宗沐《续资治通鉴》的“资治”特色.中国知网.2023-05-08
《续资治通鉴》平议.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2023-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