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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古代联系南亚、东南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东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商贸、交通线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是”丝绸之路“的延申。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使用”丝绸之路“一词。随后，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在《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中国的丝绢贸易有海路和陆路两条商道。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一书中正式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由于简明易懂，很快被大众和媒体接受。此外，海上丝绸之路还拥有别称“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等。

海上丝绸之路大致可分为两条主航线：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海航线从中国通向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南海航线从中国通向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这两大航线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网络，并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延伸、拓展。其中，南海航线为主线，东海航线占据次要地位。东海航线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周代建立时期（约公元前1112年左右），南海航线则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约起始于秦汉。海上丝绸之路总体来说起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发展于魏晋，在隋唐时期逐渐兴盛，到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到了16世纪明代后期由于西方新航路的开辟和“海禁政策”的实行而逐渐衰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环球海上航线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西方列强远侵中国的炮舰之路，标志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彻底衰落。近代时期，中国海权丧失，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整个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倡议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海上丝绸之路焕发新生机。

总体来说，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位于中国泉州市，主要以南海为中心，具体路线是：由广东省、福建沿海港口出发，经南海、波斯湾、红海，将中国生产的丝绸、陶瓷、香料、茶叶等物产运往欧洲和亚非其他国家，而欧洲商人则通过此路将毛织品、象牙等带到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为：泉州—福州市—广州市—海口市—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共和国。

海上丝绸之路横跨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交通、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的重要海上洲际贸易通道，连接地区包含亚欧非三大洲，是目前发现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到了明代郑和通过这一航道七次下西洋，更是开创了和平外交和经贸的航海模式。直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仍然焕发生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海上大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如中国瓷器和茶文化随着海上丝路传播到世界各地，还催生出了沿线一批重要城市，如广州市、泉州市、宁波市、南京、占城、古里、阿丹等。

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计划一直在推进，2009年，国家文物局提出将海上丝绸之路按文化线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申遗工作起步较早的广州、宁波、泉州、扬州市、蓬莱5个城市被纳入联合申遗计划。2011年4月，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更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通知》，决定在各地申报的基础上，更新预备名单。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项目位列其中。2017年初，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策略进行了调整。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港口城市“古泉州(刺桐)史迹”作为2018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命名

海上丝绸之路是借助“丝绸之路”概念延申出来的表述，是指中国古代联系南亚、东南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东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商贸、交通线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形容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基础上形成的中西贸易通道。随后，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中国的丝绢贸易有两条商道：一是通过粟特国的陆路，另一是通过海路到达印度沿岸。另外根据季羡林的研究，在古印度巴利语文献中实际上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印度货船远行至中国的事情。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一书中正式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由于简明易懂，很快被大众和媒体接受。在中国，陈炎是最早关注和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他于1980年正式提出、而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

此外，海上丝绸之路还拥有别称“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隋唐时期运送的大宗货物多是丝绸，人们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水道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瓷器渐成主要出口货物，这条路被叫作“陶瓷之路”；明代涌向欧洲的茶叶成为最大数量的出口商品，它又被唤作“茶叶之路”。

范围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位于中国泉州市，主要以南海为中心，具体路线是：由广东省、福建沿海港口出发，经南海、波斯湾、红海，将中国生产的丝绸、陶瓷、香料、茶叶等物产运往欧洲和亚非其他国家，而欧洲商人则通过此路将毛织品、象牙等带到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为：泉州市—福州市—广州市—海口市—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共和国。

具体而言，海上丝绸之路大致可分为两条主航线：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海航线从中国通向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南海航线从中国通向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这两大航线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网络，并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延伸、拓展。其中，南海航线为主线，东海航线占据次要地位。

南海航线

南海航线是指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印度洋至西亚、非洲的贸易航线，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市，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汉武帝时，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海上交通贸易往来正式开始，海上丝路初步形成。汉代形成的南海至印度洋航线的大致路线为：从广东徐闻或合浦县出发，沿着海岸线驶过南海，进入泰国湾，穿过马来半岛后进入孟加拉湾，最后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端。

魏晋时期，南海航线继续发展。一是广州港的兴起。随着珠江流域经济的开发，广州市很快以其特有的区位优势取代了徐闻县、合浦的地位，成为中国海外贸易首要口岸，海上丝路的起点也因此移至广州；二是海上丝路继续向西方延伸，其终点已开始从印度半岛东南部向西，跨越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

唐朝时期南海航线大体上从广州市出发，经大屿山岛以北入海，经海南岛东部向南抵达越南占婆岛、昆仑岛；向南经新加坡市至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西航至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至巴基斯坦卡拉奇，向西进入波斯湾，抵今伊朗阿巴丹、奥波拉，溯幼发拉底河至巴士拉，由此陆运至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

东海航线

东海航线是指自中国东北部沿海，经渤海或黄海、或东海到达朝鲜，再渡朝鲜海峡，最终抵达日本的贸易航线。

东海航线约起始于周武王灭纣时期（公元前1112年左右），武王封箕子到朝鲜地区，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证明此时中国就和朝鲜地区有了沟通。

秦汉之际，从中国到朝鲜、日本的海上交通路线已经形成，标志东海丝路已经开辟。其航线大体是从登州（今蓬莱）或莱州市出发，至辽东半岛南端过渤海海峡，沿岸东北行至鸭绿江口。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经朝鲜海峡至日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海航线的大致航路为：由建康出发，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后，沿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至山东半岛的成头山附近，继续沿岸而行，到达朝鲜半岛北部。或由成山角东进，横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东南部，然后再沿岸南下，渡朝鲜海峡，抵日本。

隋唐时期的东海丝路航线呈现多样化趋势。天宝至新罗的航线有两条：一是从登州(今山东蓬莱)过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南岸，再沿岸东北行至鸭绿江口。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过身弥岛、大阜岛，至牙山湾内的海口。再陆行至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庆州；二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启航，横跨黄海直抵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大同江口或江华湾。唐朝到日本的航路此时也有两条：一条是北线从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启航，横渡东海至奄美大岛，往北经诸岛越大隅海峡至鹿儿岛市再沿海岸北上至博多大津(今福冈县)，再东航至难波(今大阪)。另一条是南线从江浙沿海的楚州(今淮安)、扬州、明州、温州等港口启航，向东偏北斜穿东海，至日本的值嘉岛(今五岛列岛与平户岛之间)，再航抵博多和难波。

后世发展范围

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进一步向前延伸到阿拉伯半岛西端的亚丁及东非沿岸，带来了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岸各国间贸易关系的密切。

明朝时期海上丝路分为四条，一是中国至满剌加航线。越南海，经占城、真腊(今柬埔寨)，进入泰国湾,再从罗湾沿马来半岛南航至满剌加(马六甲)。二是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各岛之间的航线。从满剌加经龙牙门(林加列岛)至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再经假里马丁(卡里马塔)与麻叶(勿里洞)之间，到达爪哇。再西航，过马六甲海峡至苏门答腊北岸和马来半岛两岸诸国。三是孟加拉湾航线。以翠兰屿(今尼科巴群岛)为汇合点，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至榜葛刺(今孟加拉)，向西抵达锡兰岛，再西航至溜山(马尔代夫)和印度西海岸各国。四是阿拉伯海航线。从印度西海岸西北行，至波斯湾口的忽鲁漠斯，再沿阿拉伯半岛东南岸经祖法儿(今佐法尔)至阿丹(今亚丁)，越亚丁湾，沿非洲东岸经摩加迪沙(摩加迪沙)、卜刺哇(布腊瓦)、竹步（准博）、麻林(马林迪)，再南航经莫桑比克海峡，过马达加斯加岛的南端而返。另从阿丹航红海，西北行，抵达天方(今麦加)。

到了明朝后期，在有限的开海贸易政策下，明王朝允许商人从福建漳州月港出海贸易，由此开辟了从漳州月港到菲律宾马尼拉，再横渡太平洋直抵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航线成为海上丝路一条新航线——太平洋丝绸之路。

清代实行“海禁”制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颁布“开海令”后，于次年在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广东广州四地设置对外贸易港口，并分别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负责管理海路贸易。由于历史及地理原因，在多口通商时期，欧洲商人来华贸易主要集中于广州。但从18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为打开毛织品市场、接近丝茶产地，英国商人频繁往来于浙江宁波、舟山岛等地，英国商船频繁北上引起清政府疑虑。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下令禁止外商到江、浙、闽三关贸易，只许在广州市一口通商。

发展历史

综述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阻断，海上丝绸之路代替其逐渐兴起。除了战争之外，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另一原因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形多山少平原，内陆交通不便，因此沿海居民向海洋发展。另外，陆路贸易要经过许多恶劣的地区，困难较多，而中国东岸有季风帮助航行，海路较之陆路更为便利。

海上丝路前身

中国先民的航海活动至迟在商代已延伸到域外。商末，贵族箕子率领殷民渡海到达朝鲜，在朝鲜北部建立政权，史称“箕氏朝鲜”。战国以来，齐、燕两地的人民与朝鲜颇多往来。秦朝时，方士徐福率众自山东半岛出发，沿渤海海岸航行至朝鲜半岛南部，过朝鲜海峡，到达日本。徐福东渡的真实性尚存疑问，但相关文献反映了秦汉之际，从中国到朝鲜、日本的海上交通路线的形成，标志东海丝路已经开辟。其航线大体是从登州（今蓬莱）或莱州市出发，至辽东半岛南端过渤海海峡，沿岸东北行至鸭绿江口。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经朝鲜海峡至日本。

汉朝时期

刘彻消灭南越国后，利用海路扩大了对外交流，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这也是狭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当时的航线：从徐闻郡、合浦郡出发，经过南海到达马来半岛、泰国湾、孟加拉湾，抵达印度半岛南部的甘吉布勒姆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福州港也与交趾七郡有往来，成为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

汉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相对固定：从北部湾畔出发，大致沿岸前行，经由马来半岛，抵达今印度和斯里兰卡。主要出口商品是丝织品，有所记载的入口商品有乳香（薰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等。东汉时期，刘庄派使者到西域，从大秦（罗马帝国）得到了珍贵的贡品，如象牙、犀牛角、玳瑁等。这是中国和罗马帝国第一次有记载的交流。

此时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基于各国的官方保障，由此决定了其为政府行为的属性，如陆上丝绸之路以张骞受命“凿空”西域为正式开通。汉朝时的海上丝路以丝绸贸易为象征，官方主导，民间参与，路线相对明确固定，且对日后中外交往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为适应水路交通及航海业的需要和利用长江天堑抵挡北方势力的南下，六朝政府非常重视造船航运业，使这一时期造船业获得空前发展。航海经验更加丰富、航海水平进一步提高。在六朝政府积极发展海外关系的政策推动下，海上丝路逐步向前延伸。南海航道逐步发展，如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26年）设置了广州市（今广州市），南方海上贸易有所发展，到了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方海上丝路的终点已开始从印度半岛东南部向西，跨越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东海航道也开辟了通往日本的新航路。

魏晋时期的对外贸易实际地区和国家达到了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此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主要出口商品是丝绸，进口商品则种类丰富，包括珍珠、香药、象牙、犀牛角、和玳瑁、珊瑚、翡翠等各色宝石等。此时以广州市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带来了丰厚的对外贸易收入，甚至成为南梁各政权的财政主要依赖。

此时的对外贸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外国，二是外国政府派遣使者来中国进行朝贡。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此时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由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中断衰弱，唐朝时官方加强了对海路贸易的重视，设置了专门的海上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并设置了市舶税，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促进海上贸易发展。

此外，唐朝还开辟了海上贸易新航线，促成了东洋航路与南洋航路并重的格局。唐代开辟的东洋航线主要是从我国扬州市、苏州市、宁波市等南方海港城市穿越东海到达日本的新航线，这一新航线缩短了航程，促进了日本与中国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的宗教传播和贸易往来。中国文化也被大规模地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家。南海航线则是开辟了从广州市出发，经海南岛东部横跨南海的深海航线，航线先从广州驶出，途径珠江口、越南沿海占不劳山(今岘港以东之占婆岛)、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之燕子)、门毒(今越南归仁)、奔拖浪(今越南藩朗)、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越泰国湾至海峡(今马六甲海峡)、婆国伽蓝洲(今印度至尼科巴群岛)等地到达斯里兰卡(今斯里兰卡)，然后分成两条路线，经印度西海岸北上或横渡阿拉伯海直抵波斯湾阿拉伯帝国。从波斯湾口循阿拉伯半岛而行可入红海，折而南下可直至东非。中国商船从广州市航行至波斯湾尽头的末罗国(今巴士拉)，仅需89天。

隋唐时期的主要出口商品是丝绸、黄金和瓷器，主要进口商品则是珠香、象犀、玳瑁等物品。

这一时期，依托唐和阿拉伯帝国（中国人称其为“大食”）这两个强盛的国家，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鼎盛期。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造船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一是所造船舶数量增加、载重量上升，二是宋代出海船舶的抗沉性和稳定性有了进一步增强，实现了航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宋人不仅已熟练地掌握了海洋季风的规律，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航行线路准确，航程缩短，风险降低。在此基础上，宋元海上丝路进一步向前延伸到阿拉伯半岛西端的亚丁及东非沿岸，带来了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岸各国间贸易关系的密切。除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之外，宋元延续唐代的做法继续设置市舶司来管理海上对外贸易。宋朝在广州市、泉州市、明州、温州市等多个地区设立市舶司，拥有河港、海港多达100多处。元朝延续宋朝的海路贸易进行发展，还制定了系统完整的海路贸易管理条例。此外，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广设驿站，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许多来自陆上丝绸之路的货物经过市场流通后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高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一带，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丰富度由此得以增加。此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40 多个。此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仍然是两线并行，东海航线主要沟通朝鲜、日本等地，南海航线主要沟通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等。

这一时期的出口商品种类更加丰富，除了传统的陶瓷、丝绸、茶叶等物品外，胡椒、中药材、金银珠贝等也成为出口商品。进口商品则包括各类香料、纺织品、药物、金银器等。

尽管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繁荣发展，但元朝也是历史上首次实行海禁政策的朝代。共有过四次海禁，封禁时间短、次数多，主要原因是防止铜钱等违禁品外流、对外战争的需要和抵御倭寇。第一次封锁从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持续到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第二次封锁从1303年（大德七年）持续到1308年（至大元年）；第三次封锁从至大四年（1311年）持续到1314年（嘉祐元年）；第四次封锁从1320年（嘉佑七年）持续到1322年（至治二年）。此后终元一朝不再封锁海洋。

明朝

明朝对外实行睦邻友好政策，自明初征赋就开始实施”海禁“政策，禁止民间进行海路贸易，主要由官方进行带有朝贡性质的贸易，进行对外海路贸易需要拥有官方特许的“勘合符”。洪武七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关闭明州、泉州市、广州市三市的市舶司，标志着明朝闭关锁国的开始。虽然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朝廷派遣郑和七次组织船队远航至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外交贸易。但是民间海外贸易一直被严格禁止，尤其是嘉靖时期为了抗击倭寇，海禁政策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直到隆庆元年( 1567 年) ，御史涂泽民倡议开放海禁，持续了两百多年的海禁政策才逐渐松动。

尽管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但民间贸易也并未完全断绝，明代前中期宁波港外的双屿岛及漳州市等地盛行走私贸易。到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开放海禁时，政府将漳州等地的走私贸易纳监管，并开设“洋市”，征收赋税，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从漳州月港出发经马尼拉通向美洲的贸易路线，这时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几乎遍及全球。但此后，中国长期持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活动逐渐由盛转衰。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帆船迅速从印度洋退出。到了15世纪末,中国船舶已从苏门答腊岛以西消失，仅仅活动于马六甲以东海域。

明代通过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出口的中国商品种类和数量都很多，包括瓷器、漆器、茶叶、麝香、金属制品、纸张、粮食、手工业品、矿产品、水产品及药品等，丝织品和瓷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进口商品则主要是海外奇珍异物和香料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物品种类，包括香料、药材、漆器、纺织品、金银和玻璃器皿、军用品、珍禽异兽等，甚至还有黑奴。

当中国海上贸易因为政府的海禁政策逐渐衰落时，欧洲人乘势而起。16世纪初，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自西而东进入亚洲的新航线，西班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绕过南美洲自东而西进入亚洲的新航线。这些新航线最终都与早已存在于亚洲海域的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从而将海上丝绸之路从区域性的海上航线延伸为全球性的交通网络。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海上丝绸之路本以中国文明为核心而展开，其兴盛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国，但欧洲人东来之后，很快就取代了中国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主导地位。

清朝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海路对外贸易在船舶建造、船队规模、运载能力、航行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历代的水平。不过在衰老的封建制度的束缚下，中国航海事业和当时世界航海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清初允许私人出海进行贸易，但随后为了打击郑成功等抗清势力，清政府多次实行严格的“海禁”制度。清政府先后于顺治帝十二年（1655年）到康熙十五年（1675年）发布了一系列“禁海令”，并且为了更好地实施海禁政策，还三次发布迁移沿海居民的命令，分别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此时的海禁政策严苛，要求“寸板不许下海”。迁移沿海居民时不仅会将其原来所住房屋全部焚毁，也禁止沿海居民出海。

不过即使在海禁时期，官方贸易、地方政权贸易和走私贸易仍然在进行。清朝的主要贸易对象是琉球王国、暹罗和荷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颁布“开海令”后，于次年在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广东广州四地设置对外贸易港口，并分别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负责管理海路贸易。随后，因英国商人抵制清朝的行商制度并在宁波市定海区建立丝茶贸易据点，清朝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销了宁波、厦门市、松江区三港的海关，由多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但广东省沿海大小口岸及宁波、厦门等港口仍准许同南洋各国进行贸易往来。

清朝时期的海路出口商品主要有：茶叶、生丝、土布、瓷器、大黄、桂子、糖、汞等产品。进口产品主要有：棉制品、金属材料、香料珠宝、玻璃、自鸣钟、千里镜、香水、大米及鸦片等。此外，欧美地区的白银也不断流入中国。

1800年之后，一方面清朝日益腐败没落，另一方面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来袭，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舰队沿着海上航线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环球海上航线的性质自鸦片战争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西方列强远侵中国的炮舰之路。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彻底衰落。中国海权丧失，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整个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现代发展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起始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经东南亚国家到达南亚、西亚、南欧，以及东非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同年9月7日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构成“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提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5年，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描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构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细化为一项项地区和国家发展项目，主要关注改善贸易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地区的连通性。如：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在政策沟通、经济关系、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技术以及人文交流等各方面加强了联系，双方关系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取得了新的合作成果。

地理环境

气候

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划分成8个单元，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东南亚近岸海岛、南亚-西亚近岸海岛、红海海域海岛、地中海海域海岛、非洲东海岸海域海岛以及马尔代夫。

菲律宾群岛气候属季风性热带雨林气候，高温多雨，湿度大，受台风、热带气旋影响显著，年均气温约为27°C，年降水量2000-3000毫米；印度尼西亚群岛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地中海海域海岛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少雨，冬季受西风带控制，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全年降水量300-1000毫米；东南亚近岸海域海岛属热带季风气候，受季风影响显著，降水季节差异明显；南亚-西亚近岸海域海岛，南亚大部分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高温，年均降水量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和季节差异，分布有广阔的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风林，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南部为热带沙漠气候，降水稀少；红海海域海岛，红海受北回归线高压带控制、同时受非洲北部和阿拉伯半岛的热带沙漠气候影响，气候常年高温干燥，降水稀少；非洲东海岸海域海岛以热带草原气候为主，索马里北部为热带沙漠气候，热带草原气候受赤道低压带和信风带交替控制，全年气温较高，分明显的干湿两季，当赤道低压带控制时，降水充沛，当信风带控制时，大陆气团盛行，干旱少雨；马尔代夫候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年湿热。

水文

海上丝路始于中国沿海地区，经今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抵达红海、地中海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

南海海区南侧地形错综复杂，分布有西里伯斯海、爪哇海、班达海，海域周围分布有众多群岛，海区四通八达，水域纵横交错，流场分布在这种地形的影响下也是多变的。这一区域每年冬季在加里曼丹岛东西两侧有南向的海流流向爪哇海，西侧流系沿着小巽他群岛向东流动，至爪哇海南端，约东经115°的位置分开，一支流出爪哇海；一支继续向西流动，东侧一支在加里曼丹岛南侧处与西侧流系交汇。春季时，西侧流系由于南海海区流场的减弱而消失，东侧流系维持，同时在苏拉威西岛西侧形成一支流向爪哇海的流系，两支流系在苏拉威西岛南侧汇合，同时在爪哇海南端、约东经115°的位置流出。在夏季，苏拉威西岛两侧流系继续加强，使得这一流出的流系达到鼎盛，到了秋季，由于加里曼丹岛西侧流系的建立和苏拉威西岛东侧流系的消失，由爪哇海流向印度洋的流系减弱，该流系流速分布在1米/秒左右，分布时间在夏季附近。

马六甲海峡区域，其表层流场的流向在各个季节的代表月中始终沿着海峡流向印度洋，这一流动在秋冬季节流速较大，而在春夏时节由于印度洋北纬5°—北纬10°间在印度半岛西侧存在东向流场，在海峡出口处与出流交汇。

印度洋区域，9月印度洋赤道流系开始出现，10-11月流速增大，12月受季风影响赤道流系减弱、北侧有一流系加强生成、流向与赤道流系相反，次年1月赤道流系北侧中断、南侧维持东向弱流速，至4月赤道流系继续形成维持。

莫桑比克海峡区域，其西侧主要以南向流为主，受地形影响，南向流系的东侧流向偏北；海峡东侧流场较为杂乱，海峡北部活动有一个逆时针方向和两个顺时针方向的流涡，海峡南部有一顺时针方向的流涡。

重要城市

中国

广州

广州古称番禺区，从3世纪左右就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延续2000多年的大港口。唐宋时期，广州发展为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闻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由于泉州市港口的发展，广州退居为中国第二大港。但明初、清代海禁政策又使得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是唯一长盛不衰的大港口，有人将广州港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

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市内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共有 20多处，包括南海神庙、怀圣寺（光塔寺）、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莲花塔、沙面岛西式建筑等。

泉州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位于中国泉州市，泉州在元代时发展为世界第一大港。泉州位于福建省南部，东临东海，其余三面环山，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白糖、茶叶、陶瓷、绸缎、麻布、酒类等物产。南梁时期，泉州市就有与海外友好往来的记录。唐末五代十国时，泉州以成为外贸港口，拥有相当规模的造船业，并且由于和台湾海峡相接，拥有渚港、安海港等天然良港。北宋元祐二年（ 1087年），朝廷在此设福建路市舶司。南宋时，泉州已经成为和广州市并驾齐驱的大港口。到了元朝，孛儿只斤·忽必烈在至元十四年 (1277年 )首先准许重建泉州市舶司，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黄金时期。泉州的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

泉州也拥有丰富的古代海外交通贸易遗址遗存。著名的如：唐代始建的开元寺、伊斯兰教圣灵山墓、元代阿拉伯文碑和明代郑和行香碑、始建于宋代的伊斯兰教清净寺、九日山宋代祈风石刻、草庵元代浮雕波斯摩尼佛像、始建于南宋的天后宫等等。并大量保存着历代阿拉伯人墓。

宁波

宁波位于东海之滨，由于宽阔的河道和稳定的河床，内河航运发达，港市地理条件优越。早在秦汉，就有人们通过会稽（今宁波）出海的记录，最迟在东汉初年，宁波地区已与日本有了交往。到了唐朝，宁波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此时宁波的海外贸易尚且不如扬州市，但是到了宋代就超过它了。宋代曾迁两浙路市舶司到宁波，或同时在杭州市、宁波、广州市三地设置市舶司。南宋还在宁波建造了市舶库。宁波在元代也设置了市舶司，仍然是中国主要外贸港口之一。

宁波市现存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化遗产有67处，除了物质遗存外，还形成了包括民俗传说、传统戏剧曲艺、手工技艺等在内的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京

南京依靠通江达海的地缘优势和十朝都会的政治优势，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南京在明朝时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统一政权的首都，不仅吸引了许多外国使臣经海上丝绸之路前来南京“入贡”，以南京为始发地的“郑和七下西洋”事件使得古代海上丝路的发展到达顶峰。

南京也拥有大量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以龙江船厂遗址、浡泥国王墓、郑和墓、洪保墓4处史迹最为典型，并已列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点。

国际

占城

占城，印度支那古国。即占婆补罗，“补罗”在梵语中意为城，简译占婆、占波。占城位于今越南的中南部，王都位于因陀罗补罗（今茶荞）。国土较广，北起今越南河静省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潘里地区。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代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中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20世纪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

占城海上贸易很活跃，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指出，占城是“海外诸蕃国”中西南诸国的“都会”之一。与宋朝有密切贸易关系的阿拉伯等国商船东来时往往在占城逗留，然后从占城出发，走海路若顺风的话，半个月即可到达广州市。“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宋元时期，占城移民及其后裔已遍布中国东南沿海。到明代时，占城是郑和下西洋在海外的第一站，也是郑和下西洋的货物中转站，在海上丝路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古里

卡利卡特，今卡利卡特，是印度西南海岸的一座港口城市。在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一带，为古代印度洋海上的交通要冲。这个出现于公元十三世纪的古国频频出现在中国古籍之中，宋时称作南毗国，元时称作“古里佛”，明时称作“古里”。

在明代人的认识中，古里是西洋诸国交汇的要地。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终点，也是后四次前往非洲东岸和阿拉伯国家的大本营，郑和船队在这里补充淡水和食物。当时郑和为了答谢古里国国王沙里地,安排筵宴，款待沙里地。席间，郑和的副手王景弘向沙里地国王提出，为纪念这次远航，在古里国盖一座碑亭，以留作纪念。沙里地国王欣然同意。这样，郑和船队的官兵就动手盖造碑亭。经过船队官兵的努力，没有多久，在古里国盖造好了一座中国风格的碑亭，石碑上刻有碑文。《瀛涯胜览》中记述了在古里国建碑亭及碑文内容：“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大宝船到彼，起建碑亭，立石云：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同风，刻石于兹，永乐万世。”

阿丹

阿丹（今亚丁港），素有“欧、亚、非三洲海上交通要冲”之称，是世界著名的港口。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端，扼守红海通向印度洋的门户。

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阿丹国曾派使团来中国访问。所以，永乐十五年郑和对阿丹的访问是一次回访。此后，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又派出一支分踪（小型船队）访问了阿丹。第七次下西洋时，于1432年三访阿丹。而每次访问，均以此为中转站，访问红海沿岸和东非各地。

影响价值

经济方面

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沿线经过中南半岛、印度洋，红海等地区，沟通了南海诸国、东非和欧洲，是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海路，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不仅推动了物产交流，如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通过海上丝路输往世界各地；也结合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推动了私人商船远航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形成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

文化方面

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中国的民族工艺和儒道思想传播到海外，对沿途国家和地区甚至欧洲各地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时期掀起了“中国热”。其中，瓷器和茶叶的影响尤为突出。

中国瓷器在世界许多国家广受欢迎，俄罗斯、法国、埃及等很多国家都崇尚收藏中国瓷器或将其作为外交礼品，甚至把中国瓷器作为身份的象征或类似黄金的代货币。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如阿拉伯国家仿制中国瓷坛、波斯结合中国瓷器造型创造出波斯陶器，之后东南亚、欧洲等地的许多国家也都掌握了制瓷技术。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将中国瓷器工艺与本国文化进行结合，创作出许多为文化产品。崇尚中国瓷器的观念也影响到了这些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甚至融入到了宗教文化之中。

茶文化也随着海上丝路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了许多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如日本9世纪的“弘仁茶风”（贵族模仿中国人品茶）、12世纪日本僧人特意将到中国茶种带回日本种植，经过发展后最终形成日本茶道；荷兰17世纪初率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茶叶输入欧洲，从此开始推行饮茶之风；英国的饮茶之风更是盛行，到了18、19世纪，茶叶在英国开始由贵族阶级推广到平民阶级，转变为大众饮品，最终饮茶文化成为英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方面

海上丝绸之路在宗教文化传播交流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早期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都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中国早期的佛教传播主要是由中外僧人取道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著名僧人有昙摩耶舍、达摩、法显、义净等。伊斯兰教也是通过海上丝路传播到东方的，当时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前来中国经商的穆斯林商人经常一手提着货物，一手拿着《伊斯兰教圣经》。中国古代名港广州市、泉州市等地还留下了不少伊斯兰教的遗迹。16世纪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也是通过海上丝路进入中国的，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在中西方文化和宗教之间进行双向传播。

除此之外，中国的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也曾沿着海上丝路对周围国家产生影响。如佛教在传入日本、朝鲜的过程中，很多教义都受到了中国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的影响。以妈祖信仰为代表的中国民间信仰也随着海员、海外移民而传入外国，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较大。

当代价值

在经济方面，从效果来看，中国政府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目前，中国已与沿途多个国家建设了经贸合作区，中央企业在铁路、公路、通信网络等基建、能源资源合作、产业投资和园区建设等三大方面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取得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中国交建的港口建设覆盖缅甸、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家。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支持力度十分显著。如：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

在政治方面，在新的国际形式下中国倡导建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富含军事意图与地缘政治意图的发展战略。在以美国等西方强国主导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各国奉行现实主义，权力和安全远远大于经济利益和人文交融。“一带一路”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通过推广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打破传统以军事安全为主的大国竞争，提出一种全新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概念，通过发展经贸，构筑世界秩序的新方向，达到真正的和平崛起。

在文化方面，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沿途国家的文化交流。如：近年来，中国与斯里兰卡考古专家在斯里兰卡多地开展联合考古；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考古人员共同探寻深埋在沙漠下的塞林港；来自中国和希腊的专家学者就两国最早“大学”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开展对话，讨论中国与希腊古典文明；中国和埃及举办文化年活动，开展涵盖文化艺术、图书、青年教育等各领域交流活动100余项，文化交流达到新高度。

申遗计划

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其实早已展开。2009年，国家文物局就提出将海上丝绸之路按文化线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申遗工作起步较早的广州市、宁波市、泉州市、扬州市、蓬莱5个城市被纳入联合申遗计划。2011年4月，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更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通知》，决定在各地申报的基础上，更新预备名单。各地积极准备申报文本，上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初步审核后，派员进行了现场考察评估。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项目位列其中，该项目包括广东广州，北海市，漳州市、泉州、福州市，浙江宁波，扬州市、南京，山东蓬莱等9个城市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

2017年初，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策略进行了调整。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港口城市“古泉州(刺桐)史迹”作为2018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4月20日，国家文物局在广州市召开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工作会议，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等9个省(区、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文物部门，广州、南京、宁波市、江门市、阳江市、北海、福州、漳州、莆田、丽水等市政府领导和文物部门负责人，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参加会议。全体与会代表一致推举广州为申遗牵头城市，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部署下，团结各兄弟城市共同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保护工作。

重要遗迹

2017年，伦敦召开海上丝绸之路国际专家研讨会，认为“海丝遗产”具有三个特点，包括时空界定的包容性、遗存类型的多样性以及申遗路线的开放性。2012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项目位列其中，该项目所包含的“海上丝绸之路·北海史迹”包括合浦汉墓群、草鞋村汉城址和大浪古城，三处遗产点互为关联，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海明代白龙珍珠城遗址被列为后备项目。

合浦汉墓群

合浦汉墓群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墓葬群之一，分布于合浦县城及其东、南、北三面，面积约68平方千米。地表现存的封土堆有1056个，从多个墓区历年的勘探和发掘情况估算，地下墓葬的埋藏量有上万座。合浦汉墓群的发掘始于20世纪50年代，截至2013年底，发掘的古墓葬数量已超过1200座。这批墓葬，以汉墓居多，三国墓次之，还有少量晋墓和南朝墓。按构筑材料和构筑方式的不同，汉墓可分为土坑墓、木椁墓、砖木合构墓(主要为砖墓)和砖室墓四类，出土文物近20000件，主要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及各类珠饰。合浦汉墓出土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是研究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草鞋村汉城址

草鞋村汉城址位于合浦县城廉州镇草鞋村西面，西临南流江分支一西门江，距现在的入海口约10千米，大致呈长方形，周长1300多米。20世纪80年代，该遗址被确定为“窑址”，并于1993年被列为合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11月至2012年1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厦门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学生开展田野实习，对位于遗址西北部的窑址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其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为补充资料进行了数次局部发掘。2010年5~6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抢救性清理遗址北部的建筑遗迹，在进一步的勘探中，发现了城墙和护城河，进而确认该遗址为城址。

大浪古城

大浪古城位于距合浦县城东北约11千米处的石湾镇大浪村古城头村民小组，西有周江向南流经县城（此段称“西门江”）后流入北部湾，距现入海口约21千米。大浪古城为汉代城址，正方形，边长约218米。2002年9月至2003年4月和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工作者为配合汉代合浦港课题研究，对城址进行测绘和勘探，并先后两次对城址进行发掘，发掘的具体位置分别位于北城墙、城中央及西门外。发掘面积共约690平方米，发现了居址和码头等遗迹，还出土文物一批，对城址的年代和性质有了初步认识。大浪古城应是始设合浦县的治所，在城址临江一面，还发现了土筑的码头遗存。

汉代人口稀少，从考古发现和当时的聚落特征来看，人口多是在城里及周边分布，港口不可能脱离城而单独存在，两者相互依存，在空间上也应是连接的，即港城一体。从草鞋村汉城址和大浪古城两座城址的堆积来看，大浪古城使用的时间短暂，自西汉晚期起，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治所移至草鞋村汉城址一带，港口亦随之顺江南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