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集法家理论集大成者韩非的代表著作，由其学生或后学所编集，本称《韩子》，唐代因与韩愈相区分而改为《韩非子》。战国末期，韩非的许多文章便已经开始流传，秦灭六国以后，这些篇章便开始被整理为书。虽规模未全，但内容大致已形成，入藏于秦皇室图书馆。今通行本《韩非子》是由汉代刘向编辑而成，之后历代仅在格式上有所出入，大体内容基本没有变动。
通行本《韩非子》共有五十五篇，与《汉书·艺文志》记载相一致，历代学者偶有“佚文”增补。经古今学者考证，这五十五篇中大多为韩非自作，仅有一小部分非其自作，是先秦时代流传相对完整的一部文献。其中重要名篇有《五蠹》《孤愤》《显学》《六反》《扬权》《说难》《解老》《喻老》《定法》等等，是先秦思想研究中无法跳过的重要著作。
《韩非子》中包含了丰富的思想，不仅继承并发展了早期法家如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的法治思想，形成了一个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思想体系。《史记》记载秦王见《孤愤》《五》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同时，《韩非子》还在人性论、宇宙观、历史观等哲学话题上有深刻洞见，并且其行文观点明确、逻辑森然，富有文学色彩。此外，《韩非子》中也有许多韩非对其他学派思想的解读，如《解老》篇是现存最早对《道德经》的解释及发挥，《喻老》篇是韩非发挥《老子》思想为其张目之作。加之《韩非子》中广泛征引历史人物、事件及民间故事、传说等内容作为其论证之辅翼，是研究先秦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和历史的重要材料，历来为学者所重视。
作者介绍
韩非简介
韩非（约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子、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市（今属河南省）人，战国末期集法家理论集大成者。
韩非出生于贵族之家，天生口吃，但善写文章。在他年少时，韩国就经常受他国侵扰，不断被削弱，于是韩非立志报国，积极向君主上奏自己政治主张，却始终未被韩厘王认可，韩非遂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文章。韩非为求治国良方，还曾游学于荀子，与李斯同学，学成后潜心著述。韩王安即位后，韩非逐渐受到重视。后来，韩非的文章传至秦始皇处，得到嬴政称赞，秦国遂欲进攻韩国夺取韩非。韩王安五年(前234)，韩非到了秦国，但因立场受怀疑等原因，并未受到重用。后来，李斯等进谗言，秦王政下令将韩非治罪。前233年，李斯派人用毒药逼韩非自杀。
韩非传承荀子、结合老子思想发展了法家学派，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具有君主集权思想。他指出，法是社会群体唯一的行为规范与标准，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客观性、公开性等特点。韩非认为君主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势位才能令行禁止，君主的权力主要体现在赏罚生杀之权。此外，君主要掌握驾驭群臣和调节君臣关系的秘术，要知人善任、循名责实。法、术、势相互依存，法为中心。韩非的法治思想源自其人性论，他认为人性莫不自私，莫不趋利避害。而君主之利与国家之利一致，须富国强兵，奖励农战，务实而不道仁义。这些思想具有功利主义特点。韩非还认为历史无常，事物不断变化，以此为自己的变法理论辩护。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秦国用他的理论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历史上立志改革的政治家也多受其影响。
争议篇章
经古今学者考证，这五十五篇中大多为韩非自作，仅有一小部分非其自作。
《初见秦》篇争论
最早在南宋时，就有学者鲍彪发现《初见秦》篇与《战国策·秦策》中的文字相同，而《战国策》将此文题为“张仪说秦王曰章”，将作者定为张仪，因此鲍彪反而认为是他所见的《战国策》记录有误，将该篇作者改为韩非。这一做法让学者们注意到了问题的存在，而支持鲍彪观点，以韩非覆盖张仪的做法还包括元朝吴师道，清代卢文、顾广圻等人。稍后的南宋史学家王应麟在《汉艺文志考证》中则提出：“后人误以范雎书厕于其书”，认为混入了范之书，即首次提出了《初见秦》并非韩非之作的观点，拉开了“《韩非子》第一公案”的序幕。
支持《初见秦》篇为韩非之作的观点主要包括如下：邓思善、高亨等学者认为《初见秦》篇在内容上与《韩非子》中其他篇目有共同的四相倾向；陈祖厘从《初见秦》中反映的作者政治立场与韩非的生平比较中认为本篇符合韩非的思想；陈奇猷等学者则从韩非所处的历史背景与个人经历与文中所反映的历史信息相比对，从历史学考据的角度论证《初见秦》为韩非真作；陈千钧、蔡尚思等学者则或持韩非卖国论、或持韩非爱国论，都试图从其由韩入秦的经历来论证本篇为其真作。
反对《初见秦》篇为韩非之作的观点主要包括如下：容肇祖等学者从《初见秦》篇中的行文细节与对应的历史信息不符，来论证该篇不会是韩非所处时代发生的事情；刘汝霖、郭沫若等学者都以同样的思路，根据历史背景来反推本篇的真实作者身份为何，提出了“东方说客蔡泽”“吕不韦”等诸说。总而言之，本篇在作者上存在较大争议，内容上也不甚涉及法家思想的核心，所以该篇被大部分韩非研究者排除在《韩非子》之外。
《存韩》篇争论
对于《存韩》的真伪学界已经形成了相对一致的共识，本篇共三部分，是三篇独立的奏疏，属于朝廷文献汇总性质的文本，或许因为编集的后人因其同在讨论韩国的存亡问题而编为一篇。在这三部分中，学界公认第一部分为“韩非上秦始皇书”，当为韩非真作；第二部分则为“李斯上秦王政书”，作者为李斯；第三部分则为“李斯上韩王安书”，作者也当为李斯。
《解老》《喻老》篇争论
《解老》与《喻老》两篇都是与道家思想紧密相关的篇章，因此作者是否为韩非引起了较大争论，代表观点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认为是韩非所作，其典型代表为明代的门无子和现代的章太炎。门无子的论点较简单，认为“申韩之学本出于黄老，故作《解老》。”章炳麟认为《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为解释《道德经》的权威，“后有说《老子》者宜据韩非为大传而疏通证明之。”
第二种观点认为韩非所作，其典型代表为容肇祖与陈启天。容肇祖认为：“《解老》《喻老》是解释微妙之言，韩非一人不应思想有这样的冲突，可证为非彼所作。”陈启天在《韩非子校释》《解老》篇前指出：“自司马迁以韩非之学，为本於黄老，旧日论者，遂多信本篇出于韩非本人，但近人渐有疑之者。
第三种，认为一半为韩非所作，一半为伪托。其典型代表为郭沫若《十批判书》中认为《喻老》可能出于韩非之手，《解老》篇中思想与《韩非子》中其他篇章思想差异太大，不像韩非所作。
《说难》篇争论
由于《说难》篇与韩非整体思想的矛盾性，所以学界有人怀疑此文并非韩非所作。其中，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容肇祖就曾以《韩非子·五》篇中内容作为参考，得出“《说难》篇所说的游说的方法，多方以求苟合，当然不是韩非所作”的结论，并直言“《说难》篇疑出于纵横家或游说家之手”。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站在法术之士道德品质的角度，发现《说难》篇中对游说之士所告诫的“切不可议论人主身边的大小亲信”，与《韩非子·孤愤》篇中批判君主身边“重人”“奸臣”的态度完全不符。由此认为现在所看到的《说难》篇，很可能并非韩非的作品。不过，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明确征引了《说难》篇，而且伪作之说也并没有确凿的绝对真实的实证资料，所以学界基本承认《史记》记载的相对真实性。
成书背景
政治背景
春秋战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小国很多，兼并不断。各国间的兼并是历史趋势。在兼并过程中，一般是大的诸侯国兼并小的诸侯国，更大的诸侯国又将其兼并。到后来，几个最大的诸侯国相互之间一时无法并吞，而这些国家自己国内或与其他诸侯国之间也有了麻烦。如晋国国内的六卿，赵、魏韩、智、范、中行六家在争权；楚国则与吴国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缓和兼并战争成为大国的共同要求。而大诸侯国之间少了一点矛盾，这矛盾却转移到了一些诸侯国内部。有的国内大夫们开始火拼，如晋国六卿于公元前497年开始互斗，到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联合起来，消灭了智氏，三家分晋；也有的诸侯被大夫夺去政权，如鲁国早在公元前562年已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桓分占政权。到公元前468年鲁哀公想借越国力量除去三桓，反被三桓赶走，到鲁悼公即位，“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正是从这一系列政治变化中，韩非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各国间不断并吞，其大势趋向于统一，与儒家主张用仁义、王道原则统一不同，韩非主张用法、术、势即道来统一。其次是指出了这一系列诸侯之间，特别是诸侯国内部斗争中的黑暗面，并在书中予以分析评论，提出应采取的对策，这些事实构成韩非理论的依据。三是在究竟由天子还是诸侯，或是大夫、陪臣来统一的问题上，韩非认为应当由诸侯来统一。但由于韩非对其中黑暗面的特别重视，予以反复强调，以至在总体上形成了为维护君主的绝对地位和权力、利益，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思想偏锋，为中国两千年封建集权政治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范式。
经济背景
古代社会主要的生产是农业生产，生产方式则是采取力役地租的形式，各级领主役使农民同时耕种公田和私田，公田上的收获归领主，私田上的收获归农民。后因诸侯间频繁的战争，诸侯与大夫间的战争，都需要农民脱身出来当兵，公田无人耕种就会荒芜。鲁宜公十五年（前594年），鲁国率先改革公田制，实行“初税亩”，“履亩而税”，就是向土地所有者按土地亩数征收租税，而不管土地由何人耕种。这一改变反映出几种种经济情况的变化，一是客观上承认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破坏了井田制的基础；二是农民不再耕指定的公田，有战争时可以脱身出来当兵。其后这一办法悄悄地流行起来。公元前548年，楚国按土地“定军赋”；公元前538年，郑国子产“作丘赋”；公元前483年鲁国“用田赋”；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其共同点都为承认土地私有和按土地亩数征税。最彻底的是公元前356年起商鞅在秦国开始进行的改革，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明确废除井田制，终于使秦国从比较落后的国家，一跃而为当时第一强国。同时，地租形式的改变也深刻地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以往的农民在领主的土地上只保留生活必需品，在地主制下则只需上交规定数额，多劳者则多得。并且农民被鼓励开垦荒田，不必只在领主土地上耕种，客观上也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韩非提出管理民众的基本办法是通过力耕和军功，都是明确地用地主经济代替领主经济的措施。但《韩非子》中谈及经济问题的篇幅不多，韩非思想也不是以经济理论闻名于后世，因此不太受到专门注意。
思想背景
春秋战国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特别光辉灿烂的时期。当时百家纷争，思想活跃，诸子学说各具独立见解。之所以产生如此丰富多彩的思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如前所述政治结构上的剧烈变化和经济制度上的弃旧图新，引起人们对这些变化进行观察思考。各人的立场观点不同，所得结论也大相径庭。其次，各国间的互相竞争，使当权者乐意听取并鼓励、保护各种不同意见，甚至专门为各派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条件，如齐国在田桓公时，就开始在辛店设稷下学宫，至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中最多至一千余人这种客观形势和物质供养为学者们解放思想和自由交流创造了积极条件，而当权者对各种不同主张的学派兼收并蓄，即使与自己意见不同也并不加害，对不出仕者也不干预，则为学术繁荣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战国时代丰富的思想文化成果，使身为王室公子的韩非有机会广泛了解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思想。他生逢其时，加上个人的聪明才质，和对现实社会积极而冷峻的观察，终于成为先秦时代最后一个杰出的思想家。
成书过程
在韩非子在世时，其著作已经以单篇的形式开始流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载：“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从中可知，他的著述在同时代已有一些流传。尽管他的著述在其第二次使秦前已基本完成，但这些文章并未结成一书。至其使秦后不久即遇害，时间仓促且心情窘迫，更是无暇编集成书的。因此，就《韩非子》全本的成书而言，绝非由韩非本人编次。
在韩非逝世不久之后，根据先秦古书的惯例，韩非的著作可能经过其弟子之手得到了初步的汇集与整理，是《韩非子》成书的第一阶段。这次整理保留了绝大部分今本《韩非子》的篇目与内容，成为了后世流传的基础。然而这次编集并不完备，至少《初见秦》《存韩》等涉及朝堂机要的篇目不可能经由其弟子保存。
由于韩非本人曾因其著作受到秦王器重，其思想也深深影响了秦国的国家决策与统一战略，并且存在秦王及秦臣对韩非观点的引用来讨论国事的记载，因此韩非著作有极大的可能性不在秦朝“焚书”之列，并获得了秦朝廷的保存与整理，这被看做《韩非子》成书的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正是在这个阶段中，一些涉及秦朝机要和其他秦朝重臣言论的篇目被一同编入了《韩非子》中，这些大概率不是韩非所著的篇章反而证明了其书在秦代也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甚至补充。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录的《韩非子》著作篇目，应当就是看到了经秦朝廷编集后的版本。第二个编集阶段以汉代刘向的编订为结束，集为《韩子》一书，直到后来与韩愈文集相区分而改名《韩非子》，与今本面貌没有巨大变化。
内容概要
篇章目录
主体内容
《韩非子》五十五篇文章，按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十组：第一组包括《五蠹》《八说》《六反》《诡使》《亡征》五篇，这组文章通过细致的分析，批判了他所否定的各种社会现象，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法治理论；第二组包括《奸劫弑臣》《说疑》《爱臣》《八奸》《备内》五篇，较上一组考察的社会现象更集中，重点分析了好臣权的各种阴谋活动，还分析了官廷内部潜藏的危险；第三组包括《孤愤》《说难》《难言》《和氏》《人主》《问田》六篇，跟韩非的政治经历有关，表明了韩非的政治立场；第四组包括《八经》《定法》《有度》《心度》《守道》《制分》《饬令》《二柄》《南面》《用人》《安危》《三守》《难势》《功名》共十四篇，是韩非为君主设计的建国纲领，全面论证了他的专政理论和方法；第五组包括《显学》《忠孝》《饰邪》《问辩》四篇，主要是批判了先秦诸子各家的学术主张，表达了加强思想控制的要求；第六组包括《扬权》《主道》《解老》《喻老》《大体》《观行》六篇，主要是解说《老子》或黄老之道以表明自己的哲学观点；第七组包括《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四篇，采用辩难的方式，阐述了韩非的政治观点；第八组包括《内外储说》六篇和《十过》，韩非从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中概括出一些论点，进一步论述了其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这几篇文章形象生动，文学性强；第九组包括《说林》上、下两篇，是韩非搜集的原始资料；第十组包括《存韩》《初见秦》两篇，是与韩非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初见秦》为学界公认的伪作，而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存韩》部分为韩非真作。
思想主张
对“法”“术”“势”理论的总结
韩非对法家理论思想的总结，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他将“法”“术”“势”三大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法”来源于早期的“法治”思想，由法家的创始人李悝正式提出，成为法家理论的核心。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如广泛而具体的立法，针对“人治”的“法治”，信赏必罚等等。“法”是法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术”与“势”的理论是建筑在“法”这一基础之上的。“术”的最早起源应该是老子的某些理论，而后又发展于申不害。“势”作为一种学术理论的出现，大概是由卜商最早提出的。这一理论对慎到的影响很大，慎到在“势”的理论研究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法家理论的三大部分，在韩非之前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融合，但总的来说，还是各自为战。而韩非则认识到“法”“术”“势”这三大部分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三者都不可偏废。正如《韩非子·定法》所说，君主不会用术，就会高高在上而受到臣下的蒙蔽；而国家没有法，臣民们就会在下面作乱。这二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手中的工具。《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的一段话则更为清楚地反映出韩非对“法”、“术”、“势”三者关系的认识：国家就像一部由君王驾驭的马车一样，而“势”就是为这部马车驾辕的马。如果君王不擅长驾车之术的话，就会有人仰马翻的后果；如果精通此术的话，纵然每日吃喝玩乐，却也能成就帝王的千秋功业。在韩非的这段话中所涉及的“驾车之术”，即是指“法”与“术”。对“法”与“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韩非子·难三》也有很清楚的论述：法是要编著成书籍，公布于民众的，交由官府去执行；术是藏在君王心中，用以驾驭臣下的。所以法一定要让世人都知道，术则最好不要让人察觉。
韩非对“法”“术”“势”的结合，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是三者的相加。这一结合既是对此前法家理论的总结，也是对法家理论的发展。单纯地强调这三者中的任何一者，在战国的早期或中期对国家的发展还有益处，但到了战国末期，就会因无法面对新的社会局面而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只有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地使用这三者，才能够很好地完成对国家的治理。然而，一方面韩非再三强调“术”为君主所独有，另一方面却又自觉不自觉地主张对君主用“术”。如《韩非子·说难》中，韩非大谈进谏的各种困难与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和达到进谏目的的各种技巧。
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在《韩非子》中，“专制”两个字是很常见的。《五蠹》说道：在贤君明主统治的国家中，没有书籍，只把法律作为教育的内容；没有以前君主留下的话，百姓只能把官吏当成老师；没有私下研究剑术的凶悍，只能认为杀敌立功才是勇敢的表现。这样，国内的民众说话也就会遵循法律，从事劳动的人都会去认真耕作，具有勇力的人都去从军杀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太平时国家富裕，一旦爆发战争又能够很快调集兵力，这才是君主统治天下的资本。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韩非所主张的专制，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等诸多方面实行的全面专制。
因此，在文化思想上，韩非要让百姓既没有文化更没有思想，唯一应该知道的只有法律，从而使他们的言谈举止都遵循法律。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毁灭一切文化，并切断一切可能传播文化的途径。在经济上，韩非要让民众心无旁骛只知埋头生产。在政治、军事上的专制就更不用说了。韩非不仅对传播诗书的儒生们痛恨异常，也对那些民间的武师、剑侠恨之入骨。他认为，这些人往往会凭借自己的武功而不服从专制统治，所以《韩非子·五蠹》将其与儒生相提并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因为这一文一武都会给专制统治带来麻烦，所以韩非把他们称为“蠹”，就是说他们是摧毁专制国家营垒的蛀虫。还有三种人也被韩非划入了国之“蛀虫”的行列中，即纵横家、逃避兵役的人和从事商业手工业的人，韩非将他们合称为“五蠹”。对这“五蠹”，韩非恨之入骨，认为一定要把他们统统除掉，国家才会强盛。君主对一群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劳动机器（劳动者），战争机器（战士）和忠实走卒（官吏）实行专制独裁就太容易了。而韩非对所谓“五蠹”的痛恨，其实是对这五种人的恐惧。由此可以看出封建专制的残酷和虚弱。所以，郭沫若将韩非以为君主需要的所谓“耿介之士”归纳为三种：“一种是牛马，一种是豺狼，还有一种是猪犬。牛马以耕稼，豺狼以战阵，猪犬以告奸，如此而已。”韩非绝不能容忍对君权构成威胁、破坏专制的人的存在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正是基于高度专制的需要，才产生了诸如“连坐”“告奸”等法律规定，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言谈，乃至思想。
然而这种极端的专制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是进步的。在封建专制的思想中，由于其奉行极端的“君权至上”，拥有特权的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奴隶制之下的贵族都享有很大的特权，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在封建专制之下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特权的人，只剩下了一个——君主，这一变化使得法有了一个相对的平等性。《韩非子·有度》说：“法不阿贵”，意即法不应优待权贵。又说：刑罚不因其是大夫就不执行，赏赐也不因其是平民就不给予。即是说，从某种意义而言，平民与权贵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这一理论当然要比奴隶制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样公开宣扬法的不平等性要进步得多了，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济思想
国家必须有财政来源才能够正常地存在，韩非之前的法家就注意到了，比如李悝的“平籴法”、商鞅的“耕战”政策等，都是涉及经济领域的，但他们都没有能如韩非那样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以及那种非常深入的研究与分析。由于受当时生产方式的局限，韩非认为，国家经济只有发展农业才是正道。在这个问题上，韩非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前期法家李悝、吴起以及较晚一些的商鞅的耕战思想，把不事耕战者一概视为国之蛀虫。韩非对所谓“五蠹”的这五种人痛恨之至，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封建专制构成威胁，同时因为他们皆不事耕战。在韩非的眼中，国家要富强，只需要农夫和战士，即所谓“富国以农，距敌恃卒”。他认为，只要大力发展并坚持执行耕战政策，国家就可以得到发展，就可以富国强兵，达到统一天下的条件。因此，韩非非常强调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把农业看成是“本”业，而其他行业和手工业、商业都是“末”业，甚至主张应该一概取消。出于对农业的重视，韩非将不发展耕战而发展工商业看作是国家灭亡的征兆。《韩非子·亡征》里讲道：从事耕作、作战的人处境困难，而那些从事诸如工商业之类末业的人，却能得到很多的好处，那么这个国家就快灭亡了。
此外，韩非意识到了一个劳动潜力的问题。光靠用强权、皮鞭、刀剑去驱赶人们务农是不行的，与“刑”对应的还要用“赏”，只有如此，才能诱导人们在心目中真正地把务农看成是正道。基于这种思想，韩非极力反对对农民“重赋敛”、“徭役多”的做法。他认为如果赋税、徭役使农民无法再生活下去，也就不能再有什么办法使他们继续在土地上耕作了。作为统治者，他所能够使用的最极端办法也无非就是剥夺人的生命，而农民在过重的剥削下，生命本来就没有保障了。他们从事农业要死，不从事农业也要死，连一线生机都没有了，就都会成为亡命之徒，无视国家的严刑酷法了——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韩非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韩非子·六反》中说：打算让天下大治的人，肯定是不喜欢混乱的。混乱是天下大治的敌人。而希望天下大治的人，对人们赏赐一定要丰厚。
韩非还提出在赋税方面要“论其税赋以均贫富”，意思就是要通过征收赋税的办法来缩小贫富的差距，比较穷的人就应该相应地少收一点儿税，而对比较富裕的大户就得多收税，以此减轻民众的不满情绪。但这里所说的“均贫富”是以降低上限而达到的，而不是提高下限。《韩非子·显学》明确提出现在君主从富人那里征得赋税去接济那些贫穷的人是不可取的，在韩非看来，贫穷的人如果能从政府得到接济的话，就谁都愿意当穷人了，这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既然从富人那里多征的税不能给穷人，当然就得给国家，给国家也就是给君主。韩非这套所谓“均贫富”的理论实际上是在拉大贫富差距——君主与臣民的贫富差距，最后财产也集中到君主一人之手里。韩非的这一理论，也正揭示出君主是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地主这一事实，同时也说明了韩非的经济理论始终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只不过首先维护君主这个大地主的利益罢了。当然，韩非的这一套经济理论对积累国家财富，增强国家力量的确起到了不容否认的促进作用。秦始皇之所以能为统一六国集聚物质基础，正是由于对这套理论的合理运用。
性“恶”论
韩非认为统治者无须争取民心，这一看法的产生除了受无视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影响之外，与法家理论中“性恶论”也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性恶论”，就是说人生来本性就是恶的，而且无法改变，只有用法来约束他，才能使这种恶性不至危害社会。法家理论的开创阶段，法家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如李悝、吴起，在他们的著作与思想中，都没有看到明确的“性恶论”存在。是申不害将“性恶论”纳于法家理论之中。他认为，人都是为了谋取私利而生存，他不相信有大公无私的人存在。这就包含着“性恶论”的思想了。这对后来出生于韩国的韩非肯定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韩非这方面的思想，更主要来自于他的老师荀子。荀子虽然属于儒家，但由于时代的发展和他本人的独特经历，他的思想已经与孔子、孟子的正统儒家思想有了很大的差异。正统儒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在春秋战国时代所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那么多争斗、杀戮与欺诈。荀子看到了这一矛盾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人之性，恶也。”可以说，这是与儒家正统思想针锋相对的。韩非作为荀子的学生，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在韩非的著作中，几乎无处不散发着人性本恶的味道。在他的眼中，君与臣之间完全是一种利害关系，双方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才与对方和平共处的。《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君主向臣下出卖官爵，臣下向君主出卖智慧和力量。也就是说，君主需要臣下的帮助，就得用官爵去换取；臣下希望得到官爵，所以才为君主卖命。完全是一种买卖关系，绝无信义可言。所以韩非认为，什么“仁义”可以治天下，完全是无稽之谈。圣人治理国家，所注重的只有法。君主只有用赏与罚去挟制他的臣民，臣民才会为他所用。也只有以重赏为诱饵，以严刑来威胁，君主才能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把臣民推到前线去为他卖命，在国家太平的时候把臣民禁在各自的生产岗位上为他卖力。
韩非的这种“性恶论”无疑是一种极端理论，他所看到的只是人心中阴暗的那一面。但在当时，这是一种先进的理论，因为他认识到了阶级利益的冲突，两个阶级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利益的矛盾。在这种利益矛盾之下，地主阶级要剥削农民的劳动果实，对农民而言当然就是“恶”的；反过来，农民不愿意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对地主阶级而言，当然也是“恶”的。可是，韩非把从不同角度观察来的东西统统铺到一个平面之上，这就不能不显得混乱。韩非也意识到了在高度的君主专制之下必然会引发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君主所占有的是最大利益，这就肯定会损害地主阶级其他成员的利益。在这样的利益冲突之下，君主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对此问题，韩非专门著有《备内》一篇。文章一开头写道：君主最大的忧患就在于相信人，对别人相信就要受制于人；臣下对君主没有什么骨肉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为君主威势所束缚而不得不为君主效力罢了。韩非认为，连君主的亲属都是不可信的，恶的。为说明这一点，他列举晋国、赵国的几起祸起萧墙的宫廷政变为例。君主天天生活于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当然就要处处小心，这也就为君主对臣下用“术”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天道观、认识论和朴素辩证法
《韩非子》中还涉及许多哲学，其中的天道观、认识论以及朴素辩证法，在先秦哲学思想史上算是比较进步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来源比较复杂，除了直接受到他的老师荀子的影响之外，他还批判地吸收了道家、墨家和稷下学宫之学的唯物主义思想，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韩非的天道观主要反映在《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两篇。韩非认为，天为自然之天，而天又生于“道”。天、地有生有灭，而产生天地的“道”却是永存的。韩非眼中的“道”不再是虚幻的，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是构成天地的最小基本单位。《韩非子·解老》所说“道者万物之所成也”就是这个意思。这很像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在此，韩非将老子理论中唯心主义的“道”以唯物主义思想作出了解释，构成了他的唯物主义天道观。《解老》篇中还涉及“理”这一哲学范畴。韩非认为，“理”是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同时也是万物的一般规律。这一认识在哲学史上是有开创性意义的。韩非还认为，“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变化的。这一哲学思想应用于政治，当然也就会得出政治制度也应是随时变化的——为其改制变法的主张在哲学上提供了依据。在这种唯物主义天道观的基础上，韩非理所当然地对天命鬼神有神论思想进行了批判。《韩非子·亡征》将相信鬼神、喜好祭祀划入了国家要灭亡的征兆之中。又专门作《饰邪》篇来宣传无神论，反对迷信。这种无神论的思想也正体现了韩非理论的进步性与新兴地主阶级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心。
在认识论方面，韩非提出了“参验”之说。所谓“参”，就是多方面进行比较；所谓“验”，就是用其行动来检验。《韩非子·奸劫弑臣》说：根据名称和事实是否相符合来判断是非，凭借对事实的比较验证来考察言论。这种以“参验”来认识事物的认识论，初步接触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韩非认为对那些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事物所下的定论，完全是一种无根据的猜想。《韩非子·显学》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一把剑是否锋利，只看金属的颜色，即便是专门铸剑的工匠也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用剑去宰杀牲畜，就谁都能判断出它的锋利与否了。
历史进化观
韩非善于从历史进化观和当今的历史现状出发，论证法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得不化”是韩非哲学思想的精髓，因为韩非认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进而又提出万物的异理“无常操”，继而点出“万事废兴焉。”也即由“道”主宰的各种事物都有兴衰存亡。因而历史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政治措施也就“不得不化”，否则就难以把社会治理好。韩非结合上古实例总结出出，“圣人立法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即圣人是不期望完全效法陈规，而是研究当代事情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他还以周文王、徐偃王为例，指出治国方法应随时代而发生相应的变革，“世异则靠异，事异则备变”。他认为立法应因时制宜，因时变法“古今异俗，新故异备。”，指明不能采用过去的“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
此外，韩非还认为立法一定要适应时势的需要，“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即法度顺应时代变化就能治理国家，统治方式适合社会情况就能收到成效。“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即时代发展而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社会必然危乱。所以韩非认为，治理民众要“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即法制和历史时期同步发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变更。
风格特色
善用寓言故事
《韩非子》在思想脉络上与道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说理方法上与《庄子》相似、取道《道德经》，善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来对自己想要阐述的道理进行论证。其中不少寓言因为精巧深刻，成为了脍炙人口的成语或典故，深深地在中华文化中留下了烙印，如“自相矛盾”“郑人买履”“守株待兔”“楚王好细腰”等。另一方面，这些寓言的使用除了有降低说理难度，提高对君主等对象的游说成功率的考虑以外，在各阶层、各具体时空条件下起到针对性、高效率的传播性也是韩非采用寓言这一方式的重要考量。如“宋文公伐宋”和“越伐吴”两则就鲜明地展现出韩非对于营造舆论、传播观念有着较强的主张，并且也运用在了自己的说理过程中。
取材平实质朴
《韩非子》故事的取材一分广泛，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伦理、民俗、技艺、医术，甚至儿童嬉游都在搜罗之列。然而，《韩非子》中用来“喻”“说"事理的故事若与《庄子》中倾泻胸臆的“寓言”相比是大异其趣的，他竭力把思想的角伸向浩滃的历史长河和给扰杂者的现实世界，所以他的故事很少以拟人化的动物以或神异色彩浓厚的神话为题材，也很少出现虚幻的想象和奇异的描绘，而往往以较为平实可靠的历史事迹或现实生活为题材，并且写得具体踏实、毫发通真，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彩。即使是古代带有神奇色彩的传说到韩非王里也就给历史化、现实化了。如《国语：鲁语》载孔子言云“斤闻之：昔禹致群神千会稽郡之山，防风乐后至，再杀而發之。"而《韩非子，饰死》则说“禹朝诺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把“致群神”改成了“朝诸侯”，显然是有意化神异为平实，将神话人间化、理性化了。
旨意纯粹单一
韩非运用史料、创作寓言的目的是为了论证或阐述其法家的主张和理论，所以其用意往往单纯而明显。《好劫弑臣》《五蠹》等大篇议论中夹杂一些故事，其旨切近豁然固不必说。就是《十过》《储说》等以故事为主体的篇章，也都将它们的旨意写得明明白白。他收集的故事集《说林》，也时有评语点明，如“管仲、曝朋从于齐桓公”一节末云：“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如此显豁的评述，正是其峻切的风格在故事叙述上的一种体现。
描写坦率露骨
这一特征是其严峻刻削的风格在故事叙述上的体现。如《说林上》：“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汤是历来公认的贤君，这里却将其阴险的政治权术及其贪欲、权势欲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毫无顾忌。再如《内储说下》：“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如此锋利的笔触，一下子就挑去了置在封建的夫妻关系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所存在的人性自利观。
人物刻划鲜明
由于韩非记述或描这些人物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某一问题，所以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都比较单纯。这种单纯一方面造成了形象单薄、有时缺乏立体感，但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个性更显得鲜明突出，使人一睹而不易忘怀。如《五蠹》中守株待兔的宋人，韩非写他只是为了讽刺那种泥古不化的人，所以他的性格特征极单纯，仅仅是一个刻板守旧、不知变通的人物形象，但他却正是靠了这种单一而又鲜明的特征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韩非笔下的人物性格虽单纯，但在刻划时却也不乏传神之笔。如前引“汤让天下于务光”一则，一连用两个“恐”字，便把汤险恶的内心世界刻划得入木三分。这种不同性格的鲜明揭示，无疑显示了韩非艺术手腕的高超。
构思起伏跌宕
韩非无论引用史料，还是创作寓言，其取材虽平而不奇、实而不玄，但他在故事的艺术构思，上却能于平实中见奇妙，从而使这些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故事能够具有说服力。韩非的故事往往一开始就揭出尖锐的矛盾纠葛，而在情节进展的过程中，又波澜起伏。如《说林上》：“田驷欺邹君，邹君将使人杀之，田驷恐，告惠子。惠子见邹君曰：‘今有人见君，则䀹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杀之。’惠子曰：‘，两目䀹，君奚为不杀？’君曰：‘不能勿䀹。’惠子曰：‘田驷东慢齐侯，南欺荆王，驷之于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邹君乃不杀。"故事一开头就把田驷置于将被杀头的奇险之中，造成了触目惊心的暴念，以紧紧扣住读者的心弦：但接着却宕开一笔，引出惠子，转弯摸角地与邹君说起"笑话"来了，使读者也稍稍松了口气；接着，惠子言归正传，用一个类比推理，反问一声，使其中的矛盾白炽化，邹君无法抵挡，故事便在这矛盾激烈的撞击中圆满地结束了。这种时起时伏、急缓相间的构思艺术，是其产生强大的诱人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到，韩非艺术构思的成功，还往往得力于他对逻辑的潜心研讨，这是他艺术构思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他诸子故事中所不多见的。
语言风趣朴素
《韩非子》中有些故事的描述，虽然片言只语，却写得形象生动、风趣幽默，具有言简意、余味无穷之妙。如《内储说下》所记：“秦文公之时，宰臣上炙而发绕之，文公召宰人而谯之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为以发绕炙。’宰人顿首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援砺砥刀，利犹干将也，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贯，而不见发，臣之罪二也；奉炽炉，炭火尽赤红，炙熟而发不烧，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无）有疾臣者乎？’公日：善。乃召其堂下而谯之，果然，乃诛之。"这一段宰人的辩词不但句句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发人深省，而且寓可笑于严肃之中，充分显示了韩非高超的幽默技巧。
成书版本
宋乾道本
“宋乾道本”是《韩非子》目前所知的最早刻本，该本于南宋乾道改元中元节日（公元1165年农历七月十五）刊刻，于清代乾隆、爱新觉罗·颙琰年间尚存，后来亡失。不过在其亡失以前以被清人妥善影抄、仿刻，有较为全面的面貌被保存下来。该本在清代的延续大致可分为两个种类，一是一是乾嘉时李奕畴（字书年）所藏的原刻本，一是黄王烈所藏的清初钱曾（字遵王）述古堂影抄本。李奕畴本曾先后两次被影抄，而第二次由吴影抄的版本被精校并刊刻，成为了公认的乾道本之善本，影响甚大。后来的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全书”所翻即此本，虽质量不如吴鼒，但其极广的发行量让吴翻本流传甚广，1936年中华书局编“四部备要”时所参亦即此本。而黄王烈藏乾道本亦非常珍贵，并在其基础上参考李奕畴藏乾道本进行了校勘，书末还附有“别纸影钞宋刻之真”的7页样张。此书后为上海涵芬楼所藏，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丛刊”，其中的《韩非子》便是据此影印。
明《道藏》本
今本通行的《韩非子》共55篇，然而还存在一个53篇的版本曾流传过，这一版本最早可见的版本为“明《道藏》本”，即在明代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刊刻的《道藏》中收录的《韩非子》，按《千字文》中的次序被编于匪、亏两函中。该本可能的来源为宋代政和年间的《道藏》，但已无可查验。相较于乾道本，“明《道藏》本”的文字脱落较多，部分篇目甚至题目也脱去，然而却相较于宋乾道本在《定法》《显学》篇中有大段更完整的文字，可作乾道本之补，说明两个版本为不同系统的源流。
明《韩子迂评》本
明代的《韩子迂评》也是53篇本。此书的底本是元代的何本。何犿也曾校过《韩非子》，但其书已佚，今所存只有《韩子迁评》中所保留下来何犿的序。乾隆时所抄写《四库全书》中的《韩非子》，虽标明“元何犿注”，实际上是根据明代周孔教的刻本抄写的。万历六年（1578年）门无子得到了何校本，于是“为之读，字为之品，间取何氏注而折衷之”，定名为《韩子迁评》，由陈深负责刊刻。此本脱文与《道藏》本基本一致。万历十一年（1583年），门无子看到赵用贤刊刻的足本后，又让陈深据以校补，补足了正文中原缺的部分，重新刊刻，但是，正文尽管补充完整了，但篇目却仍从旧刻，即《重校韩子迂评引》所说“文从赵本，目则仍何氏”，故其篇目依然是53篇。
明万历赵用贤本
明代另有赵用贤本。与乾道本和《道藏》本不同，这是一个足本。万历十年（1582年），赵用贤购得55篇本的宋本《韩非子》，发现其中错误较多，于是便用当时的流行各种本子进行校勘，然后刊出，为了存旧，他还保留了原有的旧注。此书初刻本出来后，为了采纳另一宋本的校勘成果而改重印过一次，补进去的文字都用小字增入。这就是“赵用贤本”。因为此书是和《管子》合刻的，所以又称“管韩合刻本”。赵氏当时所见宋本是否是乾道本或《道藏》本已不可知晓，但由于他校改后的本子是足本，读来文从字顺，因而一面世即获得盛誉，翻刻者很多。周孔教不久就翻刻了赵本，刻得很精致，《四库全书》中的《韩非子》便根据周孔教本抄写、并以赵本加以校对。崇祯十一年（1638年）葛鼎翻刻“管韩合刻本”、清嘉庆九年（1804年）姑苏聚文堂刻印“十子全书”等，都是翻刻赵本的。
重要注疏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
晚清学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是《韩非子》研究中非常值得重视的注疏。此书尽管有一些问题，但该书以宋乾道本为主，参考了藏本、张本、赵本等多种版本，利用了《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群书治要》《事类赋》《白孔六帖》等类书和《老子》《荀子》《战国策》《史记》《淮南子》等著作的有关资料，吸取了卢文弨《群书拾补》、顾广圻《韩非子识误》、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诸子平议》、孙诒让让《札逢》等著作的校释成果，阐述了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成为了20世纪最通行的本子，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编印的《诸子集成》便收录了此书。
陈启天《韩非子校释》
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启天《韩非子校释》，该书收录的资料较为丰富，其校释也多有创见，体例较为严谨。只是作者未能用吴本校勘，其改动原文也较为草率，且引文偶有笔误。其后，作者进行了增订，即《增订韩非子校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出版。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
1958年，陈奇《韩非子集释》由中华书局出版，1961年中华书局又出版《韩非子集释补》。本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校释也多有发明，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学术界影响很大。不过，本书的校释乃至案语很多直接引自陈启天《韩非子校释》，而其附录也多引自陈启天《韩非子参考书辑要》，因此失误也很多。此外，本书的校释对于原文的改动多是推测，并不可据；而其所下断语往往又值得进一步讨论。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1958年本时删去了该书的序与附录，不足称善。2000年陈先生又增补成《韩非子新校注》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改动了《韩非子集释》中的一些失误，但总体变化不大，并不像作者前言所说“注解与《集释》比较已面目全非”，而且，一些明显的失误虽经其他学者指出却并未改动，依然沿袭了下来，这些都是读者需要注意的。
梁启雄《韩非子浅解》
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梁启雄先生的《韩子浅解》，此书校勘与注解也多有发明，注释很简略，较适合于普通读者阅读，其前言中对《韩非子》真伪的考证也值得重视。但其正文多因袭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有改动处又将王氏校记删去，因此失误也很多。
影响价值
专制政体
《韩非子》认为理想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并认为“王者，独行谓之'王’。”“明主之道，在申不害之劝“独断’也。”这是一种天下权力归中央、中央权力归君主的集权化政治设定。公元前221年，秦王统一六国后便面临如何统治这样空前帝国的难题，李斯主张全面采用郡县制。郡县制消除了分封制的危害，地方上的土地和人口不受分封诸侯的管辖，直接由中央政府统理，能保证天下一切权力归天子。李斯全盘郡县化的方案，正符合《韩非子》中的政治设定，并合于秦始皇的权力欲求，因而立刻得到了赢政的肯定。秦国遂在全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设立三十六郡，郡下置县，各郡的守、尉、监等行政官员均由中央委派，直接向君主负责，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正由此肇始。此后中原地区历朝历代莫不尊崇这一路线，虽偶有如“郡国并行”这样形式上的分封制出现，都没有阻止中国封建王朝的专制政体按照韩非所构想的方式不断发展。在此为起点，韩非构筑的对权力的绝对集中与思想文化的钳制，也都潜移默化地伴随着政体的发展而落实进了封建王朝的建构中，秦朝焚书之祸，汉代党锢之禁，莫不从此说。
君主本位
《韩非子》推崇现世君主个人的权势，指出“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同时认为“国者，君之车也”；“邦者，人君之重也。”明确地把天下国家视为权势君主的所有物，因而提出“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国家政权完全成了权势君主个人的私属物。秦始皇对这一思想全盘接，统一天下后，他自命不凡，以为自己“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为了强化君王权势，他给自己选定了一个绝顶尊贵的“皇帝”名号，取消了前朝的谥号制，又规定了一些皇帝的专用词，如出命称“制”，发令称“诏”，自称为“朕”等等，以各种方式博取人世间无与伦比的尊贵。天下家国既然是君主个人的私产，那君主自然就是天下法式的当然制定者。秦始皇对此直言不讳，他在公元前219年的泰山刻石上宣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在同年的琅邪刻石上再次宣称“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这些文字表达了以法治国的思路，同时也表达了君主立法，为民规范的法治原则，秦朝十多年的治政之法，都如《韩非子》所主张，由最高执政者所颁布施行的。而为了贯彻这种君主为权力之本位的主张，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对臣下进行监督控制，因此自秦朝起就诞生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以保证皇权的触角能高效地贯彻到国土的每一角落当中。
历史周期
《韩非子》中的政治哲学从根本制度和思想观念上确立了君主专制，由于这种理论和思维包含着某些巨大的内在矛盾，也由于其对现实政治中某些要害问题的刻意回避，以它为指导和受它影响的后世封建王朝政治于是表现出难以稳定、反复动荡的趋势，必然进入所谓“历史周期律”的陷阱当中。由于《韩非子》极端推崇君权的集中，而这一理论与法治思想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在法治实践时会全面倒向君主的个人专制，法律沦为人治的外壳，因此权力的归属成为了权力争夺的焦点，每次权力的交替都将伴随巨大的动荡与波折，并且有极大概率被君主以外的人架空篡取。秦朝赵高正是以此机会打击扶苏、扶持胡亥，实际上掌握了大权；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权臣霍光上台；东汉时外戚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以及后代无数的皇权旁落，根源尽在于此。而这种旁落又必将引发对其归还的争夺，因此朝局中又会形成其他政治利益集团，围绕皇权展开无休止地争夺。《韩非子》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理论缺陷在现实应用中引起的政治动荡是难以避免、不可消除的。
文献价值
就《韩非子》在文献上呈现出来的价值而言，可以大致分为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讨论。在文化价值上，《韩非子》并不单从文学这一细目进行讨论，而是在整个文化意义上反对所有对国家治理无益、危及法治的行为，因此《诗》《书》之类的文化载体被他统统批判，无用的文采修饰等方法他也认为应当弃，而更广义的文化学术、辩说言谈等活动也在他排斥之列，至于在支持法家以外学说的各种士阶层的学者或是文化参与者，他也一概鄙视。对法家以外的文化现象的广泛反对，除了与韩非钳制思想、维护法治的主张一致外，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韩非其实是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了法治的对象当中，与其说韩非是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者，到不如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法治绝对主义者，认为法治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调和一切关系，在宇宙论意义上能够完成对世界的改造。这些观点是对商鞅等法家先驱的极端发展，在某些主张上超出以往法家甚多，因此秦朝采取“焚书坑儒”等空前的文化暴政措施，不能说与韩非无关。而在文学价值上，《韩非子》在文体上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流行的所有种类，包括书表体、政论体、对问体、“难”体、“说”体、解释体等等，在语言风格上既严肃又诚恳，既周到又犀利，既严谨又生动，既细致又幽默，所写之文字无不服务于其论述之目的，忠实地贯彻了其反对一切无用文采修饰的文学主张。而在文学方法上，《韩非子》又广泛地采用了“想象”“推理”“典型化”等方法，自觉地在譬喻、寓言等形式中加以广泛使用，这些叙事方法对于先秦以及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评价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翱（公元772年—841年，中唐思想家）：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
何犿（元末时期活跃的文人）：其书言法术之事，贱虚名，贵实用，破浮淫，督耕战，明赏罚，营富强。臣非窃谓人主智略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终归于削弱耳。故孔明手写申、韩书以进后主，孟孝裕亦往往以为言，盖欲其以权略济仁恕耳。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废所少者韩子之臣。
门无子（明代万历年间活跃的文人）：论事入髓，为文刺心。求之战国之后，楚汉之先，体裁特异。
赵世楷（明代天启年间活跃的文人）：先秦文，莫如《韩子》古峭。今铅之士，艳其文词，珍为帐中秘，有以也。
卢文弨（公元1717—1795年，清代藏书家）：若非之辞辩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
毛泽东（公元1893—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韩非子》我年轻时就看过几遍，其中的《说难》《孤愤》《五蠹》都能背得下来。
名言章句
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以肉去蚁蚁愈多，以鱼驱蝇蝇愈至。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未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贸。”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
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