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荀子》为战国时期荀况及其弟子所写的哲学思想著作。其成书于战国末年，汉时经刘向校订，定为32篇。《荀子》受到当时儒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影响，以儒家思想为主，集其他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为一体。
《荀子》中大部分文章为荀况本人所写的说理散文。《大略》以下六篇则为荀况弟子所记荀况语录及杂录传记。《荀子》思想丰富，哲学上强调性恶论，主张天人相分，提出正名学说。政治上强调以礼治国，注重法治，并主张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实力最重要。军事上则强调以法治军，军民同心。文艺上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详细剖析了“中和”之美，论述了语言与道的关系。
文本特色上，《荀子》一书长于论辩、善于譬喻，并多次运用排比对偶，文章气势纵横。《成相》与《赋》，则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荀子》一书，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其“化性起伪”“以礼治国”“制天命而用之”等思想都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借鉴。后世统治者强调礼法，注重教化的主张，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张皆可从《荀子》一书中找到源流。国际上，近200年来，日韩与欧美也有学者在研究《荀子》。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在《荀子》一书所诞生的时代，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道家的天人思想、法家的法的思想都在社会有着较大影响。同时，与春秋时期国家数量多达108不同，战国争雄的国家仅有7家。整个社会朝向一统的方向迈进。总之，在战国末期，无论是社会还是思想界，都呈现出由分到合的趋势。
个人背景
荀子为战国时期赵国人，生卒年月没有明确记载。汪中作《荀卿子年表》，认为荀子生于公元前298年，卒于公元前238年。荀子生卒年还有其它说法，其中一说认为荀子生于公元前335年，卒于公元前238年。荀子与孟子都是孔门学说的正宗传人。孟子继承孔子仁义之说，荀子则接续礼乐之说，二者各执一端。荀子博学善辩，年轻时接受儒家思想。青年时游学齐国稷下学宫。齐襄公时曾任稷下学宫祭酒，时人尊称为荀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的讳，亦称孙卿。中年时，荀子西游于秦，建议当时统治者秦昭襄王重用儒生，实行仁义，但不被采纳。后离秦，来到楚国，楚相黄歇委之以兰陵令。期间因遭谗言，荀子躲避到赵国。之后又回到楚国，仍被任命为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荀子也被连带免官。后发愤著书，专门从事教学与著述。
荀况一方面研习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一方面又善于研究学习其他诸子百家学说，成为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写就《荀子》一书。
内容篇章
《荀子》一书分为20卷，32篇。
思想
思想渊源
儒家
儒家向来重视“学”，《论语》一书开篇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还用“其为人也发愤食，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来赞扬发愤学习的人。《荀子》一书接续儒家思想，继续重“学”。书中对于“为何学”“学什么”“如何学”以及学的目的和意义都做了明确论述和说明，并且均有所发展。《荀子》一书认为人性本恶，所以人要通过学来弃恶。而学的方法是要知行统一，学思结合。学的最后的目的则是塑造出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人，为社会服务。
儒家“六经”的教育思想，也在《荀子》书中得到继承。《劝学》篇中写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一书认为这些儒家经典是丰厚的学问保障，正所谓“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由此可见《荀子》对于孔子“六经”教育思想的继承。
同时，在先秦的儒学观念中，“乐”有着很高的地位，在教育实践中占据重要位置。孟子曾说到“仁言不如人声之入人深也”。《荀子》一书接续了这种音乐观，《乐论》一篇详细阐释了音乐的功用，认为可以通过音乐对全社会进行普遍的教育。
政治主张方面，《荀子》一书思想继承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认为想要获得民众的拥护必须要实行礼法，而礼法则只是德治的补充。
关于孔子所倡导的“礼”，《荀子》一书也给予继承。《劝学》一篇写到，“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法家
除儒家思想外，《荀子》书受法家思想影响最深。孔子说“礼”，《荀子》一书对其继承。但荀况的礼论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法家之法，与孔子所言的儒家之礼相异。孔子以仁说“礼”，“礼”的核心是仁。《荀子》中《大略》一篇则认为“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礼”是仁获得意义的关键，仁通过“礼”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在这里，荀子的“礼”缺少孔子的人与人相亲、相敬的意思，反而多了些政治的强制性，与法家制度化的法相似。同样的，《荀子》一书也没有忽视“法”的重要性，《君道第一》一篇写到，“隆礼至法，则国有常”；《修身》篇写到“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其强调以刑法矫正恶性，这与法家主张异曲同工。正所谓“荀卿，三晋之士也，虽习儒家之言，然究不离法家之说，故立言异乎孔、孟而同于商鞅、吴起、韩非子之徒。”
道家
《荀子》一书的天道观具有浓厚的黄老色彩。在《道德经》的哲学体系中，道是包含万象、至高无上的存在。而《荀子》中《解蔽》篇也写到“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免道，无知也”。荀子同样像老子一样，将道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石，安置于万物之上。在孔孟那里，天人关系的最终目标是“天人合一”，天被赋予义理的意义。《荀子》一书走的则是“天人相分”的路子，承接的是道家“道法自然”的观念。《天论》一篇写到，“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认为自然界自有其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进行转移。在此基础上，《荀子》对道家思想进行吸收与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
哲学思想
性恶论
《荀子》一书主张“性恶论”，提出“性伪之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愿意吃肉食，穿华丽的衣服，不知满足，这些都是人之常情，都是“性”。如果任由“性”的发展，社会就会陷入淫乱、仇杀、混乱的状态。因此，要“化性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况认为，通过国家的规范与刑罚，可以维护社会道德基本秩序，使“涂之人可以为禹”。其肯定人有智能，认为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教化成就自己。凡是善的、有价值的，皆是人自身努力的结果。
一般认为，《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对立。然而据劳思光教授的看法，在孟子那里，“性”是一种“有价值自觉”，是人心灵所独有的。“性善论”的“性”，与通常人们理解的生而就有的“性”截然不同。在荀况那里，“性”则更侧重于人与其他动物所共同具有的性质，是人的本能。路德斌教授也论证指出，二者所谈的性，实则不在一个层面。《孟子》和《荀子》都持心善说，只是具体类型有所不同而已。《孟子》即心言性，故有性善说；《荀子》则心、性对治，故持性恶、心善说。在荀学的观念体系中，与《孟子》所言的“性”相对应的观念并不是“性”，而是其所谓的“伪”。
天人关系
《荀子》一书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社会的治乱并不是由天主使的，日月星辰的变化，不过是天地的运动，并不可怕。进而其反对祭祀、占卜，认为应尽“人道”而非行“鬼事”。因此，《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要求界定好天与人的职分。正所谓“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天的职能是产生万物，圣人的职能则是治理万物。于是乎，圣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掌握自然规律，充分利用变革自然。
赵法生研究员指出，《荀子》的天人关系否定天的形上意义，完成了对孔子的天命观和《易传》的天道观的颠覆，预示着儒家传统对于天的理解的人性论与工夫论的转向。失去了天道支撑的人文主义终究走到了自身的反面，人间的礼法开始取代天的道成为悬在人民头上的大剑。如果说原先的天道观尚且有天在上方约束，那么现在的礼法则可以被统治者所随意利用。《荀子》的思想也就无意间为韩非子的法家思想的介入提供了一个可乘的缺口。
正名学说
《荀子》一书主张名实统一，“制名以指实”。而制名则要遵循“约定俗成”“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的规则。也就是说所制之“名”大家要共同遵守；物同则名同，物不同则名不同；能用一个字的就用单名，不能则用兼名。兼名、单名同属于一类，则用共名。此外，荀子还强调要对名做出分类。据陈波教授的观点，《荀子》提出了一个名称的分类体系，该体系涉及名称和事物之间的种属包含关系，领先古罗马的波菲利至少6个世纪。当然，波菲利的理论要更加完善、深入。
政治思想
以礼治国
《荀子》书中的礼义论以天人观与人性论为基石，以确立礼义为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礼义起源于对人自然本性的限制，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纽带。一个社会的形成，需要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的确立。因此，群居生活一定要明确等级和职务。礼义便是维系“分”的手段，是明确各人的职务，限制私人欲望的过度膨胀的方式。《荀子》提倡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确立等级秩序。而普通百姓如果遵守礼义，那么也可以上升到上层社会。
注重法治
《荀子》一书有重法思想，其将法作为礼治的辅助手段。《荀子》一书认为，如果没有“法正之治，刑罚之禁”，天下就会相争进而大乱。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认识道，必须以制度法令明道，使人民遵守。荀况的法，是隆礼前提下的法。其仅仅是以法治为礼治的辅助，《荀子》书法治其目的是达到礼治，这是他与法家之间的根本区别。
国际关系
《荀子》一书认为，政治实力在外交斗争中的作用比经济实力更大。要用道义来强国，不做财富贿赂他国的无用功。用金钱、货物、土地来尝试交好国家是不可取的。只要自己国家强大，以礼治国，赏罚严明，推行仁义，那么这种政治力量的强大将远胜过用钱财贿赂他国。正所谓“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也只有这样，邻近的国家才会争先恐后与国交好。
军事思想
《荀子》认为战争的起源与人性本恶论密切相联。人性好利，故有战争。《荀子》提出“用兵之要在于附民”。民与君同心协力，这样才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荀子》崇尚仁义礼智，提倡以仁义为上，求得不战而胜。荀子提出权谋倾覆、诡诈危亡的思想。反对用权谋诈变之术治国用兵，主张以法治军。
文艺思想
《荀子》一书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乐论》提出了“音乐→人心→治道”的模式。荀子认为音乐可以感化人心，从而影响社会风尚，决定政治的治乱。人性本恶，天生就要求满足自己的私欲，故其思想感情有邪而不正的方面，为此需要有好的音乐来感化它，使之改恶从善，先王制雅颂之乐，其目的正是在这里。而如果一个社会充满了奸声，社会就要大乱。《荀子》的这种思想为《礼记·乐记》、《毛诗大序》所吸纳，成为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的核心。
《荀子》一书还提倡一种“中和”之美。《乐论》一篇写到“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中平即中和，《荀子》把“中和”之美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美学原则。在张少康教授看来，从《论语》到《荀子》，“中和”遂成为儒家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
同时，《荀子》一书认为任何言语活动都应该是明道的。《正名》篇云：“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这里说的是应当与人内心的意图是一致的，人内心的意图则是必须符合“道”的。人性本恶，只有通过后天的修养，以圣人为榜样进行不断地学习，才能为善、明道。在《荀子》所开设的书单中，首要的便自然是《礼》《诗》《书》等记载圣人之道经典。据王运熙教授解释，后世文学批评中宗经、征圣、明道等论调，在《荀子》已“小荷才露尖尖角”。
文本特色
长于论辩
《荀子》一书论证逻辑缜密，说理清晰明白，论辩鞭辟入里。《荀子》往往精细设置文章结构、框架。其说理常常先下定义，再对定义进行展开论述，之后通过正论、悖论以及举例的方式强化论点，最后得出结论，加以说明。《议兵》篇就先展开定义——“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之后，进行正论、反论，“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随即举出秦楚两国的例子加以佐证，最后得出结论“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邮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流，无它故焉，由其道故也”。由此说明行礼义之道的重要性。
并且《荀子》论据充分，所引用例子相当广阔，涉及历史、名言、名著各个方面。据考证，《荀子》一书引用《诗经》次数多达66次，所举历史人物如孔子、子弓等达198人。
善于譬喻
《荀子》善于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深入浅出，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劝学》篇前半篇几乎全由比喻构成。靛青、木材、刀剑、马等喻体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修身》篇形容小人之心如虎狼，行为像禽兽；《致士》篇用蝉飞向明火比喻人才奔向君王。这些比喻或用正喻，或用反喻，或以并列为喻，变化多样，种类繁多。
排比对偶
《荀子》中有大量的排比与对偶。铺排形式多样，避免了程式化的论证模式，使得说理文章气势纵横，夺人耳目。如《荀子》里《解弊》篇“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钘蔽于用而不知得，慎到蔽于法而不知贤，申不害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段，文气一贯而下，将作者极欲点醒世人的急迫心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对偶如“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致士》），妙趣横生，读起来朗朗上口。
评价
正面评价
秦汉时，《荀子》书享有崇高地位。荀况学生李斯在秦始皇身边时，常常引用书中的话来增强说服力。《史记》把荀子和孟子并列，写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董仲舒也曾“作书美荀卿”。作者因书而得名，可见《荀子》一书当时地位的尊贵。
唐代，《荀子》书声誉依然很高，时人把其作者荀子与孟子并列。柳宗元《封建论》一文就引《荀子·劝学》篇中的话，还特别标明“荀卿有言”。杨倞高度赞扬《荀子》中的观点，说其作者是“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并为《荀子》一书作注。即使是认为《荀子》书中观念“大醇而小”的韩愈，也在多个场合场合褒扬荀子。
晚清康有为把《荀子》书中的观点归之为“小康之道”，以区别于孔子的大同思想。“小康”虽不及“大同”，但终归还是孔子思想的继续。章太炎同样对《荀子》极力褒扬，认为“荀况学过孔子”，其作者可与西方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相媲美。
除了从思想方面对《荀子》进行正面评价。《荀子》一书在文艺方面也有着较高的评价。王志成老师认为，《荀子》艺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美学思想，对音乐的特征、社会功能、审美准则、心物关系各方面都作出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其提出中和的概念，用系统论证的方式，完成了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音乐美学专论一一《乐论》，极富有价值与意义。
郭志坤教授同样给予了《荀子》的语言以极高的评价。其认为《荀子》艺术在语言上有着较高的造诣，观点明确人，感情鲜明，并时常有警句。
负面评价
宋明时期，《荀子》遭到批判，与秦汉时普遍受到褒扬截然不同。理学家提倡天人合一，推崇《孟子》。而《荀子》“天人相分”“人性恶”的思想自然与其相悖。于是，“大醇小疵”被拿过来批判《荀子》。理学家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从“疵”字入手，批评《荀子》和荀学“悖于圣人”“喜为异说”“敢为高论”。一时间，“宋儒颇加低黜，今世遂不复知有荀氏矣”。
晚清梁启超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荀子导致了中国的专制。谭嗣同也认为《论语》思想不幸为《荀子》所污杂，孔子被荀子所歪曲，“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在劳思光教授看来，《荀子》书提倡性恶，未能顺孔子之路；倡导法，反而使儒学走入歧途，划入权威主义。
据方尔加教授的观点，《荀子》过度强调等级制度，外力的约束，君民的对立，也导致了其学说之后被异化，变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工具。荀子主张“富民”，反对“聚敛”，不是以道德出发，而是从实现“王者”之业的利害出发，这是与儒家道德相悖的。同时，为了强迫民众遵礼，荀氏还将礼法律化。在孔子那里，礼是道德范畴，而在荀况这里，礼成了带有强制性的法律。这一连串的学说，未尝不压抑了人性，扼杀了孔子思想中极有人文精神的部分。
李泽厚教授指出，荀子美学忽视了美同个体人格的自由的关系，忽视了美的超功利的特征。《荀子》一书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文艺思想。它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要明道。这固然有利于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但也对文学的独立性造成了一定侵害。
版本
《荀子》一书版本复杂，主要版本有汉刘向校订的《孙卿书》、唐杨倞的《荀子》注本，以及王先谦撰的《荀子集解》。
早在战国时期荀况弟子已经对荀况的著作进行过初步整理，且整理版已在民间流传开来。其著作在汉代传抄流传有322篇，数万言之多，但多为重复。
汉时经刘向整理校订，《荀子》汇集成书。刘向校订《孙卿书》（又称《荀卿新书》、《孙卿新书》），共32篇。刘向为其写序，序《孙卿书书录》中记载，“所校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略·儒家”著录有“孙卿子三十三篇”，当为讹误。32篇版本《孙卿书》至《隋书·经籍志》已无著录，现已佚。
唐代杨倞将《孙卿新书》更名为《荀子》，并为之作注。该版本为写本，共20卷。杨倞照搬底本原文，至于讹误、异文则在注中标明。现存的杨注《荀子》刊本中，北宋熙宁监本系统与南宋坊刻图互注本系统之文字出入较大，当因两系统祖本所据底本相异。据此而看，宋时当至少有两种文字出入颇大的杨倞注解的《荀子》写本。
清代光绪年间，王先谦广采诸家学说，并间杂自己见解，以谢刻本为底本，集撰《荀子集解》。该版本注重考据，脉络清楚，大而全面，辑录各家之说，在当时堪称完备，随即成为最通行的《荀子》读本。该版本有《荀子集解》思贤讲舍刻本。民国翻印《荀子集解》，近代梁启熊的《荀子简释》、上海市古籍出版的《荀子译注》与中华书局出版的《荀子》皆以王先谦本为底本。
当代学者王天海吸收诸多研究成果，订正《荀子集解》错漏之处，写就《荀子校释》，为当今较好的《荀子》研究文本。
影响
中国影响
哲学影响
《荀子》一书在哲学上提出性恶论，并且规定了天、地、人各有自己的只能，强调人的能动地位，减轻了天对人的束缚，为后世“人定胜天”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性恶论思想也使得哲学上不再专主性善论一家，性善论性恶论也称为哲学上人性论的两大论证流派。其正名的思想，关于逻辑的思想，则补充了先秦儒家过度关注于伦理而少逻辑的缺失，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
在当代路德斌教授看来，《荀子》书合百家学说，主张礼法兼用，王霸并张，反对愚忠，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些思想为先秦儒家注入了新的血液，并为之后的外儒内法、儒法合流提供了借鉴。如果说《孟子》一书的贡献主要在“内圣”，试图从个人内部解决社会弊端；那么《荀子》一书的贡献则在“外王”，在于提出了一个在外部可进行具体实施的方法。《荀子》一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便具有了比较完备而充实的内容，一个在理论上体用兼备、一以贯之的儒学体系开始真正确立起来。
政治影响
《荀子》一书极大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政治治理。其性恶论实质上将礼往法的方向推了一大步，使自己的立场朝向当时日益壮大的法家靠近了一大步。而其学生如李斯、韩非子，皆是法家大家，加快了秦一统六国的进程。宋明时，《荀子》思想虽不复再有之前地位，但其仍然从内在影响了中国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古时虽然推崇孔孟，然而若细究各朝措施，便会发现大都与《荀子》书中的思想不谋而合。毕竟在政治实操方面，与《孟子》书中思想相比，《荀子》书中的主张无疑更具有客观和可实行性。性善的启发，明显没有外界教诲、训诫来得重要。根据东方朔教授的解释，对于皇帝来说，在庞大的国土上，让数百万数千万乃至数亿人回归“人心本善”之本心，难度可想而知。而用礼法约束人民，让人民乖顺，自然要更容易又有利得多。这显然是《荀子》思想对中国社会内在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是隐形、不自觉的。
文学影响
文学观念
《荀子》书中的明道、隆礼、征圣集中体现着他的思想观念，也体现了早期儒家的文艺思想。在《荀子》那里，文学要与政治教化相关，文学被要求为政治服务。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一直影响着后人对文学作用的理解。采集地方民俗音乐，是要“观风俗，知厚薄”。文章要“为时而著”，歌诗要“为事而作”。也正因为如此，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把文学当做一种纯粹的艺术来创作。至于其“中和”的美学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个审美标准。
文学创作
《荀子》一书长于论辩，擅用譬喻、排比、对偶，文章气势纵横。各种修辞手法皆在《荀子》中得到较为成熟的运用。后世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文章，都可看到荀文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荀子》32篇，大部分为一篇篇的专题论文。论点明确，论据突出，注重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其与《韩非子》一同，标志着中原地区古代说理散文体制的成熟。后世说理散文，大都遵循此格式，
赋
《荀子》中有《赋》篇，以赋作标题，始于《荀子》。《赋》所写，为具体的物，而且是采用问答的形式，对物的各种情况进行铺叙。而且最后还附有“佹诗”，与汉代大赋异曲同工。故《赋》篇已具有汉赋特色，对赋的产生有着一定影响。
国际影响
《荀子》一书在国际上的传播广度虽不如《论语》与《道德经》，但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日本在明治时期就开始了对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思想的研究。他们对荀子的名学思想（名学是逻辑学之旧称）格外重视，认为其可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比肩。荀子名学在日本成为代表中国的一种逻辑学，相关研究仍然活跃着，并持续焕发生命力。在韩国，《荀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研究《荀子》的学者越来越多。韩国学者多从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对《荀子》进行研究，并且还探讨《荀子》艺术思想在现代社会动价值，以期有益于韩国社会动发展。
在欧美，直到二十世纪末，美国汉学家约翰·诺布洛克才出版了《荀子》第一个全译本，而这也是英语世界最早的全译本。而俄国汉学家费奥克蒂斯托夫则从1955年首次发表《荀子》译文，一共3篇，1976年增译2篇，1993年再译《荀子》6篇，合共11篇，这些论文全部收录在其论著《荀子的哲学观与社会政治观·研究与翻译》中。至2005年，再增译1篇，达12篇，占《荀子》总数32篇的三分之一。费奥克蒂斯托夫也是俄国汉学界系统研究《荀子》，并为《荀子》花费毕生精力第一人。
衍生作品
参考资料
邓小虎.荀子的为己之学.豆瓣读书.2022-12-21
廖名春.《荀子》新探.豆瓣读书.2022-12-21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豆瓣读书.2022-12-21
陈来.孔子 · 孟子 · 荀子：先秦儒学讲.豆瓣读书.2022-12-21
孔繁.荀子评传.豆瓣读书.2022-12-21
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豆瓣读书.2022-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