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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唯一海、陆、空编制齐备的军队。其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率的奉军，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东北讲武堂，1928年，日本蓄意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子承父业的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为摆脱日本的控制、实现与之对抗的局面，张学良不顾日本的百般阻挠，毅然实行东北易帜，接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管辖，被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

及至1930年，东北军共有国防军步兵25个独立旅另一师（3个旅），骑兵6个独立旅另一师（相当于旅），炮兵3个独立旅；省防军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另有空军5个航空队、飞机260架；海军2个海防舰队、1个江防舰队，共有大小舰船20多艘，总吨位约3.22万吨，海军陆战队3个大队。总兵力约30万人，代表将领有张学良、杨宇霆、于学忠、马占山、何柱国、吕正操、王树常、王以哲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悍然入侵东北地区，东北军在张学良不抵抗政策之下，放弃抵抗，撤入关内，虽有部分爱国将领违背命令，拼死抵抗，然而大势已去，东三省拱手让人已成定局。

1933年长城抗战，其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削弱东北军的实力，调集东北军在西北一带进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不料东北军却被共产党剿灭数个师级武装，最终张学良听取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建议，并于1936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进一步将东北军拆解分割。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军民掀起了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奔赴不同的战场。有的在失去原有编制之后，被纳入新的作战单位，继续为国民政府效力。有的背弃蒋介石反革命政府，率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解放战争中立下功勋。

形成背景

东北基本情况

东北军的发展与强大同东北广阔的土地是分不开的，20 世纪最初的 10 年，中国东北地区发展迅速，东北大豆的生产和出口更加强了这种结合，诞生了国际商品“满洲大豆”。当时的东北地区主要是在日、俄的包围之下，张作霖利用日俄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东北地区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矿产、优越的地理，在夹缝之间求得生存。

张作霖统治时期，东北地区实行移民垦荒政策，改良技术等措施改进农业生产，，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张作霖通过贷款等多种方式大力建设铁路，实现铁路的自我掌控。从1916年到1928年，是张作霖执政东北地区的时期，也是东北近代工业发展迅速，规模扩张最快的时期。在张作霖统治时期，为了实现军事扩张和称霸中原做准备，他重用文人墨客，整顿金融产业，倡导实业，建立了采矿、机械、电信和铁路公司。传统的煤窑、磨坊等开始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制造业转化，新兴的机械加工等新兴产业发展起来，铁路、航运、港口、电信的运输业发展最为显著。其中以铁路最为突，铁路为东北大豆的输出提供了交通的主干线，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发展。东北的铁路和大豆经济构筑了东北经济的基础，东北军以东北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发展壮大起来，并雄冠全国。

同时军工方面的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张作霖创立了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奉天迫击炮厂、奉天被服厂、奉天粮厂，具有种类多、涵盖广、规模大，国内首屈一指；设备优、技术新、重研发，产品精良国内领先等特点，使得奉系军阀的军事实力迅速发展起来。

奉系军阀

建立

1900年，张作霖在辽西黑山赵家庙成立半兵半匪的“保险队”时，只有20多人。从1900年到1910年，在剿灭各路土匪的拼杀中，张作霖奋力扩张自己的私人武装，使之成为奉省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时，张作霖支持保皇派。第二年，在军事强人袁世凯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斗争中，张支持袁。1912年9月，袁下令将前、中两路巡防营改编为陆军第27师，张升任中将师长，所辖军队驻地就在东北地区中枢奉天省城。是时，奉省虽然尚有另外三支军队，但在战斗力、装备、数量、兵种、驻地等方面,都不及第27师，所以在实际上，张作霖可以左右奉省政局。随后，张作霖与第28师师长冯德麟合谋打出“奉人治奉”“惩办帝制祸首”的响亮旗号，以武力相压迫，赶走了袁世凯任命的官员。不久，对张心怀不满的冯德麟，因支持丁巳复辟而在北京被捕。张作霖乘机吞并了第28师。至此，奉省军政大权全部落入张的手里。

1917年夏，黑省政局动荡。张作霖便乘虚而入。借调停之名，大兵压境，解除了黑省相关人员的职务，黑省自此成为奉系军阀的地盘。1919年，在“宽子城事件”中张作霖趁机夺取吉林。自此，掌控奉吉黑的张作霖遂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发展

为不断扩大势力，奉军曾五次入关。1918年和1920年奉军两次入关，虽然奉军并参与大规模的战争，但是获得了索要军费和扩张地盘的现实利益。在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吴佩孚率领直系军队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1924年秋，直皖两系为争夺富庶的上海市，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以援助盟友为借口，派25万奉军第四次入关，在山海关区一带与直军激战。直系冯玉祥部倒戈，奉军大胜。随后，张作霖毁掉“不入关"的诺言，令奉军乘胜南下，直达沪宁。不久，北至黑龙江省南至长江下游，几乎全国1/3的繁华地区，都被奉军占领了。这时的奉军已达35万以上。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张宗昌督鲁，李景林督直，张作霖独自控制了北京政权，奉系臻于鼎盛。

1926年春，奉军以讨伐郭之残部为名第5次入关。这次征战一直打到1928年。先后有打败冯玉祥的反奉战争、击败靳云鹗的河南战役、被武汉方面北伐军击败的冀南大战、击退阎锡山的晋奉战争等等。当中国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要向奉军围攻之际，1927年夏，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位国家元首，张作霖的个人野心短暂地现实了。这时奉军嫡系部队良莠搀杂，约有50万人。一年后，当蒋李冯阎四路大军向京津地区进攻时，奉军只好向关外撤退。张在返回沈阳市时，被关东军炸死。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前身正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率的“奉军”。奉军具有取民主之名而行专制军阀之实、经济发展卓越而武政策破坏严重、在日俄两国之间周旋谋求抗争等特点。

东北讲武堂

东北陆军讲武堂初建于1907年，由时任清末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设立。张作霖执掌东北地区大权后，于 1919 年 3 月，决定复办讲武堂，将校名仍定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隶属于东三省巡阅使署，改以前的总办为堂长，由张作霖亲自担任，加大投入，选调强将，全力扩建。在张作霖时代，从 1919 年至 1928 年，该学堂共招收学员 8 期，8 期共招收学员 3557 名。1928 年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被东北军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改讲武堂校名为“东北讲武堂”。

1919 年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止，张氏父子经办东北陆军讲武堂共历 13 年之久，这段时间亦为东北讲武堂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东北军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讲武堂毕业本科生总计 7427 名，另有附属的高等军学研究班、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军需教育班、工兵研究班、航空教育班、军兽医教育班、技术教育班及宪兵教练所毕业生近 6000 余名，合计毕业生15000 余名，东北讲武堂在奉系东北军向现代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沿革

“老帅”殒命

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张作霖控制的京津地区，日本人在这时向张作霖抛出了橄榄枝，准备出兵对抗北伐军，却被张作霖以“主权所在”拒绝。见到张作霖不肯配合己方实现其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日本便决意要除掉张作霖。及至当年6月，张作霖的奉军抵挡不住北伐军队，只得退守东北地区，6月4日清晨，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驶至沈阳皇姑屯车站时，列车被日本人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也被炸身亡。

东北易帜

北伐战争导致张作霖退守关外，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关内，张作霖在皇姑屯事变中身亡，张学良接任奉系军阀首领。

1928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桂系等中国国民党新军阀各派发起对北洋军阀奉军的新的一场军阀混战。5月3日，日军借机出兵，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张学良不忍百姓遭受战争的摧残，主张“息内争，御外侮”，说服了其父张作霖于5月7日发出息兵通电，提出了“南北一家”口号，并逐步将奉军撤回关外。6月4日，张学良、杨宇霆在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举行会谈，孔提出了解决东北地区问题的三个条件：（一）东北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二）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受改编；（三）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正式提出了东北易帜问题。此后，张学良成立了由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诒等人组成的代表团，专门与南京国民政府磋商易帜事宜，迈出了东北易帜的第一步。同时，国民政府也派代表刘光、张同礼到沈阳市与张学良会商东北易帜问题。蒋介石的态度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东北必须首先易帜。张学良对易帜，实现三民主义毫无疑义。双方在宗旨方面达成一致。经过几轮磋商，最后商定于7月22日东北易帜。

考虑到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威胁，7月16日，张学良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处，就与南京方面商谈易帜一事征求意见，林答复说要先请示日本政府。7月19日，林久治郞拿着日本首相田中的信找到张学良，表达了日本政府反对东北易帜的态度。为了避免日本武装干涉，张学良决定推迟易帜。最终在当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易帜典礼，宣誓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同日，东三省各地主要机关降下了民国的红黄蓝黑白中华民国国旗，升起了中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

1929年，奉军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约30万人，由张学良统辖。东北地区易帜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东北的阴谋，宣告了统治中国16年的北洋军阀的覆灭。

助蒋参战

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各个军阀与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矛盾并未消除，1929年起，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进行作战，历时五个多月，1930年9月张学良通电拥蒋，帮助蒋介石稳固了中央权利，至此中原大战结束。

抵抗外敌

1929年7月张学良决定将中东铁路交付中国管理，苏联政府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在中苏边境集结军队。中苏边境由此冲突不断发生。8月15日张学良动员东北军6万人派王树常为“防俄”第1军军长，负责东路边防。胡毓坤为“防俄”第2军军长负责西路边防。经三江口、同江市、富锦市、扎贵诺尔、满洲里市、海拉尔区等战斗，东北军全线崩溃，遭到惨败。张学良被迫同意中东铁路恢复到1929年7月前中苏合办状态。

1931年9月18日晚，关东军炸毁己方一段铁路，却声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地区进军，而奉行不抵抗主义的东北军却并没有进行多少抵抗就撤出了东北，使得日本关东军在一场看似不可能成功的军事冒险中侥幸获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吉林省和辽宁省大部分区域，大部分东北军守军迁入关内，停留在吉林、辽宁的官兵有的投敌做了伪军，有的则组建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者。驻守黑龙江省省的马占山部亦在日本后续侵占黑省的情况下，于1931年12月组织当地东北军与日军爆发了著名的“江桥抗战”。

1933年初，日本想占领山海关，以期实现其进一步侵占中国的野心，遭到东北军将领的奋死抵抗，史称“榆关抗战”，榆关抗战揭开了中国军民长城抗战的序幕。榆关大战后，日军放弃了由山海关进关的战略，改道由热河省进关。5月31日，日蒋双方代表秘密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区、昌平区、高丽营、通州区、香河县、宝坻区、林亭镇、宁河区、芦台街道之线以西以南。

“围剿”红军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东北三省沦陷。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疯狂“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高双城的二十二军、高桂滋的十七军、邓宝珊的新一军、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从北面来；马家军从西面来；阎锡山所属陈长捷的六十一军，王定国的十九军，孙楚的三十三军和赵承绶的骑兵军从东面来；西北军从西南面来，形成包围圈。当时的东北军是奉命参加“围剿”的主力军，在第一线直接参战的就有七个师，分两路进攻，气焰嚣张。红军十五军团声东击西，突然围攻甘泉守敌，调动延安市的东北军出来增援，使援敌在劳山乡中了埋伏，一举全歼一一〇师，击毙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俘敌三千七百多人，缴获大批武器。中国工农红军乘胜扩大战果，强攻甘泉县境内的榆林桥，又消灭了一〇七师的四个营，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个团是一〇七师的主力，团长高福源曾当过张学良警卫营的营长。打了这两次胜仗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与十五军团会师，联合作战，又在直罗镇和黑水寺消灭了东北军的一〇九师，打死师长牛元峰，并击溃了一〇六师。军事上的接连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陕甘苏区奠定了基础，使东北军得到了应有的教训，逐步认识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没有出路的。

合作抗日

东北军虽然在政治上有过反动的历史，在鄂豫皖苏区“围剿”过中国工农红军，之后又尾追北上红军，充当蒋介石对陕北红军实行第三次“围剿”的急先锋。但是，东北军是“杂牌军”，深受歧视，同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更主要的是东北军的官兵多系东北人，“九一八事变”以后流亡关内，怀念故土，厌烦内战，要求抗日，因而有争取东北军和中共红军共同抗日的可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挫败蒋介石消灭红军的阴谋，中共红军决定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全力以赴进行抗日准备，不仅与中国工农红军停战，还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防陕甘）友好相处。6月，张学良命人创办《西京民报》，向官兵和民众宣传抗日。同月15日，张杨联合在王曲镇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向中高级军官灌输抗日思想。22日，张在该团发表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为己任，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对全军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起了很大作用。

9月初，为向部队补充新鲜血液，张学良接受共产党建议，从平津等地招收了三百多名进步青年和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开办学兵队。同月，东北军内秘密建立以张学良为领袖的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在此期间，张学良还陆续派代表分赴晋、绥、冀、两广、新疆等地，联络各地方实力派，酝酿联合抗日；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劝谏，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发起联合行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成功斡旋之下，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

逐步消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南京，被蒋介石扣压监禁。东北军失去统帅，其内部对国民政府战与和的矛盾尖锐化。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发生内讧，以孙铭九、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坚决主张与中央军开战，营救张学良。他们杀死了张学良任命的东北军临时首领王以哲，然后在西安市城内追杀所谓的妥协派。东北军的另一名高级将领何柱国，因为躲藏在杨虎城公寓里，才幸免于难。是为“二二事变”。事变让东北军乱成一团，纵然少壮派杀死了王以哲等人，但他们远远无法控制东北军。事变第二天，孙铭九、苗剑秋等人意识到事态严重，赶紧逃出西安。

1937 年 3 月东北军开始东调。4 月至6月，国民政府整编刚刚进入豫苏皖的东北军。东北军整编方案每军辖2师、每师辖2旅、每旅辖2团，东北军降为丙种师，同时任命各军军长。

东北军在国民政府的一步步分化下，最后的编制仅有步兵五个军，骑兵一个军。其中各军归宿如下：

49军，下辖第105、109师，首任军长刘多荃。下属师团被多次拆分，蒋介石不断向其中安插黄埔系军官，抗战中后期成为中央军。1948年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全歼。

51军，下辖第113、114师，首任军长于学忠。1938年参与台儿庄大捷，之后一直活跃于苏北、鲁南的敌后战场。解放战争期间在鲁南战役和上海战役中一部分被歼灭，一部分起义。

53军，下辖第116、130师，首任军长万福麟。曾在长江沿线和华北地区进行抗日作战，1948年辽沈战役中投诚，开国上将吕正操出身于东北军53军。

57军，下辖第111、112师，首任军长缪徵流。1940年，111师一部宣布起义，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后成为人民解放军38军的一部分，万毅出身于东北军57军。

67军，下辖第107、108师，首任军长吴克仁。在1937淞沪战场，守卫松江的作战中损失惨重，军长吴克仁不幸牺牲，全军几乎伤亡尽。随后该军番号被取消，全军缩编为第108师，隶属中央军第25军。解放战争期间，108师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

骑兵第2军下辖骑兵第3、4、6师，首任军长何柱国。抗战时期一直活跃于华北地区、中原各战场。抗战结束后番号被取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与全国军队一起迅速开往各抗日战场，而东北军在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下，大量消耗损失并被分化瓦解。

即使在“二二事变”和东北军接受“乙案”改编之后，蒋介石还是采取措施继续分割拆解已经支离破碎的东北军，曾经盛极一时的东北边防军逐步被削弱、肢解。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军被调集到全国各地的战场与日军作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捷、徐州战役等都有东北军的参加。1937年10月，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举起抗日大旗，经小樵改编，部队迅速发展，后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建立冀中军区。当然这不是个例，很多东北军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下，脱离了中国国民党的辖制，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赫赫战功。

军事力量

兵力概览

1930年中原大战后，东北军成为中央军以外旁系中最强大的武力。1931年5月根据国民政府陆军编制改编后，东北军取消了军和师的编制，以旅为平时最大编制，分国防军和省防军。国防旅每个旅辖3个步兵团，及炮兵、骑兵、通讯兵各1个连，相当于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省防旅辖2个团。共有国防军步兵25个独立旅另一师（3个旅），骑兵6个独立旅另一师（相当于旅），炮兵3个独立旅；省防军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另有空军5个航空队、飞机260架；海军2个海防舰队、1个江防舰队，共有大小舰船20多艘，总吨位约3.22万吨，海军陆战队3个大队。总兵力约30万人（亦有26万人之说）。

1931年6月，由于日本策动石友三倒戈，东北军调步兵6个旅炮兵2旅，约6.5万军队进关讨伐石友三。连同蒋阎冯大战时入关留在华北地区的部队，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内的兵力约为11.5万人，在东北经济区的兵力近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7.5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2万人，热河驻军1.5万人。

军事装备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在军事方面，扩大兵工厂规模增加设备和人员，使其达到每年生产炮200门，炮弹200万发，枪弹600万发，药弹百余吨，外国专家造迫击炮分配各旅；加强海空军建设，向国外购买新式布利凯飞机40余架，以增强奉军空中、海上作战能力。

至1928年7月，东北海军拥有大小舰只27艘约32200吨，占全国舰只的76.7%。东北海军官兵有3300人，占全国海军的61%。东北地区空军实力也不容小视，至1928年底，拥有5个航空大队，共有飞机250架-300架。

组织架构

著名将领

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东北军的实际掌控者。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他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1922年4月28日，奉系张作霖自任总司令，率12万名奉军官兵与直系交战，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军队成为了直奉战争中唯一取得局部胜利的部队。战争结果是直系获得胜利，奉系撤回东北地区。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在江、浙战争进行时爆发的。1924年9月，为响应浙卢反直，奉张向直系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与郭松龄组成的联军指挥部，率领部队与直系在山海关区激战，由于张学良在自己部队中军改彻底，其率领的军队战斗力与直系不相上下。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战争的结果是奉系张作霖取得了胜利。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中华民国国旗换成国民党政府青天白日旗。

1930年3月，中国国民党派系内反对蒋介石各方发表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军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4月，蒋阎冯大战爆发。9月18日，张学良在东北地区发表巧电，派兵入关，武装调停战争，联军支撑不住遂失败。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市北部柳条湖附近的铁路，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张学良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将士发布了不抵抗的政策。对于此后在东北境内的抵抗日军活动，张学良也持较为消极的态度。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与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时称“西安事变”。之后，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斡旋下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打下了基础。

杨宇霆

杨宇霆（1885年8月29日—1929年1月10日），字邻葛，系北洋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之一。毕业于奉天陆军学校。1906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第七期学习。1916年杨宇霆兼任奉天军械厂兵器科长。1923年以督军兼参谋长职务兼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后又以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副军团长兼兵工厂督办。

他在担任奉军督军署总参议兼东三省兵工厂总督办期间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扩大生产加大投入。在1924～1925年和1926～1928年对东三省兵工厂进行两次扩建使该厂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集枪、炮、弹、药生产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大型兵工厂加强和完善了东北军的装备建设与各派军阀相比首屈一指为张作霖进入关内问鼎中原打下了军事物质基础。

杨宇霆在奉系军阀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和军功，1915年受到张作霖重用，1916年为张作霖献计赶走段芝贵，打压冯德麟，使得张作霖独揽东北地区军政大权。张作霖所部空有三万余人的编制，军纪废弛、军力偏弱，杨宇霆纠之以猛，令奉军上下焕然一新。就政务方面，他与王永江一道，多方开创，夯实了张作霖在东北的“基业”，后人写传称：“一则整军备械，一则治民理财，如作霖之左右手，因而奉省大治。”

他曾在1918年劝说张作霖入关。1918年2月23日，张作霖命奉军两个营的兵力悄然进驻秦皇岛市，部队统一归杨宇霆直接指挥。2月25日，“秦皇岛截械案”发生，奉军成功运载全部军械转回关外，3月5日，张作霖、杨宇霆亲提两个混成旅，进驻廊坊市。3月12日，张作霖批准成立关内奉军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杨宇霆兼参谋长。由于张作霖的介入，导致北洋政府王士珍内阁垮台，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

然而在张作霖死后，杨宇霆便以元老自居，已令张学良极度不满，后又在是否接受蒋介石的统一领导上与张意见相左，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实行南北统一，杨宇霆对此坚决反对。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来见张学良。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地区铁路督办公署”，理由是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如果成立铁路督办公署，可将所有铁路纳入管辖范围之内。杨宇霆已将成立公署的文件拟好，由常荫槐出任公署的督办。张学良说，这件事涉及外交，应慎重考虑，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引起外交上的纠纷。应当说，杨常主张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目的，是出于维护铁路权益和主权。而张学良主张暂缓进行，是出于东北政局的稳定，双方对此问题没有本质上的分歧。杨宇霆当时坚持要张学良马上签字同意。张学良不露声色地约他们晚餐后从长计议。当晚19时左右，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一同来到大帅府老虎厅会客室。刚刚落座，警务处长高纪毅和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六名卫士，就破门而入，将杨常二人当场击毙，是为杨常事件。

于学忠

于学忠，字孝侯，1890年11月1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八）生于辽宁旅顺，原籍山东蓬莱。其父于文孚原系清末爱国将领左宝贵部下，后与张作霖同为毅军创建人宋庆的部下，任毅军帮统。1921年秋，川鄂战起，鄂军失利。适逢两湖巡阅使吴佩孚至宜昌督战，于学忠求见吴佩孚，面陈反攻计划，被吴佩孚采纳。后激战5昼夜，川军退，于学忠声名鹊起，被吴佩孚赏识，升任团长。1923年冬，原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被撤职，吴佩孚任命于学忠为该旅少将旅长。于学忠治军公正，选优晋升。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席卷湖南，直指武汉，吴佩孚狼狈逃入河南。吴佩孚下野后，于学忠转入奉系。后于学忠被任命为东北军第三方面军第20军军长。于学忠初次会面张学良是在北京西单文昌胡同张学良官邸，两人一见如故。于学忠所部内部事务和军官任免，张学良完全听由于学忠安排，从不加以干预。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执政，于学忠被任命为临榆驻军司令（驻扎山海关）。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布命令第四次入关，以武力调停中原大战。期间，于学忠展示出超凡的军事才干。1933年初长城抗战，于学忠任华北第一军团总指挥兼51军军长。1936年，为了支持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于学忠同时发动了“兰州事变”。“七七事变"后,于学忠率部抗战,先后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今,率部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淮河战役，台儿庄大捷及武汉会战，愿立战功,被晋升为一级上将。1939年任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指挥第五十军,五十七军与八路军合作抗战。1944年3月因在抗战中负伤离开部队，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在山东省覆灭后,蒋介石曾想让于学忠重整队伍”杀回”山东老家,被不愿意打内战的于学忠拒绝。1949年初,蒋介石想胁迫于学忠去台湾,于学忠不从,悄悄隐居到乡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北京，享年75岁。

马占山

马占山于1885年11月30日，出生在吉林公主岭市毛家城子西炭窑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马占山时任黑河镇守使和黑河警务司令。同10月10日马占山得到命令：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任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接受命令后他立即率部从黑河乘轮船奔赴齐齐哈尔市江桥前线，指挥黑龙江省抗日备战事宜。马占山组织、指挥的“江桥战役”，从1931年11月4日开始至11月19日结束，虽仅有16天，但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此战役轰动了中外。随后马占山又相继两次重返黑河组织抗日，在此期间，他在黑河成立了抗日救国义勇军总部，亲自兼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后因与日军的巨大军力差距进入苏联境内，马占山留在黑龙江省的义勇军也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形成积蓄了一部分力量。

1933年6月马占山返回上海。1936年参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七七事变”后，马占山重上抗日前线，坚持武装抗日。。1950年马占山病逝于北京寓所，终年65岁。

何柱国

何柱国，容县人，1897年生，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7年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他被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骑兵科。1919年5月回国后，何被分配到南苑陆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见习。

1921年第一直奉战争后，何柱国前往东北地区，投入奉军。1926年5月晋升少将，两年后升为中将师长。1928年11月，东北军缩编，何改任第三旅旅长。

1931年底，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企图进一步蚕食中国土地，在华北地区形势日益危急的情况下，何柱国于1932年7月奉命担任临永警备司令，辖河北省东部的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卢龙县、迁安市及都山设治局等地区，所率部队除自兼旅长的步兵独立第九旅外，还有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和炮兵、工兵各一个营。临榆所属的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的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扼辽、冀之咽喉，为平、津之屏障，素称“天下第一关”，自古为中国兵家必争之地，何柱国派一个团驻榆关，与关北的日军形成对峙。

1932年12月8日，关东军铁甲列车炮击榆关，对何部施压。面对日方的威逼利诱，何柱国不为所动，反而从日方的态度中看出其野心，迅速赶赴北平市将此情况报告张学良。接着，张学良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应战的部署，命令三十二军开赴滦河地区支援山海关区守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开赴喜峰口，王以哲部开赴古北口，万福麟和缪徵流部推进到界岭口以北地区。

1933年元旦的早上，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临永警备司令部按照何柱国原定方案，即令榆关守军第九旅六二六团火速出动，封锁城关四门，阻击日军；第六二五团主力于九门口、石门寨一线，掩护榆关左侧翼；六二七团主力于海阳、秦皇岛市一线，掩护榆关右侧翼。何柱国在北平市得知榆关战事已起，即乘专车赶赴前线指挥作战。“

山海关之战，何柱国辖下的六二六团与陆海空协同的强敌激战三日，官兵伤亡过半，人民群众死伤近4000人，500户房屋毁于炮火。山海关之战是东北军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武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自卫战，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西安事变发生后，何柱国担任由东北军、西北军、中国工农红军三方面组成的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和叶剑英等负责筹划西北抗日联军的行动。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何柱国任骑兵第二军军长，先后率部在晋西北、陕甘宁、豫东、皖北等地区，协同八路军一二〇师、新四军第四师对日作战。其间，先后会见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彭雪枫等中共将领。1939年9月，何柱国访问延安市，会晤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何柱国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地区行营参谋长，负责筹划接收东北事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何柱国拒绝逃亡台湾。全国解放后，何柱国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吕正操

吕正操，汉族，1905年1月生，海城市人。1922年，17岁的吕正操参加了东北军。1923年冬，他被张学良推荐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深造。1925年毕业后，吕正操成了张学良的少校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此时，吕正操担任张公馆的内勤工作，和应邀来西安市共商大计的中共代表罗瑞卿、许建国常有接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吕正操被任命为东北军第53军团长，期间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吕正操率部于1937年10月14日在冀中平原脱离国民党军，改称“人民自卫军。抗战胜利后，吕正操又挺进东北地区，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铁路总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先后担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委，为中国的铁路交通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吕正操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改革开放后，吕正操继续为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献计献策。2009年10月13日，最后一位开国上将吕正操逝世，享年106岁。

王树常

王树常，字庭五，1885年生于辽中县。1901年，考入奉天大学堂，曾两度赴日深造，1919年毕业回国。当时，北洋政府分裂，他投身张作霖麾下，担任东北奉军的二十七师参谋长，后升任司令部参谋处长，官拜少将。从此，王树常与张氏父子间开始几十年的友好交往。直奉战争中，王树常任奉天镇威军司令部参谋长。战后赴黑龙江省省督军公署任少将参谋长。1926年被任命陆军第3方面军团第10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仍统帅东北军迁徙至热河。

1932年8月任府平津卫戍司令，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致抗日“的主张，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情学生投身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曾释放过一些被捕的爱国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热河战役时，曾为张学良策划运筹。张学良下野出国后，王树常兼任北平戒严司令。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南京政府曾请王树常去西安接替张学良职务，整编东北军，王树常严正拒绝，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他还曾在解放战争中力劝傅作义率部起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市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王树常担任水利部特别参事，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4月8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

王以哲

王以哲（1896年—1937年2月2日），字鼎芳，黑龙江宾县人，东北军高级将领，颇受张学良的信赖。

王以哲1916年毕业于宾县第一中学，考入保定里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1922年毕业，充任东三省陆军教导队第四连排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升任为教导队第三营营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以哲在张学良不抵抗的命令下，只得沈阳城出沈阳城，于9月末到达锦州市。10月中旬，王以哲奉命率第七旅官兵进关，旅部驻防在北平市近郊清河镇，各团分别驻在怀来县、南口镇、昌平区一带。

张学良任北平军事分会代委员长，王以哲任第一处处长，后升任陆军第六十七军军长。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犯华北地区，袭击山海关区。当时，张学良未向南京请示，就作了抗战的部署，命令何柱国按防御计划，予以抵抗，中国军队在日军进逼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榆关之战”。此后，日军又向热河省进攻，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职权，指挥驻华北的中国军队，集结在长城一线的各战略要地，调商震三十三军开赴滦河转冷口宋哲元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开赴喜峰口王以哲六十七军开赴古北口万福麟部挺进界岭口以北地区。此时，汤玉麟不战而逃，激起全国人民对“不抵抗政策”的愤慨。蒋介石为了逃避舆论的谴责，把丧失国土的责任转嫁到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被迫通电下野。

1934年，蒋介石为了把华北地区抗日战线上的东北军调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场，电召张学良回国。是年2月蒋介石任张学良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派钱大钧为参谋长，调王以哲六十七军和何柱国五十七军南下，开到豫鄂皖边区，担任“剿匪”任务。王以哲对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不愿驱使部下残杀中国同胞。王以哲与中国共产党方面进行积极接触，李克农和王以哲在洛川的密谈，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友好合作的基础，王以哲按照张学良的意见，与李克农商谈了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局部合作问题。更是在随后的1936年4月9日，与张学良将军作为东北军的代表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周恩来副主席、李克农同志在延安清凉山下天主教堂里举行了历史性会谈。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东北军中以王以哲为代表的高级将领，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只有通过和平谈判才能营救张学良将军，反对重新打内战。但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人积极主战，这些人都是张学良一手培养起来的骨干力量，对张学良将军有深厚的感情，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他们群情激昂，主张与南京决一死战，营救张学良。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是发动西安事变的骨干力量，而且多是掌握营、团部队的实权人物。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最终爆发了二二事变，2月1日晚，在西安街头张贴出“除奸”标语。以孙铭九为首的几个少壮派首领，秘密集会，拟定了枪杀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计划。2月2日早晨，孙铭九派出卫士营于文俊连长带领一、二十个亲信，闯进王以哲住宅，开枪打死了王以哲将军。

知名事件

对内事件

中原大战

1928年，反对内战、拥护统一的张学良退回东北地区，于年底易帜，表示服从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国获得形式上的统一，可是蒋介石剪除异己，加强集权的举措，又激怒了中国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1930年初，蒋介石与反蒋各派砺兵秣马，大战一触即发。双方为强加胜利的筹码，均竭力把张学良拉向自己的一边。然而，张学良不为各方所动，恪守中立。不过张学良在粮草重方面给予过蒋介石一方的帮助与支持。

随后，在得到蒋介石允诺恢复东北军在平、津的势力，以及在蒋介石攻下济南市，反蒋联军败局已定之后，张学良改变中立立场，宣布拥护蒋介石并迅速出兵。他于1930年9月18日下了动员令，即任命于学忠为第一军军长，王树常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率步骑兵及炮兵等共10万人，开进关内。东北军入关后，陇海铁路晋绥军过黄河退回山西省，西北军各部也向黄河以北撤退。同年10月10日，阎锡山、冯玉祥致电张学良宣布停战。11月4日，阎冯通电取消海陆空司令部。蒋阎冯大战以反蒋联军失败而告终。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发生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它是北伐战争后，中国新军阀内部诸多矛盾激化的结果。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之多，都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上所罕见。它牵动了当时中国境内所有大小军阀，而唯一没有直接卷入内战漩涡的东北军，虽然开始一直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但后来也以武装调停的名义卷入了内战。张学良入关助蒋虽然使这场空前浩劫的内战迅速平息，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得以实现统一。

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夏秋间，正当东征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回师，西进甘、宁，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会合之际，蒋介石飞抵西安，下达了“围剿”消灭红军的反动命令，并要把东北军全部从陕北苏区南撤，开往甘、宁省境以南，阻拦军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由于形势的变化，周副主席指令东北军六十七军和一〇五师南下。

张学良在被红军消灭了几个师之后，也逐渐感觉到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想借机消耗东北军的真实面目，而且面对红军屡屡抛来的橄榄枝，张学良也逐渐接受了红军有关调转枪口，一致对外的想法。

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而遭到斥责后，被迫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陪同蒋介石到西安的中国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以华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对外事件

皇姑屯事件

1928年春夏时节，中国政局发生急剧的变化:南京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第二次北伐”，很快击败奉军，打过黄河，逼近京津地区。由于连连战败，军心不稳，奉军许多将领表示厌战，张学良、杨宇霆等则企图与南方国民革命军和谈。“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准备离开北京，撤往关外奉天老巢。张作霖本是亲日的大军阀，这次奉军在前线战败，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日方近来改变态度，借口防止战乱波及“满洲”，即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区，多次逼迫张作霖退回东北；并乘张作霖窘困之际，趁火打劫，向张提出“满蒙权益”的问题及让日本在东北修筑“满蒙五路”等问题。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亲自跑到“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府”，拜访张作霖，进行威胁讹诈。张作霖不愿就范，断然拒绝。

1928年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率部撤离京津，退回关外。最终，张作霖于6月3日坐上专列离开北京。6月4日5时许，列车在皇姑屯站略作停留后，驶进了京奉与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陆桥—三洞桥的桥洞，列车被日本人安放在铁路上的炸弹炸毁，张作霖本人被炸成重伤，当日9时许在民国初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20年左右、雄踞东北地区并进而纵横关内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便因伤重不治身亡。

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乃“中国东方铁路”之简称，又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是沙俄赤裸裸侵略中国的产物。1896年沙俄藉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之际，威逼利诱中国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并获得了独自铺设东清铁路的权利。该路以哈尔滨为中心，分北部干线（满洲里市哈尔滨-绥芬河）、南部支线（哈尔滨-长春-旅顺）与其他支线，呈“T”字形盘踞在东北大地。1905年，沙俄因在日俄战争中败北而将该铁路长春市至旅顺段转让给了日本，称南满铁路；其他线路仍在沙俄手里，仍称东清铁路。1920年起东清铁路改称中东铁路，协议由中苏共同经营。自1922年起，中国与苏联反复商谈收回中东铁路主权事宜，苏联政府故意拖延。1928年东北易帜后，伴随着国内“收回主权运动”、“革命外交”风起云涌般展开，当时的英、法、美等列强均在口头上表示支持中国的行动，唯有分别攫取中东铁路、南满铁路路权的苏联与日本断然拒绝回应。中东铁路本系中苏共管，但苏联却将中国排斥在外，独占路权。是时，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的管理模式、权益分配、中方收回的方式等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中东铁路问题上升为中苏关系的主要矛盾。南京国民政府与东北地方当局采取了强力措施回收中东铁路主权及相关利权，从而爆发了“中东路事件”。

1929年，东北军首领张学良首先下令收回中东铁路的电话权。5月，以宣传红色为名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馆。7月，将以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叶木沙诺夫为首的59名中东铁路员工扣押并驱逐出境。同月，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张学良以武力断然收回中东铁路。苏联政府立即宣布与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决定以武力解决中东铁路问题，于是双方积极进行备战。1929年8月6日，苏联红军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指挥为远东集团军总司令瓦西里·布柳赫尔元帅。东北军也在满洲里市部署了大约有15000人的护路部队。韩光第率领的十七旅驻守在扎赉诺尔区，梁忠甲率领的十五旅则驻守在满洲里。

“中东路事件”冲突分东西两线。8月初，苏军首先在东线边境制造事端。10月，又在三江口与东北军江防舰队发生激烈战斗，东北军的江平、江安、江泰及利绥、东乙舰均被击沉。而苏舰也被东北军击沉3艘、击伤4艘，同时又击落苏联红军2架飞机。苏军用飞机、大炮为掩护进攻并狂轰滥炸驻守在同江市、富锦市、绥芬河等地的东北军。苏军入侵中国内地百余公里，由于东北军步步阻击，使苏军前进缓慢拖延了时间，无奈在封江前退出了中国境内。

西线冲突的主要战场在满洲里市与扎赉诺尔区一带。苏军出动大约4到5万兵力，数百门大炮，40余辆坦克和30多架飞机，向中国的扎诺尔和满洲里大举进攻。苏军的入侵遭到东北军的抵抗，但是东北军却难以撼动苏军的绝对优势，1929年12月22日，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伯力议定书》，中东铁路又恢复了冲突前的共管状态。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 10点20分，日军独立守备大队第2大队的河本未守带领6名士兵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执行“不抵抗政策”，仅仅三天，沈阳市、长春市、营口市、丹东市、抚顺市、辽阳市、本溪、四平市等重要城市均告沦陷。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东北军都只是简单奉行了“不抵抗政策”，据考证，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组织了至少三起抵抗日军的战斗行动。

在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当即决定以此为契机，按预定计划，命令驻守在沈阳北郊虎石台街道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共 105 人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突袭。由于没有收到上级抵抗日军的命令，在北大营的东北军大都仓皇逃窜，进入北大营的日军仅仅遭受到零星抵抗。面对日本军队的突袭，东北军620 团在团长王铁汉的命令下向东突围，攻击前进。在2营营房一带组织了整个北大营事件中唯一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反击。猛烈的火力完全压制住了兵力分散的日军第4中队，趁此机会620 团官兵纷纷集中到北大营东面围墙，并成功脱离了日军的包围。620 团以全建制在日军的包围下成功突围，并打死日军2人，打伤22人。

19日凌晨4点半日军到达长春市市区北面两公里的宽城子兵营后，就迅速将兵营包围。当时驻守宽城子兵营的是东北军第 23 旅 663 团3营，全营约有 600 人。营长博冠军已经知道沈阳市出了事，但是由于沈阳的电话线此时已被日军割断，外界并不知道沈阳的后势究竟如何，见日军包围营区，遂来到营门处探望。这时，一名日军军官要求对话，被守军放入营内。傅冠军问日军要做什么，该日军军官竟说“缴械”。傅表示，退让可以，缴械不行。此时，日军军官突然掏出手枪抵近射击，当场将博冠军打成重伤。得知营长被打伤，士兵纷纷拨向外面的日军发起射击，日军连续出现伤亡，原本设想的奇袭只好变成了强攻。傅冠军随后就因伤重身亡，宽城子中国驻军以一营兵力，在营长战死的情况下，与日军血战七个小时，后至日本军队赶来支援的山炮到位，开始炮击宽城子兵营。傅冠军所辖东北军伤亡惨重，所余士兵或冒死突围，或缴械被俘。

此外，进攻南岭军营的日军也遭遇了强烈的抵抗，驻守在该军营的东北军671团士兵，凭借人数优势和几门野炮成功组织起了防御，导致日军发动奇袭并全歼该处守军的计划没有得逞。没有携带重武器的日军久久不能攻克南岭军营，反倒付出了不小的伤亡，战斗一度陷入僵局。但就在关键时刻，南岭守军接到吉林省主席熙洽的命令，要求必须撤退，于是东北军在2点半开始撤出营房。可能是由于进攻南岭兵营的日军伤亡惨重，已基本丧失战斗力。当时处于被日军两个大队合围的状态下的南岭守军，突围时并没有受到阻击，日军也没有组织追击。

江桥抗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占领辽宁省、吉林两省，妄图染指黑龙江省并进而占据整个东北地区。鉴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局势错综复杂，日军随时进攻黑龙江省，而时任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市。10月8日，北平副司令行营遂决定任用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

10月16日，日伪军张海鹏率领军队在日本掩护下进攻江桥，被中国军队所打败。10月20日，马占山到任并发电勉励前方将士，并积极布置防线，为了避免日军下次入侵，将桥梁进行炸毁。10月27日，面对着日本的威逼利诱，他以代理主席的名义发出通告，要求全体军政人员坚守待敌。随着伪军的战败和新的防御工事修建，日本借机以修桥为幌子，于11月4日出动四千多人，配备飞机、大炮、装甲车向黑龙江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马占山将军下令守军抗击。面对马占山所率东北军的奋力反击，依靠强有力武器的日本军队并没有迅速将其击溃。守军“血战到下午八时，江北岸无敌踪，唯见血肉模糊，遗尸400余具。”打退日军。

11月5日，日军又发动大规模进攻，马占山亲临前线，击退日军。日本又调集兵力，双方互有胜负，战斗相持不下，16日开始日军集结军队发动总攻，而中国守军装备落后，并无援军的支持，孤军坚守，凭借简单的武器与敌人殊死搏斗，战斗到19日，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将军率领军队退出省城，江桥抗战结束。

长城抗战

1932 年1 月，日军占领锦州市后，又大举向关内进犯，大批日军集结于山海关区外沿长城一带，直逼山海关，窥视华北地区。7 月，张学良任命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司令部设于山海关。孤城，时刻准备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1932年12月8日，锦州日本第八师团一列铁甲车，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站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发炮38发。张学良把何柱国（已任第五十军军长）部布置在北戴河区至界岭口之线，第九旅之第六二七团驻山海关城西 5 公里的红瓦店、七星寨一带，六二五团驻城西五里台、孟家店、角山寺一带，六二六团驻守山海关城和北翼城，准备与日本军队一战。1933年1月1 日，日军发动榆关之战，何柱国下令坚决抵抗。

面对日军不断加紧的侵略扩张，意图吞并中国更多领土的野心，国民政府开始改变不抵抗政策，只因缺乏坚定的抵抗决心导致抗击日军时受到种种限制，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国民政府的抗日积极性不高、战前准备不足及中日军队双方军备物资及兵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导致榆关之战还是以失败告终。日军通过榆关之战向周围战略要地发动进攻，控制了关内外的交通要道。榆关的失陷使热河和平津岌岌可危，全国军民已无处苟安，唯有努力巩固热河防务，才能守住保护华北地区的最后一道屏障。

2月23日，日本在施展外交策略逼迫中国军队撤出热河，又在同日出动飞机、坦克，以及两个师团和数万名伪军，以夺取承德为主要作战目标发起攻击，热河之战全面爆发。中国驻热河军队共8万余人仓促应战，加之指挥混乱、军队腐败，士气低落，除少数部队顽强抵抗外，大部稍战甚至不战即退，各地城镇相继陷落。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见大势已去，竟扣留军车等200余辆，由承德装载私物运天津市。热河前敌总指挥张作相也将司令部从承德撤出，逃往古北口。3月4日，日军一支仅128人的先头部队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承德。

热河失守，全国哗然，民众纷纷要求惩办不战而退的将领。在各方压力下，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肩负华北地区军事全责的张学良，被迫于3月8日引咎辞职。国民党政府也发布命令，将汤玉麟先行撤职。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达到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原地区版图上分割出去的目的，随即以8万人的兵力和数万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调整了作战部署，沿长城一线布防，企图阻挡日军前进。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约25万人。东北军将领万福麟、何柱国、宋哲元、王以哲等部在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东、南天门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之后战线还延伸至长城以南冀东地区。

至5月下旬，日军已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地区军事当局准备南逃保定市。此时，日本政府认为谈判的有利时机已到，遂提出举行谈判。国民政府不得不屈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两军对峙于平津与平榆大道之间。5月31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塘洁协定》，整个华北地区的门户洞开。长城抗战就此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而宣告结束。

七七事变

第二十九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国民军）部队。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后，1931年1月西北军余部经张学良整编，编为一个军，番号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由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辖两个师。同年6月又按全国统一番号改称第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部队增加1个师的编制。长城抗战后二十九军扩充为4个师、6万余人的一支劲旅。1935年《何梅协定》后，中央军、东北军撤出河北省，二十九军更是成为华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二十九军已有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共5师23旅的兵力，另外有直属军事教导团，冀、察、天津保安队，总兵力达到了10余万众。

1937年7月7日夜，二十九军第三营在中校营长金振中率领下，奋起抵抗，打响反击日军进攻的第一枪。随即，二十九军各部分别在宛平、丰台、长辛店、南苑、西苑等地与日军激战。

综合评价

东北军诞生于东北易帜后，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分化，其中大部分东北军奉命入关。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则进一步分化，在国民政府的分化政策下，最终解体。

学者胡玉海指出，东北军虽然是地方军队但它却经历民国时期所有的大事件。在张作霖时期这支军队数次参与军阀混战，并扩张自己的势力，还一度将控制范围拓展到江浙一带。最后奉系军阀竟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支抵抗北伐的中坚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最后结束和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统一。在张学良时期东北易帜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促成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武装调停使厮杀正酣的蒋阎冯大战就此中止避免了国家财富和人民生命财产更大的损失；九一八事变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地区大好河山沦陷；虽然东北军听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调遣在西北一带“围剿”中共红军，但是好在东北军中不乏具有民族大义的将领，并最终爆发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长达10年的内战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东北军参与的每一事件都事关大局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学者胡玉海赞赏东北军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唯一一支经历14年抗战的军队。中国人民经历14年抗战取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但从军队抗战的角度讲却只有东北军这支军队具有坚持14年抗战的历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发生分化其中是就地抗战的东北军首先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接着退向关内的东北军先后组织了长城抗战和热河战役表明东北军已经开始抗战了要比其他军队提前了6年和4年。在中国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完全改变不抵抗政策之前在全民族共同抗战尚未兴起之前东北军就已经开始抗战了东北军的孤军抗战虽然未能阻止日军的进犯但对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动员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分别分布在五个省区他们受中央政府的调遣或驰援上海市或转战大江南北或会战徐州市或坚持在敌后抗战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总之自九一八事变起到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军坚持14年抗战的历史在抗日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