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

孙传芳（1885年4月17日—1935年11月13日），字馨远，山东泰安人，中华民国上将，直系军阀首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与张作霖、吴佩孚并称为“北洋三大军阀”。

孙传芳幼年丧父，因战乱随母亲逃荒到济南市，15岁时在姐夫王英楷推荐下，进入保定练官营学习，后升入天津武备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8月，孙传芳被选拔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进入北洋陆军部第2镇第3协任教官。民国建立后，孙传芳受湖北督军王占元赏识，七年时间自营长逐渐升至师长。1921年8月，孙传芳在湘鄂战争阻挡湘军进攻而受到吴佩孚赏识，被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直奉战争中，他受曹锟、吴佩孚示意，通电全国，劝告南北两总统孙中山和徐世昌应同时下台。次年12月，孙传芳被任命为援闽总司令，进驻福建，成为福建军务督理。江浙战争中，孙传芳趁皖系卢永祥与直系齐元对峙之际，出兵占领州。卢永祥兵败，孙传芳收编卢部2个师1个混成旅，实力大增，被任命为浙江军务督理，并被授予“恪威上将军”的称号。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孙传芳联合冯玉祥、吴佩孚反奉，攻占江苏、安徽和上海。至1925年底，孙传芳控制了皖、赣、苏、闽、浙五省，成为东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拥兵20余万，自任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由于与吴佩孚有矛盾，孙传芳宣布中立，没有参战。吴佩孚战败后，孙传芳进攻赣州市地区，最终被北伐军打败，丢失赣闽两省。此后孙传芳投靠奉系张作霖，组成直鲁联军，共同对抗北伐军。1927年1月，直鲁联军南下，但未能扭转战局，孙传芳失守杭州市、上海，撤退至嘉兴市一带。此后，孙传芳趁宁汉分裂之机发动反攻，在龙潭战役中大败，残部被阎锡山收编，他则跟随张作霖逃往沈阳市。张作霖死后，少帅张学良对孙传芳颇为礼遇，然而二人政见不同，孙传芳在张学良宣布易帜后辗转迁往天津英租界。晚年的孙传芳皈依佛门，与皖系军阀靳云鹏合办天津市佛教居士林。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被奉系将领施从滨之女施剑翘枪杀，终年50岁。

孙传芳的同学兼高级参谋杨文恺说他天资聪敏、用功好学。近代教育家余家菊评价他聪慧而不沉重，优点在好名，弱点亦在好名。英文《北华捷报》评价孙传芳在管理上海市方面是个杰出的统治者。《孙传芳全传》作者邵维国用“投机、爆发、反动、速亡”八个字来概括他的军阀史。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孙传芳是泰安市人，光绪十一年（1885）出生在距泰山区约40华里的小村下乔庄，其父孙育典是名落第秀才，以做私塾教习维生。孙传芳排行第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孙传芳幼年丧父，母亲张莲芳带着他和三姐投靠已出嫁的长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省兴起，因贫穷和战乱，孙传芳又随母亲逃难到山东济南，靠着摆茶水摊和缝补活计为生。因生计艰难，张莲芳将三女儿嫁给北洋军武卫右军营务处军官王英楷做二房。时年15岁的孙传芳得以和母亲一起住进王英楷家，靠其供给衣食，并和王家子弟一起读私塾。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孙传芳受姐夫王英楷的推荐，进入袁世凯创办的保定练官营学习。次年，孙传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冯国璋保举他进入天津武备学堂步兵科深造。光绪三十年（1904年）8月，孙传芳通过留学生选拔考试，前往位于日本东京的东京振武学校留学。毕业后，孙传芳又进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为第六期生。孙传芳留日期间曾混迹于同盟会。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3月，时年24岁的孙传芳结束了5年的留学生活回国。

初入行伍

回国后，孙传芳先回济南市，娶妻张姓。同年8月，孙传芳前往北京，参加留日士官生考试，一举考中，被陆军部授予“步兵科举人”，并授步兵协军校。此时，王英楷已升任陆军部右侍郎，在他的关照下，孙传芳被陆军部分到北洋第2镇第3协第5标任教官，驻永平。当时的第3协协同王占元曾是王英楷的下属，因此他对孙传芳诸多照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传芳跟随第3协南下镇压革命，王占元立功升任第2镇镇长，孙传芳也收到嘉奖。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北洋军改镇为师，王占元继续任第2师师长，孙传芳跟着他升任重2营营长，进驻湖北。

发迹湖北

孙传芳在进驻湖北不久，就升任为步兵第6团团长。其后孙传芳随王占元镇压白朗军，未取得战绩。然而，随着王占元升任代理湖北军务，孙传芳跟着升任第3旅旅长、21混成旅旅长，授陆军少将军衔，日益成为王占元军中核心人物。1920年5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长江上游总司令（段祺瑞的妻舅）吴光新被王占元活捉。吴光新部的精锐和21混成旅原有兵力被整编为暂编第1师，孙传芳被任命为师长。同年12月，孙传芳奉命攻打鄂西靖国军。孙传芳将鄂西靖国军赶到四川境内，为湖北北洋军阀再开疆地，孙传芳因此升任中央陆军第18师师长，授陆军中将军衔。

由于王占元拖欠军饷，导致1921年6月在宜昌市、武汉发生两次严重的兵变。王占元在湖北的横征暴敛和兵乱，促使湖北掀起驱王浪潮，要求“鄂人自治”，湖北绅商代表蒋作宾、施洋等人前往湖南省军阀赵恒惕处请愿，试图以武力赶走王占元。湘军、川军趁此机会进行“援鄂战争”（又称湘鄂战争）。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指挥，率部担任正面防守，在赤壁市设立司令部，于羊楼司、蒲圻、咸宁市布置三道防线；刘跃龙、王都庆分别为左、右路司令。但除了孙传芳的部队，鄂军其他部队毫无战斗力。7月28日双方开战后，鄂军左右两路很快溃败，湘军长驱直入。唯有中路孙传芳顽强抵抗，从7月28日到8月5日，孙传芳在羊楼司至赵李桥一线与湘军鲁涤平展开激烈搏杀，羊楼司、赵李桥曾几度易手，致使湘军一直无法前进。直系首脑曹锟、吴佩孚一方面任命第25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带军进入湖北；一方面宣布“援鄂不援王”，王占元被解职。孙传芳的顽强抵抗，打乱了湘军要在一周之内攻下武汉的计划，为吴佩孚顺利进驻武汉争取了时间。最后，吴佩孚击败湘军、川军，义和停战。战后，萧耀南成为湖北督军；孙传芳受到吴佩孚赏识，在其保举下被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2师师长，调防宜昌市，孙传芳由此转投吴佩孚门下。

1922年4月，以争夺北京政权为背景的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被赶出关外，北京政权被曹、吴佩孚控制。孙传芳受曹、吴示意，领先通电全国，要求复“法统”，请黎元洪复位。随后，他又发电全国，劝告南北两总统孙中山和徐世昌应同时下台。6月，徐世昌被迫辞职；孙中山为反对直系操纵北京政府，与张作霖、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在福建组成了反直系的三角同盟。

夺取闽浙

为夺取福建地盘，孙传芳被任命为“援闽总司令”，于1923年1月，率领第2师和第4、第5混成旅经江西省入福建。萧耀南因孙传芳当师长比自己早，长期留鄂，于治理湖北不利，大力支持孙传芳攻福建，孙传芳从汉阳兵工厂领取到价值7万元的军火，和军饷30万元。驻江西的周荫人奉命协助孙传芳一起进攻福建。当时闽军总司令王永泉希望和解，没有抵抗，因此孙传芳和周荫人两人几乎兵不血刃的进入福建。同年4月，孙传芳就任福建督理，5月，周萌人被任命为闽北护军使。孙传芳在福建经营一年，于次年驱逐了接近皖系的王永泉和臧致平，成为福建实际统治者。然而，周荫人因位居孙传芳之下心怀不满，与孙传芳矛盾迭生。为避免与周荫人两败俱伤，同时孙传芳也不满足于偏居福建一隅，遂向曹锟、吴佩孚力陈周荫人“援闽”之功，保举其为福建督理，自己改任闽粤边防督办。

1924年9月3日，在江苏省的直系齐燮元，以卢永祥接收王永泉、臧致平旧部为理由，攻打浙江，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序幕的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在藏、王进入浙江后，即发现战争契机。他提前向南平市大举调兵，同时在湖北汉阳兵工厂领得“快枪、手枪各 500枝，子弹 80 万发，机关枪 120 架”。此外，他大举向福建省人民借公债，筹集到120万元军费，又向北京政府索要到50万元军费。4日，孙传芳奉曹锟命以闽浙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出兵援助江苏齐燮元。他率兵自延平区出发，在建瓯一面等待北京政府汇来第二批军费和子弹，一面与江西杨以来的部队取得联系，相约攻击常山。准备妥当后，孙传芳趁江、浙两军在黄渡前线对峙之际，率兵从浦城县到达仙霞岭。仙霞关是进军浙江必经门户，防守仙霞关的浙军第2师炮兵团团长张国威，与孙传芳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见有此良机，暗地将仙霞关作为向孙传芳进见的献礼。孙传芳任命张国威为炮兵司令，让他率部为向导，迅速占领了衢州市。卢永祥腹背受敌，于10月17日被迫通电下野，江浙战争结束。孙传芳顺利占领杭州市，并抢先进驻卢永祥残军所在——上海龙华，收编了卢永祥2个师1个混成旅。孙传芳升任闽浙巡阅史兼浙江军务督理，并被授予“恪威上将军”的称号。到1924年底，孙传芳已拥有3个师7个混成旅和1个混成团，总兵力达5万余人，成为直系军事集团中屈指可数的实力派首领。

五省联帅

就在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9月5日），张作霖率奉军6个军入关。6日，孙中山发布《讨伐曹、吴告军民文》，宣布移师北伐。直系政府同时面对江浙战争、孙中山北伐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3处战争危机。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孙传芳等在长江以南的直系援兵还未来得及支援，北方前线的直军就战败，吴佩孚带着残部5000人出逃。北京成立被张作霖、冯玉祥控制的段祺瑞临时政府。

孙传芳一方面派遣他的老同学兼高级参谋杨文恺前往北京，争取和段祺瑞政府和解；一方面积极布防，与齐燮元联手组成“江浙联军”，做好抵抗奉军的准备。然而，很快孙传芳就抛弃了被段祺瑞针对的齐燮元，在吴光新牵线撮合下，与奉系达成和议，在上海与张宗昌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齐燮元下野。随后，孙传芳如约从上海撤兵，然而奉系虽未进攻浙江，也未撤兵，反而陆续侵占东南地区。

此时，孙传芳一面修养生息；一面联络被奉系排挤的冯玉祥、已下野的吴佩孚，暗地里积极备战。由于奉系在上海、南京等地的驻军军纪败坏，张謇等许多江南士绅到在杭州市军纪较好的孙传芳处去诉苦。孙传芳因此拉拢到有影响的江南士绅张、唐文治等人。同时，孙传芳从浙江省督理周荫人处筹集到军费50至100万元。经过一番准备工作，孙传芳于1925年10月以在长兴县操练军队的名义开始了浙奉战争，同时，孙传芳通电拥护吴佩孚出山，领导各省军阀讨奉。虽然孙传芳与吴佩孚、冯玉祥结盟讨奉，但当孙传芳兵分三路向徐州市发起总攻的时候，吴佩孚与冯玉祥都没有履行诺言。

孙传芳首先击溃了由毕庶澄率领的奉军，进入了上海市。然后又打败了奉军实力派杨宇霆。奉军放弃苏、皖两省，将军队集中徐州，与在津浦铁路线的张宗昌部汇合。孙传芳命令部队追击张宗昌，并亲自到蚌埠督师，在固镇县以南战役中，孙传芳军重创张部的白俄雇佣军，俘虏第47混成旅旅长施从滨 ，当场将其枪决。随后，孙传芳的军队乘胜追击，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江苏、安徽和上海，加上原有的、，使东南五省成为他的管辖范围。同年11月25日，孙传芳于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司令”。至此，孙传芳成为东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拥兵20余万。

连失两省

拥有了东南半壁江山后，孙传芳计划借助江苏巨绅张謇在江南乃至在全国的名望，另组“直系中央”以取代段祺瑞政府这一计划未来得及实现，北伐战争便于1926年6月开始了。北伐以盘踞两湖和河南省的吴佩孚为首个目标，吴佩孚退守武汉，向孙传芳寻求支援。蒋介石也认为孙传芳的态度对形势有影响，于是陆续派出蒋尊簋、张继、张群等人拉拢孙传芳。其中，张群因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得以在南京和孙传芳会晤，讨论了和战问题。孙传芳与吴佩孚有矛盾，希望北伐军与吴两败俱伤，于是表明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中立态度。张群希望将孙传芳拉入北伐军阵营，两人未达成一致。

9月初，吴佩孚主力被击溃，北伐军转而对准江西发起进攻。直到此时，孙传芳才组织军队，分别向武汉、长沙、九江三个方向进军，企图囊括两湖地区，他亲自率军前往九江和武穴市，将总司令部部设在新江号轮船上。孙传芳部一度夺回被北伐军占领的南昌，然而，蒋介石在南昌城内留下了便衣队，10月1日晚，孙传芳驻南昌城内的第3方面军师长被袭击身亡，随后江西总司令邓如琢弃守南昌。孙传芳的主力在南浔线被国民党第7军军长李宗仁部击溃，九江、湖口县、武穴相继被北伐军攻克。孙传芳的长叛变，在北伐军攻击下迅速溃败，影响了战场士气。孙传芳的部将、秘密与北伐军联系。第3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消极应战，每次击退北伐军后便回兵整顿休息。 10月底，北伐军集结，对孙军发动总攻。至11月5日，孙传芳已先后失、马回岭、九江，至此，南浔路北段以及长江水道尽失，孙传芳逃回。一个多月，孙传芳连失赣闽两省，剩余军队退回浙江、江苏省、安徽。

光杆司令

孙传芳在认清北伐形势后，回到南京召集吴佩孚和段祺瑞开会，试图团结北洋派一致抵御北伐军的进攻。然而，在会议上，段祺瑞和吴佩孚双方代表爆发激烈的冲突，最终导致会议解散，北洋同盟的构想破灭。孙传芳转而试图与张作霖达成谅解，在天津蔡家花园会面中，孙传芳向张作霖鞠躬道歉，张作霖也表示既往不咎。双方谈妥，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担任安国军副总司令仍兼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共同南下“讨赤”。

1927年1月，直鲁联军南下，孙传芳亲自指挥，一度将北伐军自杭州市近郊逼至浙江省南部边陲衢县。1月29日，北伐军发动反攻，迅速推进，使孙传芳不得不放弃杭州，撤退到嘉兴市一带布防。随着北伐军的强势攻势，孙传芳的部下纷纷倒戈投降。浙江省长陈仪、安徽省长陈调元先后加入北伐军。孙传芳撤退至扬州市一线，浙江防线与上海防务交给张宗昌。然而，直鲁联军未能扭转败局，北伐军很快攻占了上海市和南京。孙传芳率部从扬州撤退至淮安市，然后再退往瓜州和泰兴市一带。

在孙、奉联盟败局已定之际，蒋介石另设国民政府，导致“宁汉分裂”，孙传芳获得喘息的机会。蒋介石希望与孙传芳合作以扩大外部势力，但孙传芳拒绝了蒋介石的提议，认为无需弃奉投蒋，继续寻求匡复江南。7月初，孙传芳和张宗昌利用蒋介石自顾不暇之机进行反攻，夺回了徐州市、蚌埠市、淮阴等地，迫使蒋介石退至长江南岸。8月24日，孙传芳发动6万大军，兵分三路强渡长江。其中，第1路由郑俊彦带领的部队，在大胜桥偷渡时被李宗仁击退。只有第2路刘士林部顺利占领龙潭车站。29日，孙军5万多兵力成功渡过，聚集于龙潭、一线。龙潭车站位于长江北岸，是南京的唯一屏障，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军在此参开激烈争夺，最后孙传芳军全线溃退。孙传芳于战斗结束前逃离。在撤退过程中，孙传芳军互相拥挤，导致严重伤亡。“龙潭之役”中孙传芳军“阵亡、淹死2万多人，缴械被俘2万多人，陆续归队的1万多人”，国民革命军亦伤亡8000多人。

1928年春，不甘心失败的孙传芳，通过张作霖的经济和武器援助，再次组织起军队，任鲁西前线总指挥，与冯玉祥激战于曹州附近。然而，由于张宗昌在津浦路上的溃败，孙传芳军队的后路空虚，只能随之向济南市撤退。4月10日，蒋介石联合冯玉祥和阎锡山对张作霖发起总攻。张宗昌的鲁南防线被突破。孙传芳军队在鲁西南的部队被冯玉祥截断后被击溃。张宗昌、孙传芳先后撤出济南。随着北伐军相继占领沧州市、保定市，张作霖决定逃回到沈阳市，孙传芳跟随张作霖一同出关。然而，他的主要将领马葆珩等人纷纷投降，并被阎锡山收编，使得孙传芳成了光杆司令。

佛堂遇刺

张作霖遇刺身亡后，孙传芳继续被张学良列为上宾，礼遇有加，在沈阳帅府为他设置了办公室，他也每日必到办公室上班。两人从时局政治到家庭琐事无话不谈，但政治主张却大相径庭。在张学良枪杀拒不服从他领导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后，孙传芳搬去大连市居住。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举家迁往天津市，住在英租界。日军曾找孙传芳出面主持华北伪政权，他拒绝。此后，孙传芳在靳云鹏的提议下，皈依佛门，并取法号“智园”。自1933年起，孙传芳每日念经诵佛，闭门谢客，不理世俗之事。孙传芳还和靳云鹏在东南角一带的草厂庵合办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理事长。

然而，孙传芳没有因此躲过仇家的追杀。自从1925年孙传芳杀害施从滨后，施从滨的女儿、时年20岁的施谷兰便开始计划为父复仇，她于1929年来到天津市，到处打听孙传芳的下落，等摸清孙传芳的详细情况后，施谷兰改名为“施剑翘“，从其弟施中杰处拿到一把勃朗宁手枪和20发子弹，以“董慧”之名加入居士林。在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靳云鹏率居士“领拜”时，施剑翘对准孙传芳头部、腰部连开3枪，孙传芳当场毙命，终年50岁。

事后，孙家登报表示，不会报复施家，但要求严惩。然而，由于当时社会大多数人同情“侠女”、“孝女”施剑翘，呼吁轻判或特赦施剑翘，最终，施剑翘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在服刑11个月后被特赦，恢复自由。

为政举措

政治

孙传芳占据五省期间，采取了多项施政举措来稳定社会秩序和推动经济发展。首先，在政治上，他主张军、民分治。他下令制止士兵违纪扰民的行为，并规定官兵勒索扰民者处死刑，准许民众来辕报告，从而整饬了江苏省、浙江省两省的社会秩序。接着，他为开发资源，制定了江南经济规划，推动铁路建设，革除苛捐杂税，核减灾区粮赋，缓解民生困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在任免人事上，他坚持本省人治本省，任命浙江人夏超担任浙江省长，江苏人陶遗担任江苏省省长，福建人萨镇冰担任福建省省长。在财政上，他规定五省财经各省财政厅自理，但必须接受联军总监部的监督与考察，并且富裕省份应酌情接济财经较差省份，其数字经会议决定。孙传芳还几次通电全国，表明支持工商界保卫国家主权的主张，力争废除不平等的“中比条约”。

为实施这些措施，孙传芳注重招揽人才，结交名流。他招揽章太炎、蒋百里、丁文江、陶遗、刘坦等人为顾问，任用蔡朴、程登科、陈汤泉等财经人才。同时，孙传芳与江南士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尤其和知名绅商张謇、张仲仁等建立了密切的友谊。这些士绅成为了孙传芳施政的社会基础。

军事

孙传芳在军事方面，也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他实施了军事改革。统一五省军队编制及器械配备：通过改革将东南五省的军队编制、装备和军服统一，以确保他对这些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步兵编制和装备改革：每连步兵人员为120至150人，配备轻机关枪六至九挺。同时团内增设重机关枪两连和步兵炮一连。混成旅和混成团的编制保留：尽管有人主张废除混成旅和混成团的编制，但考虑到国内军队对此已形成常规，孙传芳决定维持原状。工兵编制和培训重点：以三连制为基础编制工兵营，并在江南地区特别注重水路交通和桥梁技术的培训。辎重部队改革：在道路交通良好的地方应使用汽车，但在多山丘的南方地区，骡马和人力车辆仍然重要。空军编制和发展：将空军发展重点放在侦察任务和轰炸能力上，先训练飞行侦察队，然后逐渐增加轰炸机。

孙传芳还对兵工厂进行管理加强，恢复了上海兵工厂，并指派陶国椿和胡庶华担任总办，增加兵器生产量，供应五省军队。他还改造了金陵制造局，以增加兵器生产能力。

为了解决军队中存在的吃空额现象，孙传芳实行了军饷对调点放制度，即让甲师清点乙师的名额，乙师清点甲师的名额；同时，军队饷尾一律归公，克扣军饷者处死刑。此外，他规定浙江省各省的陆军与中央各师旅享有相同的待遇。他严禁军队擅自就地提款、筹款，违者处死刑。

另外，孙传芳还颁布了抚恤制度：规定病故者烧埋费为17元，抚恤费为34元，由团军需交给死者原籍县，由县政府转交其家属，并公布收据。阵亡者的烧埋费和抚恤费为普通标准的两倍。他将军费收入印刷成册，颁布全军，公开军队财务。

此外，在军事教育方面，孙传芳办了一所联军士官学校，自任校长，招收高中毕业生为学员，专门培养初级官佐。同时，他聘请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金800元

文化

在文化上，孙传芳组织了“三爱党”，并倡导“三爱主义”，即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同时，他严厉限制进步学说的传播：在东南五省实行极严厉的审查制度，不允许报纸和书籍发表进步学说。他禁止群众举行进步的游行和示威活动。《杭州报》和《申报》等报纸在他的统治时期经常面临停刊和严格检查。

人物评价

杨文恺：孙传芳天资聪敏，学习用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就通，在学科和操法考试中，常常名列前茅。

湘军将领鲁涤平认为孙传芳英勇能战。

近代教育家余家菊：孙传芳聪慧而不沉重，优点在好名，弱点亦在好名。

英文《北华捷报》1935年11月20日第308版认为孙传芳在管理上海市方面是个杰出的统治者，他试图把上海混乱的行政重新组织起来的努力是令人瞩目的。

《北平晚报》1935年11月25日第4版，评论者君左认为鉴于他对上海工人和市民的残暴行径，孙传芳暴毙是咎由自取。

《孙传芳全传》作者邵维国：孙传芳是中国现代史上政治力量迅速变更、动荡时期出现的一个人物，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他的军阀史可以用“投机、爆发、反动、速亡”八个字来概括。

人物关系

人物轶事

坎坷童年

童年时代的孙传芳跟着母亲张莲芳逃荒到济南市，孙母在济南城内无亲无故，靠在街上摆茶水摊为生，又让会一些武术的小女儿在茶摊旁边耍上几手拳脚，以吸引茶客，茶客或过路客人围观后，孙传芳和他三姐俩人负责乞钱。此外，孙传芳姐弟还帮助母亲烧水、泡茶，端茶给客人。一日，孙传芳不小心打碎了一只茶碗，孙母对其一阵痛打；打完后，母子三人抱在一起痛哭。

禁用裸模 

1926年，上海市议员姜怀素因不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用女性裸体模特写生，写信给孙传芳，请他处理此事。该校校长刘海粟也写信给孙传芳，引用西欧国家有关裸体模特的例证，希望孙传芳能支持他。孙传芳站在保守主义一方，认为这种做法有损风化，但他仍较为客气地回信。当时的《新闻报》刊登了孙传芳写给刘海粟的信，他在信中表示，模特是西洋绘画的范畴，美术有多种形式，劝告刘海粟不再使用模特，以维护学校的声誉。在《》上发表了回信，公开拒绝孙传芳的要求。由此，孙传芳下令关闭，并追捕刘海粟。由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位于上海法租界，孙传芳无法直接派人逮捕刘海粟。于是，他电告上海领事团和交涉员许秋枫，要求封闭学校并逮捕刘海粟。在此事中，法国驻沪领事曾四次专门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辩护，说使用人体模特是美术学校的惯例。然而，孙传芳坚持不放弃。最终，只能逃亡至日本。

管不住后院

孙传芳为五省联帅时，不仅禁用裸模、还禁止女性穿旗袍，认为旗袍露胳膊露腿，有伤风化。但其姨太太周佩馨是新女性，认为孙传芳思想守旧，不可理喻，并公开与他唱反调，穿着旗袍大摇大摆地到杭州灵隐寺进香。周佩馨此举立刻被支持刘海粟聘用人体模特儿的人拿来大做文章，并在上海《小公报》上嘲讽孙传芳：“以五省总司令赫赫权威，与几个穷苦女子、无力文人刘海粟作对，以虎搏兔，胜之不武……这次刘先生纵然被其征服，封禁模特儿，恐怕他的尊夫人援旗袍之旧例，给他来个反加提倡，或者以身作则，本身先做个模特儿，给他一人看不算稀奇，还要供大家鉴赏。嗨，那才好玩得很，看孙大司令还维持旧礼教不？”孙传芳哭笑不得，没有追究周佩馨。

反对当人民公仆

孙传芳反对人民公仆论，说凡是仆人没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孙传芳自认为是“民之父母”，爱人民如爱赤子。

放下屠刀难成佛

自从皈依佛门，开办居士林后，孙传芳逢人便劝其入林，居士林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很快便发展到近3000人。有一天遇到原直隶省议长边守靖，孙传芳劝其到居士林念佛。边守靖说：“你是五省联军大元帅，连年征战，官兵捐躯者不可胜数，一将成名万骨枯，今日念经祈祷理所当然。我乃文人，未历戎行，不皈依恐怕如来佛祖也不会见怪的。”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从1933年夏天开始，孙传芳在自家宅院门口常备绿豆汤，供路人饮用，一时传为美谈。中秋之夜，一个盗米贼“光顾”了孙府，被孙传芳的佣人逮住，孙传芳见窃贼年纪小，问他为什么偷米，窃贼说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不得已才出来偷窃。孙传芳听罢，不仅没有责罚窃贼，反而送给他一大袋好米。此事很快在报上刊出，题为：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

墓葬信息

孙传芳墓位于北京十方普觉寺东南。墓坐北朝南，南北长125米，东西最宽处60米，占地面积5734平方米，东部为墓区，西部为祠堂。墓体为覆钵式石塔，高3.55米，须弥座，四周以石栏，前立墓碑，碑文记述其一生官职及事迹。祠堂为两进庭院的古式建筑，占地面积1204平方米。门楼由砖雕而成，上刻有“泰安孙馨远先生墓”。北京市区（海淀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艺术形象

1988年上映的电影《女刺客》，取材于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事，剧中由孙飞虎饰演的联军司令陈全光，以孙传芳为历史原型。

2011年上映的电视剧《家仇》，也取材于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事，剧中由于和伟饰演的军阀张天心，以孙传芳为历史原型。

参考资料

女刺客 (1988).豆瓣电影.2023-11-23

家仇 (2010).豆瓣电影.2023-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