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又被称为“阀阅世家”。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在政治上累世为官；在经济上有用大量的土地和依附人口。
两汉时期的累世公卿的显赫家族是门阀士族的起源，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九品中正制确立，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占田法占田法，门阀士族相继取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标志着这一阶层的形成。到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南北朝时期，农民起义的发生与统治者的有意削弱，南北方士族相继开始衰落。隋唐时，统治者通过科举选士与《士族志》等的编修等手段打压士族，门阀士族逐渐走向消亡。
北方士族重视宗族关系，积极参与政治；南方士族宗族关系淡泊，从政意识淡泊。门阀士族把持朝政，造成了皇权的分化，影响了人才的流动。经济上，士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后期门阀士族政治上的失意，转化为思想文化的开发，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文学艺术发展。田余庆评价“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也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平衡。”门阀士族中较为出名的有琅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
名称含义
门阀，中国古代达官贵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经常用来榜贴本户的功状，阀、阅成了做官人家的一种标志，因此，封建社会里世代为官的人家，又称阀阅、门阀士族或世家大族。
产生背景
社会
门阀制度源于两汉以来的地方大姓势力，这种地方势力是在宗族乡里基础上发育滋长起来的，具有古老的农村结构根源。地方大姓这类宗族团体以血缘为纽带，内部关系十分紧密，势力相当强大，带有很强的地方色彩。
东汉后期，名士的活动对于当时政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选举则几乎起决定性的作用。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为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起点放在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因此考察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其宗族乡党（包括师友）的评论，即所谓“乡论”，是最有权威性的。太守辟举属僚、举荐秀孝，都必须考虑和依据乡论，而主持乡里清议即操纵乡论的，往往是地方大姓中的名士。
经济
随着秦汉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主阶级手中。至西汉中期刘彻时期，汉代田庄已初现端倪。《汉书·汲黯传》和《田传》所记载的“田园”，实际都是田庄。到西汉后期，田庄得到进一步发展。
东汉时期，地方豪族为了保住自己和家族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他们比宗室地主和军功地主更加注意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更加精通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畜牧业、手工业乃至商业的知识。随着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他们的管理经验不断完善和系统化，出现了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庄园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园艺、手工业，形成“有求必给”，“闭门成市”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同时，劳动者主要是由奴隶逐渐转化为农奴的“童隶”，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庄园兼营高利贷和少量的商业活动，并为巩固和进一步扩大庄园经济服务。东汉豪族就是在庄园经济的基础上，以土地私有对抗土地国有，以大量荫庇徒附来对抗政府强化对编户的控制，以相对独立来对抗中央集权，其势力逐步由“武断乡曲”，而发展到左右朝政，为门阀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通途。
文化
自西汉刘彻独尊儒术，尤其是刘奭以后，经学兴盛，著名儒者世以传经为业。在东汉时期，一些家族出现了世代专门研究一种经典的现象，比如桓氏等。同时，一些高官也以传授经典为标榜，以提高家族的地位和声望。他们的教学范围广泛，包括皇室、京师太学以及地方州郡，因此许多官员都出自他们的门下。学生以弟子自居，弟子的弟子则被称为门生。这样，就在大小官吏的上下级关系之上，增加了一层师生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授业经师与弟子、门生也往往具有荐主与故吏的双重关系。他们的弟子数量往往数百甚至数千人。通过学习经学进入官场，从而形成了一些世代贵族的家族。
历史沿革
形成
门阀士族萌芽
在西汉，察举制度导致了少数世禄家族的兴起；然而，东汉时期的察举制度则催生了一系列门阀世族。这是因为东汉时期的选拔士人依据的是“论族姓阀阅”，实际上，权力的掌握在那些有名望的大家族手中。到了东汉后期，地主世家相互吹嘘，自我宣传，极为盛行。“乡里的名誉”、“时人的评价”、“天下的称赞”，构成了统治阶级“公众舆论”。这种“公众舆论”的好坏决定了被评价者的前途，因此，掌握“公众舆论”的世家大族拥有巨大的权威。所谓的人物评价，实际上是世家大族依据经济和政治实力，将被评价者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然后按照等级享有做官的权利。由于东汉时期的世家地主控制了诏举、岁举等所有进入官场的途径，因此权力相对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从而形成了门阀。
门阀士族形成
黄初元年（公元220），曹丕称帝后，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了九品中正法作为新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度下选官主要依靠“德才、家世”，中正官一职常被世家大族所把控，故德才在选拔的标准之中被忽视，家世变得愈发重要甚至成了唯一的标准。到了晋朝初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门阀士族获得了在政治上的特权。
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统一，下令实施占田法。《户调式》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固定了门阀士族在占有田地、荫亲属宾客上的特权。根据这项制度，西晋的各级官员按照他们自身的官阶的高低可以占有一定数额的土地，一二品官为最高可以占有田地五十顷，从上至下递减到最低级的九品官可以占有十顷。九品中正制下，士族的官位具有实际的世袭性，也保证了他们经济特权的世袭性。同时，在《户调式》中明确规定了官员的荫族权力，即使士人子孙不在为官也依旧可以获得荫的权力，只要祖先是士那么子孙依旧是士族。晋朝时期，门阀正式形成。
鼎盛
成为重要政治力量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时，东海王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亲的名号，号召力有限，只得求助于世家大族，希望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政治结合下，司马越以宗室名号和地位向琅琊王氏家族提供了官位；琅琊王氏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助长其声势。在当时得到了较多世家大族的支持，一时之间东海王司马越府被称之为“多名士，一时俊异”。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九月，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同琅琊王氏的王导渡江南下，前往建邺，司马睿此举也开启了东晋立足江南的局面。同时，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司马越病死，北方在刘渊、石勒等胡族攻击下局势更加混乱。
门阀士族把持政权
建兴五年（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南方的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重建晋朝，称为东晋。东晋政权是司马氏政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执政，门阀士族的势力比肩甚至超过皇权，连皇帝也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也在东晋达到鼎盛。在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垄断政权；在经济上占有土地山泽；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门阀士族们重视家谱的编修，讲究渊源，将其作为享有特权的凭证。
东晋初年，王敦与王导掌握了东晋军事与政治实权，王导辅佐司马睿进行朝政改革，治理内政。而王敦则在外征伐，平定叛乱，使东晋的统治范围扩大到长江中游。司马绍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准备第二次东下，夺取建康，意图废明帝立东海王，但在途中病死。晋成帝即位（325年），由于帝王年幼，王导、郗鉴与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遗诏辅政。而庾亮妹妹庾后临朝称制，庾亮地位迅速上升，庾氏崛起。
永和政局，由中枢司马昱、殷浩和上游方镇桓温构成，中枢为名士清谈集团，上游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荆、梁等八州广大地区。永和十年（354年），桓温以殷浩出师败绩为由，逼迫朝廷废殷浩为庶人。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温第一次北伐，出师顺利，军至上。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大败羌帅。桓温声望大增，但未能插手中枢政权。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败于枋头，但取得徐、豫二州，扫清进入建康的障碍，掌握中枢权柄。
衰落
南方门阀的衰落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大批士族被杀，失去大量田园，别墅被付之一炬，且有大量的奴婢和佃客参加起义，门阀士族势力损失重大。东晋军队北府兵主将谢琰被杀，寒门出身的宋武帝等人控制了北府军，士族丧失了对军队的领导权。
南朝后，门阀士族以不涉及实务为“清流”，按照才能办事为“浊流”。所谓清浊在汉代用以分别善恶或君子、小人。西晋以后，清浊之分即士庶之别，官职亦以此为准，凡是士族做的官就是清官，寒人做的官则是浊官。南北朝评定门第标准是婚与宦，“宦”不是完全看他自己及其家族所任官职之高卑，重要的倒是在于所任官职特别是出身官的清浊。当时在品级高低和位望清浊之间有时不甚一致，即有品高而较浊者，也有品低而较清者，在这种情况下，士族通常宁可选择清官。南朝后期自萧衍建立九品十八班制后清浊之分更为显著，士族也基本只任清官。
士族将军事视为耻辱，鄙薄实际指挥打仗的中下级军职，不任武事已成习俗，即使担任军职，也不问军中庶务。而寒门庶族之人，由于仕途被门阀士族所把持，所以，他们往往走军功发迹的道路，军权逐步被庶族出身的将领所掌控。萧赜称门阀士族是“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在侯景之乱中，侯景攻破建康，焚烧了大量藏书，文人学士饱受战乱之苦，庾肩吾、谢举、任孝恭等著名学者都在战乱中丧命，南朝文化遭到重大损失。并且侯景直指高门士族，抢掠其妻儿钱财，并进行残酷屠杀，高门士族损失惨重。而庶族地主政治地位上升，经济、军事实力增强，在南梁逐渐形成了“寒人掌机要”的局面，
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军攻陷江陵城，魏军攻陷江陵后，再次焚烧藏书，自东晋以来历代搜集薯述的典籍，几乎尽毁于之前的侯景之乱和此次的江陵之变。大批士族被杀。江陵的陷落是南朝士族继侯景之乱，再一次遭到的毁灭性打击，两次战乱导致门阀在南朝的衰落。
北方门阀的衰落
北朝门阀衰落较之南朝稍迟一些。北朝时期，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并立，二者时常发生争吵。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期，颁布了区别姓族的标准，北朝门阀制度得到强化。神二年（429年），拓跋焘授命崔浩与邓渊之子中书侍郎邓颖及中书侍郎高允等续修《国记》。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领导众人修成《国记》三十卷。书成后，崔浩在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劝说下，太子拓跋晃的支持下，召集工匠，将《国记》刻于石碑之上，列于路，引人驻足讨论，鲜卑族官宦子弟告崔浩居心不良。六月，拓跋焘对崔浩做出了严厉的判决，将崔浩一门及同宗的清河崔氏，无论枝系远近男女老幼一律问斩；凡与崔氏有姻亲的家族，也全部族诛；此外，崔浩的僚属乃至僮吏仆役全部赐死。如果不是朝臣高允的极力抗争，丧生于此案的人当有数千口之多。北方士族在这场变故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周灭北齐之后没多久，又被隋政权取代。隋政权采取了迁徙、禁止内婚和取消起家清望官特权的措施，这些措施切断了士族与地方政权的联系途径。这些措施导致了山东士族的逐渐衰落。并且隋朝进行了有效的户籍检查，从豪强手中夺回了许多编户，打击了豪强。杨坚统治时综合周齐之制，在政治上削弱士族。北方士族经过北朝后期和隋代，逐渐走向衰落。隋末农民起义对山东士族进行杀戮，对山东士族的社会地位造成了重大伤害。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打击决定了北方门阀的衰落命运。
消亡
隋唐时期，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而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经济上，隋唐施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禁止了世家大族无限制的占有田地和买卖土地，抑制了土地兼并的发展，门阀士族的经济特权被削弱。
李世民时期，在确保关陇集团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注意吸收山东、南方的士族和庶族寒门人士参政，以拉拢山东、江南人士，稳定统治。唐太宗命人编修《士族志》，将原先一等的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降为第三等，列皇族为第一等，达到了打压山东士族的目的。除此之外，还下禁婚令。宰相李义府因为自己的儿子向山东士族求婚未果，开始奏请李治禁婚，于是唐高宗下禁婚令，北魏陇西李宝、太原市王琼、荥阳市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等七姓十家，被禁止自由婚配。该诏令是中央政府准备使用强制权力来打破士族的内部联姻。但是崇尚门第的社会风气仍然根深蒂固，《氏族志》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助长了崔、卢、王等山东旧士族自恃族望、不愿与他人婚配的风气。例如，晋阳大房的王庆娶了清河小房崔玄弼之女，尽管李世民严禁与山东士族缔结婚姻，但像魏徵、房玄龄等大臣仍热衷与士族联姻，导致山东士族旧望不减。
在李治时期，由于反对武则天，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旧士族遭到打击，一大批庶族地主被提拔任用。武后掌权篡唐后，进一步打击旧士族势力，这一阶段，关陇士族受到打击，山东士族则相对稳定。但是，之前在修订《氏族志》时，武氏被排除在一等之外，还有一些庶族官员地位较低，也被排除在士流之外。因此，唐高宗便修订了《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姓氏录》将武氏列为第一等，并让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无论出身，都晋升为士族。同时，老牌士族子弟担任六品以下官员的，被排除在士族之外。其完全以官员品级的高低为标准，不再提倡门第，提高了出身低微官员的地位，打击了门阀士族。到了武则天当政时期，为了巩固统治，打击关陇世族，积极吸收大量的庶族地主参加政权。除此之外，此时的一些世家大族还陷入了贫困境况，如出身清河崔氏的崔慎在未入仕之前极为贫困。士族失去了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为了保持昔日的地位，放下门第观念，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到李隆基统治时，政治上，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入仕途径；经济上，贵族官僚也很少存在和一般地主不同的特点。
尽管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冲击下，世族门阀并未被彻底摧毁，反而适应了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得以在朝代更迭中存续下来。安史之乱后，他们依然保持着政治优势，能够世代出仕朝廷，同时在中央政府和藩镇幕府中垄断高位。然而，以黄巢为首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对世族造成了致命的一击。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四处打击并消灭了世族集团的势力，几乎摧毁了所有门阀世族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次起义不仅动摇了李唐王朝的统治，也彻底消除了门阀的存在。
特点
宗族关系
宗族上，北方士族重视同姓，宗族、乡里和家族关系比南方更为密切。北方郡姓在魏晋时，不受重视，大都没有提升到士族地位，仍是地方豪强，在宗族乡里间拥有较大的势力。拓跋魏占领河北省后，北方豪强组织武装进行反抗，拓跋政权建立后，只能通过宗族首领来进行对人民的统治。这些地方豪强在拓跋宏分别氏姓高低，仿照南朝确立士庶区别时便成为郡姓。北方郡姓是自坞主，宗主一脉相承，他们在本地有较稳固的基础。
南方士族的宗族紧密性较差，少有组织武装反抗的事发生。南方士族在基本上是继承魏晋旧门，从宗族中分化已久，缺乏雄厚的宗族基础。加上大量侨人的迁入，原有士族的力量受到制约。人口流动加强，宗族和乡里组织被削弱。
政治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主要有以下特点：士族垄断仕进：士族地主通过门资为选拔官员的基本标准，垄断了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权；以门资为选拔官员的基本标准：士族地主通过门资来确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担任官员，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能力和才华；士族地主控制全国官员任命权：士族地主拥有控制全国官员任命权的特权，可以任命自己的家族成员或亲信担任高官显职；世官世禄制度：士族地主的子孙可以世代担任高官显职，形成了世官世禄制度，使得士族地主的地位和特权得以延续；合法的私人武装：士族地主具有合法的私人武装，这使得他们在地方上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合法荫客之权：士族地主可以合法地荫袭官职给自己的子孙，以保持家族的政治地位。
唐朝时期，门阀地主的特点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唐朝发展了科举制度，使其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这使得士族地主不能再完全依靠门资来选拔官员，而是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有才华的人才；唐朝实行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政权更加集中。这导致士族地主在政治上的影响力相对减弱。
婚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婚姻习俗发生了变化。在当时，士族之间的婚姻通常是在自己的身份等级内进行，也就是所谓的“身份内婚制”或“等级内婚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习俗逐渐变得不那么严格。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士庶通婚现象依然存在。然而，到了东晋时期，门阀制度更加严格，士、庶之间的地位差距更加悬殊，士族间等级内婚姻变得更加壁垒森严。
此外，门阀士族还有“国婚”习俗，即皇室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婚姻联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室大多与门阀士族联姻。然而，到了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对于“国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倾慕“国婚”。这表明门阀士族已经掌握了强大的政治权力，拥有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占据了崇高的社会地位，不再需要通过“国婚”来扩大势力或寻找靠山。
文学
唐之前的士族文化追求主要集中在经学上。魏晋以来,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过去的世家大族阶层也逐渐演变而成士族阶层。两晋时期，需学家族如果不人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品的士族地位。与此同时，儒学并未衰绝，为南朝儒学的渐兴留下了一点根基,而南朝儒学渐兴，开始儒释道兼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举制度的发展，唐代门阀士族的文化追求发生了变化。唐代士人的入仕过程包括三个途径：门荫入仕、科举入仕和杂色入流，其中，科举成为唐代后期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因此，唐代门阀士族的文化追求开始向文学转变，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
经济
门阀士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土地、财产和人力资源的积累，逐渐形成了雄厚的物质财富。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掌握了丰富的资源。门阀士族在经济上以大田庄为物质基础。，主要靠占山护泽，具有较强的自足自给性。他们还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各种经济活动。他们通过经商、出租土地、投资等方式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上处于垄断和控制地位，由于门阀士族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财富，他们能够在经济上实施垄断和控制。他们通过控制土地、资源和市场，限制其他社会阶层的发展，从而保持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在经济方面呈现出富裕、多样和垄断的特点。
影响
巩固政权
在五胡乱华之后，北方陷入混乱，大批的北方士族衣冠南渡，为东晋在南来士族中建立提供条件，司马氏得以继续在江南立国。一方面满足了广大汉族官僚贵族和百姓在南方建立与自己民族利益相一致的政权，有利于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随着司马氏政治中心的南移，北方的士族门阀纷纷南迁，进一步壮大了南方汉族官僚贵族的力量，这为东晋政权奠定阶级的基础，使得东晋政权的建立成为可能。同时，门阀士族把持朝政，造成了皇权的分化，控制了选官制度，进而影响了人才的流动。
南迁士人加快了对南方的开发，他们在南方进行生产活动，将北方带过来的农耕技术应用在南方，由此江南地区开始成为汉族的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成为江南地区后续一千多年长盛不衰的开始，而作为首都的建康，也拉开辉煌的历史序幕。
文化交流
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吴越文化发生交融碰撞，对中华民族总体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使得中原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转移，在民族矛盾尖锐、战乱频繁之时，以华夏正统为号召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抗衡，对于保证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维护了江南地区的稳定和谐，对于江南经济的稳步发展，文化的繁荣昌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后期门阀士族政治上的失意，转化为思想文化的开发，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文学艺术发展。
历史评价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评价：“选举官员的方式是先看门第背景，然后再考虑人才，这是魏晋的深刻弊端，历代沿袭下来，无法改变。然而，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并不取决于他的财富和地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道理。在那个时代，即使像魏孝文那样的贤明之士，也无法避免这种偏见。”
田余庆：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也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平衡。
唐长孺：门阀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必然将按照历史规定的道路走向衰亡。
刘欣凯：门阀士族对于稳定三吴地区和开发南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北方南下的士族将先进的农耕技术应用在南方，北方的中原文化和南方的吴越文化开始交融。
郭飞：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唐朝前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长。
学术争议
历史学家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提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此后的南梁和北朝均不是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在历史上起着不同的政治作用。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
学者李文才指出：君臣“共治”乃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而非“变态”。中国历史从秦始皇统一开始进入了“皇权—吏民”时代，这一时代的政治模式就是皇权政治，并延续至清朝被推翻为止，历时两千年之久。东晋的主要社会矛盾依旧是“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所以东晋依旧是皇权政治时代，并非是“门阀政治”时代。
门阀代表
东晋琅琊王氏
王敦与王导等琅邪王氏诸兄弟和晋琅琊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琊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东晋初年诸帝，待王导以殊礼，不敢以臣僚视之。
晋成帝即位（325年），成帝年幼，王导、郗鉴与庾亮等七人同受司马绍遗诏辅政。庾亮妹妹庾后临朝称制，庾亮地位迅速上升，其与王导之间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
成、康之交，咸康、建元之际，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经历着又一关键时刻。王允之是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琊王氏虽然还是代有显宦，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靠社会影响。由此到晋末为止，无人能影响政局。
东晋陈郡谢氏
从晋朝至南陈的300余年间，陈郡谢氏绵延了10余代，族大枝繁；尤其陈郡谢氏曾一度与琅琊王氏齐名江左，是六朝历史上著名的一流世族。
陈郡谢氏的始祖谢缵为典农中郎将，谢之子谢衡，是西晋博物多闻的硕儒。陈郡谢氏谢鲲与谢裒渡江。谢鲲在西晋末年担任过一些有实权的官职，但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不高。后来谢鲲曾被太傅东海王越辟为掾，转参军，之后为王敦长史，并因平杜弢之乱有功而封咸亭侯。谢鲲改父辈儒素习尚，入元康玄风，进入名士行列，家族地位也随之提高，这是谢氏家族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谢鲲的子侄谢尚、谢万兄弟身居要职，陈郡谢氏的政治势力、军事实力开始强大。谢尚镇历阳为豫州刺史，得列为方镇，谢尚死后，从弟谢奕与谢万先后继任豫州刺史，豫州成为谢氏家族地盘，是谢氏家族兴旺发达的实力基础。
谢万死后，谢安入仕。谢安先后任尚书仆射、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司徒、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封建昌县公。谢安韬光养晦，避桓温锋芒，保全谢氏，后成为东晋的首席大臣，执掌政治、经济大权。谢氏家族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进一步提高，淝水之战大捷更是把陈郡谢氏的门户地位推向顶峰。
淝水之战后，皇室加紧了对谢氏的控制，谢氏子弟逐渐丧失手中的实权，谢氏家族开始走向衰落。元兴三年(404年)，孙恩、卢循举兵起义，东晋朝廷派谢琰及他的两个儿子谢肇和谢峻镇压义军，父子三人反被义军杀害。“孙恩之乱”历时八年，谢氏子弟中吴兴太守谢邈、南康公谢明慧、黄门侍郎谢冲等被害，谢氏家族的势力再次遭到削弱。元嘉三年(426年)，谢晦因废弑刘辩之罪伏诛，受到牵连的还有谢世休、谢世基、谢世平、谢绍等族人。这次变故不仅造成了谢氏族员的锐减，更因为是国除，家族子弟失去了仕进之路。至此，谢氏家族的势力彻底衰落。侯景之乱，陈郡谢氏族员或流散，或死亡，家族的最后一点元气被耗尽。
隋唐太原王氏
东汉末年，王柔(字叔优)、王泽(字季道)为当时名士郭泰所称道，谓此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王柔“当以仕宦显”，王泽“宜以经术进”。此二人后来分别官至北中郎将、代州知府。王柔子王机，仕魏，官至东郡太守，早亡。王泽子王昶少有才名，是太原王氏晋阳一支走向兴盛的关键，为太原王氏日后成为煊赫大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嘉平二年(250年)，王昶受命出击孙吴，在江陵一战中，由于他指挥得当，大败东吴军队。是役，王昶因军功迁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魏末，大将毌丘俭、文钦、诸葛诞先后起兵反对司马氏，在镇压毋丘俭、文钦、诸葛诞的斗争中，王昶以赫赫战功为他及家族赢得了空前的尊崇，由于王昶对曹魏政权以及后来司马氏的巨大功劳，此后太原王氏之晋阳王氏一支一路飞黄腾达，身为魏晋之时北方一流的高门大族。
陶渊明《群辅录》中谓太原王氏“五世盛德，闻之故老”，所列五世为昶、湛、承、述、坦之。王文度的四个儿子各有仕任，三子王国宝最受安帝重用。王国宝被任命为副相，和会稽王司马道子一起操纵朝政。后来两个人因为疑忌王恭、殷仲堪等将领，与王恭发生矛盾。桓温之子桓玄说服殷仲堪、王恭一道举兵征讨司马道子和王国宝。消息传到建康后，司马道子诛杀了王国宝和王绪等人向王恭谢罪，平息了这场兵祸。隆安二年(398年)，王恭与殷仲堪反叛，二人兵败被杀，王恭的五个儿子和他的弟弟王爽等在这场战乱中遇害。元兴三年(404年)，晋阳王氏尚书右仆射王愉和他的儿子荆州刺史王绥因不满宋武帝专权，密谋起兵，事情泄露后被刘裕族诛，王氏一家几乎被诛杀尽。此后，显赫一时的晋阳王氏家族在南梁几近消亡。
在家族衰落时，晋阳王氏一支的后裔王慧龙，在沙门僧的帮助下几经辗转渡江北归。王慧龙到达北魏后，因为高门望族的身份背景，取得了宰相崔浩之弟崔恬的信任。王慧龙凭借望族出身，与当时北朝的士族——清河崔氏建立了联姻关系。在北魏，王慧龙被任命为龙骧将军，镇守南境，在数次对刘宋政权的战争中获胜，官至安南将军、荆州刺史，为太原王氏在北魏的显贵奠定了基础。经过太原王氏成员几代人的努力，在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分族定姓时，太原王氏跻身北方一流高门大族之列。其后，历北魏、北齐、北周，直至隋唐仍旧位列“五姓七家”(唐初确立的望族，分别为“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人才辈出。
隋唐，随着旧的门阀士族由盛转衰，庶族地主逐渐兴起以及科举制度的推行，太原王氏家族身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淡化。
隋唐陇西李氏
陇西李氏的地位，是由李崇祖孙三代人奠基的：李崇，陇西郡郡守；李崇次子瑶任南郡守，封狄道侯；孙信，为秦之大将军，封陇西侯。此三公均以武功封爵，以陇西郡为封号，是陇西郡的第一代李氏名人。
汉初，李信的儿子李超是大将军，李超的次子仲翔任征西将军，奉命讨伐叛羌，因为寡不敌众，死在战场上，因为军功被赐封太尉。如今陇西李氏后人都尊李仲翔为狄道房的始祖，因为他是第一个葬于狄道并安家于陇西郡的李氏名人。刘彻时，陇西李氏出了李广李广和其从弟李蔡。史料记载李广和李蔡都是陇西天水市人，他们的先祖李信在秦朝时迁徙到成纪。李蔡是汉代三朝的武将，功成名就后被封侯，官至丞相。二人提高了陇西李氏成纪的声望，陇西李氏家族成为望族。到李广之孙李陵以战败被俘，投降匈奴而连坐灭族时，陇西李氏的声望开始大大下降。
东晋十六国时，以狄道房和成纪房为主干的陇西李氏宗族又逐渐兴盛起来。西凉王李暠，是陇西县宗族中的第一个皇帝，他开创的西凉国，后为北凉所灭，其孙李宝、曾孙李冲入仕北魏，官高位显，使得陇西李氏名望兴隆。到北周以后，原来没入匈奴的李陵后裔，也回归中原，将赐姓丙氏、拓跋姓恢复为李姓，如李贤等。
李唐王朝建立以后，为了提高皇族地位，唐太宗命人修撰《氏族志》，要把国姓李置于诸士族姓之首。编修《宗室世系表》，将李氏列为历史渊源悠久的氏族，并把皇家的族源与当过西凉王的李暠连接起来，以表明李唐皇族是有皇族血缘的家族。同时，李氏王朝把显贵的皇姓大量分赐给有功之臣，而且有大量自愿改姓为李姓者。陇西李氏从一个血缘系统的宗族演变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庞大世族，到南宋郑樵编《李氏源流》时就变成了“故言李者称陇西”的局势了。李唐王朝奉李姓为国姓，并追根溯源到陇西李氏，提高了李氏陇西郡望，陇西李氏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