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

唐长孺（1911~1994）中国著名史学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并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江苏吴江人，历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副教授、教授，并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32年，唐长孺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专业，先后任教于上海爰群女中、浙江南浔中学、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940年任教于光华大学历史系，1942年转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1944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副教授，1946年升为教授。唐长孺早年从事辽金元史研究，后专心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代表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书兵志笺正》《唐长孺文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

1963年，唐长孺主持并参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点校工作。1975年主持整理吐鲁番市古墓出土文书，编成出版《吐鲁番出土文书》。1978年以后，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唐长孺曾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其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文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书兵志笺正》《山居存稿续编》《山居存稿三编》等，著述和讲义等被汇辑为《唐长孺文集》。

1955年以来，唐长孺招收并培养了多批研究生。他领导成立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是一支学风严谨、成果显著的较完整的学术梯队。由唐长孺倡导创办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学术年刊，于2005年、2007年成功入选CSSCI学术集刊刊源。

生平

唐长孺（1911年7月4日—1994年10月14日）教授，江苏吴江人。1932年上海大同大学文科毕业。毕业后在兰田国立师范、武汉大学等单位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并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从事中国辽、金、元史的研究。1944年后，专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并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自1955年以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先后出版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至九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学术专著。多次发表研究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论文。唐长孺广泛参加史学社会实践。1961年，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从1963年起，主持并参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点校工作。1974年，国家文物局决定由唐长孺负责组织相关专家，对新出吐鲁番市古墓葬文书进行整理。1975年，经他倡议，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他任组长主持整理工作，并主编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书。1955年以来，唐长孺招收并培养了多批研究生。他领导成立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是一支学风严谨、成果显著的较完整的学术梯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部分）、《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等。1991年，唐长孺主编的十册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全部出齐，四卷《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亦在唐长孺逝世一年多后问世。

早年求学

青年时代的唐长孺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初九日（公历7月4日），唐长孺生于江苏吴江区平望镇，唐长孺出身书香门第，旧学造诣深厚，早年在旧体诗方面受过系统而严格的训练，所作旧体诗词极见功力。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30日，五惨案发生，而当时反奉战争亦爆发在即，沪上战云密布。唐长孺的《内乱与外交》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他并不认同“弱国无外交”，认为外交之失败，根源在于内政，在于今之执政者孳谋取一己私利，为辟地扩军而收括民脂民膏，“侧媚于强邻（按：指日、英、美诸国）”，军队“不可谓不多”，但“惟内争之是尚，权利之是争”，而无心“御外侮捍强敌”，所谓“国必自伐也，而后人伐之”，五卅血案即因之而发生。文章引征三代秦汉史例，痛陈当时内忧外患之严重局面及其根源，字里行间洋溢着饱满的爱国热情和深重的亡国之忧，其思维之缜密，论述之严谨，文笔之老到，很难想象出自一位初中生之手。民国三十一年（1932年），唐长孺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毕业，毕业后在兰田国立师范、武汉大学等单位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唐长孺在章太炎、金天羽所创立的“中国国学会”会刊《国学商兑》创刊号上，首次发表词作《解连环》，当时年仅23岁。次年8月，唐长孺又在中国国学会另一会刊《文艺华》第1卷第4册上，首次发表诗作，凡7首。

抗战岁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唐长孺任教于舅家刘姓为主要资助方的湖州市南浔中学。抗战军兴，浔中解散，唐长孺举家辗转迁至沪上，一度兼职于上海启明书店，翻译外国文学著作，以补苴生计。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开始，唐长孺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辽金元史的专论和译文。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始，唐长孺在上海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谋得教职。但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一直潜心治史，而以辽、金、元史为主攻方向。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间，唐长孺得以辽金元史专家身份，于而立之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金天羽向光华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吕思勉推介唐长孺，经吕思勉荐举，时任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教员的唐长孺，受聘为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从此正式开启了唐长孺尔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研究及教学生涯。甫入光华大学，唐长孺即在该校南锋社出版的学刊《南锋》第2期发表《读〈辽史〉札记》。当时唐长孺鉴于《辽史》“记载抵重复”，遂“仿照汪龙庄《〈元史〉本证》之例，对《辽史》作一点整理工作。纪传部分大致作了校勘考证”。这篇《读〈辽史〉札记》所考，即始于《辽史·太祖本纪上》开卷叙述耶律阿保机姓名、乡里的“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句，止于开国七年（913年）六月“轨下放所俘还，多为于骨里所掠”条。此文前后（下至离沪赴湘的1942年），唐长孺还发表了一系列“校勘考证”《辽史》的论文，并撰写了多篇考论宋金元史的力作。唐长孺点校《元史》并指出旧版中的错误民国三十年（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孤岛”亦沦陷，光华沪校停办。吕思勉、金天羽等相约携眷归里，以“一片冰心”互勉，“不黜虏之网，不嗅盗泉之饵”，“不向日本鬼子低头”。唐长孺亦决意离沪，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唐长孺正是“因吕师诚之之介，受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之聘”，历尽艰险，间关赴湘，受聘该学院史地系任副教授。国师创校校长廖世承（字茂如）原为光华大学副校长兼光华附中主任，与吕思勉是多年同事、朋友，创校伊始即拟延请吕思勉为历史系主任，吕思勉因“方为光华历史系主任谢不应”，推测吕思勉是向廖世承推荐唐长孺的，而唐长孺就读光华附中时，主持附中工作的正是廖世承，故唐长孺生致吕思勉书，要特笔“茂师前请安”。

建国之后

1955年以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先后出版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至九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学术专著。多次发表研究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论文。唐长孺广泛参加史学社会实践。1961年，唐长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从1963年起，唐长孺主持并参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点校工作。1975年，经唐长孺倡议，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他任组长主持整理工作，并主编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书。4月底，唐长孺始成行赴新疆，先期带通晓英语、日语，熟知典籍年近六旬的谭两宜和朱雷去乌鲁木齐市。唐长孺去了吐鲁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古墓群，看到发现文书的古墓，也参观了雅尔湖故城、高昌故城两座古城。但就在去南疆的库车市后，因乘坐手扶拖拉机挂带的斗车上，行走在路况极差的机耕道上，强烈的颠簸致使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于新疆医疗条件差，唐长孺不得不返回北京，住进工农兵医院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诊治。唐长孺主持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有文稿都要亲自过目，最后定稿尤其要亲自参加。在现存《吐鲁番出土文书》早期文稿档案中，随处可见唐长孺批改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唐长孺对文稿审读的认真负责，特别是最后的定稿。1980年后，由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初稿已经完成，整理组只留下六人，分工大致是：唐长孺领导陈国灿、朱雷、程喜霖三人负责最后定稿，吴震负责出版前的校对，李征负责全部图版的摄制。唐长孺每年寒暑假来北京，与陈、朱、程三人在一起进行最后定稿的情景。唐长孺当时眼睛已极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边，让陈、朱、程三人中的一人读文稿。唐长孺负责听，觉得释文有问题，就让李征将原件取出，自己亲自核对；觉得解说、注释有问题，就口述应该如何修改。

晚年时期

1984年冬，始终不愿招收博士生的唐长孺，在学校相关领导的劝促下同意招博。最初慕唐长孺盛名报考的本来很多，后见考试科目中有“西欧中世纪史”，许多考生知难而退，或临场放弃。1994年10月14日，唐长孺因病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主要影响

唐长孺在历史学领域的最大贡献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他生前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59年）、《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1983年）、《山居存稿》（1989年），以及《唐书兵志笺正》（1957年）和《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1957年），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共收论文13篇，其中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所作。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所有重要方面，无论经济、政治、军事，还是典章制度、民族、思想学术，乃至宗教、中西交通，都各有专题论述。

唐长孺的中国中古史研究，开辟了诸多新领域，或在前人基础上提炼出新的问题，其中在社会经济研究方面的突破最为显著。他对晋朝占田课田制、各级官僚贵族荫族荫客制（包括北朝荫户制）、魏晋户调制及魏晋至唐官府役使的工匠身份和劳役形式，作了一系列制度层面上的精当考证，主旨在于中古时代土地制度、劳役制度及其演变，主要劳动者身份及其演变，围绕着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权，国家、大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演变，以及上述演变所推动、体现的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特征。

门阀制度研究方面，唐长孺提出了关于门阀士族的基本论点，并在一系列论文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深化。他指出九品中正制度的设立渊源于东汉选举制度中乡闾评议的传统，士族阶层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农村结构根源即牢固的宗族乡里基础。他还对南北朝后期寒人的兴起及其在制度层面上的反映，即在选举制度上出现的由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过渡的萌芽，以及在科举制度兴起的隋唐时代门阀制度之趋于消灭、门阀阶层日趋衰落的过程，分别进行了专题研究。

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唐长孺的《唐书兵志笺正》一书，对旧史记载做了一系列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条分缕析，纠正了《兵志》记载中的许多疏漏和错误。他参与点校的“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被海内外学术界视为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和范本”。

敦煌-吐鲁番学方面，唐长孺主持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出版后，陆续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10册、图文本4卷，使埋藏地下千余年的古冢遗文得以公诸天下。此书被誉为出土文献整理研究领域标志性成果，还据此创建了“吐鲁番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中古史及敦煌市—吐鲁番学的发展。

唐长孺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市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亦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暨武汉分社副主委等职。

历史评价

陈寅恪：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

田余庆：

①唐先生几乎把所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制高点一个一个都攻占了。也就是说，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做过研究，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②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跋语中说到自己的学术经历，引郭沫若的话说，我们就像一个个旅行家，每到一站，行李箱就帖上这个码头的旅馆标签。唐先生赞同这个说法。我想，唐先生的学术经历不是一般的旅游者沿途看看风光，拣拾现成的样品而已，而是有他自己的选择，有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的积累和融会贯通。

③唐先生接受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有家学，有师承。传统学术的深厚见识和对资料的精密处理，所谓考据之学，他很擅长。后来，他通过历史学界前辈先驱者的教育，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学理和方法，讲究实证而有新的思维。唐先生眼界开阔，能够通观全社会、全局来抓问题，这是唐先生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收获。唐先生对所经历的各个学术阶段的方方面面，经过独立思考，经过取舍，去其烦琐和空疏，得其精到和深广，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所以面貌很新。

沙知：唐先生为人非常谦虚，很尊重别人，特别是在同行之间，当然别人也很尊重唐先生。

林甘泉：

①唐先生一生教书育人，他对史学研究，对工作的敬业精神，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唐长孺文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是1992年脱稿，1993年出版，他那时候已经过了80岁，两只眼睛的视力都在0.2以下，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毅力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完成了他的研究。眼睛近乎失明，又因胃病开刀，靠学生给他读、查，再核对，他这样的毅力和敬业精神，和陈寅恪先生可以比美。

②对唐先生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从清末算起，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两条主线，一条是实证史学，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但是这两条主线在某一个时段、在某些史学家身上又有交叉叠合，这是我们理解中国近百年史学发展的一个现实。在我看来，这两条主线在唐长孺先生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结合，使唐先生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唐先生实证史学的功力很深厚，1949年之后，他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引经据典，但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使得他的视野更开阔，或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唐先生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标签和装饰，是真正经过自己的思考融化。这就使得唐先生的著作具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搞实证历史学的，还是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都能从中获益。

楼劲：唐长孺先生是海内外史界公认的卓然大家，自青年至晚岁，他先后从事辽宋金元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主持北朝四史等古籍和吐鲁番市出土文书等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负责中国通史及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断代史教材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相关部分的编。凡其关注所及，精力所注，必有重大开创性成果，产生持续不断的学术推动作用。随着岁月推移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唐先生的这些成果历久而弥新，不仅多被认为是各相关学科和领域的重要基石，也化入并不断启发了这些学科、领域的最新探索与讨论。在现代中国的著名史学家中，像唐先生这样并无其他依傍，完全凭借自身研究成果、资料整理、人才培养、学术影响和推动作用而得海内外学人共同敬仰爱戴者，可谓少之又少；若再就其德行之高，建树之丰，对中古史结构体系贡献之大，于史界可臻之立德、立功、立言俱足垂之不朽而言，之同期诸家，盖仅一人而已。

荣新江：唐长孺先生整理完成《吐鲁番出土文书》，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唐长孺先生主要的著作和论文都是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但实际上唐先生在隋唐史领域有很高造诣，只是未及写下来，非常可惜。

题诗三绝

1955年，陈寅恪评价唐长孺新著时说：“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1988年，唐长孺为中山大学陈寅恪学术研讨会题诗三绝，自称“教外何妨有别传”，表示了对陈寅恪学术的追随和崇敬。

谦逊人格

在中国唐史学会筹备期间，要推选会长，当时大家都推唐长孺。唐长孺不肯担任这个会长，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唐长孺才同意，但要求会址设在西安市。唐长孺一直主张唐史学会由西安唐史学者来办，因为西安是唐代的首都。最后妥协的结果，唐长孺做会长，西安的史念海做常务副会长，武汉大学的陈仲安和陕西师范大学的黄永年同任秘书长。1978年秋，余英时带着美国的第一个学术代表团到北京访问，余英时代表《剑桥中国史》的编委会请唐长孺撰写魏晋南北朝史部分，唐长孺婉拒。

治学严谨

陈国灿回忆说，唐长孺治学严谨。他曾为一个研究项目申报2000元经费。同事们都劝他不必太“紧张”，他却说要花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执意不增加经费。项目审批下来，相关部门审核后多批了1000元。

后世纪念

出版著作

2011年，八卷本《唐长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缅怀了唐长孺的学术人生。

学术研讨

2021年7月18日，武汉大学召开纪念唐长孺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元史研究会等学术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唐长孺。

外部链接

参考资料

唐长孺 Changru Tang.豆瓣读书.2024-03-26

唐长孺｜江南富商“南浔四象”是哪几个家族.中华书局.2024-03-26

[建党百年 学术百家] 唐长孺: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的完美结合.澎湃新闻.2024-03-26

一生做两件事的史学大家唐长孺.教育部网站.2024-03-26

唐长孺教授.武汉大学.2024-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