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由东汉许慎编辑，大约成稿于东汉刘肇永元八年至十二年间（公元96-100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按照部首编排，系统分析汉字的音、形、义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书之一。
《说文解字》共十五卷，分前后两部分，前十四卷为第一部分，以解字为主，先列出汉字字形，通常是小篆字体，也标列了部分古、籀文字形。后逐字解说字形，通常先释义，次释形，后释音。在编排方式上，《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首创部首编排，共区分出540个部首，将相同部首的汉字排在一起，使不同部首字相互区分开来；同部首的字中同属、同理的字排在一起，使排字有序。前十四卷共收释9353个字，又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字，体量庞大。第十五卷为第二部分，是全书的叙目，涉及文字起源、汉字内部规律等问题，为后世文字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说文解字》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系统的字典，不仅促进了当时的文字规范与统一，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它所体现出的文字学理论、汉字研究的方法和总结的汉字结构规律，对后世汉字的研究和运用仍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说文解字》大约成稿于东汉刘肇永元八年至十二年间（公元96-100年）。此时，文字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完善了，文字学开始发展。从已经发掘的古文化遗址所提供的资料来看，至少在五六千年前汉族就已经开始使用文字了，半坡遗址时期已经出现了简单的记事符号，到甲骨文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到了汉朝，随着文明的趋向繁荣，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字也进入到了高速发展时期。汉字不断发展，文字生日繁，使得人们必须专门学习它，才能很好地使用它。在这一背景下，众多的字书应运而生，蔚成风气，这就给《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的产生提供了文化积因。
在《说文》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字书，这些字书也为《说文解字》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中国最早的字书是战国时期的《史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该书是姬静太史姓所作，《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所收“籀文”，就大量借鉴了该书。秦始皇时代又有“三苍”，即《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西汉又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扬雄的《训纂篇》等。还有《尔雅》《方言》等字书，虽然与《说文》相比，不够成熟和体系化，但不可否认，它们为《说文》的编纂提供了大量文字资料和研究基础。
同时，汉代的社会主义和学术活动，也为《说文解字》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前提。秦始皇时期，大量焚毁经书，对中华文化而言无疑是一场浩劫。汉朝建立以来，刘彻在董仲舒的谏言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从本质而言仍是文化的专制，但却在文化整理上打开了禁令。在这一背景下，兴起了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论争。今文指汉朝通行的隶书文字，古文指先秦六国时期的古代文字。今文经学派认为经书中蕴含着无限的意思，只言片语也可致用，受此思想影响，他们常常断章取义，随意使用经书中的字词句子。而古文经学派则认为不可以断章取义，应该根据经书的句子和字义来解读，将文字的分析和训的考证放在首要地位。而许慎师从古文大师贾逵，从学派来说属于古文派。从时代来看，许慎所处的东汉中叶时期，也正值古文学派全面兴盛之时，训诂之风盛行，这也为他编纂《说文解字》提供了条件。
个人背景
许慎，字叔重，是汝南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召陵区）人，出生于刘庄永平元年（公元58年），卒于刘志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一说许慎生于刘秀建武六年即公元30年，卒于刘祜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
据《后汉书》记载，许慎年轻的时候就广泛学习经籍，受到经学大师马融的赞扬，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美誉。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许慎搜集到了大量的小篆、古文、籀文字形，这也为他后来编纂《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提供了便利。除博学外，许慎还性格淳朴，脚踏实地，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轻易发表评论，而是会仔细查证，这种严谨的精神也是编纂《说之解字》必不可少的品质。同时，许慎又淡薄名利，专心学术，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受地震影响，全国爆发灾情。皇帝下诏三府，选有才干的官员，出补令长，安抚百姓，稳定民心。许慎被选受诏到沛国县（今固镇县）任县令。然为了专心审定《说文解字》，在就任之前，许慎就称病，回到了故乡万岁里。终于在三年后，即121年，《说文解字》定稿，由许慎之子许冲将稿奉献皇帝。
许慎并不以官名显扬，他的声名更多是由他的学说奠定的。许慎有两本著作，一是《五经异义》，该书创作先于《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其重要意义在于首次在礼制领域，开启了今、古经学的融合，为调和古今学派斗争做出了贡献。该书已经亡佚，仅能从余篇考查许慎思想。二是《说文》，在文字训诂上展示了许慎“今为古用”的学术追求和实事求是、兼容今古的经学思想，从而奠定了他在经学上的权威地位。
编排体例
《说文》全书的正文部分可分为文字和说解，文字包括字体和部首的排列；说解包括对于文字义、形、音的解释。
字形字体
《说文》全书收录汉字以小篆为主要字体。小篆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字体统一，形体固定的文字，相较于异体繁多又多字形的金文而言，小篆更容易分析和归纳出部首；相较于后世通行的隶书而言，小篆还保持着原先的象形意味，更接近字的古貌，便于推求本义。因此，小篆是最适合进行分析的字形。《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又收录了异体字，包括古文、籀文、小篆等，作为补充印证材料。古文是战国末年时期的抄书体，特点是简洁，但又不如金甲文工整。文指《史籀篇》中的文字，特点是形体繁迭。异体字还包括一部分小篆，主要来源于秦刻石。
在每部末，《说文》都会标注“文若干”“重若干”的字样。“文若干”是指该部中正字的数量。“重若干”是指该部中异体字的数量。异体字又常用“或作某”即所谓“或体”来表示。有时用“俗作某”“秘书说”“通人说”表示，多限于小篆。《说文》中约有四百五十多条“或体”。
部首分类
许慎在《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中首次创立了540个部首，并以此统领汉字，这一举措为汉字的编订和检索提供了一套较为科学的程式，也使《说文》和以往的字书相区别，进入了字典的行列，可以说这是《说文》最大的功绩之一。关于部首的分类方法和排序，在《说文·叙》中许慎重点谈论了该问题，部首的划分是依据形体进行的，有共同组成部分的属于同部首字，排在一起，不同部首的字相互区分；部首内同属、同理的字排在一起，使排字有序；以“一”为第一个部首，“亥”为最后一个部首。
部首内字的次序，一般都是把意义相近的放在一起，但也有其他细微的规则，如东汉皇帝名讳中出现的字，一定列于该部之首，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秀”字，即为禾部之首；有吉凶之意的，按先吉后凶顺序排列，如“示”部，先“禧”“禄”“祯”“祥”“福”等表示吉祥的字，后“祸”“祟”等表示灾祸之字；有虚实之意的，先实后虚；与部首形体重叠的或相反的，列于该部末尾等。虽然《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中有若干排列条例，但并不十分严密，故北宋文字学家徐铉曾说“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
说解次序
《说文解字注》中有“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和三者以完一篆。”即《说文》的说解按照先义，再形，最后是音的程序进行。
释义即义训，目的是为了探求汉字的本来意思，但有时也会出现为了探求本意而放弃该文字最常见的意思的情况，如《说文》认为“易”是象形字，将之解释为“守宫也”，也就是蜥蜴，反而没有收录“易”最常见的“容易”的意思。黄侃总结《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中释义的方法主要有三，即互训、推因和义界。互训，即是用同义词相互解释。常见形式为“某，某也”。推因是依据声音线索来探求词义的方式。黄侃解释说：“凡字不但求其义训，且推其字义得声之由来。”义界就是下定义。《说文》中的义界式释义有两大类，一是有标记词作为提醒，常用“为”“曰”“之”“者”“所”“所以”等字眼作为提醒；二是无标记义界，也就是没有明显的标记词提醒，直接定义词义。
释形即形训，是从造字角度对字形的分析，主要依托的是造字之法即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指事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如《说文·叙》所说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中常用“指事也”“象某形”“象某”或“从某象某形”等表示。象形是最直接、最原始的构字方式，《说文·叙》所说是“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日、月是也”。一般会直言象形，如“刀，兵也，象形”。若所象之形不是很明显，也会加以解说，常用“象某之形”“象某某”等表示。形声指字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声符和形符，这也是使用最多的汉字的构形方式。《说文·叙》所说是“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说文解字》中收录的形声字约占80%。常用“从某，某声”表示。会意是指由两个及以上的独体字结合而成的一个新字。《说文·叙》所说是“会意者，比类和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常用“从某从某”或“从某某”表示。转注按许慎的说法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但《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中没有明确其使用，仅以“考”“老”二字为例。后世学者对于“转注”看法不一，其中戴震等人以为转注就是指互训，朱骏声则认为是从本义中引申出新义。假借指“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两字声音相近，就借用旧字来表示新字，《说文》同样举了“令”“长”两例。
释音即音训，也称声训，以读音为线索推求本源。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形声字中的标注方法，二是直接用读若注音，常用“读若某”“读如某”“读若某同”“读与某同”“读若与某同”或“读若某相似”表示。
广泛征引
《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体例的一大特点在于广泛征引。据许慎自己在《说文·叙》中所说，他征引了《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等古籍。事实上，《说文》引用来源远不止这些。许慎在《说文》中的引用有来源于经书典籍的，如释“祝”字时，引用了《易》经中的“兌为口为巫”一句，用以说明“祝”和巫术祭祀之间的关系；再如释“瑱”时，引用了《诗》中的“玉之瑱兮”一句，用以说明“瑱”与玉的关系。有引通人说，即引用了先秦诸子和汉代司马相如、董仲舒、杜林、卫宏、刘向、贾侍中、杨雄、京房、刘歆等人的看法。如“狗”字的说解为：“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也。’”有引群书说，群书就是除“五经”之外的其它典籍，包括《山海经》《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史篇》等。如注解“劦”的时候就引用了《山海经》中的“惟号之山，其风若劦”一句，用以解释“劦”的刺骨之意。有引各地方言，如“雅”字的说解为:“楚鸟也。一名，一名卑居。秦谓之雅。”就是引用的秦地的方言。
创作思想
分类思想
小篆文字数量众多，为了能对众多文字有序说解，许慎确立了“类聚群分”的编纂思想，这一思想来源于《周易》，指将众多文字分成若干类来进行说解，也就是划分部首和安排文字。按照段玉裁的注解，“类聚”针对于同部字，即相同部首字放在一起；“群分”针对异部字，即不同部首相互区分。许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构建出《说文解字》庞大而又严密的整体框架，并衍生出了“牵属相贯”“据形系联”的具体的文字的编排方法，从而使《说文》整体框架中各个部件严密有序。
编排思想
“一”是《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第一个部首，许慎解释为“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不以“数字之始”解释“一”，而认为“一”是“太始”，“一”化分出天地，再化生万物，是世间万物的起源。这种解释体现了以许慎为代表的汉族对宇宙本源的理解，他们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初状态，统帅天地万物。因此许慎将“一”作为《说文解字》的开端，有起源之义。“亥”是地支的最后一位，也是《说文》的最后一个部首。既意味着一种终结，也代表着新的开始。许慎从“一”起，以“亥”终，构建出一个完整、有序的文字说解体系。
治学精神
许慎对待《说之解字》的编纂态度认真，要求每一字都有出处。一方面，许慎广泛征引文献，博采众说，并标明出处。另一方面，对于难以辨明的内容，许慎常并列几种说法，《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中常有“一曰”“又曰”“一说”“或说”等字眼，如“椟，匱也。从木賣聲。一曰木名。”对椟的意思有两种解释，一是木匣子，二是树的名称。许慎也常使用“阙”字，表示由于现有资料不足，难以推测字的义、形、音。如“旁，溥也。从二，闕；方聲。”表示缺少“旁”字的形释。体现许慎的严谨精神。
成就
《说文解字》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它开创了以部首编排文字的体例，对于后世辞书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晋代吕忱的《字林》、梁顾野王的《玉篇》、明代梅柞的《字汇》和清代的《康熙字典》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说文》的编排体例。
《说文解字》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也受到关注。《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中文字部分以小篆为主，对促进当时汉字的统一和后世汉字的规范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保存了大量先秦的字体，尤其是秦朝以前的小篆、金文、籀文等上古汉语的文字，记载了古代汉字的形貌，为今天深入研究古代文字以及文字的发展演进过程提供了原始材料。《说文》中的“六书”理论也成为了后世研究文字学的重要理论，对文字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文献学上，一方面，《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推求字的本义，记录了汉字的古义和本义，成为解读古代文献的重要工具。同时，在解释字义时，许慎也广泛引用典籍等，为后世的研究考据提供了原始资料。另一方面，《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也记载了关于社会制度、天文历法、地方风俗、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文化知识，有助于后人更好的解读和认识古代文化，因此，有学者将《说文》视为东汉前的百科全书。
局限
虽然《说文解字》有极高的价值，但它毕竟成书于1900多年前，受到当时政治、思想等要素制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说文解字》的局限性有一部分是由材料造成的。许慎书中的篆文和古籀文大多出自于书籍和当时出土的器物，如他自己所说是“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然而东汉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并不多，许慎也没能见到比这些资料更早的、形义关系更为密切的甲骨文，这就导致《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中的部分内容不仅不能准确揭示汉字的本义，反而容易出现以小篆字形强解字义从而导致谬误的情况。
许慎思想认识上的不足也导致了《说之解字》内容上的缺憾。《说文解字》成书于儒家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盛行的东汉时期，这些思想也渗透到了书中。从许慎著书的目的来看，他以为“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出于为政治服务的心态，许慎也接受了当时为统治阶级提倡的阴阳谶纬之言。如以人身体部位对应解释甲、乙、丙、丁等字。不仅与字的本义有明显差距，也使得部分内容稍显牵强。
许慎《说文解字》虽然首创了部首分类，但他的分类不是完美的，有一定的缺陷。部首划分的依据是汉字的形体，这一过程往往受主观因素影响，甚至有时还会不自觉地受流行的讹变字形、隶书字形的干扰。因此，许慎部首的划分中存在着一定的错误，如划分出了多余的部首，或将汉字的几个部分混杂在一起等。如“桑”，不入“木”部，而是另建“”部。也因如此，后续文字的归部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归部标注不一等。如“辩”和“辨”字，前者入“”部，后者入“刀”部。但客观来看，《说文解字》产生于文字学的初创时期，其理论与实践中难免会有不完善之处，需要理性的去看待。
版本流传
《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成书之后不久就受到了广泛关注，郑玄在为《周礼》和《礼记》作注时便引用过《说文》中的内容，应劭的《风俗通义》中也有相关内容。到魏晋，因为盛行隶书和真书，小篆少有人研习，因此对《说文》的关注渐少。
到隋唐时期，《说文》广为流传。许多注释家在注释时都会引用《说文》，如李善为《文选》作注时、孔颖达为《五经》作正义时、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时以及张守节为《史记》作正义时，都引用了《说文》中的内容。李豫大历年间，李阳冰刊定《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使得《说文》再度流行于世，可以称得上《说文》的一大功臣。但在刊定的过程中，李阳冰也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修改，因此受到宋人的诟病。
在李阳冰之后，对《说文》校勘有着重大贡献的是二徐。二徐之一徐锴在南唐时就着手复校，整理出了《说文解字系传》共40卷，注解较为详细。到了宋朝，其兄徐铉奉旨再次校刊《说文》，徐对于《说文》的贡献体现在六个方面：查缺补漏；增加400多个新字；增加反切注音；增加《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卷数为三十卷；为全书增加标目；训释难解字义。徐铉之后，《说文》大量刊行，广为流传。
明清以来，二徐本基本成为《说文》的通行版本，只是会对字体和注释样式有所调整。其中，比较著名的重刻本是孙星衍版和曹禹陈昌治版。孙星衍版仿宋小字本，讹字少，世称精善。然而字小行密，不便阅读。后于战火中被焚毁，原本失传，现多为后人的翻刻本。曹禹陈昌治版是在孙星衍本的基础上改刻的，以一篆为一行，将许慎《说文》书原文刻为大字，以双行小字刻印徐铉的校注，新附字低一格标列，大大方便了读者的阅读。
现代《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有中华书局新印本，该版以陈昌治刻本为底本，在小篆之上增加楷体，另有新编检字表附在书后，更适合今天的读者阅读。
学术研究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学的发展期，学者对于《说文》这一巨著总体关注度并不高，因此对于《说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勘和整理。在这一时期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是李阳冰和二徐，三人的校勘整理工作不仅有利于《说文》的保存和流传，更是启迪了后世的《说文》学研究。
元明时期
南宋到元明时期，学界对于《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前的学者都认为许慎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凡许氏是者从之，非者违之”的思潮，即认可许慎对的地方，而对他有谬误之处也大胆指出。于是，重新阐述《说之解字》成为了风尚。这一时期对《说文》的研究更集中于对于“六书”的研究，著名学者有郑樵、戴侗、周伯琦、赵古则、赵宧光等；著作有《六书略》《六书故》《六书索隐》《六书指南》《六书正义》《六书总要》《六书本义》等。这些学者对“六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如“六书”中何者为本问题，郑樵以为是象形，而戴侗以为是象形指事，杨桓则认为是象形会意。再如对“六书”的分类问题。明代赵古则将假借、转注与其他四书进行区分。赵宦光在此之上提出“六书”的“四体二用”理论，为清代学者深入研究“四体二用”做了铺垫。
清朝时期
清朝是《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研究的鼎盛时期。从人数来看，至少有二百多位学者参与了《说之解字》研究。从成果来看，有对《说文》的总体研究，也有从部首或者“六书”等角度出发的具体研究等。在众多研究者中，《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最为突出。代表性著作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其中段玉裁首次提出了“形、音、义三位一体观”，为《说文解字》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桂馥重点研究形义关系尤其注重义证，考据时征引极广，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朱骏声在释义的基础上加上了音韵方面的研究，在“定声”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王筠是《说文解字》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说文》的体例上下了很多功夫，其学术价值和研究角度在清代众多《说文》研究中独树一帜。胡奇光先生总结了四人研究的异同，他认为段玉裁、朱俊声是革新派，重在声义关系的研究；而王筠、桂馥则是正统派，重在形义关系的探求。
现当代时期
民国时期，王国维、黄侃、章太炎等结合当时发现的一批甲骨文和金文，进一步研究《说文解字》。其中，章太炎提出要将“小学”改为“语言文字之学”，标志着传统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过渡。
改革开放以来，《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学继续盛行，研究涉及各个方面，既有对许慎其人生平、思想的研究，如顿嵩元的《许慎年表》（1985）、张震泽的《许慎年谱》（1986），又有对《说文》版本、校勘的研究，代表性学者有蒋善国、李先华、苏铁戈等人；既有从整体上对《说文》的研究，如姚孝遂的《许慎与〈说文解字〉》（1983）等，又有从《说文》的体例、部首角度的研究，如陆宗达《六书简论》（1978）等。这些研究进一步促进了当代人对于《说文》的认识，推动《说文》在当代的繁荣。
国际影响
《说文解字》是中国传世汉字辞书代表作，在汉字文化圈中有着深远影响力，尤其是在朝鲜。
朝鲜半岛是“汉字文化圈”中最早接触和吸收中华文化的地区，有着悠久的使用汉字、写作汉文的传统。唐朝时，朝鲜派遣学生入唐，据《新唐书·百官三》记载：“暇则习隶书、《国语》《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字林》《三仓》《尔雅》。”《说文》是当时朝鲜留学生的学习内容。这些留学生也将《说文》带回了朝鲜。高丽自成宗十一年（公元992年），朝廷下旨设国子监、模仿唐朝设六学。《说文》成为朝鲜科举考试内容之一，正式进入朝鲜半岛教育领域。朝鲜王朝（1392—1910）时，受汉字地位变化的影响，《说文》的传播并不顺遂。直到18世纪，《说文》的韩国传播与研究再度盛行，许多文臣请奏研习《说文》，如李书九《对策》中说“参以许慎《说文》及小学诸书，刊正字体，昭揭国学。”当时也有许多《说文》版本在朝鲜流传，如《说文解字（并宋本说文解字）》《说文外编》《说文字辨》《说文古籀补》等。
除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外，《说文》还是文人的重要引用资源，据（韩国）河永三统计，朝鲜时代历代文献中引《说文》的有71处。此外，也出现了仿照《说文》编撰的字书和研究专著，如《六书经纬》，是现存第一部根据楷书构形解读汉字意义的字典；沈有镇的《第五游》，是韩国现存的唯一一部研究汉字字源的书；郑允容的《字类注释》，是按意义归类收字，训释内容丰富；许穆的《金石韵府》，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古文字形，并探究文字的起源问题；朴寿的《说文解字翼徵》，是韩国仅存的一部研究《说文解字》的专著。这些书籍都是仿照《说文》而成，说明了韩国对《说文》的重视。
评价
《说之解字》向来被后世学者推崇。其中南北朝学者颜之推从体例入手，总结了许慎编书的优点，他说“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吾服其为书，隐栝有条理，剖析穷根源。”南唐学者徐锴从释义角度出发，认为“文字之义，无出《说文》”。
清代学者从多方面评价《说文》的价值。王鸣盛从治学角度出发，认为“《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孙星衍从史料学角度出发，他说：“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几于不知六艺。六艺不通，唐虞三代文言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黄侃推崇许慎的严谨态度，他说：“许君说字，皆有征信，经典之有征者，则征之经典，经典之无征者，更访之通人；其有心知其意，无可取征者，则宁从盖阙，以避不敏。”段玉裁将《说文》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他说：“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近现代学者对于《说文》也表示了肯定，如朱自清说：“《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文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胡奇光认为“中国的小学研究，一旦有了《说文》，就好比谱写一部乐章找到了主旋律一样。一抓住《说文》，就会全面地带动以形、音、义作为核心的小学研究。”陆宗达在《训诂简论》中说“我们阅读古书、研究训诂，往往离不开这部书的帮助。”张舜徽也曾说：“在研究古文字学的领域内，《说文解字》便是一部人人必读的常见书”，“《说文解字》这部书，一直到今天，还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古代字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必须由此入门的基本读物”。对《说文》的作用表示了认可。范文澜说：“这部巨著，集西周以来文字之大成，也集古文经学训话之大成。”蒋善国也说：“（《说文》）是1800年来唯一研究汉字的经典著作，是我们今天研究古文字学和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材料。如果没有这部书的流传，我们将不能认识秦、汉以来的篆书，更不要说到商代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与战国时的古文了。因此，它不但过去对汉字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现在有同样的巨大影响，并且对将来也有深远的影响。”总结了《说文》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