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中兴
光武中兴指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建立政权后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的治世局面。
新朝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在宛城区（今卧龙区）起兵，最初与绿林军合作，在兄长刘縯（yǎn）死后逐渐脱离刘玄的更始政权。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之后逐步削平群雄，实现了统一。刘秀在位期间，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减免赋税、徭役，裁省吏员；多次下诏释放及禁止残害奴婢，使大批奴婢免为庶民；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度田，检核垦田和户口；又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三公职权；妥善安置功臣，赐其高爵厚禄而不使干预政事，禁止外戚、宦官干政；裁并四百余县，取消内郡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削弱地方兵权，扩大中央直接统辖的军队。
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东汉政权得到巩固，社会重新安定，经济逐渐恢复，国力日益强盛，史家称为“光武中兴”。刘秀拨乱反正，此后偃武修文，休养生息，革除西汉晚期的积弊，挽汉于危局，开东汉近二百年基业。
中兴背景
政治方面
新朝建立之后，政权危机就在酝酿之中，随着政治改革的失败，新莽政权内部都出现了分裂的状况。
刘姓宗室不满。早在王莽篡位之时，就有刘姓宗室起兵反抗。从居摄元年（公元6年）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的十年中，不断有刘氏贵族和拥刘派官僚地主发动反莽起事。这些反莽起事由于规模较小，行动分散，更加上缺乏群众基础，因而被王莽一一平定。
政治改革失败。王莽以“复古”为旗号取得皇帝之位，继位之后随即开始进行一系列以“复古”为宗旨的政治改革。王莽根据《周礼》的记载，调整西汉以来的官制结构，重新调整划定地方行政区域，更改郡县及长官的名称，结果把朝廷及地方行政制度搞得一塌糊涂。朝廷组织机构的变化和郡县的一再分割，使官员数量大大增加，行政效率更为降低。频繁更改的地名也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混乱。
经济方面
西汉末年以来，土地和奴婢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王莽篡汉以前，便一再以辞让田地、赈恤孤寡等手段收买人心，甚至因儿子王获杀奴婢而命其自杀。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也意识到土地和奴婢问题的严重性。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王莽颁布“王田私属”法令，要求土地、奴婢不得进行买卖。但是，以行政力量强行限制土地兼并明显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反而再次引发了豪强的强烈反对。三年以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不得不废除该法令。
王莽实行王田私属政策，本来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但结果适得其反：它不仅激化了新皇朝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也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后来在反对王莽的起义队伍中，混入一大批刘氏宗室贵族、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的代表，对王田奴婢政策不满是主要原因。广大农民和奴婢通过王田奴婢政策的推行和废止，也逐渐认清了王莽的真面目，从而打消了对他的幻想，开始酝酿对王莽的武装反抗。
军事方面
农民战争
王莽改革的失败加速了农民战争的爆发。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是新朝末年农民战争的主要力量，并且最终推翻了王莽政权。
绿林军起兵推翻王莽。王莽天凤年间，南郡（治所江陵，今湖北荆州）地区发生饥荒。新市人王匡、王凤纠合数百人，占据绿林山，反抗官府。地皇三年（公元22年），绿林山发生灾疫，起义军分兵出击，刘秀及其兄长刘縯也起兵响应。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玄被部下推举称帝。同年，刘秀率军在叶县（今河南省叶县）之战中消灭王莽军队主力，更始政权由此展开大规模进攻，先后攻克宛城、洛阳市。九月，王莽被杀，更始政权占据洛阳。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刘玄自洛阳迁都长安。
赤眉军推翻更始政权。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玄攻克洛阳之后，赤眉军领袖樊崇等人前往洛阳归附。但是，更始政权封赏不足引起他们不满。不久之后，樊崇等人脱离更始政权，兵分两路，向西进攻长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赤眉军迎立西汉刘章后代刘盆子为帝。
赤眉军大肆进攻渭河平原时，更始政权则发生内乱，军队内斗，无法有效组织防御。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九月，赤眉军进入长安，刘玄败逃。十月，刘玄接受赤眉军要求，前往长乐宫投降。赤眉军取得了胜利，但是刘盆子仍同刘玄一样，无法有效约束部下军队。起义军在长安周围四处掳掠，将领争功。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刘盆子以退位相威胁，樊崇等人才决定约束军队，禁止掳掠，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长安的秩序。
刘秀称帝
更始政权建立之后，刘秀之兄刘縯受到刘玄猜忌被诛杀。因此，刘秀不敢以昆阳之战战功自居，向刘玄表示忠诚。刘玄因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刘玄派刘秀前往河北省地区平定叛乱。刘秀抓住机会，在此后逐步脱离了更始政权而独立。达到河北以后，刘秀消灭王朗势力、积极镇压农民起义，从而扩充了自己在当地的势力。更始二年（公元24年）四月，刘玄派遣尚书仆射谢躬率领军队进攻王朗，刘秀与其会合，于五月攻下邯郸市，平定王朗叛乱。王朗乱平之后，刘秀拒绝更始要求他回京的命令，派遣军队收编谢躬的军队，公开与更始政权决裂。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一月，刘秀派遣邓禹占据河东郡，同时又亲自率军继续镇压河北省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势力。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击破北方几股起义军之后，麾下将领马武请求他返回城立即称帝。刘秀没有答应请求。南下回军途中，将领们在中山再次向刘秀提出称帝的请求。到达南平棘之后，刘秀的亲近将领耿纯向他进言，认为天下的豪杰英雄之所以要抛家弃子跟随刘秀，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攀龙附凤，成就一番功业。如今，刘秀屡次推脱势必导致众人怀疑，人心涣散。刘秀这才接纳了他的意见。同年六月，军队到达鄗（今柏乡县）地时，恰逢刘秀同学强华从渭河平原送来《赤伏符》，称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群臣再次上奏拥立刘秀，刘秀最终于鄗县即帝位，重建汉政权。
中兴内容
政治方面
东汉的创建者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一朝诸侯强横、权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严重教训，为防止那些事件的重演，他采取种种措施，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以维护皇权的巩固。
削弱三公，加强尚书。刘秀鉴于王莽篡汉，不信任大臣，亲自掌握大权，他虽然效仿西汉组织了一个以三公为首、九卿分职的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国家的大权完全集中于尚书台。
加强监察制度。光武帝在秦和西汉的基础上，完善、加强了监察制度，以此实行对行政系统的有效监督。当时的监察机构主要有三：御史台、司隶校尉、州刺史。
废除内地郡国都尉。建武六年，朝廷下令省并各郡都尉，职责并于太守。次年，再次命令各郡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等复员。通过这样的调整变动，大大削弱了地方军事力量。与此同时，加强中央军事力量，增加中央常备兵力。
削弱诸侯王势力。东汉政权建立之初，曾大封宗室为王。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之间，刘秀大量封刘姓宗室为王。建武十五年之后，则将前封诸王降级为公，封王集中于皇子。同时，刘秀效仿前汉制度，申明左官、附益之法。因沛王刘辅太子宾客杀害故式侯刘恭，刘秀一改以前对诸王收养宾客的宽容态度，对其严加禁止。
退功臣进文吏。与刘秀一同起兵的所谓“中兴”将帅，刘秀剥夺他们的兵权，然后加封侯爵，给予优厚的经济待遇，让他们远离政事。
经济方面
经历新莽末年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全国经济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不过，由于地主的大量被杀和逃亡，土地关系相对缓和下来。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之下，刘秀推行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经济的措施。
推行度田。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六月，刘秀下诏，要求州郡核查户口田地，即为度田。度田的实际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田数，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族武装。
释放和禁止虐杀奴婢。刘秀从建武二年到十四年先后六次下诏释放奴婢，在统一战争中，每占领一个地区就要发布针对奴婢问题的诏令。统一战争的胜利为释放奴婢创造了条件，而释放奴婢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又扩大和巩固了统一的成果。这样，从西汉后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社会的奴婢问题，随着战争的推进而得到缓和。
减免赋税、徭役。东汉政权建立初期，为了战争需要曾实行什一税制（即按照十分之一征收）。后来实行军队屯田，有了减轻人民负担的条件，于是又恢复了三十税一制。对于维持简单再生产有困难的贫民，则由国家免费提供种子和粮食。
精兵简政。西汉实行征兵制，平民拥有服兵役的义务。东汉建立后，常备兵制度遭到动摇。建武七年（公元31年），汉政府“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又废除地方上每年举行的军事演习“都试”。这虽然是刘秀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武装割据的政治军事措施，但在客观上也减轻人民的兵役负担。
文化方面
收集典籍、征召名士。新朝末年，礼乐分崩，内籍文书残缺。刘秀本就爱好经术，未即帝位时就访求儒雅之士，采集残缺的典文，修补遗漏，收罗散文。即位后更是下旨于天下间广搜典籍。此前，四方学士多怀抱图书，遁逃山林。自此而后，鸿生大儒都携带书籍，齐集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流，也相继而来。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
复兴儒学，发展文化。刘秀继承了西汉独尊儒术的传统，设立《五经》博士，隶属于太常的共有十四博士。建武五年（公元29年），又下令修建太学，重新恢复学校教育。刘秀还亲自参加学术活动屡屡召集公卿、郎和将领们议论经典理义，半夜才睡。光武帝对儒学的倡导，使东汉初期朝野上下讲经诘义蔚然成风。
颁布谶纬。光武帝刘秀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重要的精神武器，特别提倡儒家经学，并把谶纬神学与之紧密结合起来，使之带上神秘色彩，而更具有欺骗性。但它自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释。刘秀夺取政权也利用谶纬制造舆论，得天下后，极力宣扬谶纬，要求臣僚信奉。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命令全国都要信奉谶纬，使谶纬获得了法典的意义，以此达到强化思想统治的目的。
民族方面
刘秀称帝后以不同的手段着手解决边疆民族问题。东汉朝廷迫于形势，最初以防守姿态应对匈奴。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发生内乱，东汉朝廷立即接受了南匈奴挛鞮稽侯狦的归附请求，次年将其安置在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川流域）。此后，匈奴势力大大衰落，解除了匈奴对于东汉北部边疆的威胁。
在西部，东汉政府曾派遣来歙、马援等将领多次出击西羌，最终平定河西地区“羌患”。在东北方向则采取羁政策，在上谷郡（辖境相当今河北张家口市、小五台山以东，赤城县、北京市延庆区以西，内长城和昌平区以北地）设置护羌校尉，控制乌桓等族，以牵制匈奴势力。在西南地区，东汉则突破西汉时期的边界，将西南夷纳入统治秩序之中。
西域是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和匈奴争夺的重要区域。汉宣、元两帝时期，西汉通过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掌控了西域的局势。随着王莽时代的混乱，西域也逐步脱离了中原控制。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西域莎车国和楼兰向东汉朝贡，此后又有西域国家要求东汉政府设置都护。
总的来说，经历了新朝末年的大规模战乱，刘秀将经营重点放在了中央集权的巩固和经济发展恢复方面。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施行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基本缓和了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统治危机。汉光武帝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也因其偏于保守而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军事方面
东汉建立后，为维护统治基础，刘秀自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建武十二年（36年）征战四方，削平关东、渭河平原、陇右、蜀中等地的割据势力，最终完成全国统一大业。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四月，刘秀派遣虎牙大将军盖延进攻梁王刘永，攻占睢阳后，刘永出逃。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刘永将张步封为齐王，董宪封为海西王，并再次乘虚占据睢阳。刘秀派遣大司马吴汉会同盖延再次攻占睢阳区，城破后，刘永被部下杀死。建武六年（公元30年）二月，吴汉攻克朐城，俘获刘永旧部董宪、庞萌。至此，刘永的势力被完全消灭，关东地区的割据势力基本被平定。
扫平关东的同时与刘秀持续战斗10余年的农民起义军也被镇压。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二月，赤眉军二十万人出关，刘秀派遣侯进屯新安县（今渑池县东），耿弇屯宜阳县（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同时，邓禹、冯异等人又在赤眉军进军途中不断袭扰，最终赤眉军投降，渭河平原基本平定。
刘秀开始将注意力放到关西地区。建武八年（公元32年）闰四月，刘秀亲自领兵前往关中，与吴汉等会合，共同进攻隗嚣。大军将隗嚣围困于西州城。十一月，公孙述出兵救援隗嚣，汉军溃败。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隗嚣病死，隗嚣之子隗纯继立。建武十年（公元34年）十月，来歙、盖延、耿弇等人攻克隗纯等盘踞的落门（今甘谷县西），隗纯投降，陇西县势力被平定。
隗嚣灭亡之后，新朝时期的郡守公孙述受到刘秀东汉政权的南北包围。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刘秀派遣吴汉与岑彭等人率兵进攻公孙述，因主将岑彭被刺杀，征讨未果。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春，接替岑彭的吴汉攻克广都（今四川省双流区东南中和镇），威胁公孙述的首都成都市。同时，臧宫也率领降兵五万，一路攻破绵竹（今四川省绵竹东南）、绵阳市（今四川省绵阳东）、繁（今四川省彭县）、郫都区（今四川省郫县），与吴汉在成都附近会合。十一月，公孙述亲自出兵进攻吴汉。汉军反击，公孙述受伤，当夜死亡。次日，成都投降，巴蜀平定。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卢芳知刘秀已经攻灭公孙述，自认为不能与刘秀相抗衡，于是逃亡匈奴。
至此，东汉基本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为长久民生发展奠定基础。
影响
光武中兴缔造了随后持续近两百年的东汉王朝。经过新朝末年的战争洗礼，东汉很明显吸收了前代王朝的有益统治经验，如退功臣而进文吏、政归台阁以及行政制度的种种改变。这说明，尽管东汉王朝继承了西汉政权的大部分制度，但它仍要比西汉更加完备，在国家机器上更加严密、有力。
政治方面
实现了国家统一。从公元25年开始，刘秀在农民战争中称帝。此后就连年作战，镇压农民军，扫除割据势力，经过十余年的战争，终于将足以与东汉政权对抗的军事集团和割据势力一一消灭。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重新被建立起来。
皇权加强。尚书台设置以后，由于尚书品级低，易于控制。这种尚书台制度在东汉时期起到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作用。然而，皇权强固和相权微弱，在东汉后期皇朝衰败的条件下，却导致外戚宦官挟主专权。
地方行政区划演化。地方政权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州的地位由监察区域逐渐变为具有郡以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地方行政区域。到东汉末年才算完成。这样，州由监察区逐渐转变为行政区，地方行政区划由秦汉的郡县二级制，开始进入州、郡、县三级制。
经济方面
缓和了经济矛盾，推进了经济恢复发展。东汉初期的度田事件，不论成功与否，都在客观上对当时的经济恢复发展起到了正面作用。度田、检籍所带来的直接好处有三：户口增加，在光武统治的三十余年，户与口的数量增长接近一倍；豪强地主有所收敛甚至官吏也不敢无限制扩大私有土地；官吏廉洁勤政成风。这些良好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经济状况汇集成了光武中兴之世，也为明、章、和诸帝统治时期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豪强兼并的趋势并未完全抑制。通过度田令，东汉政府确实有效地整顿了社会秩序，强化了国家对人口土地的控制，有效地稳定了东汉初年的政局。但是，豪强地主阶层仍然是东汉政权的阶级基础，东汉时代豪强地主的田庄仍旧迅速增加和扩大，田庄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愈来愈大。从结果上来说，这加速了东汉庄园经济的发展趋势，也造成了大量的自耕农破产。
文化方面
学术发达。刘秀对经学的重视推动了东汉一代学术的繁荣发展，经学在东汉学术中占据了首要地位。东汉初年，经学发展正处在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者之间的斗争阶段 。西汉末年今文经学逐渐腐朽，王莽随之提倡古文经作为托古改制理论依据。建武四年（公元28年），云台会议之上，刘秀亲临，主持了博士范升与陈元的辩论。古文经学虽然仍未能取得官方地位，但之后古文经的热潮高涨，两派纷争也更加激烈。到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随着白虎观会议召开，古文经学逐渐压倒今文经学，经学也逐步走向统一。
教育发达。东汉一代除了官学以外，私家讲学之风颇盛。虽所讲者不外儒家经典，但从学者众多，规模庞大。官办的太学，设立五经十四博士，讲的基本上是今文经，但对古文经并不排斥。在野讲学之士，大都讲古文经，或是贯通今古自成体系。
事件评价
刘秀所开创的光武中兴局面是古代“中兴”观的典型案例，受到历代学人的称赞。南宋诗人陈亮称赞“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明代王夫之认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
学者高敏认为光武帝刘秀实行的“度田”“检籍”与打击不法地方官等政策，由此出现了户口增加、生产发展、豪强收敛和清廉勤政成风的政治局面与社会经济状况，于是就汇集成了光武中兴之世，这为明、章、和诸帝统治时期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莫定了基础。
如何理解中兴。李永田认为，东汉皇帝把自己的王朝说成是西汉的延续，主要目的是在于为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制造“龙种”的神话；后来的封建史家将东汉王朝说成是西汉王朝的延续，主要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事物外部的联系，把事物的现象当作本质。今天我们并没有必要把由来已久的“光武中兴”之称改为“光武之治”这样比较科学的名词。然而，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一定要抛弃封建史家设置的羁绊，将它与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的西汉、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的唐朝、元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的明朝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