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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灭佛

三武灭佛

“三武灭佛”指的是拓跋焘拓跋焘（424-450年在位）、宇文邕（561-577年在位）、李炎（841一846年在位）在位期间大规模灭佛的历史事件的总称，因这些在帝王的庙号或谥号都带有个武字，因而得名。佛教界称之为“三武法难”，与五代十国时期柴荣在位时期的灭佛行动，合称为“三武一宗之厄”或“三武一宗法难”。

东汉末年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发，恰逢佛教传入，为百姓带来了精神寄托，因此广泛传播开来。根据佛教的教义，信徒不从事生产劳动，依赖信众供养以维持生活。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寺庙中，不参与实际生产，导致经济增长缓慢。面对此等情况，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拆毁寺庙、没收其财产、焚烧佛像经书，强制僧尼还俗，甚至诛杀僧人等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拓跋焘、宇文邕和李炎开展的灭佛运动影响最为深远。

学者杨思远、仇静莉认为：三武灭佛沉重打击佛教的发展，巩固了国家政权，减轻国家经济负担，为历代统治者制定宗教政策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事件背景

寺院经济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佛教在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下迅速发展。统治者的赏赐以及信徒的无偿施舍加速了寺庙经济的繁荣。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家僧尼和居家信众也逐渐增多。尽管统治者多次颁布限制僧人数量的法令，但并未能收到实际效果。

除了依靠土地收入，寺庙周围形成的商业活动中心，也成为人们进行交流和商贸的地方。尤其在宗教节日和集市日，很多商贩和购物者会聚集在寺庙周围。为方便这些人们，寺庙设置了“邸舍”，“邸店”或“铺店”，用于休憩和商品销售，通过收取租金和买卖获取利益。此外，寺庙内部还经营一些工业作坊，用于粮食加工等。由于资源丰富，寺庙可以通过向社会各阶层提供金钱、衣物、饮食等方面的借贷服务，并从中获得一定的收益。

此外，僧人还享有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僧人被免除兵役义务，不需要服兵役，让他们能够更专心地从事信仰和修行；还享有免税的待遇，不需要缴纳一些税费和做出其他贡献，寺院和僧人在经济上更加得以保障。

僧人干政

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部分僧尼及其信众出现滥用权势，交结权贵，干预国家政务的行为。他们通过与政府官员勾结，获得更多特权和豁免权，甚至有些僧侣成为了国家重要官职的担任者。大量土地、财富和特权的积累引起了社会上层的不满和对佛教势力的警惕，佛教逐渐被视为对统治稳定的威胁。统治者开始采取一系列的限制措施，试图收回佛教寺庙所拥有的财产和权力。

事件进程

北魏太武帝

道教兴起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早期对佛教并无恶感，常与高僧大德交流，也曾参加过浴佛节的庆祝活动。汉族名臣崔浩深得太武帝重用，崔浩在结交北方道教领袖寇谦之后对道教产生了了浓厚兴趣，太武帝受其影响逐渐信奉道教，并改年号为太平真君。

矛盾加剧

拓跋焘即位后，北破柔然，西败赫连昌，力图统一北方。当北魏大军到达崇佛的北凉时，北凉统治者迫使僧侣拿起兵器为北凉守城，城陷之后，众多僧侣被俘虏。太武帝愤怒下令杀掉他们，经道士寇谦之说情，太武帝才免除死罪，罚为劳役，同时颁布诏书：凡50岁以下的和尚都要还俗，服徭役，纳税赋。拓跋焘限佛措施的实行，使朝廷与沙门之间的冲突日渐激化。不久，平城破获一起未遂的宫廷政变案。后经调查，高僧玄高、惠崇竟是此次案件中的要犯，太武帝便下令处决他们。

灭佛行动

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正月，拓跋焘又颁发诏令，称“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凡私养沙门、师巫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至官府，逾期不交出，师巫、沙门处死，私养沙门的主人门诛。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盖吴在陕西省发动起义，第二年初，拓跋焘御驾亲征，兵至长安（今西安市）。在长安的一家大寺里，拓跋焘发现私藏的兵器，怀疑寺内僧人与盖吴联通谋反，大怒，下令将全寺僧人一并杀死，同行的兵士负责抄没财产，查封佛寺。查抄寺中财产时，缴获大量财物、酿酒用品，还发现了僧人与女子淫乱的密室。太武帝大为震怒，在宰相崔浩的建议下，下诏全国灭佛，焚烧佛经、毁坏佛像、诛杀僧尼。此番巨变，寺庙、经书大多被毁，但因太子拓跋晃崇佛，太武帝的命令没有及时贯彻，众多僧尼保住性命，

政府此后也加强对宗教、特别是对佛教的管理，如任命僧官；实行僧衹户，僧衹粟等经济制度；设置管理机构监福曹，昭玄寺。北方佛教的发展变得有序，有了一定经济保障，管理方式从寺院自行管理转变为政府进行管理。这样更有利于统治者借助佛教维护封建统治，防止损害、威胁政权。

灭佛行动一直持续到正平二年（452年）拓跋焘被宦官宗爱害死。拓跋焘的孙子拓跋濬拓跋浚即位后，佛教恢复在北魏境内的传法活动，佛教很快重新繁荣。著名的云冈、龙门石窟，也大规模开凿。

北周武帝

起始缘由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又分别演化为北齐和北周，南北对峙成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北周国中有僧侣数百万，寺院万余所，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众多人口，且僧侣免服徭役，寺产免税，严重影响政府的兵源和财源。

元嵩佯狂

北周武帝宇文执政时期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家在四川省，本来也是和尚。他的老师告诉他：“佯狂可以得名。”他就在当地开展“佯狂”活动。天和二年（567年）十月，卫元嵩上书宇文邕，表示自己崇道抑佛，不当和尚。他的上书中说：应该用建塔的热情，来建筑城池，把皇帝看成“如来”（佛）。唐虞没有寺庙，国家太平；齐梁寺庙很多，却很快亡国。他说这些话，虽也有些“佯狂”，却打动了北周武帝的心。

三教驳辩

北周武帝见佛教势大，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卫元崇上书之后，北周武帝为筹划废佛，先后七次组织儒、佛、道三教的辩论会，试图通过辩论，让道教驳倒佛教，趁势废之。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引起佛教的极力抗争。

决心灭佛

宇文邕于建德三年（574年），将佛、道二教一并禁止，焚毁经书佛像，但并未发生流血事件，只强令僧尼道士还俗，将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寺产没收，释放寺院奴婢。佛道两派的争斗双方都受到了损失，佛教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三年后北周武帝灭掉北齐，统一北方，并将灭佛政策推行到北齐境内。僧人慧远搬出地狱和冥报吓唬宇文邕：“皇帝今恃王力，破坏三宝（指佛、法、僧），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分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宇文邕则十分坚决地表示：“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最后，他也未曾杀死和自己争辩的僧人。

北周武帝灭佛，使“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以增加国家的兵役来源和财赋收入。

唐武宗

佛教势大

佛教在受到拓跋焘和宇文邕的两次打击后，并没有在中国消亡。李世民时唐僧天竺取经，李纯时迎取佛骨，都使得佛教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李豫、肃宗时期，宫内道场养有数百个和尚。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登基。此时，全国寺院、僧尼、寺院奴隶数量飙升，佛教势力愈发强盛。这些寺院通过将经营的数十万亩良田租赁给农民耕种以收取地租，以此发展寺院内部的经济。寺庙经济在这样的模式下得以迅速膨胀，出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情况。

众多沙门僧人在朝堂之中担任官职，位高者可至国公、司空，掌握实权的佛教徒甚至能够参与军事决策。此外，还有一些背后有权势支持的僧人嚣张跋扈，这些僧侣队伍形成的政治势力逐渐冲击正常的国家政治秩序。同时，由于大量青壮年为逃脱缴税和徭役而遁入佛寺，国家兵源日益紧张，税收随之减少也使得财政吃紧。

疏佛亲道

会昌元年（841年）六月，武宗将衡山道士刘玄靖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其与道士赵归真一同在宫中修习法篆，并将谏言的官员贬，可见武宗欧阳铎。会昌二年十月，武宗下敕令：天下僧尼凡有特长技艺、劣迹前科者，皆被勒令还俗。凡有钱物粮谷、田地、庄园者，其资产被官府籍没。如果僧尼心痛其财产、情愿还俗，则不籍没，但得成编户齐民，依制纳两税服徭役。这是朝廷从疏佛到限佛的转变，同时显露出反佛的经济动因，僧俗间的物质利益矛盾。武宗的禁佛与崇道同步，道士们的反佛意见对武宗影响很大。

灭佛措施

会昌四年（842年）三月，又敕令：禁止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凤翔府法门寺等地设置佛指节的供奉和巡礼，并且规定了送供人和僧尼接受供品的处罚，因此无人前来送供。武宗在经济上加紧反佛，禁止佛寺布施，也禁止佛寺接受捐赠。

在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李炎下诏裁减全国佛寺，并废除寺庙中的铜像、钟等。诏书指出：“憎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瘠，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表示灭佛的目的是“惩千古之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

他还委托盐铁使铸造钱币，将铁像委托本州铸造成农器具，金、银等像被销毁后上交户部。之后，武宗还特别强调，不仅革废佛教，还要废除其他教门，并勒令他们的信徒还俗。八月，武宗又颁布抑佛令，全国各地出现拆毁寺庙、驱赶僧人的景象。根据户部统计，此次共拆毁寺庙4600多所，还俗僧尼超过26万人；拆除僧尼住房4万多间；收回良田数千万亩；没收奴婢15万多人。由于事件在会昌年间发生，也被称为“会昌法难”。

此次运动中，大量僧尼占用的农地被没收，众多僧人转为税户，所废的寺庵进行再利用，使社会渡过钱荒危机，缓解中央财政困难。

事件影响

政治

拓跋焘的灭佛行动维护并提高世俗政权、专制皇权。北周废佛时那些寺观以及僧侣占用的土地、耕地被没收，增加大量缴税赋服徭役的人数，分摊封建义务，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李炎时期的灭佛运动相对进程缓慢、行动温和。期间政府没收大量被僧尼占用的农地，众多的僧人和尼姑转为税户。废除的佛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再利用，以应对当时的财政困难。这些措施缓解了钱荒危机，帮助中央财政度过困难时期。

思想

北朝时期的反佛浪潮高涨，封建国家通过“二武灭佛”之类的行动试图强硬遏制寺庙力量恶性膨胀，劳动人民公开举起反佛旗帜，发动起义，焚烧寺院经像，斩戮僧尼，用暴力洗涤佛教势力。思想领域中日渐发展的反佛斗争使得一批儒家知识分子从治道、观念、无神论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佛教进行猛烈的抨击，一股思想领域中的反佛洪流就此形成。

佛教

灭佛事件导致部分僧人逃入南方，南北佛教由此开始更多地进行交互沟通。佛教开始向简易化、世俗化发展，日益深入偏远地区。僧人为谋生存、求发展，努力传教使得佛教在东南亚地区多方位传播，中国佛教的简易性、调和性和融摄性由此加快形成。唐武宗灭佛后，除开经书典籍本就不多，修行也较为简易的禅宗、净土宗，其他各宗都逐渐衰落。佛教文化艺术在灭佛行动中遭受巨大损失，在此影响下虔诚的佛教徒竭力保存佛教文化，如全国各地大量的石窟艺术的创造、乐山大佛、摩崖石刻的开凿、房山石经的雕刻、大藏经的雕板流通等。

历史评价

学者张箭：拓跋焘的灭佛开了镇压佛教、消灭佛教的先例，实际上也就是开了镇压宗教、消灭宗教的先例，维护并提高世俗政权、专制皇权。宇文邕的各项改革，特别是废佛，大大增强北周的国力，使北周得以由弱转强，由小变大，进而灭掉北齐，重新统一北方。北周武帝废佛还有助于中国避免成为拥有国教，全民信教，政教合一，神权专制的国度，避免因此会出现的种种弊端，使佛教或其他宗教从此丧失那种可能，这是北周废佛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之一。武宗禁佛是世界性宗教佛教由兴盛到衰落的转折点，当时唐代中国已取代印度成为佛教发展和传播的最大中心，佛教神学理论在中国己发展到更为完善、系统的程度。朝、日、越等国的佛教均主要从中国传入，均受中国佛教的影响。

历史遗迹

麦积山石窟位于今天水市麦积区，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其开凿年代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麦积山石窟在拓跋焘始于长安的灭佛之举中，开窟造像活动受到影响并进入萧条阶段。

在北周武帝灭佛期间，麦积山石窟的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转入低潮。但因受北周武帝灭佛的干扰较小，麦积山石窟艺术发展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

李炎会昌法难时，因隋朝几乎将能利用的崖面或占用或破坏，唐时已没有多少可供利用的崖面，加之吐蕃的入侵，秦州长期被占据，麦积山已是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寺，未曾受到影响。直到李忱继任，沉寂多年的麦积山石窟开始复苏，重修寺院时，栈道和洞窟的修复也同时期开始。

参考资料

中国通史 (2013).豆瓣电影.2023-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