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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揖

作揖

作揖即进行揖礼，有“支揖”“行揖”“拱手礼”等别名，是中国汉族的一种传统礼仪，其程度低于跪拜礼。作揖的主要举止是拱手，即两手抱掌向前推或在身前轻晃，身体略弯，向人表示敬礼。一般作揖需要右手在内，左手在外，为“吉拜”，反之，右手在外为“丧拜” ，用于凶丧场合。作揖流行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是中国古代最普通、最常用的礼节，也是中国当代仍在使用的一种礼节。

作揖大约起源于周代以前，最初的作揖的方式为：双手除拇指外的其余四指合拢，平行相叠在一起，两拇指相顶，躬身微俯、推手向前。关于其动作的由来主要有三种论断：认为最初是在模仿双手戴枷的奴隶；认为源于中国古代名为鞠祭的祭祀礼仪；认为源于《周礼》中的“九拜”。姬发时，作揖开始大行于天下。春秋战国时期，作揖已经普遍流行。此时，作揖都是用于身份等级差不多的贵族阶层之间相见的礼节，且天子见群臣时也会作揖。据《周官》记载，根据双方的地位和关系，作揖有土揖、时揖、天揖、特揖、旅揖、旁三揖之分。它们虽举手高度不同，但基本动作都是躬身推手。

汉晋时期的作揖仍是以先秦揖礼为主，并新出现了多用于表示顺从而非敬意的、没有固定的形式的“叉手”作揖法，即叉手礼，以及与先秦揖礼手势相同，但需举手自上而下的“长揖”。叉手礼起源于印度的“叉十指”礼，最早出现在东汉时中国翻译的佛教书籍中，后来成为了世俗的礼节。三国、两晋时期，叉手礼仍很多见。唐宋时期，作揖的主要手势成为了叉手礼，且施用范围十分广泛。唐以后的叉手礼逐渐用于见面时表达敬意，其手势也基本固定，为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宋代，“拱手礼”“叉手礼”与“揖礼”所指皆为叉手礼。辽朝、金朝时，叉手礼在少数民族政权下仍然盛行，且动作基本变化不大，手势几乎一致。

以叉手礼作揖在明末仍十分常见，但明代的作揖较宋代时更加复杂，依所施对象之不同，有不同的举手高度。清代，作揖手势虽仍叫做“叉手”，却变成了：左手四指合拢，紧贴右手手背，左手拇指压右手拇指，两拇指自然交叉。并且身体动作较明代幅度更大，强调自上而下。此外，清代出现了多用于武官相拜的“抱拳”，手势大致为：右手握拳，左手四指并拢，覆盖于右拳之上，左手拇指自然放于右手虎口处。晚清时，在改革思潮的影响之下，官场礼仪出现了大幅度的改革，跪拜礼被废除，但作揖被保留了下来。1912年，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清朝覆灭，南京临时政府视作揖为旧礼制，明令要求以“鞠躬礼”代替。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和礼仪制度的抵制使得作揖被进一步遗弃。此后，经过历届政府的倡导，鞠躬、握手等西式社交礼节逐渐成为民间通礼，而作揖在1949年后逐渐被握手彻底取代。

作揖具有卫生、方便、优美、自主四大优点，但近代以来，作揖被污名化并最终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常交往领域。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传统礼仪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揖也逐渐重新流行于中国人的生活中，但人们行礼的手势并不统一，对作揖的历史沿革、使用场景等认知也比较薄弱，常有错误和争议。并且，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导致中国传统礼仪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被人忽视，文化差异以及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导致作揖难以全球推广。作揖是中国礼文化的重要体现，为了传承和推广作揖，中国各级政治领导人曾尝试在大型会议或公开场合用作揖代替握手，以形成示范效应；学校积极进行民族礼仪教育，推广作揖礼仪；媒体利用现代大众传媒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推行作揖，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对作揖的认知度和讨论度。21世纪以来，中国借助国际交往和国家间经贸合作的开展，将作揖等中华传统礼节和相关文化带到了世界；海外留学生、访问学者、华裔移民及国际游客等都成为了中国对外推广作揖的重要力量；国际媒介平台及可视化传播的发展也提升了作揖的全球可见度。

名称和定义

“作”意为从事某种活动，作揖即行“揖礼”，作揖还有许多以“揖”为主体的，与“作揖”结构相同的别名，如“支揖”、“行揖”等。作揖是古代拱手礼的统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手势与身体动作的变化而出现了不同的称谓。作揖早在周代就有，如《尚书·康王之》曰：“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中国最早的几部礼书《周官》《仪礼》《礼记》中也都有关于作揖的记载，关于这几部古书的成书年代的争议颇多，且时间模糊，但基本上都认为是在秦朝以前。中国东汉许慎编著的文字工具书《说文解字》中对“揖”字的解释为：“攘也。从手声。一曰手箸胸曰揖。”“攘”即为推，双手置于胸前向前推就叫“揖”。

唐以前，作揖主要是先秦揖礼，或称“捧手”“奉手”。汉代时，出现了“长揖”一说，还出现了“叉手”作揖法，即叉手礼，其名称源于对印度“叉十指”礼的翻译。

叉手礼在唐代成为了最主要的作揖法，宋代至明代，“拱手”“揖”和“叉手”都指叉手礼。

清代流行的作揖法称为“拱手”。如清代学者阎若璩曾说：“古之揖，今之拱手。”此外，还出现了多用于武官相拜的“抱拳”。

在现代，人们作揖时，一般将“拱手”视为与“作揖”相同的礼节，并将称谓连起来称为：“拱手作揖”或“打拱作揖”，或直接把“拱手礼”当作“作揖”的别名，并且把“作揖”化成了古代拱手礼的总称。《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对作揖的解释为：“两手抱拳高拱，身子略弯，向人敬礼。”

历史沿革

动作起源

作揖中的基本动作是拱手，即行礼时，双手合抱拳（一般左手在外，右手在内。如果是出席凶丧场合，则右手在外，左手在内）拱于胸前，身体直立不俯。这一动作的出现和作揖本身一样，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如《尚书·武成》记载：“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毕命》记载：“予小子垂拱仰成。”春秋时期，拱手礼开始普遍流行，如《礼记·曲礼上》记载：“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论语·微子》记载：“子路拱而立。”但是，关于拱手的由来这一问题却并无定论，如清代文学家毛奇龄曾说：“此等沿革，古皆无明文，即礼著事始者，亦皆不之及。”表示这些关于礼节的历史自古以来都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现代，学者们对此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源自模仿奴隶

第一种观点认为，拱手的姿势最早是双手抱拳，是在模仿双手戴枷的奴隶。这一观点有两种佐证。第一种为甲骨文，《尔雅·释》中释：“拱”字为“执也”，而《甲骨文编》所收的32个“执”字都形似双手披枷。第二种为文物考古，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第15次发掘中，出土了３个戴手枷的奴隶陶俑，其手势均形似拱手。此外，古人自称谦词为“仆”，“仆”本意就是奴隶。但是，古文字学界多认为“执”字单纯和刑罚有关，与拱手礼仪并无交涉。

源自商代鞠祭

第二种观点来自现代教授帅培业，具体如下：

作揖与鞠躬、磕头一样，都源于中国古代人们对天地、神灵、祖宗的一种祭祀礼仪，即鞠祭。鞠祭是把祭祀用的动物或人杀死后，让它俯首蜷腿，完整地弯曲盘卷起来，使之盘蜷如菊、恭敬如仪，再放在祭处供奉，是对天地神灵表示特别虔诚的一种方式，能体现出祭祀者最虔诚的敬意。当人被用来鞠祭时，会呈现“下肢蜷曲，两手放在头部”的状态，由此出现了下跪磕头以表达自己的尊敬与虔诚的礼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部落社会、奴隶社会往封建社会的迈进，人们交往面渐趋扩大而节奏加快，使得下跪磕头的礼仪在一些普通交往的中被简化成为并膝垂手、俯首弯身的礼仪，用以对地位或辈份高于自己的人表示敬意。后来，这种礼仪成为人与人之间表示尊重与恭敬时都可使用的礼仪，同样表示把自己作为“牺牲”（祭祀用的献祭品）敬献给对方，也就是现代的鞠躬礼节。

随着社会文明的继续发展，礼节表达的种类逐渐多样化，表达的方式也愈加简捷化，作揖便作为更为便捷的礼节形式，出现在磕头与鞠躬的基础之上。远古时期鞠祭时使用的人类“牺牲”，即“人牲”，都来自本族本部落长期蓄养使用的奴隶，或战争中抓到的俘虏，他们在被牵去成为“人牲”献祭时，都需要双手相抱伸出，供对方拴捆。这个动作就是作揖的基本动作，即双手相抱（或双拳相靠），表示自己束手就缚，已成为对方的“俘虏”和“祭品”，含义为行礼者把自己象征为“牺牲”敬献给对方，供对方役使或献祭。

源自“九拜”

第三种观点认为，拱手礼起源于《周礼》中的“九拜”。《周礼·春官·太祝》记载：“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 九拜即是九种跪拜礼的统称。具体来说，拱手礼起源于九拜这一说法又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拱手礼起源于九拜中的“振动”和“空首”，吸取了“振动”（捶胸顿足，跳跃而哭）的展臂动作，并把捶胸变为合手；又吸取了“空首”（两手拱至地，再以头至手）两手拱合的动作，把膝跪、俯首简化为肃立。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九拜”中的“肃拜”就是拱手礼。

出现发展

先秦时期

作揖大约起源于周代以前，为汉族常用礼，方式一般是双手相抱举在身体前方轻轻晃动，身略前倾，表示问候、致谢、邀请讨教等，还常伴以谦辞、敬辞。姬发时，作揖开始大行于天下。

古人常以作揖时双手位置的高低之别和屈身打躬角度的不同来定尊卑、别亲疏。据《周官》记载，根据双方的地位和关系，作揖有土揖、时揖、天揖、特揖、旅揖、旁三揖之分。根据《周礼·秋官·司仪》的诠释，“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即土揖是古代君王对于和自己没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异姓亲族或是外邦贵族所作的揖礼；时揖是古代君王对于和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或是亲族所作的揖礼，天揖是古代君王对于同姓诸侯或是亲族所作的揖礼。郑玄《礼记注》释“土揖”为“推手小下之也”，“时揖”为“平推手也”，“天揖”为“推手小举之”。即土揖需要向前俯身，并拱手微微向下；时揖需要向前俯身，拱手从胸前平推；天揖需要向前俯身，并拱手微微向上举。其余的三种揖中，特揖指对他人一个一个地作揖；旅据指按等级对他人分别作揖；旁三揖指对众人一次作揖三下。

也就是说，作揖最初就是以拱手为基本姿势，辅之上下左右的具体动作而成的一种礼节。春秋战国时期，作揖已经普遍流行，如《论语·乡党》云：“揖所与立。”《论语·述而》云：“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仪礼·乡射礼》云：“揖进，当阶，北面揖。及阶揖，升堂揖。”皆是其证。

依照周礼，士与大夫见君主时需要行稽首礼，而士与士之间的相见礼以及士与大夫相见所行的立拜之礼应都是作揖。可知当时作揖是用于身份等级差不多的贵族阶层之间相见的礼节，与稽首等跪拜礼相比程度更轻。另外，《周礼·秋官·司仪》载：“诏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可知天子见群臣时也会作揖。《说文解词》释“揖”为“攘也”，释“攘”为“推也”。《仪礼·乡饮酒礼》云：“主人揖，先入。宾厌介，入门左。”郑玄《礼记注》曰：“推手曰揖。”又释“土揖”为“推手小下之也”，“时揖”为“平推手也”，“天揖”为“推手小举之”。可知诸揖虽举手高度不同，但皆以躬身微俯、推手向前为仪。

关于这一时期作揖的具体手势，古代文献并无明确记载。《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年》载：“荀息进曰：‘虞郭见与？’郑献公揖而进之。”何休对此内容注解曰：“以手通指曰揖。”《说文解字》释“通”为“达”，即“连通”之意，则“以手通指”应理解为双手除拇指外的其余四指合拢，然后平行相叠。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云：“《尚书》桑谷生太戊之朝，七日大拱。拱，两手大指头指相拄也。”《康熙字典》释“拄”曰：“牚也，支也。”“牚”字同“撑”，意为支撑。又《战国策·齐策》中有“拄颐”一说，形容剑长顶到脸颊。《礼记·丧大记》有“柱楣”一说，即用柱将楣两端顶起来。由此可知“相拄”即相顶。可见先秦揖礼的基本手势可以归纳为：双手除拇指外的其余四指合拢，平行相叠在一起，两拇指相顶。此外，这一时期偶有将作揖称为“捧手”或“奉手”的情况，如《管子·弟子职》云：“若有所疑，奉手问之。”《文选》李贤注引《孔子三朝记》云：“孔子受业而有疑，捧手问之，不当避席。”

汉晋时期

汉代，出现了“长揖”一说，这种揖礼一直沿用到了明清时期。颜师古注《汉书·高帝纪》中的“郦食其不拜，长揖”曰：“长揖者，手自上而极下。”可知汉代长揖与先秦揖礼有不同，前者是举手自上而下，后者是推手向前，但手势相同。

东汉时期出现了“叉手”作揖法，即叉手礼。最初，“叉手”一词在东汉时期大量出现在汉译的佛教书籍中，如安世高译《道地经》云：“世间亦天上皆叉手礼佛，是故持头面为礼佛。”三国、两晋时期汉译的佛教书籍也一直沿用这一说法。自东晋开始，汉译的佛教书籍逐渐使用“合掌”一词来替代“叉手”，二者所对应的手势是一致的，即《普曜经》中“既受持花香，叉十指作礼”的印度“叉十指”礼。《说文解词》释“叉”为“手指相错”，则用“叉手”描述佛门“叉十指”礼十分恰当。可见，“叉手”最早在东汉时多用于描述佛门相见之礼，世俗文献所记“叉手”只是偶然现象，但后来由于一方面世俗社会逐渐出现了用于日常交际的“叉手”姿势，另一方面佛门双手行礼必须合掌，汉译佛经也不再使用“叉手”二字，于是叉手礼逐渐成为了世俗的礼节。

三国、两晋时期，叉手礼仍很多见，如《三国志·邓艾传》云：“艾受命忘身，束马县车，自投死地，勇气陵云，士众乘势，使刘禅君臣面缚，叉手屈膝。”《晋书》卷十二中载：“凡降人气，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头。”但可见汉晋时期的“叉手”多用于表示服从等严肃的场合，而非之前的用于日常交际和表达敬意。这一时期叉手的具体姿势并无文献资料可考，但1983年江苏省江宁张家山西晋墓出土了一个叉手的青瓷女俑，其手势为：两手掌在胸前交叉相叠，左手在内，右手在外，掌心朝内，两拇指也交叉。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黄剑波认为从陶俑的装束、神情看“应该是受到训斥或受罚的仆从，不像是自然行礼之态”。

这一时期也有关于“捧手”这一名称的记载，如刘向《说苑·善说》云：“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后汉书·郑玄传》载：“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也是指作揖。而《魏书》卷二十七载：“及往见荣于邙山，捧手不拜。”《颜氏家训·风操》也云：“相见捧手而不揖。”可知“捧手”在这一时期有时仅表示举手在胸前行礼，无须向前推进。

综上，汉晋时期的作揖仍是以先秦揖礼为主，并新出现了多用于表示顺从而非敬意的、没有固定的形式的叉手礼。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人们作揖时，更常用叉手礼，且施用范围十分广泛。唐柳宗元诗曰“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五代十国孙光宪《北梦琐言》载晚唐温庭筠“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朱子语类》载陈才卿见朱子“急叉手鞠躬”，等等，皆是其证。唐以后的叉手礼逐渐用于见面时表达敬意，其手势也基本固定，比如2003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唐代赵逸公墓壁画中有两名行叉手礼的侍者，其手势大致为左手在外紧包右手，左手紧握右手拇指，两拇指微微上翘。南宋陈元靓所编《事林广记》也详细记载了当时流行的叉手之法，即“以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着胸，须令稍去二三寸许，方为叉手法也”。此外，书中还记载了当时流行的“揖”之法：“凡作揖时须稍阔其足，立则稳。揖时须直其膝，曲其身，低其头。……使手只可至膝畔，不得入膝内。……手随时起，而叉于胸前。”可知《事林广记》所载“叉手法”即作揖时的手势，宋代揖礼就是叉手礼。又见南宋戴侗《六书故》释“共”曰：“叉手也，从两手交叉。”可知宋代“拱手礼”“叉手礼”与“揖礼”所指皆相同。辽朝、金朝时，叉手礼在少数民族政权下仍然盛行，且动作基本变化不大，手势几乎一致。

明清时期

以叉手礼作揖在明末“三言二拍”、清代王夫之《船山诗草》、朱彝尊《曝书亭集》等书中也十分常见。明代屠羲时《童子礼》所载叉手之法和作揖之法皆同于《事林广记》，但又云：“凡与尊者揖，举手至眼而下；与长者揖，举手至口而下；与平交者揖，举手当心而下。手随身起，叉于当胸。”可知明代揖礼较宋代更加复杂，依所施对象之不同，有不同的举手高度。又《洪武正韵》释“叉”曰：“手相错也，今俗呼拱手曰叉手。”可知明代“拱手”“揖”和“叉手”所指也是相同的。至清代，汪志伊《节韵幼仪》所记“作揖之仪”与《童子礼》中的记载基本相同，但记“叉手之仪”曰：“八指排成对，左四指，紧贴右手背。右大指，连压二掌侧。左大指，紧压右前节。”通俗来说，即左手四指合拢，紧贴右手手背，左手拇指压右手拇指，两拇指自然交叉。与《童子礼》所记叉手法有很大区别。可知清代作揖手势虽仍叫做“叉手”，却不同于唐宋叉手之法。

关于作揖的姿态，清人叶名《桥西杂记》载：“三十年前见诸先辈，宾主相揖，举手必至额及地。”可知清代揖礼的身体动作较明代幅度更大，强调自上而下，其仪同于汉代长揖，只是手势变成了叉手。所以孙诒让等清代学者认为今之揖即汉之长揖，而今之拱手为古之揖。由此可知，清代“拱手”“叉手”与先秦揖礼之仪相同，与其的区别在于身体动作的幅度不同，即“以鞠躬俯首近地为揖，微鞠躬俯首举手为拱”。

此外，清代市井、公案和侠义小说里常有“抱拳”一说，多用于武官相拜。如《三侠五义》第四十四回：“只见那军官抱拳陪笑道。”《彭公案》第十二回：“直上公堂，抱拳恭手。”其手势大致为：右手握拳，左手四指并拢，覆盖于右拳之上，左手拇指自然放于右手虎口处。有学者认为这种礼源于古代军礼，并由于清代盛行习武而通行于民间。

晚清时，不少有识之士在改革思潮的影响之下，对官场礼仪进行了大胆改革。比如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主动改革官场礼仪，他向下属发布示谕，痛斥下跪请安之“婢膝奴颜、有伤气节”，宣布下级进见上级时一律废除跪拜礼，但作揖被保留了下来：“司、道、府、厅、州、县佐杂，于督抚常见之礼与初见不同，止有三揖而无屈膝……自明年正月为始，文武大小官员，入见概用长揖，普免屈膝请安俗仪，以符定制而挽颓风。”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当时官场的腐败风气，随后，湖北、江苏等地均于1906年废除了跪拜的礼节，改为下级官员见上级，初见三揖，常见一揖。

民国和近代

1912年，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清朝颠覆，新的政治和思想观念被引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对清朝的礼仪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为了破旧立新，南京临时政府对传统礼制进行了摒弃，明令以“鞠躬礼”代替清代通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礼节，跪拜和作揖均被官方视为旧礼制。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尊孔复古的逆流、宣扬民主和解放思想，激进民主主义者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作为封建专制理论基础的儒家思想，将一切传统文化和礼仪制度与“封建”“万恶”画等号，这进一步使得包括作揖在内的传统礼俗被遗弃。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拟定了《相见礼》，其中社会交往一项的规定为：“朋友相见时，彼此互行一鞠躬礼，或握手礼”，已不见作揖。此后经过历届政府的倡导，被称为“文明礼”的鞠躬、脱帽、握手等西式社交礼节逐渐成为民间通礼。1949年以后，从官方到民间，作揖逐渐消失，握手礼取而代之。

20世纪80年代末，有人认为握手礼不讲卫生，会传染疾病，并希望重新推行作揖，这一观点被报刊媒体大加宣传，使得作揖重新流行起来，人们开始以作揖为时尚潮流，特别是知识分子们，但这种流行只持续了几个月。

当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逐渐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传统礼仪日益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重视，逐渐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比起“稽首跪拜”类的传统礼仪，作揖简便易行、使用范围广，成为复兴传统礼仪的最佳选择。当代，作揖这种传统礼仪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民俗，经常出现在传统节日中，如春节时，人们会用作揖来拜年。但是，现代人们多分不清“拱手”与“作揖的区别，一般将它们视为同一种礼节，并将作揖作为古代拱手礼的总称。人们作揖的手势也不统一，其中较为流行的主要有三种，即先秦时期的揖礼和清代流行的合指拱手、抱拳拱手。人们对作揖的历史沿革、使用场景等认知也比较薄弱，常有争议和错误，如2012年春节时，主持人朱军建议大家向长辈作揖，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讨论。

主要举止和分类

作揖是以拱手为基本姿势，辅之上下左右的具体动作而成的一种礼节，方式一般是双手相抱向前推，或举在身体前方轻轻晃动，身略前倾，古人常以作揖时双手位置的高低之别和屈身打躬角度的不同来定尊卑、别亲疏。一般来说，作揖需要右手在内，左手在外，这种“左手抱右手”的作揖方式称为“吉拜”，常用于拜年等喜庆场合或见面、告别、致谢、道歉等许多日常交往的场合；反之，“右手抱左手”的作揖方式称为“丧拜”“凶拜”，属于凶揖，用于凶丧场合。

究其原因，按照《道德经》中“君子居则责左，用兵则贵右”的说法，古人认为杀鸡宰羊且会使用兵器杀人的右手是是罪恶之手，而左手是文明之手，所以在行拱手礼时，要用文明之手盖住罪恶之手，为“吉拜”。按“阴阳五行”学说，左为阳，主生。右为阴，主凶。所以，在葬礼上行拱手礼，要左手握拳，右手抱左拳。此外，清代有说法认为，按《周易风水》学说，男子为乾，属阳，女子为坤，属阴，所以女子行拱手礼时要跟男子相反，需右手抱左拳。如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古代女子也行作揖，即“左手在内，右手在外，是谓尚右手。女拜如是，女之吉拜如是，丧拜反是。”2013年春节，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男女主持人行拱手礼，给全国人民拜年时，就是男的左手抱右拳，女的是右手抱左拳。

拱手

“拱手”也称“捧手”“奉手”，是起源最早，也是现代人们最常用的一种作揖方法，即并放两脚，两手抱拳高抬，右拳左掌，左手抱右手，自然抱合，松紧适度，将抱拳的双手在胸前微微晃动数下，不宜过烈或过高。尊者向卑者行礼时，身体直立不俯；卑者向尊者行礼时，需略弯身体，以示敬意。

长揖

长揖即“打躬”或“打恭”，需要两手合抱拱手在胸前，然后高举自上而下移动双手至膝盖，引上身深深鞠躬。作揖的特点在于手位的高低：手越高，礼的程度就越重。长揖是作揖中一种最重的礼节，是向地位稍稍比自己尊贵的贵族、亲戚或长者所行的作揖。长揖不拜（不跪拜）表示平等，称抗礼。比如《史记·邸生陆要列传》曾记载郦食其见刘邦时“长揖不拜”的事，郦生见刘邦时本应当行隆重的跪拜礼，但由于刘邦“洗足”时见客，不够礼貌，所以郦生便长揖为礼。此外，又有“高揖”，即双手高高拱起，但不鞠躬。

揖让

揖让，意为作揖和谦让，是古代宾主相见的礼仪。在中国古代，客人来访时，主人一定要出屋门迎接，若是重要的客人更要到院门口迎接。在相见后作揖寒暄之后，主人要对客人揖让一番。揖让，就是主人非常恭敬地弯腰，伸手示意让客人先行（进屋），接着请客人落座、为他上茶等，一系列礼节。揖让的主旨是两层意思：一是谦恭、谦敬；二是一切都要客人为先。这一礼节在中国一直沿用到了现代，虽然人们迎客、接客、待客时已经不再作揖，但揖让的内涵没有变，主人仍然会对客人保持谦恭。

叉手礼

“叉手”起源于印度的“叉十指”礼，最早在东汉时出现在中国翻译的佛教书籍中，后来由于一方面世俗社会逐渐出现了用于日常交际的“叉手”姿势，另一方面佛门双手行礼必须合掌，汉译佛经便用“合掌”取代了“叉手”，于是叉手礼逐渐成为了世俗的礼节。叉手礼在唐宋时期最为流行，成为当时作揖的主要方式，直到辽朝、金朝仍然盛行。叉手礼需要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在古代，叉手礼有时可以作为仅是世俗交往的一种礼节，不体现尊卑关系；有时又属于从宗族制度、贵贱等级关系中衍生而来的尊卑之礼，能够体现上级与下级、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层级关系。现代，女报幕员站立时的手部动作传承了叉手礼。

特殊身份者的作揖

走江湖的习武之人、武术界师生、门派之人作揖时会抱拳行礼，通常左手五指并拢，代表“五湖”，右手握拳，代表“四海”。左手抱右拳，表示“五湖四海皆兄弟”。

道家的方士在作揖时，要按虎口，掐指纹，另有说法。一般是以左手的大拇指插入右手的虎口内，掐右手的子纹（无名指的根部），右手大拇指屈于左手的大拇指下，掐住午纹（中指的上纹），外呈太极图形，内掐“子午诀”。这种抱拳形式，有时也在方士打坐时用，寓意是“抱元守一”。

应用范围

作揖流行于中国各地的汉族人中，是中国古代最普通、最常用的礼节，亦是中国当代见面或答谢时仍在施行的一种礼节。现代作揖无分高低贵贱，属人们日常的生活礼节，与握手、点头、挥手致意的性质类似。作揖可以用在亲友相见、迎送宾客、向人问讯或表示歉意和祝贺，如每逢佳节，人们相聚在一起互相祝贺时，常以作揖为礼。作揖有时也用以辞让、谦让客气，如在路上遇见熟人时，可边拱手边说：“请！”让对方走前面，以示尊重及谦让。

价值意义

文化内涵

作揖这一礼节是中国礼文化的重要体现，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礼仪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是华夏文明的核心要素。《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古人认为“礼”代表了天地间的秩序，通过“礼”，社会规范得以形成。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精神标识”。作揖作为人们交往中的重要礼节，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礼文化“主敬”“谦让”的特征。作揖承载着儒家君子“谦卑”的德行，能够体现儒家的传统美德。比如在《论语·八》中，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君子只有在射礼时才会与人争高下，虽是争夺，却也必须做到彬彬有礼、恭谨谦让。作揖这一礼节可以充分体现对他人的尊敬，能够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甚至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的说法。现代，作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礼仪之一，已经内化成了中国人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伦理规范。

社交优点

作揖有方便、自主、卫生、优美四大特点：第一，现代人交际较多，而作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非常方便，可以不屈膝，不躬身，不俯首（长揖等鞠躬式的作揖除外），施行者双手一抱，上下挥动两下便可表达致敬，不受场地、年龄、身体、地位的任何制约；第二，作揖非常简单，只需要一方就可以自主独立完成，且与对方有一定距离感，不必会对方影响和打断，也绝不会被对方冷落得进退两难；第三，作揖不需要肢体接触，更加干净卫生；第四，不论双方身材差距如何，人们作揖时都可以挺胸抬头，气宇轩昂，即便是躬身行礼，也能如行云流水，充分展示自己的形体美和气度美。

传承保护

传承困境

首先，近代以来，受帝制解体及西学东渐的影响，作揖被污名化并最终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常交往领域。晚清改良思潮兴起，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作揖被贴上了封建旧习的标签。但是到了清末，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改良思潮兴起，随着西学东渐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活动的进行，作揖等许多传统礼节被污名化，被贴上了封建旧习的标签，作揖也逐渐被来自西方的握手礼所取代。到了现代，虽然作揖仍然非常流行，但人们行礼的手势并不统一，对作揖的历史沿革、使用场景等认知也比较薄弱，常有错误和争议。

其次，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逐渐迷失，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导致中国传统礼仪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被人忽视，作揖便也难以推广。因为作揖“不合西方礼节”，所以人们认为，复兴作揖是“不合时宜”的，似乎只有“与国际接轨”的文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是落后的。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礼仪不断被妖魔化，一度被视为“吃人礼教”的同义词。比如，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1891-1934年）撰写了《作揖主义》来批判守旧派的消极作风，可见“作揖”在那时已经变成了“封建守旧”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古代作揖的使用十分广泛，一般表示对人敬重皆可用此礼，如《仪礼》中多次出现主人“揖妇”“揖赞者”“揖众主人”等，均为作揖，并且国君也要向大臣行作揖。可见，作揖也有相对平等的一面，能体现“礼尚往来”的交互功能。

最后，中国对外传播的“失语”导致作揖难以全球推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并有意识地复兴和向全球推广中国文化。海外“新儒学”的复兴、“孔子学院”在全球的设立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等系列工程都显示了这种“以我为主”的对外传播意识。但是，由于中西方在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要让国际受众接受中国的传统礼仪文化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往往成为国外民众认知和接受中国文化的障碍。在2020-2023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各国卫生部门多次呼吁免去握手礼，用其他问候礼仪来代替，于是在2020年10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采用了源自印度佛教的“合十礼”，而意大利总统朱塞佩·孔特采用了“碰肘礼”，少有国际政要使用中国的作揖，可见作揖在国际上确实没有得到成功的推广。

保护措施

上垂下效

政治领导人的言行举止可以对普通民众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了传承和推广作揖这一礼节，中国政治领导人们发挥了上行下效的垂范引领作用。各级领导人会在各种大型会议或公开场合尝试用作揖代替握手，率先垂范，能形成示范效应，扩大推广效果。比如，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2020年3月10日，浙江省衢州市为推广传统文化、打造城市形象，制定了推广作揖的实施方案，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在市内外重大活动、重要场合要带头作揖，为人民做示范。2020年4月，在浙江省召开的州市各县（市、区）两会上，所有与会人员见面不握手，改行作揖。

国民教育

学校是组织化的传道授业的社会空间，也是面向大众示范和推广新式礼仪的重要基地。民族礼仪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作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显然有助于其推广。早在古代社会，中国人就非常注重通过童蒙教育来推广作揖。宋代，作揖就被编入了蒙童读物，如流行于元明清时期的《王虚中训蒙法》等，现代，也有许多面向儿童的书籍在介绍作揖等中国的传统礼仪。儿童从小接触作揖这一传统礼仪，很快就能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浙江省衢州市自2020年4月开始，在全市117所学校推广作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推广作揖进行引导，使中小学、大学积极推广、践行作揖，能够将作揖推向更多的学校和年轻人。

宣传传播

中国

现代大众传媒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十分巨大，可以让人们直接看见作揖具体的形式和模样。2015年除夕，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一开始，主持人郎永淳和李梓萌就用中国传统的抱拳作揖的方式给全国人民拜年，令观众印象深刻，也展示了作揖在现代的优势，即可以隔着屏幕进行一对多的问候。借用大众传媒推行作揖，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对作揖的认知度和讨论度，将其打造为中国礼的名片。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有关作揖的公益广告、宣传片、新闻报道等，能够引发群众模仿，有效宣传作揖。比如，2019年3月13日，玉林晚报报道：“11日15时11分许，在玉林城区一环东路环东派出所路口的斑马线上，一对老年夫妇正在通过，由东向西行驶的10多辆机动车见状停车礼让，老人两次向礼让的机动车作揖，以表谢意，“车让人，人谅车”的温馨一幕感动了现场所有人。”

国际

21世纪以来，中国借助国际交往和国家间经贸合作的开展，作揖也开始作为国家形象的名片之一，向世界各国传播。2021年，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在迎接中国抗疫专家组时就作揖对中国专家和人民表示了感谢，在这一场合中，蕴含中国元素作揖彰显了中国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并且，在全球化时代，除了官方的国际交往外，民间层面各种各样的国际交流也是对外推广作揖的重要渠道。海外留学生、访问学者、华裔移民及国际游客等都成为了中国对外推广作揖等传统礼节和相关文化的重要中介力量。最后，国际媒介平台及可视化传播的发展提升了作揖的全球可见度，在图片、动漫、影视或其他流媒体形态的呈现下，作揖得以在国外用户巨大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推广和展示。比如，2020年，电影《花木兰》上映后，一度引发了海外观众对作揖的模仿，有效地影响了其国际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