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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尔根·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男，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杜塞多夫，作家、社会学家、德国利奥六世，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从学于狄奥多·阿多诺。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哈贝马斯在阿多诺、霍克海默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框架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沿着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一书的思路，着重考察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提出了“交往理论”，“交互作用”、“合法性危机”等概念，向右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他还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像卡尔·马克思那样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认识，而必须对社会进行批判。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了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学说过时了。哈贝马斯认为通过语言的模式可以改造社会，语言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了解，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他的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走向理性社会》(1968)、《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交往行为的理论》(1981)等。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利奥六世"。哈贝马斯修正、深化、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尤尔根·哈贝马斯于1929年6月18日生于杜塞尔多夫，童年因腭裂接受手术。战争时，他与其他孩子一样参加了德国少年团，最后，被编入希特勒青年团。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十五岁的哈贝马斯所体味到的战败及后来的激变，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创伤。秋大，他回到了格姆修姆，在美国领导下的“再教育”中，他接受了民主主义的理念并深受感动。由于物资缺乏，他被饥寒所苦恼。1948年，随着以货币改革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复苏以及社会体制复古的进展，打碎了哈贝马斯对德国“精神革新”的期待。这时，他读到了柏林西部地区印刷的有关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小册子，并被小说《法斯特博士》、《玻璃玉戏剧》、电影“第三男”所倾倒。哈贝马斯成长于纳粹德国时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变得激进起来。1949一1954年，哈贝马斯分别在哥廷根市、苏黎世波恩几所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心理学、德国文学、经济学。1954 年，二十五岁的哈贝马斯在波恩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内在于历史中的绝对性一一谢林《世代》哲学的一项研究”。1956年秋天，他获得了狄奥多·阿多诺第一代研究助手的地位，二十七岁的哈贝马斯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一员。1959年，由于得罪了霍克海默，哈贝马斯辞去研究所工作，之后两年无业。

著书授课

1961年哈贝马斯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获大学教授资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学。60 年代初的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念下，一边探讨激进民主主义的可能性，一边着手构筑与作为具有传统的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的地位相符的他的理论体系。实证主义论战发端于哈贝马斯去海德堡赴任之前，1961年10月在图宾根举行的德国社会学学会的研讨会上，当时波普(K·Poppcr)与狄奥多·阿多诺分别就“社会科学理论”做了报告。其后，作为那次讨论的“补充”，哈贝马斯发表了“科学的分析理论与辩证法(1963 年)一文。自此以后，双方选手轮番出场，第二轮论战开始。1964 年哈贝马斯在社会学杂志的另一期上发表了“被实证主义一分为二的理性主义”一文，用以反驳汉斯·阿尔勃特。这两篇构成实证主义论战支柱的论文被收录到哈贝马斯的论文集《社会科学理论》中。

1964～1971年，哈贝马斯辞掉海德堡大学的工作，返回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并协助狄奥多·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60年代后期的哈贝马斯引入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论，除了米查里奇的自我心理学分析外，还有分析受压抑的冲动是如何使语言变形的阿尔弗雷特·劳伦茨的语言病理学。70年代初期，哈贝马斯虽然对马克恩主义有一些重要的保留，但基本是维持对阶级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观点，并将当时社会状况的特征定义为“后期资本主义”。

1972~1981年，他转入西德施塔恩贝格的麦克斯·普朗克协会，任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第二所长。1981年5月8日，哈贝马斯在《扎伊特》报上，以“修伦堡的崩溃”为题发表了文章，讲述了自己下决心离开研究所返回法兰克福大学的经过。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1983年，返回法兰克福大学的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所确立的理论框架下，主要在两个方面集中精力展开了自己理论的细节。一个是把 18 世纪末以来的西欧近代文化在哲学——思想上如何自我理解进行系谱论式的追踪。这项工作从获阿多诺奖时的讲演“近代——未了的研究课题”(1980 年)开始，到《近代哲学的言论》(1985 年)而告一段落。另一个是由近代论所确认的关于法与道德的思想不完善的问题，即虽然近代社会不可逆转的多元化、后习惯、后传统状况日甚，但是，利奥六世及社会理论家们对此现象拿不出有效的对策、对于这个问题，哈贝马斯所进行的现状诊断与开出的处方是在交往理性化原则的基础上使“商谈理论”具体化并加以活用。为此，哈贝马斯一力面在《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1983 )及《对商谈伦理学的阐释》(1991年)中，试图通过批判地研究克尔巴库的心理学以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完成与发展商谈伦理学。另一方面，关于法的问题他出版了《事实性与适当》(1992 年)一书，试图从商谈理论的角度解释孕育民上主义的各种问题，表明其实践的方针。1994年，哈贝马斯荣休。

晚年生活

哈贝马斯退休后仍然从事研究、著述和学术政治活动。90年代，他同弟子以及当时的黑森州环境部长菲舍尔一起组织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讨论内政外交问题，对现政府外交政策发生了直接影响。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为社会民主党提供理论支持。2018年7月4日，89岁高龄的哈贝马斯获得“德法新闻工作者表彰”。此前，哈贝马斯还获得了日本稻盛基金会颁发的京都奖、挪威政府颁发的赫尔拜奖、美国国会颁发的具有哲学界的诺贝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及“德国书业和平奖”等多项荣誉。

哲学思想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技术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最主要的内涵之一，许多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对此都有论述。关于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见解，对于这一理论的系统表述应当归功于哈贝马斯。1968年哈贝马斯写了题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长篇论文，系统阐述了一种独特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

技术理性批判主题的选择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继承，但是，哈贝马斯同霍克海默、狄奥多·阿多诺等人的主要争论在于是否需要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本身进行合法性论证的问题。哈贝马斯提出，在批判社会之前要先反思批判理论本身；解决批判理论的规范意义问题。正是基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哈贝马斯主张为社会批判理论本身奠定理性的和规范性的基础。理性批判的宗旨不是对理性的拒斥，而是对理性的重建。理性文化的危机在于理性的片面化，只有充分发挥理性和现代性内在的潜能才能真正找到克服理性危机的途径。因此，正是通过技术理性批判这一主题，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合理化的核心思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正是他在1968 年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同时发表的《认识与兴趣》中完成的，在其中他提出了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因此，有必要把这两部著作的内容结合起来，阐述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

科学技术的两重性

关于科学技术及技术理性的两重性问题，是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批判的出发点。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确是“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正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统治形式或统治力量。哈贝马斯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不只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它同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属性，即它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异化力量。哈贝马斯断言，科学技术在当代已经“具有了一种辩护的功能”，已经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即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它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同样具有辩护的功能。

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

在确定了技术的两重性和异化特征的前提下，哈贝马斯从理性的内在机制去揭示理性异化的原因以及重建理性的途径。在《认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提出了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构想，他在《认识与兴趣》的前言中指出，该书的目的是“分析认识与兴趣之间的联系”，分析认识与兴趣之间的联系应当支持的论断是：彻底的认识批判只有作为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这一命题主要是批判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他认为，19 世纪中叶以来，实证主义打着“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否认哲学反思的价值，不再思考认识的社会条件和意义，用现代科学事实和认识来排斥认识批判的反思，把认识论变成了纯粹的知识学。这种做法，一方面“把科学对自身的信任教条化”，排除了科学对自身的反思，使科学和技术成为自律的力量；另一方面，阻碍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现象进行自我反思的研究，把认识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从而缩小了理性的内涵和范围。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和批判，哈贝马斯强调认识论首先必须是一种社会理论。哈贝马斯提出的作为社会理论的认识论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把认识变为脱离生活的纯粹的自然科学的静观，主张认识是建立在社会历史条件中的活动。

要使纯粹认识论从实证主义的知识论重建为批判的、自我反思的社会理论，首要的问题是建立兴趣同认识的内在联系，把兴趣(interest)置入认识论中作为核心范畴。兴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理性指导原则，它不是服从于“任何自然基础”，而是同人的劳动和相互作用紧密相连。兴趣指导认识，作为认识的基础，同时引导人类社会发展。哈贝马斯区分了三种基本的兴趣，即技术的认识兴趣、实践的认识兴趣、解放性的认识兴趣。所谓技术的认识兴趣是指人们通过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的手段占有或者支配外部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兴趣，通过有效地控制自然的过程，达到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的目的；所谓实践的认识兴趣是指建立和维护人与人的相互理解，确保人的共同性和社会统一的兴趣，其目的是通过对于人类历史的解释，使人从陈旧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关系中解放出来；所谓解放性的认识兴趣是人类对于自由、平等、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其宗旨是通过自我反思，从对对象性的力量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基于所解决的问题的不同和追求的目的的不同，这三种认识兴趣建立和推动了三种科学一一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样一来，哈贝马斯就全面建立起兴趣在认识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在三种基本的认识兴趣和相应的科学形态中，哈贝马斯突出强调解放性的认识兴趣和建立在这一认识兴趣基础之上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一方面，哈贝马斯强调作为解放性的认识兴趣的核心，即反思性对于人类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强调解放性的兴趣对于其他两种兴趣及对于理性的科学的核心地位，主张以解放性的认识兴趣为主导建立批判理论的理性基础。

通过以兴趣为主导的认识论的建立，哈贝马斯在方法论上为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技术理性批判主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把认识从单纯的知识论的静观引向社会生活的自我反思，打破了工具性的技术理性对理性范畴的控制，首次把批判理论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之上，即建立在解放性的认识兴趣的理性概念之上；同时在理性的框架内解决技术理性异化的问题，并且从理性的内在潜能中确立重建理性的基础。具体说来，理性文化的异化的根本问题在于，技术的认识兴趣的发达及技术成果的滥用，导致了技术理性的危机。而摆脱技术异化的途径不是从理性之外寻找某种力量，而是发挥理性的丰富的潜能，突出理性反思的解放性的认识兴趣的核心地位，重建合理的理性范畴。这也就是要以交往理性的合理化来抑制技术性的认识兴趣及其理性后果的消极作用。

交往行为与技术异化的扬弃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对技术异化的根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因此，要消除科学技术的异化，就必须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从而以交往取代劳动在人类社会和社会历史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哈贝马斯借助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工具合理性(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概念来区分劳动和交往。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对比了劳动(工具行为、目的合理性)与相互作用(交往行为)，而在后来的《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更加明确地探讨了劳动与交往的差别及其社会地位。哈贝马斯反复强调区分交往(相互作用)与劳动范畴的必要性，他反对取消二者的差别，从交往中推论劳动，或者把交往归结为劳动。他认为，卡尔·马克思曾经论述了劳动和相互作用(交往)的关系问题，但是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劳动，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以主体间性，即主体和主体间的沟通和理解为主要内涵的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的至关重要性。

首先，在哈贝马斯看来，劳动和交往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确的。劳动主要是一种工具行为，一种“目的理性活动”，是一种强调行为目的、行为手段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的行为。这种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劳动组成了社会的生产力，其价值指向是特定理性目标的实现。与此不同，交往行为是指主体间遵循有效性规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社会的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

其次，同劳动相比，交往活动具有优先性。在区分了交往和劳动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强调这一对范畴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可以按照目的理性活动(劳动)和相互作用(交往)在社会诸系统中的地位来区别不同的社会系统或社会类型。而就交往与劳动的相互关系来说，我们应当赋予交往活动以更重要的价值和优先地位。劳动虽然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但其主导指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就人本身的发展而言，合理和平等的交往与理解具有更为重要的人本学价值，它代表着人类进步的方向，同人类解放的目标是一致的。在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劳动中所展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只有在主体间自由交往的基础上才能走向和谐，而不再是片面的“征服”与“改造”的关系。换言之，人与自然的合理的相互作用要以人与人的自由交往为前提，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要服务于主体间的关系。

再次，技术异化的实质是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劳动与交往的这种理想的统一的价值关系在现实中并没有确立起来。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劳动的“合理化”已经实现，它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但是劳动的这种合理化脱离了主体间交往的基础，其结果是削弱或吞没了主体间的合理的相互作用，把人的关系和行为降格为物的关系，导致了人的全面物化，使人成为工具，全面地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哈贝马斯认为，在资讯和大众传播媒介背景下，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至社会组织都“越来越多地服从于目的理性活动的结构”，劳动的工具理性结构明显地压倒了交往的价值理性结构，结果，技术与科学逐步取得了某种“准独立性”或自律性，成为统治的基础和内在逻辑。哈贝马斯认为，要从根本上扬弃技术的异化，就要真正建立起主体间的理解，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交往行为理论

消除技术异化和交往行为合理化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异化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活动的过分“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因此，要扬弃科学技术的异化就要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以交往来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而这同时意味着社会历史理论范式的重大转变，即历史理性的关注点从“主体一客体”结构向“主体一主体”结构(主体间性结构)转换。正是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可以消解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自律性和异化性质，哈贝马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普遍语用学：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

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是交往行为理论最重要的基础。普遍语用学的宗旨是：通过对话建立共识，建立“理想的言语情景”(ideal speech situation)，为开放、自由、自主互动的主体间的非强制性交往和共识奠定基础。

交往行为与语言理解

哈贝马斯认为，根据行为的协调机制，特别是语言引导在行为中的作用，可以把社会行为区分为交往行为和策略行为两种基本的类型。其中，策略行为(strategic action)主要是受工具理性支配的行为，主要涉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则主要是受交往理性或价值理性调节的行为，主要涉及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它更多地依赖语言理解所形成的意见一致。这两种行为所对应的主要活动领域也有所侧重，工具理性调节的主要是政治、经济等系统或体系(system)，往往直接受金钱和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而交往理性主要调节的是生活世界(life world)，更多地依赖作为知识储备的文化因素的调节作用。

语言理解在交往行为中占据重要地位。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的实施主要依靠“以理解为趋向的语言用法”，是绝对服从“以言行事的目的”的行为。交往行为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行为参与者在共有的生活世界中，根据共同的语境解释来一起确定行为计划，确定目标和目的。在这种交往行为中，语言理解占据重要的地位，行为参与者通过语言的沟通达成一致、包容差异确定有效性要求等，形成相互理解。换言之，交往行为本质上属于言语行为。

通过对交往行为和策略行为的比较分析，哈贝马斯论证了言语行为和理解在交往行为中的核心作用，为交往行为理论奠定了坚实的语用学基础。通过这种论证，哈贝马斯在根本上拓宽了社会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理性基础，把理性范畴从技术理性的局限中解放出来，突出了交往理性的地位和作用，为扬弃技术异化、建立平等合理的交往行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交往行为的“理想的言语情景”

由于语言理解在交往中占据核心地位，建立平等的、合理的言语行为模式就成为达成共识和理解的关键。在普遍语用学的视野中，关于合理的言语交往模式的讨论只是在语言的基本运用上所作的思考，带有一般和基础的性质，因此，普遍语用学所建立起来的是排除了其他因素的“理想的言语情景”。理想的言语情景包括比较复杂的内容，其中最基本的有两方面的要素：一是交往参与者必须遵守的言语的普遍有效性规范；二是交往参与者必须具备的交往能力或交往资质。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的首要任务是确立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即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必须普遍遵守的规范。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对于每一个交往参与者都带有强制性，否则，任何共识、意见一致和理解都不可能达成。哈贝马斯将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概括为四个基本要件，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他认为，这四个要件是通过言语达成理解的前提性条件。除此之外，成功的交往行为还要求交往参与者必须具备遵循这些言语的有效性要求而进行交往的能力，这就是“交往性资质”(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一般说来，交往性资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选择陈述性语句(to choose the propositional sentence)的能力；表达言说者本人的意向(to express his intentions)的能力；实施言语行为(to 表演 the speech act)的能力。

交往与主体间性

交往参与者遵循言语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进行交往，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其核心是建立“主体间性”结构，即自主的、主体间平等的、合理的交互关系或相互作用。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即“主体一主体结构”的确立构成了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在谈到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四个基本要求时，哈贝马斯强调这四个有效性要求对应于四个基本领域，即语言、外部自然、内部自然和社会。由此，依据上述四个要件而展开的语言理解活动实际上展开了人的三重交往关系：言说者“与作为现存物的总体性的‘外在世界’的关系”；言说者“与作为所有被规范化调整了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它们被认为是合法的)之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关系”；言说者“与作为言说者意向经验之总体性的‘特殊的内在世界’的关系”。而这三重交往关系的核心是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确立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对于主体间性结构的重要性的强调必将深刻影响人们关于社会历史运行机制的看法，由此，哈贝马斯提出要以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认为，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或“主体一主体结构”应当取代“主体一客体结构”，在社会进化和社会历史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主体一客体结构”应当从属于并服从于合理的“主体一主体结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经历核心范畴的转换过程。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关键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它的不加反思的历史客观主义，主要体现在过分突出生产力、生产方式等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道德规范结构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意义。因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更为全面、更加合理地评价生产力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更为全面地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哈贝马斯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做法是：限定“社会劳动”、“生产方式”、“类的历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等范畴和命题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核心地位，主要把它们限制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同时，强调人类社会的进化的主要内涵不是与生产方式和技术密切相关的工具理性和战略行为的发展规则，而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交往行动和相互作用的规则。为了说明交往与生产、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首先从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分析入手。他认为，劳动与交往是人类的两种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同语言交往相比，劳动在某种意义上更为基本，因为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劳动和分配所取得的进化成就显然先于“发展了的语言交往”的出现。但交往并不因此而变成附属的和被决定的因素，语言交往在人类进化与生存中不但同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其重要性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强。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劳动、生产力、技术等依旧是社会进化的重要推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

哈贝马斯认为，必须把语言理解和交往纳入社会进化的动力机制中。社会进化的动力机制主要在于交往：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主体间的交往中，把外部结构转变为内在结构，属于思想、观点、道德、能力的学习过程。道德发展、自我同一性和社会(集体)同一性是一致的。因此，哈贝马斯主要是在主体的学习机制和个体的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层面上来理解社会的进化。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的学习不仅包括认知与技术学习过程，也包括道德和实践学习过程，后一个维度的学习过程导致交往资质的获得和自我同性的建立，这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他认为，主体的学习机制导致主体的交往性资质的获得，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主体的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哈贝马斯认为，主体的交往性资质和自我同一性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前习惯阶段或前操作阶段，交往参与者直接通过实施性行为来表达意向，作出反应，此时尚没有与行为相分离的规范体系，行为者停留在“自然同一性”的层次上；在习惯阶段或具体操作阶段，交往主体能够形成交互动机系统，利用规范审视采取行为，但是，此时的规范还主要是“角色规范系统”，尚缺少普遍化的规范系统，行为者处于“角色同一性”的层次上；在后习惯阶段或规范操作阶段，主体能够就规范本身进行论证，为主张和行为辩护，彼此之间的交互性行为是建立在对规范的普遍有效性的反思与商谈基础之上的，行为者达到了“自我同一性”的层次。

哈贝马斯认为，以个体的道德发展为宗旨的学习机制非常重要。一方面，主体的“自我同一性”的确立代表着个体的主体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学习机制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社会本身不会学习，社会的进化学习是以个体的学习为基础的。正是主体的这种学习机制(包括道德的学习和技术的学习)同社会运行的交互作用，成为社会不断在新的层面上面对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内在动力机制。哈贝马斯通过对主体在道德层面上建立自我同一性并实施合理的交往行为的这种学习机制的分析，把交往作为重要的要素纳入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拓宽了传统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

交往行为理论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维度

普遍语用学的功能是通过建立“理想的言语情景”为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一般的理论基础，确定所有交往行为必须遵循的一般性规范。然而，交往行为的实际实施要在现实的世界中展开，受到各个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因此，要进一步拓宽交往行为理论的视域，探讨交往行为的现实语境和交往理性的现实文化功能。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哈贝马斯在两个维度上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交往行为理论。一是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1981)、《现代性的学话语》(1985)、《后形而上学思想》(1988)等著作中通过对系统和生活世界的探讨，把生活世界作为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得以展开的文化世界在理论上加以建构。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在《在事实和规范之间》(1992)、《包容他者》(1996)、《后民族结构》(1998)等著作中致力于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和跨国的平等的话语政治模式，在政治领域实践交往行为理论，为交往行为理论开拓了以商谈伦理学为特征的政治哲学维度。

生活世界的“非殖民化”

在生活世界理论中，哈贝马斯进入了社会哲学的视野，把关于交往的“不合理化”现象的批判转化为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的批判，把交往的合理化诉求在实践层面上转化为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任务，即转变为生活世界的合理重建。哈贝马斯认为，要真正实现交往的合理化，应当用生活世界理论来为交往行为理论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生活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生活世界的构成要素、功能和基本定位。生活世界包括三大结构成分：文化、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功能就体现了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内容：通过文化传统的反思实现文化再生产，通过对规范和法律的反思实现社会统一，通过个人同一性和自我实现来完成社会化。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

第二，生活世界是主体间的交往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哈贝马斯强调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者始终在其中运动的背景，是主体间交往的意义世界和文化世界。交往行为者正是在生活世界中形成意见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群体的归属和认同感，形成个体同一性，并加强社会整合的。

第三，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生活世界是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得以展开的文化世界，但是，在现实中，生活世界本身也会遭遇问题和危机，交往的“不合理化”在现实上表现为生活世界被各种系统所殖民化。哈贝马斯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理性危机条件下的生活世界的状况。这一分析体现在他关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以及关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阐述之中。哈贝马斯非常详细地分析了人类社会从部落社会经过传统社会，直到现代国家组织化的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体系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哈贝马斯看来，问题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系统的复杂性越来越增强，它的独立性也在不断增强。理性化的经济系统和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系统开始摆脱原本由生活世界所形成的交往规则和价值信念，开始在金钱和权力的交往媒介的支配下自律地运行。独立化的系统反过来于预和破坏生活世界的文化机制，造成生活世界的危机和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冲突。哈贝马斯把这种现象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第四，通过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推动交往理性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主要途径应当是发挥生活世界的理解协商和非强制性意见一致的功能，推进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不是简单地向原初的文化共同体回归，而是在生活世界迄今为止的合理化基础上重建交往理性的合理化。哈贝马斯从多方面展开了关于交往合理化以及生活世界合理化的构想：一是强调语用学的功能，突出平等的、非强制性的言语交往、协商商谈的交往功能；二是对文化生活世界内在的传统规范引入反思的机制，建立起深层的或批判的阐释学，为交往的合理化奠定更为合理的基础；三是强调以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保证大众的民主参与，建立分散的民主机制，通过公共领域的平等、自由的商谈和对话形成基于公共论辩所产生的意见一致，并通过共同舆论控制经济和政治系统权力，防止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干扰和侵蚀。

以商谈伦理为特征的话语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于政治哲学领域，其主要政治诉求是在政治领域(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倡导和实践交往行为理论。而进入政治领域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宗旨，概括起来，就是要建立以商谈伦理为特征的平等的话语政治模式。从总体上可以把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概括为话语政治，他主张“一种程序主义政治，要求把交往理性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以达到超越自由主义政治和共和主义政治的目的”。由于他的政治哲学的着眼点不仅是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思考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对“民族国家”的批判和对“后民族民主”的倡导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思考的重要视角。

民族国家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产生同权力世俗化，即欧洲从基督教宗教权威中解脱出来，产生了世俗的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因此，应当从民族国家的特征分析来展开现代性批判。概括起来，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就就在于，通过在法律上和文化上确立了公民资格而成功地解决了个体的团结和社会的一体化。具体说来，宗教共同体的解体带来了双重问题：一是对雅威的信仰崩溃后出现了多元化的世界观；二是“民众的流动性和个体化”的加强，从而使世俗的国家的合法化出现了问题。其次，虽然民族国家取得了许多历史成就，但是，民族国家的的出现和强化也带来了一系列内部的和国际范围内的问题，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紧张关系。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国家主权的意义、民族存亡意识、民族自由、民族独立性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并且不断强化，这也是现代性危机，即现代社会面临的矛盾的一种突出表现。

后民族民主：以商谈伦理为特征的对话政治

后民族民主是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核心构想的一种话语政治模式。这一以商谈伦理为特征的对话政治既关乎民族国家作为法治和民主国家的发展，也关乎一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的形成。

第一，对于民族国家应当采取一种历史的、理性的、现实的态度，不能采取不加分析地捍卫或抛弃的简单化立场，而应当在扬弃民族国家的局限性的前提下，逐步建立一种以后民族民主为特征、由“后民族国家”形成的世界格局。后民族国家的特征是：在保持民族国家作为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主体的前提下，抛弃民族国家的种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建立行之有效的跨国机构，用以补充民族国家职能上的严重不足。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后民族民主”(postnational democracy)。他认为，后民族民主是一种话语政治，主张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应当在保持民族完整的情况下，持一种理性的开放态度，同各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展开对话和交流，走向后民族国家的世界格局。他特别强调欧洲发达国家的重要性，主张使欧盟实现联邦制，推动后民族民主进程。

第二，在后民族民主的具体构想上，哈贝马斯一是强调交往理性的规范潜能，主张建立一种程序主义的话语政治模式；二是强调生活世界的文化功能，突出交往理性的道德内涵，提出了商谈伦理的话语政治模式。前者具体表现为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度中建立以商谈伦理为基础的程序主义范式，后者具体表现为一种包容他者、尊重差异的普遍主义伦理文化。这种通过合理的程序保护主体的自由和政治参与，维持个体和共同体平衡，以商谈伦理为基础的程序主义范式，在哈贝马斯那里，还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深刻的道德内涵，这就是平等地保护和对待一切人，特别是弱者和具有差异的他者的权利。这就是他提出的新的普遍主义。

著作

1962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是哈贝马斯出版的首部重要著作。这是哈贝马斯1961年提交给马尔堡大学的教授资格论文，在此基础上，他又对伊曼努尔·康德、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以及马克思有关公有领域理论进行了若干追述，并于 1962年出版。全书共7章。该书表示了市民公众领域自由主义模式的建立以及在社会福利国家中的变迁，呼吁了市民公众领域觉醒的重要性。在学生运动高涨及新保守主义逆历潮流而动的过程中，这部著作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1976年：《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出版于1976 年。该书从形式上看是本论文集，但从论述的内容的整体上看，它展现了作者的理论抱负和他要建立的理论大厦的轮廓，同时也向读者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人们了解、认识当代新卡尔·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有重要意义。全书共四个部分，作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问题、社会进化的动力问题、社会制度的生命力问题、对话在社会中进化中的作用等内容进行探讨。作者主张用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哲学以及改良主义观点，改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适应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出对1938年约瑟夫·斯大林所确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重新加以考虑”，主张吸收新进化论和发生论结构主义的观点“重建”历史唯物。

1981年：《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它既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理论的总结，又是后20年思想发展的起点。全书分 2卷，共8章。其基本思想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提出个超越意识哲学和个人主义的交往理性概念；二，建立一个以生活世界和系统相互独立和相互影响的二元结构的社会观，超越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元论社会观；三，以此为基础构画一个批判性的现代性理论，重新把握从卢卡奇到狄奥多·阿多诺的异化和工具理性批判理论的意义，分析和解释现代性的病症和人类解放的新的潜能。

全部作品列表

影响

政治学

作为一位力图调和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具有综合意识的政治利奥六世，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第一，哈贝马斯对政治规范的证成，为理解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哈贝马斯对现代实定法之规范性基础——交往和商谈的民主程序——的阐释，就是他对现代政治规范的证成。在这一证成中，他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所进行的调和，为人们理解和处理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视角。第二，他对普遍主义的阐释，为探索差异政治问题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独断主义的可能以及潜在的话语霸权，差异政治问题在其中得到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决。第三，他对“应当之软弱性”的揭示，为激活政治哲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他在先验主义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政治哲学界，开辟出了一条向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马克思传统复归的路径。这条路径没有使政治哲学丧失其对规范性的执着追求，在这条路径上，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因为获得了现实的奠基而更能彰显其规范力量。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使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今主流规范性政治哲学，同时也更富有成效地来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

伦理学

哈贝马斯对道德命题的有效性所做的语用学建构，拓宽了伦理学研究的维度与空间，他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伦理视域转换，在伦理学史上具有“尼古拉·哥白尼式转向”的超越性意义。哈贝马斯以社会哲学实践向度上的道德规设替换思辨向度上的伦理建构，试图在涵涉意义、道德选择的生活世界中来为伦理学客观性作出新的辩护，以取代形而上学伦理学，表征了当代西方伦理学去形上、去中心、反基础与反本质的趋势和特质。通过伦理致思的后形而上学转向，哈贝马斯在道德话语建构上悬置了先验理性的自我设定，而代之以互主体的合理论辩和相互承认，从而使伦理学从受制于形而上学决定论的封闭性因果思维走向由真实存在者而非伊曼努尔·康德式的理智性人物所开显的开放性辩证思维，这既拓展了道德意义生成的理性空间，也重构了伦理学得以证成的理性根基。

评价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我把哈贝马斯看成对社会最有用的当代哲学家，他为社会民主政治做了最大的贡献。”

英国马克思学学者乔治·利希海姆：“其大多数同僚在某个领域的一个角落艰辛耕耘的时代，他却使自己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成为整个领域的主人。其中，没有任何削角细分（corner-cutting），也不存在任何驾轻就熟地回避难题，或欺骗性地阐述未经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对波普尔（Popper）的反驳，对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实用主义的剖析，对谢林（Schelling）形而上学中世纪先驱的探究，抑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更新，他都同样出神入化地掌握材料，并以其令人羡慕的才华阐明其中复杂的逻辑疑难。他似乎天生就具有一种将最困难的资料融会贯通并使之重新成为有序整体的能力。”

剑桥大学哲学系教授雷蒙德·盖伊斯：“哈贝马斯著作中飘荡的后期自由主义的和煦怀旧的暖风携带着特定历史阶段的声音······哈贝马斯炮制了一个将话语神圣化为公共理性的核心媒介的准先验性哲学，并通过将在英国、荷兰、美国、和法国特别盛行的自由主义传统和在德国具有很强吸引力的伊曼努尔·康德主题结合起来为进一步“融入西方”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哈贝马斯深切地关心社会大灾难后人们怎么办的问题，始终保持着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政治哲学领域专家刘擎：“哈贝马斯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矢志不移地、广泛而系统地对现代性展开建设性的批判，力图在揭示启蒙传统内在困境的基础上开辟新路，以继续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