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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

王充

王充（公元27年-公元97年），字仲任，浙江会稽上虞人。东汉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著作有《论衡》《讥俗》《政务》《养生》，今唯《论衡》流传。与王符、仲长统称为“后汉三贤”。

王充祖上被封侯爵，他的祖辈、父辈不惧豪强，因此被迫举家迁徙。他的祖父迁居上虞区，王充自谓出身“孤门细族”。2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王充出生于会稽郡郡上虞县。王充自幼酷爱学习，天资聪颖，异于常人。王充青年时期曾到洛阳太学就读，并拜班彪为师。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因此未得到重用，只在郡上做过功曹一类的副官，大多时间是家居教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元和三年(86)，王充颠簸流离，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88)，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汉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王充晚年贫病交困，七十岁以后，病逝于家中。

王充的思想是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终范畴，主张“元气论”“命定论”，倡导“崇实”精神，对法家思想也有独特的见解。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批判封建统治者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理论，主张德主刑辅，依法治国。他在《论衡》中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思路，不仅为东汉后期思想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还为魏晋玄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王充敢于突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敢于否定夷神的存在，他挑战孔孟的权威，成为儒学批判思潮的先声。王充的“丽”论也对《文心雕龙》全面主张文学尚丽的本质探索及其运用作出了贡献。

人物生平

史料记载

《后汉书·王充传》

《后汉书》卷四十九记载：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王充后到洛阳太学就读，并拜班彪（班固之父）为师。王充记忆力惊人，据《后汉书·王充传》，他“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太学是东汉的最高学府，用以传讲儒家经典，造就官僚人才，其学生除贵族子弟外，均由地方择优选送，王充以其过人的才学和孝行品质获此殊荣。

《论衡·自纪》

《论衡·自纪》记载王充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从8岁开始，王充进书馆读书。书馆是汉代儿童的启蒙学校，专门教孩子们识字和书法。王充学习优异，不仅字识得快、写得好，而且从不违犯学校纪律。旧社会的老师经常体罚学生。书馆中与王充一块儿念书的孩子一百多人，唯有王充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责打。王充很快学完了书馆规定的学业，提前进入更高阶段的学习。他拜师学《论语》、《尚书》，由于刻苦努力，每天能背诵一千多字。

从刘衎永平四年(公元61年)至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王充在家乡县郡为掾史。他曾先后担任上虞区掾功曹(协助县令掌管人事的属官)、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协助郡的军事长官掌管人事的属官)和郡列掾五官功曹行事(郡的行政长官太守的属官)。

《论衡·自纪》记载：王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王充憎恨俗人的性情，因而写了《讥俗节义》；又忧虑君王治理国家，只是想统治老百姓，而没有合适的治理方法，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尽管愁思苦想，，但是看不出应该走的道路，为此写了《政务》这本书。王充又痛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伪书俗文，内容大多不实事求是，所以又写了《论衡》这本书。

生平考据

王充祖籍原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高祖因有战功，被封为侯爵，封地在会稽阳亭，但很快便被削去爵位，沦为平民。他的祖辈、父辈皆具勇武的性格，勇势凌人，不惧豪强，并因此屡次被迫举家迁徙。他的祖父迁居上虞，“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故王充自谓出身“孤门细族”。

2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王充出生于会稽郡上虞县。大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作《讥俗》《节义》十二篇，著《论衡》八十篇，二十余万言。他在家居时将自己的独立思考著成《论衡》一书，对谶纬神学及种种流行的虚妄不实之言进行了系统的驳斥。

汉章帝即位初年，水旱连年，阴雨不调，中州一带百姓流离失所，逃亡四方，竟至路有饿冻骨。汉章帝为了安抚民心，稳定政局，屡下诏旨，命令各地官员节俭用度，赈灾救困。当时，王充任会稽郡太守府五官功曹，他建议郡县禁止奢侈浪费，节约经费开支和限制或禁止饮酒。王充的正确主张不仅没被采纳，反而招来长官的排斥和世俗的讥议。他几度谏争，毫无成效，终因与长官政见不合，毅然辞职挂冠而去。这时，王充大约五十一二岁。

元和三年(86)，王充六十岁，为避祸举家迁往扬州郡，转徙于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县（今安徽庐江）、九江（今安徽寿春）等地。此间扬州市刺史董勤曾召他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88)，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汉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

王充晚年贫病交困，无人帮助。他写下了最后的著作《养性》十六篇。七十岁以后，王充病逝于家中。

主要思想

哲学思想

形神论

王充在形神关系问题上，坚持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观点，并吸取了当时医学科学的成就，对人的形体、生命和精神的关系，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在他看来，人的精神现象并不神秘。他说：“夫人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生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这里的“精神”，指的是具有智慧功能和属性的“精气”。王充进而从人的精神必须依赖形体才能发生作用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层层剖析论证。他指出：人的“精气”（精神），是人的形体中产生的血脉部分，形体死亡，血脉即枯竭，精气也随之消灭。

王充的形神论是精神依赖于形体的，依据当时的医学知识，因为五脏存在精气，所以人具有意识活动、聪明智慧、认识能力。五脏和形体健康，人便有智慧，认识活动；五脏和形体有病，人的精神忧忽、意识不清；人死了形体腐朽了，精神无所寄托而散失，人失去了知觉、意识、智慧，也就没有认识了。形体须具有精气而有生命，精神须具有形体才有知觉、智慧。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

性命论

王充认为，“性”和“命”有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人禀气而生，禀厚、多之气而生，身体具有坚强“性”，故寿命长；禀薄、少之气而生，身体羸弱不健壮，故寿命短。就此而言，“性”与“命”是统一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命则性也”。但是，“性”和“命”毕竟是不同的，各有自己的内容、涵义。

性论

王充将人性分为三品：“有正，有随，有遭。”将其与孔子的上智、中人、下愚结合起来。他认为，上智者，即正者，是生来就善的人。“禀五常之性也”；下愚者，即遭者，是生来就恶的人，“遭得恶物象之故也”；中人，即有随，无善无恶，善恶相参。王充说，生来就善或生来就恶的入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即使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变为性善。因此，王充强调后天环境教育对于人性形成的作用。

王充认为，人的知识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得来的。他认为即使圣贤之人，也是学习和运用思维获得知识的。“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神。”人们只要肯付出艰辛的劳动去学习，都可以获得贤圣的称号。“贤圣可学，为劳失殊。故贤圣之号，仁智共之。”

命定论

王充认为，“性”是指善恶操行而言，“命”是指祸福吉凶而言。人的祸福吉凶与善恶操行，没有因果的必然联系，并非行善而得福吉，行恶而得祸凶，常常是与此相反，即行善而得祸凶，行恶却得福吉，这就是“性与命异”也。

王充强调“命”的绝对权威，认为“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富善矣”。他认为决定生死天寿和贫富贵贱的命运，是由天和星象施气造成的，他认为造成社会治乱的原因也取决于“时数”，而否定人的作用，“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

适偶论

自然界复杂的现象，王充用自然论加以解释。社会错综情况，王充归结为命。但是，还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因此，他又提出了适偶论。

王充将适偶论跟命定论、气然论、天地本原论都融汇到一起，使得适偶论成为他的哲学体系中不可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一生是由命运决定的，而命运决定于偶然的禀受于天的气。也就是说，偶然性决定了必然性。

在王充的哲学体系中，“适偶论”往有两方面的作用：一、解释天人感应论的方法之一，用以驳斤天人感应的存在；二、解释仕与不仕的问题。

儒论

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王充把读书人分为四等，即：儒生、通人、文人、鸿儒。“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摄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赞扬鸿儒的创造性，“贵其能用之也。”王充正是以鸿儒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

自然元气论

首先，王充所说的元气不是宇宙的本体，而是天地间比较精徽的一种气。他认为元气是天地化生万物的中介，是沟通天地和人物的桥梁。王充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根，充塞于天地之间。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禀元气而生的。宇宙内万物的生成死灭都是天地之间的元气变化，聚散离合的结果。

王充认为，不仅万物是由元气和合而产生，人同样也是禀元气而生的。因为人也是万物中的一种。王充注意到人类与其他自然之物的差异，指出在所有的物种之中，人是最高贵的，但人类在本质上又是与其他自然之物相同的，所以，即使尊贵如王侯者，在本性上仍然与一般物并无二致。王充的这一思想既为人类的独特性保留了一席之地，又从自然的角度推翻了尊贵贱天定说的基础。

王充的“自然元气”论的关键是“天也是自然的”。他认为不仅万物是由元气产生的，就连天地自身也是“含气之自然”。天没有口目五官，因此天是自然的。既然天是自然的，那么天的运行也是自己而然、不待外求。所以，天的“施气自然”的结果是万物自已产生，而不是天令万物产生。这样，就从源头上切断了天干预人事万物的可能性。此外，自然的另一个含义是“无为”既是自己而然的，当然是没有意志没有欲求的，因而也是“无为”的。

批判谶纬谴告

王充批评当时的谶纬谴告之说。灾异论者相信上天会根据人间君王的行动得失给出相应的预兆。若君王悖德失道，人事动乱，天就会通过一些异常的现象，如久旱不雨、寒暑失常之类，来谴告君王。如果君王此时还不幡然悔改，天就会剥夺已经赐给这个君王的福命，而转赐给有德行的新的统治者。对于这种谴告之说，王充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王充从各个角度对这一思想展开了批驳。首先，谴告之说违背了天道的自然本性。“谴告”是天根据人世的治乱特别是统治者的行为得失来于预人事。这时的天实际上是有意志的，有所作为的。所以，“谴告”之说违背了天道自然无为的本性，因而无法成立。其次，谴告之说也与常识不合。王充讽刺说，天先挑选了一个德行并不完满的所谓“庸庸之君”接受福命，然后等到这个庸君失道废德出现问题后，再用灾异现象去谴告他，这也说明天干预人世谴告人君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崇实

王充的“崇实”思想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疾虚妄”，二是“务实诚”，就是反对汉代儒生的“空言虚语”、 “浮妄虚伪”的谶纬之术的“预言”“谶记”等。

“疾”字可以作“病”字解，“虚”指虚假、夸张，“妄”是荒谬的意思，引申为没有根据的胡思乱想。“疾虚妄”就是“以虚妄为病”，引中为反对批评妄之说。“疾虚妄”是对当时社会、文化各方面虚安盛行的现象表示担忧，并针锋相对地加以批评、反对。王充将当世的虚妄现象归纳为所谓“九虚”，即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和道虚，并一一加以分析辩驳。除了“九虚”之外，王充还批评了同时存在的“三增”的现象，即“语增”“儒增”和“艺增”。“增”在这里是“增加”的意思，也就是夸张、附会。“三增”所针对的是当时一些言论和书籍所普遍存在的吹嘘、浮夸的弊端。

王充用来批判“九虚三增”等虚妄之说的武器是“实诚”。王充所崇尚的“实”是指能被经验事实有效验证的真实。“实诚”的观念本身包含了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使人们能够理性客观地审视身边的一切，甚至可以不拘于权威，而能对圣贤之言作出历史的理解。王充认为世俗学者信师好古、迷信圣贤之言，其实这并不是对圣贤的真正敬重。因为圣贤的许多语言文字或者有所针对，或者随机指点，其谴辞固然未必周全，其语境更是变化万端。后人执著于形式上模仿照搬，以为一字不能改，一句不可易，皓首穷经，拘拘于章句，实际上恰恰违背了圣贤之教的真精神。

政治思想

贤佞论

王充衡量人才的前提是其人是否有品行和才华。他赞扬品行和才华优秀的“贤人”或“君子”，鄙夷品行和才华低劣的“人”或“小人”。他在《论衡·答佞篇》中说： “夫贤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与小人本殊操异行，取舍不同。”贤人才能出众品行高洁，而佞人却是才能浅薄品行污浊；贤人治学入仕目的是为了替国分忧，而佞人追名逐利却只为一己私利。王充具体说到， “贤者之有权，后有应。佞人之有权，亦反经，后有恶。故贤人之权，为事为国；佞人之权，为身为家。”

王充认为真正的人才未必会受到重用，一个人能否受到重用只在于他们究竟是贤人或是佞人。而社会上的人却以一个人能否受到重用、能否担任要职来评定一个人的才学和品行。他在《论衡·逢遇篇》中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上的种种不平，他认为社会上贤能的人辅佐品行低劣的人、有才华的人屈居在无才者之下。

文论

王充认为，文如树的花、叶，果实的外壳，只是人的外在表现，它必有其内在的本质，内涵的真实。王充认为，文应载道，载道之文才有用，有用之文多多益善。二是要解决处理疑难麻烦的事务。由此出发，王充对那些专务词藻的汉赋予以强烈的蔑视。他认为“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王充在“文以载道”基础上指出，文章应饱含情感，文以情动人。在文字表述上，王充主张用通俗晓畅的语言，使读者易于接受。要考察文章的好坏，就以道理讲得明白与否为标准。“察文，以义可晓。”王充说，做文要做到通俗晓畅。

王充主张文章应有自己的个性。他认为为文个性越鲜明突出，就越有生命力，越能感人。

著作

王充一生著述甚丰。据其自叙，他先后著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书这些书都是批判性极强的哲学著作。在王充的这些著述中，《讥俗》《政务》《养性》均已失传，今唯《论衡》见存。

《论衡》

“衡”字本义是天平， “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目前存世的《论衡》共84篇，20余万言。其内容一般按照民国学者黄晖先生以《论衡》思想体系划分为六组，分别是：一是论述“性命”，依据的理论是《物势》，另有《本性》《率性》《命禄》《气寿》等共14篇；二是论述“天人关系”，依据的理论是《自然》，另有《寒温》《变动》《讲瑞》《验符》等共21篇；三是论述“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的，有《论死》《订鬼》《薄葬》《辨祟》等共16篇；四是论述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变虚》《问孔》《刺孟》《谈天》等共24篇；五是论述区分贤佞智愚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程材》《量知》《效力》等共8篇；六是可作自序和自传的，有《对作》《自纪》等共2篇。

《论衡》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共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书中记述了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自然现象的观察，并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认识和观点。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的发声，比喻为如同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音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这种看法与我们今天对于声学原理的解释是一致的。

传承

师承

《后汉书·王充传》载：“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游学洛阳市期间，出身寒门的王充虽生活拮据，但一心向学，他师从史学家班彪和早期无神论哲学家桓谭学习。尤其是桓谭的唯物主义形神关系论及其对谶纬之学的批判，对稍后的王充影响很大。

王充也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自称对于自然界的看法，“从道不随事．虽违儒家之说”，却“合黄、老之义也”，发展了苟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区分了天道与人道的不同，对形与神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继承了先秦以来的“精气”说。丰富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

思想继承

王充之后的王符、仲长统、蔡邕、王朗、孔融、王粲，王肃等都受王充影响的对传统学术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例如仲长统（180－220），官尚书郎，曾参与丞相曹操举事，以“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为宗旨，继承或补充了王充的反巫术思想。曹丕继承王充的气性论，并在文学理论应用的角度有了质的飞跃，王充对作家“气”“性”“才”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奠定了曹丕理论的基础。王充的气性之论也延续到了韩愈，韩愈的情性之说又是对王充的传承。

思想传播

王充与《论衡》在东汉末年走出江南，扩大到中原地区。又在20世纪走出中国，扩大到世界范围。1911年，由福尔克翻译的《论衡》英译本出版。王充日益受到各国汉学家的重视。福尔克把《论衡》各篇作了重新编排，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王充哲学论文》，1907年出版；第二部分为《王充杂文》，1911年出版。《论衡》英译本的问世，开始让世界了解到王充。

影响

王充敢于突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敢于否定夷神的存在，敢于挑战孔孟的权威，开拓“求真务实”的新道路，这在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体现出他坚持真理、批判虚妄、刚正不阿的治学精神，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王充的“丽”论为魏晋文学尚美尚丽的思潮作出了铺垫，尤其是对《文心雕龙》全面主张文学尚丽的本质探索及其运用作出了贡献。

哲学的历史贡献

继承并发展了黄老道家的自然元气论

王充继承并发展了黄老道家的自然元气理论，他以元气来解释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本质，将人规定为万物中的一种。他又用“自然”来规定元气，使“自然”成为包括天地和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基本特性。而“自然的内在性质正是“无为”。因此，王充由元气的自然性逻辑地推出了天道的无为性，从根源上切断了天道干预人事的可能性。

对谴告谶纬的批判

王充利用天道无为的特性对谴告之说展开批判，指出谶纬遣告之说建立在“天道有为”的虚假前提之上，是不能成立的。同时，他还具体地分析了谴告之说的逻辑，揭示了其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处，并从历史的视角推测了谴告之说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实质。王充的反谴告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汉代批判谶纬神学的思潮，体现出一种理性的光辉。

对鬼神之说的批判

王充批评了当时流行的鬼神之说。他主张：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鬼；人们自称所见过的鬼魂，绝不是人死之后精神变成的，而是一种有毒的气体；它会使人中毒，产生忧惧之情，并出现幻象，把幻象当作死去亲友的精神所变成的鬼魂。王充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对“死亡”与“鬼魂”现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极大地发展了古代的无鬼论思想。

《论衡》的影响

《论衡》直面各种权威的思辩与批评，否定正统学说的气魄与胆识，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思路，为东汉后期骚动不安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论衡》还为魏晋玄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玄学的一些著名代表人物都受到《论衡》的启发，例如何晏、嵇康、阮籍等。从魏晋至隋唐，王充与《论衡》的影响不断扩大。

儒学批判的影响

王充认为，儒家圣人不可神化，儒家文献也不可迷信。他在《问孔》《刺孟》两篇中指陈《论语》《孟子》之错误外，也在《正说》《书解》、“三增”“九虚”诸篇中揭露儒家文献的失实。

王充之后，中国思想界崛起了儒学批判思想。王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成为儒学批判思潮的先声。在以后不少对儒学持批判态度的异端思想家身上，都可以找到王充思想的历史投影。而这些异端思想家对儒学的批判，不论就其激烈的程度言，还是就其理论的深度和力度言，往往远远地超过了王充。

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王充的《论衡》论述自然物色之美、美人美艳之美、美言美词之美、美文美德之美，而对于夸饰过度之美、增言虚妄之美大加鞭笞，树立了求实求真、不薄古今的审美观念。王充折中儒、道，是东汉时期儒家文学美学思想和道家文学美学思想逐渐合流的重要代表。《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吸收、借鉴、运用了王充对文学尚丽思想的许多论述，并直接借用了其中的部分重要观点于《文心雕龙》论美论丽的阐述之中。

评价

晋代思想家葛洪对王充十分推崇，称之为“冠伦大才”。

在《抱朴子》中，葛洪以专文颂扬王充的才学，盛赞《论衡》的博大气象与丰富内涵，肯定了王充吐纳百家之言，博采诸子之长自成一家之说，著述宏富之书的学术意义。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对王充也有相当高的评价。在《文心雕龙》中，他把王充同司马相如、扬雄、恒谭、张衡、左思等汉代著名学者相提并论，将王充列为汉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著有《后汉三贤赞》，称王充、王符、仲长统为“后汉三贤”。

争议

伟人和罪人

关于王充的评价，可以说是：“攻之者众，好之者终不绝。”有人赞扬王充为“一代英伟”，有人指责王充为“千古罪人”。

历朝历代都有人对王充及《论衡》提出非议和责难，甚至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谩骂。这类贬抑主要针对两个方面而发：一是指责《论衡》粗糙浅陋、繁琐芜杂、无甚精义。二是攻击《论衡》非议圣贤、离经叛道、充满邪说。

但也有诸多学者对王充及《论衡》有较高的评价。蔡幽“叹其文高，度越诸子”。王朗、虞翻、葛洪、刘巍等一批著名学者亦有类似的评价。其中，王朗、虞翻等经学家，他们不仅没有将王充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斤，反而给予高度的评价。明清之际，随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和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危机，王充思想受到不少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重视和弘扬。这些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王充在反对天人感应神秘主义思想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求实精神和批判精神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是否师从班彪

据今人周桂钿的考证，王充在十八岁之前(包括十八岁)就到京师洛阳市，入太学，一度受学于班彪。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日：‘此儿必记汉事。"《后汉书》本传也记载了他在洛阳学习的情况：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

但徐复观认为王充并无“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的经历，他的依据是：一、从《自纪篇》来看，王充是一个好“矜夸”的人，如果他果真曾经有“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这样重要的经历，他是不可能不在《自纪篇》中加以叙述的，而且他反倒说自己“未尝履墨涂，出儒门”，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二、《论衡》中，王充曾多次提到班彪，从每次他提及班彪的情况看，他对班彪是非常敬重的，但却见不出一点点师生的意味在里面；三、从班彪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根本与太学无关，也并没有讲学的经历，所以王充不可能师从班彪。

名言

不览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业之事未具足也。 ——王充《论衡·谢短篇》

精诚所加，金石为亏。 ——王充《论衡·感虚篇》

以貌取人，失于子羽，以言取人，失于宰予也。 ——王充《论衡·骨相篇》

善人顺道，恶人违天。 ——王充《论衡·福虚篇》

后世纪念

王充墓

王充死后，葬于上虞乌石山，王充墓建于清代，占地110平方米，墓径5米。位于上虞章镇区浜苋乡，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记载：“王充墓在县西南十四都乌石山。”乌山是一座低缓的山丘，海拔仅20米，周围地势连绵起伏，一望无际，故又名十里长山。

1965年扩建茶声时将墓平毁，仅存咸丰五年所立石碑一块，上刻“汉王仲任先生充之墓”。1981年省人民政府款在原址修复。墓呈圆形，用乌石砌成，顶部封土植草，通高2米，直径5米，墓前立清咸丰五年墓碑。墓台宽10米，深11米，也用乌石筑成，墓台前立《王充简介》的说明碑。墓地造型简洁朴素、庄重肃穆，四周为葱郁的茶树所环抱。

“唯物求真改革创新——王充思想学术研讨会”

2018年13日至14日，光明日报社、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绍兴市委共同举办的“唯物求真改革创新——王充思想学术研讨会”在绍兴市上虞召开，来自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齐聚王充故里，对王充思想进行深入探讨交流。

参考资料

王充史迹陈列馆.中国政府网.2023-08-27

王充墓.上虞图书馆.2023-08-27

光明日报社等共同举办“唯物求真改革创新——王充思想学术研讨会”.光明网.2023-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