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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松

俞秀松

俞秀松（1899年8月1日～1939年2月21日），原名寿松，字柏青，化名王寿成，俄文名那利曼诺夫，诸暨市。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浙江杭州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优秀青年工作者和青年领导人。

俞秀松出生在一个晚清秀才家庭，7岁进入当地一所新式小学，后在萧山临浦高等小学、杭州师范大学求学，在北京工读互助团半工半读。1920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5个发起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后参加孙中山讨伐军阀陈炯明的革命。1922年初参加远东和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5年至1935年，赴苏联留学。1935年，他到新疆工作，出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新疆大学院长、省立一中校长等职。1937年12月，被人诬陷，在新疆被逮捕入狱，罪名是“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派）和阴谋暴动案”，后被转押去苏联。1939年2月在莫斯科被枪杀。1961年12月16日，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1996年，俄罗斯军事检察院致函为俞秀松彻底平反。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曾发表纪念文章，评价了俞秀松烈士生前在建党、建团，培养中共高级干部，推进中国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恢复了俞秀松在党内和共青团内的历史地位。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99年8月1日，俞秀松出生于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一个清末秀才家里。父亲俞韵琴是诸暨当地有名的教育家，曾担任过知事府老师、诸暨县劝学所所长、诸暨师范讲习所所长、诸暨初级师范学校校长等职。俞秀松自幼便懂得了生活的艰辛，读书之外经常帮助母亲干农活、做家务。1908年，他跟随父亲进入本村行余初级小学读书。他聪明好学，记忆力强，各门功课成绩优异。

1912年，俞秀松就读临浦高小。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自己所喜欢的报刊和课外书籍，看得最多的是人物传记和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在临浦高小读书的四年正是中国政局动荡的时期，武昌起义的枪声、杭州市的光复、民国建都南京、袁世凯的复辟，既使他激奋，又使他失望。一谈到时局俞秀松就禁不住慷慨激昂。有一次，俞秀松和同学搭货轮去杭州游玩，看到大小商店都摆满了日本货物，他感到分外耻辱。

1916年夏，俞秀松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师范大学。在这里，俞秀松不仅有幸聆听进步老师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人的教诲，而且有机会博览《新青年》《觉悟》《学灯》《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等各种进步刊物，顿感眼界大开。在校期间，俞秀松思想十分活跃，求知欲非常强，总爱寻根究底，同学们都称他为“三W主义者”（W，英语“谁、什么、为什么”的缩写）。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5月9日晚上，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省教育厅开会。俞秀松向在场的学生代表详尽地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与会代表决定致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并函告杭州总商会，即日起停止出售日货。5月12日，他和宣中华等人发动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约3000名学生汇集在湖滨公园，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上海市爱国学生运动，成为杭州学生运动的领袖。

1919年10月10日，俞秀松与施存统、宣中华等创办了《杭州师范大学校友会十日刊》，后改为《浙江新潮》。他们在发刊词中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纲领：要本着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浙江新潮》一问世，就成为当时浙江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旗帜。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也撰文大加赞赏“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向“穷困和黑暗”斗争的锐气。后来，《浙江新潮》因刊登施存统撰写的《非孝》一文而被反动当局查封，主编俞秀松被迫离开杭州市。

参加革命

1920年1月10日，俞秀松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工读互助团是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17人联合发起，试图通过半工半读的形式，实行一种新的改造社会方式的尝试。由于经费短缺、内部矛盾等现实问题，这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很快就偃旗息鼓。俞秀松离开北京去上海市，进入《星期评论》工作。不久在戴季陶安排下，俞秀松到虹口厚生铁工厂做工。在与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中，他逐渐抛弃了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1920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俞秀松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五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8月，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俞秀松受陈独秀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参加会议的有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等八人，由俞秀松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俞秀松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分寄给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要求各地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达200余人，全国有1000多人。3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书记。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召开。9月，俞秀松接替施存统任团中央书记。

赴苏学习

1921年3月，俞秀松受青年共产国际的邀请，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只身一人前往苏联学习工作。他这次到苏联的任务，一是出席青年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二是以团书记的身份，先到苏联联系我党派送一批青年赴苏联学习的事宜；三是到苏联学习。

俞秀松到了苏联，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曾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俞秀松和张太雷在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俞秀松和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作了多次发言，传递了即将举行中共一大的真正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

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俞秀松以代表身份参加了会议。大会期间，他亲眼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并且聆听了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指示。

革命斗争

1922年3月，俞秀松回国。在此之前，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张太雷，已携带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先于1921年11月回到上海市，重新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回国后，首先接受团临时中央局的指示，奔赴杭州市建团。杭州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兼任书记，并发展了赵并欢等数人入团。

1922年5月5日，俞秀松以上海、杭州的团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广州市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1922年5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委员。6月，杭州团地委决定组织浙江文化书局，俞秀松和宣中华等为筹备人。8月，党召开西湖会议，着重讨论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在此后几年里，俞秀松积极参加了中共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进程。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春，俞秀松随着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驰骋在福州市、泉州市、广州市、博罗县等地。1924年4月，俞秀松回到杭州市，担任国民党浙江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5月，在青年团杭州地委改选中，当选为候补委员。

1925年5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市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领袖顾正红，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愤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集宣传联席会议，提出要联合各学校、各团体统一行动，会议议决由俞秀松任指挥，负责中国国民党区党部召集联席会议，动员国民党员参加反帝斗争。俞秀松不辞辛劳，草拟宣言、通电，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率领群众公祭顾正红等活动。5月30日，在党组织领导下，群众在租界内游行示威，遭到英帝国主义开枪射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屠杀，俞秀松夜以继日地参加发动全市罢工、罢课、罢市的运动，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唤起民众。

遭遇诬陷

1925年10月28日，俞秀松第二次离开中国到苏联学习。1925年11月23日，俞秀松和同行的同学到达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从1925年到1933年期间，俞秀松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和任教，在此期间，俞秀松也经历了不寻常的党内斗争的考验，最突出的表现在与王明的斗争上。王明(陈绍禹)是和俞秀松同船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王明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别人都不懂马克思主义。王明不仅是个教条主义者，而且又是宗派主义者。俞秀松对王明的思想作风，十分反感，在班上，他们常常发生分歧和争论。然而米夫却支持王明。米夫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王明为了找到靠山，两人勾结起来，形成一个“左”倾教条主义的宗派集团。

1927年11月上旬，俞秀松考入列宁学院。俞秀松虽然离开了中山大学，但是一贯以极端左翼面貌出现的王明，为了打击俞秀松等同志，竟然捏造罪名，说他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党的反革命小组织“江浙同乡会”，说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三人是这个同乡会的首领。实际上，周达文是贵州人，只因反对王明，也被打进了“江浙同乡会”。1928年，共产主义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没有真凭实据，不存在这种反党集团的事实。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这时俞秀松等人正在列宁学院学习，对王明推行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甚为不满，并加以抵制。于是，王明宗派集团便以反对中央领导的罪名，给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1933年，俞秀松与周达文、董亦湘等六位同志一起被派到苏联远东伯力工作。俞秀松担任《工人之路》的副总编。该报是远东边区区党委领导下的唯一中文报纸，旨在向该地区的中国工人介绍国际国内形势，并进行政治教育。

主持新疆“反帝会”工作

1935年6月，联共党中央派遣俞秀松、张逸凡等20余人进入新疆，帮助当时采取亲苏联共路线的新疆督办盛世才稳定政局，实施建设。当时，为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俞秀松到新疆后，化名王寿成，担任新疆全省反帝联合总会秘书长兼新疆大学院长等职务。

新疆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于1934年8月1日成立，由盛世才主导，实行委员长制。初期，其核心领导层由盛世才留日时期的同学及同乡，如何语竹、郎道衡、程启明等人掌控。为改变这一状况，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进行了相关协调。随后，盛世才取消了何语竹的执行委员长职务，并对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反帝会由盛世才担任会长，省政府主席李溶任副主席，俞秀松为秘书长，负责日常运作。

在改组后的反帝会中，有多名联共党员担任要职。1935年11月17日，俞秀松主持召开了反帝会临时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章程》。该章程明确了反帝会的宗旨：遵循孙中山先生的反帝思想，引领全疆各界民众执行新政府的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坚决与破坏新疆和平、企图将新疆变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确保新疆作为中国领土的完整性。这一宗旨既遵循了共产国际的指导，也符合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同时被盛世才所接受。

新章程还规定了严格的会员吸纳程序，并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纪律。至1936年底，反帝会已拥有5个区会和40个分会，会员数量增至5218人，相比1935年有了显著增长，会员遍布全疆各地及各行各业。此外，反帝会还定期举办会员训练班，由俞秀松、张逸凡、赵实等共产党人授课，向会员传授革命理论和六大政策的相关知识。经过整顿，反帝会成为一个立场明确、组织严谨、机构完备的群众性政治团体，为盛世才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注重新疆的教育与文化发展

1935年11月，盛世才任命俞秀松为新疆大学（现为新疆大学前身）院长及省立一中校长。俞秀松上任后，强化了学院管理，对专业系科进行了调整，并优化了教学方法。在原有的政经系基础上，增设了教育系和语文系。他聘请了陈培生、刘佛吾、傅希若、边燮清等知名人士进行授课，并亲自讲授时事政治和民族问题理论。自然科学课程采用课堂讲授方式，而社会科学课程则多采用大课形式，学生记笔记并分组讨论。

新生入学时，俞秀松亲自为他们讲授第一课，即《树立革命人生观》。他强调，青年们要把革命放在首位，具备“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革命意志。他还提到，青年们需要有远大的理想，并为此扎实学习，掌握革命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此外，他还谈到了正确的恋爱观和选择对象的标准，强调应以思想品德为主。俞秀松将革命、学习和建立革命家庭视为人生的三大快乐。

在工作过程中，俞秀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共产国际对新疆有“三不”原则，但并未禁止宣传马列主义，且盛世才为标榜亲苏、联共，也允许此类宣传。俞秀松在新疆首次提出发展文化应“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方针，并在形势报告中经常引用马列的话。在他担任院长和校长期间，马列主义被列为必修课程。

俞秀松高度重视教育和青年培养，先后三次选派300多名学生前往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学习哲学、经济学、医学等。他还提出扩大师范教育，从南疆招收各族学生进入师范学校学习。与此同时，反帝会在改组过程中，成立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负责指导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先后成立了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乌孜别克族等13个民族的文化促进总会，并在各专区、县设立分会。各县农村牧区开始设立小学，为各少数民族学龄儿童提供学习机会。

无论是反帝会及其分会，还是文化促进会及其分会，都组织了歌咏队、话剧团、歌舞团等，进行公开演出。在俞秀松的推动下，还创办了《反帝战线》《新疆青年》《新芒》《新疆文艺》《时代画报》《新疆妇女》等杂志。截至1936年3月，各类杂志的数量已达到260多种。

推动新疆经济发展

俞秀松等共产党人抵达新疆后，协助盛世才推行政治改革，制定并执行六大政策，有效革除了当时新疆官场存在的诸多不良风气，遏制了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在盛世才政权中任职的共产党人，以身作则，勤政廉洁，关注民生，平反冤假错案，致力于水利建设、教育文化发展、交通设施改善及扶贫济困等工作，维护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改变了新疆的社会政治风貌。

俞秀松等共产党人还协助盛世才整顿财政，稳定物价，推动经济复苏，并制定建设规划。新疆的财政收入因此从1935年的790.35万元增长至1938年的1240.26万元。期间，一批现代化农场、农业试验场、棉花试验场、农业研究所、气象站、桑苗圃、养蚕示范室、配种站、种畜场、兽医院及农牧讲习所等机构相继成立。同时，发电、印刷、制革、造纸、针织、面粉加工、榨油等工厂也被建立起来。

此外，乌鲁木齐市（今乌鲁木齐）至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哈密市、喀什、塔城地区、阿山（今阿勒泰市）等地的公路，以及哈密至星星峡、伊犁至霍尔果斯市的公路相继修建完成。政府还从苏联购入汽车，开设汽车学校，培训驾驶人员。通过改革赋税制度，发展对外贸易，市场供应得以丰富，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推动新疆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

俞秀松从苏联来到新疆之际，正值华北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以俞秀松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宣传抗日救亡、推动新疆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动员新疆各族人民支援内地抗日斗争作为在新疆的重要任务。在俞秀松的主持下，反帝会积极促进了盛世才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7月，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背景下，以及在俞秀松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盛世才公开发表了七项抗日救国纲领，这些纲领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要求抗日、拥护中共《八一宣言》的立场，并批评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盛世才采纳了俞秀松的建议，并由俞秀松代拟电报给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响应他们提出的“八项救国纲领”，并通知《新疆日报》当晚印发号外，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拥护“八项救国纲领”。

俞秀松还领导反帝会广泛进行抗日宣传，积极开展不买日货活动。他通过在《新疆日报》和《反帝战线》等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反帝会组织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在学校授课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6年10月15日，在俞秀松的主持下，反帝会召开第17次干事会，研究开展不买日货活动。同时，新疆掀起了支援抗日前线的热潮。1936年12月3日，在俞秀松的支持下，反帝会各部联席办公会议通过了捐款援助绥远省抗日军的决定。5日，《新疆日报》发表了《捐款慰劳绥远前线战士》的社论。反帝会还组织讲演队、演剧队到街头巷尾向各族人民宣传绥远抗日将士的事迹，号召大家踊跃捐助。最终，反帝会共收到捐款4424万余两（旧新疆货币，每2000两兑换新省币1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疆各族人民在反帝会的组织下，成立了新疆抗日救国后援会，并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仅1938年，就用募捐来的款项购买了10架战斗机，命名为“新疆号”，送往抗日前线。

严于律己

俞秀松在新疆任职期间，严格要求自己，坚守原则，绝不因私情而偏袒。身为反帝会秘书长及新疆大学院长，他在1936年夏天与盛世同（即安志洁）结为夫妻，从而成为了盛世才的妹夫。在他结婚及其结婚一周年之际，约瑟夫·斯大林两次赠送礼品，这反映出他在新疆所享有的特殊地位。然而，他却坚定地告诉妻子盛世同：“我追求的不是名声，也不是利益，现在不是我们享受的时候，而应该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再遭诬陷

盛世才经常无故捕人，俞秀松提出要重证据，要重调查，不可轻易抓人。盛世才的岳丈邱宗浚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警备司令，贪污受贿罪，谋财害命，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依仗盛世才的势力干尽坏事。俞秀松大公无私，立场坚定，为维护“清廉”政策，力主组织调查团查办。经过调查，证据确凿，邱宗浚不得不被撤职。从此，盛世才的几个亲戚家联合起来，与俞秀松势不两立，并企图加以陷害。俞秀松也引起盛世才的嫉恨。

1937年，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行前会见约瑟夫·斯大林。他们为报私仇，向斯大林诬告俞秀松和周达文两人是坏人，并指责列宁学院的凯萨诺娃包庇他们二人(凯萨诺娃不久被撤了职)。11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见到盛世才。盛世才拿出一些联共党派往新疆工作人员的照片，问王明认识不认识这些人。王明说：这些人都是托洛茨基主义，并诬指俞秀松为托派的头头。王明还答应盛世才，回延安后，马上送这些人的材料来。于是，俞秀松、万献廷等人先后被捕。

错判死刑

1938年6月，俞秀松和张逸凡被押送苏联。到了苏联便被关进监狱。1939年2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关于俞秀松案件宣判死刑，此判决当天在莫斯科执行。

身后平反

1961年12月16日，俞秀松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1962年，安志洁收到了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纪念证”以及“革命烈士证明书”。

1983年8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发表纪念文章，评价了俞秀松烈士生前在建党、建团，培养中共高级干部，推进中国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恢复了俞秀松在党内和共青团内的历史地位。1996年，有关部门收到了俄罗斯军事检察院致信，为俞秀松彻底平反。

个人生活

感情生活

1936年夏，俞秀松与盛世才的小妹盛世同（盛世才逮捕俞秀松后，盛世同改名为安志洁，表示与盛世才分道扬镳）结婚。婚后，二人感情甚笃。

人物关系

主要成就

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成员

1920年3月，俞秀松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该社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不少调查研究，他积极参加这些调查活动。为了更加深入了解社会，他进入厚生铁厂做工。他通过老师和同乡邵力子、沈定一等进步知识分子，结识了仰慕已久、正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陈独秀。5月，他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来华时，曾任助手。8月，21岁的俞秀松参加了陈独秀发起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只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个创建人，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施存统当晚就去了日本，陈公培不久也去了法国，特别是在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后，实际上是俞秀松一个人承担了上海党组织的日常工作及与其他城市早期党组织的联系工作。由此，俞秀松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发起人之一。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者与领导者

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经陈独秀提议，参照苏联少年共产党的模式，在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的助手和后备军。俞秀松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最年轻的成员（21岁），却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受上海党小组的委派，由他负责创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八人发起建立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第一任书记。至此，俞秀松实现了从“学问家”到“革命家”的转变，为爱国青年追求真理，最终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了典范。1921年初，上海市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的团员有200余人，全国达到1000多人。1921年3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为首任书记。

青年运动与干部培养的推动者

1920年9月28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了上海外国语学社，旨在培养干部，教学内容涵盖外语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俞秀松兼任秘书（相当于校长助理）。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如刘少奇、罗亦农、王一飞、任弼时、肖劲光、曹靖华等，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我军高级将领。俞秀松首先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30余名团员，其中包括李启汉、李中、罗亦农、王一飞、谢文锦、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曹靖华、汪寿华、梁柏台、陈为人、许之桢、雷晋笙、吴芳、王会悟、王朝闻平等。后来，团员增至约200人。在团内，俞秀松每周组织一次政治报告会，他亲自授课，并邀请陈独秀、李达、杨明斋、库兹涅佐娃、陈望道等作演讲。

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推动者

经过反复酝酿，俞秀松撰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将该章程寄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求各地建团。俞秀松废寝忘食地工作，使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起色：它虽冠名“上海”，但实际起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组织作用。在其领导下，推动和指导了北京、长沙市、武汉、广州市、天津市、济南市等地团组织的建立：李大钊开始筹建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有邓中夏、何孟雄、刘仁静等人；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成立团组织，新民学会的郭亮、夏曦、罗学瓒、萧述凡等人是最早的团员。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声音

1921年3月，俞秀松受共产国际及上海市党团组织派遣，前往苏联莫斯科参与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他首次出国。会上，他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了专题陈述。发言后，他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界包括列宁在内的广泛赞誉。会议结束后，俞秀松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并承担起联络职责，安排国内革命青年分批赴苏留学。

人物思想

俞秀松在其40年的短暂人生中，他深刻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和精神核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人民大众心连心、追寻和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信念、坚守中华优秀道德品质。俞秀松烈士身上这些优秀的精神品格，永远值得人民继承和弘扬。

心怀人民

俞秀松自幼理解民族大义，关心人民。他立志要让天下饥饿之人有饭吃，成为“五四”浙江学生领袖后，投身革命，跟随陈独秀、李汉俊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决心为解救劳苦大众而自我牺牲。他无意仕途，专注于服务民众，表明要拯救中国大多数劳苦群众，必须推翻军阀。即使在国外，他也时刻挂念祖国，忧虑国家和人民。俞秀松一生都关注广大人民群众，体现了其人民情怀。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特征，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热爱人民，与人民紧密相连，这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也鲜明展示了共产党人最高尚的道德品质。

追寻和坚持真理

俞秀松经历了从朴素的爱国主义者经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俞秀松17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影响。20岁参加五四运动，成为杭州市学生领袖，后赴北京参与工读互助团，实践无政府主义理想，但终告失败。

在上海，俞秀松结识了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并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从此，他从“学问家”转变为革命家。1922年，俞秀松成为党内最早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追寻和坚持真理，是他和同时代青年的共同追求，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守理想信念

在建党初期，尤其是党的二大制定了首部党章并严格规定了党的纪律后，党的队伍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一些思想不纯、信仰动摇、纪律不严的早期共产党人纷纷离开或遭到清理。然而，俞秀松自1920年6月在上海参与建党，成为党的早期成员之一，并担任上海市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以来，始终坚定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指南。

俞秀松经历了多次考验，他第一次理想信念的考验是奉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其中工作多年后，依然能够毅然回归党的队伍。在国民党内部，他的工作进展顺利，但当党中央赋予他新的使命，即率领国共两党选拔的学员赴苏留学时，他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的工作，毅然前往苏联。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对党的工作的高度忠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遭受了严重的迫害。1927年底至1928年秋，他被错误地诬蔑为“江浙同乡会”成员，受到怀疑和打击。这一事件完全是王明等人别有用心地诬陷和迫害。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俞秀松始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渝。

1939年2月，俞秀松在莫斯科被联共（布）中央错误杀害。他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但他的死同样是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英勇献身。在死亡面前，他依然坚守信仰不动摇，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忠贞品格和献身精神。俞秀松的一生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诠释，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成为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光辉典范。

坚守中华优秀道德品质

俞秀松身为革命者，虽怀有“奋斗与牺牲”的坚定信念，但他行事并不鲁莽，懂得避免无谓的牺牲。他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积极向上，同时自尊、自爱、自强。在个人生活上，他节俭自律，品德高尚，赢得了中共党内乃至联共法庭的认可。他重视亲情，即便在革命征途中，也不忘给父母写信报平安，日记里满载着对家人的思念。

在爱情方面，俞秀松同样忠诚不渝。在新疆工作期间，他邂逅真爱，婚后与妻子情深意重。即便后来身陷困境，他也始终坚守对妻子的忠贞。此外，他的友情也极为深厚。对于陈独秀的知遇之恩，他铭记在心。早年，他追随陈独秀，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长期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工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陈独秀被撤销职务，甚至受到污蔑，众人纷纷疏远，但俞秀松仍坦率地称赞陈独秀是个好领袖、好人。他既指出其错误，又坚持实事求是，展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人物语录

俞秀松读高小时，在《愚公移山》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之毅力，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在《进取思想论》一文中，他写道：“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何故哉？曰：无进取思想而已矣。”

五四运动时期，俞秀松带队到市区宣传演讲。俞秀松说：“我们堂堂大中华，被小小的东洋欺侮得够苦了，卖国贼帮助东洋帝国主义订立二十一条来害我们，现在又侵略我们的山东，不久就会像朝鲜一样，把我们中国吞并了去，我们一定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俞秀松20岁那年，他要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会，对前来送行的大弟说：“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

俞秀松在北京工读互助会半工半读时期，他给友人信中写道，“现在社会制度下面，想拿半天劳工所得的工资，万难维持全天的生活费……我决计要离开此地，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1921年，俞秀松在日记里写道，参军的目的在于学得军事知识，以积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并以此“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队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注：军阀），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我的学问终究不足……我现在决计在二三年之内，专门学习一种求知识的工具——外国文，然后再干社会事业。”“务想研究一种专门学问，以为将来为国所用。庶不负我父母的殷殷期望。”

1923年1月，俞秀松在一封写给家里的信中说：“父母亲，我正在部队担任电报之任，我之所以进军队，是目睹反动军阀欺压各处工人，学军事知识，就是为了打倒军阀。我的志愿早已决定，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劳苦群众。如果不能打倒军阀，劳苦大众永无宁日。做官，是目前很多人的理想，事实上做官是现在最容易的事，但这不是我的追求，想必父亲不至于有这种希望予我吧。中国的国事，就断送在这些当官做老爷的人手中，不打倒这些祸国殃民的‘国妖’，就无法解放最大多数劳苦群众。”

关于当官，俞秀松在1923年的几封家信中曾说：“我现在不曾帮助父亲负担多少责任，心中颇为不安；但我不能如那班醉迷做官发财的人同流合污与敲诈民财。”“做官？我不曾有过这个念头！”

1937年，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李溶送来委任状，任命俞秀松为省教育厅厅长。俞秀松于次日便把委任状退回了。他说：“我要是想做官，我早已回浙江当教育厅厅长了。”

1937年12月，俞秀松在新疆被捕，深陷囹圄，他对前来探监的爱妻说，“要坚强，不要悲伤，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我一个人不算什么，不能为我一个人着想，要为劳苦大众献身，这是革命者的本色。”

后世纪念

俞秀松故居

俞秀松故居位于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682号，占地面积约458平方米，坐北朝南，系清代四合院楼屋建筑。正屋为三间两层楼房，天井东西两侧为厢房，其中东侧厢房楼上为俞秀松的出生地，东侧厢房为其少年时生活居所，门楼上阁楼为其学习书室。1999年，在纪念俞秀松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共诸暨市委、市人民政府出资整修俞秀松故居并设立陈列室，展出俞秀松生前各种生活用品和生平事迹介绍资料等。

俞秀松纪念馆

俞秀松纪念馆位于溪埭村口俞秀松烈士陵园左前侧，占地1300余平方米，为一幢两层高的徽派建筑，分上下两层，总建筑面积770余平方米，于2019年9月正式开放。一层以俞秀松的成长经历及革命事迹为主线，“少年壮志”“求学一师”“党团先驱”“戎马春秋”“留苏生涯”“新疆岁月”“秀松长青”等7个单元展出俞秀松本人照片20余张，书信10余封，图文并茂展现了烈士光辉的一生。二楼设有会议室和接待室等。2009年被评为第一批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

俞秀松烈士陵园

俞秀松烈士陵园位于溪埭村东侧柏树山头。两周王陵由纪念碑区、上山石台阶踏道和停车场组成，占地面积1465平方米，始建于1987年，1999年进行扩建，2012年进行修缮。纪念碑用花岗石叠砌成方形，高9.9米，单边宽1.6米，下衬三层共1.8米高石砌基座，碑前为平台和通道，通道长56.6米，宽3.9米，共有石台阶170级。纪念碑正中镌刻李先念所题“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停车场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分为停车区、绿化带、陵园入口平台三部分。陵园入口平台呈“之”字形，正面石墙镌刻胡耀邦题写的“俞秀松烈士陵园”，下嵌黑色大理石镌刻俞秀松生平简介。整座两周王陵遍植松柏，庄重肃穆。

人物书籍

纪念活动

2019年10月17日下午，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共青团浙江省委、中共诸暨市委联合举办的“纪念俞秀松同志诞辰120周年研讨会”在诸暨市耀江开元大酒店举行。来自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共青团浙江省委、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党史学会地名领导和专家学者，诸暨市委、市级有关部门和俞秀松、冯文彬的后人共百余人参加了活动。诸暨市委副书记潘超英、共青团浙江省委组织部长盛乐、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等领导分别致辞祝贺，华东师范大学、省委党史室编研处、绍兴市委党史室、绍兴市委党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分别发言研讨俞秀松同志的历史地位和重要功绩。

2022年3月18日，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与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推出《秀松长青》俞秀松烈士生平事迹网络展览，进一步弘扬伟大崇高的烈士精神。

2024年12月17日，为纪念俞秀松，重温俞秀松不朽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俞秀松烈士牺牲地纪念土撒土仪式在上海福寿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