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济吉特·琦善
博尔济吉特·琦善（1790年－1854年），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清代大臣，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琦善先祖因率军投附有功受封一等侯爵，后琦善得以承袭。爱新觉罗·颙琰十一年（1806年），琦善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此后历任河南省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抚等职，期间因治理黄河决口失责而被革职，不久后起复，改任山东巡抚。在山东巡抚任上，因捕杀反清起义军等业绩而得到爱新觉罗·旻宁的赏识。道光五年（1825年）三月，加总督衔，后授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后因治理不善，酿成“河工大案”，在道光帝的袒护下降为内阁学士，后再度起复。
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在朝廷的禁烟之争中，琦善上奏《遵旨复奏查禁鸦片章程折》，主张“首治囤贩”，反对“重吸食、轻兴贩”。鸦片战争爆发后，琦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与英国全权代表在广州市进行谈判。面对英国全权代表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割让“香港岛”一事，琦善一面口头应允，一面上奏朝廷请准，但英国仍以此为依据，擅自宣布《穿鼻草约》，并强占香港岛。爱新觉罗·旻宁拒绝英方的谈判条件后，琦善拖延《穿鼻草约》的签订，英方由此发动虎门大战，攻陷虎门炮台，琦善被迫再度重启谈判，面对英方的苛刻条件，琦善都予允准。道光皇帝得知后，琦善被其革职抄家，后被判绞监候。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琦善被再度起用，历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等职，后因在平定叛乱时妄杀平民，再度被革职流放。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琦善再被起用，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湖北镇压太平军。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今南京）后，琦善率清兵一路追赶至扬州市城外，建立江北大营。此后，琦善多次进攻太平军，均无功而返，被朝廷革职留任。咸丰四年（1854年）闰七月初十日，琦善忧病死于军中。清廷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谥“文勤”。
琦善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时人及后世大多因其“反对禁烟”，“军事上撤防、不援虎门”，“ 外交上软弱， 签订《穿鼻条约》、割让香港特别行政区”而称之为“卖国贼”。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茅海建对琦善给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即“未为中国的变革作任何有益的事”。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琦善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先祖恩格德尔（又译为格得理尔）因率军投附有功受封一等侯爵，琦善父亲成德，曾任热河都统，承袭一等侯爵。
爱新觉罗·颙琰十一年（1806年），琦善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嘉庆十九年（1812年）二月，升任通政使司副使。同年十月，出任河南省按察使，在任期间因抓捕700余名白莲教教众，被赏戴花。此后，历任江宁区（今南京）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河南巡抚。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八月间，黄河决口，琦善奉命与尚书吴璥督工堵口，次年，因治河失责被革职，予主事衔留工效力。不久，即获宽勉，授河南按察使，九月再调山东省，至道光元年（1821年）升任山东巡抚。
深受重任
爱新觉罗·旻宁三年（1823年）三月，琦善父亲成德去世，琦善被夺情留用，并袭一等侯爵。任职山东巡抚期间，琦善捕杀反清起义军马进忠部300余人，又筹济江南高家堰工费80万，从而受到道光帝的赏识。
道光五年（1825年）三月，道光皇帝琦善能干有为、任劳任怨，加总督衔，后授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任期内，琦善领衔奏请江苏巡抚陶澍等人“试行海运以解漕阻之困”的主张，获允准后海运成功，琦善由此在官场上博得了名声。之后，琦善急功近利，不顾南河河道总督张井的反对，力主开放王家营减坝，大浚正河，前后耗银600万两，却无成效，酿成大案。琦善因此被时人讥讽为“冒失鬼”。道光七年（1827年）五月，在爱新觉罗·旻宁的袒护下，琦善未被革职，仅降为内阁学士。八月，又改任山东巡抚，此后历任四川总督、直隶总督，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协办大学士。
禁烟之论
琦善在深受道光帝倚信的同时，结交权臣郭佳·穆彰阿，蓄有田地250万亩和大量资产。且琦善为人顽固，排斥汉臣、反对改革。曾在汉臣林则徐提出的“兴辅水利”的建议时，认为他越代庖而加以反对。
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鸿胪寺卿上《严塞漏以培国本疏》奏请严禁罂粟，重治吸食。爱新觉罗·旻宁下旨各将军、督抚讨论。琦善为表明对禁烟运动的立场和主张，上奏《遵旨复奏查禁鸦片章程折》，主张“首治囤贩”，反对“重吸食、轻兴贩”。九月，道光帝表示严禁鸦片的态度，召林则徐晋京陛见。十一月，琦善在自京师返回保定市途中，遇林则徐于安肃县，劝其“无启边衅”。
与英谈判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攻陷定海，琦善被调往天津市督办防务，后英国军舰驶抵天津大沽口外，威逼清政府。七月二十三日（8月20日），决定重治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抵抗英军的林则徐、邓廷桢，以琦善为使粤钦差大臣，并密旨琦善晓示英方，且随机应变妥为办理。八月初三日（8月29日），琦善与英国副全权公使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等会谈于大沽口南岸。后又经多次反复照会，英方同意返回广东省谈判。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爱新觉罗·旻宁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
十一月初六日（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市。进城前，琦善特派随带心腹直隶守备张殿元、白含章和路过山东省招致的译员鲍鹏三人赴虎门口外面见义律堂兄、英国全权公使乔治·懿律（George Elliobt）等人，遭到懿律的诘问。不久，义律接替懿律为英国全权公使，与琦善谈判。十一月十一日（12月4日），琦善接任两广总督，追查林则徐“罪状”，后向道光皇帝密奏林则徐引起冲突的原委：林则徐允诺赔偿英人由他所毁之鸦片烟价，但未兑现；林则徐坚持出具甘结后方可继续贸易，从事鸦片贸易者格杀勿论。他还驳斥了林奏折中的几点说法。
十一月十四日（12月7日），查理·义律照会琦善，提出按英国外交大臣亨利·坦普尔（Viscount Palmerston）致清朝宰相书所载各款，琦善对其中的赔款、通商等款项表示认同，但对割地一款”实因格于事理“加以拒绝。义律在之后的照会中提出增开厦门市、定海为通商口岸作为取消割地的对等条件，至于订立通商章程、税则、英人入通商口岸居住和领事裁判权等四条”细节“，必须另约时间地点面谈。琦善则答应”代请“增辟码头一处，继而同意增辟二处，但只准舟中贸易，不得上岸居住。二十六日（12月19日），琦善上奏，请准赔款600万元，增开厦门、福州市通商。查理·义律认为不符女王陛下政府取代割地要求的对等条件，遂于十二月初六日（12月29日）改变态度，重申割地要求，“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琦善因未得爱新觉罗·旻宁授权，不敢贸然答应。
擅订《穿鼻草约》
英国政府面对琦善拖延谈判，于十二月十一日（1841年1月7日）攻陷沙角、大角炮台，面对英国的军事恫吓，琦善私自答应给“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十二月二十七日（1月19日），义律照会琦善，强求“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岛接收”，次日琦善上奏请准。
两日后，琦善接到道光皇帝谕旨，严斥议和条件过于严苛，并下令不再与英方谈判，准备调兵防备。但琦善仍于道光二十一年破五节日（1841年1月27日）在狮子洋莲花城与查理·义律进行面对面的谈判。由于谈判前一天，英军已强占香港，义律将割让香港明示在条文中，请琦善加盖关防。当天，琦善并未应允，之后琦善再次上疏爱新觉罗·旻宁，请允英国人在香港“寄居”。
正月二十二日，义律在澳门将拟定的善定事宜章程七条文本（即俗称的《穿鼻草约》）翻译人员交鲍鹏带回盖印，恰逢道光皇帝任命爱新觉罗·奕山为靖逆将军，决心与英军开战，琦善称病拖延盖章一事。
英军见琦善不肯就范，发起虎门大战，最终于二月六日（2月26日）攻陷虎门炮台，英军溯游而上进抵广州市城外。琦善急忙命令广州知府余保纯赴黄埔区与英军求和，除之前的条件外，查理·义律提出新的条款，包括赔款1200万银元，割让地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岛外，再加尖沙咀（今九龙）一地等，计划于二月十三日（3月5日）盖用公印。但当天，参赞大臣杨芳驰至广州，双方未如期盖用公印。二月二十一日（3月13日），琦善被革职锁拿解京，所有家产查抄入官，后经王大臣会审定，拟绞监候。
东山再起
同年九月，英国再次发动战争，连陷浙江省三城，爱新觉罗·旻宁下旨释放琦善，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后改发军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琦善被再度起用，赏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次年二月赏三品顶戴，授热河都统，但因御史当即对此上疏指责琦善，未能就职，琦善被下令“闭门思过”。十二月，琦善被赏二等侍卫，充驻藏办事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赏二品顶戴，授四川总督，两年后加赏还头品顶戴，后又兼署成都将军、复命协办大学士，仍留川督任，以平瞻对藏民起义议叙。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九年（1849年）九月，调任陕甘总督，三十年（1850年）五月，兼署青海省办事大臣。任内镇压回、藏等少数民族起义，妄杀平民，于咸丰元元年（1851年）五月，被言官弹劾，革职逮问，次年发配吉林省效力赎罪。
病逝军中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太平军进攻湖北，琦善再被起用，赏三品衔署河南巡抚，驻防楚、豫界上。咸丰二年十二月四日（1853年1月12日），授钦差大臣，奉命疾趋湖北围困太平记，赏都统衔，专办军务。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今南京）后，琦善率清兵一路追赶至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
此后，他受命节制江北各路清兵，对扬州城多次发动攻击，均遭失败，在扬州太平军突围后，琦善被革职留营效力。此后，他屡次向太平军进攻，均无功而返。咸丰四年（1854年）闰七月初十日，琦善忧病死于军中。清廷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谥“文勤”。
争议与评价
琦善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时人及后世大多因其“反对禁烟”“军事上撤防、不援虎门”“ 外交上软弱， 签订《穿鼻条约》、割让香港特别行政区”而称之为“卖国贼”。
清末时人对于琦善就大多持否定态度，清官员张集馨在其自叙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评价琦善：“性气高傲，不欲下人，才具素长，眸睨一切”、“遇事接物，多用权术，不能开诚布公。处于国家危难时期的蒋廷黻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个月，刊载《琦善与鸦片战争》，称赞琦善有着“远超时人”的外交家的智慧。但蒋廷的评价多被人认为是存在历史局限性。
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期中，主流观点也都认为琦善是打击林则徐、主张“弛禁”的投降派和“卖国贼”。代表性的学者和论著有：范文澜之《中国近代史》，林增平《中国近代史》等等。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出现了茅海建等学者更加客观的认识，茅海建认为琦善只不过是“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他没有像之前一般荒诞的苛责琦善，对琦善给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即“未为中国的变革作任何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