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情
“夺情”（又称夺情起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俗，是丁忧制度的延伸 。在特定情形下，国家基于特殊需求，要求官员在遭遇父母之丧时，不必遵循常规离职守孝的流程。此时，官员可身着素服继续处理公务，并且避免参与各类吉礼活动 ，以此在特殊时期平衡官员的孝道履行与国家治理对其能力的需求。
东汉时期，服丧期人数增多，夺情之事开始出现，宇文邕下诏让王谦夺情任职。晋及南北朝时期，大臣可拒绝朝廷的夺情起用。到了明清时期，个人不能提夺情，否则遭舆论指责，居丧守制入国法，夺情更严。雍正年间规定任职守制官员素服 27 个月，特殊场合大员、州县官分别委属员、左贰代行。
夺情与丁忧之制均由来已久，历经汉唐宋元明各朝得以承袭。清沿古制，官民父母或承重孙之祖父母等过世，子或承重孙应在家守制3年左右，其间不得出仕为官，不得婚嫁，不得宴筵娱乐，不得应考，称为丁忧和守制。官员丁忧，汉员自闻讣日始解任回原籍守制，27个月服阕，以原官起用；满员、蒙员在京任官，过百日后入署供职，惟朝会、祭祀不得参加，在外任官则回旗，过百日而于原衙门行走，亦不得参加朝会、祭祀，期满则起复。官员丁忧后，如因朝廷的需要或者兵革、重大政治事件等，也可由皇帝下旨颁诏，释去丧服，恢复官职。夺情的方式可以在任守制、不必解职或回旗，也可解职后就地守制，亦可在籍、在旗守制日期未满，又奉命返任或出任新职。
“丁忧”是“孝”的体现，“夺情”便是与之不能两全的“忠”的代表，丁忧的功能是"腾位子"，那夺情就是"抢位子"。丁忧制度从儒家伦理中的孝道思想演变而来，自汉代开始逐渐法律化，形成了一项职官制度。清代作为边疆民族统治中原王朝，不仅吸收了明代汉文化中丁忧制度的经验，同时也融合了本族习惯。清代在“丁忧”的“孝”与“夺情”的“忠”之间也做出符合统治需要的调整。
名称定义
“丁忧”，是指官员在父母去世之时应弃官回原籍守制，服满再行补职。而“夺情”，又称夺情起复，是中国古代礼俗，是丁忧制度的延伸。
“夺情”，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中国古代规定官场人物一旦承重祖父母、亲父母的丧事，“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指的是必须请假27个月，回乡下守丧，事后再重新复职。但是，为了应对各种局势，“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礼制。如《周书·王谦传》中载：“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唐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夺情起复制度，但在李隆基之后夺情就比较少见了。
起源
“起复”，指官吏有丧，守制尚未满期而复起用。因夺孝子哀思之情，故又称“夺情”。《礼记·曾子问》：卜商问道：三年之丧，“金革之事无避也者，非与?”就是说在三年之丧中，要是碰上战争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吾闻老子曰：'昔者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追求）其利者，吾弗知也。"孔子回答说，他听老子说过，从前鲁公伯禽就碰上了这种事。郑玄注：“伯禽，周公之子，封于鲁。母丧，有徐戎作难丧卒哭而征，急王事也。征之作《费誓》。"孔子认为三年之丧内即使碰上战争也是应该参加的，因为“急王事”，王事即国事；但在三年之丧内去追求个人“利益”，我就不知该怎说了。
《史记·晋世家》载：晋文公卒，晋襄公即位。秦军进犯，“秦襄公墨衰经。四月，败秦师于肴殳，虏秦三将孟明视、西乞秫、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秦文公。”（注：“墨，变凶。”）“以凶服从戎，故墨之。”中国丧事用白色，黑色非礼制，但此时要进行战争，故丧礼有所变通，“记礼所由变也”。这说明西周天子、诸侯遇丧事也有特殊处理方式，夺情即其一。夺情时，连丧服的颜色也改变了。
历史沿革
东汉时期
东汉的时候，处于服丧期的人逐渐增多，所以夺情（指官员遭父母丧，守制未满而应朝廷之召出而任职）的事情也开始出现。《后汉书・赵憙传》记载：永平八年（公元 65 年），“赵熙代替虞延行使太尉的职权，在太尉府履职如同正式担任太尉一样。后来他遭遇母亲去世，便上奏章请求回家去行丧礼，显宗（刘庄）不答应，派遣使者为他脱去丧服，赏赐的恩宠非常丰厚”。
北周时期
《周书・王谦传》记载：“朝廷大臣商议认为王谦的父亲（王雄）在战场上牺牲，特意给予特别的恩宠，于是授予王谦柱国大将军的职位，因为王谦觉得恩情和丧礼的时间还没结束，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宇文邕亲自下诏书让他夺情（任职），王谦继承了庸（国）公的爵位。
晋及南北朝时期
朝廷想要让官员夺情重新起用任职，大臣可以明确清楚地拒绝。《晋书・卞壶传》记载：“卞壶遭遇母亲去世，朝廷让他起复担任原来的职务，他多次推辞不就任。”《北史・李德林传》记载：“不久李德林母亲去世，才过了一百天，朝廷让他夺情起复任职，他坚决推辞不就任。” 因为孝子拒绝的是荣华富贵，皇帝不能给他们治罪，反而这些孝子会受到舆论的赞扬，正史中所记载的这类拒绝起复的事情，都是带着赞扬的口吻来记载的。
明清时期
夺情之事，个人绝不能提出，否则有弃孝而求富贵的舆论指责。明清以降，居丧守制成为国家法制的一部分，夺情也更为严格，非朝廷重臣很难受此殊礼。明末宣大（今山西省、河北省一带）总兵卢象升，领军与清兵作战，值父死（丁外艰），夺情起复，卢象升戴孝从戎，最后战死沙场。清朝曾国藩与太平军交战时值父死，亦戴孝于军中任职。这些都是封疆大吏，位重权倾，形势紧迫，不可须臾离职，故由朝廷下诏予以夺情处置之。
明朝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张居正父丧，朝廷中张的政敌甚多，那些人正企图他滚远点。朝中他的同党却“倡夺情议”，于是引来一片反对，反对者都受到廷杖、贬官的处分；时彗星从东南方起，横贯天空，于是“人情汹汹，指目居正”，攻击之声更是甚嚣尘上。此时皇帝年少，张居正为两太后引为臂膀，于是“帝诏谕群臣，再及者诛无赦，谤乃已”，并派官员去代理办丧事，张居正则“以青衣、素服、角带入阁治政，又请辞岁俸”。及万历皇帝举行婚礼，张居正以吉服从事，又被一些朝臣攻击为“非礼”，张不客气地予以贬官处分，这才将反对派压下去。张居正要求回家办丧事，皇帝只给三个月假，“葬毕即上道”（《明史·张居正传》）。于此可见居丧守制礼的“神圣"色彩。当然此事已和明朝廷中剧烈的党争搅到一块了，反对派意欲以“非礼"的罪名搞垮张居正。明朝廷的士大夫们将守制无限制地抬到超乎一切（包括朝政）的高度，因而使居丧成为一类形式主义之物。
雍正（1723~1735）年间为此规定：内外大小官员若有奉旨在任守制者，皆准其素服27个月，以尽人子之心。若遇朝贺、宴会、祭祀典礼齐集之处，外省督抚、提镇、司、道、府大员，则委属员代行，州县等官则委左贰代行。
区别差异
丁忧
唐宋以后，尤其是宋以后，朝廷对丁忧的态度，和汉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汉朝是朝廷不要求官员守丧，但到了东汉，官员常主动要求守丧。唐宋以后是朝廷立法规定，官员需要守丧，但经常有官员想逃避守丧。
夺情之变
官员丁忧之后，大致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老老实实守丧三年。这意味着原来积累的一些资源可能会丧失，有一些机会因此错过，还有再次排队等缺又是漫长的煎熬。如欧阳修的儿子回顾父亲生平时说，欧阳修在南京(今商丘市)做官的时候，得罪了权贵，于是朝廷对欧阳修进行审察，结果一审审出了个大清官，当地民间把欧阳修称为“照天蜡烛”。眼看着皇帝要升欧阳修的官了，欧阳修的母亲去世，他这次升官机会也就没了。
第二种是：“匿丧”，就是隐瞒丧事继续当官。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规避第一种选择的损失，坏处则是一旦被揭发，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如在宋代，刑罚由轻到重分五等：笞、杖、徒、流、死，对匿丧的处罚，一般总在徒刑以上。到明代，开始的处罚是杖刑和罢职为民，后来觉得太轻，改为充军，而对明代人来说，是“充军邻于死罪”的。
第三种选择：就是“夺情”如果朝廷不希望这位官员离开岗位，会下诏要求他继续工作，这被称为“夺服”“夺情”或者“夺情起复”，意思是因为对皇帝的忠，不得不剥夺对父母的孝。如孙权不许官员奔丧，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化全覆盖的夺情，而类似孟仁这样的孝子，大概也是真有被剥夺感的。而对那些不想守丧的官员来说，说起来是“夺”，其实反而是皇帝送他一份厚礼了。这是皇帝挽留你继续工作，现在比起匿丧，夺情不但赢了里子，而且赢了面。所以夺情实际上是一种待遇，围绕着夺情与否，官僚系统内部，展开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攻防战。
有研究者统计了文献中记载的230位唐代官员的居丧情况，发现服丧终制与夺情起复的比例大致是1:1。名臣如房玄龄、张九龄等人，都是夺情起复的典型代表。当然，身居要职而一旦去守丧，对个人打击也确实更致命些。代表性的例子如王叔文，他主导了一次本来未必重要，但却因为把柳宗元、刘禹锡等大文人卷进来而知名度极高的变革，当代学者喜欢称为“永贞革新”。权力争夺的关键时期，王叔文的母亲去世，这时候他感叹说：“若一去此职，百谤斯至。”这话算是道出了后世诸多权臣共同的心声。
宋代的制度，开始对高级官员是要夺情的，但有些真正高尚的官员，还是选择了守孝三年。代表性的例子如赵祯、朱祁镇赵顼的三朝老臣富弼，母亲去世后，皇帝五次请他坚守岗位，富弼说，夺情起复是“金革变礼”，战争年代的做法，现在太平盛世，守孝三年是必须的。富弼的做法，宋朝士人当然盛赞，但后来的权臣们，想必也恨得牙根痒痒。因为权臣们想留在岗位上不丁忧的时候，反对派们就会跳出来举富弼为例，说你凭啥不走。
到了明代，最著名的自然是万历年间的大学士张居正的例子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他本人上表乞求回去守丧，他的党羽则开始鼓吹夺情，这种演出过于缺乏技术含量，张居正的真实用意，大家当然都懂的。刚巧这时候出现了奇特的天象，引发人言汹汹，于是张居正大怒，用诸多凶猛的手段惩治要求他真去守丧的人。最后，张居正成功做到没有回家，但因为这事名声被搞得很坏，而反对者则很引以为荣。
国家的肱股之臣夺情，在明朝本来是正常现象。有学者统计，明的阁臣丁忧者共19人，诏夺情达11人。
相关影响
丁忧制度从儒家伦理中的孝道思想演变而来，自汉代开始逐渐法律化，形成了一项职官制度。清代作为边疆民族统治中原王朝，不仅吸收了明代汉文化中丁忧制度的经验，同时也融合了本族习惯。“丁忧”是“孝”的体现，“夺情”便是与之不能两全的“忠”的代表。清代在“丁忧”的“孝”与“夺情”的“忠”之间也做出符合统治需要的调整。
相关争议
汉代官员的父母去世，正式的丧假大概只有几十天。要不要守三年之丧，整个汉朝一直没有形成制度。有的官员坚持这么做，往往因此得到美名。刘骜时的丞相薛宣，后母病死，他的弟弟薛修辞去官职守孝。薛宣公然说：“三年服，少能行之者。”薛修不听他的，坚持守孝三年，竟至于因此兄弟不和。刘欣时有个诸侯王，为母亲服丧三年，汉哀帝特别表彰他是“宗室仪表”，并加封了一万户给他。凡此种种，正可见服三年丧并不是普遍的现象。
从守丧这件事里，隐约可以看见朝廷和宗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西汉皇权更强大，放弃官位去守丧损失惨重，于是守丧的也少;东汉宗族势力发展势头迅猛，通过守丧彰显自己是孝子，回报率更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袁绍：他二十岁时出任濮阳市长，不久因母亲病故服丧，接着又想起父亲去世时自已年纪还小，三年之丧还欠着，要赶紧补。这六年时间，对他积累声望，显然极为重要。
相关事件
明代的“夺情”之争
明代的“夺情”之争很激烈。宣德年间，大学士杨溥被令“夺情”。成化二年（1466），大学士李贤遭父丧，朱见深援杨故事，诏起复。新科进士、翰林修撰罗仑愤而上疏，认为“夺情”之事违背礼法，破坏人伦，进而指斥“今大臣起复，群臣不以为非，且从而赞之。群臣起复，大臣不以为非，且从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为无父之归”。疏人，谪福建市舶司副提举。不过，罗仑争“夺情”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其奏疏却传诵天下，朝臣不敢以起复为故事。
万历初年，明朝又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夺情”之争。当时，朱翊钧幼冲在位，国政悉委大学士张居正。张居正进而与宦官冯保相结，控制朝廷。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制张居正应立即回乡守孝。但户部侍郎李幼孜为了讨好张居正，倡议“夺情”。张居正和冯保也担心离朝生变，内心倾向于留在京城。“夺情”议又引起轩然大波，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孔教、沈懋学等人皆以为不可，张居正不听。吏部尚书张瀚因反“夺情”被诏责，后又被勒令致仕廷臣“惴恐”，“交章请留居正”。而一些正统的官员则继续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吴中行、赵用贤以及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皆因此而被廷杖，“谪斥有差”。但是，对反对“夺情”的官员的打击、迫害并没有什么效果。时逢彗星亘天，京师“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悬谤书通衢”。最后，张居正等人不得不妥协，由朱翊钧下诏令不得再论“夺情”事，张居正之子、编修张嗣修与司礼太监魏朝驰传往代司丧，而张居正则“无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带入阁治政，侍经讲读”，并“辞岁俸”，才基本平息反对“夺情”者的抗议浪潮。
左宗棠论夺情
咸丰七年二月四日，曾国藩父曾麟书卒。十一日，讣至江西瑞州湘军大营。十六日，曾国藩上报忧折，请假守制。旋即不待批准，于二十一日离营回湘。清制：官员父（母）丧，则应离职回籍，居丧三年（丁忧二十七个月后除服）。督、抚、司、道等重要官员或军务在身官员，如钦命不准离职居丧而令在职守制，则称为“夺情”。曾国藩时为兵部右侍郎衔，且督办军务，依例不得擅自回籍奔丧，而应请示朝旨再行定夺。他竟置江西省军务而不顾，不待准假，遽行回乡，其原因乃如本书《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一章所述：曾国藩以客军寄食江西，与地方官龃龉，又得不到朝廷的谅解和支持，军事、饷事俱无起色，遂借口守制，不待命而行。然则，曾国藩此次奔丧是一种任性、冲动、不负责任的负气之举。左宗棠闻知此事，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对他这种“逃兵”行为进行谴责：
《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捷了当，更无可疑。诚以兵礼、丧礼同一凶事，并无所谓希荣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际，事机急迫、有万不能无变者。顺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则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又何拟议之有?
参考资料
夺情.夺情.2025-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