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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

石鼓(Shi-ku,岩石 Drum)又称猎碣、雍邑刻石、陈仓石鼓、岐阳石鼓等,为战国时期秦国的遗物,唐代初出土于陕西宝鸡,一说出土于天兴三(今陕西凤翔县城南),另一说出土于陈仓(今宝鸡市南石鼓山十八景一带)。因其形状像鼓,所以命名为石鼓。

石鼓共有十块,为花岗岩质。其圆顶呈馒头形,上狭,中间略鼓,平坦光滑,下凹凸不平天然曲折,底部均为人工凿成的平底。十块鼓的高低大小各不相同,其中最高者高95厘米,最矮者高60多厘米。

石鼓每面均凿刻文字,名为“石鼓文”,秦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个字,即《吾车》《》《田车》《銮车》《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其内容系君王臣公们的征旅渔猎,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每首诗十八、九句不等,均为大篆四言诗, 共十首, 计718字。但因年代久远、经受过风霜,石鼓文字多有剥落。据郭沫若先生统计,十首诗歌现存465字。

石鼓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国之重器。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创刊号推出九大镇国之宝,石鼓文名列第三位,被冠为大秦帝国的“东方红”。

历史流转

石鼓出土后历经千年沧桑,先后辗转大江南北,从皇宫到荒野,从孔子庙到战场都有石鼓的踪迹。

文物出土

史料记载,唐朝贞观年间(公元627年—649年),在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今宝鸡市石鼓山)北坡的荒野之中,一位牧羊老人发现了10只怪异的花岗石大石头。这些硕大的石头圆而见方,上窄下宽,高约90厘米,直径约 60 厘米,中间微凸。石头上的泥土被清除后,每块石头上都精心篆刻一首四言古诗。因为笔法奇异,当时无人能识, 又因石形如鼓,称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石鼓文”。当时发现的时候上面总共有 718 个字,现在能辨认清楚的字只有300余字。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

石鼓文的发现震惊了朝野。文人墨客纷纷慕名而至,一窥究竟,他们拓下石上的文字,遍寻名家研究。唐初的书画家、诗人,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人在看到石鼓文的拓本后,皆惊叹石鼓文的“古妙”,纷纷前来,为其作诗写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写过一首《石鼓歌》,全文500余言,表达了韩愈当时是希望朝廷能把石鼓用几匹骆驼驮回京城长安,以便更好地保护珍贵文物,也利于研究,但他的建议没被采纳,石鼓在杂草丛中长满青苔,任凭“牧童敲火牛砺角”。

安史之乱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避至陕西宝鸡雍城遗址附近的李亨听到石鼓的传闻后,责令州府官员将10只怪石运下陈仓山,迁往雍城城南,与驻扎在这里的文武百官一起赏玩。不料石鼓迁至雍城不久,叛军逼近凤翔府,文武百官出逃。为躲避战祸,石鼓被仓促移至荒野掩埋起来,并对外宣称“毁失”。

“安史之乱”平定后,公元806年,地方官吏查访到了石鼓的埋藏之处,请朝内的名家主持挖掘。韩愈还因此上书朝廷,请求移石鼓至京城太学府内妥善保管,但韩愈的请求未引起朝廷重视。

公元814年,郑余庆就任凤翔尹,兼职国子祭酒,主掌国家教育、文化。他偶然看到了韩愈的奏章,便重新奏请朝廷,希望能妥善保管陈仓石鼓。曝于荒野的石鼓才被移送到当地孔子庙。石鼓重新出世,因多年自然侵蚀导致字迹残缺不全,并由于一直被弃于荒野,其中一面《作原》石鼓遗失。至唐朝末年,凤翔孔庙在战火中被焚毁,庙内所藏的9只石鼓也被人盗走。

北宋一统天下后,赵祯无意中发现了关于石鼓的传奇纪略,对遗失百年的石鼓产生兴趣。他令人遍地寻访、查找石鼓下落。时任凤翔府知府司马光之父司马池几番周折, 终于找到石鼓,但寻到的石鼓只有9只,早在唐末便已遗失的《作原》石鼓仍没有踪迹。

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3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得到一份石鼓文的拓片,在对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时,他发现这份新的拓本保留有《作原》石鼓的文字。经多方探查,终于查明这份拓本源自渭河平原的太氏家族,向传师立刻备马出发,当抵达太氏村庄后,获知太氏一家半年前全部死于瘟疫。几经辗转他还是在村中一户屠夫家寻到石鼓。但此时的石鼓因多年被村民当做石臼和磨刀石,导致上面的文字被磨去大半,损毁严重,仅余石鼓下半部的4行文字。公元1110年,《作原》石鼓运抵京城,石鼓被正式移送至太学内保存,10只石鼓重新聚齐。

宋徽宗对石鼓更加痴迷,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下诏将石鼓迁至汴京之辟雍,下令用金填平石鼓文字。宋徽宗觉得,这样就没人能再破坏石鼓了。宋徽宗的喜爱使石鼓得到了短暂安全,但好景不长。“靖康之变”时,金兵攻入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帝。这10只石鼓因填注了黄金被金兵视为珍宝,随着徽、钦二帝北迁。石鼓被运到燕京(今北京)后,金朝剔去了石鼓上填注的黄金,将石鼓丢弃荒野。至此,石鼓第三次因战祸而被遗失荒野。

元、明、清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军攻破燕京,随军而至的御史大夫王檝发现了掩藏在废墟之中的10只石鼓。王将其保存于孔子庙之中,并请专人看护。元成宗铁穆耳大德时,国子监教授虞集又将石鼓送交朝廷,安置于国子监大成殿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用砖围坛以承之”)。至此,石鼓才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而后的元、明、清三代,石鼓一直在北京孔庙内存放。

乾隆爱新觉罗·弘历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据文献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正月,时年80岁的乾隆开始研究石鼓文,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考证《作原》石鼓的流传过程。乾隆帝据韩愈《石鼓歌》中写到的“为我度量掘臼科”句,认为《作原》石鼓在唐朝时已成臼形,而非宋时散佚后所为,因此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诗跋,并命刻在石臼周围平面上,从此,此诗便与“乍原”石鼓共存了。

现当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局决定将北京故宫博物院内的1.3万箱国宝南迁,石鼓也在其中,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石鼓大而重,每只石鼓重约1吨,字在石皮上,而石皮已与鼓身分离,稍有外力便会脱落。 南迁路途遥远,凶险未卜,包装石鼓是首要问题。2010 年,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在 《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1933年4月19日,10只石鼓与音训碑被包装成11个大木箱装上列车,直达上海市保存。1936年,南迁文物又运至南京。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批文物运离南京,途经徐州市郑州市西安市,来到宝鸡市,再迁至汉中市,翻越秦岭,走蜀道进入四川成都。1939年7月运至峨眉,存于西门外武庙西配殿。1943年,峨眉县城的一场大火,差点毁掉石鼓。

抗战胜利后,南迁文物又从重庆市陆续运回南京。石鼓因笨重,走陆路从重庆直接用汽车运回南京。运送途中险象环生,途中曾发生两次车祸。在江津广兴乡时,司机不小心将车撞上了一棵树,所幸的是石鼓包装扎实,未被损坏。车离开黔江区后,又为避让另一辆车而再次翻倒,车子摔到了山下,石鼓却保存完好。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筹备撤退,并计划将国宝文物转运台湾,其中就包含石鼓。但临近起飞时,飞行员报告说,飞机已严重超载,无法保证飞行安全。 经过一行人的再三商讨后,这10只体积硕大的石鼓被留了下来。

1950年1月27日,石鼓被安置于北京故宫中和殿。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自此,10只石鼓与潘迪音训碑一起留存于故宫博物院

2004年,故宫专设石鼓馆展出石鼓,2017年又将宁寿宫作为新的石鼓馆,重新改陈布展。

文物特征

石鼓

石鼓数量共为10面,质地为花岗岩。

形状为圆顶呈馒头形,上部窄,中间略鼓,平坦光滑,下部凹凸不平天然曲折,底部均为人工凿成的平底。

10鼓的高低大小各不相同,其中最高者高95厘米,最矮者高60多厘米。直径约60厘米。

石鼓文

石鼓每面均凿刻文字,名为“石鼓文”,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字体为大篆,内容为记叙游猎的十首诗,因此也被称为《猎碣》。每首诗十八、九句不等,均为四言,同《诗经小雅》中的“车攻”一首有相似处。

石鼓文共计718字。但因年代久远、经受过风霜,石鼓文字多有剥落。据郭沫若先生统计,十首诗歌现存465字。另外还有半字、重文的现象。

石鼓文有些字型与文相同。籀文也称大篆,传说是姬静时太史籀所造。籀文型体齐整稳定,春秋时期已在秦国流行,流行过程中又进一步简化和线条化。此石鼓文书法朴茂浑古,清代康有为对它的评价是:“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清代一些书法家的篆书多得力于此。  

石鼓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个字,即《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其内容系君王臣公们的征旅渔猎,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石鼓诗歌通过从秦之建立、立国、发展、创立帝业这一发展顺序,对秦人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贡献的先祖及秦始皇的重大历史事迹进行了歌颂,诗歌描绘出一幅幅形象生动的秦人创业发展的历史画卷。

《吾车》记述秦公出猎的情景;《汧殹》描写的是千河的美丽景色;《田车》记述秦公及随从登原游猎的盛况;《銮车》记述秦公游猎时所乘銮车的华丽;《霝雨》记述秦公及随从冒雨渡河的情景;《作原》记述在山上整修原地的场景;《而师》描写秦国师旅强劲善战;《吾水》叙述秦国水清道平的美好河山;《吴人》记述虞人为秦公献祭而奔忙。

10面石鼓上的文字虽然自成篇章,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吾车》和《汧殹》的诗句较完整,其余石鼓文字脱落严重,只留只言片语,《马荐》已一字无存,推测是描写雨过天晴,天空出现彩虹的情景。

石鼓文图册

(参考资料)

文物价值

石鼓是中国至今发现时间最早的石刻,被列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其上的《石鼓文》是篆书之祖。石鼓文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遗文,从史学观点来看,石鼓文记录的虽是秦国君主狩猎之事,但其中与政治、外交、祭祀有关的内容,为研究东周秦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从文学观点来看,石鼓文以四言古诗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其中的遣词用韵、风格情调等,和《诗经》极其接近,是除《诗经》外的又一叙事史诗;从文字学观点来看,石鼓文介于西周公国金文与秦朝小篆之间,是研究中国汉字形体演变的珍贵实物;从书法艺术观点来看,石鼓文是中国东周时期的书法精品,后代书法家都对石鼓文书体十分崇敬;从雕刻艺术来看,石鼓文是石刻艺术的元宗,与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截然不同。

相关论争

刻制时代

关于石鼓文的刻制年代,学界一直有不同观点:

唐宋两代学者均认为,此鼓为西周遗物,杜甫的《赠 李潮八分小篆歌》、韦应物的《石鼓歌》、韩愈的《石鼓歌》、梅尧臣的《雷逸老仿石鼓文见 遗因呈祭酒吴公作》、苏轼的《石鼓歌》、苏辙的《石鼓歌》、揭傒斯的《石鼓歌》、李东阳的《石鼓歌》、何景明的《石鼓歌》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直到宋代郑樵作《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才盛行起来。石鼓所刻文字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当代“主秦说”的观点比较兴盛。但石鼓究竟刻于秦前还是秦后,一直没有定论。

因此,“主秦说”下又细分以下观点:一是“主襄公说”。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断定石鼓为秦襄公时期刻制;二是“主文公说”。清末学者震钧《石鼓文集注》断定,石鼓文刻于秦文公时;马叙论 《石鼓文疏记》、宋鸿文《石鼓文新探》,还有罗 振玉、杨寿祺等先生,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进行考证了石鼓文属宋文公说。三是“主德公说”,王国维先生在《明拓石鼓文跋》中提出了相关论述。四是民国马衡判断为秦穆公时;五是“主献公说”,唐兰在 《石鼓文年代考》中论证。除此之外,还有“主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说”(罗君惕 《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还有持别的观点,如“主汉说”“主北魏说”“主宇文周说” 等。

当代研究者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刘星、刘牧在《石鼓诗文复原译释》中提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 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但此说法仍旧不是定论。

石鼓文排序

石鼓文的顺序即石鼓上所刻十首诗的顺序,由于原石屡经迁移,历代学者的见解皆不同,即便是南宋同时代的几位金石学家:薛尚功郑樵、王厚之等著述也观点相异同。除《铁网珊瑚》中所记录的赵古则版本排序与薛尚功一致外,元明以后诸家大多与王厚之的排序一致,杨慎的《东坡本》也在其中。中国秦文学会理事李铁华在《石鼓文十议》中,论证了自己的排序方法:以十鼓诗中的内涵以及《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有关年代先后排列。几位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排序如下:

薛尚功:《而师》《吾水》《田车》《銮车》《汧殹》《马荐》《作原》 《吾车》《霝雨》《吴人》

郑樵:《汧殹》 《作原》《吾车》《田车》《銮车》《吴人》《马荐》《霝雨》《而师》《吾水》

王厚之:《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

震钧:《吾车》《田车》《銮车》《马荐》《作原》《吴人》《吾水》《霝雨》《汧殹》《而师》

郭沫若:《汧殹》《霝雨》《而师》《作原》《吾水》《吾车》《田车》《銮车》《马荐》《吴人》

李铁华:《汧殹》《作原》《田车》《吴人》《吾水》《霝雨》《马荐》《吾车》《銮车》《而师》

参考资料

秦石鼓.故宫博物院.2023-05-05

故宫博物院院刊.故宫博物院.2023-05-05

全国10万余件馆藏一级文物全部在国家文物局备案.中国政府网.2023-05-05

我院《石鼓馆》布陈开放.故宫博物院.2023-05-05

石鼓为何是镇国之宝.光明网.2023-05-07

..2023-05-07

石鼓.故宫博物院.2023-05-07

明拓战国石鼓文册.故宫博物院.2023-05-07

..2023-05-07

..2023-05-07

石鼓:中华第一古物.中国文化报.2023-05-07

石鼓成为镇国之宝.百家号.2023-05-06

《石鼓春秋国宝观澜——写在故宫博物院石鼓馆重开之前》.故宫博物院.2023-05-05

..2023-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