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爆发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场以中国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反帝运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宗教方面对中国发起侵略，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使之愈发嚣张，加上连年的灾荒使得大批饥民游离土地之外，在山东省民间形成了大刀会、义和拳等反洋教求自保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迅速崛起后，遭到清政府的大力清剿。1899年，在接连发生冠县教案、平原起义后，山东巡抚毓贤发现义和拳等组织一时难以剿灭，但可以利用他们反抗洋人，于是选择部分拳民招安成为合法组织义和团。此举遭到外国势力反对，清政府被迫罢免贤，另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任后，带领北洋军在山东境内大力镇压义和团；而毓贤到京后，向慈禧提出招安义和团的建议。1900年初，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决定招安义和团。义和团随即在直隶地区得以壮大发展，进入京城，在天津市各处设坛，烧教堂，杀洋人，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1900年6月，英美等八国外国公使以此为借口向北京、天津强行驻兵，遭到义和团强烈反抗，八国进而组成联军入侵。6月20日，义和团听从慈禧号令，涌入北京、围攻大使馆，和清军中的武卫中军一起向十一国开战。在不敌八国联军，天津、北京相继失陷后，清政府为向八国求和，下令在各地剿杀义和团，义和团由此迅速消亡。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于1901年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政治愈发腐败，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而中国也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太深所致。但义和团运动没有正确的纲领，想用大刀战胜枪炮以证明中国文明强于西方文明，并想要依靠清政府来“灭洋”，最终徒然牺牲。学者陈旭麓认为，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功不可没。学者郑天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挽救民族危机斗争的继续，同时也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总汇合。

名称与起源

名称由来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名称由来，较为流行的说法是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学者范文澜、金家瑞著、郭沫若、萧一山等均持此说。但学者陈贵宗、冯士钵等则认为义和团的称谓在毓贤出任山东巡抚之前已经出现。学者林华国认为义和拳改称义和团确系发生在毓贤任山东巡抚期间，但这个名称是拳民们自号的。

组织起源

19世纪末，当鲁西南大刀会反洋教风潮刚刚铺展时，德国的天主教信徒等敌视他们的势力称之为“白莲教妖人”。1899年，直隶吴桥知县劳乃宣在考察义和拳等“毁夷灭洋”的组织时，认为他们来源于百年前的白莲教系统中的离卦教派。直隶总督喜塔腊·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对此表示支持。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组织学者在山东省、河北省进行的实地调查，学者戴玄之随后对“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说”提出质疑，认为义和团来自团练组织。北京大学邵循正也认为义和拳虽“继承了白莲教的战斗传统”，但没有采用白莲教的经典和教义宣传，而以设厂练拳的方式组织群众，不属于教门。学者方诗铭甚至认为，义和拳（团）和白莲教是两个势同仇火的组织。

近代学者李世瑜等认为义和团的组成部分梅花拳、义和拳是一个拳种的两个称谓，后来这些习拳的人组成了秘密结社，从某些秘密宗教中吸纳了诸如供神、念经、诵咒和运气等仪规风习之后宗教化。学者丁名楠、徐绪典等，认为大刀会、义和拳等成员主要是贫苦农民、游民和手工业者，是普通的民间结社组织。学者陈振江认为，义和团或义民会是“以村落为基地的习武团体”，即义和团成员主要是民间习武组织。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义和拳是旧式农民起义的诸多秘密结社的一种，是白莲教的一个派别，他们和大刀会等组织共同形成义和团。

地域起源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地域起源，史学界普遍认为义和团运动开始的标志是直、东交界处的起事。学者戚其章、冯士钵指出，赵三多在梨园屯的起义是义和团运动的起点，此后才蔓延至直隶地区。周锡瑞等则认为，鲁西北地区的神拳在运动的兴起和传播中起了核心作用。学者林华国等认为在赵三多起义后，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山东省两省平行发展，可以把这两省看成义和团的发源地。

事件背景

列强入侵

19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英国等西方列强想要抢占中国广阔的市场。由于清末社会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清政府虽未明令禁止对外贸易，外国商品依旧很难打开中国市场，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却在西方较受欢迎。1862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为缓解国内困境、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并在战后强迫清王朝签订了《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和协定关税，鸦片在此后也成了公开的走私商品，大量流入中国市场，危害中国社会；而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此后，西方国家又接连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逼迫清政府继续开放口岸、割地赔款、开放教禁，发还教堂旧址，允许外国人传教。《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可在中国各地购置田产，建造教堂。教会也在中国迅速发展，至19世纪末，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超过3300 人，建有40 个教区，60 多个教会；入教的中国人更是多达80万。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华影响，西方列强往往将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作为先遣，由主教、司铎、神甫和一部分教民构织成网络组织，在中国各地搜集民情、风俗、地形、物产等情报，为帝国主义的进一步进行政治、经济侵略打下基础，甚至直接参与对中国的军事政治侵略。

在传教过程中，外国传教士企图改变中国礼俗，干涉民间传统仪节排斥佛教、道教，对孔子及儒家学说进行诋毁，和中国传统观念发生严重冲突。外国传教士霸占庙宇、会馆、公所、民宅建造教堂，抢占大量田产，与当地地主恶霸相勾结，放贷抢产，囤积居奇、高抬粮价，危害乡里。外国传教士为扩展势力，广收徒众，许多不法分子为求庇护加入教会；教徒当中欺男霸女、横侵财产之人甚众。外国传教士进而包揽词讼，包庇教徒的违法行为，任意出入地方衙署，斥责官员。山东省传教士自称巡抚，公然凌驾于地方官之上；许多教堂擅建武装，自订法律，私设监狱，引起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阶层的公愤，天津市、贵州省等地接连发生教案。1861年至1900年期间，全国各地反洋教斗争超过400次。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反洋教斗争与反列强瓜分的斗争逐渐结合，全国数山东反教运动最多，发生了巨野教案、沂水县教案等。

社会贫苦

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走上衰败，军纪废弛，难以为战，社会生产落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同时，土地兼并严重，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农民需担负繁重的劳役和缴纳高额的赋税。加上政治腐败，贪腐横行，国家财政困难，广大农民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规模尤为浩大，起义被镇压后，白莲教被视作邪教。但义和拳等以民间秘密教门和拳会为核心的反清组织逐渐兴起，秘密散布在民间，进行零星的打富济贫活动。且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欧洲的殖民者、商人、为获得广阔的中国市场不断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为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清王朝对内武力镇压农民起义，在文化思想上厉行专制、实施愚民政策，宣扬程朱理学和封建伦理道德，以扼制人们的反抗精神。对外长期实施闭关政策，社会愈发封闭落后。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至清末的60多年间，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大小赔款约100 多次，仅战争赔款本息总额就达白银10亿两上下。通过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东北三省成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山东省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云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福建省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借助这些条约，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中国农产品等大量输出，外商垄断了中国市场，任意抬高或降低货价。农民为求生存，不得不贱卖粮食，并在青黄不接时高价买回，地主、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则趁机兼并土地，致使大量农民和城乡手工业者贫困破产，形成一群较为庞大的饥民队伍。而中国社会贫困加剧，财政更加困难。

清廷为求自保又需投入大量白银作为军费支出，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其战时军费支出约为6000万两，有4000余万两需举外债筹措。为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对百姓盘剥加重，税率及税目繁杂，除农业税正税外增加各种临时开征的附加税。在赋税的征收中，贫富不均，税制不合理，贫民不能承受而富裕阶层所积累的大量的资金难以转化为财政收入。比如1887年地主的地租收入近3亿两，数倍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甲午战后，清政府又屡屡增加盐税，最终使私盐泛滥，为保证盐税，清政府对私盐贩卖者的打压加重。

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直隶、天津市、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安徽、浙江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等地，先后发生严重的水灾或旱灾。清政府不得不增加了数百万两的赈灾费用，又减免了灾区1000 多万两的农业税，财政危机日甚。然而由于吏治腐败，大部分清官员依旧玩忽职守、贪污成风。在赈灾过程中，照常催征税赋，巧立名目，捞取好处。广大贫苦农民无以为生，生活困苦不堪；在国弱民贫的社会背景之下，活跃在民间的义和拳、大刀会等秘密结社组织也逐渐壮大。

运动经过

大刀会反洋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众愤怒于列强欺压，想要寻求御辱之法。曹州府（今菏泽市）民众认为想要战胜外洋所恃的枪炮，必须要学习避枪炮之术。而民间逐渐兴起金钟罩（又名铁布衫）御枪炮的传言。先是少数人秘密学习金钟罩术(即硬气功)，通过排刀、排枪、运气、画符念咒以求"刀枪不入”。之后，各村庄纷纷设场学习，并形成了一个以贫苦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为主的民间组织大刀会。

随着外国宗教势力侵略加重，1896年起，曹县、单县地区的大刀会发动多次反洋教运动。是年6月15日至24日，大刀会在单县逐村攻打教会，共毁坏教堂17座，抢劫教民168家，焚毁教民房屋多间，并转入曹县和江苏丰县继续攻打教会，夺得粮食、马匹等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遂致电山东巡抚李秉衡，指示其与苏、皖两省筹商会剿。大刀会反洋教斗争很快被镇压下去。

1897年11月，大刀会的一支又在巨野县掀起了反洋教斗争，即所谓“巨野教案”。在德国传教士安治泰的建议下，德国以此为口实出兵占据胶州湾，山东巡抚改由张汝梅担任，李秉衡被革职，永不叙用。传教士的气焰更加嚣张，常借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于是反洋教的斗争从曹州沿东昌、济南市、临清市各府州继续发展，并衍生出大红拳、神拳和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组织。

义和拳起义

1896年末，教会势力勾结清朝官府欲强拆山东冠县梨园屯（今邢台市威县）玉皇庙，将之改建为教堂。村民阎书勤等邀请梅花拳师赵三多前往援助，赵三多到达后，比武“亮拳”三天，聚集起二千余拳众，迫使清军不敢动手拆庙。次年，官府放弃拆庙计划，并对梅花拳成员以警告。为此，赵三多将梅花拳更名义和拳。

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首次提出义和拳为“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清政府又推翻前议，准备再次偏袒教会势力进行拆庙，阎书勤等奉赵三多为首以“助清灭洋”为口号，在蒋家庄（今属河北省威县）爆发了反洋教斗争，最终被清军镇压，赵三多带领余部，辗转逃入直隶（今河北省）。而东昌府区（今山东聊城市）各地“滋教”之事却在此后时常发生，曹州府的反洋教势力亦辗转流入东昌府各地。

1898年秋，光绪帝发动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处斩，有流言称光绪帝被洋人害死，朝野内外仇洋排外心理加深。1899年，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同年7月，平原县杠子李庄镇教民李金榜欺压拳民，而山东平原知县蒋楷听信教堂神甫付天德诬告，并在其教首恳求下，先后两次率官兵前去攻打前杠子李庄的拳民。应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县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率众前去支援，蒋楷所率勇役数十人被义和拳打败，蒋楷遂于向省衙请兵。毓贤闻讯，于10月15日派济南市知府卢昌诒、后补太守袁世敦率兵前去平原县镇压起义。结果，官兵败退至平原城外，义和团乘胜转移。随后，袁世敦、蒋楷被革职。

势力壮大

平原起义进一步壮大了义和拳的声威，在朱红灯、心诚和尚等组织领导下，长清、茌平、高唐、禹城、平原等州县的拳民愈发活跃起来，多次攻打教堂，惩罚不法教士及教民。鉴于义和拳势力一时不能扫灭，外国教会势力威胁更重，毓贤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将义和拳、大刀会等组织中“安分守法者”招安纳入民团，违背其意图者则纳入匪。而受到招安的义和拳、大刀会等也成为合法组织义和团。他还允许朱红灯所部义和拳皆署“毓”字旗，设场教授拳法。

1899年冬，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在山东肥城被杀，毓贤被外国势力视作罪魁祸首。1899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康格逼迫清政府撤换毓贤。清政府遂改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毓贤离职前，下令在济南市杀害已被诱捕的山东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本明和尚、于清水等。

新任巡抚袁世凯到任后，带领北洋军在山东省境内大力镇压义和团。而毓贤到京后，向慈禧提出招安义和团的建议，毓贤随后被调任山西省巡抚。1900 年1月11日，《京报》上刊登了一则上谕，一改要求地方当局迅速平息民众抗教拒外的群体活动，而是命令地方文武在镇压拳民时要分清良秀，即“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慈禧还在当月16号，赐“福”字给毓贤。饱受教会势力危害之苦的直隶地区积极响应，总督喜塔腊·裕禄除了向拳民发放饷银外，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到天津市开坛聚众。于是，大量拳民涌入直隶地区。

拳民生乱

1900年，直隶正逢旱灾，又瘟疫横行，各地加入义和团之人甚多。当年春，宋福恒在白沟镇建立义和团，聚起拳民数千人。新城县人张德成在其家乡赵张村、雄县、白沟等地组织“坎”字义和团。随着时间的推移，义和团在天津各处纷纷设坛，气势日盛。他们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到处张贴揭帖，号召人们与洋人为敌，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影响渐渐超过山东省义和团。

3月12日，任丘义和团与前来保护教会的官府发生械斗，击伤清兵千总一名。之后，义和团逐渐在梁召村聚集，达三四千人。3月21日，义和团在正乐村与教民交火，死伤十数人，直到清军赶到，义和团才败散。 4月底，涞水县（位于北京和保定市之间，在铁路线西侧）高洛村村民因受到教会殴打欺辱，邀请义和团进庄援助。5月13日清晨，义和团发起行动，烧毁教堂，教会要求官府派兵镇压。义和团随即和官兵发生冲突，清将杨福同受伤后坠马殒命。喜塔腊·裕禄遂派重兵前去弹压。5月27日，越聚越多的义和团绕行至守备空虚的涿州市县城，宣称将有洋兵进据涿州，要代为把守城门，轻松占据了涿州，知府龚荫培被软禁后“绝食以待自毙”。但裕禄没有及时向清廷汇报义和团占领涿州一事。

而义和团占领涿州后，大肆破坏附近的铁路设施，以阻止清军援军到来。英、法、德、美、俄、意、日、奥等八国决定各自抽调士兵派往北京，以“保护大使馆和教堂安全”。在各国公使的一再要挟下，清政府最终同意英国加派官兵75 名、美国 63 名、意大利42名、日本26名、法国75名、俄罗斯75名，德国50名，进驻天津市。奥匈帝国加派30名官兵进驻北京。而督办铁路的事务大臣盛宣怀也连续给总理门发来电报，报告义和团拆毁铁路，围困外国工程人员之事。

1900年6月初，英美等八国开始陆续向中国增兵，并在大沽口集结军舰。而义和团拆毁铁路等设施的行动愈演愈烈，还和清军驻将聂士成、杨慕时等发生多次战斗，并将杨慕时部陷入包围之中。但由于各国公使强行派兵的行为令慈禧大为不满，在派军机大臣他塔拉·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前去调查义和团之乱时，告诫他们要采用安抚政策予以劝散。而刚毅在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认为他们不能被解散。东北、内蒙、山西省、河南省等地受到鼓舞，也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南方各省的反教会斗争此起彼伏，全国掀起了反帝浪潮。

协清宣战

1900年6月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听说慈禧太后及保守派有意驱逐洋人，于是号令各国公使接连开会，最终决定调遣军队进京，以加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次日，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下，约二千名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因义和团的阻击，八国联军撤往天津市，又向大沽口炮台遗址进犯。期间，清廷多次表达严惩义和团、保护各国大使馆安全的意向以平息事态，但八国联军仍于16日发出通牒，让守将罗荣光于次日凌晨二时交出炮台，否则将武力侵夺。罗荣光严词拒绝。6月17日，大沽炮台失守，八国联军源源登陆。义和团及爱国清军协同作战，打响了天津保卫战。同时，京中义和团袭击公使、围攻教堂事件频发，各使馆擅自拿杀义和团，双方冲突不断。

朝中庄亲王爱新觉罗·载勋、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辅国公载澜等主张利用义和团，向洋人开战。地方督抚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则认为只要把义和团镇压下去，联军就失去进攻的借口。他们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坚决反对轻下战书和围攻大使馆，尤其反对向诸国同时宣战。而慈禧在此关口却得到了一份伪造的洋人照会，发现有“勒令太后归政”的内容，认为八国联军要强迫她归政光绪帝，怒而决定向它们宣战。

6月20日，害过义和团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为义和团袭击公使之事，不带卫队前去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要求保护，途中被袭杀，各国以此为由扩大侵华。同日，慈禧发出宣战诏书，命他塔拉·刚毅、爱新觉罗·载漪、爱新觉罗·载勋、爱新觉罗·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要与英、美、法、德、意、日、俄、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奥匈帝国十一国“一决雌雄”。将反对宣战的立山、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等人以“勾通洋人”“秀言乱政”“语多离间”为名处死。并下令围攻大使馆。之后，更多义和团拥进了北京城，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期间，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

积极御外

慈禧下诏宣战后，京城参加围攻使馆的兵力以义和团为主，此外只有八旗子弟组成的武卫中军（即甘军）。他们武器落后，不谙战术，但也一度攻占和焚烧了比利时、奥匈帝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公使馆，并占领了俄道胜银行。1900年6月22日，义和团围困西什库教堂。慈禧着令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山西省、陕西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等省巡抚，抽调兵力，星夜来京。

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为维持东南各省的稳定，称皇室要求各省抽调兵力的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东南各省不予支持，并制订《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各国借口保护，把军舰纷纷驶向长江各口岸，并增兵上海市。但“东南互保”约款最终没有正式签订。但慈禧得知后，称他们反对义和团的做法为“老成谋国之见”。

7月初，义和团首领张德成设下埋伏，冲进天津租界紫竹林，焚毁三井洋行、萨宝实洋行和其他建筑物。在老龙头车站的曹福田部，毙伤敌军百余人。清军提督聂士成率领的官兵，炮轰紫竹林租界。在八里台战役中，聂士成身中七弹仍坚持指挥战斗，最终殉职。这时天津市清军尚有一万多人，但新调来的北洋军务宋庆和直隶总督马玉昆，调转枪口开始剿杀义和团，义和团被迫撤离天津。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城，对天津实行殖民统治。

列强入京

1900年7月12日，李鸿章等联衔电奏，请清廷要求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为德使被戕一事向德国道歉，并请求国际调停。随着联军入侵规模加大，慈禧见“归政”传言并未证实，“主战”之意愈发动摇，迫切想得到洋人谅解，给各大使馆送去蔬果食物，以示体恤。

8月4日，侵华联军沿运河两岸继续向北京推进。8月5日，联军进抵北仓，义和团协同清军奋力阻截，几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歼敌数百名。联军不断增援，马玉昆率军先逃北仓失守。6日，联军进攻杨村，宋庆、马玉昆北逃通州，喜塔腊·裕禄兵败退驻蔡村，自杀身亡。

8月7日，慈禧正式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禁止南郊义和团继续进城，并把京城内外部分义和团调往前线，让他们和侵略军互相削弱。8月14日，北京陷落，慈禧乔装成农妇模样，带领光绪帝等以西狩名义经山西太原逃往西安市。9月7日，逃至山西省的慈禧将责任推脱给义和团，下令“剿匪”义。

八国联军入京，一路大肆烧杀抢掠，洗劫颐和园和圆明园。仅从户部就抢走263万两银子。大量珍贵文物、大量的图书典籍(包括《永乐大典》)失窃，其中《永乐大典》被八国联军大肆损毁丢弃，甚至被用于修建工事。《四库全书》毁册数万。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受到损坏，就连紫禁城太和殿前储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都被侵略军用刺刀刮去，至今刮痕斑斑。 八国联军还在随后增兵至十万人，扬言要追击慈禧等，攻占太原市和西安市。

运动结果

义和团被剿

北京陷落后，清政府改变对义和团的政策，大肆剿杀义和团以求列强“宽恕”。8月20日，清廷以光绪帝名义下“罪已诏”，并派爱新觉罗·奕劻奕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让他们全力促成和谈。9月25日，慈禧令军机处草拟诏书，对支持义和团反洋的爱新觉罗·载勋、爱新觉罗·载漪、他塔拉·刚毅、毓贤等人分别以流放、看管、革职等罪行加以处分。各地也展开残酷剿杀义和团的行动。

在山西省，普通民众只要被教民指控为义和团，就会被押解到官府“杖责监禁”，死于杖下或狱中的人不可枚举。九月中旬，山西太原府一天枭以示众数十人所谓的义和团。义和团当中大部分团民自动解散，辗转回到家乡，务农种田；部分团民为逃避官府和教民的捉拿、报复，逃亡他乡，沦为流民；另有部分义和团不愿意解散，仍然以义和团的名义活动，但遭到了官府和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很快销声匿迹。1900 年，义和团首领之一赵三多辗转直隶广宗一带，隐居在巨鹿县吉家屯，于1902年了参与当地的农民起义。

外国势力扩张

1900年10月15日，在一系列努力过后，爱新觉罗·奕劻、李鸿章照会各国公使，自认围攻使馆违反公法，承认赔款，修改商约，双方开始正式议和。最终，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相互讨论，并为协调各自的在华利益，决定除武装侵略中国的俄国、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外，又加入了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参与议和，向清政府提出“无可更改”的“议和大纲十二条”。躲在西安的慈禧见这些条目中没有把自己当做祸首加以惩办，喜而同意所有条款，欲“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令李鸿章等按照“大纲”订立条约。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派奕助、李鸿章与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除向列强赔付本息共计9.8亿多两白银外，允许列强在山海关区至北京铁路沿线驻兵。通过该条约，帝国主义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完全控制了清政府，清政府则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原地区的工具，负责镇压中国境内的反侵略斗争，中国也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众对清政府不满情绪增长，清政府内部，李鸿章、袁世凯等洋务派在朝廷地位上升，他们主张改革，实施新政。为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改善并延续其统治，清政府也坚定了“变法”的决心，考虑改变其保守政策，开始发展工商业，进行改革。

运动口号

义和团运动之前，团民以反洋教为主，曾有过“排斥异端”“保卫圣道”的口号，以发动官役、兵丁、团勇、士人驱逐外国教会势力，但是遭到教会和清政府的联合打压。义和团在山东省兴起后不久，就先后提出“助清灭洋”“兴清灭洋”等口号。1899 年底，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与此同时，各地还出现了“保清灭洋”“顺清灭洋”等类似口号。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京津等地高涨起来后，“扶清灭洋”的口号被义和团团民普遍接受。

学者郑天挺认为“扶清灭洋”口号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华族的矛盾已发展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已暂时降为次要矛盾。但其将爱国和扶清结合在一起，具有一定消极意义。

历史评价

1900年时，清末改良派报纸《中外日报》发表评论称，义和团运动是党祸所致。认为义和团运动缘起于清廷的权利斗争。是和硕惇亲王爱新觉罗·载濂、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爱新觉罗·载勋四兄弟、他塔拉·刚毅及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想要惩办反对废黜光绪帝的西方势力，以达到排斥光绪帝等帝党的目的。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慈禧、刚毅等为达到除去外国势力以及义和团之乱的目的，通结“拳匪”发动的。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义和团当中不乏爱国者却很愚昧，使之最终被冠以恶名，无以自解于天下。清末民主革命人士邹容在《革命军》中认为，义和团运动和意大利加波拿里革命均是“野蛮的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为国民添祸乱。

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太深，但由于没有正确的纲领，想用大刀战胜枪炮以证明中国文明强于西方文明，并想要依靠清政府来“灭洋”，最终徒然牺牲。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1916年时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仇视新法进而仇视外国人的缘故才爆发的。

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学者郑天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挽救民族危机斗争的继续，同时也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总汇合。学者陈旭麓认为，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功不可没。学者杜耀云认为，义和团运动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失败原因

客观原因

义和团运动当中，团民多由贫苦农民组成，使用大刀、长矛、抬枪等落后武器，外国入侵者参战人员却多为海军陆战队成员，且使用枪炮等近现代武器。面对外国侵略者发动的战争，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掌权的慈禧虽与帝国主义在废黜光绪帝问题上存有矛盾，对义和团的力量也有所忌惮，想让两者相互消耗。因此，没有采取任何战争措施，且“宣战”后 又犹豫不决，4天后就下令停止围攻大使馆，嘉许南方督抚们与列强的“中外互保”。在天津保卫战后期，清军调转枪口，使义和团腹背受敌。

主观原因

学者郑天挺认为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作为农民阶级的一次反抗运动，它具有局限性，没有先进的领导组织，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不能对复杂的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也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纲领和斗争策略：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阶段，表现出笼统的排外主义。把保卫祖国与扶持清政府混淆起来，对清王朝的本质认识不清，高估了清政府剿灭洋人的决心，以至于腹背受敌。且义和团在组织上过于分散，常各自为战，缺乏统一计划与智慧，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还常依靠神灵符咒一类的东西维持纪律，鼓励团民英勇杀敌，而靠这种手段，不能长久维持队伍的纪律。马洪林也认为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情绪常通过念咒语、画符篆、占预言来表现，还宣扬咒语可避枪炮的概念，使团民陷入超自然的幻想，也为此造成许多无谓牺牲。

艺术作品

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

首播于1963年的英文电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首播于1975年的中国香港电影《八国联军》（Pa kuo lien chun），首播于1986年的《神鞭》，都提及过义和团运动。

参考资料

北京55日 55 Days at Peking (1963).豆瓣电影.2023-11-05

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 (1976).豆瓣电影.2023-11-05

神鞭 (1986).豆瓣电影.2023-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