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宋史》，元代末年由脱脱等所修撰的纪传体断代史，为“二十四史”之一。《宋史》以五代十国时期为起点写至南宋末年，讲述了中国将近三百二十余年的历史。始撰于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到至正五年十月修撰完成,历时仅两年半。全书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496卷,约500万字,是二十四史中体量最为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的撰修,以脱脱为都总裁，阿鲁图、别儿怯不花为总领,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为总裁,参加撰写的史官有斡玉伦徒等23人。
元代修撰《宋史》，以源出宋朝的史馆官修“国史”、“实录”、“会要”、“时政记”等及私修隶书、笔记杂史、遗事文集等为凭据，兼采众长，包含了众多的一手史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宋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史籍之一。但由于《宋史》成书时间短，在编辑撰次、史料采用、体例、史文表达等方面的不足仍受到历史学家的批评。
成书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元代撰修辽、金、宋三史，在当时有迫切的政治需求，是宰相脱脱改革旧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元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受到各种民族矛盾的冲击，政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元顺帝即位之初，脱脱的伯父丞相伯颜专权乱政，以蒙元为正统，采取了一系列排斥汉人、南人的政策，还主张废除科举，杀汉人，激化了社会矛盾，各地爆发了农民战争。元顺帝贬斥伯颜，起用脱脱，改革伯颜旧政，恢复科举，开经筵，选用儒臣劝讲，治理黄河，发展经济。
至正三年（1343年），为缓解社会矛盾，借鉴前朝兴衰的经验，维系统一政权，压抑民族思想，宣扬其政权的合理性，元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将辽、金、宋三个王朝列在同等的地位，分别以他们的年号修撰各自的国史。脱脱任都总裁官，关于正统问题，最终确定三史“各与正统”修原则。
作者背景
脱脱(公元1314一1355年),亦称托克托,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出身于元朝的名门望族，其父马札儿台曾任丞相。十五岁时,为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至元天历二年入觐后，累迁至御史大夫、右丞相。
脱脱能文善武、见识远大，不矜不伐，轻财好士，他主张开科取士，开经筵，选用儒臣劝讲，治理黄河，发展经济。脱脱的伯父伯颜曾任右丞相，专态凶虐，脱脱与其父改革伯颜旧政,并有贤相之称。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元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裁官,主持修撰三史，流传于世。在元朝末年的派系斗争中被弹劾革职，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为哈麻传假旨遣使赐死，脱脱自尽。
成书过程
元朝虽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将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也继承了下来。《宋史》、《辽史》、《金史》这三部史书都是元朝史官编写的官修正史。早在元朝建立之初，金朝王鹗等人就向孛儿只斤·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同时王鄂等金国遗老随即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但由于当时战事未平，并未得到重视。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军队攻克临安区，负责留守事宜的元朝大臣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王构说“国可败，而史不可灭。”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南宋灭亡后，元朝朝廷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后来因为朝野上下正统义例问题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宋史》、《辽史》、《金史》三史的编撰工作被长期耽搁。到了元顺帝时，在太平等人的一再建议下，元朝政府才最后下定决心纂修三史。而这一次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丞相脱脱作出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经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木儿塔识、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等人的奏请，元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自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正式纂修辽、金、宋三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宋史》的主要撰修者除上述揭傒斯等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
内容
《宋史》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有《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496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体量最为庞大的一部史书。
《本纪》记载了从赵匡胤到瀛国公二王的国家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它也是全书的总纲，采用编年体叙事。依次为太祖、太宗、赵恒、赵祯、英宗、赵顼、赵煦、宋徽宗、赵桓、赵构、赵昚、赵惇、赵扩、赵昀、赵禥和瀛国公二王。
《志》记载了有关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制、乐制、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艺文方面的内容，叙事详尽，内容丰富，尤以《职官志》、《食货志》和《兵志》见长，展示了宋代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面貌。
《表》以时间为线索，制作成表格，使史料更加清晰，观者一目了然。表中记录了众多人物和史事，内容范围广泛，不仅记载了宰辅、宗室世系，还进行品评，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它所包含的内容极广，记载的对象包括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宋史》的《列传》是占篇幅最大的一部分。由于《宋史》的撰写以义理判断为标准，推崇理学思想，因此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是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是《宋史》区别与其他史书的特殊之处。
版本
元至正本
元顺帝在至正三年三月下令同时修撰《辽史》、《金史》和《宋史》，以史为鉴。起初由脱脱等七人任总裁，协同二十余名史官修撰，后由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主持修撰工作。《宋史》修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成书仓促。至正六年（1346年）由元顺帝下旨在江浙行省刊刻发行，是《宋史》最早的一版。
由于《宋史》卷浩繁、内容庞杂，多达五百万字，在元顺帝年间刊刻发行的数量不足一百本，故现在的元至正本都是残本。在明朝中叶时元至正本已经很难见，仅在内阁藏有元至正本一部二百六十册、一部二百八十册及一部二百二十五册。在清末时，内阁所藏正本在整理档案时得见于世，但并非全本。该版本形制为细黑口、四周双边，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直至近代，国家图书馆仅存两部，分别为十六卷和一百二十七卷，山东杨氏海源阁亦藏有一部。
明成化本
明成化十二年至成化十九年，进士朱英任两广军务总督，他曾两次得到《宋史》元至正本的抄本，第一次在福建漳浦布政使家藏卷本中寻得残缺抄本，后在浙中得到至正本善本，称浙中善本。通过陈布政使家藏抄本和浙中善本的相互补充、印证、对校，在朱见深成化十六年刊刻完成，沐英为之作序。该版本形制为黑口，四周双栏，而它与元至正本的形制区别就在于它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这两字的区别，是辨别元至正本与明成化本的关键之处，且明成化本的刻工和编制与元至正本相比较为粗率。由于至正本稀缺，且书商将朱英为成化本所做的序删掉，使得许多藏书家误认为自己所藏为元至正本祖本，如陆心源、丁丙等诸家藏书目录中都有记载。
明成化本在明清两代多被私人收藏者修补校勘，与其旧本原貌已相差甚远，现存于南京、辽宁省、上海市等地区的图书馆内。在明清之后的《宋史》版本，大多都以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为底本，而这两个版本的祖本的全本已不得见。
明嘉靖南监本
《宋史》南监本是在嘉靖十一年成书的《二十一史》之一，其中《宋史》在嘉靖三十六年补刊。南监本由嘉靖年间锦衣卫闲住沈麟提出校勘历代史书，张邦奇、司业江汝璧担任校修。《宋史》南监本直接使用明成化本完好的七千七百余面旧版书板，并补充成化本中的残缺模糊的书板，由这两种新旧书板拼接集合成南监本《宋史》。
在版本形制上，南监本与成化本却有很大区别，南监本版心为上细黑口、下白口，字体未统一，且页面多浸染，因此南监本又被称为“大花脸本”，易于辨识。南监本《宋史》并未受重视，校勘尤为不精，误字漏句连篇。清代藏书者又多以南监本误为成化本。南监本《宋史》如今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有存。
明万历北监本
北监本于朱翊钧万历年间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四年由国子监依照明嘉靖年间南监本的内容，重新刻板刊印，即北监本《二十一史》。这次刊印弥补纠正了南监本的缺陷，即全书版式不一、字体混乱、页面杂乱等问题。但北监本依旧不注重校勘，讹误繁多，史料可信度不如南监本。现北监本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处。
毛晋汲古阁本
明末清初私人藏书楼刊印的版本。顺治帝顺治年间，著名藏书楼毛晋汲古阁依照宋元旧版刊印《十七史》，其中包括《宋史》，此本在清朝前期刊印发行，但刊印数量极少，在爱新觉罗·载淳同治时期还有少数流通于市面上，但现在已经不可见，也很少被提及。通过专家考证，推测毛晋汲古阁本的版式为具扁方体字、版心下刻“汲古阁”字样等，与元至正本的版式相似。
清武英殿本
清武英殿本的刊刻历时久远、影响颇大，可分为《二十一史》和《二十四史》两套丛书。清武英殿本在清高宗乾隆四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四十七年进行过修改，学术界以乾隆四年的武英殿本为宗。乾隆四年的武英殿本以明监本为底本，重新刊印《二十一史》，并且还增添了《旧唐书》和《明史》两部，实际上是《二十三史》，由乾隆在十二年制序名。乾隆四年的殿本对于《宋史》校勘不精，内容基本翻刻明朝北监本，承袭了北监本的各种讹误，清代学者多有批评。在乾隆十四年，爱新觉罗·弘历下令把宋、辽、金、元四史中的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制度名重新做翻译，在乾隆四年的书板上修改。至乾隆四十七年，统治阶层借翻译修改辽金元三史之机，对各代国史的内容也任意修改，包括改变原文之意、误改误判等。因此乾隆四年的武英殿本被学术界推崇。
局本
由于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历史学的发展，殿本的流传甚广。清德宗光绪元年，金陵、淮南、浙江省、江苏省、湖北五个书局合刻二十四史，由杭州浙江书局负责据殿本翻刻《宋史》，即局本。清代时期，广州市新会、上海同文书局、杭州竹简斋、湖南宝庆三味书坊、五洲同文书局、中国图书集成局等对武英殿本翻刻、影印。民国时期，上海涵芬楼、上海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也进行影印、排印。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是于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印，是由近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张元济遍寻各代史书的私藏或公藏书籍，搜集了各代国史的不同版本，最终合集而成的。该本由清朝内阁大库所藏元至正祖本与明成化本两个权威版本作为底本，同时又与武英殿本作对校，修改了一些讹误、脱漏的地方，经过相互补充、影印而成。百衲本是当时所有存世的版本中较为标准的版本。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宋史》经过张元济的校勘，于民国二十六年出版，较为权威可信，在民国时期为学术界所推崇。张元济将校勘的版本异同、文字讹误等整合，写成《宋史校勘记》。
中华书局点校本
中华书局点校本在新中国建立后由中华书局组织校勘发行。点校本《二十四史》包含《宋史》，是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基础上再次校勘的产物，其中《宋史》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采用了叶渭清的《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的《宋史校勘记》中的稿本的成果，并且参校了清武英殿本和光绪年间的局本。同时还进行了本校和对校的工作，在句读不通，语意不顺的地方作了校正，并在校勘记中作了记录。中华书局点校本有许多著名的宋史专家参与校勘，如聂崇岐、罗继祖、邓广铭先生等。由于校勘精细，是目前最好的《宋史》版本。
特色
叙事详尽生动
由于宋代统治者重视文化发展，注重总结前朝经验教训，宋代的官修史书卷帙浩繁，记录详尽。同时，又因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书籍的印刷和传播更加方便，因此当时民间学者私修史籍也十分兴盛，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历史记载应有尽有。
在这种背景下，元代官修宋史有着非常丰富的史料来源，通过整理和修撰，叙事生动而详尽。如《宋史》的《忠义传》为了实现教化功能，激励忠义人士，在写人物传时不同于过去的人物传侧重于客观记录忠义人士殉国时的原因、过程等，对于人物的感情、心理状态描述极少，《宋史》的《忠义传》有着浓厚的文学色彩，注重表现出忠臣烈士在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时的场面，突出人物的心理、动作、语言和行动描写，达到鼓舞人心的效果。
史料丰富
元朝末期史臣修撰《宋史》兼采众长，史料来源十分广泛复杂，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主要依据有宋朝撰修的官方著作，如太祖、太宗、赵恒的《三朝国史》，赵祯、赵曙的《两朝国史》，赵顼、赵煦、宋徽宗、赵桓《四朝国史》与赵构、赵昚、赵惇、赵扩《中兴四朝国史》等四部国史和官修起居注、会要等，同时还采用了大量私家著述，如行状、墓志、家传之类私家文字，又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宗实录》、《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通考》等。《宋史》将重复部分删除，并进行对比异同而成，同时还补充了宁宗以后的史事，弥补了南宋宁宗后宋朝国史记载残缺的缺陷。在以史为鉴、维护统治的目标指向下，保存了大量系统而多样的史料。同时，由于宋代国史的很多书目早已失传，《宋史》的部分内容为现存的唯一史料。
《宋史》是在宋代官修《国史》的基础上增删整理而成的。但《宋史》并非对《国史》进行全本的誊抄，而是参照其他史籍综合而成，从这一角度来看《宋史》是以宋代《国史》为蓝本，许多史料具有原始史料的价值。
体例完备
《宋史》沿袭纪传体，由本纪、列传、表、志四部分组成，同时列传的编撰原则和体例也有改变，包括在《忠义传》、《四夷传》的变化。《忠义传》的撰修体例和入传标准随着元代的理学伦理化、世俗化而改变，以义理为忠义的判断标准，如忠义观念的核心要求臣子“不事二君”、顺承君主。在此标准下，无论身份高低，都能进入忠义传，使得《宋史·忠义传》成为各史书忠义传中入传人数最多，地域最广的一部。这种《忠义传》的撰修体例和入传原则开放而明确，对明清时期正史和地方忠义传记的编撰有着深远影响。
汉唐时期的官修史书以《四夷传》囊括了少数民族和域外政权，而元人修《宋史》将“外国”与“蛮夷”二传分立。这种列传体例的变化，开始从史籍中区分国内的少数民族和域外的政权，体现了了宋元时期民族认知的发展，元人修撰三史是以非汉族的身份，使得元朝史官更为关注“汉族圈”以外的少数民族。《宋史·蛮夷传》和《宋史·外国传》的分开，反映了宋元时期对少数民族和域外政权的认识逐渐加深。
体量庞大
《宋史》的篇幅居二十五史之冠。其中列传和志所占的篇幅最多，远超前代的官修史书。全书共二百五十五卷列传，约占全书最大篇幅；共一百六十二卷列传，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宋史》的列传共收入两千多人，包含后妃、宗室、道学、儒林、文苑、忠义、隐逸、方技、外戚、宦者、奸臣、叛臣、世家、外国、蛮夷等，基本囊括了两宋时期的重要人物。《宋史》的志书包含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艺文十五志，叙述详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
思想
推崇程朱理学
由于元代理学北传，程朱理学对于《宋史》的修撰影响深刻，《二十四史》中只有《宋史》在《儒林传》之外分设《道学传》，元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在元仁宗时定程朱理学为官学，因此《宋史》的编撰在义理标准、是非标准和评判史事和人物的标准等方面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四库总目》中对《宋史》的评价即“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宋史》的本纪和列传都以理学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如在“本纪”中对荒废政事的赵昀的评价是正面的，因其推崇理学；在“列传”中对张浚听信谗言、错杀良将等污点避而不谈，只因张浚是有“东南三贤”称号的理学大师；因史弥远擅杀了当时贬低理学的韩侂胄便将奸相史弥远排除在《奸臣传》之外。
重忠义
重忠义在《宋史忠义传》的纂修中体现了这一原则。元朝末年由于政治腐败，各地都在酝酿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政局动荡。元顺帝为缓解民族矛盾，维护统治，下令修撰辽金宋三史。《宋史》中对前朝忠臣义士大加赞扬，激励忠烈报国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强化忠君报国的忠义之风。同时《宋史·忠义传》不以身份高低为入传标准，无论是官员还是庶民，都可以入传。为了凸显忠义气节，”忠义传“的人物刻画还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注重刻画烈士与敌抗争时的心理、语言等活动，使得忠义之士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更能起到强化忠君报国、不事二主的行为。重忠义是元朝末期的现实政治需求。
以史为鉴
《宋史》的撰修体例和内容具体而鲜明地体现了“以史为鉴”，服务于现实的原则。从时代背景上看，元朝末期的政权不稳，元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受到各种民族矛盾的冲击。元顺帝为维护统治，宣扬政权的正统性，稳定民心，压抑民族情绪，下令修辽、金、宋三史，通过修史，借鉴前朝的治政之道来挽救当时元朝飘摇不定的统治局面。《宋史·忠义传》中对前朝的忠义之士秉笔直书，大力赞扬便是元朝统治者为鼓励忠义之风、稳定政权的手段。
评价
正面评价
《宋史》保存了北宋至南宋的大量相当系统的原始史料，是研究宋代历史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史籍之一。《宋史》的史料来源丰富，兼采宋代的四部国史为底本，加以综合，还取材于实录、日历、墓志、行状、私人著述等。《宋史》的部分类目是现存宋代史书中都没有的，记载了宋朝赵昀之后的诸多史实，补充了宋代国史后期的空缺，体现了其史料的丰富性。同时，《宋史》的史料丰富性还体现在细节之处，《宋史》注重对历史事件细节的描写和对历史人物心理、动作的描写，叙事相比宋代其他史籍更加详尽。由于其成书时间仅有两年，大多宋代史料都是以原本的面貌被保存下来，《宋史》是了解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重要途径。
不足之处
《宋史》由于成书时间仓促，校勘不精，书中存在许多讹误错漏和史实错误，因此明清以来一直受到历史学界的严厉批评,因此在使用《宋史》中的史料时，需要使用者多加警惕。
违背历史编撰传统
《宋史》改变传统，将原本应该与“本纪”“列传”并列的“世家”列在“列传”之下，并且还将“道学”从“儒林”中分离出来。由于《宋史》编撰者不讲究历史编撰原则，导致记事混乱，不分次第。如《〈宋史〉考异》中指出李韶、吴渊、贾似道等人按例不应列于“宰辅表”中；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中也指出“本纪”和“表”存在相关史实缺漏。
断限不当
断限即确定史书记载的史事的起止年代，为证明政权的正统性，史书的编撰要明确记载断限之内的史事。《宋史》记载了许多不可入此书的史事，如李慈铭指出《宋史·李谷传》应载于《五代史》，因李谷在宋朝并未做官，是周代的名臣；又如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也指出《宋史》对数十人的记载颠倒了时序，未将杨业、周惟简等仕宋的五代十国人列入宋臣传。
编次不当
由于《宋史》内容庞杂，史料繁多，因此在内容的分类和顺序上的安排存在问题。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校订了“列传”中遗漏残缺的问题，认为元代史官编撰时不加考究，任意排列列传人物的次序，分类杂乱；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也指出《宋史》中存在一人有两传，次序颠倒的问题。
书法不当
史书的用字应当谨慎，符合义例，而《宋史》的书法在前后文多有矛盾。如对官职相同的人应用不同的书写，石守信等使相书而同为使相的陈洪进却书卒。史书规定在“列传”中，如果该传所写之人的父辈或祖辈也有立传，那么就无须再写他的籍贯，而《宋史》中却多次出现重复写籍贯的问题。由于《宋史》成书仓促，史官在修撰时对史料缺少处理和剪裁，清代学者靳荣藩就指出《宋史》中史官将宋朝称为“国朝”，这与元代史官校勘不精有关。
褒贬失实
南宋灭亡后，元人搜集了较多宋代的野史、笔记、文集等私史和行状、墓志、神道碑等资料。《宋史·列传》较多取材于私家著述或转录日历、实录的附传、神道碑等，同时《宋史》推崇道学,因而列传中多有褒贬史实、史实错谬之处。如韩诧胄因禁理学而列入《奸臣传》,而奸臣史弥远因弛理学之禁，《宋史》对其恶避而不书,曲笔修史,是非不公。钱大昕先生对此也提出批评，认为史弥远之奸,远远过于韩诧胄,却不在《奸臣》之列，并且对史弥远谋废济王事讳而不书，褒贬失公。
官修“正史”基本上都是前详而后略，原因在于历代皇朝都是由兴盛繁荣走向衰亡没落，在皇朝前期的修史活动往往频繁且私史勃兴，而后期的修史活动仓促，“国史”残缺,私史零落。《宋史》同样如此，对南宋赵扩以后的史实记载尤为简略。《宋史》对南渡七朝的记载繁冗无法,不如对北宋九朝的记载完善。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南宋高、孝、光三朝之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元代史臣迫于期限,草草收局,并未对南宋的日历、实录认真加以整理；另一方面是由于南宋赵昀以后,宋人未编纂国史，元修《宋史》无底本可抄。
影响
政治影响
《宋史》《外国传》和《蛮夷传》的分立体现了民族意识的发展。元代以前的正史将内部少数民族和域外的政权统一列入《四夷传》，而《宋史》这一体例的变化，即从结构和性质上将周边的不同族群有了新的区分，认识到内部的少数族群与域外的政权是不同的，体现了宋元时期“中外分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史官从内容与结构上开始表现出对民族观念和世界观念的变化。对于同是周边族群的少数民族和域外政权能够有质的区分，“华夷秩序”开始改变，从以前的认为中国为单一的中心而周围都是同质化的边缘，逐渐认识到周围的域外政权也是一个相对的中心。葛兆光先生也指出这种区分内与外相区分的编撰体例说明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更新，宋元时期开始对少数民族的认知更加理性和客观
史学影响
对修史的影响
《宋史》学自明清两代产生、兴起，直至今日，获得了丰富的成就，《宋史》的校勘和重修也一直是热门研究领域。明代的《宋史》改修,多从狭隘的民族观念出发，受政治影响大。自正统开始至万历年间,私家修《宋史》成书的仅有三家：柯维骐的《宋史新编》、王惟俭的《宋史记》、王洙的《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之书,将元代所修宋、辽、金三史合而为一,尊宋室为正统,置辽、金于《外国传》,褒贬去取,一尊《春秋》义例，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万历至乾隆间,改修《宋史》仍有数家,如汤显祖、顾炎武、黄宗羲、刘同升、全祖望、陈黄中、邵晋涵等。陈黄中成《宋史稿》二百一十九卷,为明清改修《宋史》著述中一部巨制,但是其书稿未刊而散失,因此重编《宋史》的众多作品中《宋史新编》当是首选。
乾隆时期改修《宋史》的学者有陈黄中、钱大昕、章学诚、赵翼、邵晋涵等，代表作品有陈黄中的《宋史稿》、陆心源的《宋史翼》和邵晋涵的《南都事略》。在众多的学者中,钱大昕极力倡导重修《宋史》,搜集了广泛的两宋史料，其弟子邵晋涵的《南都事略》便是受到钱大昕的指导和影响。众多修《宋史》的作品中仅有陆心源的《宋史翼》保存下来，其补充了《宋史》中众多的失载人物，为宋史研究提供便利。在长期的校勘和重修《宋史》的过程中，校勘与理论并重，发扬实事求是之风，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系统的考据方法，促进了校勘学的发展，提高了历史学的地位。
对宋史研究的影响
宋代的大量的官修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保存了大量原始史料。元朝政府在为宋朝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关于宋朝的私人著述、笔记、文集等。《宋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为后人研究宋史提供便利。
对校勘的影响
乾嘉时代,考据学兴盛,以钱大昕、赵翼、王鸣盛、邵晋涵为代表的史学家对《宋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勘。乾嘉史家校勘《宋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校勘特色，采取灵活多元的校勘法，在古籍版本的基础上还采取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勘法，成绩斐然。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中的《〈宋史〉考异》对《宋史》文字上的校勘、考订,以及史事上的补遗、辨异做出很大贡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的《〈宋史〉札记》尤其关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内容，考史与论史并重，在清代乾嘉时期校勘《宋史》的著述中独具一格。王鸣盛《蛾术编》中对《宋史》的人物、典章制度、史事进行校勘，考订分析了《宋史·地理志》的错误原因等，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