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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通义

风俗通义

《风俗通义》是东汉末著名学者应劭所著，是一部以考评历代名物制度、风俗、传闻为主要内容的著作。《风俗通义》视野开阔，题材广博，既有对礼乐祭祀等国家大典的记述，也有对民间传闻、鬼神信仰的辨正，还有对古今人物的评论，涉及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后世研究汉代风俗和鬼神崇拜的第一手重要文献资料。

应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对《风俗通义》进行分类，原书正文三十一卷，录一卷，共三十二卷。现在仅存十卷，每卷为一篇，每卷的前面都有总题，说明此卷的创作动机及主旨，各篇之下又分子目。目前现存十篇的篇名分别是《皇霸》《正失》《礼》《过誉》《十反》《声音》《穷通》《祀典》《怪神》《山泽》。根据北宋苏颂的记载，《风俗通义》在当时已经亡佚的二十篇篇名为：《心政》《古制》《阴教》《辨惑》《析当》《恕度》《嘉号》《徽称》(或作《秽称》)《情遇》(或作《恃遇》)《姓氏》《讳篇》《释忌》(或作《释忘》)《辑事》《服妖》《丧祭》《宫室》《市井》《数纪》《新秦》《狱法》，如果全书能留存至今，一定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风俗通义》不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它语言精美、小说式叙述方式对书中一些涉及神鬼、人物的描写，初步具备了魏晋志怪、志人小说的特点，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巨大。

书名

《风俗通义》中的“风俗 ” 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从词汇的形成过程来看，风俗就包含着自然风土、国风谣谚、政治教化、社会风习、民众好尚等诸多内涵。应劭在本书的序中为“风俗”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风者，天气有寒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指民众的日常行为或受自然环境的限制，或受上层统治者的影响，表现在形体、声音、行为各方面的差异现象。同时也指出“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圣人的教化能够使民众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 “咸归于正 ”。因此，应劭认为“风 ”、 “俗 ” 是圣人教化前的本俗，而移风易俗是国家统治职能的重要内容。

“通义”则是从理论（即义理）上进行阐发的理论文体，它是汉代经学家阐释经书创立的一种体裁，具有结构明晰，自成一体的特点，这也是编撰本书的文体，故名《风俗通义》。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该书写作于“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的东汉末年，现实政治秩序已然瓦解，由皇权施行的教化已无从谈起。民众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舆论放任自流，民间有很多虚假传闻，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信以为真，极大的干扰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 “辩风正俗 ” 就成为迫切的问题，应劭决定写一部书系统地“辟谣”，批判虚妄言论，以正上下视听。

作者背景

应劭（约153—198年），字仲远，一作仲援或仲，汝南南顿(今项城市)人，东汉末学者、史学家。应氏一族文以家传，自高祖应顺起，家族俊彦辈出，连续几代人在文章学术领域颇有成就，著名“建安七子”之一的应玚就是应劭的侄子。

应劭年少笃学，博览多闻，他坚持经世致用、弘道正俗的为学理念，坚守儒家传统价值，将治学与仕宦密切结合，明确提出“国之大事，莫尚载籍”。特别是在东汉末年经军阀混战，国家典籍悉数毁于兵火之际，应劭肩负重修典制、重整朝纲的使命，撰修成包括律令法制巨著《汉仪》等诸多典籍，因此，东汉末有“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一说。同时，应劭发现东汉末学术发展虽然成果繁多，但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辞繁杂，而与儒学要旨越来越远；二是只注意儒学在知识界的传播与发挥效用，没有注意要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起应有作用，导致社会生活出现一些积非成是的价值导向。于是论述风俗的含义以及风俗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成为当时社会环境下整顿风俗的必要。

根据范晔«后汉书»记载，应劭生平著述共有十一种，共一百三十六篇、卷，可惜这些书没有能保留下来，除 «风俗通义» 外，现在可以考知的有 «状人纪» «中汉辑叙» «驳仪» «汉仪» «汉官» «礼仪故事» 等数种另有 «汉书集 » 一种。

内容

《风俗通义》依据原始儒家理论，分别考古论证了古代历史、礼乐祭祀、人物评论、音律器乐、山川河流、怪异传闻等方面内容，在叙述具体风俗事象的同时，我们还看到很多应劭对事物的评议以及所产生的新的思考，帮助我们对风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更明晰的认知，使得风俗和政治的关系更加具体化，让我们从多个侧面反映了东汉末的社会生活情况，进一步丰富了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为“辩风正俗 ”提供了阐释与拓展的空间。

全书目录

作品思想

辨风正俗

应劭撰著本书是为了“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风俗通义》主要从4个方面进行了正俗“辟谣”：一是人们对典籍的错误理解；其次是史书中的误记滥记。三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不实传闻；最后是民间大量鬼怪神妖的灵异故事。应劭希望能圣人那样挽风俗于迷惘之中，以此来扭转风气，改变社会乱象，树立一套符合儒家伦理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从而帮助东汉摆脱危机，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

崇儒尚礼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朝廷式微，与孔子所处的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有相似之处，因此应劭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征引《尚书》《论语》《仪礼》《周礼》《礼记》等经典申说孔子“复礼”的主张，为“辩风正俗”和品评人事提供理论依据，强调礼制所规定的宗法等级、尊卑秩序，同时阐释“圣贤”被儒家膜拜的缘由，从而希望规范世人的价值取向，重新树立儒家的礼义制度。

后世影响及作品价值

《风俗通义》中提出“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的观点成为中国治国理政的首要之务，历朝历代的国家治理者都将辨察风尚、匡正民俗放在第一位。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风俗》一文指出：“安利之要，不在于它，在乎正风俗而已。故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可见，社会风气、风俗好坏影响人的思想，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精神价值

《风俗通义》对社会风俗通过文献考证、走访亲历、据实分析、训、合理推理等方式进行考察和剖析，显示出很强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求实精神；同时将寓教化于褒贬评论中，对东汉末年的陋俗和虚伪之风进行了批判和揭示。

史学价值

《风俗通义》在考辨名物、订正俗讹的基础上，关注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习俗，同时对士人官吏的道德行为风尚进行了记述评论。不仅为了解汉代以前的民俗生活提供了详实资料，也丰富了人们对历史人物认识。

文学价值

《风俗通义》吸收、继承了史传中的诸多小说因素，将民间传说、奇言怪事与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相结合，真假相掺，虚实相伴，因果分明，为中国小说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奠定了基础。

《风俗通义》集中笔墨对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某一点进行着力刻画，勾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人物的特征与精神追求的写作方式开志人小说之先河，对后来魏晋志人小说产生很大影响。

历史评价

刘宋的历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应劭列传》中说：“（应劭）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不典，是说这部书的文字不够典雅;洽闻，则是肯定这部书内容丰富，涉猎广泛。

《晋书·王隐传》记载：“应仲远（应劭的字）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邕作《劝学篇·荀子》，史游作《急就篇》，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其中“不朽”二字，足以说明《风俗通义》具有极高价值，也是对此书很大的赞赏。

元人李国在为《风俗通义》的《题辞》中写道： “ 上行下效谓之风 , 众心安定谓之俗 , 移风多易俗 , 在则人 , 亡则书 , 此应助《风俗通义》所由作也。 ”

当代国学大师王利器高度评价之:“应氏此书，不仅为论述此问题之权舆，抑且为董理汉代风俗之第一手材料” 。

不同版本

《风俗通义》自东汉末成书，至隋唐时，尚保存完整卷，共三十二卷，其中录一卷。北宋时期已经遗失很多篇幅，赵顼元丰年间，苏颂将官方和私人藏本互相校对，考证篇目，写定为十卷。南宋嘉定年间，丁黼在余杭区得到会稽郡陈正卿藏本，将其抄录；然后在中都又得到馆中本和孔复君寺丞本，以这两个本子与原抄本互相参校，“始可句读”，在州将书稿雕版印发。这就是嘉定十三年刊本，为后世所传元大德刊本祖本。

元大德本

关于元大德本，存有两刻版本的说法。源自潘景郑先生在《著砚楼书跋》中记载：“《风俗通》，以元大德本为最古，大德本有两刻，一大字本，每半页9行，行17字。一小字本，每半页10行，行16字，即拜经楼藏书，归吾家滂喜斋者。……吾家滂喜斋所藏元大德锡山学官毛希圣刻本，智者绝少，其佳处且不让大字本也。”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通行刊本《大德新刊校正风俗通义》十卷，是元大德中，刘平父得丁黼本，重新刊印于无锡州学。原为常熟铁琴铜剑楼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此本四周双边，黑口，每半页9行，行17字，前有大德九年元中议大夫、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副使谢居仁题辞及大德十一年元太中大夫、行都水监李果题辞。与《著砚楼书跋》所说的大字本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