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西南城厢街道湘湖村。遗址面积近15万平方米。经过1990年、2001年、2002年三次发掘。发现了建筑遗迹、独木舟及其相关的重要遗迹，出土遗物有大量骨器、木器、石器、陶器和一些动植物遗存。经过碳十四标本测定，遗址的绝对年代在距今8000年～7000年左右，是迄今为止在浙江省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其独特的文化面貌是继河姆渡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跨湖桥文化遗址出土骨、稻谷，年代超过河姆渡遗址与罗家角遗址，将长江下游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又提前了一千年，为农业起源的研究增加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为研究整个长江流域文化格局以及以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跨湖桥遗址作为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地，是跨湖桥文化中内涵最丰富、遗物最多的遗址。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意义
湘湖成湖于宋代，由于长期湖底淤泥沉积，遗址表土厚达3—4米，因而遗址内的文物保存比较完整。1990年至今，跨湖桥遗址经过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木器、石器，以及人工栽培水稻等文物，经测定，其年代在7000--8000年间。由于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非常独特新颖，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2年11月，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独木舟及相关遗迹，这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舟和相关遗迹。2003年5月，在湘湖的下孙自然村又发现了与跨湖桥文化同类型的遗址——下孙遗址。
2004年12月，在有全国11家权威博物馆和考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的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专家组成员严文明代表参加“跨湖桥”考古学术研究会”的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8所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11家权威的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机构的35位专家学者，宣布“跨湖桥文化”正式命名。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将浙江省的人类文明史提到了8000年前，打破了长江下游原来所认识的史前文化格局，证明了浙江的文明史是由多个源流谱系组成的，为研究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跨湖桥文化”的命名，意味着它将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遗址等史前文化并驾齐驱，成为浙江日前年代最早的考古文化概念，这是萧山区文物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我区文化事业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对于进一步丰富萧山文化内涵，提高萧山知名度，扩大萧山对外交流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萧山区委、区政府决定结合湘湖开发，在跨湖桥建立遗址公园，当前，跨湖桥遗址保护主要要做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等工作。同时，加大跨湖桥文化的宣传力度，积极开发与跨湖桥遗址相关的文化产品，使其为萧山各项事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介
遗址经历了1990年、2001年、2002年等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竹)器、骨角器，发现了灰坑、黄土台、残存墙体等建筑遗迹，尤其是发现了独木舟及相关木作加工遗迹。专家确定为一处内涵丰富、文化面貌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遗址的位置处在于古湘湖跨湖桥西，且在跨湖桥自然村中，故把遗址定名为“跨湖桥遗址”。由于有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并在专家建议下，于次年5月举办了影响深远的“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新闻发布会”和“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2002年又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早于河姆渡遗址，文化面貌独树一帜，不同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是一种新的发现。遗址内涵丰富，特征明确，整体性强。除跨湖桥遗址外，还在附近地区发现了与跨湖桥遗址同类型的下孙遗址，并对下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2004年12月召开的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上被命名为“跨湖桥文化”。
基本资料
距今历史：7000-8000年
考古地位：是浙江省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为探讨长江中游和下游的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当时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格局以及此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其器物特征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已知的各支考古文化，是一支全新的、独立的文化类型。
浙江省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区西南约4公里，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与浦阳江流经这里。遗址及周围地区是古湘湖，现已大部分淤积，正是这些三四米厚的湖床淤泥有效地保护了下面七八千年的古老文化。跨湖桥遗址发现以来却受到了“冷落”，直到2004年，跨湖桥文化才作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被考古界所确认。
历史沿革
跨湖桥遗址处在旧湘湖湖床的下面，早在20世纪初，湘湖就已经名存实亡。古湘湖湖底千百年来形成的淤泥，成为制造砖块的优质原料，淤泥保护了跨湖桥文化，也同样使这古老的文化遭受了严重的灾难。
1970年前后的某一天，湘湖村的村民听到一个消息：杭州砖瓦厂要在冷饭滩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取土点。消息一传开，湘湖村村民连夜突击，围堤抽水，抢占阵地。当时冷饭滩一带属于无法正常耕种的沼泽地带，取土的第一步必须围堤抽水。那一晚，一家新的砖瓦厂诞生了，这就是后来的萧山城厢砖瓦厂，挖土制砖的人们便在不知不觉中蚕食旧湘湖底下的这座文化宝库。
跨湖桥真的是河姆渡遗址的“后辈”？参加跨湖桥遗址发掘的工作人员不愿意相信。但由于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文物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跨湖桥遗址重要性的认识，研究工作未能进一步深入，跨湖桥遗址就在这些怀疑中被“冷冻”了十年。就在它受“冷落”的几年间，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发掘现场已遭到破坏，考古学家再也难以找回这一远古人类的居住区。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浦阳江流域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调查，调查步骤是从上游往下游走，跨湖桥是调查的最后一站。12月20日，考古调查队来到跨湖桥进行试掘，没有新发现。几天后，根据当地民工的指引，转移到取土坑东部继续探掘，终于发现了文化层堆积。这时，这一地带已经被列入砖厂冬天的取土计划，为了保护遗址，考古队马上决定再一次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次发掘于2001年5月正式开始，发掘的面积并不大，仅为350平方米左右，却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出土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河姆渡遗址、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址，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为了再次给跨湖桥的文物测定确切年代，考古队把取到的标本送到北京大学等5个不同的权威机构进行科学测定，测出的数据达28个之多。得到的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这些科学研究无可辩驳地说明，跨湖桥文化距今为7000至8000年。“冷冻”了十年的跨湖桥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入选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次发掘还传出一个“垃圾堆里捡珍宝”的美谈，因为这次发掘挖出了一个远古垃圾场，而品种繁多的千古垃圾又是传递古人生活、生产、思想、文化等重要信息的载体。古人往往将村落临水的湿地当作倾倒垃圾的场所，跨湖桥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结果，再次证明了这点。出土的大量牛骨、鹿骨等正是古人吃剩的垃圾；大量的陶器碎片正是古人的遗弃物；破碎的骨耜正是古人丢弃的已不能使用的生产工具……
但跨湖桥文化却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古人遗弃的垃圾，跨湖桥遗址在第一次发掘中，就已发现了建筑遗迹和多处房屋遗迹。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两座贮藏窖，里面贮满了橡子，这是古人贮藏的食物。显然，第一次考古发掘，挖到的是古跨湖桥人的居住区。?结合前后两次的考古成果看，跨湖桥是一个完整的文化遗址。
这次发掘的结果使跨湖桥遗址作为独立的文化类型引起国内专家的极大兴趣，为了补充更多的资料，同时也是为了抢救地下文物不受进一步破坏，2002年9月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跨湖桥遗址的第三次发掘。
由于跨湖桥遗址被破坏严重，第三次开挖的探方大多处在遗址的破坏边缘，所以大都不完整，实际发掘面积约350平方米。但就在这里，却“驶出”了人类最古老的独木船。
考古工作人员以前就听村民说在这一带发现过木船，跨湖桥的发现者郑苗也曾报告发现过“小船”，但在前两次发掘中并没有发现古船。跨湖桥真的有古船吗？考古队暗暗地把寻找古船的踪迹作为这次发掘的目标之一。
最早发现古船的蛛丝马迹是在11月11日，当时考古人员正在探方里整修台阶，在地下第9文化层里，突然发现了一个木制品，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木船的一个角。一下子，在场所有人的精神都振奋起来，似乎重大的发现立刻就要揭晓一般。随着清理面积的扩大，独木舟的一个凹面显露出来。因为早就相信这里有古船，这个发现让现场的考古队员兴奋异常：“我们发现了独木舟！”
经过不断发掘，在相临的三个探方里都发现了船身。独木舟的船头直到19日才被发现，由于当时船身中段还埋在一个隔梁里，而且船宽度不一，所以还以为这是两条各长2米多的独木舟。21日，考古队员打掉了中间的隔梁，世界第一古船的真面目才完全地展现在今人面前，而且长达5.6米。在这条独木舟的两侧，还发现了许多木棍，专家推测这些木棍是用来固定或支撑独木舟的，并推测这里是一个独木舟的生产或修理作坊。
2003年10月初，考古学家再次对跨湖桥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从2002年发现的遗址东侧开始，出土了一批陶器、木器、骨器碎片，其中有一只保存完整的骨哨。考古人员希望通过对跨湖桥遗址的深入发掘，更全面地了解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遗址文化。
目前，对于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仍在有序进行。
出土文物
黑陶豆
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等，还在遗址中发现了灰坑、黄土台、残存墙体等建筑遗迹。由此，专家确认跨湖桥遗址是一处内涵丰富、文化面貌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在出土的文物当中，陶器最为精致和独特，其制作的精致程度要高于河姆渡遗址时期，除器形规整匀薄外，主要指软陶泥与徐进陶工艺。彩陶保存的鲜艳程度十分好，而且发现的完整器物较多，彩陶的分布位置及组合形态也十分清晰。
陶器的彩饰分为厚彩和薄彩两种，都施于均匀细腻的陶衣上。薄彩一般施于圈足盘的内壁，有红、黄、黑等色，从口沿向内垂挂的环带纹、半月纹最为普遍。另外，还有一些双腹盘从上到下分层设组，各有题材，十分讲究，专家推测这类器物不是实用器皿，而已经被充任礼器、祭器。最有特色的是厚彩，施于器物的外部，如罐的肩颈、圈足盘的圈足等位置。彩纹一般为以圆形镂孔为中心的放射线，肩颈部位多以组合纹饰出现，其中“太阳”纹引人注目。在手法上，点彩别具个性，往往与条纹、波浪纹相配合。厚彩材质似乎加了某种作为粘合剂的泥料，脱落后留下的乳白色痕迹仍旧清晰可辨。
徐进陶一般见于豆、罐两类器物。浙江省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很多泥质黑皮陶，初见很容易相混，其实胎质完全不同，外露的光泽也是不一样的。跨湖桥出土的这种黑光陶主要是一些红内黑的器物，如钵类器，内壁十分光亮，为江南其它考古学文化所不见。专家推断，这些黑光陶除了应用还原焰烧造技术外，还经过精心的打磨。器物上常见周正的弦纹、棱纹，分明使用了轮制技术。考古界一直认为距今6000多年前才有了慢轮修正术，跨湖桥出土的陶器却把这一时间推进了1000年。
跨湖桥陶器的群组合也十分新颖。从器名上看，也只有釜、罐、钵、豆、几种，但形态却完全是新的。如钵型釜、扁腹双耳罐、盅型钵、双腹豆。而且纹饰也愈加丰富与成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拍印的方格纹的出现，在以往的浙江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这种纹饰从未出现过，但在跨湖桥遗址却出土了相当的数量，而且多呈菱形。另外还有蓝纹、篦纹、指甲纹、戳印纹以及“工”字、“卜”字、三角形、方形、圆形等镂空形式。
出土的有机质遗物中，骨器数量不少，包括耜、镖、镞、哨、针、纬刀、簪、双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复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骨制作，端部有圆型插孔用以装柄，经研究发现成孔方式是用火烫灼后再行挖凿的。另外还有很多用动物肢骨的骨壁、肋骨加工而成的骨具，磨制精致。出土的一件骨针长9厘米，最大径不足2毫米，孔径不足1毫米。同时还出土了纬刀、双尖叉等纺织工具。
跨湖桥的动物群比河姆渡遗址简单，从出土的动物遗骨来看，包括鹿、猪、牛、狗、獾、鹰、鳄和豚等。猪、牛等动物的牙齿磨损度普遍较高，这是跨湖桥人肉食大多来自狩猎的证据，因为老迈的动物缺乏抵抗力，容易成为捕杀对象。说明狩猎在跨湖桥时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很多木桨，其中一半是半成品，上面满是清晰的刀砍斧削痕。数量最多的是木锥形器，尺寸近似筷子，中间稍粗，一端平头，另一端尖；另一种木锥的一端削成扁舌形。另外还出土了数件木“簪”。
遗址出土的石器也很有特色，器形主要有斧、、凿，还见有极少量的镞、石片形刀、石杵、磨盘等。石质多为青灰色的硬质沉积岩，附近地区无法找到这种岩材，应该从远方交换得来。
编辑本段建筑特征
跨湖桥遗址的建筑遗迹主要分布在遗址中心区。1990年发掘区揭示4处房址遗迹和多处相关的建筑遗迹，即灰坑、房址、墓葬、灰沟、柱洞及一些特殊建筑遗迹，还有用鹅卵石铺设村落道路的遗迹。从成排的柱洞及出土的“独木梯”分析，跨湖桥遗址以木构建筑为主要建筑形式。出土的少量榫卯残件及独木舟的制造技术分析，跨湖桥遗址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木作技术。跨湖桥遗址发现以木桩立骨的土墙建筑，土墙内以30厘米间距埋设木桩，这一发现表明，土墙式建筑在比河姆渡遗址架空式干栏建筑更早时已经存在了。
器物特征
陶器
跨湖桥遗址出土有数万件(片)，经专家拼复的有200多件。大多器形规整，厚薄均匀，保持在0.5厘米以内，以夹砂陶、夹炭陶为主，还有少量夹蚌陶。制作工艺以泥条盘筑为主，辅以分段拼筑、贴筑。出现慢轮修正技术。陶器的烧成温度在750~850℃间，总体上要低于河姆渡遗址早期的800~850℃。这说明跨湖桥文化陶器的工艺成就是在原始的烧造条件下完成的。器类与器形以釜、罐、钵、盘、豆为基本陶器群。线轮、纺轮别具特色。陶容器以圜底器、圈足器为主，平底器少见，不见三足器。陶器的纹饰有条带纹、波折纹、环带纹、垂挂纹、太阳纹、火焰纹、十字或交叉纹等，装饰工艺包括印、戳、刻、镂、贴等手法。菱格、方格的拍印纹在浙江省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极为罕见，亦是跨湖桥陶器文化的显着特征之一。软陶泥是跨湖桥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彩陶占陶器的2%，纹饰多施于罐、圈足盘、豆等三种器形。跨湖桥文化早期的主要形式为盘内彩，手法较为成熟；晚期薄彩、厚彩并存，彩纹丰富而规范。彩陶作彩于陶衣之上，陶衣为跨湖桥彩陶文化的构成元素。陶衣有褐黄色衣、灰白色衣、红色衣、黑衣等，其中黑衣十分光亮，与红衣、灰白衣比，附着力较强。黑光陶和外红内黑(光)陶器是体现跨湖桥遗址比较先进、又能被成熟运用的陶衣成就，体现了跨湖桥文化陶器制作的水准。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尚无其他遗址出现如此丰富的软陶泥。在年代上看，跨湖桥文化是中国最早出现彩陶的遗址之一。
骨器
跨湖桥遗址出土骨器不多，遗址出土有耜、镞、镖、锥、针、匕、匙、哨、叉等100余件，分别用于农耕、渔猎、纺织、缝纫、生活用具等。以动物肩胛骨、肢骨、颅骨及鱼骨、鹿角为原料，加工方法采取切、割、削、磨等。与河姆渡遗址、罗家角遗址比较，其骨料的取舍、加工和器形的分类特征基本一致。骨耜采用凿孔插装法安柄，与罗家角遗址相同，而与河姆渡遗址的捆扎安柄法不同。
石器
遗址出土有锛、斧、凿、镞、锤、磨棒、磨石、形饰件等135件，功能包括生产工具、加工工具、装饰品3大类。石器的石料采自附近山区，以沉积岩为主，少量火山岩。石料的选用与工具的用途相关。锛均为沉积岩中的泥岩，砺石均为沉积岩中的沙岩，磨棒则有基脉岩、沉积岩、火山岩3种，装饰品用莹石。石器加工主要采用打、琢、磨的方法。其磨制水平很高，大多通体磨光。遗址出土大量磨石，其中包括砺石。莹石类装饰用具中出现钻孔技术。遗址出土较多的是石锛，与遗址中发现的数件锛柄一起，成为跨湖桥人制作独木舟或其他木器加工工具的重要证据。石锤为跨湖桥石器的特色之一，从石锤的制作工艺和敲砸痕迹、崩疤破损情况分析，跨湖桥人已经使开始用不同石锤进行粗细加工之分。
木器
遗址出土木器较少，这与保存条件有关。出土的器物有锥、叉、弓、镞、勺、桨、铲、浮标、梯、器柄及一些不名物，功能包括生产工具、渔猎工具、纺织工具和建筑工具等。材质有马尾松、青冈、橡椀树、、糙叶树、、春榆等。加工技术包括坎、削、凿、刻、磨等，许多尖锥利用火烤法增加其硬度。木器中不名器物较多，有砣形器、槌形器、管形器、双尖形器、尖槽形器、铲形器、哑铃状器、凹形器等。除独木舟外，跨湖桥遗址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罕见的木弓。木弓，残长121厘米，弓柎完整，用韧性良好的桑木边材削制，外捆扎树皮增加其强度，说明当时的制作技术已比较成熟。
经济形态
所展现的原始经济形态
第一，稻作农业。尤其是出土了1000多颗稻谷、喜米和稻壳。从粒型分析结果看，跨湖桥遗址古稻谷的粒型，有50%以上的稻谷明显短于野生稻，显示栽培稻的牲特征，为没有完全分化的原始栽培稻。在地层上分析，栽培稻标本在跨湖桥遗址早期文化层中已经发现，说明跨湖桥遗址从一开始就开始了稻作生产实践；中期地层中发现集束状带茎杆的稻禾标本，所存均为谷，说明栽培稻处于原始的低产量阶段。遗址还发现了农业生产工具骨耜，为以插装方式的骨耜，有平头和双刺两种。这一结果表明，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8000年以前已经开始利用或驯化水稻了，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稻作历史又向前溯近千年。
第二，采集经济。跨湖桥遗址文化层中有机化合物堆积丰富，在局部地方可见到大量的壳斗科植物种实的残骸，主要发掘的植物遗存有蔷薇科的桃核、梅核、杏核，壳斗科的麻栎果、栓皮栎、白栎果，漆树科的南酸枣，菱科的菱角米，睡莲科的鸡头果等，还发现了豆科、葫芦科、山茶科和蓼科的植物种子和果实。白毛桃、野生梅、杏子等含糖、含水量较高，不易贮藏，采后即食；栎属树木的果实、菱角、芡实等成熟果子或淀粉量高，水分含量较少的采集后便于贮藏。遗址有不少橡子坑发现，其制作相当考究，先挖出筒状或袋状的坑，口部乃至边壁用木料搭成框架结构；有的橡子坑还被二次利用，坑口形成焦积的锅底状灰烬烧土坑。这说明橡子坑的使用不是长年的，而是具有季节性的；也证明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储藏坑，是针对橡子食性进行加工的程序的一个环节。采集在跨湖桥先民的食物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获取食物的重要途径。反映采集信息特征在跨湖桥遗址中是一种稳定的文化现象。
第三，渔猎经济。跨湖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共计5125块，保存状态较好，除1292块骨骼过于破碎，缺乏明显的特征和形状，无法鉴定外，已知鱼类、爬行纲、鸟类和哺乳类动物有32种，分别为蟹、鲤鱼、乌鳢、龟、扬子鳄等7种；天鹅、雁、鸭、鹰、雕、丹顶鹤，蓑羽鹤、鸻属等鸟类12种；海豚、鼠、貉、狗、獾、虎、豹猫、猫科、犀、小型食肉动物、猪、麋鹿、梅花鹿、小型鹿科、水牛、鬣羚等哺乳动物15种。许多哺乳类动物骨头有火烤遗留的黑焦面，肢骨端部砸断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反映了烧烤食肉和吸食骨髓的行为。遗址出土的明确的狩猎工具中，有弓、镞、镖等。浮标的发现，说明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结网捕鱼的行为。渔猎经济在跨湖桥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四，家畜饲养。跨湖桥遗址已发现有狗、猪、水牛等家畜动物骨骸。虽然，跨湖桥遗址的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生存方式以渔猎为主，但是饲养家猪的行为已经形成。跨湖桥遗址有家猪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南方地区最早的家猪，而且这些资料还启示我们中国南方地区家猪起源的时间可以继续向前追溯。
第五，原始纺织。河姆渡遗址文化中的骨匕的功能定为纬刀，这种纺织工具在跨湖桥遗址中同样发现。遗址出土的陶线轮，发现有纤维质线圈，与纺织有关。哑铃形器的中段留下的浅痕表明是绳线牵引留下的痕迹；棒形器两端有槽额，是用来捆绑绳索的，或可以理解为原始织布机的构件。
之谜
2002年3月27日，来自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会聚萧山，针对跨湖桥文化类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面对着疑团重重的跨湖桥文化，许多在场的专家学者禁不住发出了“太意外”、“看不懂”的感叹。
高超的软陶泥制作技术
跨湖桥文化是一种高龄文化，它的稻作农具骨耜，在制作上十分粗糙，远不及河姆渡骨耜精细，出土的大量兽骨也表明古跨湖桥人还是以狩猎为主。但是，7000年前的跨湖桥人却掌握了高超的陶器制作技术，特别是通体磨光的黑光陶器，似乎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的黑皮陶器有着某种联系。难怪当初会有专家认为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后辈，至今专家们也无法解释跨湖桥文化遗存中的这种“青春色彩”。
骨针和蚕丝线
在跨湖桥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不少负载重要信息的宝贵物品，其中就有一枚精巧的骨针。这枚骨针麦粒肿相当细小，即使采用今天的棉纱线或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线，要穿过这个小针眼也不容易。那么，古人究竟用的是什么线？当时不可能有棉纱线或涤纶线，要穿过这么细小的针眼，只能使我们想到了蚕丝线。难道距今七八千年的跨湖桥人已经在接触蚕桑了？考古学家至今也不能得出答案。
使用中药的祖先
跨湖桥遗址中还有一个小陶釜，底部有烟火熏烧的痕迹，釜内有一捆植物茎枝，共约30余根，长度在5至8厘米之间。由于陶釜已烧裂，古人将其丢弃了。陶釜内的植物成了考古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他们推测这捆植物是远古的中草药，遂将标本送往药品检验所进行检测。但由于标本的有机质不足，难以确定其具体的药性和名称，只能定为“茎枝类”。虽然至今也无法确定是什么中草药，但这一考古新发现对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尤其是煎药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黏合剂
细心的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陶片时，还意外地发现一块黑光陶片上有修补的痕迹，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古人是用什么黏合剂来修补陶器的。
跨湖桥的毁灭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跨湖桥文化是突然之间消失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遗址作为跨湖桥文化继承者的证据不足，这种文化缺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尚是未解之谜。
有很多专家认为，跨湖桥文化的毁灭，最可信的推断就是毁于海水侵袭。据地质水文资料载，从全新世初期开始，东海大陆架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这次海侵在距今6000-7000年达到高峰，包括会稽山脉在内的宁绍平原周围地区，沦为一片浅海。这次大规模的水淹对跨湖桥文化的前途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钱塘江、浦阳江泛滥更加速了这一带环境的恶化，今日凶猛的钱江大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结合历史记载来看，今天会稽郡一带的自然环境最符合大禹治水的历史条件，如果这段神话是史实，那么跨湖桥遗址大约不幸落在治水无为的的时代，治水的失败就是跨湖桥遗址结局的写照。
跨湖桥文化的难解迷团给江南沿海一带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个个新的课题，只有等待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让这些迷团大白于天下。
特点
弓钻取火
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木器、石器，这些器具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跨湖桥人到底将文明推进到什么程度？经过对这些奇特器具的研究，考古学家做出了解答。
据考古资料显示，一万八千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可能掌握了钻木取火技术，但遗址中并没有出土取火工具。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奇怪的工具，经考古学家考证是弓钻取火的工具，说明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
通常一个弓钻是由钻柄、钻身、钻头和弓等部件组成，从跨湖桥文化遗址发掘的一些史前文物看来，弓钻的主要部件已经具备——从弓钻的组成看，骨制复合器就充当钻柄。
在跨湖桥文化遗址发现的复合器由动物骨头做成，因为被长期使用，其表面表现出古玉所特有的包浆状。木质管形器是钻身，木锥则充当钻头，尖端有黑色炭化现象，炭化稍上方有一个“小台阶”，这是为了防止木锥尖端无限制往下钻取。
这些工具拼接起来就成为弓钻，然后在木块里加入引火物质，再配上一个用木条做的带绳索弓弦的弓，将绳索绕在转杆上，将弓来回拉动，就能取得火苗了。
慢轮制陶术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黑光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罐口的7条环状平行弦纹。这些环状平行弦纹到底是用什么技术制作出来的，一直是个谜。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个木质陶轮底座出现在考古学家的面前，这个木质陶轮底座不仅解开了环桩平行弦纹的谜底，更由此证实了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慢轮制陶的技术。
黑光陶器的弦纹就是用陶轮修整技术加工成的。制作黑光陶时，只要将未干的陶胎置于陶轮的转盘上，并仔细对中，用一手转动转盘，另一手用木器、骨器或石器接触要修整的胎体，经过多次转动后，就可以在胎体上留下所需的环状弦纹了。
陶轮的出现是制陶业的一场革命，以往陶器制作都是用泥条盘筑，然后通过手工捏拍制作而成。这样制作出来的陶器不够圆，厚度不均匀。而慢轮制陶技术使得陶器形状更好，厚度均匀，弦纹则能大大增加陶器的美观。之后，在慢轮制陶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快轮制陶技术则更先进，它曾制作出厚度只有2毫米的“蛋壳陶”。
世界最古老的陶器发现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距今12500年前。而跨湖桥文化遗址是8000年左右的，也就是说，其间经过近5000年的劳动探索，先民们终于发明了慢轮制陶技术。
据考古资料认定，世界最早的陶轮出现于西亚两河流域，距今5700到5300年。以往，在我国距今7000年左右的半坡遗址已经发现了陶轮加工特征，但没有发现陶轮。而此次跨湖桥文化遗址发现木质陶轮底座，也就证实了中国的陶轮技术先于西亚两河流域2000多年。
海水制盐
在研究跨湖桥“黑光陶”黑亮之谜时，专家发现8000年前湘湖人已会海水制盐。
考古学家在对40件黑光陶陶片的表面和内部化学成分进行测试时发现，被测陶片基本是夹碳陶，而且氧化钾和氯化钠的含量非常高。
黑光陶中高含量的氧化钾并不完全来源于陶器的胎土，还来源于草木灰。同时，黑光陶表面氯化钠含量最高达1.83%。这些盐和氧化钾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后，形成钠钾铝硅酸盐玻璃相，从而使黑光陶又黑又亮。
但这些盐是从哪里的来的？实验数据表明，通常海水的食盐含量是大大低于黑光陶表面所测出的食盐含量的，由此可能推断，古人制黑光陶时应该是有意识地加入一些利用古老海水制盐法制作出来的原始食盐。同时，古人还在制陶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利用草木灰、食盐和黄铁矿作泥釉的制陶工艺。
最早的独木舟
在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这只独木舟出土时船头朝东北，船尾向西南，非常狭长，接近船尾有一小部分因为砖瓦厂取土而被截掉。船现长5.6米，船身最宽处为53厘米，船体深20厘米，船帮有部分被损坏，因而宽窄不一。考古专家依据古船出土的地层年代，推断出独木舟的“年龄”约为7600到7700岁。
跨湖桥的这条独木舟的发现，把迄今发现最早古船的年限再次向前推移。在此之前，江苏武进曾发现距今2000多年的独木舟，这条独木舟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古船。河姆渡遗址遗址也曾出土过7000年前的船桨，以及可冲气浮于水面的兽皮，但并没有发现木船的整体。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的古船要算是埃及墓穴出土的“太阳船”，距今约5000年。在英国约克郡曾经出土过距今达9500年的船桨，但并没有发现整船。跨湖桥古船的发现，把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一下子向前推了2000多年，堪称一个飞跃。
我国最早的稻物遗存
在跨湖桥遗址中还出土了农用工具骨耜，这些骨耜使考古学家开始关注跨湖桥的农业遗存。
为了深入了解跨湖桥是否开始种植水稻的问题，研究人员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植物硅酸体分析和植物遗存调查。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显示，除第11层外，其他各层都有来自稻叶片运动细胞的遗存，并且形状较大，与现代栽培粳稻的相似。稻物遗存调查显示，湖桥遗址中有大量的稻谷、米和谷壳等古稻遗存中，谷粒型与现代栽培稻的籼稻相似。研究结果表明，跨湖桥遗址的古稻可能是尚未完全分化的群体。虽然，跨湖桥人以狩猎为主，并没有创造河姆渡人那样辉煌的农业文明，但他们已经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
遗址现状
跨湖桥遗址是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内涵特殊，不同于以往确立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遗址体系，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1999年跨湖桥遗址被萧山区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点。
为了保护跨湖桥遗址，2001年，萧山区政府禁止当地砖瓦厂在遗址范围内取土。第二年萧山区人民政府又下达文件要求当地砖瓦厂停产，在遗址范围内取土二十多年的萧山城厢砖瓦厂也在停产之列。2003年，萧山区政府在遗址现场设立了值班人员。
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4年10月召开了有全国及省、市有关专家参加的独木舟保护方案论证会，通过了《跨湖桥独木舟遗迹原址保护可行性方案》，各项保护工作正有序进行。
2004年12月17日下午，在“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究会”上，来自著名权威机构的35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软陶泥风格等不同于浙江省境内任何一支已知的考古文化。因此，可将跨湖桥遗址视为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这意味着“跨湖桥文化”作为一个全新概念，成了中国考古界的一个共识，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遗址等全国数十个考古文化概念并驾齐驱。跨湖桥文化的命名，不仅是萧山历史文化悠久的实证，也给江南沿海一带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是中国考古学中一个崭新的研究成果。
跨湖桥遗址陈列馆建设工程也于2005年12月18日开工，建筑面积700平方米，位于湘湖旅游度假区内，并于2006年4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馆内集中展示跨湖桥出土的珍贵文物，是萧山8000年历史的缩影。
馆中的陈列厅分为三部分，第一展厅以出土陶片精心拼接成的釜、罐、钵、盘、豆等陶器为主，并展示部分牛、鹿、狗等兽骨，十分引人注目的太阳纹软陶泥和黑光陶陈列其中。第二展厅展出的有独木舟以及船桨、禾科类纺织物、石器、骨器等，其中的骨器和石器非常精致优美。影视厅播放的是全面介绍跨湖桥遗址考古过程及其意义的纪录片，全面展示了8000年前跨湖桥人类制造独木舟、古老磨床以及畜养的家猪骨骼、种植的稻谷的场面。
目前，萧山区委、区政府决定结合湘湖开发，在跨湖桥建立遗址公园，并为跨湖桥遗址积极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发现经过
最早走近跨湖桥遗址的是杭州砖瓦厂的一位厂医，名叫陈中缄。陈医生多年来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巡视湘湖一带砖瓦厂取土坑。每次他都能在这些土坑里找到一些被路人视作破烂，他却称为文物的东西。随着拣到的“破烂”越来越多，陈中缄把情况报告了县文物主管部门，却没有得到回应。
真正让跨湖桥遗址走进考古学家视线内的是一个叫郑苗的学生。郑苗家在湘湖边，从小学开始他就对这些出土物感兴趣，看到一些精致奇特的，便拣回家里。就这样，郑苗一直到上大学还保留着收集古物的习惯。由于在学校他多少接触了一些文物方面的知识，意识到自己收集到的古物很可能是珍贵文物，就把他的发现告诉了老师。
1990年5月30日，萧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到浙江开放大学萧山分校的电话，告知有同学在城厢的挖土现场发现了文物，这个同学就是郑苗。文管会的工作人员立刻赶到学校，看到了郑苗出示的一些石器、骨器。第二天下午，工作人员在郑苗的带领下来到城厢砖瓦厂的取土现场。现场一片狼籍，随处可以见到陶片、兽骨。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们马上发现了挂在取土坑剖面上的文化层堆积。
跨湖桥遗址在迟到近20年后，终于被正式发现，而此时，该遗址已历经20年的取土。为了抢救文物，文管会在取得砖瓦厂的支持、配合后，决定进行考古发掘。
1990年10-12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地处萧山区湘湖之滨的跨湖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总面积为330平方米，除发现建筑遗迹、房屋遗迹外，还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等。由于遗址深埋于古泻湖底部，长期的浸水环境及深厚淤土的隔绝作用，一些有机骨质的骨木器很好地保存下来。
这些出土的文物中，引起考古工作人员极大关注的就是软陶泥。当时发掘的陶片大多由考古队员自己清洗，彩陶就是在清洗陶片时发现的。从此跨湖桥遗址发现太阳纹彩陶的话题在浙江省考古圈中流传开来。因为在浙江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极为罕见，河姆渡遗址只发现过三片，而且无论是用彩还是图案均很生涩。从跨湖桥出土的彩陶来看，跨湖桥时期彩陶的制作工艺远比河姆渡成熟先进。
这些文物让考古学家们兴奋不已，为弄清遗址年代，考古工作者将出土的木块送到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年代测定，经测定得知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7000年至8000年之间。
结论出来后，很多专家都表示怀疑。在浙江省有南北两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两者距今都有7000年的历史。新发现的跨湖桥遗址虽然年代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都早，但在文化类型上却不像是二者的源头。那么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马家浜遗址到底是什么关系？由于跨湖桥出土的陶片展示了陶器制作技术上的“成熟进步”，并且明显比河姆渡的早期陶器要先进得多，于是专家推测：跨湖桥文化遗存是河姆渡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并且年代与河姆渡文化晚期相当。
学术意义
跨湖桥文化遗址要早于河姆渡遗址1000年，是当时发现的浙江省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非常独特，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这一发现，把浙江的文明史提前到了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浙江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重要证据，她也再次有力地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跨湖桥遗存距离浙江境内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遗址和良渚文化都很近，但其面貌又如此迥异，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跨湖桥文化。它的发现表明，浙江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情况绝非以前认识的那么简单，而是由多个源流谱系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今后史前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景区
跨湖桥
位于形似葫芦的湘湖狭腰处，将整个湘湖一分为二：桥西南称上湘湖，桥东北为下湘湖，跨湖桥及其两端的长堤，处在茫茫无际、碧波荡漾的湘湖之中，四周青山环抱。无论是是秋月当空，还是桃花春汛，跨湖桥都会以一幅幅姿态各异的绝妙美景给人以大自然美的享受，湘湖八景之一的“跨湖春涨”与“跨湖夜月”就是因此而来。
参考资料
跨湖桥遗址.浙江省人民政府.2024-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