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宋代周敦颐创作的哲学著作)

《通书》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周敦颐的代表著作之一，本名《易通》，共四十章。宋代祁宽认为“通书”一名是就周敦颐著作的特点而命名的，如其言：“此书字不满三千，道德性命、礼乐形政，悉举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学者宜尽心焉。”今传本由南宋朱熹整理过，并有《通书解》。此书除编入《周子全书》外， 1936年中华书局收入《四部备要》时，题为《周子通书》。

其内容主要是通过对《易传》中辞句的解释，发挥其观点。其中也解释了《中庸》《论语》等书中的辞句，并同《易传》合在一起。其核心观念是“诚”，“诚”包括天道和人性两重意义，为人生最高原则。它既是“寂然不动”的宇宙中心，又是“纯粹至善”的道德本体。要达到“诚”的道德境界，必须通过“静虚”“无欲”的道德修养的途径。

从易学史上看，其对《周易》经传的理解，既不同于汉易，也不同于道教易学，而是把它看成是讲政治教化和道德修养的典籍，表现了理学家解易的特色。从哲学史上看，此书也是为其成圣人的理论，立一形上学的依据，对程朱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通书》开启了宋明理学家对于“孔颜乐处”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索，为宋明理学家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南宋理学家、湖湘学派奠基者之一的胡宏评价曰：“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事业无穷也。”

作者简介

周敦颐（1017年5月5日-1073年7月14日），为北宋道州营道县（今湖南省道县）人，初名敦实，避赵曙讳改名为敦颐，又名元皓，字茂叔，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谥号元，也被称为周元公。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被推为“北宋五子”之一。

北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周敦颐出生在一个书香仕宦之家，良好的家庭环境让他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养。其舅郑向作为龙图阁大学士，对他影响颇多，让他得到了荫补入仕的机会。周敦颐在为母服丧期满后，开始了他的地方仕宦生涯，从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到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整整22个年头，周敦颐一直在州县两级地方官的职位上徘徊，历任苏仙区县令、合州判官、永州通判、邵州知州等职，县令、通判等官，周敦颐任职期间恪尽职守，清正廉洁，造福百姓。凭借自己的才能受到赏识和举荐，最后升职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周敦颐继承了汉代以来的官教合一的传统，在理政之余，还讲学。作为文人，在理政讲学之余还作文，有多部著作传世。周敦颐晚年归隐九江，公元1073年（北宋熙宁六年），周敦颐病逝于庐山濂溪书堂，终年57岁。

周敦颐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通书》《太极图说》中，主要有宇宙生成论、“诚”本说，但是后人又从周敦颐的字句中窥到他的生死观、道德价值观、文学思想、社会主义和教育思想。周敦颐作为宋明道学家解易之先驱，依据《易传》《中庸》和唐韩愈《文心雕龙·原道第一》，接受道教、佛教的某些思想，提出了太极、理、气、性、命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为宋明理学哲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著作有《通书》《太极图说》等，后人编有《周元公集》，存诗28首，赋1篇，文4篇，代表作为《爱莲说》。

书名释义

《通书》本名《易通》，后根据祁宽的《通书后跋》更名为《通书》。1936年，中华书局收入《四部备要》时，将《通书》题为《周子通书》。祁宽对《通书》的名称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通书”一名是就周敦颐著作的特点而命名的，言“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称微妙。此书字不满三千，道德性命、礼乐刑政，悉举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学者宜尽心焉。”

成书过程

《通书》是周敦颐的代表作之一，其在周敦颐去世后才由人整理、命名和刊刻。关于周敦颐的著作，最早的记载见于潘兴嗣的《濂溪先生墓志铭》中：“（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对此，朱熹认为潘兴嗣《墓志铭》中提到的周敦颐著作是三种，即《太极图》《易说》《易通》。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在周敦颐的这三种著作中，所谓的《易通》就是后世所流传的《通书》。

朱熹曾对周敦颐的著作进行过三次整理和编定。他第一次编定的“长沙本”因没有留下“序”“记”之类，今已无法得知其确切内容。朱熹后来又编定了“建安本”和“南康区本”。《通书》因文字过简，涉及的问题很多，因而难于把握。朱熹在《通书后记》中谈到研读《通书》的三个阶段：“朱熹早岁时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李侗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以来，潜玩既久，乃若初有所得焉，虽其宏纲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间，则有以实见其条理之愈密，意为之愈深，而不我欺也。”朱熹研读、考订《通书》前后达三十年之久，然而对于其“宏纲大用”，朱熹不敢自认为完全清楚，体现《通书》之深奥难读。

内容主旨

《通书》其内容主要是通过对《易传》中辞句的解释，发挥其观点，如根据祁宽的《通书后跋》，《易通》更名为《通书》。其中也解释了《中庸》、《论语》等书中的辞句，并同《易传》糅合在一起。从易学史上看，其对《周易》经传的理解，既不同于汉易，也不同于道教易学，而是把它看成是讲政治教化和道德修养的典籍，表现了新儒家解易的特色。从哲学史上看，此书也是为其成圣人的理论，立一形上学的依据，同样对道学家的哲学发展起重要的影响。

道德修养思想

周敦颐在《通书》前三章节中主要阐明了怎样成为圣人，即他把圣人作为道德修养完善的最高目标。第一，他认为“诚”是做圣人之本，把“诚”作为其道德哲学的基本观念。周敦颐还认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就是说，人的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百行”，都是“诚”的体现，都离不开“诚”，否则，就会走入邪路。第二，“仁义中正”是做圣人的基本内容。周敦颐认为，当人活着的时候，头等重大的事情，是学做圣人。第三，“无欲”是做圣人的要旨。周敦颐继承古代儒家“中庸”、道家“清静”、佛教“寂静”的思想，提出了“主静”的学说，来作为封建道德的修养方法。周敦颐认为，人只要做到了“无欲”、“静虚”、“动直”，便进入《通书·富贵第三十三》中“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的思想境界。

诚本说

《通书》中最为重要的是论述并发挥了“诚”的思想，“诚”包括天道和人性两重意义，为人生最高原则。它既是“寂然不动”的宇宙中心，又是“纯粹至善”的道德本体。周敦颐力图将儒家伦理的根据与宇宙演化的本源统一起来，使儒家的伦理原则升华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在《通书》中，周敦颐融会易、庸之学，从本源或说本体的角度规定、论释儒家“诚”的范畴。周敦颐注重从天道的角度论释“诚”，肯定“诚者，圣人之本”，目的在于肯定“天之诚”乃“人之所得以为圣者”的条件或根据，他把“诚之源”归于“乾元”，肯定“诚之立”有待于“乾道变化”，将“诚”与天道置于同一个层次，此时，“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本源、本体意涵的范畴。

“无欲”思想

对于“无欲”的修养论，周敦颐在《通书》中将孟子的“寡欲”推演至“无欲”。周敦颐在《通书·圣学第二十》中，以问答的形式指出无欲是学做圣人的唯一要义。周敦颐告诉提问者，圣人是可以学而至之的，学做圣人的要点是“一”，这里的“一”就是“无欲”，只有无欲才能够做到静虚动直，从而达到明通公溥；达到了明通公溥，圣人的修养就差不多完成了。要想学做圣人，心中就必须全太极之实理；太极是纯粹至善禅师的，所以，全此实理的人心也就必须是无欲的。周敦颐将理论基础上推到了天理层面，讲“一者无欲也”，这里的“一”就是太极、是天理，“无欲”是它纯粹至善的状态。天理是纯粹至善的，没有纤毫私欲，其动静皆是从天理流出；而无欲又贯通天理之动静，使其从始至终、从表至里都是纯粹至善的状态。

文论与乐论

《通书》涉及的内容广泛，除了品格修养、行政思想外，还论及文艺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社会，文艺并非处在重要地位，只是雕虫小技，是不能与大道相提并论的“艺”。《通书》中，其文艺思想主要包括文论和乐论两个方面。周敦颐认识到了文辞的作用，文辞美则读者喜爱，读者喜爱则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反过来则是《通书·文辞第二十八》中，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能行文修辞，也是一门艺术。但同时，其又流露出重道德而轻文艺的思想，“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周敦颐从大量的事实中，看到文与道实际存在矛盾统一的关系。所谓文以载道只是文与道关系的一个方面，或者是某个特定阶段的关系。

此外，《通书》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音乐与自然、音乐与人情、音乐与政治，以及古乐与今乐、曲与词之间的关系。周敦颐认为，音乐之和不过是来源于自然之和，而音乐艺术的和谐又反过来影响大自然的和谐。周敦颐把音乐放到天地宇宙大化中，找到音乐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而人只不过是天地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音乐感染的对象主要还是人。周敦颐在《通书》第十三章中提出礼先乐后，实质涉及音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指出礼、乐都是政治工具。周敦颐提倡古乐，《通书·乐上》中的观点与他的主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通书·乐下》章还论及歌词问题，周敦颐说：“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妖声艳辞之化也亦然。”就如同他在文论中强调“文以载道”一样，音乐的曲调用以歌咏乐辞，乐辞是曲调的核心，美德又是乐辞的核心，这样乐论文论又殊途同归，直指心性道德这个核心。

生成论

在《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中，周敦颐对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作了更具体的论述：“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即是说，天地万物乃是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化生而成，五行与阴阳二气各有其不同的质，但二气的本源是“一”，一生二气，二气又化生出万物。也就是说，万物皆源于式相一致。

治国论

周敦颐在治国理论上亦融合了道家的思想主张。例如，他在《通书·顺化第十一》中说：“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其中，“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是儒家的政治理想，而“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的蓝图则凸显出浓厚的道家政治主张的神韵。对于“公”的追求亦是周敦颐的道德理想和政治诉求。他认为，“圣人之道”就是要践行“至公”的美德。周敦颐“至公”的道德理想和政治诉求既是对前贤思想资源的继承，又不仅限于思想理论层面的阐发，亦不再停留于效法天地这一致思方式，而是进一步从具体的修养之道入手，探寻培养和践行“公”的途径，以求能够臻于“至公”的“圣人之道”。

传世版本

影响

对宋明理学

《通书》在理学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其建立了一个以“诚”为核心的心性论，而心性论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该书完整地讨论了心性论的问题，并在解答人的心性与宇宙本源的关系，回答人的本质、人的道德基础等重要问题和作为道德修养、道德教育、礼法制度的基础几个方面均有系统的阐述，为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书》作为最早使用理学最高范畴的概念“理”的著作，其阐述太极为“理”，“性”与“命”都是依附于“理”的存在。该书也对《周易》哲学进行了全面继承和发展，为程朱理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通书》还有其他对宋明理学的重要影响：其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回之所学”等提法，为一般士人提供了一种依据和体现儒家思想特色并颇具操作性的人格理想与人才范式，也开启了宋明理学家对于“孔颜乐处”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索；其二，通过会通儒家四书五经来阐发义理的方式，为宋明理学家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使他们在儒家经典之间发现了一个可互相贯通、互相应和的思想体系，据此便可超越具体言辞，系统发挥新思想。

对湖湘哲学

构成系统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理论体系是湖湘学派。周敦颐在《通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诚”的思想，把“诚”视为人极，作为人之本体，从而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使经世致用的思想真正成为湖南省的学术思想。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理学家、思想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遂成为湖南的学术传统。《通书》对此后湖湘哲学的深远影响，既包括了对“诚”概念的激活，也包括了对“心”的注重，对“几”与“势”的重视，对“实”“全”“公”“通”的追求，以及对作为王道的制度建设的形上探索等。南宋初年，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宏对《通书》涵盖的思想意蕴的推崇，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颂扬了周敦颐接续早已断绝的孔孟之道、传学二程的伟大功绩，指出周敦颐混论简洁的著述中包含道的真谛，也使《通书》的价值为后人所重视。

评价

南宋朱熹《通书序》说：“此一篇本号《易通》，与《太极图说》并出程氏以传于世。而其为说，实相表里。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也。是以程氏没，而传者鲜焉。其知之者，不过以为用意高远而已。”

祁宽《通书后跋》说：“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称微妙。此书不满三千，道德性命、礼乐刑政，悉举其要。而又名之通，其示人至矣。”

湖湘学派宗师胡宏：“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事业无穷也。”

名言章句

诚者，圣人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诚下第二》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书·诚上第一》

实胜，善也；名胜，耻也。——《通书·务实第十四》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第十》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通书·顺化第十一》

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通书·道第六》

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通书·思第九》

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通书·幸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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