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波利半岛

加利波利半岛，又称加里波利半岛，是一片长约六十英里，宽四到十三英里的多山狭长地带，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历史上，该半岛曾是重要的贸易通道，也是多个文明的重要据点。

自然地理

加利波利半岛地处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半岛长度约为六十英里，宽度在四到十三英里之间。半岛地形崎岖，多山，几乎荒芜。半岛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良好的防御位置，保护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达达尼尔海峡是一条长达四十英里的水道，连接着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海峡宽度从一千四百码到四英里不等。海峡名称源自古代的海莱斯蓬特，全年不结冰，但由于双向的潮汐、变化莫测的风向以及强烈的风暴，使得航行变得困难重重。

历史

加利波利半岛自古以来就是小麦的出口区，地理位置紧扼欧亚大陆之间的贸易要道。半岛上的塞斯托斯城（Sestos）曾是赫勒斯滂海峡的主要渡口。公元前7世纪，来自莱斯沃斯（Lesbos）的伊奥里斯人（Aeolian）和来自米利都的爱奥尼亚希腊人在半岛上建立了大约12个城镇。雅典将军大米太亚得（Miltiades the Elder）在此建立了殖民地，并修建了横跨布莱（Bulair）地峡的防御工事。大米太亚得后来成为希腊各城邦的统治者，并创立了一个王朝，直至其侄子小米太亚得将切尔松尼斯割让给波斯大流士一世（493 BC）。1354年，奥斯曼帝国的奥尔汗一世率领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占领了加利波利半岛，并将其作为进攻巴尔干半岛的桥头堡。1366年，拜占庭将领萨沃伊的阿马迪厄斯短暂地解放了加里波利半岛，但十年后，由于拜占庭内部纷争，加里波利被安德尼罗库斯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赠予土耳其人，从而开启了土耳其对该地区的长期统治。

加里波利战役

战役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于1915年4月25日在加里波利半岛实施登陆，遭遇了土耳其军队的顽强抵抗，英军最终未能取得胜利，参与作战的澳新军团也遭受了巨大损失。此次战役被称为加利波利战役。英国在加利波利的冒险行动是仓促策划和误判的结果。除了温斯顿·丘吉尔外，英国陆军部对此地的关注度不高。直到俄罗斯大公尼古拉于1915年1月提出请求，英国陆军部才开始关注该地区。俄罗斯在东线对德国发起攻击，以减轻西线压力，尽管此举违背了战略考量。俄罗斯在波兰对抗德国，在高加索对抗土耳其。大公寻求一种针对土耳其军队的牵制行动，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错失良机，濒临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在初期的猛烈攻击下难以生存。达达尼尔海峡的老旧防御非常脆弱，土耳其靠近伊斯坦布尔市的沿岸两座兵工厂均暴露在战舰的近距离平射火力范围内。协约国舰队能够轻松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这一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土耳其官方历史坦诚地承认，直到1915年2月25日，在半岛的任何地点成功登陆都是可能的，用陆上兵力攻占海峡也会比较容易。

战前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是唯一理解夺取达达尼尔海峡好处的英国高级官员。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就主张攻打加利波利。英国通过演习帝国防务委员会得出结论，一支军队面对敌人据守的阵地，不能夺取一个滩头阵地。丘吉尔攻占达达尼尔海峡的原因不仅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军事目标，而且它是通往俄国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并将便利同英国的东方盟国的交通。1915年1月中旬，英国陆军部按照大公的请求采取行动。丘吉尔建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参加协约国两条战线的陆海攻势，从黑海进攻土耳其。俄国人同意这将增强有利于他们的局势，但与他们蓄谋已久的吞并伊斯坦布尔市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意图相冲突。协约国将分享这一胜利使俄国人感到不安，他们拒绝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提议。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承认，“我很不喜欢这种想法，即海峡和君士坦丁堡可能被我们的协约国攻占，而不是被俄军攻占……我很难向他们隐瞒这个消息如何使我感到痛苦。”即使没有俄国人，英军仍决心进行这一入侵。老将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在七十四岁时复役。1915年1月初，丘吉尔得到费希尔的支持，打电报给地中海舰队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海军上将，请他对英法联合进攻作一估计。卡登回答说，这一计划将为协约国开辟达达尼尔海峡。但军事计划人员忽略了关键性的发展——他们对加利波利的杂乱无序的进攻，最终将促使土耳其军队在德国的援助和物质支持下，加强他们的防御。由十八艘英国主力舰（包括装备有十五英寸大炮的新式“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号”）、四艘法国战列舰和辅助舰只组成的英法联合海军机动部队，于1915年2月19日驶进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在炮火压制了外炮台后，突击部队巡逻该地区，堵住了土耳其遗弃的火炮火门。恶劣天气使进攻推迟了五天，然后协约国恢复了对入口处其余炮台的零星轰击，迫使土耳其军队撤退。但是当入侵者向上攀爬时，他们发现土耳其军队有坚固的防御阵地隐藏在悬崖后面。3月3日，协约国的登陆被击退了。由于英国计划人员没有将飞机定位纳入其中，他们只能向土耳其阵地盲目射击，最多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果。一开始，无论是卡登海军上将还是伦敦海军部都没有提及，如果这支海军中队冲进马尔马拉海，随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一出现，土耳其军队的士气就会消散。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挥另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驶进去。突然生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挥权移交给了他的主要助手约翰·德·罗贝克，后者于3月18日再次进攻。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被认为在海峡五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然而，英军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外布雷区放置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在早先炮击期间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在向炮台射击的过程中，所有协约国舰只都安全地驶过了这个危险区域。由于水上飞机定位的支援，协约国在午后不久就压制了大部分岸炮。在法国舰只撤退时，扫雷艇继续在已知的危险区域内扫雷。突然，战列舰“布韦号”震动了一下，裂开了，从甲板上喷出了高大的烟柱和火焰。它在继续行驶中倾覆了，带着它的舰长和六百三十九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数浮起来的幸存者被救了起来。附近船只的一些观察者认为，“布韦号”被一颗土耳其炮弹击中；其他人则认为，它撞上了水雷。支援舰只都开上来，看到有炮火闪光的土耳其阵地就进行炮击，到下午4时，把全部炮群都摧毁了。不久，未经警告，英国战列舰“不可抗号”和“不屈号”突然倾斜并沉没，紧接着是“大洋号”。德罗贝克海军上将害怕再有损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回爱琴海。等到舰队越过达达尼尔海峡时，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国战列舰的舰身上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只能蹒跚前行。直到大战结束，协约国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望了。敌人的弹药已经消耗了一半，水雷也已经用完了。虽然协约国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了计划，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海军也随之降到了次要地位。在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选来指挥入侵军时，伦敦陆军部并没有制定作战计划。汉密尔顿只收到了粗略的指示，但如何将这些指示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战役却没有得到帮助。他匆匆忙忙地不带后方勤务人员就赶往东地中海，所确定知道的就是去指挥一支中国远征军入侵加利波利并消灭敌人。汉密尔顿对他的目标的全部了解，来自于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整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刻冲进当地书店购买的伊斯坦布尔市旅游指南。当他离开伦敦时，他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由于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汉密尔顿就命令他的士兵前往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市场收集空油桶、汽油罐、皮囊和其他容器。就像在伦敦一样，尽管不准确，所有的地图和旅游指南都被买来了，总比没有好。由于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拼凑的军用工厂生产了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被强行用于交通运输。这种匆忙地临时拼凑的作战在物资、后勤和组织上的缺陷，多少被部队的英勇所弥补。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廓尔喀人），共约七万八千人，集合起来对付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指挥的、新建的有八万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土耳其的宿敌希腊，自愿派出三个师入侵加利波利并从西方进攻君士坦丁堡，但沙皇政权激烈反对。俄罗斯宁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冒着让希腊染指土耳其领土的些许风险。在舰队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间，赞德尔斯将军组织了他的防御，把几个土耳其师驻扎在预期的登陆地点。他得到了指挥另一支部队的土耳其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的支持。在备战过程中，一位相对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马尔，即战后世界熟知的基马尔·阿塔蒂尔克，他是现代土耳其之父。时间是赞德尔斯的最宝贵的资产，而英国的拖延给了他太多的时间。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协约国小舰队是4月23日离开那里的。汉密尔顿按照基切纳的意见，将登陆限制在半岛两侧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选择滩头阵地。两天后，协约国在希腊角的四块不相连的海滩登陆，他们打算从那里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国舰队的阿希瓦瓦高原前进。从加韦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两个师也在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称为澳新军登陆场。这种随意策划的后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认为执行基切纳提出的允许他的指挥官自由选择登陆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很容易。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廉·伯德伍德爵士坚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降至最低。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不太可能发生的位置。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依靠一个人的勇气。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两英里，当时黑夜笼罩着他们。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防水火炬，游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感到困惑，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时，宝贵的时间被浪费了。陈旧的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纳二千名士兵。当这艘船接近岸边时，周围都是运送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过沙里，但水太深了，无法涉水。一个生还者回忆，“水像水晶一样清澈，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的。”第一天上午十时左右，海滩上尸横遍野。如果从书店里买的地图都是不准确的，那么伯德伍德在夜间登陆，也没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预料的有一英里的海滩，实际上长不到一英里的四分之三，宽在一百英尺左右，两端都被悬崖峭壁所阻挡。在这个有限的地区，部队、牲畜、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除非攻占更多的土地，有秩序的安排是不可能的，而夺取更多土地在最初的几天是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整个澳新军被困在不到两英里长和一英里五分之四宽的海滩区域。在得知登陆的消息时，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他统率了八个营和三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了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协约国部队，确实在对着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做仰攻。他们受到了上面炮火的强烈压制，发现他们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用小铁铲在坚硬的灌木根上进行挖掘是不起作用的。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般的洞穴。到黄昏时刻，每一边都有两千多人死伤，而基马尔仍然掌控着高地。从山上下来的军医，把不计其数的伤兵运到混乱的伯德伍德的海滩。许多伤员被从这艘船转移到那艘船上，只是被告知说医生和工作人员带着全套设备和药品供应已经出发去了岸上，他们的痛苦就这样拖下去了。到4月26日，有一万六千多名澳新建陆军已经登陆，被丢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将军们和列兵们都住在相邻的地下掩体里，分享相同的紧急口粮。土耳其军的持续炮击，有时阻碍但没有阻止澳新军的新接替人员缓慢地爬上斜坡。一直到4月底，赞德尔斯将军都没有发动他的主力进攻，而是宁愿看看协约国如何部署自己的兵力。在协约国试图组织自己杂乱的兵力时，赞德尔斯开始选择他的反击阵地。赞德尔斯于5月5日对南部滩头阵地发起主攻，但土耳其军迅速被得到两个新来的旅增援的澳大利亚军击败。为了摆脱被堵塞的滩头阵地，亨特-韦斯顿试图在5月6日进行突围，但遭到猛烈的抵抗，双方流血甚多。汉密尔顿将军亲自指挥，但情况并没有好转。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肉搏战，协约国付出的代价是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伤；而土耳其军仍然控制着高地。当炎夏于5月降临加利波利时，疟疾和痢疾开始导致死亡人数上升。最激烈的战斗于5月末结束，小小的战场上布满了八千名土耳其和协约国死者的坟冢，使空气中充满了恶臭。为了避免可能导致双方毁灭的瘟疫，伯德伍德将军在他的医务人员的催促下，要求与土耳其军实行埋葬休战。5月24日，扯了一面白旗，暂停战斗九个小时，那时牧师、医生和安葬队一起来消除这一威胁。简短的停战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着白色袖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探战壕。除沿着全线停火外，所有在战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出胸墙上。归还敌人的步枪都要取下枪栓，但这个不严格的规定双方都慷慨地没有执行。当敌对双方在狭窄的无人地带相遇时，紧张不安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前线。有些人互相交换了口袋里的东西。在下午三点左右，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地放入埋葬的战壕里，这时一片寂静。在这令人不安的瞬间，安葬队除了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双方对着他们的数千支步枪中间。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身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握手告别后，在傍晚时分，每个人回到了各自的战壕。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响起了枪声。在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上打仗的同时，在5月底前，敌人的海军舰只击沉了三艘英国战列舰。一艘土耳其轻型战舰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溜进了达达尼尔海峡，用鱼雷击中了“哥利亚号”。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胜利号”。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地中海的潜艇活动使协约国恐慌起来，尤其是英国。他们担心“伊丽莎白王后号”的安全，命令它返回英国港口。随着装有十四英寸火炮，能够行驶而不怕水雷的浅水重炮舰的到来，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地位有所改善。英国潜艇也进入了海峡，驶入马尔马拉海和伊斯坦布尔市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了重大损失。一艘装载了六千名部队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巡逻舰、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出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8月初，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两个师进行了新的大规模登陆。它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土耳其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等待救援。然而，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没有向前推进，反而浪费宝贵时间讨论战略。当协约国决定进攻时，赞德尔斯赢得了时间，从博拉伊尔全力调动了两个师到萨里巴伊尔山脊，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登陆时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们意识到优势不在他们这边时为时已晚，但他们顽强地继续打了将近五天，然后停了下来。由于高地的狙击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在海滩上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超过了四万人。9月，两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到塞萨洛尼基，汉密尔顿将军被召回了。他没有获得其他的指挥权。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体会到了这场大溃败。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好遇到了落在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在夏天，他们曾忍受了酷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不便。11月，雷暴雨过后下了二十四小时的倾盆大雨，接着是雨夹雪，然后变成了眩目的暴风雪，地上积雪超过两英尺。那些住在澳新建陆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些程度的舒适感，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害了。倾盆大雨使沟壑和溪谷成了汹涌的洪流，冲走了以吨计的泥浆、死了的土耳其人和驮畜。大自然也没有放过土耳其人。双方可能各有五百人淹死在战壕里。其他人冻死了。仅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就超过五千人。没有人记得有过如此猛烈的暴风雨。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完全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物。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温斯顿·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感到遗憾。在撤离期间，预计会有很大损失，即使不是灾难的话。10月，汉密尔顿将军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明智的……”然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了这次撤退并在1916年1月9日完成，竟然无一人伤亡。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与四个上船码头的距离，排定了撤退时间。六人到十二人一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经常是一名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引信，引爆坑道中的地雷。没有灯光，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每一个单行不停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压低了。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上，每条驳船能容纳四百人。小心翼翼的点数确保没有一个人掉队。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记忆朝着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抖声。土耳其军完全被蒙蔽了，他们继续向空空如也的战壕发射空爆弹和子弹。关于敌人对这个计谋的懊恼，那时不在这个半岛的穆斯塔法·基马尔说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里，要是英国人真的那样溜走而没有损失，我将把我的脑袋打得开花。”但他的德国盟友赞赏这次军事行动的技巧。《福斯报》军事记者发出的通讯写道：“只要战争不息，苏弗拉湾和澳新军的撤退，将在所有战略家的眼中，成为前所未有的杰作。”

战后影响

1915年，大约有五十万协约国士兵被运送到加利波利，伤亡人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国远征军包括四十一万英国部队和七万九千法国部队。英国伤亡人数总计二十一万四千，法国为四万七千。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五十万人，据官方记录，有二十五万一千人遭受伤亡，但这些数字值得怀疑。其他估计的数字更高，但不管数字是多少，土耳其陆军的精华被摧毁了，在未来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所冒的风险减少了。加利波利玷污了优良的声誉。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把温斯顿·丘吉尔调离内阁，基切纳勋爵也不再享有政府大臣对他毫无疑问的信任。由于把他掌管的军械管理权移交给由大卫·乔治领导的一个新成立的部门，他的权力减少了。丘吉尔穿上军服，在法国服役到1917年，那时他又重新得到了宠爱，被任命为英国军械大臣。

纪念碑

恰那卡莱烈士纪念碑，位于加利波利半岛最南端的赫勒海角Helles Cape。纪念碑设计简单，由四根柱子支撑一个平面，高达四十多米。站在纪念碑下方抬头可见土耳其的新加坡共和国国旗。

参考资料

首次大规模两栖登陆战:英法伤亡26万多不敌土耳其.中国新闻网.2024-11-24

加利波利半岛.加利波利半岛.2024-11-24

游加利波利半岛 土耳其的战争情怀(组图).新浪旅游.2024-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