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之西
《西部之西》是一部由甘建华创作的作品，于2001年6月由广州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集以厚实、凝重、独特叙述风格著称，展现了生活的形貌，既有曲折变形的一面，也有瑰丽雄奇的一面。时间的悠长和空间的深广使生活景观呈现出诡谲而幻象不断的特点。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甘建华传达了人生的艰辛，同时回味着追求永恒和坚贞理想的激情与思想。作品集的两个翅膀是激情与思想。
正文
“西部之西”是一个专有名词，湘籍著名青年作家甘建华对此做过地理学上的明确界限。自甘肃玉门关以西，阿尔金山脉是它的北缘，沿着当（金山）─ 茫（崖）公路或青（海）─ 新（疆）大道一直西进，当金山口和唐古拉山口之间是它的东轴，将柴达木盆地一分为二，昆仑山脉和阿尔金山巨大的三角形内，冷湖、花土沟镇、格尔木市、茫崖、大柴旦行政区，成为远荒大漠中的都市，也是甘建华小说中的安纳尔兰。
甘建华著作《西部之西》，2001年6月由广州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创作发表的三部中篇小说《黄金戈壁》、《蓝色玫瑰舞池》、《眺望似水流年》和一部中篇散文《地老天荒的一角》。他以近乎精美的爱情故事，见证了一代石油人的青春岁月，构筑了一个超个人化的艺术殿堂。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国内40多家媒体纷纷做了介绍，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教授和学者谭谈、李若冰、雷达、胡宗健、杨志军、杨金砖、葛建中等纷纷撰文，认为“《西部之西》是中国石油题材文学的重要收获”，“是中国西部文学的一部上乘之作”。
2004年，《西部之西》获得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三大石油集团公司联合授予的“第二届铁人文学奖”。
夸父逐日：另一块天空下的风景
──关于西部之西的访谈
□唐中兴 □甘建华
“西部之西”这个名词，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想象力的延伸与地老天荒的镜像。但对于甘建华来说，那里的雪山、戈壁、盐湖、骆驼刺曾是他孤独的伙伴，那里的黄沙万里和刚劲漠风开阔了他的视野，陶冶了他的性情。
《西部之西》（甘建华著，广州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编者注）是一部厚实、凝重、具有独特叙述风格的作品集。在这里，生活的形貌既是曲折的变形的，也是瑰丽的雄奇的，时间的悠长和空间的深广组合成一种诡谲而幻象不断的生活景观。浏览之间，我们体验到的是人生的艰辛，回味的却是作者甘建华追求的永恒和理想的坚贞。激情和思想是这部作品集的两个翅膀。
当那些伟大而寂静的日子流淌过去之后，甘建华以近乎精美的爱情故事见证了一个时代。由此，西部之西成了一朵壮烈的花，一处永远的痛，一部被千百万人含泪吟诵的情书。
2000年10月底，香港《文汇报》记者唐中兴先生来到雁城衡阳，就西部之西及其文学主张，对甘建华进行了采访报道。在这篇长达7000余字的访谈中，甘建华谈及了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他对于中国西部历史与现状及其将来的理解和思考。西部之西文学的发韧、三代人不屈不挠的奋斗、五十年的改天换地，引起了香港电台及海外文化界的深切关注。
经历是想象无法代替的
唐中兴：最近集中看了你描写西部之西的小说和散文，引起了我的深思。我特别注意到了，它们都是你10年前创作完成的，发表之后即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你现在自己回过头来看，心里也一定有些感触吧？甘建华：10年后的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初了，我也已经人到中年。在南方的满目葱绿中回首往事，心中不由产生一种金庸笔下人物的感觉：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白了头。
10年前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却把它撂在了西部之西，唯一的收获便是这几部小说和几十篇散文。它们既是父精母血凝结成的另一个“我”，也是一代大学生去边疆建功立业的宝贵见证。
唐中兴：你的创作和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真是应了一句话，经历是想象无法代替的。
甘建华：我自幼生长在湖南省，接受湖湘文化的熏陶，突然到了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好比看惯了彩色片，再看黑白片眼睛根本无法适应。我的父辈在那儿革命了多年，他们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让经济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有的地区，少数民族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一步跨进了电灯照明的现代社会，这个时间跨度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然环境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谓“江山依旧，人事全非”。
当然，如果作为一个匆匆过客，参加去西部世界“黄金周的黄金游”，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都能让我们产生诗意的想象。但我当时并不是这样的，我是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我经历了那块土地上在同一时段发生的一切事情，既有豪情万丈，当然也就有愤懑不平。
唐中兴：这是否就是你自认为的──西部之西是你生命中壮烈的花，也是你心底里永远的痛？
甘建华：对。不妨这样说，西北历史发展的缓慢，自然条件的严峻，人民生活的贫瘠，文化娱乐的阙如，同它地理位置的重要，地下宝藏的丰富，发展前途的广阔，人民求生意志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形成了蕴含极深的潜在冲突。面对着广袤无边灼痛眼睛的黄色土地，你的灵魂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你不会为自己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感到庆幸，你心理上的惶恐不安迫使你的情感备受煎熬。去内地开会出差时，许多人甚至羞于向人说起自己是大西北人。所以，陕西省作家高建群对大西北的贫困落后的不公表示了他的忧虑和愤怒，他甚至写了一篇《西北狼在嚎叫》的文章。宁夏回族自治区作家张贤亮也谈到了由于一些政策所造成的宁夏的贫困问题，青海省本土著名作家王文泸在某次文学讨论会上语出惊人――“青海人既不勤劳也不勇敢，更别奢谈使命。”
所以，今年3月，一听到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步骤后，我也感到热血沸腾，西部再也不能错过这次绝好的发展机遇了。我个人认为，要赶上时代发展的快车，西部人首先要“洗脑”，要进行观念的革命，要学会“放水养鱼”，不能搞“竭泽而渔”。西部再不能重演人才“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了，失去了人才，一切都无从谈起。
“西北风”刮起来了
唐中兴：中国西部是地球的至高点，是山之根，水之源，深含着恢宏博大的历史感、崇高感。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坛陡然刮起一股强劲的“西北风”，对此你怎么看？甘建华：当时我正在大学念书，首先是被路遥的《人生》震撼了一把，再就是电影《黄土地》、《牧马人》风靡一时，这是“西北风”乍起的潮音，我们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西北风”主要是以文学、电影、音乐三足鼎立之势，构成中国当代文坛艺苑雄奇神异的西部景观。
1985年1月，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新疆文学》这本杂志直接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再一个就是张贤亮在他的一本外文版图书中介绍了“中国西部文学”。后来，新华出版社向国内外报道：“一种以描写中国西部生活为主的文学作品──西部文学，目前正在中国崛起。”同每一种口号或旗帜的出笼一样，“中国西部文学”也是西北的文艺理论工作者率先提出来的，我想他们是受湖南作家群（即“文学湘军”）的启发而自觉“守土有责”。
唐中兴：你前后在大西北呆了11年，亲身经历了中国西部文学从勃兴到繁荣那样一个大时代。在你的印象里，中国西部文学代表性的作家有哪些？
甘建华：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何况我说了也不算数。要说的话，也只能从一个见证人的角度，就其当时在文坛的影响盘点记忆。
由于商品经济浪潮强大的冲击力，当然，还有其它因素的影响，中国西部文学在接近辉煌的时候偃旗息鼓了，这是我们当初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毕竟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产生了一批震撼人心的作品，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杨志军的《环湖崩溃》、《大湖断裂》，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扎西达娃的《西藏自治区：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王文泸的《枪手》，高建群的《遥远的白房子》，以及贾平凹、周涛、昌耀、马丽华、赵光鸣、林染、唐栋、邵振国、柏原、井石等人的作品，都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征服了千百万读者，很难设想以后还会有这样一批人物出现。
唐中兴：这些作家当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甘建华：大学时代喜欢贾平凹的作品，他的小说故事讲得非常好，散文更不用说，一部《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打败了八十年代所有其他的散文家，这样的人要多少年才出一个啊！但后来他就不行了，《废都》一出，他没救了。
我最喜欢的是张承志和周涛，历经二十年而热情不减。张承志的作品是真正的大家之作，每一篇都堪称美文，他写过的题材别人没办法再写。譬如《北方的河》，他写过之后，至今无出其右者，这叫不服不行。周涛原来是“新边塞诗”的代表性人物，号称“中国西部诗歌的三条河流（之一）”，我倒觉得他的诗写得一般。但他近年的散文可就不得了了，不但霸气十足，确有王者气象，许多文章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还有马原，一位技术性小说家，他把内地大学生在西部世界的生活写绝了。
西部之西在哪里
唐中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故乡是生命向自己提出挑战的地方，是人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一张身份证。是否可以说，西部之西是你的第二故乡？
甘建华：不能这样说。西部之西只是我精神成长的地方，她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但不能说她就是故乡什么的。故乡只有一个，她是祖先的血脉大地，无论好与坏，富裕或贫穷。
唐中兴：那么，西部之西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甘建华：说起来很偶然。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西去的列车上，我邂逅了一个酒泉市的姑娘，她在湖南长沙一所大学读书，姓名我也忘了问，好像是就要毕业了回酒泉联系工作，但酒泉的单位没有她对口的专业，为此她感觉很苦恼。我告诉她，我当时工作的地方有这个专业，但她听后坚定地摇摇头，“那儿太遥远了”。我心里一惊。在人们的印象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当属西部世界无疑，再西出阳关两千里，天哪，这不是西部之西又是什么？于是，“西部之西”这个地理指称就这么在我脑海中出现了。
唐中兴：“西部之西”具体指的是哪一片地区？
甘建华：一个作家所描写的地域，肯定存在着现实和虚构这样两种情况。我是学地理的，后来却搞起了文学，实际上一直从事着新闻记者这个行当。所以我在小说中所描述的地方，都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它们又常常混淆不清，让我也一时无法分辩。这些地方都曾是我亲自到过，或者说亲身生活过。我的西部的岁月，似乎从未离开过这些地方。
具体说来，我的“西部之西”有着地理学上的明确界限。它应该是自玉门关以西，阿尔金山脉是它的北缘，沿着当（金山）─ 茫（崖）公路或青（海）─ 新（疆）大道一直西进，当金山口和唐古拉山口之间是它的东轴，将柴达木盆地一分为二，昆仑山脉和阿尔金山巨大的三角形内，冷湖、花土沟镇、格尔木、茫崖、大柴旦行政区，成为远荒大漠中的都市，也是我小说中的安纳尔兰。
唐中兴：“安纳尔兰”是什么意思？
甘建华：尕斯库勒湖是西部之西最大的一个湖泊，湖的西侧上源是一片辽阔的牧场，有几十户蒙古族牧民在那儿休养生息，阿拉尔河是他们生命的河流。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遐想阿拉尔》，那是一次半途而废的采风。直到两年后，我临离西部之西的前夕，才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地。阿拉尔，蒙古语“岛”的意思。我把它作了技术性处理，变成了“安纳尔兰”，是不是有点“巴塞罗纳”的美感？“中国的得克萨斯”
唐中兴：提到西部，人们总是很容易联想到美国西部，牛仔、传教士、冒险家、投机商和美洲原住民等，这些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英雄群像。你在描绘安纳尔兰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秩序，看到爱情、事业悲剧后面的文化沦丧的悲剧。对于这种状态，你似乎抱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是这样的吗？
甘建华：同美国西部一样，中国西部也是一片广大的待开发地区。早期的西部文学充满了开发者的浪漫主义气息，作品洋溢着昂奋向上、勇敢正直之气。随着文学向其本质的日益逼近，在高山峡谷和大漠戈壁的宽阔舞台上，后来者无法回避荒凉萧杀的宿命意识，崇尚敢爱敢恨的硬汉强者性格。在一个没有“文化的根”的地方，当理想境界的价值毁灭后，血腥与拚杀成为生存的必然。所谓“亚文化状态”，其实就是文化荒漠上的无序状态。
西部之西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得克萨斯”，都是没有“文化的根”的地方。无论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及其开发史，还是其文化结构、生活品味、人的素质，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那里，酒量最大的就是英雄，拳头最硬的就是好汉。畅销不衰的白酒与枯燥的文化生活，为野蛮与暴力、自私与封闭、愚蠢与偏狭、无耻与不义，还有那不可救药的夜郎自大，提供了一种不文明少见识的温床。在貌似憨厚和诚恳的背后，喜欢打探别人的隐私，看到别人的难处禁不住幸灾乐祸，乡亲们拉帮结派打压异类，对官本位九死不悔的追求，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是令人遗憾的。
但就是这么个地方，她的不好你可以说上三天三夜，甚至有些事情能让你恨得咬牙切齿，由于你毕竟在那儿真真切切地生活过，爱过，恨过，拥有过，失去过，她与你的关系好比血缘，打断骨头连着筋，所以离开她之后又让人牵肠挂肚，让人想起来一往情深地落泪。在那块与月球表面没有多大差别的地方，近50年时光里，由于主义与号召的鼓舞，人们像夸父逐日一样，以一种献身的精神向戈壁宣战，向大漠进军。如果缺乏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你可以坚持几天，坚持几年，但绝对坚持不了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更不用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悲壮的崇高，崇高的悲壮。什么叫英雄？这就是英雄！
唐中兴：这就难怪你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英雄情结”，还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西部之西的生活给你留下的印象可谓刻骨铭心，对不对？
甘建华：不仅仅是刻骨铭心，简直是恍若隔世。西部之西海拔3000多米，位于地球的青藏高原，阳光开得很灿烂，紫外线辐射特别强烈，氧气只有东部沿海的三分之二，许多人到了内地居然发生“醉氧”现象，高原性心脏病和肺气肿夺去了无数年轻的生命。一年两场风，从春刮到冬，沙尘暴刮得你看不到房间对面的人。出门见不到绿色，方圆几百公里没有人烟，昼夜温差几十度，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80─200倍。辛辛苦苦攒了点钱，回家一探亲，就给铁道部和旅社、饭店作了贡献。我刚去时，每个月只有两斤大米的定量供应，馒头因碱性大都开花了，蔬菜从南方运到那儿都脱水了，带着泥腥味的冰冻鱼都散刺了，甚至连腊肉都发臭了。到了冬天，每家每户都用小板车去买结球白菜和青萝卜，然后藏在地窖里，慢慢享用。水果一买一筐，鸡蛋一买一筐，大（猪）肉一买半边，错过了就买不到了。那时最吃香的是小卖部和食堂的师傅们。那些年，我把鱼肉罐头和水果罐头都吃腻了，以致于现在见到罐头都头晕。后来，多亏了黄静波从广东省调到青海省当省长，才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就是在如此严峻的生存条件下，我们却搞出了一个年产百万吨的大油田，这算不算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创举？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西部之西的人生，是一种永远的奉献者的人生；西部之西的孤独，是一种永远的文化上的孤独。特别是随着东西部文明差距的拉大，这种孤独还会进一步加深。所以，必须有一种生活，来演绎观念的魅力；必须有某种声音，来呼唤诚信和良知。
西部之西文学三代人
唐中兴：你作为“西部之西文学”的首倡者，曾经在你的旗下麇集了一批作家和大批文学爱好者。如果倒退回八十年代，说不定你们就会像“文学湘军”一样成了气候。
甘建华：这是一种盲目乐观和自欺欺人的说法。考察中外文学史，一个流派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要有深厚的文化土壤，要有前卫的理论引导，要有风格基本相近的作家群，要有一批真正打动人心并给予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的优秀作品。最重要的一点，要有宽容时代适宜的氛围。很不幸，这些我们都没有，我们只是借用了一个名词而已。
但必须指出一点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文学在那块“生命的禁区”曾经呈现出伟大的力量。西部之西的文学拓荒者是李若冰，他是丁玲的学生，一个八九岁就跑到延安市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五十年代初，他从中国文讲所第一期一出来，就毅然奔向柴达木盆地，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勘探队员，讴歌“山谷中飘动的红旗”。他的《柴达木手记》鼓舞了几代人，对西部之西后来者的影响常常让人心存感激。他应该有一座雕像，这座雕像不应该只矗立在人的心中。唐中兴：我注意到了，你的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到这位文学前辈。
甘建华：是的，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行为。在他之后，徐志宏应该算作西部之西文学的第二代中坚人物。他是江苏人，六十年代末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就来到了地老天荒的一角。他很聪明，是个性情中人，如果不是身处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他在文学上应该有更大的作为。他给那个地方留下了一本《油海情》、一本《大漠与人》，然后在八十年代末打道回府了。他走的时候，我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好像叫《蓝色的骊歌》。还有一个张同聚，笔名开南，也是江苏人，在油田医院作牙科医生，写过不少作品，我印象较深的是一部叫《沉砂》的中篇小说，是描写戈壁上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梁泽祥本身是一位摄影家，五十年代就进了盆地，做了几十年新闻记者和宣传干部，在这一代人中资格最老，人品也是有口皆碑。他出版过两部摄影作品集，还有一部叫作《岁月的歌》的文学作品集，其中的几篇散文和回忆录写得很有生活情趣，堪称西部之西早期开发史的宝贵纪录。
再就是我们这批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了，我曾经跟他们日夜在一起，不断地探讨“我们应该怎么办”。刚到西部之西那几年，我基本上没写什么东西，只是一个劲儿地读书，作笔记。后来受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沈从文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影响，我开始有意识地创作了“西部之西”系列散文和小说。为了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我当时还写了《柴达木的魂与我们的梦》、《系列构图与文学战略》这样带有指导性的文学理论文章，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就像马原经常说的“留在西藏的那帮兄弟”一样，凌须斌、邹筱荃、徐继成、魏德章等人是我那个时代的文学挚友。凌须斌也是江苏人，不仅文章写得漂亮，做人也有情有义，他在朋友当中有着很好的人缘。须斌以他的两部著作《西去路漫漫》、《圣火高原》，奠定了他今日西部之西文学主将的地位。徐继成是个会计师，说话很风趣，作文很机智，著作《洪荒岁月的风》充满了深刻的哲理和浓厚的思辨色彩。魏德章现在干着我以前干的活儿，为《青海石油报》编辑文艺副刊，酒喝得好，小说也写得好。他的小说集干脆取名《柴达木人》，真实地描写了那个遥远的地方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邹筱荃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很深，中篇小说集《高原的旗帜》是他这些年心血的结晶，原先充斥在他作品里的原始而野性的力量，现在被锻炼成了一种感人的精粹。他是我见到的对文学最为痴迷的信徒，他曾给我多次说过他“生命的全部就是文学”，他发誓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的劲头，至今犹在我的眼前晃动。
唐中兴：我前不久去了一趟青海省，听那边的朋友说，你当时在那边点了一把火，燃起了人们对文学的热情，作家梦成为一种流行病。是不是这样？
甘建华：没有这么严重吧。只是由于偏居一隅，文化生活格外单调，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需要一个渠道，而文学本身就具有一种教化的力量，一种启人心智的魅力。虽然大家都在嚷嚷着“热爱文学”，但绝大多数是功利性世俗化的，也就是要达到一种个人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想借机换一个好的工作岗位，从野外、基层小队混进机关，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总比不思进取好。再说了，当时的风气不是太好，反文学的势力很顽固。但油田党委宣传部长张佩荣是个很好的人，他很支持我们。再就是后来做了油田党委书记的周铭涛，湖南人，他也经常写点诗词，无形中给了大家以鼓舞。
唐中兴：西部之西的岁月，你感到最幸运的是什么？
甘建华：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唐中兴：你最遗憾的是什么？
甘建华：是我根本就不应该到那儿去，或者反过来说，我不应该在10年前离开那个地方。
唐中兴：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甘建华：《故乡与远方》。
（《西部之西》，甘建华著，广州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