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百科
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中国三线地区，同时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援三线地区新项目的建设。在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形势严峻，战备气氛浓厚情况下，1964年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于是，三线建设决策终于确立。

三线建设的总目标为争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1965年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建设委员会，开始着手实施三线建设。中国对一、二线经济建设采取“停”、“缩”、“搬”、“分”、“帮”等项措施。搬迁至三线地区的项目实行大分散、小集中原则，国防尖端项目的建设实行“山、散、洞”原则，以此开展三线建设。截至1980年底，三线建设基本结束，共投入2052亿元，约占中国基建投资的40%，安排了钢铁、交通、能源、国防等1100多个重要项目。1984年至2006年进行后续调整改造。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

三线建设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西部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探索了中国特色的体制机制，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铸就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背景

国内外形势

“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了新中国经济困难的局面。1957年至1962年，中国人均主要生活资料的年消费量大幅度下降，市场商品匮乏，吃、穿、用全面紧张。

1963年初，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8人组成的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在研究编制长远国民经济和“三五”计划问题时指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

中国西面：1962年10月，印度武装部队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边境地区局势未能得到根本缓和。

中国东面：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台湾蒋介石当局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企图反攻大陆。

中国北面：1963年7月，苏联与蒙古签订针对中国的关于加强蒙古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并向中蒙边境派驻重兵。

中国南面：1964年8月2日夜，美国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发生激战。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周边地区严峻的安全形势让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忧虑。1963年，毛泽东在审阅一份关于工业发展的材料时指出，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两种可能性，但是应未雨绸缪。

决策讨论

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就对中国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一是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又恰好在国家纪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前后。这使毛泽东下决心将“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由吃穿用改变为备战。

5月18日，李富春说明了这个计划中存在的矛盾，实际就是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投资相对不足的问题，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毛泽东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太满意。

5月27日，毛泽东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讨论计划。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三五”计划要全力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日，各人发言陆续表态。经过研讨，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即“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是学苏联的，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毛泽东的建议使与会者很快统一了思想。从此，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决策确立

1964年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曾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会议决定（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等内容。

会议后，“吃穿用+三线”的指导思想发生一边倒变化，三线建设决策终于确立。9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提出要“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由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主要包括西南和西北，即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等11个省区，其中西南（云、贵、川）和西北（陕、甘、宁、青）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决策实施

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有关部门迅速从三个方面对西南、西北的三线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将一线的全国独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此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把毛泽东的三个因素概括成“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口号迅速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一时间出现了举国备战、全民皆兵的景象。

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中央和中南局提出关于本省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的报告。报告就该省建设一系列小型兵工厂、化肥厂、军械修配厂和将广州市及沿海城市部分民用工厂、高等学校迁至小三线等问题作出规划。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予以肯定。周恩来约集有关负责人进行研究，提出关于一、二线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二线建设和备战工作的七项内容，包括建设一批地方的军工厂，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厂到本省区的后方，并相应建设一些小煤矿、小电站，搞好公路、桥梁、渡口和通讯线路，建设一批储备战略物资的仓库，加强农业建设，迁建或新建一些必要的医院和学校等。

11月，国务院批准“三五”计划（草案），于是形成了大小三线建设齐头并进的局面，三线建设全面拉开了序幕。

建设历程

三线建设分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为1964年至1970年，投资560多亿元，占同期中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8.5%。1964—1966年是三线建设的第一个高潮，1969—1970年为第二个高潮。第二阶段为1971—1980年，投资149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6.4%。截至1980年底，三线建设基本结束。

第一阶段（1964年~1970年）

1964—1966年是三线建设的第一个高潮，以大西南为重点，据不完全统计，在西南、西北三线地区安排了 300 多项大中型项目。初期的主要项目有四川省、交界的工业基地，至的，以为中心的常规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基地，以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空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厂等。

1964年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援。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铁路、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市、包头市、酒泉市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省、贵州省、甘肃省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

到1966年初，三线建设取得很大的进展。各地还进行小三线建设安排。4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原定1970年完成的大多数主要项目预计在1968年就可以提前完成。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这个建设计划，从1967年到1969年初的两年多时间中，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许多项目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1969—1970年为第二个高潮，1969年中苏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冲突后，国际形势更趋紧张，以豫西、鄂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重点的中南三线建设迅速展开，三线建设的多数项目于此时期投产或大体建成。毛泽东同志在“九大”前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九大”的政治报告写上了准备与苏联和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内容。备战，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九大”的重要议题，而且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后即开始了全国性的深挖防空洞和加紧三线建设的许多备战工作，以豫西、鄂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重点的中南三线建设迅速展开，从而使三线建设出现了第二次高潮。1969年中国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骤增至200.83亿元，较上年增长了77.6%，1970年进一步增长到312.55亿元，在1969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55.6%。

第二阶段（1971年~1980年）

1972年开始，以“三线”地区为主，中国共有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厂建成投产，包括当时第四机械工业部所属的749厂（甘肃天水永红器材厂）、871厂（甘肃天水光集成电路厂）、878厂（北京东光电工厂）、4433厂（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等。同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党中央国务院抓住国际环境改善的有利条件，大规模引进了26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技术装备。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心思变，迫切希望把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于是，1973年，中国实施“四三方案”，从西方国家引进5套大型石油化纤装置、13套大型氮肥装置，投资200亿元在三线地区建立四川化工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化肥厂等大型化工企业。同时，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市、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市、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

除此之外，三线建设时期还有许多项目，如交通运输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工程建设人员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相继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黔桂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中国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1979年至1980年，随着中国国际国内形势的缓和，三线建设进入了后期阶段，基本上不再投入新的项目，重点放在搞好收尾和配套工程的建设。截至1980年底，三线建设基本结束。

后期调整（1983年~2006年）

1983年11月，国务院决定全面调整三线建设。12月，成立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原四川省省长鲁大东任主任，钱敏、郑汉涛任副主任，着手分类调整1945个三线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的任务是提出三线现有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规划，并对其实施进行检查监督。规划的范围是：先对云南省、贵州省、四川（包括重庆市）、陕西省和豫西、鄂西地区内的工业交通企业，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在上述地区的直属企业进行规划，重点放在四川（包括重庆市）、贵州、陕西、豫西地区和国防军工企业方面。

1984年6月，国务院三线办确定了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主要任务：一是企业布局调整。通过关、停、并、转、迁、换等六种方式，重点解决选址不当、自然灾害严重，无明确产品方向、生产难以维持，远离城镇、没有社会依托等问题。二是产品结构调整。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围绕国家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开发形成一批有竞争能力的拳头产品。三是技术改造。结合布局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制定技术改造规划，发展优势产品，推动技术进步。

在调整改造的道路上，大多企业举债搬迁，提出了“挣钱吃饭，攒钱搬迁”，进行“第二次创业”的口号。由于没有充分发挥军工企业的技术优势，许多军工企业选择了成本高、技术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民品，不少产品上得快也下得快。此后，更多企业注意防止简单的厂址位移和低水平重复，结合产品结构调整和军转民技术改造，实现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整个三线调整改造工作经历了“七五”期间的综合治理改造，“八五”“九五”期间以脱险搬迁为主要内容的布局调整，“十五”“十一五”期间的调整收尾三个阶段。其中，从“七五”至“九五”期间，国家共规划安排了三线调整项目274个。另外，“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还规划安排了只给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改造项目169个。至2006年，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工作基本结束。

主要内容

建设总目标

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纪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其指导思想是要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站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同时，提出三线建设的总目标：争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建设整体布局调整

为解决东西部经济不平衡差距，即一、二线资源集中，特别是一线资源集中，对于三线发展不利情况，1965年1月，毛泽东再次指出要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为了三线建设能尽快形成生产能力，中国对一、二线经济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在建项目）、“搬”（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到三线）、“分”（部分企事业单位分出一块或两块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方面对口帮助三线企业建设）等项措施。

建设选址原则

1965年8月召开的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确定立足于战争，搬迁项目实行大分散、小集中原则，国防尖端项目的建设则实行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即“山、散、洞”原则。这一原则决定了布点远离大中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甘肃省等省在内的广大西南、西北是大三线建设的重点选址范围。由此大批资金、科技人员和工业设施的投入，铁路、公路、邮电的开通，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为西部荒芜落后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

建设管理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西南三线的地域包括川、云、贵三省。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建设项目，三省的建设项目，由三省各自负责。

196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刘澜涛任主任，王林、安志文、李广仁、宋平任副主任，另有委员29人，统一领导和组织西北的“三线”建设工作。其办事机构设在西安市。陕西省也成立了相应机构。

1966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王任重为主任。

三线精神

形成发展

三线精神的形成发展大致有以下三个历史阶段：1964年至1969年是三线精神产生和初步形成的时期。1964年，三线建设战略开始实施。1964年至1966年是中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初始阶段。1966年至196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三线建设受到了一些干扰破坏，处于短暂的停滞时期。三线精神在这一阶段萌生，其主题是捍卫中国的国防安全。1969年至1978年，珍宝岛冲突发生，中苏关系恶化，三线建设更加大力开展起来，此时期是三线精神塑造与传播的时期。

1983年，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作出了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的战略决策。三线建设虽然结束了，但三线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1993年4月，江泽民提出“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后，三线企业在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各种方式的改组变革，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三线建设中的大型机械制造和军工企业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三线精神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中与时俱进，得到延拓。

精神内涵

“三线精神”被概括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

“艰苦创业”是“三线精神”的精髓。在三线建设中，创业精神主要体现在自力更生。三线企业是在西方强权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封锁、经济禁运和军事扼杀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为了克服困难，获得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三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重大建设任务，甚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其文化精神的内涵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升华。

“无私奉献”是“三线精神”的魂魄。奉献精神的题中之意是艰苦奋斗。三线建设布局中的工厂和科研单位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在艰难生存和生产条件下，在三线建设中形成了能吃苦、能战斗的艰苦奋斗精神。

“团结协作”是“三线精神”的根基，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行动一致进行大协作的团结精神。以中央与地方机构配合、各部委之间的配合、地方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为条件，中国得以实行社会主义国家认识统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从宏观上把握和指导三线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加快建设行动，取得成就。

“勇于创新”是“三线精神”的旗帜，带领三线建设企业向前。微观企业管理需要科学的创新，宏观决策也需要科学的创新。三线建设在许多问题上没有经验，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三线建设的决策总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各方面实际情况的变化来调整、充实。因此，决策的科学精神成为三线精神的内涵之一。

同时，三线建设是在苏联终止援助、撤走专家之后的困境里艰难起步的，也是在西方实施物资禁运、技术封锁的包围中出奇制胜的。三线企业走上了创新之路，囊括了大量现代科技和高科技人才，成为西部自主创新的基础。

建设成果

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至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中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至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至1270亿元，增长3.92倍。

国防科技工业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三线建设项目过程中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科研试验基地。截至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帐面价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以重庆市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兵器生产能力已占中国的近一半。贵州省、陕西省、四川省、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占中国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发射的卫星一号，第一个军用核反应堆，成功试射的第一枚远程导弹，第一艘核潜艇和第一台电子加速器等，绝大部分研制、试验基地都在三线地区。

交通运输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千米，占中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中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４倍多，占中国的三分之一。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22.78万千米，占中国同期的55％。“三线”建设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建成了交通网。同时配合铁路建设，还建成许多公路网络，改变了中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

基础工业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

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市、成都市、贵阳、汉中市、西宁市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截至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中国水平。1980年，三线地区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比1964年增长了4倍。

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省六枝、盘州市、水城区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省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截至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至21200万吨，占中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至635亿度。截至1984年，贵州六盘水市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300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

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省除建成攀钢集团基地外，还有重庆市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西昌市、兰州市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中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中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中国的50％。

评价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省时，对三线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三线建设，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的宝贵财富。然而，由于三线建设是以备战为中心的，整个建设处于保密状态，成千上万人都是悄悄地来，在深山僻野中隐姓埋名，一干就是几十年；加上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中也难免受到“左”的思潮影响，使后来宣传上颇多顾虑，以至于许多感人事迹、重要成就，直到现在仍然鲜为人知。唯其如此，更需要三线建设史研究者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揭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三线建设的辉煌成就及其在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污蔑歪曲，让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从中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更加增强新中国的历史自信，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更加自觉地听党话、跟党走。

中共攀枝花市市委党史研究室发表《三线建设的历史贡献及价值》：三线建设决策之快，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职工积极性之高，都是空前的，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实现了生产力布局向西推进，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西部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三线建设实现了生产力向西部地区的布局，为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聚集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为西部地区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为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加快西部城市化进程，为西部的发展培育了经济增长极；铸就了三线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光明日报》发表《三线建设：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三线建设已是历史，但在三线建设中形成的基础设施、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校等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大型机械制造和军工企业形成了深厚的技术积累，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到新世纪初，三线调迁工作全面完成。嘉陵摩托、东风汽车、长虹电器、航空工业成飞等一大批知名企业走出三线，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走向国际尖端前沿，它们也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坚实基础。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西部地区的工业支柱、经济引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曾经内陆深处的“大三线”，站上了对外开放的前沿。三线精神也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