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1年9月8日日本和美国在旧金山美军陆军第六军司令部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英文名：Treaty of Security and Safeguard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是于1951年9月8日日本和美国在旧金山美军陆军第六军司令部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

1950年，美国出于推行“冷战政策”的需要，决定重新武装日本并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主要军事基地。为使此目的合法化，美国同日本签订该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条约由前言和5项条款组成。规定日本承认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陆、海、空军；驻日美军可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镇压“内乱”和“暴动”、对付外来武力进攻；未经美国同意，日本不得将任何基地给予第三国；驻军的配备条件另由日美行政协定规定等。1960年，该条约为《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和约》所代替。1996年4月，日美发表了《日美安保联合宣言》。1997年日美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2015年4月，再次修订后的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将同盟关系扩展到“无缝合作”，2024年9月，自由民主党总裁石破茂认为应该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纠正日美同盟的“不对称性”，让日本自卫队驻扎美国关岛。

《日美安保条约》是东西方美苏冷战条件下的特定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日美安保条约》是日美各取所需、互为支持的保证书。

历史沿革

1950年，美国出于推行“冷战政策”的需要，决定重新武装日本并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主要军事基地。为使此目的合法化，美国同日本签订该条约。

1951年9月8日，在日本与美、英、法等48个战胜国（不含中华人民共和国）片面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五小时后，日美签署旧《日美安保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有权在日本国内及其周围驻扎陆海空军；根据日本政府请求，美国军队可以镇压日本国内发生的暴动和骚乱；美军驻扎条件由两国间的行政协定另行规定。

1952年2月28日，日美两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同年4月28日，行政协定与《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日美安全条约》同时生效。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条约保障。例如，第十七条第2款规定：“直至关于军队地位的北大西洋条约国间协定生效期间，合众国的军事法庭及当局有对美军及其相关人员在日本国内所犯一切罪行的专属审判权。”1953年，美国与北大西洋条约国间协定生效后，日美两国修改行政协定的部分内容，使其看上去更“平等”，然而双方又以“密约”形式基本保留了原协定中规定的美国军队特权。

20世纪50年代，以砂川事件为代表，日本本土的反美与反基地斗争逐步激化，使驻日美军的军事活动遭遇困境。为此，美国政府开始与日本就修改条约举行谈判。1960年，日美签署新安保条约，明确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任务，去掉了饱受争议的“内乱条款”，并且规定条约的期限为十年。根据旧安保条约第一条，驻日美军可在日本政府的请求下镇压日本国内的大规模骚乱，这一“内乱条款”被日本民众视作美军对日本内政的干涉而遭批判。但是，与日本希望改变日美不平等地位的目标相左，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被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美方仍旧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新条约的签署引发了当时日本民众大规模抗议浪潮（即反安保斗争）。1959～1960年，日本人民为反对修订《日美安保条约》，进行了23次全国统一行动，迫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计划，岸信介首相也被迫下台。1960年5月14日共有1000万人在寄到日本国会的请愿书上签名。6月5日，有650万人参加抗议活动。6月15日，580万群众参加抗议条约签字和艾森豪威尔准备访日活动。

其后60年间，经历了美苏冷战对峙深化时期、冷战后时期、进入21世纪后的9.11事件，特别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美安保条约》逐步得到加强并不断完善。20世纪70年代末期，针对远东地区美国整体实力的衰弱以及苏联军事力量增强的状况，日美经过两年多协商于1978年制定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就防止日本遭到入侵、遭到武力攻击以及远东发生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态作了具体规定，旨在规定“日本有事”时自卫队和美国军队的任务分工。1996年4月，日美发表了《日美安保联合宣言》。1997年日美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日美军事合作扩大到与朝鲜半岛局势等相关的“周边事态”。

2005年2月19日，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与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即“2+2”会谈。会谈后两国发表了全面调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共同声明》，首次将中国台湾、核危机、日俄南千岛群岛问题、驻日美军基地与日本自卫队基地相互使用等列为日美军事同盟“重新定义”的主要内容。

2015年4月，再次修订后的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将同盟关系扩展到“无缝合作”，并扩大联盟范围，包括“对区域和全球安全的保护”。最明显的修改是将与朝鲜半岛突发事态有关的“周边事态”重新定义为“对日本和平与安全带来重要影响的事态”（即“重要影响事态”）。

2024年9月，自由民主党总裁石破茂认为应该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他在文章中表示，其目标是将日美关系升级为与英美关系类似的对等同盟关系，增强日美威慑力。石破茂指出，修改“非对称防务条约”的时机成熟。他还提议，修改承认驻日美军法律特权的《日美地位协定》。

条约正文

全名：《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美参院——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

签订人：日本首相吉田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相互协力及安全保障条约

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希望加强两国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并且拥护民主主义的诸原则，个人的自由及法制，进一步促进两国间的密切的经济合作，经济的安定和福利的改善。两国再次确认对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的信念以及和全世界所有政府和人民一道和平地生活的愿望。两国确认保有联合国宪章所制定的个别或集体的自卫权。两国为了维护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决定缔结此条约。协定如下：

第一条　维护和平的努力

缔约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通过以和平手段解决各自的国际纷争，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正义。即便是为了保持领土完整和政治的独立，也应该慎重使用以武力威吓，武力行使及与联合国的宗旨不相符的方法。缔约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为了能够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宗旨得到更加有效地执行，努力加强联合国组织。

第二条经济合作的促进

缔约国通过强化其自由的主制度，促进作为这些制度的原则，改善安定和福利条件，为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缔约国努力消除彼此间的差异，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第三条自卫力的维持发展

缔约国通过个别及相互的合作，持续有效的资助和相互援助，发展和维护在宪法规定的基础上的各自的抵抗武力攻击的能力。

第四条随时协议

缔约国就本条约的实施随时进行协议。另外，在日本国的安全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在缔约国的任何一方的要求下随时可以进行协议。

第五条共同防卫

各缔约国宣誓在日本国施政的领域下，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

前记的武力和作为结果所采取的全部措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立即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些措施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了某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之时必须停止。

第六条基地的许可

为了对日本国的安全及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允许美国的海，陆，空三军使用日本国内的设施及区域。

关于前记的日本国内的设施，区域及驻日美军的地位问题，遵照以代替1952年2月28日在东京签署的日本国与美国的安全保障条约的第3条为基础的行政协定的个别协定及其他已达成的协议。

第七条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

本条约不得被理解为对依照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的责任产生了影响。

第八条批准

本条约必须经依照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上的手续的批准。两国在东京互换批准书时生效。

第九条旧条约的失效

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署的日美安保保条约在此条约生效之时失效。

第十条条约的终了

本条约是为了维护在日本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制定的具有联合国措施效力的充分的规定。到日美两国承认的期限为止拥有效力。

国际影响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全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军事大国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还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日美同盟自形成以来，经由日美两国的战略互动与协商，其使命与性质随着国际安全环境改变而不断改变。美苏冷战背景下，它是一个防御性质的，旨在防卫日本。应对苏联威胁的日美安保共同体。国际安全格局转变期，日美同盟经“重新定义”后，其使命是防卫日本，应付“周边事态”，欲掌控东亚安全主导权。在“反恐合作”背景下，日美同盟的使命是防卫日本，谋求东亚安全主导权，干涉全球事务。自日美同盟“重新定义”后，其性质转向威慑性同盟，而反恐背景下的日美同盟开始转向具有攻击性色彩的同盟。

评价

总体来看，日美两国不断升级同盟关系，推动防务合作领域从战略层级向战术层面延伸，试图形成以防务一体化为轴心，指挥体制、基地布局、战术概念和航空武器系统相“统一”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其性质远远超出“保护日本”的本来目的。

同时，日本大幅提高安保能力，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军力突破性发展。通过夸大“安全威胁”“寻求自保”等方式推进军力建设，其隐蔽性与迷惑性减轻了外部阻力和压力。而驻日美军已经逐渐从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瓶塞”，变成推动日本军力发展的“助推器”。美国纵容日本扩军备武，不仅加剧地区军备竞赛，还会冲击地区和平安全，后续发展值得高度警惕。（中国军网-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