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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火墙

封火墙

封火墙又称马头墙、风火墙、防火墙，是赣派建筑、徽派建筑的重要特色。封火墙是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也就是山墙的墙顶部分，因该部位形状酷似马头，也称“马头墙”。封火墙起着隔断火源的作用。

封火墙产生于明朝中期，是中国防火理论、硬山顶建筑的普及，地方官府政令，以及徽州自身地域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因徽商的兴盛，封火墙随徽商扩张流及中国各地，并被徽商赋予了装饰美化、宣扬思想等多方面功能。封火墙的构造为，随屋面坡度层层叠放，徽州房屋封火墙以斜坡长度定为若干档，墙顶挑三线排檐砖，上覆以小青瓦，并在每只垛头顶端安装搏风板（金花板）。其上安各种苏样“座头”（“马头”）。封火墙种类分为印斗式、鹊尾式和坐吻式。封火墙有一阶、二阶、三阶、四阶之分，也可称为一叠式、两叠式、三叠式、四叠式。阶数越多，意味着这个家庭历史越久，地位更高，最多的可至五叠。

封火墙主要见于中国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高低起伏的封火墙，给人视觉产生一种“万马奔腾”动感，也隐喻着整个宗族生机勃勃，兴旺发达。

命名

古时，徽州人喜欢聚族而居，民居建筑密度很高。一家挨着一家，一户挨着一户，左勾右连。万一哪户失火了，难免会殃及池鱼。为了防患于未然，家家早早地就在屋顶上垒起了高高的马头墙，故而马头墙又被称为封火墙。

历史沿革

产生背景

中国传统建筑多为木构，饱受火患侵扰。古人很早就发现夯土或砖石墙体能够隔绝火源，距今8000—4800年的大地湾遗址代表性建筑F901中大量采用的木骨泥墙和草泥包皮的建筑方法，是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建筑防火技术。先秦时期，人们将草茎泥或石灰涂抹在木柱和墙体表面作为防火保护层，并逐渐采用不易燃的薄石片、陶瓦取代天然的可燃材料（草、木板及树皮等）铺在屋顶上。

秦汉至南北朝，城市中开辟专门用于灭火的水井；皇宫中开河引水，宫墙外以大铁盛水，每百步一置；逐渐采用不易燃的砖石材料修建佛塔；汉朝的粮仓也修筑高墙抵御火灾。隋唐五代十国时，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街道间距与防火之间的关系，在城市规划时，规定了各等级街道的宽度。宋朝人口增加，居民区人口更加稠密，南宋时，赵构赵构曾诏令临安府有计划地开辟火巷，以防火势蔓延。元朝，官方使用石料取代一些重要建筑的构件，以提高建筑耐火等级。建造高大墙体以辟火、毗邻水系选址、大型住宅内部设置火巷、以不易燃的砖石为建筑材料等，这些千百年来古人的探索最终凝练于徽州建筑上，为徽州封火墙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悬山顶与硬山顶

徽州封火墙建筑属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中的硬山顶建筑，封火墙位于建筑主体左右山墙，其墙体与屋顶正脊垂直，顶部高出屋面。高出屋面的墙体部分通常按照屋面的走势砌筑，山墙中部位置最高，两侧呈阶梯状或曲线状下延。在墙体与屋面交接处将木梁、条封在其中，不仅围合砌体，更起到了部分辅助承重功用。

直至宋元，中国民居的主流依然是侧面出檐的悬山顶建筑，而非防火功能更佳的硬山顶建筑。但硬山顶的建造工艺与歇山顶、庑殿顶等相比并不复杂，与悬山顶在外观上最大的区别仅为两头不出檐，所以硬山顶建筑工艺的产生时间可能并不晚。例如，陕西曾出土过一件仓房近似硬山顶的汉代明器，但汉代明器和画像砖石中暂未见民居建筑主体使用硬山顶的实例。究其原因，以夯土墙为主体的硬山顶建筑，侧面不受屋檐保护便极易被雨水侵蚀，缩短建筑寿命，使得硬山顶建筑从产生起便长期游离于居住建筑的主流建筑形式之外。砖石结构的硬山顶建筑虽具有坚固、防雨、隔热等优点，但需要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受生产力因素的限制，普通居民无力使用。

明初营建了大量工程项目，包括营建宫殿、陵寝，修筑都城及地方城市城墙、整修长城等。这些需要耗用海量砖材的宫室、城防工程，促使了明代官办砖窑的迅速发展。如申时行所著明万历内府刻本《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仅南京一城就征召了2373名窑工。随着洪武、永乐两朝在南京、北京大规模营建项目陆续完工，统治阶层对官办砖窑的需求大量减少，官办砖窑逐渐转为民用。得益于此，相较前代，明代砖材产能剧增，价格相应下降，民居也有条件大规模采用砖材建造。由于砖材具有出色的防水、防火、防腐等性能，建筑屋顶并非一定悬出山墙之外以保护墙身，硬山顶建筑自此在民居中迅速普及。自此，客观上完成了徽州区封火墙所需的物质准备，毕竟徽州封火墙建筑仅是硬山顶的进一步美化与装饰。

始于明代中期

明朝徽州府，包括今安徽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绩溪县及江西的婺源县一带。唐朝五代十国至两宋时，北方移民大量迁居至此，使得此地人口稠密。徽州多山多丘陵，故而民居大多沿水流密集分布，家家户户首尾相连，一旦火患发生，危害巨大。丁廷楗修、赵吉士《徽州府志》卷五《名宦》（康熙十八年刻本）载：弘治癸亥年（1503年）“郡数灾……至，思所以御之。乃下令，郡中率五家为墙。里邑转相致。家冶崇以居。自后六七十年无火灾，灾辄易天，墙岿然。”1977年安徽歙县出土的《徽郡太守何公德政碑记》《郡侯何公德政碑阴叙》，印证了《徽州府志》的记载，且更详细地叙述了整个过程。由此可知，这些高墙便是徽州地区众多封火墙最初的由来。

也有学者认为封火墙建筑文化并非源自徽州，明代火墙的记载除《徽州府志》中何歆所造的封火墙，还有《广西通志》和《南平县志》两处。《广西通志·祥异》载，嘉靖九年（1530年）九月，广西梧州大火，第二年，知府请提督“筑一火墙，以防火患，民甚赖之”。《南平县志》载，万历三年（1575年）当地遭到火灾，郡守命当地富户吴侃侃、徐佑等人捐献银两建了7座防火墙；万历六年（1578年）冬，复遭火灾，拓基又成2座，总共9座防火墙。

形式流变

在数量上，这两地与徽州府“城内外墙以道计者二千有奇”相距悬殊。实际上，用几座火墙便防住全县的火灾，说明这是明中期后出现的另一种形式的防火墙，即“分区防火墙”，又称跨街防火墙：墙与墙间距百余米，或十余米，跨街砌筑，在街道处留有门，门与街道等宽，以利交通。跨街防火墙实物很多，老县城尚有残留，最典型者莫过于近年修复的浙江宁海县老城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广志绎》中描述了沿海地区的一种两山墙高起的建筑：“南中造屋，两山墙需高起梁栋五尺余，如城垛，然其近墙处不盖瓦，惟以砖瓮成路，亦如梯状，余问其故，云近海多盗，此夜登之以了望守御也。”似乎与徽州封火墙造型相似，但文中“如城垛”“近海多盗”“登之以了望守御”的描述，说明它更接近民间防御性建筑。广东即出土有汉朝这类建筑明器，被称为“坞堡”。

此外，为了美观或节俭，将避火的墙体设计为阶梯状的情况亦不罕见。康熙帝十八年（1679年）太和殿失火重建后，为防火便修筑了随台基递落的红墙。高墙防火的原理古人早已知悉，在徽州以外的地区存在外形或功能相似的个例也属自然。但徽州封火墙不仅是建筑形式，也是地域建筑特征。形成地域建筑特征，必然反映地域特点，且在该地域数量众多，被民众广泛认可和使用。虽然民居密度较大、易遭火患的聚落特征并不罕见，但根据《中国消防通史》对火墙的所有记载及现存的考古资料，因“地狭民蕃”“最虑者，火患耳”，从而使得郡守以行政命令确保在民居上规模化、制度化建造高出屋面的巨大墙体阻绝火患的，只有明代徽州府。且《徽州府志》所记内容并非孤证，既可与20世纪70年代出土文物所记内容互相印证，又有当地大量实例可供参考。

造型演变

徽州封火墙造型的演变，源于徽商所持财富与社会地位间的矛盾。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给当地带回了大量的财富。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社会阶层低下的徽商无权使用高等级的屋顶形式，斗和彩画的使用、房屋的间数也受到严格限制。虽有违制、越的情况发生，但更多的官商士绅、殷实商贾采取房舍庐舍的精雕细镂、奢华装饰以满足内心欲望。这些装饰包括当代徽州建筑上著名的木雕、石雕、砖雕等构件。封火墙位于建筑的最高处，位置极为显眼，自然应匹配相应的礼遇。

此时期的封火墙被精心修饰、以炫耀房屋主人的财力与品位：墙顶挑三线排檐砖，上覆以小青瓦，并于每只垛头顶端安装博风板；上面再安装各种式样的“座头”（也称“垛头”），有雀尾式、印斗式、坐吻式等数种，不同造型也昭示着主人的身份以及对子孙后代在文、武等不同发展方向上的希望。

徽州传统的大宅院落布局被称为“四水归堂”，院落藏在天井之中，房屋外部连成一个整体。为适应建筑不断扩大的进深，封火墙两侧阶梯状部分也相应分为三叠、五叠4，且有屏风墙、观音兜等各种变体，其规格象征着房屋主人的地位和财富。五叠封火墙象征着五个山峰（即五岳），被称为“五岳朝天”。“五岳朝天”与“四水归堂”相对应，喻示着聚财、求富贵的美好愿景。自此，徽州封火墙既承担防火阻燃的功能，又富有美化单色屋面的艺术性，还寓以人们对生活期望的文化内涵。

明代中晚期，徽州的封火墙为徽商常用的建筑构件。清代，徽商在经营地建造带有封火墙的建筑，在清中期已形成整条街道，但徽商商铺的建筑特点对当地民居影响有限。至晚在清末，封火墙已融入当地普通民居建筑中。

近代发展

徽州商人随其发展足迹将封火墙传播到江南地区，旁及部分偏远地区。同时，徽州的建筑艺术、审美取向、文化传统等，也通过徽商建筑推广到各地。由此，封火墙作为成熟的文化符号，助力徽文化传播的同时也促进了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今天的原徽州全境以及江南部分地区，仍可在现代建筑上找到与防火功能无关的封火墙造型装饰构件。

在美国，在波士顿、纽约唐人街的高层建筑上，也偶有这种两面高出屋顶阶梯状递落的墙体。封火墙文化已演变为江南文化，甚至成为中华文化在建筑领域鲜明的文化符号，最终装饰在不能发挥封火作用的现代建筑上。

分布范围

封火墙主要见于中国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

外观结构

封火墙的构造为，随屋面坡度层层叠放，徽州房屋封火墙以斜坡长度定为若干档，墙顶挑三线排檐砖，上覆以小青瓦，并在每只垛头顶端安装搏风板（金花板）。其上安各种苏样“座头”（“马头”），有“韵尾式”“印斗式”“坐吻式”等数种。“韵尾式”即雕凿一似喜韵尾巴的砖作为座头；“印斗式”即由窑烧制有“田”字纹的形似方斗之砖，但在印斗托的处理上又有“坐斗”与“挑斗”两种做法；“坐吻式”是由窑烧“吻兽”构件安在座头上，常见有哺鸡、鱼、天狗等兽类。也有“金印式”或“朝筋式”，显示出主人对“读书作官”这一理想的追求。

封火墙头都高出于屋顶，轮廓作阶梯状，脊檐长短随着房屋的进深而变化，多变化的封火墙在江南民居中广泛地被采用。呈现出多檐变化的状态，一般分为一阶、二阶、三阶、四阶、五阶等，亦可称为一叠式、两叠式、三叠式、四叠式、五叠式等。其中较为常见的是三阶、四阶样式，也有些前后厅进深较大的房屋会使用五阶式样，像这种五叠式的马头墙俗称为"五岳朝天"，五叠式的马头墙雄伟高大、气势威严，反映了屋主显赫的身份和地位。

马头墙多檐变化形成的高低错落大多也是是水平式的，然而，走南闯北的徽商返乡后，除了带回大量钱财之外，也将南方建筑的特点融入徽州建筑的封火墙中。较大的民居，因有前后厅，砖墙墙面以白灰粉刷，墙头覆以青瓦两坡墙檐，白墙青瓦，明朗而雅素。

类型

封火墙种类分为印斗式封火墙、鹊尾式封火墙和坐吻式封火墙。印斗式封火墙又分为坐斗式封火墙和挑斗式封火墙。

印斗式封火墙

印斗式封火墙墙顶部以一窑烧"卍"，即古文篆字中的"万"印斗为主，或"田"字纹的方斗一样的砖，故名印斗式，印斗下的博风板内往往采用砖雕或绘画的"如意"图案，上下结合起来，喻为万事如意。因印斗托的处理不同，印斗式封火墙分"坐斗式"和"挑斗式"的两种。

鹊尾式封火墙

鹊尾式封火墙该墙的搏风顶端以人工雕琢的类似喜鹊尾的砖作构件为主，故而取名"鹊尾式"，构造也稍简单，式样素雅，美观大方，是徽州民居中用得最多的一类。

坐吻式封火墙

坐吻式封火墙以独特的窑烧构件--"坐吻"当顶而得名，在封火墙中制式最高，这类马头墙的规模、气魄较大，层次多，构造复杂，工艺要求甚高，它的垛头与搏风均系用砖雕来装饰，为古代官方和公共建筑物所采用，如词堂、寺庙、社屋等建筑的屋面上均都有这种封火墙。

布局做法

徽州和东阳的民居中均有封火墙的做法，大致外形也极为相似，均以白垩粉刷，以小青瓦盖顶。其顶部高出屋面，两侧呈对称阶梯状随屋面层层叠落。但若细观见之，实则二者之间仍旧存在一定差异。从外观形制上来看，微州封火墙更倾向于"屏风墙"。因其做法中，墙面长度视天井、房屋进深而定，或将最顶一层拉长，或将最底一层拉长，形似一面展开的屏风，舒展宽松。而在东阳民居中，一般为"五花封火墙"，做成五个叠落台阶，每层长度相近，顶层长度虽会相对加长，但不会过长，整体长度往往要短于徽州封火墙。其高出屋顶的墙体似马马头昂起，高昂雄壮。

造成这种差异现象的原因主要与两地所采用的平面布局形式与屋顶构造相关。东阳市民居的典型布局形式为“十三间头”模式，封火墙所在位置一般为前厅、正房两侧与两厢两侧之处，且前厅、正房与厢房等均多采用双坡屋面。在正门位置，两侧的封火墙往往沿屋面层层叠落，直至达于围墙或门楼的高度；在后门位置，则同样两侧沿屋面叠落，使底层墙面略低于正房后屋面，以便后檐略微伸出，避免墙面与屋面交会处形成闭路，阻塞雨水流通。此外，如“7间头”“18间头”等存在倒座的布局形式，则封火墙或位于倒座与上房两侧，墙面沿屋面层层叠落，直至两厢处墙面略低于屋檐，使得檐面能够伸出墙体，利于雨水排出。

徽州封火墙往往位于前厅、正房的两侧，且两厢喜用单坡屋面，屋脊直接架于前厅和正房的屋架之上。由于单坡屋面的采用，在屋面与墙体的交会处则不存在排水的问题，墙体虽亦有做叠落，但因为不必要叠落至两厢檐面以下，且最底层墙面应至少位于两厢脊棕之上，故往往只略作一层叠落，而不似东阳民居中做成"五花山墙"形式。故而，徽州民居中封火墙往往叠落的层次相对较少，形式则相对较为舒展。

艺术特色

封火墙是中国江南传统民居建筑：赣派建筑、徽派建筑的重要特色。封火墙高低错落，一般为两叠式或三叠式，较大的民居，因有前后厅，封火墙的叠数可多至五叠，俗称“五岳朝天”。从外形看颐具风格，因而不仅是中国南方赣派建筑、徽派建筑的常用格式之一，曾有“青砖小瓦封火墙，回廊挂落花格窗”之说，用以概括明清赣派建筑、徽派建筑风格。优美的封火墙多见于乡村，而在繁华的都市中，封火墙则极为非常难得和珍贵。

赣派建筑高大封闭的墙体，因为封火墙设计而显得错落有致，那静止、呆板的墙体，因为有了封火墙，从而显出一种动态的美感。而从高处往上看，聚族而居的村落中，高低起伏的封火墙，给人视觉产生一种“万马奔腾”动感，也隐喻着整个宗族生气勃勃，兴旺发达。

功能作用

隔断火源

赣派建筑的墙体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主要是因为在聚族而居的村落中，民居建筑密度较大，不利于防火的问题比较突出，火灾发生时，火势容易顺房蔓延。而在居宅的两山墙顶部砌筑有高出屋面的封火墙，则可以应村落房屋密集防火、防风之需，在相邻民居发生火灾的情况下，起着隔断火源的作用。

盼归的象征

而在古代，徽州男子十二三岁便背井离乡踏上商路，封火墙是家人们望远盼归的物化象征，看到这种错落有致，黑白辉映的封火墙，也会使人得到一种明朗素雅和层次分明的韵律美的享受。

寓意吉祥

封火墙的“马头”，徽派建筑通常是“金印式”或“朝笏式”，显示出主人对“读书作官”这一理想的追求。马，在众多的动物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吉祥物，中国古代“一马当先、马到成功、汗马功劳”等等成语，显现出人们对马的崇拜与喜爱。这也许是古赣派建筑、徽派建筑设计师们为什么要将这种封火墙，称之为“马头墙”的动机。

装饰作用

封火墙应用在现代建筑中，不仅仅是对微派建筑的致敬，更是建筑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传统审美价值和观念的沿袭与创新。现代建筑封火墙元素的应用以建筑外部设计为主，通过新材料、新技术、新表达实现徽派建筑封火墙的再现。

价值意义

徽派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中的瑰宝，受安徽徽州地域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在徽派民居聚集地，封火墙高耸于屋顶，高低错落、起伏接续，韵律感极强。在白墙黑瓦衬托下，封火墙打破了墙面空间上的单调，徽派建筑两坡屋面上的封火墙赋予了徽派建筑独有的审美价值，也为微派建筑注入了无限的生命力。封火墙的功能性逐渐消退，更多的蕴含着装饰美和人文特征，标志性价值突出。在"破千城一面"的背景下，封火墙更是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了鲜活的资源，更符合人们的审美价值和审美需求，其浓郁的乡土气息蕴含情感表现与家园气息，更易引发人们心中"归家"的认同感。

参考资料

徽州马头墙.人民日报.2024-02-19

徽州马头墙.新华网.2024-02-19

福州晚报.微博.2024-02-19

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