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若功（1667～1736），字日定，号学斋，武义桐琴镇上仓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曾任昆明市县令，“以礼士爱民为先，兴学厚民为本，如开仓赈灾、除陋习、置义产、直言谏政、拒纳贿赂、执法不挠等，深得民心”，是当时有名的清官，受到康熙赏识。在廉政建设的大环境下，本书作者广泛搜集有关朱若功的材料，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著成此书。全书包括三部分：一为朱若功传，二为朱若功所写诗文，三为历史上对朱若功的称颂文字精编。
简介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秀才。康熙帝四十八年，族人资助，胞兄陪同上京，会试中进士，兄病故于北京。翌年回家，待四侄饮食、教诲视同亲子。康熙五十一年，猛虎为患，若功撰《驱虎文》，协同除虎。康熙五十三年，遇时疫灾荒，率富户在胜因寺施粥，并赴县城向知县陈述灾情，恳求赈济。康熙五十八年（1719），任昆明市县令。时有欠田赋者四千余人，若功认为“此实限于力，非抗欠也。”遂分年给予减免。昆明原有“五塘税”，年征约万余两，若功废之。
康熙六十年夏，大旱，见板桥宝象河水源甚广，然河面枯于。派人在宝象河掘地数尺，见水源不竭，即横河筑涵洞，截河底之水，灌溉旱地。百姓颂扬。雍正二年，若功调呈贡区知县，昆明士民远送数十里。赴任后，乡民呈报灾情数十起。经实地调查，询问民俗，始知乡民不知车水之法，遂邀请家乡木匠教制筒车，引河水入高地。山地无河道，劝民开塘积水，旱情大减。呈贡原无讲学之所，若功捐俸创建“凤山讲堂”。并集众绅续修《呈贡县志》。呈贡人士绘《望雨》、《劝耕》两图赠若功。雍正四年冬，奉旨进京，若功不愿继续为官。皇上问话，故作答非所问，帝以为他已年老耳聋，令原品归老。
事迹
长毛下跪
桐琴一带民间盛传这样一段轶事：清咸丰十二年（1862），溃不成军的一批“长毛”在武义一带烧杀掠抢，杀人如麻，无恶不作，到处尸首遍野。据《赵宅村志》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6月（农历五月十三日），太平军进入武义城。是年，兵乱，赵氏宗祠被焚，27人被害，42人被抓。
一八六二年七月的一天，一批“长毛”来到了武义东部，放火烧了下仓村，看见下仓村上边有骑街楼（经过此地文官须下轿，武官须下马）。长毛就来到了上仓村。“长毛”看见村里面有二根旗杆上高高地飘扬着彩旗，料定这里出过官，定有金银财宝，于是，蜂拥而至，冲进一幢二层楼里。在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搜了一阵子，竟找不到一点值钱的东西，有一“长毛”嘴里骂道：“穷光蛋，当得什么官？”有的说：“把房子烧了。”有一“长毛”看见墙壁上有二卷纸，想用它点火头，将房子烧掉，“长毛”解开纸一看，原来是二幅各八尺长的画，其中有一“长毛”讲：“此乃我们的父母官也。他是清官，快快来拜。”于是，两个“长毛”各举一幅画，其他人都纷纷跪地，对画叩拜。有“长毛”此时说道，“难怪这么穷，他是清官也。”众“长毛”在上仓打地铺住了一宿，离开时，上仓村也因为有了这两幅画庇护，而未有一间房子烧掉，安然无恙，躲过了一劫。
原来，这批“长毛”来自云南省一带，而二幅画是云南呈贡昆明人士为褒扬朱若功而作的。朱若功在云南任职和这两幅画，距离此时已有一百多年，为什么杀人如麻的“长毛”对朱若功如此敬畏？而朱若功在云南当官又为百姓做了什么呢？
本人根据民间传说，查阅了《朱氏宗谱》、《呈贡县志》、《昆明县志》和搜集到的一些文章，整理成以下故事，让读者加深了解朱若功的为人处事。
为民除害
1712-1713年，武义县东部发生虎患，猛虎时常出没乡村，咆哮吞噬，食人无数，乡民田不敢耕种，柴不敢上山砍，有被老虎咬死者，家属不敢收埋尸骨，闹得四乡八村人心惶惶。朱若功多次赴县禀报，县官无动于衷，于是，就写了《驱虎文》“告武义县城隍神及告婺州城隍神；告处州府城隍神”（《武川备考》和《武义县志》均有记载），他在《驱虎文》中开宗明义地说：“天地万物，维（惟）人万物之灵。故人以制物，未闻物以制人，以物养人，末闻以人养物者也……所以保护生灵，为民除害者，于今称颂勿衰，传曰：夫民，神之主也。纪曰：有功烈民则祀之，能御灾捍则祀之。”“今缘山村民衣食在山，此其性。神知之乎？”“吾不敢知其为正神也……”“除此猛虎，以安百姓。”“其不可须臾缓也。”他义正辞严告诉城隍神要有“民先”的职责，明确地向城隍提出：“猛虎食人，神不能任其咎矣。”朱若功京当祷之于里社，祷之于山林。并向城隍提出时限。明约：“三日之内，虎必死于锋镐（箭头）之下，三天不能至，五至七日复不能，是神终不肯除此虎也。”并在文中规定时限驱除猛虎。如逾期就要上告于省城隍、都城隍，直至上告天子。
他除写了《驱虎文》告城隍神外，另写一篇檄文告示“土地之神”：“近有猛虎出没山林，攫食人肉，罪不容死，若功烈巍科当有斯世民之责，愿神之威耿，默相下民，俾此虎入天罗地网之中，于虎师猎户之手。”
朱若功除写《驱虎文》告于城隍、土地，亲自组织和带领猎手，登历崇山，巡行隘谷，终于驱而把老虎杀死，并把虎肉分给被老虎咬死的亲属食，把虎皮让受害者寝之。据（爱新觉罗·颙琰《武义县志》）记载，朱若功“文告于城隍，越日虎果就擒。”这是一种巧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驱虎文》对于安定人心是起着作用的，并且他的“告神”、“土地”实际上也是“告官”，这种“民先”的思想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为民除害的精神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昆明赴任
朱若功自1709年高中进士后，在京任“观政吏部”及在家十年中，一不送礼，二不跑官。直到过了十年（1719），才被委派到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任知县。
昆明是云南省省会所在地，是云南府四州七县之首县，也是少数民族集居地。朱若功赴任，时逢准噶尔汗国入侵西藏自治区，清康熙帝派兵援藏之役，出兵多，任务重，急需供给。昆明又是叛逆吴三桂遗老残兵住留较多的地方，兵荒马乱，情况非常复杂，百姓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县内欠田税的就有四千多人。面对百姓无力纳税和兵需供给，朱若功不忙于收缴，并下令对未完税者一律不许鞭打和强征。朱若功经过下村走农户调查，了解到百姓不是故意抗缴，实乃无力，加之回想当年父亲欠税被吊衙门之事，对百姓的爱心和善心更加倍增，对无力交纳的农户通过各地认真的摸排，分别予以分期或减免。
故事拒贿
康熙帝五十九年，云南金宪（按察使的敬称），一天奉上级之命至边界办理军需。巡抚将近百宗案卷交朱若功审理，并交待可以光棍论处。朱若功手握大权，却不以权谋私。一日有一行贿者，黑夜带着银子前来拜访朱若功，想请朱若功为其办事，说：“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笑纳。”朱若功当场拒绝，来者又说：“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朱若功就给来人讲了一个故事：
东汉时，杨震任荆州刺史时发现王密才华出众，便向朝廷举荐王密为昌邑市县令。后来他调任东莱郡知府，途中王密任县令的昌邑（今山东省全乡县境）时，王密亲赴郊外迎接恩师。晚上，王密前去拜会杨震，俩人聊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已是深夜。王密准备起身告辞，从怀中捧出黄金，放在桌上，说道：“恩师难得光临，我准备了一点小礼，以报栽培之恩。”杨震说：“以前正因为我了解你的真才实学，所以才举荐你为孝谦，希望你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可你这样做，岂不是违背了我的初衷和对你的厚望。你对我最好的回报是为国效力，而不是送给我个人什么东西。”可是王密还是坚持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的，请收下吧！”杨震立刻变得非常严肃，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你怎么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呢？没有别人在，难道你我的良心就不在了吗？”
行贿人听了朱若功讲的故事，知朱若功借故事来拒贿，赶紧带着银子溜走了。
带回五两
朱若功为民勤政和民先的思想品质深受百姓爱戴，也得到了皇上的恩宠，雍正四年（1726年）冬，皇上召见朱若功，要委以重任。而奉旨进京的朱若功，自知年已花甲，决意要让位于贤，退位回家。因而，当皇上问话时，他故作耳聋，答非所问，皇上以为他的确已年老体衰，就让其原品告老还乡。
朱若功在云南省任职八年，留在当地的是“民之父母”的口碑，而带回家的有“五个两”，即：
两张命圣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皇上分别敕命赐朱若功父母和朱若功夫妇为文林郎和孺人的诰命（分别用文言文和满文授之），圣旨写到：云南府昆明县知县朱若功，雅擅才能，克宣慈惠，抚绥有要，常深疾痛，在己之心，怀保无穷，不忘顾复，斯民之责。
两棵树：为了留恋在云南任职与百姓的感情，他特地从呈贡区采集了两棵钩锥树苗。钩栗树为常绿乔木，叶大荫浓，树干浑圆，直插蓝天，在武义县本地绝无仅有。现在这两棵钩栗树虽历经近三百年的风风雨雨，仍枝繁叶茂，孕育着无限生机。
两部书：分别是朱若功写和制版印刷发行的《至性四书》和《积庆楼文集诗集》。
两幅图：即《望雨图》和《访耕图》。《望雨图》绘着朱若功头戴官帽，仰头望天，观望喜雨的情景。上有范启仲的题诗：“农不能耕可奈何，雨珠雨玉总蹉，如今雨雨真珠玉，点点从天洒太和。”《访耕图》绘的是朱若功带着手下，挑着馒头，慰问耕农的情景。
朱若功除了带回以上四个“两”外，还有那就是“两袖清风”。他把俸禄白银约千两，捐给当地的公益事业，他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吾所遗者，唯些方寸（指心）而已。”云南省杨抚军称赞他：“诚良吏第一”。全臬宪啧啧嘉奖曰：“昆明市朱令清滇勤为第一莅官”。县人制“民之父母”匾额赠之，有“召信臣杜母”之称。
朱若功告老还乡，带回以上五个“两”外，还带回了云南人民的一片心。返乡之日，许多市民送了一程又一程，任凭朱若功苦口婆心地劝阻，都无济于事。有许多兵民一直把朱若功送到远离千里的上仓村。据传，有许多送朱若功的兵，后来干脆就留在了武义，朱若功为他们安排了山地开垦种粮，因大多数是朱若功手下的兵，后来他们住的地方也就取作“朱兵”村。
魂归明招
朱若功晚年居家闭门谢客，足迹不入城市，除教孙儿读书明理，则热心帮助各族编纂家谱，潜心研究理学，十分向往朱熹、吕东莱、巩仲至居住与讲学过的明招寺。他奉朱熹为老祖宗，说：“四百年前一家也。”他把儒学思想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在致书女婿徐荛（永康市人，选拔贡生，任严州府桐庐县儒学教谕，后任四川成都府新津区知县）的信中写到：“独行不愧影，独枕不愧衾，从此处着实做起，方可穷、可达、可进、可退。”又说：“文无好恶，总在实学耳。理则取之《五经》程（潜）、朱（熹）；气则取之秦汉韩（愈）、苏（东坡）；尤在效法明道希文，自然可法可传。彼描头画角，以规取一第者，陋矣。”
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朱若功不幸患病，其子光洛侍奉汤药医治罔效。农历四月十一日弥留之际，对子说：“吾今将见先人于地下矣，我一生惟做好人，行好事，全不为身家计，而身家亦复保全，盖有无焉，智术不足恃也，积金积书俱未可必，遗之以危，不若遗之以安，吾所遗者，方寸（指心）而已。”
子孙依照朱若功“生不能见吕祖谦，死后葬于明招山”的遗言，让其安息于明招山。
时任武义县知县张人为朱若功撰写了墓志铭，予以高度评价，并撰挽诗、挽联。
诗曰：
老成谁慰虎贲思，惆风流欲尽时，九宴才名曾射第，百年耆旧相丰仪。
碧江剩有归田赋，金马空传坠泪碑。把臂僧庐夸铄，三春烟雨重含悲。
挽联：
昆明市勋业垂青史，熟水典型接紫阳。
代表作
为官8年，两袖清风，颇觉自得。晚年在家，教育儿孙读书明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著有《至性四书》、《积庆楼文集》、《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