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魏拓跋宏改革，俗称孝文汉化，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孝文帝拓跋宏（后改名元宏）在位统治期间所推行的以汉化为主的政治改革，它是中国历史上较全面、成功的一次改革。改革内容主要包括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制，变革官制，迁都洛阳市，改易汉俗等。
孝文帝为了巩固政权，抛弃了狭隘的民族偏见，坚持实行改革，对北方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复兴和民族融合做出了贡献，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历史背景
政治文化
北魏是继十六国后出现在中国北方的一个与南方政权相对峙的政权形式。从政权组成人员的民族成分看，北魏是由鲜卑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拓跋珪创建北魏，移居平城区（今大同市），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从其移民主体来看，迁徙的民户多是汉人。此外，拓跋部是以一个少数而落后的游牧民族进入封建制度充分发展、文化比他们高得多的汉族地区。但靠拓跋部族的力量无法控制广大的征服地区，因而北魏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任用汉族士大夫，以巩固鲜卑政权。在汉族士大夫的辅助下，统治者重视汉文化的学习，在文化上，提倡儒学，设立太学，在拓跋嗣拓跋嗣以后的各朝诏书中，常引用《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在政治上，北魏鲜卑政权中，地方长官中的知府、刺史等多由汉族士大夫担任。由此，拓跋鲜卑踏上了汉化之路。当时胡人已普遍掌握汉语，改革加速了习俗改易。不仅历代统治者重视汉文化，高宗拓跋濬的皇后冯氏，即冯太后，不仅主持了重要的汉化改革，从拓跋宏幼年起，便对他进行汉文化教育，培养其汉化改革思想，如任用一些儒家博文之士，向他传授汉族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和经验。可见，太和年间，孝文帝之所以能够坚持汉化改革，冯太后功不可没。
社会经济
拓跋部进入中原，定都平城后，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实行“计口授田”，逐渐封建化。同时，北魏政权把经济建设作为一项战略方针，大规模地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稳定了北魏前期的统治政权。但是北魏政权并没有完全改变他们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传统游牧经济仍以一种发展的模式不仅保留着，还在北魏的军事活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北魏前期各部落叛乱常有发生，游牧经济为军事提供所需的战马和物资，有利于维持军事作战力量。据《魏书》记载，在北魏前期，国家体制以及社会形态还相对比较落后，封建统治体系没有建设完成，仍有大量的奴隶制残余。在农业和畜牧业中，将在战争中掠夺的人口赏赐给诸王贵族和有战功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可见，时局形势迫使北魏统治者在坚持部落游牧道路的基础上，接受中原汉族先进的封建文化。北魏前期社会经济模式除了保留奴隶制性质的游牧经济外，还实行了封建化的计口授田制，并且奴隶制性质的游牧经济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至拓跋焘末年，由于水旱灾害频发，传统的畜牧业难以发展，北魏政权开始发力发展农耕业，传统游牧经济逐渐过渡到农业经济，且封建农业比重越来越大，并逐渐居于支配地位；同时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奴隶也渐趋消亡，社会经济逐渐恢复，改变了北魏初期奴隶制性质的游牧经济和封建性经济并存的现象。直到孝文帝改革前，虽然北魏政权已逐渐过渡至封建农业经济，但北魏社会经济封建化的过程并未完成，北魏国家仍处于多种经济揉合一体的状态。
民族矛盾
北魏开国以来，统治者一直残酷地压迫北方其他民族。在北魏政权暴虐政治下，政治黑暗，租调徭役极为繁重。《魏书》卷一百十《食货志》载，“常赋之外,杂调十五”。北魏统治者对于中原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采取残酷、歧视的政策。《通典·边防典》称： “每以骑战，驱夏人为肉篱”，“夏人”就是中原人民。由于如此 “以骑蹙步”，步兵 “未战先死”，步兵就是中原人民。北魏统治者的做法必然引发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反抗和对北魏鲜卑的仇恨，从而导致了北魏鲜卑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恶化。北魏的残酷统治，使“编户之家”无法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准，于是出现了“农不垦殖，田亩多荒”的严重现象。人民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各族人民联合起义不断发生，445年卢水胡人盖吴在陕西杏城发动起义，最终被镇压。起义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拓跋贵族，且多次与南方汉族地主政权联合，仅据《魏书》记载，从道武帝建国至孝文帝改革这一个世纪内，以汉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暴动就多达七、八十次之多。
综上，北魏自建国以来，在对北方统治逐渐巩固的同时，仍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成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影响着北魏的发展。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拓跋宏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
改革内容
冯太后改革
（一）重用人才，兴办学校，接受汉族文化
冯太后提拔汉族官员，形成了一个以 汉族地主官僚为中心的统治集团，成为推动改革的支持力量，保证了改革措施的推行。盛兴二年（468年），冯太后采纳高允等人的建议，重视儒学教育，推行汉族正统文化，设置郡学，置博士、助教各2人，学生60人，使北魏在统治思想上向儒家政治靠拢 。太和十二年（488年），采纳李彪建议，尊汉制，设立太子太傅，以教育太子，为推进北魏改革，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培养人才。
（二）整吏治，班俸禄，惩贪污
北魏鲜卑贵族以掠夺战争为事，各官吏瓜分掳掠人口、财物，官无常俸，导致了北魏贪官成群，吏治败坏，中原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为整顿吏治，缓和矛盾，巩固统治，太和八年（484年），冯太后正式颁行俸禄制，“户增调三匹，谷二九斗，以为官司之禄。”郡县官吏按辖区人口多少领取俸禄，所有的官吏俸禄每一季度发放一次，从此内外百官，按级别受俸禄。实行俸禄制后，赃满一匹者死。俸禄制的颁行，对于澄清吏治，制止官吏的贪污，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其他厘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推行均田制，征收租调
北魏统治初期，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农民倾家荡产，贵族私役农民，大量依附农民为豪右控制，不承担国家的义务。国家控制的土地和农民日益减少，既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不利于巩固统治。为打击豪右势力，增加国家税收，缓和社会矛盾，冯太后采纳了李世安的建议，于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均田制主要包括编户百姓受田种类和数额的规定；田地还受、买卖和继承的规定；土地还受时间的规定；一些地区田地不敷分配时的规定；“还田”与户口迁移的规定；鼓励垦荒的规定；丁男、妇人受田限额的规定，以及地方官受田的规定等。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制定了相应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1匹，粟2石。15岁以上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租调都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数量。新的租调制，废除了九品混通制，改变了过去赋税征收的混乱现象，减轻了自耕农户调。国家通过均田制和租调制，将农民固定在一小块土地上，加强控制，保障国家正常的租调收入和差役负担。
（四）实行三长制
太和十年（486年），冯太后与孝文帝采纳李冲奏议，颁行三长制，代替了原来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三长制的内容是建立乡官系统，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 ，三长之间为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三长直属州郡，其职责是编制户籍，检查人口，征收租调，征发徭役，维持治安。实行三长制后，原荫附于豪右地主的荫户将成为国家的编户，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朝廷直接控制的自耕农大量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相应增加，农民赋税负担也有所减轻。可见，三长制的实行不仅是冯太后在改革北魏地方基层政权，强化北魏政权的基层社会管理，削弱豪强地主势力，从政治经济上增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政策。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三长制的创设，也是建立和完善赋税、徭役征管体系，为财政收入的征管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孝文帝改革
（一）迁都洛阳
北魏自道刘彻拓跋天兴元年（398年）称帝期，一直定都平城。经过近百年的时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城作为首都已不适应。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死，拓跋宏正式亲政，他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
经济上，平城僻处塞上，虽不断地移民塞上，给耕牛，计口授田，但也只能供应六镇的军粮。平城作为京都后，人口集中，游食者多，且交通运输不便，粮食供给困难。此外，平城偏北地寒冷，六月风雪，风沙常起，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偏北的地理位置也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自太和九年扩大推行均田制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的主要基础。可见从关外的平城迁都至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说，有其特殊的意义。
军事上，北魏北部的柔然势力，经过拓跋焘时期的打击后，一度国力大衰，无力与北魏对抗。但到拓跋宏即位初年，柔然势力逐渐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太和三年（479年）十余万骑至塞上，威胁平城。面对柔然的重新崛起和进犯，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2年）八月，派步骑十万进击，北瑜大沙漠，击破柔然各部，柔然势力暂时受挫，但对北魏政权的威胁并没有解除，北魏都城始终面临柔然攻掠乃至占领的危险。这样，迁都就成为孝文帝为避开柔然南侵锋芒，维持北魏对北方的长久统治的一个有力措施。
政治上，北魏以太刘彻统一黄河流域，基本形成与南朝南北对時的局面。拓跋焘试图开拓南境，曾经略江淮，以期实现南北统一，但未取得成功，未能打破南北对峙的基本格局。拓跋弘时曾将南部边境线扩张到淮河以北地区，并将新占地区称作河南新邦，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仍末实现南北一统。拓跋宏即位后，面对南部边境的南移，又一次谋划实现南北一统的大业。太和前期，孝文帝不断南巡、讲武，为南进大造声势。此外，不断调兵调粮到新邦，从物质人力上做准备。这种形势下，迁都中原不仅有利于就近统治新邦，也有利于调动人力、物力，统一指挥战争，最终实现南北一统。
根据上述原因，孝文帝决心把首都迁到洛阳市。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以南伐名义，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到洛阳后，他假装继续南下，群臣跪地劝阻，孝文帝利用群臣不愿南伐的心理，宣布定都洛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正式发布迁都令，并亲自回到平城安排迁留事项。
（二）改易汉俗
迁都之后，在李冲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拓跋宏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改官制
北魏初年，鲜、汉官号杂用。迁都后，重用南朝降官王肃改革官制，王肃仿效晋制厘定北魏官制。太师、太傅、太保成为最高行政官的代称。各级官员的设置适应了中央、郡、县三级统治形式。功臣世袭官爵制也被打破。北魏旧制以功勋赐官爵者，子孙可以世袭军号；官制改革后，勋臣子弟只能袭爵，而不能袭官。官吏多由选官制下选拔出的人充任。官制改革一扫过去鲜、汉官号杂用的局面，彻底清除了北魏官制中旧的部落残余，代之以正统的封建官制。
禁胡服
鲜卑族最初生活在广漠的大草原，当地气候寒冷，社会经济以畜牧为主，与此相适应的服装是男子左装，妇女著夹领、小袖口装，并习惯戴帽。迁都洛阳市以后，鲜卑族的大部分迁往中原过上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而适应马背上穿着的服装成了累赘，革新服装势在必行。太和十八年（494年），拓跋宏下令革服装之制，禁胡服，服装一依汉制。
断北语
北魏政权在孝文帝改革前一直把鲜卑语作为官方语言，北魏军中也是用鲜卑语。朝廷上则鲜、汉杂用。孝文帝早就想禁止鲜卑及其他各族语言，以汉语为唯一通用语言。太和十九年（495年）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改姓氏
鲜卑人多是二、三字的复姓，如拓跋姓、独孤、步六孤等。姓氏与汉族不同，标志着民族的差异，影响胡、汉贵族合作。因此，太和二十年（496年）拓跋宏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如拓跋氏改姓元氏，独孤氏改姓刘姓，步六孤氏改姓陆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等。同时规定随迁洛阳市的鲜卑人一律以河南洛阳为原籍，死后不得还葬代北。
定族姓
中原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早已形成，在两晋王朝中就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的世族垄断统治，并且根深蒂固，这种政治也深深地影响着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改制时，将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贵族中。为此他推行定姓族措施，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代北鲜卑贵族代表，成为鲜卑族中的第一等贵族，八姓以下的贵族按诏令规定也是按其先世是否为部落大人以及皇始以来三代官位的高低，分别定为姓或族，分为甲、乙、丙、丁四等。这样，门阀制度在鲜卑贵族中推广，胡、汉贵族进一步合流，民族矛盾下降，阶级矛盾上升。
影响
积极意义
在社会经济上，拓跋宏推行了均田制和租调制，增加了国家收入，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太和改革以来，北魏社会经济日益繁荣，人口激增，多达五百万余户。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带动下，手工业和商业也都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为以后的东西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的经济制度提供了蓝本。
在政治上，抛弃了狭隘民族偏见，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在北魏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进行改革，完成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
在民族关系上，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使长期以来存在于各族上层之间的华夷界限逐渐淡薄，使北魏的民族关系有了一个调整，从而使北魏以至北齐、北周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关系现象，即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增多，民族融合加快，南北地域界限被打破。这是拓跋宏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主动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结果，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不足之处
孝文帝改革的确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首先，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胡、汉贵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这在孝文帝将门阀制度推广至鲜卑贵族，实行定姓族措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上述改革虽然起到了缓和民族矛盾的作用，但随着胡、汉统治阶级完全合流，阶级压迫日益沉重，不久以后，六镇起义又爆发起来，沉重的打击了北魏政权。
其次，迁都洛阳的隐性影响。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平城一直都是北魏的首都。迁都洛阳市解决了粮食和柔然干扰等问题，但在迁都之后，六镇的管理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北魏设置六镇是为了拱卫平城的安全，六镇具有重要的作用，镇守于此的将兵也得到重视。而迁都之后，六镇的地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守卫六镇将兵的政治经济学地位也随之下降，无法与迁都洛阳的鲜卑贵族相比，久而久之双方之间便产生矛盾，为之后的六镇起义埋下导火线。
再者，改革进一步加快了鲜卑内部的分化瓦解，导致了北魏政权的覆亡以及东西魏、北齐、 北周的更替。在拓跋宏改革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以孝文帝为首的改革派主张推行汉化政策，而以太子恂为首的保守不满改革。因此，鲜卑贵族在汉化与坚持鲜卑化的斗争中分化。孝文帝死后，北魏便进入 “内乱时期”，改革过程中的政权内部分化影响到了政权基础和统治基础，动摇了北魏政权。在各种起义的加速下，政权覆亡，于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最后，孝文帝改革过于急促，对汉文化不加扬弃的吸收，如大定族姓，移植门阀士族制度，使得尚无文化积淀的鲜卑贵族迅速腐化，丢掉了鲜卑贵族本身的锐气与活力，严重违反了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规律，激化了政权内部的冲突以及社会矛盾，致使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归于灭亡。
评价
正面评价
学界对北魏孝文帝改革大多是持褒扬肯定的态度，认为改革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完成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进步。至拓跋宏时，汉族人民的反抗规模日益扩大，经过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才暂时缓和了这个危机。范文澜、杜士铎认为封建制度至孝文帝时期才详备，正是通过改革鲜卑旧俗，接受汉文化，完成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此外，杜士铎还提出孝文帝经济方面的改革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为以后的东西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的经济制度提供了蓝本。
负面评价
但是由古至今也有不少批评孝文帝汉化改革的言论。赵翼在其著作中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认为“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zuò]移矣。”叶适也提出孝文帝迁都并非王道，其是“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拓跋宏是一个伪善者，“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
郝松枝（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发表《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指出）、余少华、赵春野、刘旭等学者认为孝文帝改革对汉文化不加扬弃的吸收，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之效，反而导致了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