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军起义
黄巾起义，又称黄巾军起义，是刘宏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的一场以宗教形式组织、由矩鹿（今河北省平乡县）人张角领导的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因起义者头戴黄巾而得名。
东汉灵帝时政治黑暗，旱灾和瘟疫严重，太平道首领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符咒为人治病，借此招收弟子，秘密进行宗教宣传，组织起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等约定在当年三月五日举行起义，但是由于弟子唐周告密，起义被迫在二月提前展开。黄巾军分散作战，形成了波才、彭脱的颍川、汝南郡和陈国（均在今河南省东部）黄巾，张曼成领导的南阳市（今河南省南阳市）黄巾，张角兄弟领导的冀州（今河北省）黄巾。此外还有江北扬州黄巾和幽燕的广阳（今北京市）黄巾。东汉政府派皇甫嵩、朱儁等人进行镇压。黄巾军虽然给官军以重大打击，但因力量悬殊，终于失败。到当年十一月为止，波才、张曼成战死，冀州方面的张角病死，张梁、张宝也相继阵亡。其后，黄巾余部仍在各地坚持斗争二十余年，最后为曹操和豪族镇压和收编。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它沉重打击了东汉的统治秩序，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州郡势力和地方武装力量又迅速膨胀起来，最终摧毁了东汉王朝。
起义背景
政治方面
刘肇之后，东汉王朝的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陷入了外戚和宦官的争权夺利斗争中，出现外戚、宦官相继执政的局面。
刘志时期，外戚梁氏凭借拥立之功继续掌握朝政，在大将军梁冀荫蔽之下，攫取了大量政治、经济利益。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女莹（桓帝妻，梁冀之妹）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除掉梁冀。经此打击之后，东汉外戚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大大衰落。而宦官的势力和影响却由此大大加强，从而进入宦官专权的阶段。宦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完全成熟，他们渗透官僚系统、掌握司法、甚至统领军队，成为了朝堂之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宦官掌权之后，东汉政治更加黑暗，从而引发了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对抗。终于在刘志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刘宏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党之祸”。内部自救失败后，东汉政府完全被宦官势力把持。
社会方面
政治上的黑暗使得统治集团日益骄奢，为了支撑奢侈挥霍的生活，也为了满足对西羌大规模作战的军费支出，东汉政府的赋役剥削比西汉之时更加严重。除去繁重的徭役外，由于豪族势力的恶性膨胀，以田庄为组织形式的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剧烈进行，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再加上水旱、蝗虫、地震等自然灾害连年出现。陷入绝境的农民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投身于豪强家族，成为徒附、佃佣；要么离开家园四处流浪，成为流民。但这两种方式都不足以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他们只能揭竿而起。
文化方面
在秦汉时代，社会上的宗教氛围非常强烈。鬼神崇拜的广泛存在，神仙思想的大量流传以及黄老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共同为宗教的产生提供了文化上的准备。
同时，在官方层面，西汉以来董仲舒开始了儒学的宗教化，假托神意制造政治语言的谶语和议神意解释儒家经典的纬书大为流行。东汉建立之后，刘秀就崇信谶纬之学，在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颁布图谶于天下。
在民间思想和官方崇信的共同作用之下，宗教思想逐步渗透进入农民的生活之中，他们开始利用宗教，“并通过把自己的意志变成神灵的意志，用神灵的语言来宣扬自己的愿望”。矩鹿（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人张角就顺应这一趋势，创立了太平道。在刘宏建宁年间（公元168年-公元172年）开始布道。
起义过程
张角传道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常用符水为人治病，同时向民众传教，获得信任。张角随之派遣弟子外出到各地传教。经过十余年努力，太平道已经在青州（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北）、徐州市（今江苏长江以北及山东南部地区）、幽州（今北京市、河北北部、辽宁大部 及朝鲜西北部）、冀州（今河北中部和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荆州（今湖北、湖南大部，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一小部分）、扬州（今安徽淮河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东部、河南东南部）、兖州（今山东西南及河南东部）、豫州（今淮河以北伏牛山以东的河南东部，安徽北部）等八州之地广泛传播，几乎遍及全国。
张角以“方”为单位把全国的教徒组织起来，每一方大则万余、小则几千人，全国教徒共划分为三十六方，以此为发动起义的基础。除去军事组织上的准备，张角还从舆论上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派遣教徒在京城洛阳以及州郡地方的官府用白土书写“甲子”二字以指明起义目标。
二月起事
张角等人决定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举行起义后，派遣大方领导马元义率领荆州市、扬州市地区教徒北上，计划把他们集中在邺城地区（今河北省临漳县）。教众集合的过程中，各地群起响应，甚至抛弃家产，一路跟随，以至于有人在路途中病死。
在张角谋划起义时，东汉朝廷并未对其进行镇压，反而认为张角所传播的是“善道”，并非有意与官府对抗。太尉杨赐与司徒掾刘陶先后上书陈述太平道将对政府不利，但都没有引起刘宏的重视。
同时，马元义联络在宫中的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企图从皇宫之中响应起义。不过，起义之前，张角的弟子唐周叛变，向朝廷告密，泄露了张角的起义计划。汉灵帝迅速下令三公、司隶校尉，要求追捕查问在宫廷政府以及百姓之中与太平道有关的人士。官府行动迅速，短时间内就捕杀了千余人，同时要求冀州地方逮捕张角。张角知道事情泄露，不得不提前起义。
中平元年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率领三十六方信徒同时起义，各方信徒头戴黄巾，幽、冀、、豫、荆、扬六州一同起兵。同月，河北黄巾军俘获安平王刘缵和甘陵王刘忠。
中平元年三月，朝廷任命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率军驻扎在都亭，同时在函谷（今河南省新安县东）、伊阙（今洛阳市南伊阙口）、太谷（今河南省洛阳市东）、轘辕（河南省漯河市师区东南轘辕山上）、孟津（今河南省孟县西南黄河上）等关口设置都尉，防备张角。此外，朝廷对于宫中与张角有联络的人都严格考察，因此而死者达到数千人。刘宏忧虑黄巾军势力壮大，问策于掖廷令吕强。吕强建议诛杀皇帝身边的奸诈之徒，赦免党人，选拔人才。四月初七，灵帝下诏大赦党人，将已经流放和迁徙到别处的全都召回原籍。同时要求朝中公卿举荐精通军事策略的人，并献出家中的马匹、弓弩等补充军用。
起义失败
黄巾军起兵以后，在全国形成三个主要的战区，分别是川地区（今属河南省）由波才等人领导的黄巾军、冀州地区的张角黄巾军以及活动在南阳地区（今属河南省、湖北省）的张曼成黄巾军。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朝廷首先派遣左中郎将皇甫嵩以及右中郎将朱儁率领京城五校尉、三河骑兵以及招募到的部分精锐共四万余人前往镇压颍川黄巾军。
颍川黄巾军对于洛阳市威胁巨大，因而朝廷首先对其用兵。中平元年四月，颍川黄巾军在邵陵（今河南省郾城东）打败汝南郡知府赵谦，朱也被波才黄巾军击败。五月，皇甫嵩增援朱儁。波才率军再次击败皇甫嵩，但随后的长社之战中，皇甫嵩以火攻取胜。骑都尉曹操率军及时增援，与皇甫嵩共同进攻。最终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将颍川黄巾军彻底击败。六月，皇甫嵩又在西华县（今河南省西华县）击败彭脱军队。汝南、颍川、陈国三郡黄巾军被镇压。
南阳黄巾军主要由右中郎将朱儁镇压，战争围绕南阳郡郡城宛城（今宛城区）展开。中平元年三月，张曼成率领黄巾军攻杀南阳太守褚贡。六月，新任南阳知府秦颉击杀张曼成，黄巾军重新推举赵弘为首领，攻占宛城。从六月到八月，击破颍川黄巾军的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先后率兵前来增援。赵弘战死后，黄巾军由韩忠统帅，在朱儁攻击之下被迫投降。但不久之后再次反叛，十一月，朱儁率军再次攻克宛城，斩首孙夏。南阳黄巾军平定。
冀州黄巾军是黄巾主力，由张角亲自率领，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张宝、张梁三人分别自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集合冀州黄巾军起兵。朝廷派遣卢植率领北军五校尉兵，与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共同北征。卢植连续击败张角等人，张角率军拒守广宗县（今河北省威县东），张宝则前往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南）。但随后的时间中，卢植以及接替他进攻黄巾军的董卓先后战败。八月，张角病死，皇甫嵩在仓亭（今山东省阳谷县）击败东郡黄巾后受命征讨张角。十月，皇甫嵩攻下广宗城。张梁战死，张角被开棺戮尸。十一月，皇甫嵩与巨鹿县知府共同围攻下曲阳，击败张宝军队。至此，冀州黄巾军也被平定。
失败原因
1、起义条件不成熟。仓促起义使得起义军面临严重的困难。唐周告密之后，黄巾军虽然仍旧可以同日起兵，但是毕竟事出仓促，准备不足。各路黄巾军被分割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孤立局面。这种情况下，能够做到统一调度的官军就可能对黄巾军造成更加严重的威胁。而事实上黄巾军也就是在各自为战的状态下被逐一消灭。
2、军事战略失误。黄巾军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败，主要为两点：其一是黄巾军缺乏明确的战略策划。黄巾起义之前虽然通过信徒组织了三十六方的集团，但对于起义之后的具体行动，即如何发展、如何集结力量对抗官军都没用明确的部署。起义军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动，缺乏战略上的配合，因而被东汉个个击破。其二是未能取得京师起义的成功。唐周告密之后，黄巾军在京城的组织被破坏，东汉王朝获得了必要的准备时间来应付即将到来的起义，并在此后安然坐镇京师，调度全国的力量，对起义军围歼追杀。
3、从东汉朝廷的角度看，起义爆发时政府实力仍在。起义军遭遇到一批强兵悍将的围剿，诸如皇甫嵩、朱儁、董卓、曹操等都参加了对黄巾军的镇压。这些将领在作战中十分顽强，常常以劣势之军，击败十几万、数十万的起义军。同时，在他们的运筹决策能力、统兵作战能力往往高出起义军一筹，起义军难以与之对抗。
起义影响
黄巾军从中平元年二月起兵，到十一月下曲阳陷落为止，黄巾军起义坚持了九个多月的时间。虽然黄巾军主力被镇压，但之后的时间里，黄巾军余部仍然在不断地举行起义活动。这些势力持续斗争，一直持续到东汉灭亡。从张角领导发动的黄巾大起义到后期持续三十多年的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斗争成果。
1、打击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黄巾起义之后，中平五年，朝廷设置州牧，俸禄两千石，大大加强了地方官府的权势。同时，各地方官吏也纷纷借机扩充力量，试图在接下来的乱世中牟取利益，终于发展为全国军阀混战。
2、强制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黄巾起义横扫世家大族，摧毁了不少地主田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得到某些调整。大起义中，世家豪族受到义军沉重打击，不少地主田庄被摧毁，许多大地主举宗远逃。同时，豪强地主在得不到官府有力保护的情况下，也加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豪强地主与州郡牧守的结合，进一步扩大了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势。
3、黄巾军起义与先前的秦末以及新朝末年的农民战争相比，有鲜明的特点和进步。它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为实现这个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殊死的搏斗。
事件评价
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视为“匪寇盗贼”而进入历史记载，黄巾起义自然不例外。《后汉书》中对于黄巾起义称之为“黄巾”“黄巾军”，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则认为黄巾起义之类“挟圣人以惑百姓”。
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革命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农民战争研究从而兴盛和繁荣起来。农民造反运动取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就曾经对农民战争进行过研究，肯定了农民战争的革命正义性和历史作用，同时总结农民战争在各方面的经验教训。
具体到黄巾起义之上，黎仑在《黄巾起义及其历史作用》一文中指出，黄巾起义与之前的秦末农民战争和新莽农民战争都不同，这次起义没有回到统治阶级之中寻找旗号，而是直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从而给以后的农民战争留下了深刻影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也提到了黄巾起义的进步。他认为，黄巾起义在组织上和技术上都相对西汉农民起义有了进步。西汉农民起义军表现出很大的原始性，组织力薄弱，几乎只是一大群饥民。而东汉起义首领开始利用宗教迷信来组织农民，起义技术也比西汉进步。
但黄巾起义在坚持斗争之后还是被击败。历史学家田昌五、安作璋在《秦汉史》中认为，由于地主豪强的力量强大，黄巾起义才不得不以宗教的力量进行组织。虽然仍然被分割镇压，但实际上摧毁了东汉政权的腐朽统治，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土地的剧烈兼并，沉重打击了奴隶制残余。林剑鸣也认为，经过黄巾军及其后继的起义军沉重打击，东汉王朝虽继续苟延残喘，但更加虚弱，已经处在在风雨飘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