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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

星洲日报

《星洲日报》（Sin Chew Daily）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媒体。该报是由福建籍华侨企业家胡文虎于1929年1月15日创办的。在《创办本报宣言》中，胡文虎提出《星洲日报》的三大使命：（一）发扬三民主义，求民族、政治、经济的平等地位，凡有背党（中国国民党）误国（中国）者，本报必行口诛笔伐的天职。（二）以开发祖国富源为当今之要图，力倡华侨投资祖国，创设各种实业，藉定国基。（三）提倡各种教育，沟通中西文化，以增高我华侨地位。

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前夕，星洲日报被迫停刊约三年半。1962年年至64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先后在吉隆坡、槟城及怡保市各地办事处扩充设备，1967年，该报社在吉隆坡成立编辑部，直到70年代初期，马、新两地报纸的编排与印刷才完全分家。从1983年3月16日起，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与新加南洋商报合并成为《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从此，新加坡《星洲日报》便不复存在，仅剩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仍在继续发行。历经数次停刊、复刊，《星洲日报》已成长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媒体，隶属星洲媒体集团旗下。在移动新媒体领域的客户端、网站、新浪微博、微信、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均有杰出表现。

历史沿革

创刊背景

1906年，陈楚楠与张永福等人合办《总汇日报》，鼓吹革命，因其他股东如陈云秋及朱子佩反对该报鼓吹革命，陈楚楠与张永福退出《总汇日报》，之后该报成为大清保皇党的喉舌。

1907年7月12日孙中山创办《中兴日报》和1909年创刊的《星洲晨报》，同样成为宣传革命的言论报纸。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的论战渐告平息，蓬勃一时的政论报章也因此而日渐式微。这时的南洋华文报纸再次重整办报目的与理念，逐步朝商业与企业化的方向而发展。其中以陈嘉庚于1923年创办的《南洋商报》与胡文虎于1929年创办的《星洲日报》为代表。

初创至日军占领期

《星洲日报》正式发刊于1929年1月15日，是由当时胡文虎与其弟胡文豹所创办，报头由蒋介石亲笔题撰。《星洲日报》的前身是由一家小型报章《星报》与一间印刷公司合并改组而成，社址在新加坡罗敏申路120号。创办初期由邓荔生任总经理，朱宝筠为主笔,每日出版四大张。同年6月邓荔生辞职，将他的全部股份转让给胡文虎，此后，《星洲日报》便由胡家独资经营。由林覆民任总经理，傅无阀任编辑主任。

胡文虎以重金聘任傅无闷为《星洲日报》负责人后，傅无闷锐意改革，销量上升至7000份，到了1933年，早报和晚报销量均达到了12000份，到1936年，早报和晚报销量均高达15000份，在新马以至东南亚各大华文报纸中销量第一。”

1937年7月7日，发生七七事变，《星洲日报》第一时间推出号外，便被等候在报社门外的华人抢购，造成秩序十分混乱。中日战争爆发后，《星洲日报》增出午报一张，为读者报道最新战况，使得报纸销量大增。在那时南洋华人了解祖国信息缺乏渠道的情况下，《星洲日报》等华文报纸成为他们获知祖国最新消息的重要途径。

1938年迎聘郁达夫，在欢迎郁达夫的宴会上，胡文虎郑重宣布：“星系报目前最高的旨趣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郁达夫也遵循了这个抗战宗旨，把当时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办成了南洋文化界的一份最出色的“抗战副刊”。

1941年12月，日军南侵。翌年初，马来亚和新加坡相继沦陷。《星洲日报》亦在1942年2月15日停刊。其报社的设备被日军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昭南日报》征用，歌颂日军战果。当地一些报人慢于敌寇淫威，奉召或被迫到《昭南日报》工作，但《星洲日报》大部分工作人员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与日军合作。

日军投降后至日报内容转向

1945年8月2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平曙光出现，新马各报纷纷筹备复刊。新马光复之时，星系报业的负责人都在外地未回，复刊的一切工作，均由少数沦陷期间留在当地、经历三年半苦难日子的《星洲日报》和《总汇报》两报的报人筹划。复刊初期，由于人手缺乏，纸张短，两报原有器材设备又均损坏不堪，资料荡然无存，《星洲日报》只好于9月8日与《总汇报》联合印行，称为《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每日仅出八开纸或四开纸一张,经理为胡秋杰。

1945年12月10日，星系报业董事长胡文虎由港返新，次年初，海路已通，各项新的器材设备陆续运到。《星洲日报》于是在6月1日开始，与《总汇报》各在原址出版，分别印行。1948年《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取消，以《星洲日报》原名继续出版。在《星洲日报》各员工的通力合作和努力下，销量迅速增加，很快就超越战前水平。1956年初，新加坡著名会计师余双全亲临该报，视察印刷情形、发行经过、职能各部门工作的概况，并详细核算各项文件，证明当时每日实销数目为48430份，并签名作证。

1954年8月，创办人胡文虎因胃疾赴美接受手术治疗，9月5日逝于美国，享年72岁。《星洲日报》的工作人员秉持胡公生前对《星洲日报》的遗瞩，努力办报，扩大业务，开辟吉隆坡版，添置各项设备。

日报内容转向

1955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署取消双重国籍法案，新马华文报纸的面貌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办报宗旨也转变为拥护新马当地政府，至此，《星洲日报》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从华侨报纸转变为华人报纸，从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变革和发展时期。

到了20世纪50年代，包括《星洲日报》在内的大多数东南亚华文报纸逐渐疏离中国情结，特别是1955年中国取消双重国籍，大多数当地华侨归化为马来亚（1963年前，马来西亚称为马来亚)公民后，《星洲日报》更加专注报道马来亚本地新闻。在争取国家独立期间，《星洲日报》在组织和呼吁华人参与马来亚国家独立运动中作出杰出贡献。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星洲日报》就完新加坡独立国家的国民论坛了。

1982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新令，不准外国人控制本地报纸。由于胡姓后人没有一个是马来西亚公民，于是《星洲日报》的控制权遂由胡家转到拿督林庆金手中。1983年初，新加坡《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出版了《联合早报》与《联合晚报》以后，新加坡《星洲日报》就不复存在，遂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独自全面负起延续命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使命。

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在困境中挣扎求存。一方面，报业恶性竞争的结果，使《星洲日报》陷入财务危机；另一方面，种族关系异常紧张，种族情绪日益高涨，民营的华文报首当其冲。1987年10月28日，政府展开茅草行动，同时禁止三家报纸出版，其中包括《星洲日报》。从此经历约半年的停刊时间，直至张晓卿以2100万马来西亚令吉收购，于1988年4月8日复刊。

从中国取消双重国籍到1982年转手给林庆金期间，由于《星洲日报》的总社设在新加坡，它的新闻内容以新加坡居多，虽然在1966年开辟了吉隆坡版，但是仍然受新加坡总社的控制，因此，它或多或少以新加坡的利益为依归，偏重对新加坡华入社会的关注，甚至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发生争执时，言论倾向也以新加坡利益为主要考量，因此在某种程度忽视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报道，这也是引起马来西亚政府不满之处，是马来西亚政府希望《星洲日报》实现本土化和马来西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直至1982年，林庆金从胡姓购买了《星洲日报》之后，吉隆坡版才正式与新加坡《星洲日报》分家，从此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受马来西亚政府的管理，并把视角全部投放到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上，成为华人重要的舆论中心和精神食粮。1983年，新加坡政府把《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成《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便成为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的继承者，继续承担向马来西亚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维护华人利益的华文媒介责任。

被收购后平稳发展

1982年槟城建筑商林庆金购下《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后，雄心勃勃，准备大展宏图，把《星洲日报》办成马来西亚第一大华文报，不料在1986年因为涉及“马华人反对马政府处理华人教育”等敏感问题，于1987年10月28日被政府采取“茅草行动”，吊销出版准证半年。在茅草行动中，有105名反对党领袖和异议人士被拘留。在此期间，由于林庆金投资其他行业失败，《星洲日报》资产被银行接手。总编辑刘鉴为挽救《星洲日报》四处奔走，请求其他华商接手，早日使《星洲日报》复刊，但是鉴于政府的高压，许多华商都不敢问津。

后由常青集团以2100万令吉购得《星洲日报》全部股权从此，《星洲日报》便成为常青集团属下的朝日报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从此之后，《星洲日报》在张晓卿的苦心经营下，秉持文化传播理念，大胆开拓，改革业务，大量聘请有才华的报人，报纸销量不断上升，终于在1992年超越《南洋商报》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报。之后报纸越办越成功，销量猛增，市场占有率急升，在马来西亚各界影响越来越大。

1998年《星洲日报》获得《亚洲华尔街日报》授权，刊出中文版。同年，获得IS09001证书，表明《星洲日报》拥有完善的品管系统。2003年上市，《星洲日报》成为一家面向公众的公共企业，肩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2004年3月8日，朝日报业私人有限公司（1983年3月15日注册成立）转为公共有限公司，并易名为朝日报业有限公司，同年5月9日，再易名为星洲媒体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星洲日报》的出版、印刷与分销业务和印刷其他出版商的报纸和分销杂志。这样星洲媒体有限公司就转型为类似中国的深圳报业集团。同年10月星洲日报连同光明日报、星洲互动网站、工商月刊及其它三份教育周刊正式组成星洲媒体集团，并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主要交易板上市，成为公共公司。

《星洲日报》在报纸基础上，构建出网站、微信、客户端等协同格局。新媒体从传统媒体借力，传统媒体则通过新媒体吸引年轻受众。2015年到2016年，《星洲日报》的日发行量仅下跌了4%，但电子报纸下载率大幅上扬。总体核算，《星洲日报》日发行总量由2015年的40万份达到2016年的43万份，不减反增。

截止2016年，超过100万马来西亚人阅读《星洲日报》，这个数字，使《星洲日报》不但是马来西亚，也是中港澳台以外发行量最高的华文报。数据之外，《星洲日报》自创刊以来，坚持独立办报精神所累积的公信力，使它成为马来西亚深具影响力的一家媒体。

截止2019年，《星洲日报》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媒体，多年来坚持开设高水平的文艺副刊《星云》等，举办“花踪文学奖”，鼓励华人母语写作，促进了华文文学的发展，传承了中华文化。

内容现状

办报方针

1988年4月8日，《星洲日报》复刊，长久以来报方针是：①考虑到多元民族社会的特征，为顾全大局，时刻自我克制和约束，适当地行使新闻自由权利。②在沟通官民合作方面，扮演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角色。③为广大读者提供互通讯息，表达心声的便利。④启迪民智，推广教育，发扬文化。⑤在党派政治中，明辨是非，不亢不率，严守中立。⑥促进文化交流，以达致国民相互谅解及和睦相处的目标。

栏目特色

时代色彩浓

《星洲日报》秉持一贯的办报宗旨，但是又能跳出历史的局限，以浓郁的充满时代感的现代气息展现出《星洲日报》新时期的媒体形象。

报纸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同时基于青年一代喜欢活泼生动版面的心理，以及一部分华文程度水平相对较低的读者的现实，《星洲日报》作出对报纸形象的改善，以避免把《星洲日报》办成一份怀旧、死气沉沉、缺乏生气和变化的报纸。

思想性强

如今的《星洲日报》承传了其一贯敢言和思想性的特点，在评论选择和写作方面继续刊出高水平的评论文章。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长张晓卿说：“由于一切的报导和分析文字，将切实影响读者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正面的、客观的、冷静的、理性的新闻报导和分析，将有助于国家政策的推行、社会秩序的建立、人民知识的提升和种族团结的稳固。”

报道特点

客观全面

《星洲日报》努力践行“无政治背景，公平报道为正义”的理念，坚持不属于任何政党，无论是执政者或反对党都公平对待，坚持替华社人士传达心声。

短小精悍

《星洲日报》刊登的文章，长度一般在1000字左右。

大胆尖锐

《星洲日报》的评论有观点，敢于言他人所不敢言，评论有现实性。坚持不为某人大唱颂歌。长期以来，《星洲日报》培养了讲真话的风气，敢于对落后和黑暗的东西进行报道。

组织运营

总编辑郭清江

郭清江先生马来西亚公民，男性，58岁，于1990年加盟星洲日报，现任世华媒体集团（马来西亚）总编辑兼《星洲日报》总编辑，拥有38年的新闻与出版经验。他自2022年6月1日成为马来西亚行政委员会成员。郭先生曾于2014至2017年受委为拉曼大学中文媒体系（荣誉）学士课程顾问。

郭清江先生是一位资深的媒体工作者。他于2018年当选马来西亚华人报刊编辑人协会（编协）会长至今，以及在2021年受委为马新社董事部成员。大马自愿警卫队(Rela)于2015年委任他为荣誉高级助理总监(Honourary SAC)。

其他领导

首席执行官由许春出任、执行总编辑为陈汉光、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总经理为陈金泉

派报网络

发行网络是报纸发到读者手中最重要的渠道，也是报纸运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关系报纸的终端消费。这道工序直接决定报纸的销量，关系到报纸的生死。所以，任何一份报纸都会把建立发行网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并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建立完善、快捷的发行网络，把报纸第一时间送到读者手中。

现在的星洲媒体集团建立“报社一总代理一代理一分代理、派报人”的派报系统，报社让利给总代理、代理、分代理和派报人，他们从中可以获得30%、25%、20%的利润。

薪酬制度

《星洲日报》全面实行聘用合同制，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形成员工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在激励机制上，实行采编人员工作考核制，上至采编部门主任，下至编辑、记者，薪酬与绩效挂钩。同时，报社创造各种机会让员工继续接受教育和培训，创建学习型的内部组织。

办公地点和分支

马来西亚

地址：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市13区皇家教授恩古阿齐斯大道78号

台湾地区

地址：11493 台湾台北市内湖区洲子街58号4楼A4室

知名人物

傅无闷

袁世凯倒台后，傅无闷与陈允洛曾在泉州市创办《新民周报》，从此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不久，厦门市《民钟日报》创刊，他受聘任总编辑。因言论触怒福建省地方强人、督军李厚基，《民钟日报》被封禁，傅无闷只好在海外逃难，接下来几年，他先后在马尼拉、仰光、泗水等地的报界服务。胡文虎办《仰光日报》时，傅无闷在该报任职，才华得到胡文虎赏识。1929年胡文虎在新加坡创办《星洲日报》，37岁的傅无闷受聘主持编辑事务，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总编辑。”

关楚璞

关楚璞，笔名楚公，祖籍南海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受聘南来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第二任编辑主任并主持笔政，撰文支持抗日战争，立场坚定，分析问题深入，倍受读者欢迎。在他主持下的《星洲日报》，增辟[南洋史地]，[南洋经济]与[南洋文化]三个研究副刊，另又辟三个文艺园地，让读者投稿，对南洋研究不遗余力。一九四零年，他与刘士木、李长传、郁达夫、许云樵、姚楠、张千礼和韩槐准七人在新加坡南天酒楼成立《中国南洋学会》并任第一届理事。一九四零年为了纪念《星洲日报》成立十周年纪念而出版的《星洲十年》是由他主编，编辑包括郁达夫、姚楠、钟介民、张千礼、许云樵、张匡人和李葆贞。该书介绍新马等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教育和历史等篇。全书共二千三百多页，是一部研究南洋的重要参考资料。一九四零年七月辞职，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办报，不幸殁于一九四二年。

郁达夫

1938年，42岁的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之邀，带着家人去往新加坡。起初，郁达夫担任《星洲日报》早报副刊《晨星》和晚报副刊《繁星》的编辑，后接编和创办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星期刊》、《文艺》双月刊等8种报纸副刊和杂志。事实证明，这些报刊几乎都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在新加坡的三年时间里，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散文和文学评论，推动了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活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新加坡。当地群众掀起了抗敌的热潮，“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应时而生，郁达夫被推举成为团长，同他一样南下南洋的张楚琨担任组织部长。

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一批在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士，乘坐难民船离开新加坡，渡过马六甲海峡，撤退到当时荷兰帝国——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2014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人物。如今，在故乡富阳区，有着以郁达夫名字命名的学校、码头、公园，每年都会开展各种各样纪念活动。

重大报道

印尼暴乱

印尼暴乱自1998年5月发生以来，《星洲日报》为提供最详尽的报道，除了特派记者到实地采访以外，也针对有关事件制作了专辑、系列报道、评论，以及分发号外新闻等，引起了本地华人社会对印尼事件的密切关注。印尼发生排华暴动将近两个月之后，《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作出一项不寻常的举动。他于1998年7月5日针对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发表一篇充满激情的文告。这篇声明题为《印尼暴民排华事件的启示和省思》。在东南亚的华文报当中，没有别的社长像张晓卿那样针对印尼事件作出强烈反应。

张晓卿在文告中说，稍有良知者，能对这一幕幕修绝人寰的悲剧无动于衷？岂能不对受害者寄以最大的同情，并同声遣责“台前幕后”的施暴者？他说：“今天发生在印尼的悲剧，对世界文明是一种公然挑战和挪撤，也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一种践踏。我们应该…挺身而出，替印尼华人说几句公道话。”

马国警界腐败

2006年，《星洲日报》大篇幅地报道了马国警界的腐败新闻。首相因此成立皇家警察调查委员会。经调查，发现警察违法事件有5726宗。为防止媒体过度报道，损害警察形象，首相特召开各报纸总编辑会议，要求不要过多报道负面新闻。作为全国性的报纸，而且受到内政部特别监看的报纸，《星洲日报》虽然用词比较中肯，语气平缓地报道了新闻，但是却用数字暗地里揭露了警察的腐败；而属下的《光明日报》用特大的标题，特大的照片，头版头条对警察的腐败进行披露，秤击了警察的腐败和贪污，结果受到政府的严厉批评。

为防止内政部的干扰和事后惩罚，记者有时也会采用各种技巧来表达《星洲日报》的立场，展示报纸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一位记者拿出警察受贿的事实，请当时的副首相发表意见，然后借副首相的谈话来做大新闻，并放在头版位置上。由于是副首相的谈话，所以《星洲日报》的报道也使得内政部和警察无可奈何。

公益事业

《星洲日报》于2000年10月25日成立“星洲日报基金会”。为穷人、贫困者、被欺压者和未成年人募捐，为社会捐赠者提供献爱心的渠道。多年来，“星洲日报基金会”平台，系统地动员公众抗击重大灾难，例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4年的海啸灾难、2006年的柔佛洪水、2017年的槟城洪水以及最近的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

“情在人间”助学计划

从2004年起，“星洲日报基金会”每年请学校的校长、老师、社工推荐贫困学生，经过基金会职员进行家访查实后，把符合条件的学生纳入“情在人间”助学计划名单。

援助贫病者

“星洲日报基金会”公开接受无钱治病的病重者及山穷水尽的赤贫家庭求助，由基金会职员或星洲日报记者进行家访调查，证明求助者提供的数据属实，发起众筹，汇集善心人士的力量帮助求助者渡过难关。

赈济天灾灾民

“星洲日报基金会”曾组织驰援的灾难有：2004年的12·26印度洋地震、2006年的南马大水灾、2008年缅甸风灾、5·12汶川地震、台湾“八八“风灾、2009年印度尼西亚地震、2009年菲律宾风灾、2010年青海大地震、2011年3·11日本地震、2011年的马来西亚东海岸大水灾等

支持社会福利机构

“星洲日报基金会”在2017年推展“300万元支持100家老人院/孤儿院”送暖计划，旨在给那些由于社会援助减少而陷入经济困难的福利机构雪中送炭。接下来的几年，鉴于很多福利机构的经济情况并没好转，星洲日报基金会每年都拨出巨款帮助约100家福利机构困，让慈善的连接不中断。

支持抗疫前线医护人员

2020年初，全球爆发新冠肺炎，面对突发的疫情，马来西亚医院面临急救装备及个人防护用品短缺的问题。为了支持在第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星洲日报基金会联合其它组织，捐赠了价值数以百万的急救装备和个人防护用品到全国82家公立医院、卫生所、洗肾中心等公共单位。

其他媒体形式

随着网络、智能手机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成熟，传统形态的纸质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竞争和挑战，《星洲日报》在传统报业取得突出成绩的基础之上，面对新世纪的新挑战，积极做出回应，在移动新媒体领域，利用客户端、网站、微博、微信、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寻求转型升级，并取得突出成绩。

影响与评价

影响

传播华人为世界作出的贡献

作为华文报纸，《星洲日报》有责任去维护华人的形象，让异族更加正确和客观地了解华人。事实上，《星洲日报》也一直努力履行这方面的责任。比如说，副刊不但介绍中华文化，也刊登翻译过来的异族文学作品；不但为华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了解异族文化的窗口和渠道，充分体现了《星洲日报》文化传播、联结和融合的功能，担当了重要的文化使者的角色。《星洲日报》还通过与学者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出版各种书籍，把华人的经验、文化和精神以英语或马来语为载体传播给马来民族。

传播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

如今，文化交流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作为海外重要的中华文化传播媒体，《星洲日报》恰好可以在海外为传播中华文化搭建桥梁。实际上，《星洲日报》在传承华文方面不遗余力，并根据时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文化传播的策略和方向。比如说，《星洲日报》在传承中华文化过程中就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政治的认同方面。故此，传承华文的办报宗旨就有一些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没有根本改变《星洲日报》文化使者的角色。

促进种族间的文化和解

《星洲日报》在向其他种族传播中华文化过程中，更应该了解和介绍异族文化。通过文化间的彼此交流，减少族群间的误会，形成更加多元化和包容的思想和观念。比如说，《星洲日报》通过有系统地翻译伊斯兰教学者的学术文章和书籍，让华人更深入地了解马来族的习俗和伊斯兰文化，这样可以促进华人对马来人的了解，从而在与他们的交往当中，有意识地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赢得他们的尊重。《星洲日报》要充分利用传媒的教育和信息沟通功能，建构华人了解世界的文化平台，帮助他们深入了解不同种族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宗教和政治信仰，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完整准确、全面真实地介绍其他种族情况，充分展现华人热爱和平、与其他种族共同创造和谐社会、对社会勇于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胸怀。

实际上，《星洲日报》也一直建立文化对话的平台，不但把异族的优秀文化引进来，而且在报社的实际运作中也与异族进行文化交流，吸纳异族的员工，以实际行动为种族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举例来说，《星洲日报》招聘了许多异族员工。他们在工作当中，与华人有意无意地进行文化交流，对促进族群间的文化交流有非常大的好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星洲日报》注重种族和解、为异族创造就业机会的形象。

评价

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黄燕燕对《星洲日报》的评价：“张晓卿领导下的星洲媒体集团及全体员工，在援助弱势群体及发扬民族文化方面，向来都是不遗余力。《星洲日报》全心全意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卓越表现值得加以赞扬。其社会工作早已不只局限于大马的国土上，而是进一步把援手伸展到海外急需帮助的国家去。”

以写皇帝史传著名的作家二月河说：“在海外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办报能办得像《星洲日报》这种分量，有鲜明的办报宗旨，思想意识融入事业，殊不简单。”他强调，中华民族根深蒂固、博大精深的文化，需要广泛的流传。他希望与《星洲日报》有共同的意愿和努力方向，把中华文化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与大马人民有更密切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