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政变
甲申政变（英文名：Gapsin Coup，朝鲜文：갑신정변），也叫甲申事变，是指1884年12月4日（农历甲申年十月十七日），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人以日本武力为后盾，在朝鲜汉城制造的一次政变。
19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和日本列强纷纷前来朝鲜叩关。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开始了一系列吞并朝鲜的行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从朝鲜撤走3营清兵，朝鲜上下人心动摇。日本趁机扶植朝鲜开化党人，鼓励他们争取自主的改革活动。1884年12月4日，开化党人与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合谋，在庆祝邮政局落成宴会上发动政变，袭击政府高级官吏，进而在日本驻军掩护下占领王宫，控制了国王高宗，一度建立政权并发表了新政纲。12月6日，袁世凯率领驻朝清军应邀前往镇压了这次政变，救回高宗。开化县党人几乎都被杀死。金玉均、朴泳孝、竹添等人逃回日本。政变仅三日就惨遭失败。日本驻朝大使馆被烧毁，死伤数十人。甲申政变发生后，不甘失败的日本通过外交途径，迫使朝鲜和清政府签订了《汉城条约》和《天津条约》，剥夺了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并为下一次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留下藉口。
甲申政变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开化派变封建朝鲜为独立、民主、富强的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首次尝试，在朝鲜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开化派制订的政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思想，提出了以近代国家制度改革封建朝鲜的进步愿望，表达了君主立宪的社会主义，企图按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的模式改造朝鲜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把朝鲜建成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反映了19世纪朝鲜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开化思想和开化派的活动，还开创了朝鲜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对启蒙朝鲜人民思想、促进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开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背景
国际形势
列强叩关
19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前来叩关。1875年5月，日本派出军舰到朝鲜釜山海域示威，企图制造事端，武力打开朝鲜国门。9月，日本制造“云阳号事件”。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该条约将朝鲜视为自主之邦，单方面规定了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等权利。《江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以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大门，从此朝鲜开始进入半殖民地社会。同时，这一条约严峻挑战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为了避免日本独占朝鲜，清政府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李鸿章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推动美国、英国、俄罗斯等西方列强介入朝鲜事务，帮助朝鲜对外开放，以“大国均势”遏制日本。1882年，随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外国势力开始全面侵入朝鲜，朝鲜半岛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角逐场所。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原本是旧军人的哗变，但后来被失势的大院君利用，演化成一场反日、反闵妃集团的政治行动，引发中国和日本同时出兵干涉。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军进驻朝鲜汉城，镇压了壬午兵变，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干涉和控制。8月30日，日本借此次兵变迫使朝鲜与之签订《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日本获得赔款50万元，并获在汉阳驻军1000人、建立军营等特权，为其下一步对朝鲜的侵略创造有利前提。
中法战争
1883年7月，慈禧命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参与国政，负责与法国交涉越南之事。这件事被朝鲜政界视为朝鲜旧王李昰应即将释回的征兆，开始对清朝离心。为防不测，李治企图寻求日本保护。1884年上半年，高宗几次派心腹与日本代理公使岛村久联络，试探日本的态度。直到1884年6月，清朝明确表态，“未便将李昰应释令回国”，才使朝鲜王廷稍得慰籍。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从朝鲜调走3个营兵力，屯居辽东，以备战争之需。失去一半清军的保护，朝鲜上下人心动摇。8月以后，清军福建水师在马尾港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法国军队也攻占基隆市、澎湖等多处地方，直指舟山群岛。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朝鲜国王和明成皇后也开始动摇。开化派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汉城旬报》，积极宣传中国无力保护属国，朝鲜当谋求独立的主张。同时日本政府听到中法战争的消息，一度企图与法国联合，进攻中国，因没有十足的胜算，未敢轻举妄动，转而热心扶植朝鲜开化党，鼓励他们争取自主的改革活动。
朝鲜国内形势
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宫廷内各种政治力量盘根错节，清代派、日本派、俄罗斯派日益动摇和肢解国家的权力。国政腐败，民众深受官僚权贵的压迫，加上外来势力清日两国，以及列强与朝鲜的不平等条约，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国家在内外多重压榨下雪上加霜。1873年，大院君辞去摄政，将政权移交给年满21岁的儿子李熙（高宗）。但高宗生性懦弱，国家政务的决策权被王妃闵姓独揽。在闵氏家族的腐败统治下，朝鲜百姓民不聊生，严重的内忧外患正在把李氏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民众不满贫穷生活的现状，各地不断发生农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抗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日益浸润着封建经济的根基，顽强地挣裂着腐朽的封建桎梏。
开化派的崛起
朝鲜开化派的产生是朝鲜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国内因素看，开化派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实学和西学。这两种学术研究的兴起，使朝鲜社会的少数知识分子树立了科学的宇宙观、和平博爱的世界观以及实事求是认识世界的态度，对“华尊夷卑”的中国中心论产生质疑，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开始觉醒；从国外因素看，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以夷制夷”的洋务思想成为朝鲜开化思想的催生剂，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让朝鲜耳目一新。
朝鲜将开化思想转化为政治势力的纽带是朴圭寿、吴庆锡、刘大致。在三人的活动下，朝鲜封建贵族中的一些爱国青年和开明士绅逐渐形成一种开化势力。1874年，金玉均在结识朴圭寿后，形成了有别于实学的开化县思想，又在吴庆锡、刘大致的悉心培育下，怀着革新开化、拯救国家的壮志登上政治舞台。19世纪80年代前后，围绕着锁国与开放之争，朝鲜政界以国王李熙李熙为代表的开放论占据上风，“卫正斥邪”的锁国论逐渐被压制。顺应开放的潮流，朝鲜政界掀起一股改革热。这些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的人，被称为开化派。开化派中的骨干分子，大多出使过中国、日本和欧美，对朝鲜以外的世界有所了解和认识，如金玉均曾三次考察日本，俞吉濬曾求学于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深受其思想熏陶。他们大都是青年官吏和年青知识分子，传统思想的束缚较少而极敏感于资本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初步实现了向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开化派得到日本的资助，逐渐成为朝鲜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与开化派相对的，就是长期执政的守旧派。守旧派坚持事大主义，一心效忠宗主国清朝，墨守成规，不思改革，因此又被称为“事大党”。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昰应就是典型的守旧派。在开化派和守旧派之间，又产生了中间派，又被称为温和开化派。他们提倡开化思想，要求效仿西方实行改革，但又不像开化派那么激进。他们主张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提出“东道西器”，主张渐进式的变革，支持王权。代表人物为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赵宁夏、闵泳翊等。在后来的甲申政变中，中间派拒绝与开化党合作，成为了导致开化派失败的重要因素。
开化派的主张
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开化派主张废除同清朝的封建藩属关系，推翻后党政权，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朝鲜内政，把封建的朝鲜改革成近代化国家。他们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
提出以明治维新为改革蓝图，力图把朝鲜变为“亚洲的法兰西”，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开化派学习西方与日本的治国之术，要按外国资本主义面貌改造朝鲜。1881年1月，开化派在朝鲜设置了总领内外军政事务的新行政机构——统理机务衙门。金允植、朴定阳、鱼允中、金弘集、洪英植、金玉均、尹致昊等开化派人士在机务衙门中任职。1882年7月，政府内新设机务处，它是协议机关，对有关政治经济学和军事等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由议政府执行。开化县派人士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等人在机务处任职。统衙的设立是朝鲜外交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它打击了传统的事大交邻外交旧体制下不与西方人交往的惯例，特设“通商司”负责与欧美各国交往。后来的改编又将原来的“事大”“交邻”两个司合并为“同文司”。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机构合并，这标志着在对外关系方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记将中日两国放在同等的地位，意味着朝鲜人已放弃了“事大”与“交邻”的区别。这可以说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革。为加强国防，开化派又以“别选军官”尹雄烈为中心组建了朝鲜近代最初的新建陆军——别技军。
“富国强兵”与“独立自主”是开化派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开化派极为重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此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开化派的影响下，1880年代开始，汉城和其他地方陆续出现了近代产业会社。从开港到甲申政变前夕为止，在朝鲜已出现了26所近代形式的工商业企业。在农业方面也出现了近代的“蚕桑公司”，积极奖励新式养蚕法。又出现了介绍国外农业法的近代农书。1883年6月，以“招聘使”派遣到美国的洪英植、徐光范等人，积极购买了多种西洋文物和机器。根据他们带来的西洋农产品、畜产物新品种和农机械，1884年在朝鲜设立了“农务牧畜试验场”。
开化派主张废除科举和为发展教育而发行内外公债等；极力主张“广设学校”“开发民智”；主张普及言文一致的朝鲜文（谚文）学校，要求将用文言文颁布的难解懂的政令全部翻译成谚文来发布。开化派非常重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1881年9月，为了学习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先进技术和兵器制造技术，开化派以“领选使”的名义，由金允植带队，派留学生到天津市。“领选使”由69名组成，其中官员12名，随从19名，学徒20名，工近18名。这些留学生到达天津机器制造局之后，不仅学习了发射药和弹药制造法，而且又掌握了各领域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外国语言。从此，朝鲜青年们开始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以后学习和传播先进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1883年3月，朝鲜最早的近代兵器工厂——机器厂在汉阳创建。
开化派在与日本的接触之中，看到了“日则能革古效新”而更张振作，文明富张。1979年，金玉均筹款派李东仁到日本实地考察，了解日本的国情。1880年，修信史金弘集等出使日本，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惊人的发展变化。1881年4月，朴定阳、洪英植、鱼允中等人与随员共62人组成“绅士游览团”出使日本，考察了日本的行政机构、军队、学校、工矿和其他设施。期间又赴上海市和天津市，了解中国形势。回国后鱼允中深感富国强兵之必要，认为即使日本对朝鲜有所图谋，如朝鲜富强，它则不会轻易惹朝。通过绅士游览团的赴日调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收集了有关近代政治制度改革方面的庞大资料。后来参加过“领选使”和“绅士游览团”的大部分人士几乎都产生了开化自主的意识，并且加入了开化派的行列，于是朝鲜开化派的势力大大增强了。
开化派提出民权平等思想，开启朝鲜近代启蒙运动。为了给改革进行奥论准备和宣传近代文化，开化县派设立了博文局，发行了朝鲜的第一份近代报纸《汉城旬报（1883年10月创刊）》，介绍国际形势，力陈改革国政的必要性，为改革制造舆论。朴泳孝担任汉城府尹时承办了这项事宜。《汉城旬报》大量介绍了各国富国强兵的经验，宣传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批判封建主义的落后性，还经常发表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和国际形势的报道。
党派斗争
1882年7月，开化派改革军制引发旧式军队的不满，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以大院君为首的极端保守势力驱逐明成皇后而夺权，开化派也遭到打压。但随后清政府应闵妃集团邀请进入朝鲜，迅速镇压了兵变，逮捕了大院君并押往中国天津受审，后拘禁于保定市。壬午兵变造成了闵妃集团与开化党的分离：由于壬午兵变失败，朝鲜与日本交往的障碍（即以大院君为首的极端保守势力）基本被消除，开化党得以公开亮出亲日的旗帜；而再次执政的闵妃集团则对清朝充满感激，所以逐渐成为“事大党”。由此衍生出了开化派与守旧派（事大党）的争斗。
壬午兵变的发生后，促使朝鲜各阶层人士更加关注时事的发展，具有开化思想的儒生、中小官吏和下级军官，纷纷上疏国王要求改革金融，发展实业，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被朝鲜史书称为“开国上疏运动”。开化派乘机采取了初步的改革行动。金玉均等人利用李治喜听外国新闻的特点，接近高宗，向其游说日本改革的成就，争取高宗的支持。在高宗的帮助下，大批开化党人进入朝廷担任要职。很快，开化党的势力就迅速壮大了起来，大有一副彻底压倒事大党的派头。1883年，在金玉均倡议下，朝鲜向日本派遣了40多人的留学生，学习军事和实业，培养开化派的新生力量；准备向日、美、英、法等金融界举借300万元的外债，为改革筹集经费；废除驿马制度，建立新的邮政制度；扩大舆论宣传，创建近代朝鲜第一份报纸《汉城旬报》等等。此外，开化党也意识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派出100多名贵族子弟去日本学习军事，称为“士官生徒”。开化党对这些士官生徒进行广泛动员，并将他们和一些支持开化县党的年轻人编练成1000多人的新式军队。在朴泳孝任汉城附近的广州市留守之际，任用曾留学日本的申福模训练这千人的新式军队，聘请日本军事教官上课，为开化派的活动准备军事力量。
除了以上客观条件促使壬午兵变后开化势力壮大以外，日本对开化党的公开支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壬午兵变以后日本透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在朝鲜京城的驻军权，这为后来开化党发动政变提供了支援。不仅如此，壬午兵变后开化党人朴泳孝、金玉均出使日本时，日本政府对他们热情款待并给予一系列优惠和让步，还“动员朝野有影响的人士”引导他们走开化自强的道路，使开化党人对日本进一步产生好感，金玉均等经过此行，“遂倾意依赖于日本。”
然而，随着开化党的势力不断壮大，掌握政权的守旧派明成皇后集团也对其产生警惕，两派迅速势成水火。1882年到1884年这段时间，开化党和守旧派明争暗斗。1882年，以闵台镐、赵宁夏等闵妃集团大臣为主的守旧派与清政府缔结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条约形式再次明确朝鲜为清属国，清政府拥有不同形式的治外法权。清政府还派遣马建忠、袁世凯等人赴朝，以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并在朝驻军6000余人。开化党虽然得到国王和日本的支持，但其实力远逊于守旧派，只能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一些小的改革，而且其推动的大部分改革措施由于受到事大党的反对和日本政府态度的转变而未能进行或半途而废，获得成功者不多。如借款一项，当金玉均拿着高宗的委任状向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开口时，井上馨的“言辞气色顿异前日”，态度十分冷淡。金玉均转而向美英求助，未能如愿。无奈金玉均向日本银行直接借贷，也被井上馨制止，最终借款一事无果而终。又如训练新建陆军一事，不久随着朴泳孝被免职，也由事大党接手，变为亲军的前后营。在朴泳孝、金玉均出使日本期间，朝鲜改革政府机构，设立了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简称外衙门）和统理军国事务衙门（简称内衙门）。外衙门以赵宁夏为督办，穆麟德为指导，内衙门的实权掌握在洪淳穆、金炳国、闵台镐的手中，可见国家内政外交的高层权力均由事大党把持。金玉均归国后，受到事大党骨干闵泳翊的排斥，虽任外衙门富教司协办，但却孤掌难鸣，一筹莫展。开化派的改革蓝图几成泡影。
于是，金玉均以传统结社形式组织了以军人为核心的敢死队——“忠义契”，自任契主，将开化党的各色支持者团结在“忠义契”的名下，酝酿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守旧派政权。这支名为“忠义契”的敢死队也就是开化党的政变队伍。据参加者李喜贞追述，它系“为国而设”。之所以取名忠义，一方面反映出忠君思想和把君主作为国家象征的观念，一方面也为了便于活动合法化。至1884年政变时，其成员约50人，有中下层官员、下级官兵、商人、僧侣、王室内侍、宦官、宫女等。它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没有群众基础。
过程
前夕
中法战争爆发后，清朝战场不断失利的新闻，引起朝鲜震动，不仅朝鲜事大党不断分化，统治者与中国离心，而且朝鲜民间的反清情绪也逐渐产生。当时一名叫崔宅英的朝鲜药房店主被枪杀，凶手身着清军军服，由日本人井上角五郎（开化党的支持者）主笔的《汉城旬报》大肆报道和渲染这一事件，企图勾起朝鲜官民的反华情绪。此时又发生了李范晋案，朝鲜贵族李范晋违反合同，与华商发生房产纠纷。但依据朝鲜法律，两班贵族不经国王同意不得治罪，而中方官员私自处置李范晋，引起朝鲜各方的不满。面对中国对朝鲜控制力的减弱、朝鲜政局的不稳的情形，日本热心扶植朝鲜开化党，鼓励他们争取自主的改革活动。一个是要借助外力推行改革，一个是要寻找傀儡统治别国，开化派与日本再度进入“亲密合作期”。日本通过各种方式，向朝鲜渲染清政府政治黑暗，官员腐化堕落。井上角五郎还通过闵泳翊威胁朝鲜说：“若贵国依附中国，日本必加居于贵国，或蹂躏贵国，或屠戮人民，使贵国不耐其难。”1884年10月30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返回汉阳。11月1日，为显示日本的支持力度，改变李熙的立场，竹添进一郎向朝鲜国王赠送村田铳16支，汽船1艘，山炮2门，自愿取消朝鲜尚未偿付的40万元赔款。竹添要求朝王应将这40万元必须用来整顿军备，用作独立之需。日本敦促朝鲜国王积极改革内政，表示朝鲜万一有变，只要国王有请，日本必尽保护之责。李治心有所动，明成皇后不以为然。
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政变骨干经过多次密谈，又频繁与日本公使馆联络，设想了三种方案，一是派穿清代服装的刺客深夜暗杀闵泳穆、韩圭稷、李祖渊等守旧派大臣，然后将罪责转嫁到闵台镐、闵泳翊父子头上，制造守旧派内部矛盾，趁机夺权；二是收买京畿道监司沈相薰，让他在僻静的白鹿洞亭子举行宴会，即席暗杀守旧派大臣；三是决定在洪英植开办邮政局落成庆典时起事。1884年11月11日深夜，竹添进一郎让驻朝日军在汉城郊外南山举行演习，目的是为了配合开化党的政变准备。竹添进一郎最终向明治政府提出了甲、乙两种方案，其中甲案为日本煽动开化党作乱，由开化党引入日军，以此击退清军，而乙案则为不干涉政策，竹添极力主张甲案。竹添进一郎一边等待国内回复，一边秘密与金玉均等开化党人接触，为实施甲案作准备。1884年11月起，金玉均、朴泳孝等频繁往来于日本公使馆，和曾任代理公使的岛村久及公使竹添多次密谋，终于在11月25日敲定了政变计划。11月30日，开化派主要成员在朴泳孝宅邸秘密集会，制定了具体行动细节，决定于12月4日借庆祝邮政局新厦落成举行宴会之机起事，放火别宫，暗杀四营使，举行政变，夺取王宫，控制国王。届时日本派人协助开化党完成暗杀计划，并派军队前往助阵。日本驻朝公使馆、《汉城旬报》等都为开化党人起事提供帮助。《汉城旬报》编辑井上角五郎为开化党人购买了日本刀、炸药和步枪等武器，以走私方式运入汉城，还有多名日本人直接参加起事，藏身在金玉均的家中。
对于开化派与日本使馆的频繁交往，袁世凯已有所察觉。其时，袁世凯已成为清朝驻朝军队的核心人物。他一面下令中国驻朝军队随时准备应战，一边向李鸿章汇报朝鲜“欲离中国，更思他图”的情况。李鸿章命令袁世凯等驻朝将领“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报。”另一方面，朝鲜王廷也积极采取措施，令自己的军队同清军一样进入战备状态，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朝鲜禁卫大将军闵泳翊甚至让清军右营使常居于闵府，研究时局，沟通信息。
夺权
1884年12月4日晚6时，借邮政大厅的落成之机，开化派重要成员之一洪英植以邮政总办的身份，邀请驻朝鲜的外国使节参加晚宴。开化党准备借此机会把亲华和守旧的大臣们一网打尽。当晚，竹添进一郎称病未出席庆典。袁世凯察觉情况不对劲，也找理由没有去，出席庆典的重要来宾只有闵泳翊等朝鲜大臣以及清政府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等18人。席间，金玉均与日本大使馆秘书岛村不时用日语窃窃私语，并多次进出宴会厅。开化党人以“天天”为接头暗号，原打算在邮政局附近之别宫纵火，趁乱发起攻击，但因戒备森严未成，请示金玉均后改为焚烧隔壁民房。火起后，开化党人大呼失火。闵泳翊奔出大厅察看，被事先埋伏在门外的日本人和朝鲜开化党人砍伤。而其他官员、来宾则趁乱逃离了现场。开化党将反对势力一网打尽的计划落空。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金玉均等人从北侧窗户跳出，一边大喊“天天”暗号，一边迅速奔向昌德宫。期间，金玉均安排人在王宫昌德宫、仁政殿埋了炸药，约定时间引爆。金玉均和朴泳孝、徐光范趁着夜色闯入昌德宫，向高宗讹称清兵作乱，邮局失火，请国王去景祐宫避难。正当高宗犹豫之时，外面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高宗遂同闵妃、世子、世子嫔、王大妃、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员立刻随金玉均前往景佑宫。途中，金玉均建议高宗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李治立刻签署了“日使来卫”的教旨。金玉均让朴泳孝将这封亲笔所写的诏书交给竹添。竹添旋即率领200名士兵入宫。至此，朝鲜王宫落入开化党人和日本人手中。
高宗一行刚在景佑宫安顿下来，开化党人和日军一同把景佑宫内外围得水泄不通。当晚至次日晨期间，左营使李祖渊、后营使尹泰骏、前营使韩圭稷三人察觉事态不妙，低声密谋通知于清军驻防营。不想被开化党人识破，尹泰骏声称出宫招兵，走到景佑宫小中门外被开化党人李圭完、尹景纯刺杀。李祖渊、韩圭稷离开后门时，被黄龙泽、尹景纯、李圭完等开化党人所杀。然后，金玉均假传王命，召守旧派大臣海防总管闵泳穆、知中枢府事赵宁夏、左赞成闵台镐到景佑宫一一杀害。金玉均等人正要向国王呈上必须紧急执行的政令，但闵妃坚持要回宫，数百名太监宫女聚集在一室，对政变没有丝毫惊讶或恐惧的迹象，一片喧闹。金玉均为让众人听话，当着李治的面斩杀了大宦官柳在贤。当时“血溅壁上，声闻御座”，纵使高宗连呼几声“勿杀”，但无人听从。这一招果然见效，高宗等众人都吓得不敢说话，只得唯命是从。
12月5日，开化党人组成新政府，宣布解除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推举王室宗亲李载元为右议政，洪英植为左议政，金玉均为户曹参判，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徐载弼为兵曹参判前营正领官。开化党夺权后，还以国王谕旨的形式函告各国使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公使先后晋谒朝鲜国王，向其表示祝贺。12月6日，又以国王李熙的名义颁布新政府施政纲领。施政纲领多达数十条，金玉均在《甲申日录》中记载了其中重要的14条：
(1) 要求大院君回国，废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
(2) 废除门阀制度，赋予人民平等权利，官吏的选拔因才录用。
(3) 改革地税制度，杜绝官吏盘剥，与民休息，充实国库。
(4) 废除内侍府，其中优秀者委以职务。
(5) 惩办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
(6) 取消各道对国库所负实物债务。
(7) 取消奎章阁（掌管王朝重要文献及印信的机构）。
(8) 立即设立警察局，防止偷盗案件发生。
(9) 废除惠商公局。
(10) 酌情释放部分被关押、流放的人犯。
(11) 将前、后、左、右4营合为1营，迅速建立近卫军，以世子为陆军大将。
(12) 国家财政统由户曹管理，革除其他财赋衙门。
(13) 政令由大臣、参赞会议决定后发布实行。
(14) 中央政府除六曹外，一切冗官均予革除。
出兵
事发当天，袁世凯最先从逃回来的陈树棠处得到消息。他立即带队赶往邮政局，但现场已空无一人。天亮时清兵收队。袁世凯、陈树棠去看望负伤的闵泳翊，对发生的情况才有了进一步了解。12月5日上午，消息陆续传来，原来是开化党勾结日军发动了政变，劫持国王、杀亲华大臣，矛头所指都是清政府。随后，朝鲜大臣金允植、南廷哲到中原地区防营请求援助，但因怕伤及国王，清军没有采取行动。袁世凯、陈树棠以及清朝官员吴兆有等赶紧商议对策。当时中朝之间尚未架设电线，来往公函全靠船运，请示国内已来不及，必须现场决断。最后袁世凯等人商定由陈树棠约请各国公使出面，要求日军从王宫退兵，之后再惩办此次政变的祸首；如日本拒绝就兵戎相见。但各国领事普遍袒护日本，认为中国驻军应慎重，拒绝向日方传话。这让袁世凯等人都谨慎起来，认为应当观察一下再说。
但随着开化党推出各项革新措施，局势一下子紧急起来。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请示应对方略，袁世凯则负责联络争取由他训练的朝鲜新军，积极做好粉碎政变的准备。朝鲜各界人士知情后也群情激愤，对开化派投靠日本及会同日本羁押国王的行径一片声讨之声。12月5日晚，袁世凯向左右营金钟吕、申泰照密约次日入宫勤王，并向朝新建陆军发赠黄金600两抚慰。随后，清军两次致函朝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但无回应。12月6日凌晨，袁世凯分别接到代表闵妃之意的朝鲜右议政沈舜泽、户曹参判南廷哲等高官请求中国驻军出兵的信函。后来朝鲜国王致李鸿章的信中，也谈到被金玉均等劫持到北门之时，曾“暗中送信”，请清军出兵。于是，吴兆有、袁世凯联衔上书李鸿章要求派兵援护；驻朝军将领和总办商务委员陈树棠均表示“没有北洋政府的命令，不敢轻举动”。但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间不容发，力主入宫勘乱。为打消吴兆有、张光前和陈树棠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事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君。”同时，应允朝鲜臣民的请求，随机应变地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3营庆军将王宫包围。清军在应邀出兵之前，曾致书日使竹添，说明了出兵理由，一是保卫国王，二是援护贵部。但竹添迟迟不予回信。
结果
12月6日上午，预见到清军将进攻的新政府紧急从各兵营的军械库中调取新武器，加强参加政变的朝鲜军队的装备。几个月前，上一届政府从美国购买了3000支现代步枪，但它们都被存放在各师的军械库中闲置不用。结果枪支取来后，开化党人发现步枪已全部生锈，于是命士官生徒立刻拆卸和修复。另一边，竹添进一郎已收到日本国内来的训令，就他提出的甲乙两种方案给予答复，不同意“甲案”。这大概是明治政府权衡朝鲜现状之后作出的理性判断。从当时在朝兵力对比看，日本稍处下风，日军虽然有几艘军舰游弋于仁川一带，但中国的北洋水师主力就在距朝鲜半岛很近的旅顺，一旦有事，马上可以开来助战。对于现在就与清军在朝鲜展开大决战，明治政府没有必胜的把握。竹添本想在清兵进攻前就命令撤退，但金玉均等人拼命挽留，竹添才暂缓撤兵。但待袁世凯指挥军队杀来，日军已无交战的决心。
12月6日下午3点左右，中原地区驻军和袁世凯训练的朝鲜亲军左右两营联合作战，将约2000人的军队分成两路，分别进攻敦化门和宣仁门。清兵一入宫门，便遭到士官生徒组成的“忠义契”和日军的猛烈抵抗。清军果断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世子李坧、太子妃趁乱逃出昌德宫，逃往城北关帝庙。而高宗从昌德宫逃出时，被日本人和开化党发现而劫走，转移到演庆堂安置。袁世凯攻至昌德宫才发现高宗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再战不止。袁世凯身先士卒，激励士气。正胶着间，守军中数百个先前蒙袁世凯督导训练的朝鲜士兵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战局急转直下。
金玉均、洪英植等人要求高宗前往仁川并搭船去日本，但高宗坚持留在宫中。等到清军打败日军后，金玉均和竹添便挟持高宗逃跑，来到东北角宫墙，遇到了闵妃派来接高宗的洪在羲率领的别抄军（负责护驾的特别部队），他们向金玉均一行开枪，金玉均高呼“大君主殿下在此”，方才停止射击，于是金玉均一行继续撤退。在路上金玉均极力劝说，甚至带着威胁，要李熙逃到仁川。不料竹添首先动摇，准备违背诺言，先行撤离。金玉均哀求，但竹添不为所动，他已决定率领日军退回公使馆。李治则命人带他去城北关帝庙避难。日军要撤回公使馆，高宗要去城北关帝庙，开化党人被迫作出抉择。金玉均、朴泳孝等开化党骨干随竹添逃跑，洪英植等人护卫高宗出宫赴城北关帝庙。
昌德宫内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大获全胜，但是仍不见国王的踪迹。袁世凯重金悬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才得知其下落，立刻派兵前去城北关帝庙抢夺。高宗获救，洪英植及10多名士官生徒被朝鲜士兵杀死。开化党的“三日天下”宣布终结。汉城市民坚决拥护清军的平叛行动，在清军得胜回营时，沿路百姓载歌载舞，有的甚至从自己屋子拆下木材点火给清军照明。
12月7日，高宗宣布解散开化党政府，颁布了开化党人罪状，成立了以沈舜泽为领议政的新政府，被推翻的闵妃集团再度掌权。至此开化党人和日本使馆、驻军联合发动的“甲申政变”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同日，汉城百姓憎恨开化党和日本人，围攻日本使馆，与日本商人互相攻杀。竹添进一郎打算带着开化党人撤退，临行前烧毁公使馆机密文件，却不料失火将整个公使馆烧毁。在逃离汉城的途中，日本人受到朝鲜百姓的围攻，日军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40名日本人被杀死，多名开化党人也被朝鲜人打死，另有38名朝鲜士兵阵亡、95名汉城市民为日军所杀。竹添进一郎带着金玉均等人仓皇逃走，次日在仁川搭上日本邮轮千岁丸号，才得以逃回日本。
后续
甲申政变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开脱责任，同时为被杀害的大臣报仇，一方面编写名为《甲申变乱事实》的小册子，散发全国并呈送清廷，将责任全部推给金玉均等人，否认国王写过“日使来卫”的教旨，称这是金玉均自己伪造的；另一方面大力清洗开化党，当时开化党的核心人物的家属无论男女老幼俱被处刑，就算是曾官拜领议政的元老大臣洪淳穆（其子是洪英植）也被赐死。另有12名开化党边缘人物被处死，其后又有多人被陆续处死，受牵连者多达100余人。
甲申政变后，日本不甘失败，经过一番衡量，确定了“军事退却，外交进攻”的政策，通过外交途径，向汉城和北京两方面取成果的方案。1885年1月8日，日本借机勒索朝鲜，同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向朝鲜索取了谢罪、赔款、惩凶、增兵等条款。同年4月28日，日本派伊藤博文与清朝实权人物李鸿章订立《天津会议专条》（《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因而事实上在朝鲜确立了同清朝对等的地位，在朝鲜半岛构成了中日均势的格局。
重要争议
甲申政变渗透着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因而对它的评价，历来说法不一。
日本史家认为：是朝鲜官僚集团派系的党争。
朝鲜史界认为：是“朝鲜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第一次反封建制度的运动，是一场不成熟的资产阶级上层改革运动”，后来又将此观点晋升为是“资产阶级革命”。
中国著名朝鲜问题研究专家曹中屏先生认为：是以金玉均为首的激进开化派领导的旨在清君侧的政变，铲除封建守旧派，依靠王权自上而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事件。
影响及评价
影响
对于朝鲜
甲申政变虽然失败，但其在朝鲜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将封建的朝鲜变为近代朝鲜的首次尝试。开化派制订的政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思想，提出了以近代国家制度改革封建朝鲜的进步愿望，表达了君主立宪的社会主义，企图按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的模式改造朝鲜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把朝鲜建成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反映了19世纪朝鲜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开化思想和开化派的活动，还开创了朝鲜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对启蒙朝鲜人民思想、促进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开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对于日本
甲申政变是日本在朝鲜扶植傀儡政权行动的一次惨败。但它随后通过外交途径，分别与朝鲜和中国签订了《汉城条约》和《天津条约》，让日本获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对朝鲜的军事权力，为其日后进一步侵略朝鲜找到藉口，为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铺平道路。
对于清政府
甲申政变后，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同时在政治和经济上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但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和清朝从朝鲜撤军，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受到日本的制约，并使中国对朝鲜的优势大为减弱。自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发生了严重动摇，条约几乎将朝鲜推到了“两属”的境地。清政府在军事胜利的情况下，签订了失败的条约，为中日甲午战争埋下祸根。而袁世凯协助朝鲜平息了甲申政变，维护了朝鲜国权，充分地展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干与机变的应对能力，并得到了清廷与朝鲜王室的器重。
评价
史籍评价
“甲申政变是近代初期最大的政治事变，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我国发生、发展的基础上爆发的，符合历史规律，同时也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朝鲜全史》评
甲申政变尽管失败，但也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运动。首先，从世界史来看，甲申政变是为了韩国民族断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在最合适的时机掌握政权，断行“自上而下的自主近代化的大改革”，最积极地清算前近代的国家体制，建设自主富强的近代国家，是一次果敢的自主近代化运动。其次，甲申政变确立了韩国近代史上开化运动固定的方向。第三，甲申政变在韩国反侵略独立运动也确立了一个近代的起源。第四，甲申政变树立了韩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与运动形成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新编韩国史》（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评
19世纪80年代初，由朝鲜近代开化思想倡导者金玉均、洪英植等开化派所发动的这场改革运动，尽管还很脆弱，但它却是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对封建制度的运动，是一场不成熟的资产阶级上层改革运动。诚然，这次改革运动极不彻底，但它却是变封建朝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首次尝试，在当时朝鲜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是起到了进步作用的。这也就是甲申政变的意义所在。——《朝鲜通史 下卷》评
对于仅经历三日天下就落下帷幕的甲申政变，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一般认为，甲申政变是最早主张废除封建社会体制、致力于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改革运动，对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也有否定评价，认为甲申政变不过是单纯的政权争夺战，给以后朝鲜的开化运动与近代化运动带来了致命后果。——《新编韩国史》（高丽大学）评
名人评价
“袁世凯的干涉，打破了独立党（开化党）的三日梦。独立党的计划虽有很多不实，但最大的败因，则是对计划连原因也不知道便进行反对的一般民众的无知和没有觉悟。”——朝鲜开化派重要领导人徐载弼评
甲申政变是以金玉均为首的激进开化派领导的旨在清君侧的政变，铲除封建守旧派，依靠王权自上而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事件。——中国著名朝鲜问题研究专家曹中屏评
1884年12月甲申政变就是开化派变封建朝鲜为独立、民主、富强的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首次尝试。——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金成镐评
参考资料
甲申政变与近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嬗变（1884～1894）.中国知网.2025-02-20
甲申政变.우리역사넷.2025-02-22
日本史料中的甲午战争——《清日战争》看点揭秘.人民网.2025-02-19
壬午兵变后清政府对朝策略的转变.中国知网.2025-02-22
《甲申政变》韩国史38开化与守旧的矛盾.신편 한국사.2025-02-25
《甲申变乱事实》第2页下.韩国学中央研究院.2025-02-22
甲申政变：新政府公布改革纲领.신편 한국사.2025-02-25
甲申政变：中日干涉，政变失败.신편 한국사.2025-02-25
《甲申变乱事实》第4页下.韩国学中央研究院.2025-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