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次山

李次山（1887-1936），原名李振山，号时蕊，出生于安徽六安州英山县（今属湖北）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在私塾读书，1906年赴安庆市求学，1911年毕业于安徽官立法学堂，同年参加辛亥革命。因参与讨袁被捕，出狱后潜逃日本，1917年回国，在上海当律师。1919年创办“联合通讯社”。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李次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威震上海滩的律师界领袖、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急先锋、抗日反蒋的民主斗士。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以上海律师公会会长身份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拒绝了蒋介石高官厚禄的诱惑后，1933年1月，李次山被国民党当局以“反对中央措施，散发通电宣言，诋毁党国”为名，开除国民党党籍，吊销律师证书，并被秘密逮捕。出狱后，仍致力于抗日运动，并同褚辅成、杜重远、黄炎培等联名发表《东北义勇军后援会通告国内外同胞援助拼死抗日各军》电文，还以后援会第一常务理事身份，携款北上，慰劳抗日义勇军。察绥抗日同盟军成立后，李次山与褚、杜、黄等发表《抗日到底》联合宣言，予以声援。次年再次潜赴日本。返沪后被中国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以身患重病获释。1936年3月17日在上海病逝。

简介

爱国老人沈钧儒在《忘不了两个朋友》、《七君子事件》两篇文章中，都极为推崇并深切怀念李次山，说“他一二八时期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会，我也同他在一起。他那种飞跃猛进的做法，打破了起居饮食的程序，我是简直追随不上”。

生平

李次山（1887-1936）号时蕊，1887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州英山县（今属湖北）的一个农民家庭。

幼年在私塾读书，考中秀才后，他放弃科举之路，于1906年赴安庆市求新学，1911年毕业于安徽官立法政学 堂，同年参加辛亥革命。辛亥首义之时，曾高擎十八星旗引导革命军攻打武昌。

中华民国成立，任省议员。其间结识了安徽都督柏文蔚和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共同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因替讨袁义军起草讨袁通电，受到通缉，逃到上海市后，在法租界被袁世凯手下的特务逮捕，被判死刑，收监待斩。当时，他的胞兄李时萼正在江西省当县长，闻讯后变卖家产，东拼西凑，用3000块银洋买通法国领事，借口附会治外法权，要索回李次山，由法租界当局审理李案。北洋政府害怕洋人，只好把李次山移交法租界捕房。李时萼午后去死牢探望时，见李次山居然还在呼呼酣睡，不禁愕然：“离死期没几天了，二弟你居然还睡得着？”李次山笑答：“我为真理而死，死而无憾，为什么睡不着呢？”出狱后潜逃日本避难，一面学习日文和政治理论，一面与先到日本的陈独秀等人商讨革命大计。

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海市后，创办了《青年》杂志，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次年，李次山也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公民》等杂志上发表《青年之生死关头》以及政治与司法制度变革方面的文章。

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李次山因三弟李时芬在上海刺杀安徽军阀倪嗣冲的爪牙而被捕，为照顾其妻室子女和坐牢的兄弟，未能随陈赴京。为谋求生计，李次山挂起律师招牌，并参加了上海新闻记者俱乐部。他因不满于报纸“尽被路透、东方等外字通讯社占领”，发誓要办华人通讯社。

1919年春，他在友人的赞助下，在牛庄路李次山律师事务所门口，挂起联合通讯社的牌子。该社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姿态，活跃在新闻界。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李次山密切关注陈的命运并尽力发布有关消息。他不满足于客观报道，动手把消息改成述评。《民国日报》6月17日登载李的《陈独秀被捕之真因》，剖析了北京学生运动和陈被捕原因，呼吁国人起而营救。除大造营救舆论外，他还动员旅沪皖人筹划救陈。《申报》6月16日和24日两次刊载旅沪安徽协会给北京安徽会馆的救陈电文。联合通讯社救陈心急，引人注目，以致当局有人假冒王克敏（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之名发电给联合通讯社，谎称陈已获释。李次山便将此消息发表在6月18日的《时事新报》上。4天后他得知上当受骗，极为恼怒，立即挥笔写了《陈独秀案之大疑团》，发表在23日的《民国日报》上，指责当局的阴谋与不道，唤起民众觉醒，吁请政府顺应民心，尽早释放陈君。

为救陈，李次山在上海各界名流及旅沪同乡间奔走呼号，商讨救援方案，还游说王亚樵实施弹炸北京政府、暗杀段祺瑞的计划（1916年王上书孙中山提出此建议），因准备不足而作罢。但他终于说动了一些同乡赴京营救，于是他放下律师事务所和通讯社的工作，亲赴北京活动。在各方营救下，陈独秀终于9月16日获释。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把《新青年》作为中共的机关刊物，李次山成为撰稿人并参与编辑。5月1日《新青年》出版纪念国际劳动节专号，共约,400页，李主编《上海劳动状况》达7万言，长达83页并配有照片，是该期《新青年》最长最重要的一份调查报告。

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当局逮捕陈独秀等人，李次山当即撰稿发表消息，10月6日《时报》载：“联合通讯社云：《新青年》杂志主撰，前任北京大学文科长之陈独秀君，昨年以来，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长，尔因身患胃病，请假来沪就医。星期二（4日）午后二时许，法捕房特派巡捕多人，赴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君住宅搜检……同时将陈君及其夫人及拜访陈君之……五人，一并带入捕房……”

而同天的《申报》说：“住居法租界地方之陈独秀，尔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被特别机关……以其有过激性质，于前日偕同两探至该处，抄出是项书籍甚伙……”

显然，李次山发的消息是带有掩护性质的。与陈同时被捕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是中共早期党员，与李均有交往；随后到陈宅拜访而被捕的褚辅成、邵力子都是李的密友，1919年曾共同参与营救陈独秀的活动。陈被捕消息见报后，引起广泛关注。在各界人士及共产国际代表共同营救、帮助下，陈独秀于第三天就被保释，当月26日结案了事。

1922年8月9日，上海市法租界当局又以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嫌疑逮捕陈独秀，李次山迅速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并在安徽同乡、上海各界团体中奔走呼吁，再次为营救陈独秀做出贡献。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担任湖北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的施洋律师被军阀吴佩孚杀害。上海工人自救会和漳州律师公会要求上海律师公会出面起诉军阀罪行时，李破口痛骂军阀残暴罪行，认为律师为人民之法律代表，其职权之尊严，连政府也应尊重，军阀草菅劳工人命，擅杀律师，罪当公诉严惩。但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张一鹏拒绝出面起诉，李非常失望与愤慨，只好自捐现洋抚恤遇难律师和劳工亲属，后来参与发起济难会。五卅运动中，上海市律师界行动起来，大力支持工人和市民的爱国斗争。由于李次山侠肝义胆，爱国爱民，敢作敢为，声誉日高，不久被推选为上海律师公会会长（主席）。

1923年10月，他和同乡胡佩如、王亚樵、方振武、李振亚（安徽公学校长）等人为纪念六二学潮中伤重而死的周肇基烈士，在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上出了“周肇基纪念号”。省内革命运动领导人蔡晓舟、方乐周、王步文等因受通缉逃往上海后，也在李的支持下继续编辑、出版《黎明》周报，配合省内斗争。

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积极支持资助英山青年报考黄埔军校。

1925年掩护并资助南昌起义期间任南昌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的彭干成赴苏联学习，安置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蒋径开任安徽旅沪中学教育长。

九一八事变后，李次山义愤填，谴责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举国上下一致抗日，支持抗日义勇军的抗战。9月30日，上海律师公会召开全体会员紧急大会，讨论反对日本侵略问题，通过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开展反日宣传等四项议案，成立4个专门委员会，每天在公会研究进行办法，交公会执监委员执行。上海市律师公会在李次山、沈钧儒主持下，成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团体的领头雁。曾公开支持安徽旅沪各团体反对皖省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征收米粮照捐，并以律师公会执监会议名义，通电要求制定关于政治犯的陪审法规。蒋介石以高官厚禄相诱，李断然拒绝。

1932年1月28日夜，突然枪声大作。李次山爬到楼顶眺望闸北战区，看到十九路军自发与日军交战的火光，欣喜若狂，立即下楼打开大门，跑到外面大喊：“我们抵抗了！我们抵抗了！”其子女也跟在后面喊叫。次日，他便到处奔波，动员市民支援军队抗战。几天之内，李以安徽中学师生为主，武装组织一个营的义勇军，并自任营长，开上前线协同十九路军作战，这一营抗日志士在战斗中牺牲近半。 2月间，律师公会联络上海市各界组织成立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李次山成为上海各界救国运动的领袖。此后，他一面在救国会邀集一些专家研究抗日战争方面的各种问题，一面从事抗日募捐工作。4月，国民政府在洛阳市召开国难会议，李次山、沈钧儒、王造时、史量才等国难会员拒绝出席，致电政府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停止内战、抗日到底、确保民主权利等主张。不久，当局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李和同人痛哭失声，联名发表宣言表示反对。

为了抗日救国，李要求全家人节衣缩食，连柴米油盐水电费和房租费都用来捐助义勇军，家中开销常用赊欠办法拖延或用家具、衣服典当偿还。上海律师公会在他的带动下，很快向全体会员募得34800余元慰劳义勇军及救济东北地区难民。1932年11月14日，他出席全国律师公会在沪召开的临时执委会，会议议决：为坚决反对伪满洲国的成立，对外发表宣言，通电国联和国内各公团，“文稿推李时蕊、沈钧儒等委员起草后，交会核发”；“通函各律师公会……约集各该地民众团体发起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以上海律师公会之募捐办法，通知各会，藉资参考”；“推李时蕊、沈钧儒、刘陆民等委员担任”统一法权运动委员会；恢复《法学丛刊》，由李时蕊委员召集……（见1932年11月15日《申报》）

1933年1月，就在李次山发动上海市各界纪念一二八抗战周年活动时，多次受李顶撞、责难的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反对中央措施，散发通电宣言，底毁党国”为罪名，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吊销律师证书，并秘密逮捕，而且进行抄家，扬言要查出他私通共产党的凭据，还企图以贪污捐款的罪名把他搞臭。

李次山被捕，即刻引起轩然大波。2月24日《时事新报》刊载律师公会为李案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求依法公开办理”的电文，对“密令缉拿”李的罪名（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侵吞义勇军后援会款项、组织秘密政党等情）进行逐一反驳。律师公会全体执监委员认为李次山“努力抗日工作，义愤勃发，奋不顾身，社会朋，共加信任，参加救国团体，并无越轨行为；东北地区义勇军后援会经收款项，按日在各报公布，断非该委员一人所能包庇私匿；至组织任何秘密之党……亦复不类”。3月4日《申报》发表律师公会常委沈钧儒、陆鼎署名为会长辩护、并致司法部电文《律师公会对于吊销律师证书之疑问》，认为吊销李次山律师证是不合法的。3月5日，《申报》登载义勇军后援会声明，称钱款一律由该会保管委员林康候（商会会长）、黄炎培保管，汇款须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监察委员签可，李次山根本无侵吞之可能。同时，受到资助的义勇军各部和难民团体也纷纷声明收到款项情形，为李申辩洗冤。经各界名流的营救和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的担保，李次山入狱不及一月便获释。

李次山被迫退出律师公会后，便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工作。这时，他因长期劳累过度，忧愤交加，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在狱中已是多病缠身。出狱后，他仍然受到迫害，反动派曾以画着人骨和骷髅的匿名信加以恐吓；他外出时，特务几次在他身边放冷枪以示警告。但他全然不顾，继续奔走于上海市各界各救国团体间，发展壮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和义勇军后援会的阵营。后援会是当时阵容最大的抗日救国团体，由上海市商会、律师公会、全国道路协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东亚银行、申报馆、新闻报馆、时事新报馆等29个团体组成，李次山任首席常务理事，三家报纸天天登载民众募捐详情。撰有《建国忠言》，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同褚辅成、杜重远、黄炎培等联名发表《东北义勇军后援会通告国内外同胞援助拼死抗日各军》电文。

3月中旬，李次山将妻子儿女安置在安徽中学内，以义勇军后援会和东北难民救济会的代表身份，抱病率队北上平、津和华北前线慰问，沿途宣传抗日，曾拜晤冯玉祥，并函电各路义军、各爱国将领勉以抗日到底。三四月间，《申报》频频登载李次山慰劳义军的情形。

同年5月察绥抗日同盟军成立，李与褚、杜、黄等发表《抗日到底》联合宣言，予以声援。在全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关头，蒋介石不能容忍抗日运动的日益高涨，采取了瓦解和镇压手段。天津市特务头子李军铎（无为市人）把李次山住的饭店茶房换上特务，准备行刺。动手前，李军铎到天津著名律师铜殿选家喝酒，问及李的为人。金推崇备至地介绍了李的爱国经历，又将李的《建国忠言》一书递给他。他看过书后，觉得李热忱爱国，不应被杀。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请金殿选通知李次山赶快离开。李为避免无谓牺牲，得讯后迅速南下，并在报上发表悲愤辞职的电报，暗示国人，以缓凶机，并求保全后援会。

5月20日《申报》登载《旅京皖人代表赴行政院请愿》：“安徽旅京同乡会十九日开会议决，推代表李次山、张拱辰等赴行政院”请愿。当月，被冯玉祥称为“官僚中的典型，小人中的标本”的军阀刘镇华调任安徽省主席，李次山等代表提出：刘主皖时，不得率军随同到任；各厅长人选，不以军人充任；不得增加人民负担。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接待了请愿者。

冯玉祥誓师抗日后，反动派骂其背叛党国，“勾结苏联，引起内争，以资外寇”。李次山等人以亲睹事实告诉各报记者，冯志在抗日，驳斥各种诬蔑。但蒋介石一面分化、围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面镇压抗日民主运动。6月，李次山的好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杀。7月，律师王述樵被捕。8月，反动派掀起“清查”抗日捐款的逆流，封闭了许多抗日团体。同时期，上海闸北区有30多家工厂工人举行罢工，领导罢工的蒋径开后因叛徒告密被捕，因而李次山办的旅沪安徽中学许多师生员工和他全家再次处在严重高压之下，他终于在饱受精神和肉体的种种折磨之下病情加重，从此在家抱病读书，忧心国事，于1936年3月17日在上海病逝，年仅49岁。弥留之际，尚低声诵读陆游的《示儿》诗。

3月26日至30日，《申报》连日重载消息云：“英山李次山先生，品端学粹，遐迩知名，早岁从事救国工作，近年闭户读书，著作甚富，不幸归道山，社会惜之。今由上海律师公会，安徽同乡会，及安徽公学联合先生之友好，为之筹备治丧，并发起追悼大会，以资表彰，藉励来者……”

参考资料

台湾辛亥志士后裔捐赠辛亥史料(图).新浪网.2013-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