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

苗疆，是构成中国疆域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涵盖了整个云贵高原地区。清雍正年间以后形成一个有特定范围的地域概念。一般把历史上的“苗疆”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苗疆”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分布的西南山区；狭义的“苗疆”主要指苗族聚居地区，一是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称为“贵州苗疆”；二是黔东北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交界地，即松桃苗族自治县和湖南省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是为“湖南苗疆”。

“苗疆”字样初现于明代，明王朝建立后，国家首次以组织化移民的方式，从内地调遣大量汉族以“军屯”“民屯”“商屯”等形式移入西南民族地区。明建国后不久，便在贵州单独建立行省，相继设立与内地一致的地方三司及州县衙署，并于个别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使苗区在制度上开始与中原进一步联结起来。清代雍正年间，在苗区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打破土司制度的政治壁垒，使苗与内地关系通过划一的政治制度获得了空前的加强。

概念阐述

“苗疆”是构成中国疆域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涵盖了整个云贵高原地区。这里所说的侗族是个泛称，“疆”则具有王朝国家治下的民族地区的含义，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民族地区”，现今的苗族聚居地区只是这一广阔地域的一小部分。当前的学者一般把历史上的“苗疆”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苗疆”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分布的西南山区；狭义的“苗疆”主要指现今苗族聚居地区，一是在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称为“贵州苗疆”；二是黔东北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交界地，即现松桃苗族自治县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是为“湖南苗疆”。在近代中国国民国家体制建立之后，“苗疆”作为地域概念不再使用，其广义所指已为当前文化地理意义上的“西南”概念所取代。

历史沿革

历史上的苗疆是指以川黔为主，包括湘西、桂北和滇东的苗民居住较多的地区。这些地区除苗族以外还有仡佬族、瑶、彝、土家等许多民族。苗区的不少民族本来都是与汉族同住于内地的古老居民，后因中原地区的统治阶级的压迫、排挤，使他们逐渐退到了土地贫瘠但却便于防守的西南山区。汉族人民由于不堪本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或其他原因，因而也挣脱枷锁，流落苗区安家落户者亦不少，在历史的衍进中形成了苗汉两族一定的自然融合和以苗族为主的苗汉杂居局面，这种局面对于勾通苗疆与内地的关系是一种血肉相联的天然渠道。在历史上，苗疆所称的“客民”即指从外地流徙到苗区从事生产、经商和其他职业的汉族。有的汉族居民入赘苗家，建立了苗汉混合家庭，经过长期繁衍，乃在苗族内部形成了新的族类如车寨、仲家诸苗。据记载，车寨苗在古州，系唐时马三宝有败兵六百名散居苗区因而与苗民相互通婚融合而成，故车寨苗亦有六百户之号。五代十国时，楚王马股派八帅屯成苗境，八帅士兵与苗民长期相聚成亲，从而融合成了仲家。仡佬族中有张姓者，人数甚多，相传宋时有江西省章某任苗区屯长，后落业于此，遂繁衍成佬张。实际上，苗姓中只有“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杨、施、彭、张、洪诸姓”，皆系外民入赘苗家，因“习其俗久”，以此“另成族类”。

明代，苗疆与内地关系的发展开始步入了新的阶段。明建国后不久，便在贵州省单独建立行省，相继设立与内地一致的地方三司及州县衙署，并于个别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使苗区在制度上开始与中原进一步联结起来，使之“渐入版图，侧肩内地”，从而使苗疆与内地的交通迅速开辟，中原文化更多地传入苗区，在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苗汉人民亦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明以前，整个贵地不仅无科额，而且学校寥寥无几，至仁宜之际，乃令贵州与湖广或云南省合试录取，而贵州单独解额或登进士榜者仍无几，解额不过二十一人，登进士榜者一科不过二至四人。嘉时，单独开科于贵州省，其解额之数遂由二十五人猛增至四十人，差等于旧额一倍。同时候，各地的州学、卫学、县学亦相继建立起来，在个别改流的地方，不仅汉官子弟可以入学，而且特定有土民入学应试之制。这些学校之设和开科取士之实行，虽然根本任务是培养苗汉地主和官僚子弟，但整个贵州文化发展起来以后，对于长期与汉族相聚在一起的苗族开化也不能不发生直接、间接的积极影响。清代雍正年间，在苗区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打破土司制度的政治壁垒，使苗与内地关系通过划一的政治制度获得了加强。

经济

根据清代官员和文人的记载，苗人习惯于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开展粗放型的农业“苗人聚种而居，窟宅之地皆呼为寨，或二三百家为一寨，或百数十家为一寨，依山傍涧，火种刀耕”“，刀耕火种需要不断变换耕种地方，而且产量较低。除了粗放型农业，狩猎采集也是当地苗族的重要生计方式，他们会捕捉鼠。雀甚至昆虫来补充营养，“无论鼠雀蟓蠕动之物摄而燔之”，而且善于射猎，“畜马，好驰骋，习标枪，以射猎为业”。同时当主食不足，还会采集山蕨为食，“高山陡岭当粮仓，山蕨根根代米粮; 木槽拿来做碓窝，吊命全靠蕨浆浆”。因此，聚落总是随着社群的狩猎和游耕轨迹而发生不断的迁徙“猓夷等居尚处，朝迁暮徙并无定向”。

开辟苗疆后，由于苗疆腹地与清政府治下城市距离被交通拉近，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随着移民迁徙从苗疆周边地区向腹地传播。早在乾隆六年(1741年)，以龙骨车和筒车为代表的水利设施被移民工匠传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在山地耕作灌溉农业的问题。“龙骨车地方黔省工匠多能制造不必远求，即使工匠缺少之处亦可就近于平越等府雇觅，无庸远赴江楚雇募致滋劳费”。通过增加水车的轮辐使水车的取水效率更加高效，又可以在“溪大岸高之地”引取地势较低处之水“水轮使舀以灌一轮之水，长轮五十”，使水源跨越了更为复杂的地形。在山地“开堰蓄水”的方法解决了山地种植水稻的水源持续问题，使得当地水田对于气候的依赖降低，保障了耕作收益 。而在堰中“蓄蒲鱼，上周植柳树”，将水利灌溉设施变为鱼塘，增加了濯溉农业的收效，拓展了食物的获取来源，实现了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农业技术的革新使得苗族原本无可计量的田土，转变为可以丈量的良田。

按照文献记载，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疆多为崎岖山地，即便开垦成田，也因山头地脚太过于零碎而无法丈量，贵州省巡抚嵩溥在爱新觉罗·旻宁年间清查苗民田土时提及“苗人田土历来并未清丈，无亩可计，其水田系以坵计，山土系以块计” 。随着水源问题的解决，受地形限制的山头地角得到了充分开垦。时至清中期，黔东南的灌溉农业已进入高度发展期，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苗疆自乾隆爱新觉罗·颙琰之间生齿日繁，人力极足，开挖山坡田土几无隙地”。灌溉农业不再是山间河流冲积平坝的特有景观，水田从河边的平坝绵延向上至水利设施的尽头。旱地作物的引进和种植进一步扩大了耕地的开垦范围，缺乏水源的旱地被充分利用起来以期获得更多收益。多种作物在不同海拔地形的管理和间作，逐渐成为当地农业的特点。“干田宜胡豆，山地肥者宜诸豆，高山宜玉米棒，山地之新垦者宜小谷(俗作粟) ……虽地瘠，亦获微收”。汉族的迁入，满足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疆农业生产对人口的迫切需求，其引入的农业工具和相关技术的普及使得灌溉农业和旱地种植得到了充分发展，作物产量的提升，品种的日益丰富，加之内地市场所需求的山地资源，更促进了黔东南苗疆和内地的商品贸易。黔东南苗疆和内地互为市场，经贸联系日趋紧密，而具备较强商品经济观念的汉人移民又承担了重要的贸易者角色。

社会组织

苗疆开辟之前，黔东南传统社会主要以“埋岩”(议榔、款)为主要形式实现地方社会的组织与整合，这类地方社群联盟组织，在官方史料的记载中是“纷纷藉藉不相兼统”的松散状态“徒以盟诅要约，终无法制相縻，往往轻聚易散”。跨血缘的地域组织建立在集体议事的基础之上，“埋岩”(议榔、款)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有“大埋岩”和“小埋岩”之分(款亦有联款、大款、中款、小款之分，“大埋岩”的“椰规”之下各个“小埋岩”也有自身的“椰规”，更为具体且遵从“大埋岩”的“椰规”在当地的传统社会中，寨老、头人阶层并没有因为是社群领袖而获得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并没有脱离生产劳动，只是公共事务的召集人和组织者。“做头人要正直，当寨老要公心; 若当头人不正直，若当寨老不正大; 要头人与盗同罪，要寨老与贼同刑"。由此可见，当地少数民族社群内部具有平权的社会结构。寨老和头人的权威通过集体议事形成的款约、榔规、贾理等口头经典实现; 其社会职能主要体现在领导祭祀、组织生产、调解纠纷、安排节庆等方面，涉及社群内部事务，亦会代表社群与外界联系。他们的权威来源于当地社群成员的承认和赋予。

管理

有清一代，关于保甲制度、人口登记、赋役征收等信息的相关记载仅仅集中在城市和周边地区，在更为广袤的乡村，传统的社会组织依然在发挥作用。“有过由该寨头人与土司通事究治，大事则土弁送至古州厅勘验，故今苗众向化颇恭顺守法，各寨头人由苗众公举正直者承充。”叫卷一黄寨+t随着清政府基层治理的深入，寨老开始成为地方官员与乡村苗民的中间层，征收、司法、情报、调解等代理人功能开始由寨头阶层承担。寨头阶层逐步转变为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首先，寨头成为国家税收代理人“每年在开征时，花户将粮银凑交本寨头人，由头人汇交承收……各头人收齐即转交各承收”。其次，寨头成为地方治安的负责人和组织者，“防守地方，兼有完纳钱粮、不许拖欠等事”；再次，处理协调地方公共事务“守望相助”。国家司法的权威通过寨头阶层在乡村得以体现，对于未能及时报告案件的“寨头蒋帼名失察人命照不应重律八十折责革役”，在国家文件中，寨老们常常以“役”的形式出现。

以寨头群体为核心的村寨和区域性组织——款( 埋岩、议榔)，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承担了国家赋予的相应义务，至清代中晚期，甚至成为维护地方稳定的重要军事基础。款军和苗练在咸同兵燹中成为地方政府平乱依仗的重要军事力量，如高洋、崇义县、忠义各款就曾经协助地方政府平乱，其人数不断扩充，装备也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日益精良。其中寨头和款首的动员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基层行政治理深入和社会生活的变革，使得汉字成为重要的媒介工具。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契约、状纸、税单、保甲图册、账册、礼簿、信札等文书中出现了“代笔”的群体，他们的姓氏和名字乃至背后的家族史，显示汉族移民群体在地方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这些汉人移民也在发挥自身熟悉国家法律和制度的优势，参与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以维护村寨利益。锦屏县者楼侗寨的两块碑刻记录了当地社群( 高表、岑果、魁洞、叩引、寨楼、寨母、褰蒙、边沙、扒洞)在取得功名的汉人士绅组织下，赢得了与当地土弁长达十二年的诉讼，以抵抗土弁的苛索滥派“据该府详复，士民欧齐苏等呈控潭溪司、龙里司、亮寨司、欧阳司、中林司、新化八州司等钱粮，先经士民具控土司贪虐，构讼多载”。通过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事务，代表地方社会与国家互动，以争取和维护村寨利益，借助国家治理体系建立起个人荣誉和参与组织地方事务，部分汉族移民跃升成为地方社会组织的领袖。开辟苗疆以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疆的生产模式、家庭婚姻、社会传统组织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政府行政、农业技术、商品贸易、汉字普及等因素改变了山地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黔东南苗疆的山地各族群与汉人移民呈现了全方面融合趋势。

苗疆地理区域

湘西苗疆

湘西苗疆地域位于湖南西部，相对于中国苗族分布图亦称东部苗疆。这一苗族群落以湘西州为主要聚居区，散居地涵盖湘、黔、渝、鄂边区。湘西州辖吉首市、凤凰县、泸溪县、古丈县、花垣县、保靖县、永顺县、龙山等八县市，国土面积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六平方公里。“湖南苗疆”主要指以腊尔山为中心的今苗族聚居区。严如煜《苗防备览》的《舆图》中对“苗疆”所规定的区域，他认为“苗疆”应该包含如下区域：凤、乾、永三厅，永、保、麻、泸、沅、辰六县皆湖南地，铜松二府为贵州地，秀山一县为四川地内。以此看出，严如煜将清代的“苗疆”范围定在不死鸟、乾州古城、永绥、古丈坪、保靖四厅一县，这是苗族聚居的核心地区。从爱新觉罗·颙琰六年(1801)年开始，傅任职“总理苗疆边务”大臣之后，将湖南苗疆明确定义为凤凰县、乾州、永绥、古丈坪四厅，及保靖县、泸溪县、麻阳苗族自治县三县，当时俗称苗疆“七厅县”，这个概念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该区域位于湖南西部，所以，在学界也可以被称之为“湘西苗疆”。

贵州苗疆

贵州东南境，有苗族居住的一大地区，周围约三千余里，称为苗疆。雍正四年，云贵总督西林觉罗·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司，苗民归清代地方官(流宫)管理，也就是取消苗族的“自治权”，要苗民完全同化在满族里。雍正帝令鄂尔泰做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办理侵苗事宜。鄂尔泰令游击哈元生经略乌蒙(云南昭通市)、镇雄县(云南镇雄县)带，令总兵石礼哈收复贵州东西南三面边境生苗二千余寨，令知府张广泗诱胁古州(贵州榕江县)苗民，雍正十三年，台拱(贵州广播电视台拱县)苗寨群起抗清，攻破黄平县(贵州黄平县境)、清平(贵州麻江县境)等州县。副将冯茂诱杀降苗六百余人，头目三十余人，苗族反抗激烈。雍正帝发云南省、四川省、两湖、两粤六省大兵进击，屡败无功。乾隆元年，任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广泗奏称:“我军分战兵、守兵为二，苗族合生苗、熟苗(汉化的苗人)为一，我军因分力单，苗人因合力强。当今急务，在于暂时诱降熟苗，令缴出凶首、器械使生苗势孤。集中大兵分三路直捣生苗巢穴，我力专，彼力分我军整，彼军散，第一次世界大战可灭。回来再重惩从逆各熟苗，免得留后患。”张广泗的计划实行，清军分兵八路军。入深山搜杀生苗，斩首万余级。广泗乘胜袭击熟苗，烧毁1224寨。战后，贵州苗疆被清代占领。

主要景观

台江县

台江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史称“苗疆腹地”。现总人口16.8万，其中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8%以上，是世界上苗族人口最聚集的地方，被誉为“天下苗族第一县”。台江生态丰富，文化厚重，森林覆盖率达67.78%，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有37个中国传统村落，被列入世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圈“返璞归真，重返大自然”十大景区之一，2016年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雷公山

苗岭之巅，位于雷山县城东部，是苗岭山脉的主峰，被誉为神奇瑰丽的天然氧吧。其是苗族的圣山，也是清水江、都柳江的分水岭。雷公山有原始森林 71.7 万亩，已知的动植物 2100 多种，被科学家看作是“物种的基因库”。雷公山不但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森林公园，而且是人类宝贵的自然遗产和中华民族的绚丽瑰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当今人类保存最完好的一块未受污染的生态文化净地，是人类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理想王国，是世界十大森林旅游胜地之一”。

西江千户苗寨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每年的苗年节、吃新节、十三年一次的牯藏节等均名扬四海。西江是一个保存苗族“原始生态”文化完整的地方，被看作是苗族的露天博物馆，展览着一部苗族发展史诗，成为观赏和研究苗族传统文化的大看台。西江苗族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黔东南的重要代表之一。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底蕴，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建筑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为穿斗式歇山顶结构。西江苗族吊脚楼源于上古居民的南方干栏式建筑，运用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多重结构的组合，构成三维空间的网络体系，与周围的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和谐统一，相得益彰，是中华上古居民建筑的活化石，在建筑学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朗德上寨

雷山县郎德上寨是一个苗族村寨，距凯里市区 29 公里，距县政府雷山7公里，是贵州省东线民族风情游的重点村寨之一。这是一个有百户人家的苗族村寨。郎德上寨系苗语“能兑昂纠”的意译，“能兑”即欧兑河下游之意，村以河名，“昂纠”即上寨，郎德上寨因属郎德地片上方，故名。寨内苗民的服饰以长裙为特征，所以又称为“长裙苗”。郎德镇内有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民间歌舞艺术之乡”“全国百座露天博物馆”和“排笙之乡”。郎德上寨古建筑群被列为我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独南苗寨

独南是锦鸡苗族儿女生活的地方，原名叫同南官方命名为“独南村”，而在神话传说和古歌巫辞中的名字为卧河略，意为云海苍茫的地方。独南苗寨位于雷山县西南边缘，地处雷公山南麓，与丹寨县接壤，全村辖党古、作谷、同南三个自然寨，共九个村民组。锦鸡舞是这里最重要的芦笙舞蹈。民风淳朴，外界人士涉足较少，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保存最完好的一块未受污染的生态文化净地之一，是人类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理想王国。中国当代苗族作家、知名记者南往耶说:“独南苗寨，这是蚩尤最后歇息的圣土。”

参考资料

“苗疆”:“国家化”过程中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澎湃新闻.2024-03-11

贵州台江:天下苗族第一县，乡村体验、精品民宿、节庆文化，等你来!.环球网国内.2024-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