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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文牒

通关文牒

通关文牒为中国古代护照，是古代通过关戍时拿的通行证，曾被称为符、节、传、过所、公验、度牒、路证等，每到一国需要加盖该国印玺。

通关文牒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谓。中国古代设立了许多关、塞、障、亭等边防设施，而这些边防设施为通关文牒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通关文牒在夏、商、西周时期的雏形称为“牙璋”和“圭璋”。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称为“封传”和“符节”，唐代演变为严格的“过所”制度，宋代护照又演变为“关引”“符牌”，元代则以“公验”“腰牌”为主，明代又出现了“文牒”“关照”“符牌”和“堪合”等形式，到了清代，又称“护照”“路票”“文据”。其形式由石铜变竹木，由竹木变纸张，由手书变为印刷，最后以文牒形式出现。到了清末年间，因战争及全球化的原因，“护照”逐渐替代通关文牒成为国际上最通用的一种出入境证件的称呼，通关文牒也便逐渐消亡。

通关文牒作为一种通关证明，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它是一种维系国家统治的手段，是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措施。但也对商品流通也产生了限制，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

创设背景

中国古代设立了许多关、塞、障、亭等边防设施，用于检查过往行人和行李以及交通工具。关的设立为通关文牒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各诸侯国为了政治和经济目的，兴建了众多关塞以求自我保护，例如玉门关、嘉峪关、井陉关、居庸关、山海关、昭关、镇南关等。明代时的山海关要求过往行人、商贾和外国使节出示通关文牒（当时称为批引文凭）后方可放行。历朝历代的政府也颁布了不同的法律法令来加强对边关的管理，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这些法律规定了过关所需证件以及相关处罚，对中国的边防法律制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历史沿革

春秋战国

通关文牒在中国古代有不同的称呼，被认为是古代的一种护照。从商代开始，中国就有了关检机构和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用青铜铸成，以传递命令的“符”和证明身份的“节”为代表的通行证开始产生，合称为“符节”，比如“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中，符作为军队中的令牌出现，并逐渐具备了通关文牒和通行的功能。

两汉时期

到了西汉，节已不再用青铜所铸，而是演变成为一柄缀有旌毛的长杆。节在通关文牒功能方面更为突出，西汉使臣苏武受刘彻派遣出使匈奴时，手中就持有这种代表身份和权力象征的“节”。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时也持有“节”以表明身份。史书上记载“门关用符节”，就是指通关之时要使用证明身份的凭证，表明符、节的作用。除了符节外，西汉还将“传”作为身份证明而与“节”一起用来出入关门。“传”是一种官府文书，有身份证明之用，在西汉文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期间，出入关、门不需要“传”。但在刘启时期的“七国之乱”中，国家统治受到威胁，汉景帝下令再次恢复“传”的使用。汉宣帝和刘骜时期，灾荒频发，流民和谷物运输者可以不用传自由来往。

两汉之际，“过所”开始取代作为通关之用的“传”，又称“公验”和“路引”等。过所，初为竹简，后为锦帛或纸本，上面必须注明持证人的姓名、经过的地方，颁发机关要署名、印、日期，此外，还要将旅行目的写得清清楚楚。是自东汉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直至宋代吏民的通关凭证。汉刘熙《释名·释书契》载：“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汉代的过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人马启程前发给行人的过所，相当于通知；另一种是随身携带的过所，相当于路证。在出土的汉晋简中，有很多带有过所的文书。“过所”最初的作用是通知和路证的结合，具备了后世官府文书的雏形。从刘彻时期开始，“过所”逐渐形成和发展，因此东汉之后，“过所”正式取代了“传”，成为通关凭证。

魏晋南北朝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过所”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内地行旅还是外地胡商，都必须出示过所才能过关津。例如，《三国志·魏书·仓慈传》中记载，曹魏时期，丝绸之路通往西方的贸易相对繁荣，胡商前往洛阳市必须向敦煌市太守仓慈申请过所，申请成功后才能通过。在两晋时期，凭借过所过关津的制度被明确规定为法令形式，据《太平御览·文部·过所》载，《晋令》规定，凡渡关、乘船筏经过津口的人，都必须持有过所，写上通行的信息，交给关吏。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过所制度趋于完善。唐代，“过所”制度更为严格，此外，还有“公验”制度。唐朝《唐律疏议》规定，凡到各地进行贸易或其他活动的商人等都要持过所，也就是由守关者对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查验后，方准出关。如果没有过所私渡边关，则会对私渡人员处以一年的徒刑。如果已经过关者，就要处以一年半的徒刑等。唐朝的“过所”一般用木头或锦帛所制。根据《唐代工商业形态研究》一书记载，当年玄奘和尚去印度取经回来时，就是因为申请不到这种证件，而在边境滞留了三年。

宋元时期

宋代的“过所”，又称“公验”“公移”“公凭”“公据”等。无论社会阶层如何，人们在出入关津时都必须携带公凭。《宋刑统·卫律》对此也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私度者处一年徒刑，越度者加一等；不应过关而冒名度关者处一年徒刑，家人相冒者杖责八十，主司知情者同罪，不知情者无罪；无故留难过关者，主司一日鞭笞四十。两宋时期，除了人以外，马、器械过关也要有公凭。军人若领兵出关，则须持本司的符来核验，入关时需要按领兵文账来验人。当时来华的日本高僧成寻在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中，也载有宋朝政府为他及随行颁发的公移。

明清时期

这种通行证，演变到明朝时被称为“路照”“路引”“文引”或“通关文牒”，其形式与今天所见的护照非常相近。明代的通行证种类较多，有文牒、关照、符牌、路引等。在明代文学家吴承恩的《西游记》中，便提到了通关文牒，其结合了唐朝的历史特点，对过所进行了另外命名。《大明律》对私渡或冒名渡关的人也有明确规定：私度津者受八十杖责，不经过关门或渡口而越过者受九十杖罚，边塞地区越度者受一百杖罚并判三年徒刑；私自带马、骡越过关津者受六十杖罚，越度者受七十杖罚。对无故阻挡过关津的人，每阻一日则鞭笞二十，每日递增，最高达到五十。在遇到大风浪时禁止摆渡，违者受四十鞭笞；中途强行勒索者受八十杖罚。与前朝相比，对一般私渡和越渡者的惩罚减轻，但对在边塞私渡和越渡者的惩罚加重。

清朝时期，文牒被称为“护照”，又称“路票”“文据”。在康熙帝二十八年（1689年），中国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就出现了“护照”的说法，即：“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由于翻译和语言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满文本和俄文本的《尼布楚条约》中，这一时期的文牒也称为“路票”。而雍正时期中俄双方签订的《恰克图界约》以及子约中，故又称“文据”。清末年间，因战争及世界全球化的原因，“护照”逐渐替代通关文牒成为国际上最通用的一种出入境证件的称呼，通关文牒也便逐渐消亡。

现代社会

近年来，在中国举办的一些活动中，通关文牒的传统形式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例如，2006年西安市举行的“玄奘之路·世界和平祈福典礼暨启程仪式”中，举办了仿古大唐送行礼仪式，并发放了通关文牒。类似的例子还有2015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访问西安时，当时的陕西省省长向他赠送了通关文牒。这份通关文牒被认为是古代的一种护照，内容表达了对印度总理莫迪的欢迎和希望两国交往顺利的祝愿。

文牒的内容与运作

通关文牒为是古代通过关戍时拿的通行证，每到一国需加盖该国印玺方可。据《西游记》第二十九回《脱难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中对通关文牒的描述可知，通关文牒一般包括发证机关、发证目的、发证时间、持有人信息和出境事由等，尽管唐僧的通关文牒只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例子，但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唐朝通关文牒的内容。

评价和影响

中国历史学博士马长泉认为：通关文牒是中国古代护照发展的缩影。它的出现和使用是国家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边境地区加强管理和控制。纵观中国历史的进程，可以了解到通关文牒体现了中国对维护国家领土和政权稳定的决心。

现代学者杨星月认为：现代的通关文牒，虽然只是仿古，但是使人仿佛回到了盛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再一次运用和发展，它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载体，也体现了中国的主权。这种继承传统形式，弘扬民族文化的做法值得称道。

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董莉莉和陈树淑认为，通关文牒作为一种通关证明，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它是一种维系国家统治的手段，是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措施。在国防方面与关津相辅相成，通过勘验文牒来确认过关者的身份，以维护社会秩序。在贸易方面，其为政府征收商品税、关税提供了依据。一方面，法律禁止私自携带特定商品过关，只允许通过官府进行相关贸易，以确保财政收入。然而，这也对商品流通产生了限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另一方面，外国商人需要出示文牒验证身份，通关文牒可以明确商人身份、人数和所带商品，为征收关税提供参考。在社会关系方面，通关文牒揭示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记录着姓名、身份和随从等信息，反映当时的社会关系。

参考资料

印度总理在西安拿到了通关文牒，唐僧当初也是拿着它去取经的.澎湃新闻.2023-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