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龙门派
全真龙门派是道教全真教主要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丘处机为开派祖师，为全真道明清以来传承的主要派别，一直流传至今，《金盖心灯》《门公观志》记有其传代谱系。
在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病逝后，丘处机在陕西磻溪洞穴居，苦心修炼，又在龙门山（陇县）苦修。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东归栖霞市，并在刘处玄之后接任全真教掌教。丘处机逝世后，其门下弟子形成全真龙门派。由于元初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包括龙门派在内的整个全真教，经过丘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等人的发展，达到顶峰。后由于元朝宗教政策的改变，以及数次佛道争论的失败，包括龙门派在内的整个全真教走向衰微。明代龙门律宗虽然传嗣不绝，但道派传衍不广，道德声望不高，未受到明朝及上层的重视。直到清代，第七代龙门律师王常月率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弟子南下传教，皈依者甚众。尤其是王常月和其同辈沈常敬二人的弟子，在江浙一带颇有影响，形成了不少龙门支派。但龙门派仍未能得到清廷的特别重用、扶植，其发展走向民间，在民间的发展比较兴盛。
全真龙门派在思想继承了全真教创派祖师王重阳的思想，奉行“三教一家、平等多元”的思想，主张相互吸收，共同发展。在修炼上，以修性为首，不尚符，反对黄白之术，以“全精、全气、全神”为成仙证真的最高境界。在宗教实践原则上，秉持“苦己利人”的宗旨。龙门派高道辈出，对于道教教理教义的影响深入而持久，从清以后，便成为全真道的主体。
名称
“全真”一词，出自《庄子·盗》，其意是“保持本性”。“龙门”二字是因为祖师丘处机在陇州龙门洞（今陇县龙门洞）隐修，另有说法是由于姜善信所建之龙门建极宫。全真龙门派是道教全真教主要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丘处机为开派祖师，《金盖心灯》《门公观志》记有其传代谱系。在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病逝后，丘处机在陕西磻溪洞穴居，苦心修炼，又在龙门山（今陇县）苦修。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东归栖霞市，并在刘处玄之后接任全真教掌教。丘处机逝世后，其门下弟子形成全真龙门派，为全真道明清以来传承的主要派别，一直流传至今。
诞生背景
蒙古族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大元帝国。这个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北逾阴山山脉，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境内民族众多，信仰各异，怎样才能使他们臣服于大元帝国，使自己的统治得到巩固，便是元统治者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除武力征服和发挥政权的专政职能外，如何对待形色各异的宗教信仰，采取什么样的宗教政策就显得极为重要。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确定了兼容并蓄各种宗教的政策，对境内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一体优待。这个政策，也为其后的历代元朝皇帝所遵循。当然，元朝对任何宗教不是一视同仁、无厚薄之分，早就有学者指出，元朝“最重视的是佛教，特别是佛教中的藏传佛教，其次是道教，然后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蒙古族入主中原，相继灭金、灭宋，建立元朝，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取得汉族士人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元统治者不仅利用儒学，对道教也表示了尊崇。道教在这个朝代的发展，以金、宋道派分衍为基础而又有新的发展和演变，无论新旧，诸道派均更加兴盛且逐渐合流。其兴盛的景况，相对于唐宋来说，除在理论创新方面略为逊色外，在组织发展上则犹超之。在众多的道派中，由于全真道和龙虎山正一道自身条件的优越，发展更为突出。
当成吉思汗在率军西征时的1219年，他就迫不及待地遣使臣前往登州（今属山东省）宣召全真道首领丘处机，当时丘处机已拒绝金、宋两国的召请，正在观望形势。丘处机于明昌二年（1191）东归栖霞后，并没有如在陕西省时那样隐居苦修，而是尽展其社会活动才能，与不少达官贵人、当代名臣相往还，其社会影响日益增大，引起了成吉思汗的注意。丘处机际遇成吉思汗，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历史沿革
祖师奠基
丘处机是王重阳七大弟子中年纪最轻的一位，他在王重阳病逝之后，随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送师灵柩回终南山刘蒋村安葬后，于金大定十四年（1174）八月，入陕西磻溪（今陕西宝鸡镇附近）隐栖苦修六年。又于金大定二十年（1180），隐陇州龙门山（今河津市西北）七年。经过13年的隐修，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回刘蒋村居住。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奉完颜雍诏至燕京（今北京）主持万春节醮事，同年秋返回终南。明昌元年（1190），完颜璟以“惑众乱民”为由，下诏禁罢全真道等，遂于次年（1191）东归栖霞，建观居之。东归栖霞后，丘处机便开始与社会上层人物相交往，逐渐影响四播。泰和七年（1207），章宗元妃赠予《大金玄都宝藏》一套。泰和八年（1208），金章宗赐所居观名为太虚观。
完颜珣贞祐二年（1214）秋，山东省大乱，杨安儿等起义，驸马都尉讨之，均告无功。金章宗请丘处机对起义者进行安抚，据说“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登州、宁海）遂定”。丘处机名噪一时，显示出他的名望及全真道的号召力。从此，他成为金、南宋、蒙古三方统治者关注的对象，都派使臣前往召请，希其能为己所用。但是，丘处机审时度势，准确地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先后拒绝了金、南宋朝廷的召请。然而，当成吉思汗于1219年5月派使臣刘仲禄召请时（刘于当年十二月到达丘处机住地莱州），却毫不犹豫地应召，而也正是在这一年，他拒绝了南宋朝廷的召请。
丘处机在答允赴召之第二年，即孛儿只斤·忽必烈十五年（1220）正月，便率领弟子18人随行，从莱州市启程北上，于元太祖十七年（1222）四月五日，终于到达此行目的地——设于阿姆罕河南岸（阿富汗北境）成吉思汗的军营。对此，成吉思汗十分赞赏，丘处机一到达，就立即召见，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获得优宠。他在成吉思汗身边待了近两年，便请求东归，被允准。成吉思汗授其虎头金牌及玺书，令其掌管天下道教，诏免道门赋役。
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恩宠有增无减，给予全真道发展的特权。丘处机不失时机，大力发展全真道。到达燕京后，丘处机即着手“立观度人”之计划。丘处机所做的这些事情，不仅扩大了全真教的影响和组织，而且也使他在朝野上下声望倍僧，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全真道成为当时最为显赫的道派。以此为起点，至尹志平、李志常相继掌教期间，全真道的发展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期。
鼎盛标志
全真道的鼎盛局面，有这样几个标志：一是道门兴旺，门徒众多，且知名道士多。不仅丘处机门下如此，其他六真门下亦如此。仅就丘处机门下而言，真正是人才济济，既有随其西觐的18位弟子，又有积极推行其立观度人计划的干将，还有继其遗志编修《玄都道藏》的门徒，从中产生出接任他做掌门的后继者，且再传弟子中也多知名者。二是大批修建宫观。以燕京地区为中心，遍及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山东省、陕西省、甘肃省等地区，几乎凡是丘处机到过之地，都修建了宫观，如固本观、清逸观、长生观等。三是重修金朝编的《大金玄都宝藏》。金代编纂的道藏经板，在火灾中被焚，各地所存藏经又多毁于兵火。丘处机觐见元太祖成吉思汗返回燕京后，有重新编修道藏之意，并将此事付予其徒宋德方承担。这次编藏，是全真道完全以一派之力量来进行的，在道教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充分展示了全真道所拥有的实力，也是全真道鼎盛期的标志之一。编成后的道藏，名《玄都宝藏》，共7800余卷，比《大金玄都宝藏》多收道经1400余卷。
盛极而衰
1227年丘处机逝世之后，其弟子尹志平接任丘处机掌教，为全真道第六任掌门人。尹志平嗣教后，他为蒙古统治者安定后方、消除社会隐患而做了大量的工作，仍然获得了蒙古统治者的宠信和支持。1238年继尹志平之后掌教，李志常是为全真道第七代掌教人，孛儿只斤·窝阔台窝阔台和李纯孛儿只斤·蒙哥对李志常尤为赏识。在此之后，全真道在帮助元朝统治者收揽人心，安抚百姓，以稳定其统治方面，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全真道在李志常执教时期能发展到巅峰。
到李志常晚年，由于佛教和道教间矛盾激化。元宪宗五年（1255），因为《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之事，全真道与佛教在御前展开辩论。佛教一方不仅说《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谤讪佛门”，历数《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之妄，而且特别提出全真道侵占佛教寺院。更为严重的是，佛教意欲将全真道置于反叛朝廷的位置上。以李志常为首的全真道徒对佛教一方提出的诘问根本不敢争辩，最终败在了以少林长老雪庭福裕为首的佛教徒之下，其结果是“烧毁经板，退还佛寺三十七处”。从此，全真道迅猛发展的势头戛然而止，逐渐走向发展低谷。
李志常于1256年将教门事交付张志敬后辞世，张志敬掌教之初，即面临由御前小辩论而导致全真道受挫局面。紧接着，在孛儿只斤·蒙哥八年（1258），佛、道之间又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辩论。此次辩论，参加的佛、道徒共有五百余人，双方各出17人作为主辩。从参加辩论的双方的阵容看，佛教一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不仅有汉地僧人，而且有大批西僧，更有多位被尊为国师的僧人。在佛教徒的猛烈批驳下，以张志敬为首的全真道一方，毫无招架之力，最终败北在以那摩国师为首的佛教一方。落败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遣使臣脱欢将道士樊志应等17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又下令焚毁伪经45部，归还佛寺237所，全真道再遭重创。在这样的情形下，张志敬在教事上也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全真道的景况是江河日下，处境维艰。
至元十七年（1280），又发生了元代第二次佛、道大辩论，全真道再次受创。佛教徒奏称在保定市、真定、太原市、平阳、河中府、关西等处仍有道藏伪经板未焚毁。元世祖忽必烈闻奏后，于至元十八年（1281）诏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教掌教李德和、杜福春等，及其文臣、僧录司教禅诸僧，一同于长春宫考订道藏经板真伪。考订的结果，仍是不利于全真道，最终除老子《道德经》及有关斋醮祠祭的道书允许保存外，其余道经，特别是牵涉佛道关系的道书、传记等，被坚决焚毁。据学者们研究，此次焚毁的道经，有794种、2500卷，相当于半部明《正统道藏》。
衰败之因
全真道在几次佛道辩论中的失败，结束了其鼎盛的局面。全真道在政治上遭受惨重打击，鼎盛局面的结束，其主要原因是元室宗教政策的改变。当时，全真道发展势头之迅猛，可说是超乎想像的，不仅在下层群众中拥有众多的信徒，且亡金士大夫也多有人托庇其门下，这不能不引起当朝统治者的猜疑，从统治者的角度考虑，如果任由其这样发展下去，势必有使自己的统治受到威胁的危险。而且，从宗教信仰上来说，元室崇奉的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事实上，一些全真道徒的行为，刺伤了他们的宗教感情。这样，全真道受创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而蒙（元）统治者放弃了成吉思汗以来的对全真道大力扶植的政策，转而采取有限的支持和加以适当地抑制政策也势在必行，当时，孛儿只斤·忽必烈已统一了江南，注意力转向南方，对于北方的全真道在政治上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倚重，相反，还会顾忌到全真道发展过盛所起的反作用。
明代
全真道在元代受统治者的重视，在政治上享有极高的地位，发展也极为迅猛。然则，随着元王朝的覆灭、全真道本身的蜕变，入明以后，几乎销声匿迹，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仅在明中叶以前其道士荣贵者甚少，且终明之世也寂然无闻。明朝皇帝从朱元璋起，对全真道即不太重视。在朱元璋看来，全真道唯修一己性命的教旨，并不适合自己从政治上利用道教的政策，他认为全真道不能满足其敦人伦，厚风俗，以鬼神暗助王纲的需要。再者，全真道是起于北方的道派，与元代统治者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也可能是明代统治者与全真道关系疏远的原因。
明代全真道士中，除全真教的武当道士张三丰得到明统治者优遇外，全真道北七真门下所形成的各门派于明初中叶罕见有影响的高道出现，受皇帝征召，赐号封官者更少，最有势力的乃是丘处机所传的龙门派。据明末清初王常月《钵鉴》记述，形成于元明间的“龙门律宗”，以戒律密传。活动于元代的是第一代律师赵道坚和第二代律师张德纯。第三代律师陈通微、第四代律师周玄朴、第五代律师张静定和沈静圆、第六代律师赵真嵩，他们皆活动于明代，并使龙门派的传播范围也扩展到江南地区。
龙门律宗虽然传嗣不绝，但道派传衍不广，道德声望不高，未受到明朝及上层的重视。因不受朝廷的重视而失去在元代的声势，几乎寂然无闻，许多全真道士安于寂寞，恪守本分，具有全真道初期的纯朴之风，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全真道虽然没有参与明代宫廷政治，但它的影响，特别对于道教教理教义的影响，却是深入而持久的。而道教仍向着各派融合的路子走，而且差别日渐缩小，各教派之间已无严格的宗派隔阂，互相间交融的倾向却日趋明显。
清代民国
1644年，顺治帝进入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清，纪元顺治，开始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虽然清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信仰萨满教，入关后又接受了佛教，对道教缺乏信仰。然而，要统治全国，对传统的道教就不得不加以利用。这样，他们对道教采取的政策是：在严格防范和抑制的条件下加以利用，且抑制不断加强。
全真道在经过长期沉寂之后，以丘处机门下的龙门派为主体，呈复苏之势，且出现了一大批高道。其中王常月，是为第七代龙门律师，是在清代振兴全真道龙门派的主帅。王常月以振兴教门、光复全真祖风为己任，开始了振兴全真道的阐教活动，并取得了顺治帝的信任，赐为“国师”。顺治十三年（1656）、十五年（1658）、十六年（1659），三次“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一时间南北道士纷纷前来求戒，对全真道的振兴意义非同寻常。不仅发展了大批教徒，使全真道实力大增，其中有许多人都成为“振兴龙门”的得力干将，更为重要的是使世人得知全真道已获得清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康熙即位后，王常月仍获得支持。康熙帝二年（1663），王常月率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弟子南下传教。先后于南京、杭州市、湖州市、武当山等地开坛说戒，系统阐释全真道龙门派的思想特点，皈依者甚众。这样，不仅为龙门派在江浙一带的迅猛发展播下了种子，而且使武当山的道士大都皈依其门下。
全真道在清代王常月的振兴下，仍未能得到清廷的特别重用、扶植，其发展还是走向民间，在民间的发展比较兴盛。尤其是王常月和其同辈沈常敬二人的弟子，在江浙一带颇有影响，形成了不少龙门支派。此外，东北、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都有龙门宗嗣。据《诸真宗派总簿》载，全真道除龙门派外，其他支派皆传续不绝，但社会影响不是太大。事实上，全真道龙门派从清以后，便成为全真道的主体。
在宗教行持上，以龙门派为主体的清代全真道，其道徒多兼行斋醮祈，以香火收入为谋生手段，与正一道道士没有多大区别，显示出两大道派之间不断融合的趋向。全真道虽经一批高道的努力，曾一度有复兴之象，以至在清末时仍有相当势力，其宫观庵院遍布全国各地，田产收入也相当多，仅北京白云观在清末至民国初年便有土地5800余亩。
传承谱系
全真龙门派祖师丘处机师承于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王重阳去世后，其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及再传弟子各自成立全真教分支。全真南无派遵谭处端为开派祖师，全真华山派尊郝大通为开派祖师，全真嵛山派尊王处一为开派祖师，全真遇仙派尊马钰为开派相师，全真随山派尊刘处玄为开派祖师，全真清静派尊孙不二为开派祖师。其中丘处机年龄最小，其门下弟子成立全真龙门派，并遵其为祖师。
王重阳
王重阳（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又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改名“”，字知明，道号重阳子。全真教创教人，为京兆（今陕西省）咸阳大魏村人。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王重阳自称在甘河镇遇神人授之修炼真诀，便在终南山筑穴洞，名“活死人墓”，穴居修道二年多，对外佯装疯狂，自号“王害风”。完颜雍大定七年（1167），自己突然焚烧其居，只身前往山东省传教，在文登区、宁海、福山区、登州（今蓬莱区）、莱州市（今掖县）活动，先后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郝大通和马钰之妻孙不二七人为徒，世称“七真”，并建立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以“全真”名其教。四方前来受戒者接踵而至，不数年，徒众遍及山东。
大定九年（1169）秋，他留王处一、郝大通二徒在昆嵛修炼，自己则携丘、刘、谭、马西归。一行人到达开封市的第二年，王重阳即辞世，四弟子扶柩回渭河平原，将其安葬于终南刘蒋村其旧隐之地（今鄠邑区祖庵街道）。此后，大弟子马钰便为掌教，其余六真便各在山东省、河北省、陕西省、河南省一带修炼，活动中心主要在关中。从完颜雍后期起，全真道活动中心便随刘处玄、丘处机、郝大通等的相继东返，又回归于山东半岛。
丘处机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金朝登州栖霞县 (今山东栖霞市) 滨都里人，全真教第五任掌教，全真龙门派祖师。祖、父辈务农，幼小父母双亡，过着流离生活。十九岁潜居昆箭山学道，大定七年 (1167)九月在宁海州全真堂投师王嘉，随侍左右。王嘉死后，他居渭河平原溪、龙门潜心修道十三载。大定二十六年 (1186) 执掌教事，后因政府清查度牒，罢全真教而返回山东老家。兴定四年(1220)，丘处机拒绝宋、金多次邀请，断然率十八弟子西觐成吉思汗，三次向其讲道，并随军东行。天会四年(元太祖十九年)二月归燕京，住太极宫，成吉思汗赐:掌天下道教，任其修建宫观，免全真道徒赋役三大特权。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六月患痴疾，七月逝于太极官享年八十。次年（1228年），他被元廷追封为“长春弘道通密真人”。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六年(1296年)，又被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孛儿只斤·海山至大三年(1310年)，又加封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有《硒溪集》《鸣道集》《大丹直指》《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著述传世。
龙门后人
丘处机门下又传尹志平、李志常、宋德方、赵道坚等人。据清闵一得《金盖心灯》记载，龙门派第一代律师为丘处机弟子赵道坚（有争议）。赵道坚之后有张德纯、陈通微、周玄朴、张静定、赵真嵩等人继承衣钵， 七传至王常月时， 龙门派始公开传戒。
下图来自《道教史》
尹志平
尹志平（1169—1251），字太和，祖籍河北沧州，宋时迁往山东莱州（今山东掖县），故一般都认为他是山东莱州人。尹志平从小聪颖，读书日记千余言。14岁时遇马钰，遂有出家之志。无奈其父不允，便偷偷从家逃跑，意欲出家，被家人追回。后又几次逃跑，其父只好同意，终了出家之愿。起初，住昌邑之西庵，梦刘处玄为其断首剖心，觉而大悟。明昌辛亥（1191），参丘处机于栖霞，遂执弟子礼。1219年，丘处机赴西域大雪山见成吉思汗，尹志平也随之前往。1227年丘处机逝世之后，其弟子尹志平接任丘处机掌教，为全真道第六任掌门人。尹志平嗣教后，他为蒙古统治者安定后方、消除社会隐患而做了大量的工作，仍然获得了蒙古统治者的宠信和支持。尹志平于1238年春将教事付予李志常，自己则隐居于大房山玉和宫，同时亦辅助李志常处理一些教事，于1251年春辞世。孛儿只斤·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诏赠“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孛儿只斤·海山至大三年（1310），加赠“清和妙道广化崇教大真人”。他著有《葆光集》，其弟子段志坚辑其平时讲论为《北游语录》。
李志常
李志常（1193—1256），字浩然，号真然子，开州观城（今山东范城）人。幼孤，由伯父养大。19岁，负书云游，隐藏于牢山和天柱山。1218年6月，“闻长春师自登居莱，公促装往拜席下，师一见器许，待之异常”，取道号“真常子”。1219年，随丘处机至西域谒见成吉思汗，返回后留居燕京。凡教门公事，丘处机皆与之闻。1227年，尹志平委其为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1238年继尹志平之后掌教，是为全真道第七代掌教人。孛儿只斤·窝阔台窝阔台和李纯孛儿只斤·蒙哥对李志常尤为赏识。窝阔台在登基为皇帝前，于1229年在乾楼召见李志常，登基后，更是屡屡召见，赐号“玄门正派演教真常真人”，并对李志常大建全真道宫观给予了大力支持。全真道在李志常执教时期能发展到巅峰，不是偶然的，他为李世民、宪宗做了不少治国工作。晚年，由于佛教和道教间矛盾激化，全真道与佛教在御前展开辩论，以李志常为首的全真道徒全面落败。于1256年将教门事交付张志敬后辞世。他著有《又玄集》（已佚）、《长春真人西游记》。
赵道坚
赵道坚 (1163- 1211) ，原名赵九古，道号虚静子，人称虚静先生。他是金末蒙元时期全真道的重要人物，生前曾是丘处机最器重的弟子之一，逝世后被龙门派尊奉为第一代大律师。赵道坚出生于世宦家庭，父亲为淄州 (今山东淄博) 知府，后改同知平凉市 (今甘肃平凉)，举家随迁。赵道坚小时天资澹静，风清骨奇喜欢参悟道家经典，尤其喜读老庄。于大定二十年 (1180)到龙门 (今陇县西北) 拜丘处机为师，为他改名为道坚。1219年冬，成吉思汗派使者赴山东省召请丘处机到西域勤见，随丘处机西行。1211年春，赵道坚奉师西行从山东登州出发远赴西域，1211年11月病逝于中亚赛蓝城。1250年，李志常掌管天下道教事务，奉命褒美道门师德赠赵道坚“中贞教玄应真人号，葬其冠履五华山，每岁祭祀。元至大三年 (1310) ，朝廷下令，正式敕封赵道坚为“中贞翊教玄应真人”。元代全真道呈衰微之势后些龙门派道士重新理清传承谱系，赵道坚跟随丘处机多年，深受器重，很多情况都确实符合谱系传承的需要，被尊奉为龙门派第一代大律师。
王常月
王常月（？—1680），原名平，法名常月，号昆阳，山西潞安府长治县（今属山西）人，七代龙门律师。王常月以振兴教门、光复全真祖风为己任，取得了顺治帝的信任，赐为“国师”。顺治十三年（1656）、十五年（1658）、十六年（1659），三次“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一时间南北道士纷纷前来求戒，不仅发展了大批教徒，使全真道实力大增，其中有许多人都成为“振兴龙门”的得力干将。康熙即位后，王常月仍获得支持。康熙二年（1663），王常月率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弟子南下传教。先后于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开坛说戒，系统阐释全真道龙门派的思想特点，皈依者甚众。这样，不仅为龙门派在江浙一带的迅猛发展播下了种子，而且使武当山的道士大都皈依其门下。总之，王常月使久衰的全真道龙门派逐渐复兴，被后世道教徒视为龙门中兴之祖，誉为“我朝高士第一流人物”。王常月于康熙十九年（1680）逝世，康熙帝追赠为“抱一高士”，并命于其墓上建响堂、塑像，每年忌日还遣官致祭。王常月著有《初真戒律》一卷、《钵鉴》五卷，以及弟子们根据他在南京碧苑说戒整理而成的《碧苑坛经》（又称《龙门心法》）。
核心思想
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这个特点，可说是全真教义最为鲜明突出之处，从王重阳创教之日起，一直都很重视。全真龙门派祖师丘处机继承了此思想，奉行“三教一家、平等多元”的思想，主张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他的外修功行方面就吸取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说教，在《寄西州道友书》一文中提到的内外日用理论便是以道为内、以儒为外的儒道结合理论，即用道家的修性结合儒家的事功以达到追求的目标。在论及性与道的关系时，他也融合了儒家的人性论，将儒家的“天命”“天道”融入道家的“道”中。他号召全真教徒不断修炼心境、消除邪念、杂念，也类似于儒家“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在为金、元朝统治者讲道时，他也将儒家的“仁爱”“忠孝”理论掺杂其中，以此作为重要的命题。而在内修心性方面，丘处机则更多吸收了禅宗的观点，与佛家的“明心见性成佛”颇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丘处机不赞成禅宗的“顿悟说”，而是要经过长期艰苦的修炼来达成成仙的目的。另外他的和平思想也融入了佛教的“至善”观念，要求信徒心存善念，提倡止恶扬善。他将佛家的“至善”观念与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相集合，形成了他济世安民思想的基础。
修炼思想
以修性为首，不尚符箓，反对黄白之术，以“全精、全气、全神”为成仙证真的最高境界。虽然追求长生成仙，但鄙弃肉体，认为肉总归要腐烂，血液总要干竭。肉体不可能永恒不灭，永恒不灭的只有身中不生不灭、超出生死的“性”。他们称之为“心之性”，或“元神”、“本真”、“真性”、“本来真性”等等。从这种真性超出生死的观点出发，在修炼上确定了唯重修心见性以期成仙证真的修炼路线，通过对心性的修炼以达到“全精、全气、全神”，谓之“全真”的超出生死之外的最高境界，即通过对性的修炼以达到生命的永恒。总之，全真道龙门派的修炼之道，以降伏心意、明心见性为道要，是内炼成丹之前提，而又主张炼化精、气、神以结丹成仙，可说是明心见性与传统内丹的结合、融合。
苦己利人
“苦己利人”是全真教所有分支派别的宗教实践原则，是祖师王重阳所立。“苦己”是要求全真道士应把物质生活需求降低至最小的程度，摒绝一切物质欲望。“利人”不仅是宗教道德要求，而且是成仙得道的重要条件，金朝全真道上至创教祖师及其“七真”，下至一般道徒，都以此作为宗教实践的原则严格奉行，史料中关于他们“苦己利人”的记载，俯拾皆是。
相关典籍
祖庭
白云观
白云观位于北京西便门外，其前身为唐朝天长观，至今观内存有一座汉白玉石雕的老子坐像，据说为唐代遗物。金正隆五年 (1160年)，天长观遭火灾焚烧尽。金大定七年(1167年）敕命重修，历时七载，至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竣工，完颜雍赐名为“十方天长观”。泰和二年(1202年)，天长观又遭遇火灾，仅余老君石像。翌年重修，改名曰“太极宫”。丘处机西行返回燕京后入住太极宫，孛儿只斤·忽必烈二十二年(1227年)五月，成吉思汗敕改太极宫为“长春观”。丘处机病逝后，其遗骨被埋葬于处顺堂（今邱祖殿），白云观遂成为道教全真道龙门派祖庭。明初，以处顺堂为中心重建宫观，并易名为“白云观”。清代王常月主持该观后，对该观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今现存建筑多为清代重修。因今全真教徒大多数属龙门派，白云观也就称为“全真道第一丛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学院及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等道教界的全国性机构均曾设立在白云观。
栖霞太虚宫
栖霞太虚宫，位于山东烟台栖霞市长春湖畔，因其所在地名为滨都里，当地俗称“滨都宫”。于明昌二年（1191年）丘处机回乡隐居时在其故居上所建，泰和八年（1208年）被金章宗赐名“太虚宫”。1912年时，大多数殿堂被火焚毁，但尚存丘祖殿、范祖殿、丘祖父母塔等建筑。1956年时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修筑栖霞庵里水库时，为防止太虚宫被淹，丘祖殿、范祖殿等建筑被拆除。“文革时期”，墓塔和词碑等文物古迹遭到破坏。现存太虚宫是1995年在原址基础上恢复重建的，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宫殿建筑面积5200平方米，有大小殿堂34座。200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
龙门洞
龙门洞，始于春秋，建于西汉，盛于金元。因道教全真派真人之一丘处机丘处机隐修于此，创立龙门派，被誉为“龙门祖庭”。龙门洞景观以奇险著称，素享渭河平原第二华山之誉，与“西镇”吴山（今属宝鸡市）东西相望，相互辉映。它是全真龙门派的发祥地，为道教徒顶礼膜拜的祖庭，因而驰誉遐迩。龙门山奇峰叠起，森林茂密，飞瀑流泉比比皆是，更有寒潭幽洞遍布山中，为关中山水奇观。
教义教制
全真道教义教制由王重阳制定，包括全真龙门派的所有分支派别都谨遵教诲，其主要为：一、凡出家者先须投庵，身以心定，气神和畅；二、云游访师，参寻性命；三、学书不寻文乱目，宜采意心解；四、精研药物，活人性命；五、修盖茅庵，以遮日月，但不雕梁峻宇而绝地脉；六、道人必须择高明者合伴，以丛林为立身之本；七、凡静坐者须要心如泰山，不动不摇，毫无思念；八、剪除念想以求定心；九、紧肃理性于宽慢之中以炼性；十、调配五行精气于身；十一、修炼性命是修行之根本；十二、入圣之道，须苦志多年，积功累行；十三、超脱欲界、色界、无色界；十四、养生之法在于得道多养；十五、超离凡世，非身不死，而在心离凡世。
龙门字谱
嘉靖三年 (1524) 河南王屋山 《长春真人仙派传授图》所列的龙门派字为：“道德通玄净，真常守太清，一阳微复本，合教永延明。”嘉靖三十二年 (1553) 陕西宗圣宫 《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所列的龙门派字为：“道德通玄净，真常守太清，一阳来赴本，仁义礼知信。”明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山东青州 《金莲正宗仙源图》所列的龙门派字则为：“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何教永元明。”三个版本的前 12 个字基本相同( “净”与“静”在道教中常有混用)，而《长春真人仙派传授图》和 《金莲正宗仙源图》中后5 个字中存在3 个同音不同字的情形，而《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最后 5 个字与其他两个版本则完全不同，其内容则是后来华山派字谱中的最后5 个字。
全真龙门派字谱最初诞生在哪里，现无从考证。但由于派字谱追溯到了全真掌教宗师丘处机祖师，因此更具有道统的神圣性和合法性而得到教门广泛的认同。经由教内口耳相传而不断传播，许多不同传承的全真道士便乘机改换师承谱系，摇身一变成为全真龙门“正宗嫡传”，这是明代龙门派字谱得以迅速传播和广泛使用的重要因素，其流行于大部分北方地区，湖北、江西省和云南省也有少量的传播。至于从第几个字开始使用龙门派字，各地全真道士的做法并不相同，似乎比较随意地从某个字开始使用，而没有考虑从丘处机时代到当时的年代间隔。如明隆庆元年(1567)终南山万寿宫通仙观，钟款署名有本宫道士39人，其中“净”字辈1人，“真”字辈6人，“常”字辈13人，“守”字辈13人，加上弘治年间的“通”字辈和“玄”字辈，终南山万寿宫通仙观从“通”字辈开始连续6代使用龙门派字。弘治十八年(1505)是目前发现全真龙门派使用“通”字辈的最早时间，其之前所师承的派字不详。当然也有道士甚至从比较靠前第二个字“德”字辈开始取名的，如山西介休后土庙全真道士在正德十四年(1519)从“德”字开始使用龙门字谱，其所师承的前两辈道士辈字却分别是“洞”和“福”。
分布
全真龙门派是全真道影响最大的支派，其势力远超全真门下的其余诸派，情况与佛教禅宗的临济相似，故世有“龙门、临济半天下”之说。关于龙门派形成时间和过程，目前尚缺乏关键史料证据，教内及学界的看法也难以统一。但是全真龙门派的存在和流行却是事实，从明代开始在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江西、湖北、云南、北京等地均有依照龙门派字谱取名的全真道士在活动。
龙门派分支
龙门派在其传播过程中，又不断分衍出许多小支派。如王常月弟子第八代金筑老人在浙江省余位金筑坪启天柱观派，下传第九代潘太牧 ，递传第十代王清虚，第十一代潘一元。常月弟子第八代陶守贞在湖州金盖山启云巢支派，下递传第九代陶思，第十代徐清，第十一代徐一返。常月弟子第八代黄守正，在苏州启太微律院支派，下传第九代孙太。王常月弟子第八代吕守，在苏州启冠山支派，下传第九代吕太晋。王常月弟子鸡足道者黄守中在鸡足山启西竺心宗，下传管天仙，管传金怀怀，金传不死生物，再传住住生等。龙门派第九代周太朗，在杭州启金鼓洞支派，下传第十代戴清源 、高清显，戴传第十一代骆一中，再传第十二代蔡阳善，再传第十三代戴北庄，再传第十四代张复纯。第十代高清显启天台桐柏宫支派，下传第十一代方一定、沈一炳，其后不断传衍，门庭很盛。第十代陈清觉在四川青城山开碧洞宗，历传至民国，已至第二十三代。其他龙门支派尚多，难以枚举龙门派自清代“中兴”后，一支独秀地传衍不绝，支派愈衍愈繁，地城愈传愈广。其规模不仅超过和掩盖了全真道其他支派，而且在许多省区更取代正一派。
相关宗派
全真教
全真道，又称“全真教”，是京兆府甘河镇酒监王重阳于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划定疆界之后，在金朝占领的原北宋土地上创立的一种新道教，也是道教鼎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支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教派。因它以三教圆融的内丹为主要方术初期流行于北方，史称“内丹北派”。全真道经“北七真”、尤其是丘处机及其弟子的完善与发展，成为元代以来家喻户晓，与正一派对峙流传至今的道教两大派之一。
全真道的教祖、骨干多出身于知识阶层，其文化素养在金初三大道派中最高，留下的著述也最多。现存金代全真道士的著作约有二十余种，其中有关教义、教制的论著重要的就有：王重阳《立教十五论》《金关玉锁诀》《授丹阳二十四诀》，马钰《丹阳真人直言》、《丹阳真语录》，刘处玄《至真语录》，丘处机《大丹直指》，侯善渊《上清太玄鉴诫论》及《晋真人语录》。而且，他们还善于用诗文表达其思想，这方面重要的有：王重阳《全真集》、《教化集》、《分梨十化集》，马钰《渐悟集》、《洞玄金玉集》、《神光灿》，刘处玄《仙乐集》，谭处端《水云集》，丘处机《磻溪集》，郝大通《太古集》，王处一《云光集》，侯善渊《上清太玄集》，长筌子《洞渊集》等等。这些论著和诗文集，不仅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全真道的教义教制，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
全真南无派
全真南无派，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谭处端为开派祖师。谭处端，字通正，号长真子，全真道祖王重阳之弟子。卒于金大定二十五年 (1185)。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封“长真云水蕴德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长真凝神玄静蕴德真君”。据《南无道派宗谱》以谭处端为第一代宗师，传至第五代宗师杨理信，时至明初，又经胡玄宗、马微善、刘至洞、周妙超、陈仙后、朱立刚，传至第十二代宗师许去乾，时为明末。再由清初第十三代宗师孔云峰，经罗霄远、郑上乘、邢功广、高成岳、曾必先、甄有虚，传至第二十代宗师刘名瑞。刘名瑞(1839-1931)，号盼蟾子，隐居于京华桃源观，撰有《道源精微歌》《深煽易考》《敲洞章》、《清静经图注》等书，阐述内丹学，集为《盼蟾子道书三种》刊行，是该派宗师中唯一有著作传世者。刘名瑞自称:“演法于龙门、受法于南无。”似又曾受法于龙门派。该派徒众活动于华北、东北，势力、影响远不及龙门派。
全真华山派
全真华山派，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郝大通为开派祖师。郝大通，字太古，号广宁子，全真教祖王重阳之弟子。卒于金崇庆元年 (1212)。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封“广宁通玄太古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广宁通玄妙极太古真君”。该派活动无系统记载，仅见零星记录。清陈铭理《长春道教源流》卷七:贝本恒，字常吉，淮阳人。年十七，礼武当袁正遇为师，后师龙门派于常月受戒律。于《易》学颇有造诣，著有《周易参义》《黄老旨归》。此处谓其受龙门派王常月戒律，当为龙门派道士。但《金盖心灯》卷四《沈轻云律师传》则谓其为华山派。卷三《樊初阳律师传》亦谓贝本恒为华山派裔，谓其又从樊太初《号初阳)学，“得其宗旨”。他和弟子李仁凝在清康、雍、乾间活动于浙江德清、余杭区一带。于此可见华山派活动之一斑。《诸真宗派总簿》第十三，记有华山派之传代派字，前四句为:“至一元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据此，贝本恒为华山派第十五代，李仁凝为第十六代。
全真嵛山派
全真嵛山派，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王处一为开派祖师。王处一，字精通、号玉阳子。全真教祖王重阳之弟子。本于金宜宗兴定元年 (1217)。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封“玉阳体玄广度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玉阳体玄广慈普度真君”。1926 年北京白云观抄藏之《诸真宗派总簿》，记有该派传代派字，证明该派至那时尚有传承。但传承及活动情况，未见记载。
全真遇仙派
全真遇仙派 ，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马钰为开派相师。马钰（1123—1183），字玄宝，号丹阳。全真教祖王重阳弟子。本于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封“丹阳抱一无为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丹阳抱一无为普化真君”。1926 年北京白云观抄藏之《诸真宗派总薄》中，记有该派传代派字，证明至那时，该派尚有传承。其传承与活动情形不详。
全真随山派
全真随山派，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刘处玄为开派祖师。刘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全真教祖王重阳弟子。卒于完颜璟泰和三年 (1203)。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封“长生辅化明德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长生辅化宗玄明德真君”。1926 年北京白云观抄藏之《诸真宗派总薄》记有该派传代派字，其传承、活动情况不知其详。
全真清净派
全真清静派，全真道支派，尊北七真之一的孙不二为开派祖师。孙不二，号清静散人，马钰之妻，全真教祖王重阳弟子。卒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封“清静渊贞顺德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清静渊贞玄虚顺化元君”。1926 年北京白云观抄藏之《诸真宗派总簿》中，记有该派传代派字不知其传承与活动详情。
全真隐仙派
全真隐仙派，全真道支派，又称隐派或犹龙派，尊明初道士张三丰为祖师。张三丰，元末明初人。其名字、籍贯履历，各家记载不一，传说甚多。据清李涵虚《张三丰先生全集·道派》该派称名隐仙派，一称隐派或犹龙派并张三丰师承火龙真人，火 龙师麻衣先生李和，麻衣师陈持，陈持师文始真人尹喜。至陈持时，又兼得少阳派刘海蟾之传，合老子门下文始、少阳二派而为一。此派形成时间虽不可考，但明清中华民国确有此派承传。《诸真宗派总簿》记有多个宗祖张二丰的道派。有:自然派，三丰祖师自然派，三丰派，三丰祖师日新派，日新派，三丰祖师蓬莱派等八个。三丰崇拜最初兴起于湖北武当山，随着武当道的远播，遂在其他地区分衍出更多的小支派。
相关争议
龙门派创始人争议
对于全真龙门派的创始人，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清代懒云子在其编著的龙门派历史《金盖心灯》中认为，龙门派是由丘处机所开创的。在此书卷一的《赵虚静律师传》中，闵一得记载了龙门派第一代律师赵道坚从邱处机受戒的经过，丘处机亲传心印，付衣钵，受天仙戒。赠偶四句，以为龙门派，计二十字，即“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闵一得认为龙门派的始时间是“至元庚”，即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 年。地点在燕京白云观，龙门派二十字乃邱处机所赠，龙门派名系因“栖隐龙门者多载”而得。
清代陈教友认为龙门派乃丘处机再传弟子姜善信所开创，其地为龙门建极宫，与邱处机曾居之陇州龙门无涉。龙门建极宫系在大禹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其认为，龙门派之“龙门”，即是指此“龙门”。另外，《金盖心灯》卷一《赵虚静律师传》鲍廷博注引《逸林·全真录》载:“元世祖赐开龙门派，钦定二十字。”陈教友认为，此系谱并非邱处机自作，也不是孛儿只斤·忽必烈赐给邱处机或赵道坚的，而是赐给姜善信的。
现代学者王志忠在《全真教龙门派起源论考》一文中对《金盖心灯》的记载有所怀疑，据其考证，邱处机再传弟子李道谦撰写的《七真年谱》记载，邱处机年八十是大元丁亥（公元 1227 年），据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和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记载，赵道坚已于辛已年 (1221)在西游途中病逝于赛蓝城(今哈萨克斯坦的奇姆肯特附近)。邱赵于“至元庚辰”传心印、付钵之事决无可能。据此，王志忠认为闵一得关于龙门派创始经过的说法可疑。结合陈教友的观点，王志忠最终认为龙门派恐非邱处机所开创，但姜善信的名字与龙门派系谱并不符合，而他所传弟子的详情也不得而知，具体的创派过程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影响
中兴全真教
全真教元代时，由于其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礼遇，全真教在蒙古帝国的支持下迅速发展，一度达到了非常鼎盛的局面。至明代，全真教却相当地沉抑不振，几不为人所知，与蒙古(元)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明中叶以后，全真教的境况稍有改观。在民间自相授受的全真道士在长期的秘密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小的全真教分支岔派，其中以邱处机为祖师的龙门派的活动较多。至清初，全真道在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的振兴下，在民间的发展比较兴盛，在江浙一带颇有影响，形成了不少龙门支派。全真教终于在龙门派的带动下从地下转到地上，由秘密传授变为公开传戒，各地皈依者甚众，呈现一复兴景象，龙门派也因此成为全真教乃至整个道教的一个最大的宗派。
参考资料
北京白云观.北京白云观.2023-07-21
太虚宫景区.栖霞市人民政府.2023-07-20
陕西龙门洞.360图书馆.2023-09-17